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文于一年多前发表于牛博。最近为时事所感，拿出旧文来翻看，觉得此文并未失其时效，故重发于此，算是对人性之难移的又一声太息。】

作为无情自然生命长链中的一个个环节，负有生物使命的我们来到人间，可选择的东西不多，不能选择的却不少。

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是无条件地爱我们不能选择的东西。这种“爱”，仿佛天经地义，更用道德和律法的形式固化了下来。对这种“爱”的挑战与质疑，基本都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乃至实质的惩罚。

而我们更爱的，是我们能够比较和选择的东西。那些我们不能选择的，我们对他们的“爱”是那么地脆弱，那么地经不起推敲，经不起挑战，只有宗教式的麻醉和盲从才能巩固它的地位。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父母、兄弟姐妹、亲戚，但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却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他们――无条件地或尽量不讲条件地。这些律条，对处在传统伦 理的金字塔顶的人们，当然是可以弯曲变形甚至可以隐身的――如果你是皇帝，你尽可以弑父杀兄，并不妨碍你成为一代圣君，受世人和后人的顶礼膜拜。

现在的我们，对着现存的主流意识形态、国体、国歌、国旗，以及大大小小的空降领导，有着同样的无奈。但我们必须“爱”它们，因为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那些如此被爱的对象，往往心中却另有所爱，各国护照可凑成半副扑克牌，在远隔重洋的山青水秀中也备有颐养天年的别墅。

我们就在这无选择的爱中生存着，繁衍着，不知不觉中，竟把它当成了大爱。

在无选择的爱的文化中生存，连本应可以选择的爱也成了不可选择的。大家都记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组织安排吧。

在一个无选择地爱国忠君、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纲常社会里，大概只有友是可以选择的。而友情也是可以被纲常扭曲的。嵇康与山涛轰轰烈烈的绝交，何尝不是对被纲常玷污了的珍稀友情割舍不下的割舍。

当然，在没有选择的时代，人们也可以拒绝选择，于是有了僧道，有了文人浪漫的臆想，有了对词藻华章的选择。但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也难逃不许人选择的魔 掌，于是有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矫情，以及康乾盛世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 书”的宽容。

今天，我们诸多东西仍不可选择，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爱情、友情、知识……

明天，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因为选择还有两个别名：民主与自由。

我是一个喜欢自绝于人民的人。面对那一大团熙熙攘攘面目不清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我会本能地警觉起来，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最怕的，就是穿着制服，在一个方阵里昂首挺胸走正步喊口号。对娱乐性高于思想性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我最欣赏的一句话，是黑衣勋爵的妻子、行天者卢克的母亲帕达梅在黑暗势力成功地将共和国颠覆成帝国时说的“自由就这样死去：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对我而言，哀，莫大于失去自我。

如果要我来下主观价值判断，我认为自人类成为一个独立物种以来，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做出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贡献，其他百分之九十九强的人，政治不正确点都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直立行走的灵长类生存机器——不分青红皂白、极易被蒙骗和操控、对大脑中爬虫复合体部分的使用多于对大脑皮层的使用……

形容纳粹最终解决犹太人、日军南京大屠杀，人们经常使用的词汇有“灭绝人性”、“惨无人道”。我一直很奇怪，这类事情，不正是人类常做的么？不正是非常“人性”、非常“人道”的么？不说远的，就说我们中华民族，白起坑杀赵军、项羽坑杀秦军、李世民杀兄灭弟、人民分食袁崇焕的肉、清军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文革时对右派和反革命的武力的批判，不是“人性”、“人道”，难道是“狗性”、“狗道”？

还有，说一个人为“畜生”、“禽兽不如”，在我们中华文化里是骂人的狠话——不知为什么“犬子”、“贱内”、“鄙人”不是。我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人这种畜生和禽兽，还有哪些畜生和禽兽能做出上一段中描述的伟大事迹。

如果真想骂一个人，应该这样骂：“您真有人性，非常有人性！”

说到人性，我想起了我比较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叫《帝国时代》。在该游戏里，战胜对手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用武力灭了对方，还有一种是拿出大量资源，在自己的后方建立一座奇观。奇观建好后，开始倒计时。如果你能在这段时间内抵制住敌方对奇观发动的歇斯底里的进攻，在倒计时结束时保证奇观依然屹立，就算你胜。

后来，在京城，我见到了几处奇观，包括鸟蛋、鸟巢和水方方。我知道，某些很有权有钱的人也一定玩过这个游戏了。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当然不会放过直接间接的诋毁奇观的机会，但在倒计时结束时想破坏奇观，肯定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此肯定的胜利，民族之林中有几棵树能办得到？

其实，《帝国时代》还应加一种胜利法，那就是让一群人接力，举着一个叫做“圣火”的东东，满世界跑上一圈。如果最后圣火不灭，或是没落到敌手，就算我方胜。这，真个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更高、更快、更强。”当然，不可或缺的是，找上更大的一群人——呣，几大群人，每群人都举着属于己方的一块色彩眩目的矩形大布，上面点缀着一些抽象的几何图案，脸红脖子粗地呐喊助阵。

玩完虚拟世界中的游戏，再旁观了一出现实世界的人生游戏，不由人不叹道：“有人性，非常有人性！”

90年前，37岁的鲁迅写出了他小说创作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在里面，他借狂人之口，写道，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该小说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了历史。

90年后的我，已经超过了鲁迅当年的年龄，但依然有些不明白，所以还在研究。中国历史，我也一直在翻看，时常参考以世界历史。昨夜横竖睡不着，仔细琢磨了半夜，才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苦难，背后总有一个憧憧的鬼影，唤作“文傻”。

今天的世界，仍是一个充斥着文傻和由文傻主宰的世界。

我们随处走走吧。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白宫的主人，是个大大的文傻。他所在的国度，没因为他而崩溃，不能说不是个奇迹。梵蒂冈从教皇以降，是一堆文傻，包括那些性骚扰幼童的神父和那个已经见了天主的披着道德画皮的圣特蕾莎修女。海湾地区，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那里文傻的比例是出奇地高，并因为占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藏而将文傻的危害辐射到整个世界。永远的皇储查尔斯王子，因为他那幼儿园阿姨的前妻和他那“沙沙作响，如同微风拂过树叶”的心的智慧而享“誉”世界。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被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嘲讽得淋漓尽致的并由波普盖上伪科学标签的这思想那主义的创始人、信仰者和实践者们。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个出生于奥地利的前艺术家、（不完全的）素食主义者、不吸烟不喝酒爱动物的、为了德意志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一生并顺便把六百万犹太人提前送去见上帝的“元首”。

这些文傻，曾经或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危害着世界，是科学斗士如道金斯教授的死敌。但道金斯们理性的呼唤，在文傻的海洋里显得是那样地微不足道，直令人联想起向风车作战的堂吉珂德。

占了地球表面一大块陆地、人口占约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在文傻数量的贡献上，自然不居人后。

按危害程度和长度来讲，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傻，当属孔丘。这并不是孔子本人的错，因为他生前颠沛流离兜售他的思想，并不得志。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文傻，是因为他是后来两千余年儒家文傻们的一面旗帜。

中国历史，便是一部文傻史。每隔几百年，便有一群武人重新洗牌，夺得天下，然后文傻们便蜂拥而上，献媚争宠，卖力向新主子身上贴金，什么天命所归、君为臣纲、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龙袍御辇、丹墀大乐、朝礼贺仪、诗词歌赋，“郁郁乎文哉！”臭讲究无数。文傻们为了争得不同颜色质地的服装和服装上的各色花鸟鱼虫走兽，不惜十年寒窗，杀死无数脑细胞，生吞活剥前代文傻们多半不通的道德文章，以期有朝一日，能在皇帝面前撅起屁股，三叩九拜，混得高级食客的权利。

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历史。吃人的人，便主要是文傻。文傻吃人的借口和手段，便是头号文傻孔子推倡的“仁义道德”。文傻也有不幸的一面，那便是他们并不在食物链的顶端，所有时常也有文傻被吃的事情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文傻们的悲剧，是他们永远跳不出死循环，就这样一代一代吃人和被吃。这，也正是文傻们之所以为文傻。他们不明白，人，可以不用吃人，可以不玩君君臣臣的游戏。这个死循环，后来只能靠基于理性的外力打破——坚船利炮以及合理运筹它们的制度，是不会诞生在文傻的土壤中的。

中国历史由文傻主宰，但理性的声音尽管珍稀，也偶在死水中泛起微澜。王充与孔融对孝道的质疑和挑战，便是足令华夏子孙中尊崇理性的分子引以为豪的。我们的祖先，并不都是文傻。

中国近30年的发展，举世瞩目，但问题仍然重重。中大城市污浊的空气、混乱的交通，以及医疗保健市场的混乱、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科研教育领域的问题等，都是无法掩盖的。这些问题的背后，便时常闪现着几千年本土文傻文化和后来进口的世界文傻文化的鬼影。中医的拥趸者、儒教复兴的倡导者、抱着已经被证伪的意识形态不放的人、反科学文化人，都隐在这鬼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