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时刻是美国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除了明显的种族意义以外，奥巴马代表着左派理想主义的一次绝地大反击。其声势之浩大，只有当年同样年轻的约翰·肯尼迪掀起过的风潮能与之相比。伴随着他的当选，民主党在众议院保持多数优势，在参议院更取得了六十票（包括两名倾向民主党的独立人士）的不败地位。因此，当选之初，正像他的竞选口号一样，奥巴马和其他左派政治领袖都认为他们已经获得了能够为所欲为的资格，没有做不了的事情。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奥巴马意气风发地开展他最看重的医疗改革项目时，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发出了警告：“如果我们能在这上面阻止他，这将是他的滑铁卢”！那个夏天，共和党，尤其是其新兴的“茶叶党”激进派四处滋事，冲垮了无数有关医疗改革的议员和选民讨论会。出乎奥巴马意料的事，这样粗暴的行为不仅没有激起众怒，反而卓有成效，民意在他上任仅仅半年之后就开始逆转，支持医疗改革的人数直线下降。共和党众志成城，原来骑墙的议员都归队同仇敌忾。民主党议员却开始在压力下摇摆不定。已经箭在弦上的领导层不得不放弃一系列激进措施并加上大量小恩小惠才勉强维持足够的票数。

夏天还没过完，当年肯尼迪总统的胞弟、民主党左派旗手泰德·肯尼迪因病去世。这位肯尼迪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按照惯例，参议员去世后在举行选举以前，该州州长可以临时指定人员充任参议员。麻州州长自己是民主党人，自然会指定民主党人顶替，因此不是大事。但问题是麻州人刚刚在此之前通过法律规定参议员不能由州长指定，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以此杜绝州长卖人情的可能性。麻州当初通过这项决议时既没有想到肯尼迪会在这时去世，更没有想到他去世后和下一位参议员被选上之间会出现一段空缺，而在这段时间里民主党将失去其至关重要的第六十张票！如果麻州不立即增补，民主党将无法击退共和党的程序抵制通过医疗保险。

于是，麻州不得不食言而肥，改变规则由州长立即指定一位参议员，保证参议院内有足够的民主党票数先期通过医疗保险法案的第一轮投票。然后，在几个月内举行特别选举，正式选举新的参议员。

麻州是美国最左倾的州之一，有史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天下。那里民主党对共和党在成员上有三比一的优势。其两位参议员和十位众议员完全由民主党人组成。共和党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能在那里赢得过参议员席位了。因此，民主党在那里通过特别选举巩固其参议院席位应该是高枕无忧的。的确，他们推出了州里人都很熟悉的司法部长，胜利在握。

共和党挑战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州参议员，该州参议院中仅有的五名共和党成员之一。没有人觉得他有任何希望。

直到现在。选举将在星期二举行。形势却在这个星期内急转直下。共和党的布朗从大幅度落后变成了平起平坐，甚至有超出的迹象。大量的中间派怀着对奥巴马政府大手大脚和医疗法案的不满倒向了布朗，“茶叶党”成员也为其积极筹款。大梦初醒的民主党也紧张起来，将大批的金钱往这个以往的根据地输送。前总统克林顿已经到达那里助选。奥巴马在几多犹豫之后终于决定要亲自出马，在这场选举上押上贵为总统的筹码。

选举结果将在几天内揭晓。如果布朗出乎意料获胜的话，民主党将在参议院失去他们的铁票，奥巴马的政策实施将陷入僵局。可以预料，麻州的民主党势力会竭尽余力寻找借口拖延时间，让布朗不能即时到任一举宣判医疗改革的死刑。而即使布朗最终功亏一篑，这一戏剧化的选举态势也为其他民主党议员敲响了警钟。

也许，在这个民主党的大本营，奥巴马的确已经看到了通往滑铁卢的路标。

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疗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各地都是一项备受尊敬的崇高事业。医生通常被誉为“白衣天使”，有意无意地成为无私的助人为乐的典范。为患者解除病痛似乎是他们的天职，是高于一切的。与医生处于类似位置的行业还有警察、消防人员、邮递员、教师等等公益行业。

然而，仔细看看其他那些公益行业：公安、消防、邮局、学校（中小学）等等，它们要么是完全由政府包办，要么就是以公立为主，私立为辅。各级政府通过税收为当地居民提供这些服务，为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定的生活和工作保障，通过立法保证这些服务不至于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断。而医疗行业在美国却尚未国有化，仍然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私立形式为主，试图走出一条既保障公益，又确保盈利的两全道路。这条路无疑是坎坷的，几十年来，医疗改革的呼声喧嚣不断，好几任总统曾以此为竞选主题和施政的优先，但最后都悄然离场。现在轮到了年轻而干劲十足的奥巴马，他的运气又会如何呢？

美国医疗行业的弊病的确很多，其根源大多来自于其服务的公益性和商业上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因此激发出的个人权力与政府权限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概念的矛盾。也就是说，医疗事业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活动，而是与人权、平等甚至自由息息相关的政治活动。其特殊性可以从以下几个简单的例子看出来：

1. 商店可以拒绝为付不起钱的穷人服务。医院虽然在不涉及生命危险时可以拒绝病人，但一旦病人来到急症室，医院没有见死不救的权力或选择。无论该病人是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还是罪行累累的犯人，医院出于人道主义必须“救死扶伤”。当病人没法为这个服务买单时，医院只能转嫁其损失，迫使其他有保险、有能力支付的病人承担这个费用。

2. 即使在极端崇尚个人权力的美国，许多看起来只能是自作自受、“绝对不可能危害别人”的个人权力正在被政府以公益名义所剥夺。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开车不系安全带和骑摩托车不带头盔的权力。开车系安全带、骑摩托车不带头盔自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但如果有人愿意那么做，出了事故倒霉的是他自己，不可能因此伤害到他人，政府除了教育规劝之外，如何有权力立法限制呢？其法理根据实际上来自上面，如果个人因为没有系安全带或没有带头盔受了重伤，自己又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话，医院不能拒绝治疗，这样该人便自动成为社会负担，“危害”到了他人。

3. 有过车辆或房屋保险的人都知道，每个人的保险费用是不同的。开车的人因为自己的年龄、驾车年限和婚姻状况有不同的基本价格档次，而个人如果发生过事故，其保险金会立刻大幅增长，甚至被拒报。房屋保险亦然，一旦因为天灾或人祸（失火或水管爆裂等等）索赔，保险费便随之增长。保险本质上是一个概率游戏，每一个人可能索赔的概率决定他的保险费用的大小。医疗保险虽然也是一种保险，却不得采用同样的商业规则运行。一个注重体育锻炼、常年不去医院的人与一个长期药罐子的保险费用相差无几。男人不会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减少保险费，尽管生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很大的医疗费用。因为如果不这样，人人平等就遭受了挑战。

为什么医疗行业被如此紧密地与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呢？归根到底在于“救死扶伤”是生命权的一个基本保障。美国《独立宣言》中列出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很多人便因此试图将享受医疗服务作为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加拿大和欧洲有相当大的市场，反映在他们的国有医疗行业上。在美国，最近去世的肯尼迪参议员便是这一权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奥巴马虽然没有明确就此表过态，但他的政策倾向无疑是同情这一观点的。

然而，增添或扩展个人的权利必然会增加全社会的负担。从上面1.可以看出来，这是已经存在的经济负担。而从2.又可以看出，这还可能导致更多的个人权利的丧失。尤其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对整个医疗体系公有化才能真正保障这一权利，而公有化则会带来美国政府在规模上史无前例的大扩张。

无怪乎，整个夏天全美各地因奥巴马的改革而少有的群情振奋，支持方和反对方均抛弃了传统的绅士风度而咆哮公堂甚至大打出手。这是一项牵涉到这个国家基本价值观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