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杀过人、放过火、占过山、抢钱抢粮抢娘们，所以不敢妄称英雄。

但理雄这个称号，还是担当得起的——喜欢理性思考的雄性动物。

同样的现象，用同样的理性思考方法，经过怀疑、批判、鉴别，理雄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达成同一个结论。理性的魅力与伟力，就在于此。所谓客观，操作起来，不过是来自独立的、利益不相关的、有千差万别背景的理性思考者的主观判断的收敛。科学论文发表中的匿名同行评审制度，就是基于这样一个虽不完美但有效的操作。这个有效性，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让串通好的一些人达成一致很容易，但一些不相关的独立个人完全靠瞎蒙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达成一致，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做出的独立判断是符合客观的。

历史上著名的理雄所见略同的例子，有牛顿和莱布尼兹分别独立发明微积分，以及达尔文与华莱士各自独立提出进化论。

我搬理论根据和列举实际案例，是想说明，我独立提出的哲学当废的观点与胡适的相吻合，以及我独立形成的对庄子哲学的批判性意见与鲁迅及胡适的相一致，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在距鲁迅与胡适提出这些合理观点七八十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废哲与批庄那么抵触与反感？

是的，我废哲与批庄的观点，是独立形成的。在形成这些观点之前，我并没有阅读过鲁迅与胡适的相关文章。胡适关于哲学废存的文章，是段海新网友在我掀起哲学废存辩论之后推荐的。鲁迅与胡适批庄的文章，也是我在提出批庄的意见后，因好奇，去找出来阅读的。这个前后顺序，在我相关文章的发表时间上，可以看出。

不知小医生家属网友根据什么，写出这句话的：“只看到鲁迅否定庄子，并拿到现在方便地作为称庄子忽悠并以此否定庄子，失之简单粗疏，也缺乏针对性。”（小医生家属《庄子，庄子在今天的意义，兼谈哲学——与太簇商榷》）

太小瞧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视野了。再读读我的相关文字吧，

“哲学废存（注意：不是哲学有用无用！）的讨论在新语丝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个月有余。后来，张远山的《庄子奥义》又自己送上门来，被我逮了个正着。于是，哲学废存论战又引出一个分支——“奥义的新装”论战。

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了解的网友，应该对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并不陌生。其实，那场撼动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论争，是今日在新语丝上进行的小规模哲学废存论争的滥觞。

…………

科学之外的所谓思想之树，包括宗教和哲学（以及所谓的东方科学和中医），都没有植根于客观现实，而是植根于主观想像世界之中的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之云中，悬兮玄兮，一言以蔽之，全是玄学。

薪火相传。我们赛先生的传人应该继承科玄论战中科学派先贤未竟的遗愿，扩展一下他们的战线，把哲学也打入玄学的范围，将整个玄学一起逼向它该去的所在——人类知识历史博物馆。如是，才不负科学派先贤当年奔走呼号、使情用智的一片良苦用心。

在这个辽阔的战场上，局部战术性地收拾一下这样那样的穿着皇帝新装的所谓奥义（实则伪装了的玄学），我们还有什么不自信的么？”（太蔟《批哲批庄是科玄论战的继续》）

这难道是“只看到鲁迅否定庄子，并拿到现在方便地作为称庄子忽悠并以此否定庄子”么？

【专栏文章】

假如你突然之间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其他人都莫名其妙地蒸发了——人没了，但环境一点没变，你将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这时的你，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你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你想住哪个豪宅就住哪个豪宅，想开哪辆蓝博基尼就开哪辆。在高速公路上，你可以把速度指针开出量程。开累了？随便找个舒服的所在，喝点茅台和轩尼诗和随便什么东西混合的鸡尾酒，想骂谁是王八蛋就是王八蛋，然后一口气睡它几个日出日落，直到脑仁发疼。你是个金庸武侠小说迷？好吧，找个空场，来个梯云纵，自己踩着自己的脚，蹦它个一二十米的——办不到？噢，对了，你还不是“完全”地自由。物理学定律和其它自然规律还不由着你的性子来。迁就点吧。你毕竟有了让你手痒心颤、魂牵梦萦、若为它故生命爱情皆可抛的自由。

自由自在完了，心里不免有些失落。你失去了什么呢？你可能会弱弱地嘀咕：“其他的两足无毛唧唧喳喳在一起烦得慌离开又想得慌的灵长类动物？”这答案太小儿科了。上点层次，想想革命导师的谆谆教诲吧，“ＸＸＸ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ＸＸＸＸ革命面前发抖吧。ＸＸ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看到了没有？你失去的只是锁链。什么锁链呢？

道德！看看，就自由这一小会儿，你就住了别人的房，开了别人的车，喝了别人的酒，骂了别人的娘，睡了别人的……不许联想！你这个没道德的东西！

“等等！”你会说：“没有别人，还讲什么道德？！”

呃，你是对的——对孤家寡人而言，不存在道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时候皇帝喜欢自称孤家或寡人的终极理由。）；只有当一群人为了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凑到一起时，道德（群体中成员应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才涌现出来。道德，是个很复数很集体主义的概念。说到此，敏感的朋友应该已经意识到：道德，是人类群体（也叫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捆绑自由的绳索。

爱好自由的朋友们不必绝望。历史告诉我们，道德这道绳索虽不可或缺，但它缠的圈数可多可少，可紧可松，可以是带刺的钢丝，也可以是猴皮筋。道德不是个僵死的东西，而是在不停地进化。面对道德，我们人类不是逆来顺受被动的奴隶，而是可以反客为主的——我们可以翻身骑在道德的背上，用理性的缰绳把这头怪兽驯服并驾驭到我们想去的地方——只要我们意识到道德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有史以来，不论中外，我们人类祖先中的智者和勇者或是智勇双全者，前仆后继，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付出了血泪的代价，才意识到上面这一点，积极思考，并采取行动，一点一滴，使得今日的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喘息空间。曾几何时，在被儒家思想统治的中国，在被天主教桎梏的欧洲，在其它被形形色色宗教和传统习俗主宰了的地方，不容置疑的道德律条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扼杀着人类的生机与活力。如钱钟书先生所总结，“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

道德与人类共存，这一点大概没有人质疑过，但关于道德的来源以及道德是否可以由人来更改，则是七嘴八舌，争论至今。儒家认为道德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更改的。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在《易·系辞》中开篇明义，奠定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公理总前提：“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相陈，贵贱位矣。”后来的“贵以临贱，贱以承贵”、“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等，都不过是这个公理的推论而已。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及其衍生出来的如美国的摩门教）教义中包含的道德律条（如《旧约》中的摩西十诫和《新约》中的黄金律），都是以神的旨意的方式强加给世人的，是不容置疑的——要质疑也可，但要往往付出生命的代价。西方的道德哲学家里，有一派认为道德律条是如自然法则一样绝对的（不因人而异的）、等着人类用理性去发现的。康德的道德哲学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绝对律令”便是一条指导人们如何去发现那些先验的道德律条的规则。道德律条在康德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于他这样写道：“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就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参考方舟子《心中有道义，脑中有科学》）

持与天经地义或是神授相反观点、并不对道德法则那么赞叹和敬畏的，是18、19世纪效用学派的斯宾塞、边沁和密尔，以及后来美国实用主义学派的詹姆斯和杜威（胡适的恩师）。他们认为，道德律条是相对的、随着时间地点及具体情况可以改变的，善恶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一个行动主体及受该行动影响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总福祉，而不是什么神圣、绝对、凛然不可侵犯的道德律条。我们暂且称这类观点为道德相对派。

道德相对派的优点，是把道德拉回了人间，看到了道德随时间环境变化的特点。它的缺点，是忽略了道德有普适的的相对固定的成分（如跨文化跨时间跨阶层的对同类的同情、对集体归属感的向往、对权威的尊重等），以及并没有给出道德律条是如何进入人的大脑里去的合理解释。哲学上的探索，因为缺乏实证手段，往往只能停留比较玄虚的水平上，再难深入下去。更现代一些的关于道德的哲学探索，也难于克服这个致命的弱点。比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70年代的著作《正义论》中，把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一个叫做“原位”的假想前提下。在这个类似练功密室的“原位”里，社会成员各自坐在一个叫做“无知的面纱”的东西后面，共同制定社会成员应该遵守的规则以及正义体系。用罗尔斯自己的话讲，在这无知的面纱背后，“没人知道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地位，也不知道自己将分到几杯羹，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智力、力量等等。我进一步假设这些人既不知道自己对善的认识也不知道自己的心理取向。正义的原则就在这无知的面纱后决定。”罗尔斯认为，在这种环境里，每个人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即自己可能是处于最劣势的一个；为了防止自己最劣时不至于吃亏，所以在投票选择社会正义原则时，会选对最劣成员最优待的那一个——即所谓的极大化极小原则。

罗尔斯的无知的面纱假设，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与实际相距甚远。我们都知道，人类是高度社会化、具有高度智能的动物。在现实中，两个陌生人相遇，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仅经过上下打量，便可对彼此的健康状况、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有个八九不离十的估计。如何把人类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极本能的能力藏到“无知的面纱”后面去？

为了对道德的起源与演化有个可靠全面的理解，我们还得依赖科学。科学家们（尤其是进化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通过面对面控制测试、调查问卷、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等实验手法，对道德现象做了大量跨文化、跨种族、跨年龄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一个人的道德律条储存于大脑中，来自两个源头：先天遗传和后天文化熏陶。如果我们把道德感象牛顿用三棱镜分解阳光一样分解，会得到道德五原色：不伤害同类、公平感、族群忠诚感、尊重权威和纯洁感。这五原色与生俱来，是通过基因遗传深深烙印到我们本能中的，对我们的生存繁殖（归根到底是基因的复制）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不需要后天的文化熏陶，便象能呼吸行走一样具有这些本能。这就是说，每一个正常人，生下来就是一个道德的人。如果大脑跟这些道德感相关的部位受到损害，我们会失去某些道德感——如不伤害同类感，从而导致人格失常——如虐待家人。人的道德感，包括后天文化熏陶的（如儒家的忠君、仁义、重宗亲、长幼尊卑、贞节，以及印度教对牛的尊重），都是这道德五原色的组合。不同文化的伦理道德教条，以及同一文化在不同时代的道德规则，其差异变化都不过是那道德五原色以不同优先级和权重重新组合，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而已。

科学对道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更加激动人心或者发人深省的结果在等待着我们。科学告诉我们，道德不是神赐与超验的，而是我们生物本性的体现而已，有着重要的生物学功能。道德不应成为我们的枷锁，而应成为促进我们人类整体幸福的工具。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道德，而应该在科学日新月异的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发现基础上，主动地去重塑道德（如去掉同性恋不道德的帽子，和使在公共场合吸烟的行为变为不道德），使道德对自由的束缚达到极小，人类的共同福祉变为极大。 

在一些理性思维能力残破的人看来，态度先于是非。比如说，你对某事某人的意见有无道理暂且不论，如果你的观点鲜明、措辞尖锐，不符鹅卵石般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风度，你就会被贴上“偏激”的标签，同时也就有了“彰显其个性”的“躁狂”原罪。有谦谦君子站岗，“偏激”、“个性”、“躁狂”的是非真伪判断就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大家一起“今天天气真……哈哈哈……”，于是我们就能“更富建设性地对待传统文化”。

卫钟（《我们应更富建设性地对待传统文化》）便是这样一位谦谦君子。他费了一番口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真知灼见呢？“顺便说一声，对待民族文化，本文并无创见，也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已。不过，道理虽然简单，但在不偏激便不足以彰显其个性的躁狂年代，这样的思路我觉得还是最脚踏实地的。”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毫无信息量且充满了辩证法腐臭气息的说法，早被有识之士踩得稀烂。在一篇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名为《怎样用辩证的观点放屁？》著名文章里，作者就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做了不留情面的调侃。绝大部分新语丝读者对这篇文章应该不陌生。可以不夸张地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个说法，在新语丝这个小世界里已经成了笑谈。

这个说法的练门所在，是如《怎样用辩证的观点放屁？》所说：“其实是连一只丧家的野狗早就知道的东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谁都知道。问题是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那么，传统文化里，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如果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就把范围缩小点：庄子传世的思想里，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

据说张远山是位不世出的庄学大师、庄子跨越时空的知己。在这个“不偏激便不足以彰显其个性的躁狂年代”里，张大师对庄子的精华与糟粕怎么看的呢？“如果轴心时代的先秦中国，未曾产生庄子这样的顶级哲学大师，那么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伟大的灿烂文化。所有伟大文化，只有在伟大哲学的主导下才会产生。”“中国的庄子与希腊的柏拉图，是东西方轴心时代的两位哲学巨人，都是文哲合璧的顶级大师，决非偶然。两者各自主导了东西方文化两千余年。”“读通《庄子》，成为一流哲人或一流文士将毫无困难。”“我以研究庄子、捍卫天道为终身事业，为何值得惊讶？如果‘走火入魔’是讽刺我忠于天职、捍卫天道，那么讽刺者一定是伪道的信奉者。”“读懂《庄子》，就能认知庄子是古典中国顺道文化的至高宗师。大而言之，可以找到未来中国顺道文化的发展方向。小而言之，可以明白何为‘乘物游心，自适其适’的顺道人生，不会虚度仅有的一生。”（以上引文均见《新商报》专访张远山认可稿）

我的乖乖，“顶级”、“伟大”、“巨人”、“主导”、“捍卫”、“天道”、“天职”、“忠于”、“至高”……敢问圣徒远山，南华真君的思想可有糟粕？呔！被儒生郭象迷了心窍的大胆狂徒，敢犯天道，敢冒天颜，看牙！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卫钟，应该没有庄学大师那样“偏激”与“躁狂”。在他有限的文字里，他贡献了哪些关于庄子的灼见真知呢？“再说庄子（郭象版的，也即张远山先生之所谓
‘伪庄’），虽则太蔟和寻正俩先生将其讥为‘大忽悠’，而且寻正先生还不辞劳苦，已在新语丝上连篇累牍发表了20余篇的读庄心得（惭愧的很，大部分都没有拜读），但庄子不羁的思想、富丽的想象、华美的文采，无异都是极好的、能给人以启迪的，就我个人的口味而言，与寻正先生的读庄心得相比，空闲时我还是宁愿翻翻《庄子》。”

用刘夙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卫钟对我和寻正批判庄子是很不以为然的。让他指出庄子思想中的糟粕，恐怕不会比赶鸭子上架容易。他的“不偏激便不足以彰显其个性的躁狂……”，应有所指。我先自动对号入座吧。

然而，我对庄子的批判，是“偏激”的、全盘否定的么？我没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捏一下鼻子）么？

张远山认为，“我的观点与传统观点相反：【庄子】首先是哲学极品，其次才是文学极品。《庄子奥义》重点阐释其至高哲学成就，后续著作将会重点阐释其至高文学成就。”

我对庄子的意见，并非和张远山唱完全的对台戏。我和他共享一半的看法——我肯定庄子是个顶级的文学大师，但对其哲学，我基本持否定态度。关于庄子的文学才能，我曾这样写到，“庄子是个伟大的文学家，想象力汪洋恣肆，无与伦比。”（《朝三暮四的“奥义”的奥义》）“庄子是个文学大师，他想像忽悠的本事以及超强的自我感觉，迷倒了无数文学粉丝——有的甚至发誓要以捍卫他为毕生使命。在文学娱乐方面，我向他脱帽，就像我对能忽悠出梯云纵凌波微步的金庸和意淫出真命魔法王子哈利波特的若玲女士脱帽一样。”（《庄子——公元前的后现代主义文人》）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和胡适，对庄子的哲学也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们否定庄子的哲学，并不是象卫钟所说的，是矫枉过正、为否定而否定的“那种推倒一切旧物的态度”，而是有充分理由的。关于此点，我在《鲁迅对庄子的调侃》及《庄子—公元前的后现代主义文人》两文中有详细的介绍。

在我看来，我对庄子的态度，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再捏一下鼻子）的态度。而张远山对庄子的态度，才是“不偏激便不足以彰显其个性的躁狂”的信徒捍卫教主的非理性态度。

至于卫钟，在我看来，他的态度不过是缺乏批判性思考、怀疑精神和鉴别能力的“搅浆糊”。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所谓名言，他是持肯定态度的。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句话。从字面上看，它就禁不起推敲——海纳百川，就象一口大缸能装进许多小缸的水，是因为其“有大乃容”，因果关系正好和“有容乃大”调个个。就算是引申到人的胸怀（更精确地说是大脑），不象海和缸有个物理尺度上的限制，但胸怀毕竟不是垃圾桶，什么都往里纳——一个能装很多垃圾的大垃圾桶还是一个垃圾桶。卫钟在纳入庄子的“不羁的思想、富丽的想象、华美的文采”时，有没有防备一下庄子的哲学垃圾（糟粕）？

有理有据的“偏激”，远胜缺乏鉴别能力的“搅浆糊”。

对中医中药，方舟子提出了比前人“废医存药”更符合科学原则的“废医验药”主张。我对“废医”是完全赞成，对“验药”则持保留态度。我持这个保留态度，不是因为我认为中药毫无可取之处，而是因为我认为用来验中药的钱，用在普及现代医学上更划算。如果我成了宇宙的主宰，我将对中医中药持“医药皆废”的主张。

我不是阿Ｑ，也不是耶和华安拉释迦牟尼，当然成不了宇宙的主宰，更无法在中国通过政治经济手段让中医中药去见黄帝张仲景李时珍，但主宰自己的健康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在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我便对中医中药实行了“医药皆废”全面封杀的策略。钻进耳目的传统文化糟粕，我们还可以用理性对之进行免疫；中药这等传统文化糟粕一旦入口，经过跟文化毫无渊源的消化系统进入同样毫无民族特色的循环系统，就只能祈求神仙加祖宗保佑了。

比草药服用起来更方便的中成药，当然也在我封杀之列。这态度听起来似乎不太科学，尤其不符合革命导师推崇的唯物辩证法，但我发现一旦下定这个决心，我的金钱和我大脑有限的认知带宽，都舒了一口气。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很玄虚的话，终于在我面对开处方的医生用坚定的眼神和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不要中成药！”时落了地。不解释，没废话，如钛合金一般冷硬。这不是对医生的不尊重，而是对自己智力的尊重。

“没时间结婚的小医生”网友在《请尊重医师的专业》一文中写到，

“另外，关于中成药，通常西医出身的医生对中成药都不会太喜欢，区别在于程度，而相对而言儿科医生对中成药的接受度可能是最高的，一般来说儿科常用的那些清热解毒止咳祛痰的中药大多是不痛不痒的，单靠它治病不大可能，但是跟其他药物联合用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要说有什么副作用，最多也就是吃多了会腹泻。属于吃一瓶也死不了人的。这位家长的担心未免过头了。”

不是不尊重这位小医生，我对持如此态度的（现代医学）医生，是绝不会尊重的。一个儿科医生，如果持如此态度，那在我的价值体系里，他（她）近乎犯罪。中医中药这南郭先生，就是在这样的东郭医生群中，滥竽充着数。如果一位医生这样对患儿的家长说话，那么这家长不仅要担心，而且要大大地担心，担心完药还不够，还得担心这位蒙古医生。

对吃喝到肚子里去的东西，要保守为上；对中成药的所谓药效，要宁信其无，不信其有，对它的毒副作用，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全面拒绝中成药，是个稳妥的个人健康策略——省心、省钱、省去中成药对身体造成不可逆伤害时病人及家属的后悔和悲哀。

张远山写了本不知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著作的《庄子奥义》，找了几个香味相投的文人，没爬到大鹏背上去藐姑射之山会会“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人，而是乘喷气式客机到了人间一个风景优美的热带岛屿，自娱自乐了一番。这种舍仙境而就凡界的人文关怀精神，实在是可圈可点、可感可泣。就连庄子听了，也由不得行为艺术一下，把洗脸盆翻过来再敲一遍。

对仰慕庄子的作家们而言，敲洗脸盆肯定是必练之功。可是，在家里敲，我们凡夫俗子看听不见，等于没敲。隐得最有境界的陶渊明，也偶尔得显一显不是，否则我们怎么能读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等博大的隐者胸怀？为了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作家们再一次屈尊，把洗脸盆敲到了媒体上。

于是，我们就有了韩少功的《穷溯其远，仰止其山》（《中华读书报》2008-01-30）。

玩过文字游戏的人，光从文名就可知道，这是一篇捧“远山”香脚的文字。捧香脚就捧香脚呗，没必要把别人踩在脚下。可韩作家不，他深谙鹤立鸡群、绿叶衬花的文学笔法，写到，

“作者张远山积25年之功写下这本《庄子奥义》，让人由衷敬佩。当下知识界学风虚浮，高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表面上看起来热闹，但常常是原地打转。”

没有热热闹闹在原地打转的知识界群鸡，怎能衬托得出张远山这羽超凡脱俗、“功德无量”的仙鹤？

韩大作家这么有才的人，说人家知识界“学风虚浮，高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表面上看起来热闹，但常常是原地打转。”总得有点根据吧？就连骂人成性、笑傲江湖的李敖，也得费劲吧啦地“证明”人家是王八蛋不是？说人家虚浮热闹、这多那少，总得先看明白人家写的东西，再有理有据地给人下结论吧？

韩大作家是怎么“看明白”的呢？

“我对这本书的文字特别喜欢：干净，明快，内敛，非常有力量。文字是思想的另一面，文字不好的思想，能深刻到哪里去？总是让我生疑。我现在特别讨厌那种流行格式的论文，开头是中文提要，英文提要，关键词……看了三四页以后还不知道作者要说啥。引文堆来堆去的，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话，看不出作者的生活感受和思维活力。为什么不敢说自己的话？就是没有自信。我特别喜欢两个时期，一个是先秦时期的几百年，一个是欧洲17世纪后的几百年，那时候的写作真是很自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创造力大爆发，文风也是天马行空和百花齐放。现在全世界似乎都缺少那种自由了，洋八股土八股太多。张远山挑战学术体制，做学问但没有学院腔，本身就有几分庄子遗风。”

啊哈！韩大作家这下子露了马脚——他到“戴着镣铐跳舞”的学术论文中找起“天马行空”的文风来了。

受过正宗学术训练的人都知道，学术论文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也就是韩大作家所谓并讨厌的“流行格式”），如结构上要有摘要、关键词、引言、结论、文献等，行文用语要客观中性，不要夹带个人感情色彩，不要乱用文学手法（大忽悠庄子擅长的那些东西）。学术论文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学术思想、客观知识的交流，不是为了传达作者的“生活感受”、“自由”和“自信”。判断一篇学术论文的好坏，用的判据是选题是否成立与有意义、结构是否完整、文献是否新全与相关、概念是否明确、逻辑是否严谨、证据是否确凿、结论是否可靠等。文字是否清晰流畅也很重要，但居从属地位。要想快速搞明白一篇学术论文在说什么，往往浏览一下摘要和结论就可以了。

要想搞学术，就得遵循这些规则，就得写这种“八股”。写了八股还不够，要想发表，还得过匿名同行评审这道鬼门关。如果同行不买账，这八股也就白写了。学术界制定出这一套规矩，就是为了防止忽悠，尽量保证学术的客观可靠。

要想忽悠，推销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思维活力”、“自信”、“自由”、“天马行空和百花齐放”，去玩文学好了。玩文学，也正是庄子、张远山、韩少功们的特长。

“张远山挑战学术体制，做学问但没有学院腔，本身就有几分庄子遗风。”？

天大的笑话！张远山搞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遑论“挑战学术体制”。

韩少功不“学”无“术”，却敢乱开牙，正应了那句话：“无知不是你的错，但满世界炫耀你的无知，就是讨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