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的存档

稗官野史

2009年11月16日星期一

      稗官野史

       作者:天路客

       引子:中土教育部门就是衙门,假如某君所作有小有成就的话,奖励的方式方法就是给个官做,从教育部到大学甚至到中小学莫不如此,固有“新四化”之说,当不了官也就没了盼头,事业嘛,事业是什么? 就像有人 说的,退了休下了台也就是告别糊口的饭碗而已,至于事业,那是无论如何不会也不该有的东西。

 

       S君年龄到了,要退休了,S君的老婆也不得不从国外“学成”归国了,尽管年龄也不小了,难道可能也许大概应该算是“大器晚成”之类?出去干啥谁知道呢?!S君是校长,S君是大学校长,S君还是211大学的校长。

       尽管副校长有十几位,但大多不管教学,唯独W君因平时也算主管教学,名声也还算不错,以衙门的标准来看也算小有成就,且是863(这个数字组合也许有误,你随便组合一个数字好了,一般不会出错)课题组首席科学家,故接班希望较大,事实上W君自己也这么认为,故,大有意气风发之架势。

       忽一日,雨;常言道:山雨欲来风满楼,也该此君仕途不顺,不测之事虽只有可能发生,所谓“庙小阴风大,池浅王八多”。

      W君私下听说上峰要从外地调一个G君来任校长,心里虽然觉得是捕风捉影的事情,但心里不免暗自担心,心情毕竟不爽,很是郁闷,很是郁闷了一些日子之后,后来的事情果如传言所说,没有多久,G君风光上任,W君只好歇菜。

       既然仕途无望了,果真就此歇菜可不是W君的作风,他还有一条路可走,还有院士一条路可走,当时国内入选院士据说有两个条件,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或者某课题的首席科学家,人总要找理由活下去,对谁都一样,可毕竟没当上校长的懊恼愤恨之情还是挥之不去,总感觉像是吃了一只苍蝇,于是采取了行动,忍不住做了一个小动作,一封电子邮件飞出副校长办公室,飞出学校院墙,进了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的电脑里,邮件内容为:“!@#¥%……&”,只要在中土国混过,不需要太多见多识广你就完全可以推测出这些内容,混到衙门里的人们也非仙人,绝非性格特别高贵者,也是肉体凡胎,与平头百姓无异,就像那首歌唱的:人与人都差不多。

       不知是什么原因,这封邮件进了各高校校长的电脑里,与原件完全一样的Copy,这下子,W君彻底歇菜,首席科学家也没有为其挣来院士头衔,从此混日子,不知所终,也算W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抑或算作利令智昏;利益当前,智商销蚀。

      特为此文为W君殇。

     以上Tale江湖野史,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如若哪位大侠看了郁闷,本人概不负责,勿行追杀之事。

解读鲁迅《自嘲》诗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新语丝》2009年11月号有一篇潘正伯的文章《伫立静观毛泽东对鲁迅的诠释》,其中谈到这首诗,说到毛对鲁迅这首诗的故意曲解。我认为很有道理,我当初读《毛泽东选集》时也曾经怀疑过里面对这首诗的解释,节选一部分:

      “在民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自嘲》诗颈联的解释(《毛选》第878页)。在中国大陆,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基本上是按照他这番讲解看待鲁迅的。

  毛为什么偏偏选了一首诗?因为,鲁迅的文章散发着浓郁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气息,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他选诗,不仅因为他从小喜欢诗,有着一定的功底。更因“诗无达诂”,解释的任意性很大。他在解释这两句诗时,充分地发挥这种任意性,引导读者离开了作者的原意。

  我们不妨重读一遍这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这是一种很灰心、很无奈的状态,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倒霉到顶了。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作者不愿见人,在闹市中以帽遮颜,帽又是破的,勾画出一幅穷极潦倒的模样;买了酒,自己一人到船上去喝罢(不愿与其他人掺和),偏偏又是一只漏船。这下面就是毛泽东选出加以讲解的颈联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诠释经过周恩来的重述和郭沫若的延伸,早已风行全国,成为定论。每一个语文教师向学生讲这首诗时,都会按照他的精神重述。这里没有必要再去重复。

  我的理解与毛的诠释截然不同,正是在这里, 我看出了一个与毛泽东的诠释存在着重大差异的鲁迅。

  俗话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是有道理的。那意思是说,一个与群众为敌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鲁迅借用这句话。毛泽东将“千夫”解释为“敌人”,这就将“敌人”扩大化了。毛的一生,一直在将“敌人”扩大化。从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打AB团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以文革集其大成,一再将“敌人”扩大化再扩大化,再再扩大化……。甚至不惜将自己选中,已经明示全党全国人民的两个接班人都扩大进去,还嫌不够,还想把更多的人扩大进去。这显然不是鲁迅的思想。鲁迅说的“千夫”,包含了所有不赞成他的主张的人,其中有敌人,更多的是彼此认识有差异的人。而且,鲁迅常常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究竟我对还是错?有没有更确切的观察和结论?鲁迅从来不是“唯我独革”的人。由于他在现实世界中经常碰壁,他甚至产生了不愿意年轻人无条件地赞成他的意见、向他学习的情绪。在他看来:走他走过的路,既艰险,前途又难逆料。他并不想将“千夫”通通“一棍子打死”。这从诗句中的一个“冷”字揭示了出来。这个字非常重要,“冷对”显然不是革命行动。起码不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那种革命行动。“革命”,按毛泽东的解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里的重要属性有两点:第一,是群体事件;第二,是暴力行为。一“冷”,就没有了群体事件,更远离了暴力行为。这和毛泽东一贯推崇的“斗争哲学”走的是不同的路。

  接着后面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不得了,不要组织,脱离革命队伍,不遵从上级党的决定,自行其是等等。以毛泽东的敏锐思想和文学水平,肯定他早就看出:这诗起码是不革命的。按他一贯的极左嗜好,被他定为反革命毒草是不成问题的。”

下面是《毛选》的解释,第三卷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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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是很大的暴利机构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是很大的暴利机构

       作者:天路客

     首先声明(以免有些人给我戴上泄私愤的帽子)两点:


         一、我认为英语很重要,至少现价段对有关用得着英语的国人来说很重要,因为英语已经变成一门国际性语言,虽然英语是盎格鲁·撒克逊语,也就是说英语本来是英国土著(Native)的语言,是“下等人”泥腿子们的语言(当时的“上等人”不屑说英语,他们说法语、拉丁语)。更加因为我们落后,我们需要向人家学习,且中国的文献资料(学术腐败严重,没有可信性)没法看,虽然全文数据库有若干(参见:天路客《文章署名“长尾巴”现象彰显学术腐败关系图(网)》XYS20090902),如果搞科研、查找权威文献资料则更加显得英语的重要,且权威刊物大多也以英语作为载体。

        二、本人自认为英语水准还算说得过去,国内那些琳琅满目花样繁多的“富有创造力”的英语考试也早已与我无关,所谓四六级考试当然也与我个人利益无关。

       前些日子,围绕研究生是否应该写论文的问题讨论的不亦乐乎,各执己言,据理力争,莫衷一是,我想问题的重点远不是是否要写论文这么简单,更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其实国内教育界问题多了去了,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个英语的教与学,也大有说道说道的必要,自知说出来也无用,但出于良心,提出一点看法,算作抛砖引玉,其实也是老生常谈。

       英语教育引发的问题真是这么严重吗?重庆某师范大学一位教师曾经总结说:“‘英语不好,就不是好的人才’似乎是一个公认的结论!”其实不只是英语,日语还有一些小语种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这里暂且只说英语的问题。

       前几年,一篇名为“中国英语考试毒瘤”的文章成为各大网站论坛的热门话题。转贴这篇文章的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师,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义愤填膺地表示:“英语教学,特别是考试制度误国误民,我深恶痛绝。”

      在他转贴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人学习英语已经背离了学习的初衷,是为学习而学习。与此同时,由于英语学习的升温,一些人开始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设置层层英语考试的障碍。文章说:“现在英语考试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利益集团的赚钱工具。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浪费大量的时间,荒废正常的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使国家每年数以百亿的巨大财富打水漂,真是祸国殃民。”

       其实不单是一般的英语学习,最为不能容忍的就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所谓的四六级制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润清教授接曾经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目前形成了单一、刻板的教学模式。“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应付英语四、六级的考试,从而影响了专业知识学习。原因很简单,专业学得再好,英语没过级就毕不了业。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做过一项调查,高校中有70%的教师对大学英语教学不满意。”

       “根源出在教学大纲上。”刘教授解释说:目前四六级考试不是考查学生的语言能力,而在于测试学生们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识别能力,这是本末倒置的。另外,四六级考试还鼓励学生猜题,只要你懂一点加上连猜带蒙,就能从四个选项中选一个答案。有人专门统计托福和四六级考试四个选项的概率,从中发现概率最高的是C、D项,而最低的是A项,这恰恰是反映了出题者的一种心态,即要你掌握所有语言知识的心态。

       此外,目前还出现了高校排名与四六级通过率挂钩的现象。“虽然教育部没有下文要求这样做,但归教育部高教司主管的全国四六级英语考试委员会却每年都公布各所高校的四六级考试通过率,并进行排名,这是不公平、不科学、完全脱离实际的。”

       他认为,大学英语课程改革要取得成功关键就是取消现行的四六级考试制度,而且迫在眉睫!他指出:应采取与新内容吻合的新测试手段取代现行考试制度。

        刘教授是语言学专家,笔者曾经系统学习过刘教授编写的《英语语言学》,受益匪浅,天路客强烈支持取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而代之以其他有用高效的形式,我曾经说过,感觉全国的学生老师们就是每年在集体玩两场大规模的游戏,很多学生即使想方设法通过了四六级考试,还是不会说不会听,到了饭店看不懂菜单点不了菜。说这类考试祸国殃民一点也不为过。其实,很多学生是被四六级考试委员会祸害掉了,你们学的不是英文,是英文在中国的变态variant,四六级的考试制度已经完全不适合现在的英语学习的需要,是一种变态的考试形式。至于如何变态,不用我多说,学生们自己啥水平自己清楚,包括过了六级的人们呵呵。他们可以回忆一下是怎么通过四六级考试的,过了以后英文是否有提高,是否看得了文献或比通过考试前有大的进步,当然了得说良心话。

        如果是非外国语专业类高校,普通中国学生根本得不到学习英语必须知识的学习,得不到起码的基础训练,不能打下基本的基础准备,譬如英美概况、语言学(Linguistics)、词汇学(Lexicology)、语音学(Phonetics)等的训练,更不用说英美文学方面的哪怕是简单的介绍了。大多数的学生甚至没有听说过,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崇拜的东西,他们认为正确的英语学习方法方式就是如何通过投机取巧通过四六级考试、就是不看试题直接答卷(有的学习班传授此类“秘笈”,很多学生听力考试部分直接放弃,听也不听而瞎猜一气,因为没有听力最低分的限制)。就是不说四六级制度的不足及危害,单单是正常的英语教学,国内的绝大部分院校也是不合格的,教材的编写也是不令人满意的,远远不是学习英文的方法,太多的学生所为博士毕业了,六级考试也最终得了高分,发了证书,可连二十六个字母的音标都写不出来,至于发音就更加没法说了,当然了文献也看不懂,连给论文写个英文摘要也得求人。

       众所周知,大学英语斯立即考试实在四六级考试指导委员会统一组织下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现在,本科硕士博士全国有多少学生大家也都大体心里有个数,加上近些年扩招,学生数目更是大大增长。仅报名费一项,目前可能四级考试报名费近二十元,六级考试报名费超过二十元,每个学生考一次是多少钱?关键是太多太多的学生一次通过的可能性太小太小,况且过了四级还要过六级,一次通过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五次六次七次八次才通过的也不在少数,笔者就亲自了解到研究生中,很多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过六级考试,每年都考两次,毕业时间到了也许能通过。这样算起来,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进报名费一项收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这也是这个制度几十年如一日,一年两次,迟迟得不到改革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有利可图嘛,名为为英语教学服务,实则早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利机构。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制度,危害甚多:

      影响正常英语教学:学生心思全在这上面,围绕怎样通过四六级考试想尽办法投机取巧,以通过考试为目的,一旦通过,万事大吉,不再碰英语一下,从此不再学英语。

      干扰专业课的学习:学生们为了通过应以四六级考试,不惜占用专业课的学习时间,荒废了专业课的学习,英语也没有学好。

       滋生各种培训班:由于有利可图,受利益驱动,各种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滋生,那些所谓培训班良窳难辨,可怜学生们看不清楚,看不清楚这些机构的本质乃是商人,乃是非正常英语教育条件下滋生的“怪胎”,并非教学机构,最后受害的还是学生自己。

        削弱教师正常教学积极性:看到有利可图,许多英语教师耐不住寂寞,打着学校的名目,名师彩旗飘飘,到处招生办班出书(什么“星火计划”、什么“冲刺”之类、什么几步作文法之类“秘笈”,俨然自己就是武功高手,事实证明这些书基本上是垃圾,没有任何价值,搞得乌烟瘴气,不知情的还以为是阵地必杀技呢,再就是校园里面办班卖书招生海报到处乱贴,还贴了一层又一层,严重污染校园环境),只顾自己赚钱,荒废了份内的教学任务。

       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学生交报名费自不必说,四六级考试的费用再加上参加学习班的费用(这笔费用往往很大),给条件不好学生增加经济负担,办班往往占用学校教室等,把公共资源作为他用,干扰正常教学的进行。

       教学效果整体滑坡:不但英语滑坡,专业课也滑坡,危害相当严重。

       滋生腐败现象:虽然国家没有规定英语四六级证书与学位挂钩,但实际上各个学校都在挂钩,且学校之间攀比现象严重,把四六级通过率作为衡量学校英语水平乃至整体水平高低之尺度,更为恶心的是把四六级通过率作为学校领导政绩高低的标杆,严重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严重危害学生利益,事实上每年都有学生应为这个变态考试没有通过而无法毕业,甚至有些学生因此想不开,导致大家不愿看到的现象发生。

       总之,为了避免把全国的大学统统搞成不入流的“外国语学院”,使广大学生在正确的学习方法指导下得到真正的外国语教育,学到真正的外语,我坚决支持取消四六级考试,代之以对英语学习确实有益处的其他正常的常规教学考察形式。

 

                                                                                2009.11.13

读乙醚《易中天又在扯淡》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读乙醚《易中天又在扯淡》

      作者:天路客

      易大师现在最该做的事情是躺在家里偷着乐,如果实在闲的难受就干脆开着车出去兜兜风,或者在家里整二两小酒喝喝,坐在电视机前看看百家讲坛什么的,确实不该出来胡言乱语,迷惑大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遇到的事情也不完全一样,易大师用他那时候的经历加思维来评判现在的制度确实有些不搭界,确实有些欠考虑。

      现在研究生的论文制度确实有些问题,且问题还不小,但绝不是如易大师所言是一塌糊涂的“混账规定”,也不单单是什么“狗屁文章”这么简单。能够抓住时机即会说书又会当教授说明易大师是聪明人,是聪明人就不该干糊涂事,易大师自己偷着乐乐也就够了,不负责任的随便说话误导大众有些过分,不像我等平头百姓说了也没人听,大师可是有分量的人啊。

      我也发现易教授自成为大师以来越来越耐不住寂寞,心态也越来越年轻,说话也越来越冲变得好斗起来,看过他的博客,这点表现的很明显,虽然有老话说“少要稳重老要张狂”,但象易大师这样的口无遮拦在公共空间信口涂鸦难免有失学者风范。

      大师易确实老了。

      “易大师成名的秘诀是:比历史教授会说书,比说书的艺人多读了点历史。陈寅恪不会说书,但陈寅恪是真正的大师。易大师虽然标榜自己不发纯学术文章是学习黄仁宇先生,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畅销,不是像易大师那样靠百家讲坛成名后,再把以前卖不出的书借着这点名气进行大促销。

      “易大师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历史老师,蒙央视抬爱,赶上了致富的末班车。现在百家讲坛的演讲者,一个比一个讲得好,所以易大师也会感觉自己的说书水平也并不是那么有竞争力,为赚眼球,倚老卖老乱说一通。请你好好呆在你的别墅里面,你现在有车、有别墅,如果能为小老百姓说几句话,请你想好了再说,如果明里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实际在误导大众,替某些人说话,最好是少说为妙!”(乙醚《易中天又在扯淡》XYS20091111)
    
       以上两点乙醚同志说得很到位,表扬。

     @乙醚:易大师貌似是中文系老师,不是历史老师。

在中国做医生是光荣的事情吗? ——兼谈中国的医生教育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在中国做医生是光荣的事情吗?
  ——兼谈中国的医生教育

       作者:天路客

      这几期新到资料不少是关于国内医生的猛料,各立场网友都有,有年轻医生也有前辈,索性讨论个彻底,未尝不是件好事。既然由头是“北大医院事件”,那就从北大医院说起。

      昨天,看到北大第一医院网站一条消息:“特殊”的升旗仪式鼓舞全体北大医院人“挺直脊梁”。继续搜索在搜狐的北大第一医院官方博客看到一条报道:“北大医院是中国人民的医院”为题,2009年11月9日上午7时30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大医院)第二住院部东广场人头攒动,花坛前悬挂的条幅醒目、积极、庄重:“安全稳定顾大局,全心全意为患者”;“医学教育再创新,辛勤耕耘扶杏林”。全院上千名职工聚集在这里,一次意义非凡的升旗仪式即将开始!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出席,升旗仪式由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杨柳教授主持。配有升旗、手按胸口发誓的图片(估计是在宣誓医学生誓言之类)。

      看到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动静,我的脑子里不由得闪过几个念头:不但敢于丢人,还敢于大张旗鼓的丢人,我不得不怀疑的说,难道在中国做医生是光荣的事情吗?看看上面情景里的那些图片(来自北大第一医院官方博客),人一旦利令智昏就连起码的智商都没有了,简直是有些搞!

       类似北大医院“熊卓为事件”每天都在全国各地上演着,仅仅是报道出来的就让人目不暇接,还有没报出来的,还有私了了的(我相信这是大多数),还有病人家属忍气吞声投告无门的,大家也都见惯不惯了。发生了事情后,医患双方各执一端,然后就是上法院打官司赔款,最后结果无法就是如此,也闹不出什么新鲜花样,每每看到这样的报道,我就会想起庄子说的“辩无胜”的道理,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见《庄子·齐物论》),最后甚至扯到“鸡三足、卵有毛”之类无聊的程度,无非就是双方各执立场:医院方想少赔点·,患方想多要点,把活生生的消失的生命变成了金钱的交易,让人心里好不凄凉,感觉这是个冰冷的世界,没有一丝温暖。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旁观或者经历争端之后,大家想过深层次的原因没有?在这里,我不愿意抓住出事的学生说事,也不想讨论是否该事件中上级医生指导失职,甚至我们可以不谈这件事,只谈谈对国内医生群体的的一些看法,纯粹是个人意见,不当之处大家海涵,切勿口诛笔伐。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一个中学生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读了医学院,不管你是山沟里来的也好,大城市来的也好,毕了业,就是医生了,以前连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都不用考,拿到毕业证也就有了行医资格,“执业制度”也仅仅是近几年的事,一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读五年书就可以来操作生命了,且不说在这五年时间里,还要拿出相当的精力来学外语,对于基础差的学生花费的精力就跟多,我曾经写过文章发问“难道中国的大学都是外国语学院吗?”。

      “美国想要当医生的人在大学学习4年,然后医学院学习4年。在医学院学习的第3,4年就要到临床见习(observationship)。医学院毕业后一般要到医院作住院医3-6年,之后获得主治医的级别。纽约州规定,美国医学院毕业的住院医生只要实习一年就可以申请纽约州的医生执照,而外国医学院毕业的要实习三年后才可以获得纽约州的医生执照。(外国人可能有语言问题和工作环境不熟悉问题。)”(见王澄医生《实习医生能作多少就应该作多少》XYS20091111)

       在国内这样一种情况下,难免很大一部分学生(事实上,国内很多医学生来自穷困地区,我一直认为这是中国医生群体的一个特色,相对西方国家而言,这个比例显然是高的)的眼界、学识等不尽如人意,虽然他们很刻苦,书读得也好(仅指考试成绩而言、考试成绩高啊,但我不得不说,有些人表现出很不健康的“执著心”,这种“执著心”非常有害),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医学生知识面普遍狭窄,起点并不高,缺少联想能力(联想在科研领域显得尤其重要,没有联想材料,无从联想,眼界只是教科书上那点东西,你还研究个啥呢?)也就是念了几本教科书而已,且相当大一分人读大学前很少读课本以外的书(也许是限于家庭经济条件也许是限于资源不充足),且读了医学院也并非个人兴趣(兴趣很重要,兴趣可以升华为献身、升华为道德),一般是中学班主任推荐、家长认为做医生好(所谓得了病不求人啊)或者是调剂到医学院,很大一部分人基本上是稀里糊涂成了所谓的医生,业前准备充分不足,也前了解也非常有限,只是跳出农门,找个糊口的营生而已。

      入了大学,不重视科研能力临床能力的提高,不注重方法学(methodology)的学习,不注重检索能力的提高,不重视学习能力的提高,教科书是什么?教科书是已经有定论的成熟的东西,但绝对不是新东西,没有这些能力的提高,就不会自动学习,学不到新东西,在相当程度上也限制了眼界,保守一点估计,我敢说中国的医学生半数以上医学统计学都是不合格的,有的甚至没有学过,甚至不敢选这门课,(但也能毕业,很奇怪),老一点的医生这个比例就更高了,花了几年功夫学习英语,过四六级,到头来不但不会说不会听且看不了专业文献检索不到需要的资料,岂不悲夫也哉。

       在现代医学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很不幸的看到中国医生的贡献可谓乏善可陈,CT,MRI,PET等等先进仪器哪个有中国医生的贡献或者创意?我没有仔细研究这些仪器的来历,但我知道都是舶来品,都是外国医生或医学相关专业的人们结合当今科技进步与医疗需要搞出来的,在中国的医院是啥情况呢?仪器买来了,不要说会用,说明书都看不懂的情况并非新鲜事,我绝对不是信口雌黄。还有,从国内近些年医学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情况及试卷来看,选拔的绝不是最有能力的学生,而是最有能力背书的学生,只要你有死记硬背的功夫考国内的研究生没有问题,书背过了绝对能够考上,但考上了也绝对说明不了水平高,更说明不了医德高,当然,我并没有说死记硬背不好,毕竟这也是一门功夫,记忆力也是治理的一个指标。

      不追究先天不足,技术不行,知识面狭窄的责任(当然,这责任也也许不该追究到中国医生的头上),对病人好点,讲点良心总可以吧?就“熊卓为事件”这件事来说,显然是缺乏责任心而致,至于是实习“医生”的责任还是上级医生的责任那是他们医院自己内部需要追究的事。不可否认,在中国好医生还是有的,但也不得不说,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合格的,不仅是医术、技术的不合格,更是医德良知的不合格,虽然医患关系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不是一方面造成的,但毋庸置疑,患者方面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从自身找原因,像上面一开始提到的情景,医学生誓言念一万遍又有什么用呢?一天念一遍又有什么用呢?据我所知,本科、硕士、博士每次入学起码要宣誓一次“医学生誓言”的,有用吗?不要再流于形式了。“现在经常有一些声音(大多出自中国大大小小医院的医生之口)盲目与美国攀比,羡慕人家待遇好工资高受人尊重,而不像自己就像过街老鼠,但这些人是否凭着良心思考过类似这样一些问题:你业务比人家强吗?你技术比人家高吗?你比人家有良心吗?你比人家更敬业吗?”(见天路客《北大熊卓为老师的事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XYS20091108 )

       有些医生本来也是穷苦人出身,相信也受过不少的不公正待遇,可怎么已当了医生就忘了本,变得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了呢?怎么就变得比一般人还贪得无厌还过分还不讲良心呢?变得把病人当做生财之道具呢?假如你的家人碰上你这样的医生(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而是很可能)你也处之泰然吗?(没说到这里都会有人跳出来说我们哪的那点算什么?小头而已,摆脱请不要这么说,别人犯罪不是你犯罪的理由),其实想想也不奇怪,阿扁当初也是穷苦人,中国出了那么多贪官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曾经是穷苦人。

      大气候是一个原因,大气候可以使一个人做了坏事不受谴责,且被认为是常态,你不那么做才是奇怪的事情,譬如,国内抗生素应用的世所罕见的混乱局面,处方时只开贵的,只开回扣比例高的药物而不是开安全有效的,处方是不考虑药物经济学(也许根本就不懂),专拣回扣高的药物乱开一气,为了提高所谓设备利用率做不需要的检查(当然也是有回扣的),这与大街上的“奸商”还有何区别?这个行业的神圣表现在哪里?此所谓社会“大染缸”是也;大气候可以毁坏一个人;但个人素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如果与大气候臭味相投则危害更大;学好很难学坏是很容易的。我不排除有本质上很好的医生,但上行下效,也变得不怎么样了,这还牵扯到家庭环境、家庭教育、个人经历、后天教育等等一系列问题,说起来就复杂了,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

       所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的发生仅仅是制度原因吗?我看不尽然,目前制度是有问题,且问题不小,但也不要什么都怪到制度身上,自身找原因从来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苍蝇不听无缝的蛋”,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制度不完美不是任何行业任何人可以不负责任回避良知的盾牌。
      
                                                                               2009、11、12

如此“严格准入”法

2009年11月10日星期二

如此“严格准入”法

作者:天路客

      昨天收到一条手机信息:
      记者10日获悉,针对“北大医院”事件,卫生部将进一步加大对医生队伍的建设和医师管理,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卫生部将继续加大《执业医师法》实施力度,大力做好医师资格考试和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加强对医师执业行为的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行医现象。(新华网)

     看这条消息,通篇罗列方式状语,口号式语言,衙门式累牍,没有一条具有可操作性,什么叫“进一步加大”、“继续加大”、“大力做好”、“严厉打击”?我等愚民实在是理解不了。

     为什么考一个所谓“医师资格证书”执照比考一个驾驶执照还容易?为什么不从最基本的做起?为什么不从杜绝药物回扣做起?为什么不从不再草菅人命做起?为什么不从缓解医患关系方面切实作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呼吁一下行业内的良知?哪怕再小的举动,起码让老百姓看到你们的诚意,老百姓要的是可操作的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不是口号式语言,也不是要你们表决心,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不会再轻易买账了。

北大熊卓为老师的事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009年11月6日星期五

 北大熊卓为老师的事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天路客

      关于这件事情,我看到大多数文章都抓着这几个学生没有行医执照来做文章,不能说不对,但远远不是问题的重点,没有执照只是表面想象,仅仅抓住这个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当然,我承认,没有行医执照的学生做手术肯定是不合法,这是必须要肯定的。

       但问题仅仅是如此吗?难道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吗?另,这几个学生也许这个手术后第二年或更早就可以考取执照了,即使暂无执照,这些学生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临床呆着,基本的训练难道没有吗?现在无执照,即使考取了水平就提高了吗?会不会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不追究了吗?所以,北大第一医院在生“声明”中的“此外,节目中多次出现“非法行医”或“无证行医”等词汇,亦非属实报道。为熊卓为施行手术的主治大夫李淳德系我院骨科主任,是医院的注册医师,其他相关医师亦不存在“非法行医”的情况,本案涉及的住院医师于峥嵘亦已取得医师资格。根据卫生部对甘肃省卫生厅的“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7]185号):“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于峥嵘医师当时已经取得《医师资格证书》,所以并不是非法行医,并且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法庭从未得到“非法行医”的判定结论。这在本案的一审判决中已经有了裁定。”、“急诊的刘希高医师已经本科毕业,取得医学学士学位,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正规医学专业学历毕业生试用期间的医疗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的批复”(卫办医发(2002)58号):“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学历的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内试用,可以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刘希高在急诊值班按照医院规定是有上级医师指导的,并不属于非法行医。暗访中违反医院规定未请示上级医师而擅自开具处方乃其个人行为,没有代表性,我院已按规定处理,目前正在进行批评教育。我们在深入了解实情的过程中从刘希高口中得知,在当日暗访时,乔装成病人的记者在提问中存在故意引导答案的嫌疑!其后暗访的即将参加手术的医生也并非主刀医师,以助手身份学习合情合法。”等说法,即使是真的,但也只是可以理解,并无说服力,远远没有检讨的诚意,不但不认真反省反倒发表声明为自己鸣冤叫屈,未免可笑。

       所以,这件事情的关键,最重点之处并不在于这几名学生是否有执照,而在于他们是否有责任心,有职业道德,是否有全心全意为病人着想的思想,对待自己医院的老师都这样,对待别人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有多少病人慕名前往就诊?他们怎会想到等待他们的是这样的待遇?

       作为研究生,很多学生在去读书前就已经有执照了,那又如何呢?即使这几个没有执照的这学生手术常规也不见得不清楚,基本操作也不见得不明白,假如用心一点,就不会出现如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所说的“抢救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地一个粗暴的一个抢救,然后造成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包,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还是由于肝脏破裂大出血无法止血而放弃抢救。”的情况,当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没有假如了。即使没有执照,尽心一点,认真一点,也不会出这么低级的错误(当然,这里是就事论事,并非鼓励“无照行医”),这是出人命了,还有些没有出人命的,病人受到了损害可能病人及家属自己都不清楚,也不会想到去调查,譬如身体受到某种成都的伤害但没有造成近期明显后果、花了冤枉钱等等。

       一心向钱看,良心(或者说良知,一个医疗工作者起码的良知)放一边,具体到这件事则是明显的术后护理不当所致肺动脉栓塞!这样的人在当今中国不在少数,这些人、这样的人不适合再做医疗工作。医患关系本来就紧张,且如此紧张就已经世所罕见,切不可贪图就己利而坏了整个行业,大家在谴责这些人的同时是否想过怎么会这样的?问题出在哪里?到底谁谁错了?怎样分担责任?如何杜绝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或少发生?

       现在经常有的一声音(大多出自中国大大小小医院的医生之口)盲目与美国攀比,羡慕人家待遇好工资高受人尊重,而不像自己就像过街老鼠,但这些人是否凭着良心思考过类似这样一些问题:

       你业务比人家强吗?你技术比人家高吗?你比人家有良心吗?你比人家更敬业吗?

      尊重是病人给的,不是自己要来的,自己不行硬要也要不来,不砍你就已经赚便宜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良心放一边是最可恶的,即使有执照(早国内考个执照比考个驾照难不了多少)也要讲良心,讲医德,所谓“大医精诚”怎么讲的?,难道我们得到的水准滑落到连古人都不如了吗?!

      所以,整件事情既反映了当事人自己有问题,也反映了体制有问题。

      大气候与小气候的关系问题乃是当今中国各行业的基本问题。

钱学森是伟大的科学家吗?

2009年11月4日星期三

      天路客

      钱老去世了,全国人民都在缅怀,我也一样。

      姑且不论钱老对非其专业研究领域的亩产万斤的论证以及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等的支持,窃以为将其定位在技术专家,中国航天工程的领导者较妥当,科学与技术(工程)还是要分分清楚才好。评价一个人也要实事求是才好,可国人偏偏没有这个传统。

      深切缅怀钱老的的同时,我(仅代表个人)不得不说:钱老回国后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工程师的活,或者说是个总工程师的活(仅指其领导工作),虽然贡献很大,但窃以为他那时做的工作只有国防意义(即使很重大、很有意义),却缺少科学上的意义。

   科学家邹承鲁说过:

   “…keji which mean scitech.Unfortunetly,scitech refers mainly,sometimes exclucively,to technology and rarely to science.” (Tsou, Chen - Lu .1998.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 Science, 280 (5363):528~529.)(见附注)

                           

附:

Science and Scientists in China
Chen-Lu Tsou

Chen-Lu Tsou was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Biomacromolecules in Beijing from 1988 to 1993. He is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Biochemical Society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as twice been awarded the China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Prize (first class).

Confucius, the great Chinese philosopher, had so deep and penetrating a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that his influence over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immense, and his teachings are of great value even today, and not just in China. During his lifetime (about 500 B.C.), Confucianism was just one of several schools of thought, but it came to dominate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early Han Dynasty (100 A.D.) onward. Since then, all other kinds of learning have been considered more or less trivial, and scholars of Confucius’ philosophy have ruled over the common people, including scholars of other disciplines. One of the great tenets of Confucianism the need for each individual to know his or her place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dynasties. But knowing one’s place also militates against curiosity and creativity, and I believe that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 explains why China has never been strong in science, especially abstract science.

In this essay I shall briefly trac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China before examining its current status and what I see as the future of science in China.

Scientific development. The four brilliant inventions of ancient China, namely the compass, gunpowder, paper, and printing, were al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y are undoubtedly of tremendous practical value but are not of great importance to our cognition of the world surrounding us. The Western concept of science began to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largely because the leaders of the Qing Dynasty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fend off foreign invaders with Confucianism alone. Importing ideas from the West allowed them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and to enjoy a more pleasant lifestyle, and again it w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uch as electricity, railways, and automobiles, that were of most interest. To accelerate learning from the West, modern universities were established by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and the Academia Sinica [now generally known 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with its affiliated research institutes, was founded in the thirties.

CAS expanded greatl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nd was charged with developing basic research. This it did, but for several decades Chinese scientists were isolated from their Western colleagues–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was extremely limited and, while Western journals were available, no one published abroad. Then, in the 1970s, the late Deng Xiao-Ping introduced the celebrated “Open Door” policy, which had dramatic consequences for China in general and for Chinese science in particular. Foreign scientists began to travel more freely in China, and Chinese scientists could publish in foreign journals as well as travel and study abroad. Indeed, the latter freedom has develope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a “brain drain” is now a real problem. Throughout the century, CAS continued to grow and develop, and today it comprises over 100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a total staff of about 60,000. It remains the bulwark of basic research, although today the task is shared with the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support. Old lessons die hard, and even to this day science is virtually always linked to technology. We have the State Commission (now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tate Prize for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Indeed, the link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so intimate that they have merged into one term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keji,” which means scitech. Unfortunately, scitech refers mainly, sometimes exclusively, to technology and rarely to science. The relationship is exemplified within CAS. Established 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o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tech–CAS is supposed to be concerned mainly with basic sciences. However, among its five departments, the Department of Technical Sciences has the largest membership (173 of a total of 604), and its influence continues to grow as it elects more new members every other year than the departments for basic sciences. In addition, the newly formed Engineering Academy has 439 members, making 612 members in technical sciences in the two academies as against 431 members in basic science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China, a developing country, wants to invest in projects that promise a quick return and consequently emphasizes technology over pure science. However, many of my colleagues and I would argue that basic research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and w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gligence shown toward the basic sciences. On the few occasions that government leaders refer to scitech, they invariably hav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word in mind. And even on those rare occasions when basic studies have been mentioned, it has been in the context of basic aspects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Let me provide two examples: (i)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was founded to support basic research, but almost all grant proposals are required to emphasize applied aspects to be successful. (ii) The recently announced National Scientific Prizes included 478 awards f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100 for inventions, but just 51 for basic sciences. These examples are underscored by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spent on basic science, about 7% of the scitech budget, which was itself only 0.48%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n 1995. It is primarily due to this inadequacy in financial support that Chinese science has slipped to 14th pla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tables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major journals worldwide, and still lower in terms of total citations (data from 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share of scitech as a percentage of GDP is scheduled to increase to 1.5% by the year 2000, and of this amount 15% has been allocated to pure science. And to be fair to NSFC, since it was founded in 1985 it has done a good job in distributing the limited amount of money that it controls. The NSFC grants, however, are meager, ranging from RMB120,000 to RMB600,000 for a 3-year project (1 US$ = 8.3 RMB). Much fatter grants are available elsewhere, but to get one of these it seems less important to do good work than to gain good publicity. In other words, to publish in, say, Science or Nature is of less importance than to be covered by the People’s Daily. Grantees of the NSFC have to justify requests for support by publishing in scientific journals, as would be the normal procedure for scientists in most countries, while it is not generally known how and to whom recipients of these more generous allowances must justify themselves. But clearly, the best work is not always attracting the most support.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 Given the relative lack of support at government level, and bearing in mind the low salary levels for scientists, a recent questionnaire sent to members of the general public in some of the major cities produced a very surprising finding: Scientists, along with university professors, are the most respected professionals.

This esteem must be jealously guarded, but it is currently under threat from the inexorable rise of psuedoscience.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high-profile attempts to pass off superstition and money-making scams under the respectable cloak of science is one of the most disturbing features of Chinese science and society. Let me provide a couple of illustrations of this extraordinary phenomenon. It is claimed that some people are endowed with supranatural powers, sometimes called Qi, in that they can see through solid objects or can move thing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without the owner knowing about it. Those endowed with such powers can read letters enclosed in sealed envelopes or take money out of a safe in another room. In extreme cases it has been claimed that these magicians can not only see peopl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but can even send their Qi from, say, San Francisco to Shanghai to cure them of certain ailments. It i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hat a public well versed in Confucianism but that knows little about modern science is convinced. But this nonsense also has the support of some well-established, Western-trained scientists. These include a past president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former professor of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with their support a research institute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study the “wonders of the human body.”

The second example was the recent claim that a certain powder, when mixed with water, turns the water into gasoline. The nature of this powder was, of course, a trade secret, with a patent said to be pending. The process was claimed to have been demonstrated before a panel of 10 professors of chemistry at a well-known university and to have their signed support. Tens of millions of renminbi had been committed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to set up a pilot production plant. Fortunately, in this case the fraud was exposed, but it seems that,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the cause of rational science faces an uphill struggle.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high public standing of scientists will emerge unscathed, but at present this seems unlikely.

We do have a fair share of the press for scitech. Apart from the daily published by the China Com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 publishes Science News three times a week; both are concerned mainly, if not exclusively, with scitech. The other national newspapers, as well as a range of magazines, regularly cover scitech. In fact, there is both a Chinese Science and a Nature, but these are general review, rather than research, journals. Naturally, the media are anxious to publish stories that are sure to attract the public attention; unfortunately, these are not always scientifically sound and tend to play into the hands of pseudoscience and those scientists who consider popularity more important than publishing in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e future. The isolation of nearly 30 years has left some legacies for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that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ies before the Open Door policy and have been used to publishing in “home” journals. The difficulties lie not so much in following progress in their own fields of interest, but rather in understand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While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editors of most international journals are reasonably free of prejudice, this is not always true of reviewers. However, perhaps the biggest obstacle for Chinese scientists is their poor English, which can often obscure otherwise good work.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re is another problem–the flow of talented young people abroad. For some of the major universities, it is not unusual for half of the students to arrange postgraduate studies abroad even before their graduation. Since China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outside world, I have supervised about 50 postgraduate students. Without exception, all of them have gone abroad after receiving their postgraduate degree, and until now only four have come back to a job in China. This is to be expected, not only because the research facilities in China are not on a level comparable with those overseas, but also because the pay here is only about 2% of that earned in the West.

In spite of these hardships, there is some cause for optimism. There is a hard core of devoted Chinese scientists working on basic aspects of science, trying to develop good reputations internationally and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at home. Will they succeed?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Chinese science hangs in the balance. It depends on two factors: on the higher input of funds from the government (private enterprise is still of minor importance in China), and on the optimal use of those funds to encourage serious research by the most talented scientists.

李贽批判

2009年11月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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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批判

                                          作者:天路客

   当代人失去了古人的活力,

   大地也失去了昔日的丰饶。

                    ————卢克莱修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题外话:李存勖的继任者唐明宗李嗣源做了几件事清还是很值得推崇的。令国子监校正“九经”、他的儿子秦王天天搞一些不着调的东西,附庸风雅,便教育他说“我见庄宗(李存勖)好为诗,将家子,非素习文,途取人窃笑,汝勿效也”、在位时总是“原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后来果然出现了一个皇帝赵匡胤)。

    相比较,石敬瑭就不行了,做了傀儡儿皇帝,割掉了燕云十六州成了金元辽的大本营,为宋朝长达300年的天下一直无法统一,成了中国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
    没错,这首《三垂岗》为清代严遂成所作,严遂成虽然在清代诗名不彰,但后人称其“长于咏古,人以诗史目之”,此咏史诗是其传世之作。描述了五代时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上党三垂冈之事。毛泽东对其父子评价甚高,在评论三垂冈战役时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并称李存勖的战术是:“先退后进”,又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存勖小名)。”毛泽东晚年称: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
    前几年,在琉璃厂有幸购得的一九八四年文物出版社与档案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http://xysblogs.org/tianluke/archives/6040)公开发表了这幅手迹。原件为信纸上写就,未注时间。整篇书法为典型的毛体狂草,用笔流畅娴熟、气势磅礴,布局错落有致、自然奔放,是为毛泽东晚年的成熟之作,亦为毛氏手迹之精品(见上图或链接)。

    为什么突然说起这首诗呢,缘起前不久整理地下室旧书,找出一本年轻时购得的旧书《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李存孝、王彦章、李克用、朱文等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吧?呵呵反正我小时候很熟悉,现在也没忘。这本书里都有描述,栩栩如生,形象饱满。很多元人的杂剧取材于这些故事,例如:《祥梅寺》、《落巢山》、《珠帘寨》、《战潼台》、《五龙斗》、《石头人招亲》、《飞虎山》、《反五侯》、《太平桥》等,很多了,这里不再罗列。
     看了下封面宝文堂书店出版,作者罗贯中,单据专家考证好像应该是无人的著作,这里不去说它。
太磨叽了,还没有进入正题。

     在这本书里,有桌吾子的评语(批评),赵景深在《小说闲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面说:“… …我们在书中根本不曾看见玉茗堂只字的批评,而桌吾子的评语又是那样的庸俗可笑,敷衍塞责,所说的全是尽人皆知、理所当然的话,谁不知道,又何必李卓吾来说呢!”

    天路客觉得这实在冤枉了李贽,我大胆推测应该是有人托名李卓吾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而做的批评。仅举一例,该书第三十四回《梁兵劫夺勇南柩》回末,桌吾子评:朱温得王彦章为元帅,赂李英为腹心,请驾建都汴梁,社稷可危矣夫!
    确实是是平淡无奇,言之无物,实乃非李贽风格。

    李贽何许人也?反正在我印象里他态度激进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总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著名的“愤青” !文风挥洒自如有社会责任感,他利用当时的流行小说《水浒》,戏曲《西厢记》等的影响,用批注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形成了轰动效应,其抨击对象直指朝廷的达官贵人,学者名流,揭露他们的虚伪狡诈说他们“平日讲得不去做,平时做的又和他们讲的全不想干”。
    李贽的活动时期党当为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譬如他的讽刺:这些道学家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指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临时无人可用”。
    湖北黄安大官僚耿定向以卫道者自居,李贽去函,揭露他欺世盗名: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之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卷1《答耿司寇》)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名,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焚书》卷3)当时有海盗林道乾,率众出没海上,劫夺财物,官兵不能制。李贽认为,象林道乾这类有才干的人士不受重用,才铤而走险。如果使林道乾这样的人才“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焚书》卷4《因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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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国到崇桢亡国,共276年,李贽的政治、学术活动时期,正当明王朝中叶,比起开国时期的盛世,显然走向下坡路,但离明朝亡国还有一百多年。开国时期的思想家,如宋濂、刘基、方孝孺、姚广孝等人,对新建的统一王朝充满了信心,如提倡关心人民疾苦,减少农民赋役,惩治贪官污吏等,主张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而能见诸行动。明中叶以后,一方面,政治腐败,宦官弄权,但也有一批忠贞之士支撑其间,有王守仁、张居正等人整顿人心,振刷吏治,有戚继光等安边武将,有况锺、海瑞等临民廉吏,使得濒临亡国的明朝政权才没有很快败落。李贽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但仍对明王朝寄予希望,尚未完全绝望,对封建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怀疑。

    等到明朝彻底灭亡后,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才从根本上怀疑集权的君主制度,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黄守羲反对君主制的思想是李贽当时看不到、也不敢触及的。

    总之,李贽哲学还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如李贽的《藏书》评论历史人物,把黄巢列入《盗贼传》,把张角、张鲁列入《妖贼传》。在《昆仑奴》文中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评论戏曲《拜月亭》时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之极矣。”(《焚书》卷4)
但也要看到:把李贽的批判言论看得过了头,提高到反封建的高度,是不符合李贽的思想实际的。李贽以孤臣孽子之心,深刻揭露明代社会弊端,揭露是深刻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是无力的。李贽的遭遇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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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天,李贽是谁?哦,李贽就是前面提到的李卓吾、卓吾子。

                

参考文献:

① 二十四史·明史

②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宝文堂书店 1983年5月第一版

③ 学术文化随笔 任继愈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5月第一版

④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9月第二版

感悟:有付出不见得有收获

2009年11月3日星期二

天路客按:人生在世,在很多事情上不一定付出多少就能收获多少,很多事情不会按照你自己的意愿、你的想法去发展,经常是你付出的很多很多,你收获的很少很少,甚至没有收获,但是只要你,你觉得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又何必计较呢?讲个故事… …

      在一个详和而美丽的小镇上,有一对非常相爱的男女,他们常常都会在相依在山顶望日出,相偎在海边送夕阳,每个见过他
们的人们都不禁会送出羡慕的目光和幸福地祈祷。可是有一天男人不幸受了重伤,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几天几夜都没醒来过,白天女人就守在床前不停呼唤着毫无知觉的爱人,晚上她就跑到镇上的小教堂里祈祷上帝,她几乎快哭干了自己的眼泪。

  一个星期过去了,男人依然如故的昏睡着,而女人早已变得憔悴不堪了,但她仍然在苦苦地支撑着,终于有一天,上帝被这个痴情而执着的女人感动了,于是他决定给这女人一个例外。

  上帝问她:你真的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交换吗? 女人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上帝说:那好吧,我可以让你的爱人很快就好起来,但是你要答应化做三年的蝴蝶,这样的交换你也愿意吗?女人听了激动而坚定的回答到:我愿意! 天亮了,女人已经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她告别了上帝便匆匆地赶回了医院。结果那男人真的醒了,而且他还正在跟一位医生交谈着什么,可惜她听不到,因为她飞不进那间屋子,她只能隔着玻璃窗远远地望着自己心爱的人。

  几天后男人便康复出院了,但是他并不快乐,他向每个路人打听女人的下落,但没人知道女人究竟去了哪。男人整天不食不休地寻找着,他是那么地思念着她,那么地想见到她,然而早已变成蝴蝶的女人却无时无刻不都围绕在他身边,只是她

不会呼喊,不会拥抱,她只能默默地承受着他的视而不见。夏天结束了,凉凉的风吹落了树叶,蝴蝶不得不离开这里了,于是她最后一次飞落到男人的肩膀上,她想用自己轻薄的翅膀抚摸他的脸,用细小的嘴来亲吻他的额头,然而她微弱的身体实在不足以被他发现,一阵悲伤的哭泣声也只有蝴蝶自己听得见,她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爱人,飞向了远方。

  转眼间很快便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蝴蝶迫不及待地飞回来寻找自己的爱人,然而熟悉的身影边竟站了一个漂亮的女人,那一刹那蝴蝶几乎快从半空中坠落下来,她实在不相信自己眼前的场景,更不想信人们口中的谈论。人们讲述着圣诞节时男

      人病得有多严重,描述着慕生有多么的善良可爱,还描述说他们的爱情有多么理所当然,当然也描述了男人已经快乐如从前……

  蝴蝶伤心极了,接下来的几天,她常常会看到自己的爱人带着那个女人到山上看日出、在海边送日落,曾经属于自己的

一切,转瞬间主角都换成了另一个女人,而她自己除了偶尔能 停落在他的肩膀上以外,竟什么都做不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长,蝴蝶每天痛苦的低飞着,她已经再没有勇气接近自己的爱人,他和那女人之间的喃喃细语,他和她快乐的笑声都足以令自己窒息死去,于是在夏天还没结束之前,蝴蝶便早早地飞走了。

  花开花落,花落又花开,对于一只蝴蝶来说,时间似乎只意味着这些。第三年的夏天,蝴蝶已经没有常常去看望自己的爱人的了,他轻拥着女人的肩,轻吻自女人的脸,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留意一只心碎的蝴蝶,更没有心情去怀念过去。

  上帝与蝴蝶约定的三年很快要结束了,就在最后的一天,蝴蝶的爱人跟那个女人举行了婚礼。小教堂里坐满了人,蝴蝶

悄悄地飞了进去,轻落到上帝的肩膀上,她听着下面的爱人对上帝发誓说:我愿意!她看着爱人把戒子戴到那个女人手上,

然后看着他们甜蜜地亲吻着,蝴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上帝心酸地叹息着:你后悔了吗? 蝴蝶擦干了泪:没有。

  上帝又带着一丝愉悦地说:明天你就可以做回你自己了。

  蝴蝶摇了摇头:就让我做一辈子的蝴蝶吧……

                                                                                                                     二00九年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