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救死扶伤的医疗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各地都是一项备受尊敬的崇高事业。医生通常被誉为“白衣天使”，有意无意地成为无私的助人为乐的典范。为患者解除病痛似乎是他们的天职，是高于一切的。与医生处于类似位置的行业还有警察、消防人员、邮递员、教师等等公益行业。

然而，仔细看看其他那些公益行业：公安、消防、邮局、学校（中小学）等等，它们要么是完全由政府包办，要么就是以公立为主，私立为辅。各级政府通过税收为当地居民提供这些服务，为这些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一定的生活和工作保障，通过立法保证这些服务不至于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断。而医疗行业在美国却尚未国有化，仍然以“自由资本主义”的私立形式为主，试图走出一条既保障公益，又确保盈利的两全道路。这条路无疑是坎坷的，几十年来，医疗改革的呼声喧嚣不断，好几任总统曾以此为竞选主题和施政的优先，但最后都悄然离场。现在轮到了年轻而干劲十足的奥巴马，他的运气又会如何呢？

美国医疗行业的弊病的确很多，其根源大多来自于其服务的公益性和商业上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因此激发出的个人权力与政府权限的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概念的矛盾。也就是说，医疗事业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活动，而是与人权、平等甚至自由息息相关的政治活动。其特殊性可以从以下几个简单的例子看出来：

1. 商店可以拒绝为付不起钱的穷人服务。医院虽然在不涉及生命危险时可以拒绝病人，但一旦病人来到急症室，医院没有见死不救的权力或选择。无论该病人是一文不名的流浪汉、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还是罪行累累的犯人，医院出于人道主义必须“救死扶伤”。当病人没法为这个服务买单时，医院只能转嫁其损失，迫使其他有保险、有能力支付的病人承担这个费用。

2. 即使在极端崇尚个人权力的美国，许多看起来只能是自作自受、“绝对不可能危害别人”的个人权力正在被政府以公益名义所剥夺。这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开车不系安全带和骑摩托车不带头盔的权力。开车系安全带、骑摩托车不带头盔自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但如果有人愿意那么做，出了事故倒霉的是他自己，不可能因此伤害到他人，政府除了教育规劝之外，如何有权力立法限制呢？其法理根据实际上来自上面，如果个人因为没有系安全带或没有带头盔受了重伤，自己又无法支付医疗费用的话，医院不能拒绝治疗，这样该人便自动成为社会负担，“危害”到了他人。

3. 有过车辆或房屋保险的人都知道，每个人的保险费用是不同的。开车的人因为自己的年龄、驾车年限和婚姻状况有不同的基本价格档次，而个人如果发生过事故，其保险金会立刻大幅增长，甚至被拒报。房屋保险亦然，一旦因为天灾或人祸（失火或水管爆裂等等）索赔，保险费便随之增长。保险本质上是一个概率游戏，每一个人可能索赔的概率决定他的保险费用的大小。医疗保险虽然也是一种保险，却不得采用同样的商业规则运行。一个注重体育锻炼、常年不去医院的人与一个长期药罐子的保险费用相差无几。男人不会因为自己不能生孩子而减少保险费，尽管生孩子的过程是一个很大的医疗费用。因为如果不这样，人人平等就遭受了挑战。

为什么医疗行业被如此紧密地与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呢？归根到底在于“救死扶伤”是生命权的一个基本保障。美国《独立宣言》中列出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很多人便因此试图将享受医疗服务作为天赋人权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加拿大和欧洲有相当大的市场，反映在他们的国有医疗行业上。在美国，最近去世的肯尼迪参议员便是这一权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奥巴马虽然没有明确就此表过态，但他的政策倾向无疑是同情这一观点的。

然而，增添或扩展个人的权利必然会增加全社会的负担。从上面1.可以看出来，这是已经存在的经济负担。而从2.又可以看出，这还可能导致更多的个人权利的丧失。尤其是，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对整个医疗体系公有化才能真正保障这一权利，而公有化则会带来美国政府在规模上史无前例的大扩张。

无怪乎，整个夏天全美各地因奥巴马的改革而少有的群情振奋，支持方和反对方均抛弃了传统的绅士风度而咆哮公堂甚至大打出手。这是一项牵涉到这个国家基本价值观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