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蔟如是说

Recent News

Archives

存档:8月, 2007

8月 22, 2007 @ 12:00 am

残破幼稚的东方整体观

(一)东西之分

曾几何时,大地是平的,太阳从一边升起,从另一边落下。

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人们,看得久了,管太阳升起的那边叫“东”,管太阳落山的那边叫“西”。自己住的地方?当然是宇宙中心,叫“中”。本来,太阳升起的那边可以叫“西”,太阳落山的那边叫“东”。但,就这么定了。

东边有个小岛国,孤悬在汪洋大海中,未免有些凄凉,恰巧西边不远处有一片大陆,依靠依靠,可以心里踏实些。这片大陆实在太大,岛国的人如自认为是宇宙中心
——他们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后来也曾尝试并失败过——则有蚂蚁缘槐、掩耳盗铃之嫌。大概当时的岛国人也没有自大到后来一定要做宇宙中心的程度,所以也就认了西边这个“中”。但中又如何?铁的事实是:你的太阳是从我这里升起的。你叫“中国”,我叫“日本”——太阳的家。你的光明,不过是我家的余辉。没了我们,你们这个宇宙中心不过是黑暗一片。二十世纪上半叶,太阳旗曾着实照耀了宇宙中心许多年,直到两个耀眼如太阳的大火球掩盖了它的光辉。

曾几何时,万国来仪的天朝,是不会认可自己是东方的——蛮夷才住东方呢。

沿着匈奴和成吉思汗的脚印往西行,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土地,叫欧罗巴。那里的人(鬼)们膝盖不会打弯,当然不认“中国”是宇宙的中心。对他们而言,那个国度不过是东方一个出产瓷器(后来就成了这个国度的代称)、丝绸和茶叶的所在,偶尔(极其偶然)也从那里刮过一片乌云般的野蛮人骑兵,弄得他们手忙脚乱。

后来,欧罗巴的人们征服分割了世界。地处宇宙中心的天朝大国也只得屈尊纡贵,不情愿地与日本、朝鲜、越南等蕞尔小国一起成了远东,后来又称东方。

现实就这样被强势地压到头上。一开始很不舒服,但慢慢也就习惯了,甚至产生了愉悦感、认同感,自豪感,没有了反倒有些失落感、空虚感、思恋感。据说,这一系列感觉又叫斯德哥尔摩情结,和恋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职称军衔上平起平坐,剪不断,理还乱,是一种深植于人性中的生存智慧——没有它,被征服者、懦夫、弱势群体、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纪阿姨怎么能苟活于人世?蒙汉、满汉人民怎么大融合?

于是,就有了“古老的东方有条龙”、“东方之珠”、“东方醒狮”、“新东方”。当然,再往高了拔,又有了“东方的科学”、“东方的智慧”……和“东方整体观”。

这东方整体观,很不得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非西方蛮夷所能领悟,将来人类还得靠它来拯救自己,收拾西方还原论留下的烂摊子。

使人遐想不已,令东方龙的传人血脉贲张、扼腕连连的是,假如当时西人不来,用低下的西方还原论击败了高贵的东方整体观,今天的整体观就不用加一个“东方”
的饰语,而是全面铺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八方来贡,万国来仪”的“中”方整体观。在它的光辉照耀下,世界早已是融洽和谐的王道乐土。

可恶的西人……洋鬼子!

不过洋鬼子们不用高兴得太早。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二)东方整体观

东方整体观最典型的具体代表,莫过于“天人合一”。东方整体观的拥趸者最津津乐道的,也就是这个“天人合一”。

什么是天人合一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具体的例子和著名国学家们的论述吧。

《三国演义》中的大牛人,都会观天象,不仅从天象看别人的生死,也可以看自己的生死。这一点,比现行的算命大师要磊落、自洽,因为算命大师们往往有几不算,其中一不算,就是不算自己。这一不算,非常聪明且必要,否则人家问一句“你那么会算,为什么不给自己算出个富贵?胜似做个算命先生呢。”大师就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另外,如果一个军阀手放在枪把子上,很友善地问先生:“先生算一算自己能不能活过今日吧!”大师也会比较痛苦。

《三国演义》集中华民族智慧于一身的大牛人,当属诸葛亮。诸葛亮夜观天象,曾预测过刘表、曹操、刘琦、周瑜、关羽的生死。当然,在这方面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并不拘泥原则,后来他便用“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的借口拒绝了太史谯周对天象的不利于诸葛亮征魏战略企图的解读,“逆天而行”,出师不利,生命的蜡烛逐渐燃到了终点。在五丈原的一天,

   
“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   
夕矣!’维曰:‘丞相何出此言?’孔明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   
主星幽隐,相辅   
列曜,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
   
这就是很“天人合一”的一个判断——老天爷很在乎诸葛亮的生死,专门用一个颗星星在那标志着呢。当然,既然天在乎人的生死,人也就有办法影响天。这影响的办法在诸葛亮就是“祈禳”,具体操作是“披发仗剑,踏罡步斗,压镇将星”,很行为艺术。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后来脑后有反骨的魏延快步入帐,无意中破了诸葛亮的法术,也奠定了自己大喊“谁敢杀吾?”后被马岱一刀砍掉脑袋的命运。

诸葛亮能观天象判断别人的死活,别人当然也就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就是这样用“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导掌握了孔明的健康信息,

   
“却说司马懿在营中坚守,忽一夜仰观天文,大喜,谓夏侯霸曰:‘吾见将   
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你可引一千军去五丈原哨探。若蜀人攘   
乱,不出接战,孔明必然患病矣。吾当乘势击之。’

    ……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   
坠于蜀营内,三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

天人合一的世界,是多么令人悠然神往啊。天上的星起起落落,配合着地上的人生生死死。天上的星星,地上的人儿,多么和谐的一个整体啊。

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东方整体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墨客,至今不衰。“国学”大佬钱穆曾用典型中国文人的笔调饱含深情地写到: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   
  
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   
  
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
    
    
……
    
    
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   
“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   
的贡献。从来世界人类最初碰到的困难问趣,便是有关天的问题。我曾读过   
几本西方欧洲古人所讲有关“天”的学术性的书,真不知从何讲起。西方人   
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   
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   
响。
   
   
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
就表露在   
   
“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   
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   
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所以中   
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   
“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   
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   
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   
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   
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决不如   
古代中国人之“天人合一”论,能得宇宙人生会通合一之真相。
   
   
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   
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   
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   
   
“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   
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亦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   
    有。”

说钱穆用的是“典型中国文人的笔调”,是指中国文人连概念(如“天命”、“人生”)和一些基本事实还没搞清楚,就开始空对空地大发议论(“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乱下主观判断(“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最高贵最伟大”、“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钱穆的“中国人认为‘天命’
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的论述,用到诸葛亮身上,就是天上星星的布局亮暗就表露在孔明先生的性命上;离开孔明,也就无从来讲星星;离开星星,也就无从来讲孔明。孔明和天上的星星,休戚与共,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彼此配合着的整体。

准国学家季羡林对东方整体观和“天人合一”也情有独钟。他接着钱穆的论调,续貂道: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   
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   
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东方的思维模   
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   
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   
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   
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   
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   
式正相反。

   
现在我回到本题。“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
   
    ……
   
   
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
   
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
   
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
   
   
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人与其他动物都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人不能把其他动物
   
都视为敌人,要征服它们。
   
   
东西方的区别就是如此突出。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
   
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有目共睹,后果严重。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
   
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
   
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
   
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
   
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
   
   
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
   
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西方的有识之土,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直到最近,已经感到西方文化行将衰落。钱宾四先生说:“最近五
   
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他的忧虑同西方眼光远大的人如出一辙。这些意见同我想
   
的几乎完全一样,我当然是同意的,虽然衰落的原因我同宾四先生以及西方人士的看法
   
可能完全不相同的。
   
   
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
   
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
   
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
   
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
   
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
   
目标,就是这样。”

以钱穆和季羡林为代表的东方整体观信徒对西方以科学为主导的现代世界观、方法论有着残破、幼稚甚至错误的理解,或者说已经被东方整体观(称为东方浆糊观更恰当)弄混了脑子的他们根本就不理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东方整体观信徒们不知道,在以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为目的的科学方法中,分析或还原只是其中的一种,综合也是科学方法中同样重要的成分。分析是为了更好地综合。整体论如系统论、复杂科学等是现代科学的分支。在以还原论为支撑的科学整体论指导下,人类造出了非常整体的汽车、现代战舰、飞机、现代通讯设施、计算机、互联网……几乎所有使人类远离蒙昧苦痛的现代文明,都是由被钱穆和季羡林们所诟病的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

而东方整体观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孔明夤夜观天象,时喜时悲时惊慌!

季羡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且不说“整体概念,普遍联系”是从西方传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即便在非哲学的科学技术中,“整体概念,普遍联系”也处处被体现。科学技术并没有停留在“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这等含混笼统近乎玄学的水平上,而是通过分析和实证的手法,使之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概念可以被归纳抽象提炼,确定内涵外延,可以层层被分解,最后落实到可测量的操作层面。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细化为抽象与具体、
整体与部分、关联、因果等,远优于东方整体“浆糊”观的普遍“胡”联系(比如天上的星星和人的命运有联系)。最重要的,是概念之间的联系,在科学中是要经过实证检验,才能完成从假设到结论(科学知识的具体表达方式)的转变的。绝大多数概念之间的联系,在被证伪后,就永远地死在了假设的腹中。

支撑信息时代的数据库技术,其主流数据库类型便是关系数据库。定义关系数据库的主要建模方法是画实体—关系(ER,Entity
Relationship)图,也就是确定一个系统的核心概念(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关系),并通过多种方式测试检验这样建立起来的数据模型的合理性和符合实际的程度。可以说,我们已经须臾离不开的现代数据库技术,不过是科学思维模式的一个具体实现。东方整体观和科学世界观的较量,我们不用走远走大,只在数据库这影响着几乎所有现代人生活的一项技术上,科学就远远把对手甩在了后面。

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整体观,远远比“天人合一”为主要内容的东方整体观壮丽、博大、激动人心。最最关键的是,科学整体观是基于事实和逻辑之上的,是真实的、可操作的、实用的。

科学告诉我们,所有物质,生命的、非生命的,都遵循着同样的物理化学法则。在我们身体里的神经元之间传来传去的,与计算机或手机中电子元件间传递的是同样的电磁波。同样的电磁波,驱动着空调、冰箱、微波炉、洗衣机、吸尘器以及其它一切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电器。闪电,也不过是电磁波上演的一出大场面戏剧。我们地球上所有生物最主要的能量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太阳。而太阳发射到地球的能量,便是以光——电磁波的一个昵称——的形式传过来的。我们眼睛感受到的绚丽色彩,和我们身体各部分协同活动所用的信号,是同一种物质现象。东方整体观能告诉我们这些么?

科学告诉我们,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可以沿着进化树回溯到同一个起点。从我们人类现处的枝头出发,到树根,只有39个分叉点。地球上种类繁多、千变万化的生物,都遵循着同样的生物法则,包括以自然选择为手段的进化规律。这个科学发现能不令人深省激动么?东方整体观能告诉我们这些么?

钱穆和季羡林为代表的东方整体观信徒,钻钻故纸堆,研究整理古人何时何地都说过哪些话,还算对人类有所贡献,但他们一谈到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和方法,就不免处处露怯。他们对现代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几乎一无所知,就对之妄加评论针砭,完全是自取其辱。什么“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等等,都不过是信口开河,痴人说梦。

一个来自人类知识孩童时代的玄虚古旧、对现代文明毫无贡献的世界观,我们可称之为“幼稚”。没有分析还原及实证方法支撑的整体观,我们可称之为“残破”。

钱穆和季羡林等不遗余力鼓吹并妄想用来拯救世界的东方整体观,就是这样一个残破幼稚的东西。



A maverick who sniffs at all genes and memes.

发表于 历史与文化 · No Comments »

8月 17, 2007 @ 12:00 am

文化与医学的分野

【《中国处方药》专栏文章。未删节版。】文化是个大而玄的词,定义也众说纷纭,据统计不下二百种。往大了说,它囊括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在治疗人体伤病方面的分支——医学。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文化远不是那样八荒六合,无所不包;医学与文化还是有很明晰的分野的。发生了传染病,没人会去找文化部——除非想在事后让他们写篇报告文学或是找些娱乐明星载歌载舞慰问演出、歌功颂德什么的。医学研究者们在台北聚会,基本也不会去找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做嘉宾,尽管她也想学鲁迅治治中国人不爱生气的思想毛病,曾经一把野火烧遍大江南北。

靠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理论指导我们实践的中华民族,在一些关系生死存亡的事情上,是可以不讲原则,很讲实用主义的。面对模糊不清的文化混沌,我们为了生存繁荣,当然可以不顾它的死活,给它凿上七窍。我们已经基本把文化关在了文化部、文化局、文化宫、文化站等各级文化部门的笼子里,不用它来指导航天,只是偶尔把它放到科学技术结晶的航天器里到大气层外转转(四幅湘绣曾搭乘神舟六号载人飞船上天),露一小脸,让它体验一下毛附在皮上的感觉。

但即便被凿了七窍的文化混沌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关在笼子里,其中的一部分,从来就没被关起来。它一有机会,就会变形,穿上医学乃至科学的伪装,象赵本山和宋丹丹的下蛋公鸡一样,做着它不该做的事。中国传统医学(也称中医),就是这文化混沌中很善于伪装的一团。如果人们头脑清醒,武装了科学知识和方法,是非明断,中医是可以被装到它该去的文化笼子里的。令人遗憾的是,占绝大多数的国人,科学素养残缺,搞不清医学与文化的分野,从精神、经济和政治上支撑着中医这只自称会下蛋的文化公鸡。

为搞清医学与文化的分野,我们需从文化这团混沌讲起。

1. 文化:一团多元化的混沌

文化这个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其原意是“文而化之”、“以文教化”,强调“化”——也就是改变或使变化——这个动作。“文”通“纹”,做名词是花纹图案的意思,做动词是给什么东西加上花纹图案、弄得花里胡哨的意思。今日的住宅装修业,其实是很“文”的,不知为什么不归文化部管。纹身(也叫文身)也是很文化的活动,整个过程就是在对人体最大的器官“文而化之”,比什么书法家鬼画符要古朴久远、“有文化”得多。文字是一种长时间约定俗成、指物表意的花纹图案;文章是文字的集合,也就是一堆规则排列的花纹图案——文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而“章”——还记得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黑质而白章”么?写文章,还原一下,不过是把一些花纹图案码在一起。但码和码还不一样,否则怎么会分“锦绣文章”、“粃糠文章”和高考优秀作文,刘勰也不会码什么《文心雕龙》的骈文。

中国老祖宗对花里胡哨很是重视。孔夫子曾借“文”来传播自己的志向。《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整理《诗经》,其本意大概并不是要保护继承祖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以文为工具,通过文->言->志的链条来推销他的思想——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展开了就是:奴才要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坚守奴才的岗位,履行奴才的职责;已经做了主子的奴才,要心甘情愿地回到自己卑贱的本位,把被僭越了的高贵主子请回来,敬起来。这样一来,高低尊卑贵贱,天经地义,错落有致,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社会就稳定和谐了。

文,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行动指导原则中,就这样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待到董仲舒撺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及其载体——即文人——开始桎梏中华民族,达两千年之久。这两千年里,郁郁乎文哉!大小文人奴才文思馥郁,文采飞扬,在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礼仪之邦克制着自己,把聪明才智消磨在八股骈文、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中。当然,他们没有忘记对本族异族的皇帝老儿“文而化之”,让他住在“雕梁画栋”的宫殿里,在他的龙袍上绣上五彩云蝠金龙十二章。这十二章,不是十二篇锦绣文章,而是“日、月、星辰、黼、黻、宗彝、藻、山、龙、华虫、火、粉米”十二种花纹图案,非常地“文”。

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大概可以给中国的文化下个定语了,那就是:文化是给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衣食住行这些人类本能的需求和活动、社会组织、国家统治机制等)做的花纹图案的修饰,或是表面文章。打个比方,一个泥罐子的本质是容器,其功能是为了满足人类盛放东西的需要。照老祖宗的定义,能装酱菜的泥罐子本身不是文化,在泥罐子上刻画花纹图案才是。一个赤身裸体的满族男人不是文化,骑马射箭挥刀砍人也不算文化,给他穿上龙袍,马鞍和箭袋上绣些吉祥威武的图案,让他学习汉字,搞搞诗词歌赋,玩玩琴棋书画,在他面前甩静鞭、三扣九拜、山呼万岁才是。人类为了生存而进食不是文化,把所有的生菜炒得烂熟,用两根细棍夹菜,把萝卜西瓜刻成花鸟鱼虫形状,给菜起些花里胡哨名字,把菜放在同样花里胡哨的碗碟之上,才是文化。

快进到现在。开四冲程内燃机的汽车代步不算文化,在好好的车轮上绑上红布条,在后视镜上挂个“出入平安”的小铃铛或是前大救星的标准像,才是文化。乘喷气式亚音速波音747跨洲越洋,也不算文化,选些秀美的年青姑娘,让她们在窄窄的过道忙上忙下,养眼兼长脸,才算文化。

回到医学。老老实实地随机双盲对比确定药效,通过动物和人体实验发现毒副作用,不算文化,用三根马尾巴搭手腕上切脉,把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往壮阳上扯,认为鹿茸犀角鼯鼠屎能治病,在中药里掺西药,然后再用阴阳五行寒温虚实云山雾罩一番,才算文化。

文化的重形式的装饰功能,并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世界上已成历史的文化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如此。同样是进食,中华饮食文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倾向把许多组分放在一起搅和,大家从一个盘子里夹菜;而美国的快餐如麦当劳则更喜欢面包、牛肉饼、生菜、西红柿分得清清楚楚,食客一口咬下来,自己在嘴里混合,且每人一份,井水不犯河水。同样是穿衣,生活在原教旨主义者控制下的伊斯兰妇女就得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而非洲和南美洲一些原始部落的女性则可以自然地坦露着哺乳动物的象征。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象“民主”、“科学”、“主义”、“政党”、“社会”、“资本”、“无产阶级”等词汇一样,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借日本向中华文化的侵略。在英语里对应这个日本式“文化”的词,是culture,词源拉丁,衍生于一个具有“教养”、“培养”意思的词。这一点上,东西方倒挺一致,都强调文化是通过教育来影响改变一个人。

概而括之,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文化都是指人类在一些为了生存繁衍而进行的本质活动之上附加的修饰,是表面文章,是象衣服一样可以更换的甚至不穿的。不同地域的人因了生存环境和偶然际遇的差异,形成千变万化多元的文化。有些人,执着于自己所属种族的偶然形成的特定文化,认为文化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改不得,批不得。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本质性的东西,是跨越文化种族的,是放至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技术及其分支现代医学,便是本质的,是我们真正应该珍惜的,是第一位的,是皮。各式各样的文化,都是第二位的,是附在皮上的毛,是批得改得的。

现代医学没有文化特色,是对所有地球人都适用的。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地球人都能理解接受的,尤其是那些把自己的特属文化看得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人。

2. 医学:曾经是多元化的艺术,现在是一元化的科学技术

在现代医学发祥地的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之前,其中更多的是文化的成分,也就是在治病疗伤方面一些受生存环境特异性和前人经验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些有地域特色的、不具有普适性、主观色彩很强的学说和手法。医学在英文里的单词,medicine,源于拉丁文“治疗的艺术”(ars
medicina)。我们从这个起源可以知道,医学医术曾经象书法绘画一样,主观性、个性很强,没两个人能重复彼此,技艺的传授也是意会感悟多于系统可重复的训练。中医到了今天,仍没能摆脱西方旧医“艺术”的窠臼。

医生大可以在业余时间搞搞艺术,玩玩主观、个性,但在治病救人上,还是客观地好。这是因为,现代科学告诉我们,医学的对象人体的结构和生命机制是客观的,与文化艺术是毫无关系的。没有用心脏思考的人体,没有人能吞入0.1克氰化钾而能存活,硝酸甘油含在舌下能治心绞痛,不管你是基督徒、安拉的选民、佛门弟子、孔夫子门下走狗,还是中医信徒。

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那就是用逻辑和实证的方法积累起来的关于自然界(当然包括人体)的可靠知识体系。与多元化的文化不同,科学是一元化的。作为科学在治病疗伤上的分支,现代医学也是一元化的。过去在前科学时代,有着与文化一样多元庞杂的传统医学。在现代和未来,将不存在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医学。这个论点,是站立在所有人类都属同一物种这个不可辩驳的生物学事实基础上的。

多元化的文化,一元化的医学,这就是文化与医学的分野。



A maverick who sniffs at all genes and memes.
?
可自由转载,但必须注明“太蔟著”。商业用途须征求本人意见(taicu.1st@gmail.com)。

发表于 历史与文化 · No Comments »

8月 1, 2007 @ 12:00 am

循证医学及其中的决策问题

 
【《中国处方药》专栏文章】

晚明嘉靖40至43年间,西方接连诞生了两位开天辟地的人物——先是培根(1561-1626)在英伦三岛横空出世,然后伽利略(1564-1642)于亚平宁半岛(亦称意大利半岛)降临人间。培根认为真正对人类有价值的知识来自于对自然的经验,并首倡了从经验中提炼知识的有效方法——归纳法。伽利略展示了观察与测量在获得可靠知识方面的巨大威力,是实验方法的父亲。这两位,就是已造福全人类三、四百年之久、且会永远照耀人类前行之路的现代科学的公认鼻祖。

培根告诉了我们证据在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可靠知识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伽利略告诉了我们去获得何等证据和如何去获得证据。他们两位合在一处,给一个单腿残废、压迫重重的老人加了一条新腿,让他稳稳地站了起来,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个新生的人,就是科学;那条旧腿,是起源于古希腊的逻辑;这条新腿,唤作实证。科学用逻辑与实证两条腿探索着客观的自然,无往而不胜,弥久而愈坚,成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最有效的利器。

医学,做为人类修理自身大小毛病的学问,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一直处于近于乎巫术的状态。靠零零散散不甚可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医学知识,也是千疮百孔,羸弱不堪。若是没有人类做为生物体的自身免疫力、自愈能力和心理安慰效应,传统医学恐怕早已去见了上帝或撒旦。现代科学的出现,给医学注入了强心剂。与现代科学结合的医学,高歌猛进,蓬勃发展,成了今日的现代医学。现代医学早已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修理人体方面的一个分支,与科学的其它分支是自洽的。

既然医学属于科学范畴,那么证据在医学中的重要性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基于证据的医学”这种说法,就像“用腿站立的人”一样,听起来象句废话。其实不然,“基于证据的医学”
(Evidence-based
medicine,缩写为EBM),又称“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icine),在国内被译作“循证医学”,是在医学世界里激起层层波澜的一个晚来者。它做为一个独立的术语,在医学文献中第一次出现,是1992
年。基于牛津大学的世界首个循证医学中心对循证医学的定义是,“循证医学是对现存最佳证据的仔细的、明确的、斟酌的利用,目的是为了照顾好病人而做出决策。”这个理念,首先由苏格兰流行病学家阿奇·考克兰(Archie
Cochrane)于1972年在他的一本名为《药效与效率:对健康服务的随想》的书中提出。由于他后来的努力倡导,这个理念渐渐得到医学界的认可。为了彰显考克兰的功绩,世界各地的循证医学中心都用他的姓来命名,一般在国家或城市名后加上“考克兰中心”。世界各地的“考克兰中心”共属一个“考克兰共同体”。世界上第一个“考克兰中心”在1992年于牛津成立。前后共有17个“考克兰中心”注册。中国考克兰中心于1999年3月注册。奇怪的是,有两个
“考克兰中心”后来关门,其中包括法兰西考克兰中心。

“考克兰”现象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做出诊断方面,现代医学曾经并不象自然科学的许多分支一样把证据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证据有着苛刻的要求和使用!

我们当然记得白头发老专家在中医中的垄断地位。他们所恃的,是他们多年积累的、主观成分多于客观成分的所谓经验,以及缺乏科学素养的民众对传统文化、年长的人及权威的盲信。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医学,似乎应该更看重可靠完整的证据,而不应把诊断建立在几个专家基于个人经验的意见上。但现实并不如意,专家在现代医学(经常被误称为西医)诊断中的地位,与老中医在中医中的地位几乎不相上下。曾几何时,专家们的几点权威意见,可以支撑一个重要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决定着病人的生存质量乃至生死。

循证医学要做的,是把大大小小的医学权威拉下神坛。他们的话不再是金玉良言,不能自动成为诊断的根据,其可靠性是应该被质疑和验证的。任何专家权威的论断,在循证医学里,是不能仅仅凭它们的创造者的权威地位而立足的,而是必须建立在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客观证据上。可以这么说,循证医学的出现,是现代医学的一场革命,打个政治的比方,是从人治到法治、独裁到民主的一场革命。在循证医学中,最权威的是世界医学共同体积累的可靠医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不是专家个人。理由很简单,我们知道,世界医学共同体积累的医学知识是常新的,科学方法是最可靠的,而专家们的医学知识则可以狭隘或者过时,他们的个人判断也不会稳定持久地客观理性。

在循证医学里,证据被分为不同等级,分级的标准是证据受充斥于医学研究中的各种偏差的影响程度。受偏差影响最小的,级别最高,具体来说,是系统的、大规模的随机、双盲、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结果。相反地,病人信誓旦旦的证词、案例报告和所谓专家意见是最不可靠的证据,理由是它们极易受安慰剂效应、案例报告时的倾向性和不易客观判定何为专家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循证医学界将证据按质量或可靠性分为五级;英国则分为四级。在这两个分级标准中,专家或权威的意见均属最低级别,而系统的、大规模的随机、双盲、有安慰剂对比控制的临床试验结果则属最高级别。最低和最高两个级别之间,根据样本规模、随机程度、是否双盲、有否对照等指标可对证据做进一步的细分。

有了证据,医生要根据它们做出诊断,向病人提出建议,并和病人一道分析风险和效益,做出令病人满意的决策,确定治疗方案。证据的级别不同,诊断的可靠程度也就不同。这不禁令我们想起五四先驱之一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一句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科学的方法,实在是应该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需要我们做出正确判断和行动的角落,当然包括救死扶伤的医学。在美国循证医学界,医生向病人提出的建议,也象证据的可靠级别一样,被分为五级。
   
在诊断上,医生可以不依赖病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而完全靠现存证据的级别对病情定出具有相应确定程度的论断。但关于治疗方案的决策,就不应该完全是由医生做出的,而应该是医生和病人共同做出的。在治疗方案上,医生必须主动了解病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判断,明确告知病人他对病情的诊断结果、可能的治疗方案以及不同方案的利弊,与病人一起根据病人的价值标准权衡不同方案的效用,最终确定令病人最满意的治疗方案。比如,对一个癌症患者,做化疗可以提高他的存活率,但患者却要承受化疗带来的痛苦。有的患者把生活质量看得比生命的延长更重要,那在化疗对存活率的提高没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他的价值判断可能是放弃化疗。对更看重生命长度的患者,决定可能正好相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可以基于同样的诊断结果,(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同样是合理的。

医学中的决策问题,就这样同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成分。客观成分是医生通过现存最佳证据的仔细的、明确的、斟酌的利用做出的诊断,而主观的成分是病人在看到诊断结果和可能治疗方案后根据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做出的价值判断。一般性的决策理论,包括决策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每种行动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不同后果发生的概率以及每种后果在经过决策人价值标准衡量后得出的效益。一个正确的决策,就是选定能够给决策人带来最大期望效益的行动。这一点,在医学上是同样适用的。医学上关于治疗方案的最终决策人,应该是病人自己。医生应起的作用,是决策支持,包括确定可能的行动路线、可能的后果集乃至不同后果发生的概率,并把这些信息告诉病人,与病人一起确定病人的价值标准,并根据这标准评估不同行动路线给病人带来的期望效益,最后协助病人做出选择。医生不应该做的,是越俎代庖,不问病人的主观价值标准,替病人做出最终的决策。

“循证医学是对现存最佳证据的仔细的、明确的、斟酌的利用,目的是为了照顾好病人而做出决策。”这个定义中包含了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信息。循证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现代决策理论的完美结合,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本文所显示的,不过是循证医学冰山的一角。



A maverick who sniffs at all genes and memes.
©
可自由转载,但必须注明“太蔟著”。商业用途须征求本人意见(taicu.1st@gmail.com)。

发表于 科学与科普 · No Comments »

Categories

Links

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