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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鲁迅《自嘲》诗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新语丝》2009年11月号有一篇潘正伯的文章《伫立静观毛泽东对鲁迅的诠释》,其中谈到这首诗,说到毛对鲁迅这首诗的故意曲解。我认为很有道理,我当初读《毛泽东选集》时也曾经怀疑过里面对这首诗的解释,节选一部分:

      “在民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自嘲》诗颈联的解释(《毛选》第878页)。在中国大陆,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基本上是按照他这番讲解看待鲁迅的。

  毛为什么偏偏选了一首诗?因为,鲁迅的文章散发着浓郁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气息,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他选诗,不仅因为他从小喜欢诗,有着一定的功底。更因“诗无达诂”,解释的任意性很大。他在解释这两句诗时,充分地发挥这种任意性,引导读者离开了作者的原意。

  我们不妨重读一遍这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这是一种很灰心、很无奈的状态,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倒霉到顶了。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作者不愿见人,在闹市中以帽遮颜,帽又是破的,勾画出一幅穷极潦倒的模样;买了酒,自己一人到船上去喝罢(不愿与其他人掺和),偏偏又是一只漏船。这下面就是毛泽东选出加以讲解的颈联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的诠释经过周恩来的重述和郭沫若的延伸,早已风行全国,成为定论。每一个语文教师向学生讲这首诗时,都会按照他的精神重述。这里没有必要再去重复。

  我的理解与毛的诠释截然不同,正是在这里, 我看出了一个与毛泽东的诠释存在着重大差异的鲁迅。

  俗话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是有道理的。那意思是说,一个与群众为敌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鲁迅借用这句话。毛泽东将“千夫”解释为“敌人”,这就将“敌人”扩大化了。毛的一生,一直在将“敌人”扩大化。从30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打AB团开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以文革集其大成,一再将“敌人”扩大化再扩大化,再再扩大化……。甚至不惜将自己选中,已经明示全党全国人民的两个接班人都扩大进去,还嫌不够,还想把更多的人扩大进去。这显然不是鲁迅的思想。鲁迅说的“千夫”,包含了所有不赞成他的主张的人,其中有敌人,更多的是彼此认识有差异的人。而且,鲁迅常常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究竟我对还是错?有没有更确切的观察和结论?鲁迅从来不是“唯我独革”的人。由于他在现实世界中经常碰壁,他甚至产生了不愿意年轻人无条件地赞成他的意见、向他学习的情绪。在他看来:走他走过的路,既艰险,前途又难逆料。他并不想将“千夫”通通“一棍子打死”。这从诗句中的一个“冷”字揭示了出来。这个字非常重要,“冷对”显然不是革命行动。起码不是毛泽东所主张的那种革命行动。“革命”,按毛泽东的解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里的重要属性有两点:第一,是群体事件;第二,是暴力行为。一“冷”,就没有了群体事件,更远离了暴力行为。这和毛泽东一贯推崇的“斗争哲学”走的是不同的路。

  接着后面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更不得了,不要组织,脱离革命队伍,不遵从上级党的决定,自行其是等等。以毛泽东的敏锐思想和文学水平,肯定他早就看出:这诗起码是不革命的。按他一贯的极左嗜好,被他定为反革命毒草是不成问题的。”

下面是《毛选》的解释,第三卷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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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吟”(陈独秀绝句六首)

2009年11月8日星期日

“三年造反竟难成,死重生轻辩不清。

大好梁山竞拚火,秀才到此误平生。”

 

“居奇罔利富家身,口口声声大宋民。

我笑黔驴无技甚,绰名枉唤玉麒麟。”

 

“军师才识竟如何?上应天星号智多。

挑拨好凭三寸舌,看他同室又操戈。”

 

“天杀星原不可当,亦思反哺费奔忙。

须知作贼终愚孝,莫向荒山笑老娘。”

 

“五虎声名丈八矛,今为上将昔为囚。

假名公义销私憾,功首尤推豹子头。”

 

“叛教离宗大不该,恨成千古费人猜。

三清殿上齐都冷,那管青生染指来。”

 

                                                                         (《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03)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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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应台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找到我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
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行道树
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最好。”你说,
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
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
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
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
上张开的叶。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
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
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
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
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着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
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
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于我身世后面那个愈来愈朦胧不清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的
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
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
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
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
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
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
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
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
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
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
啦。”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
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
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
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
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
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
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
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
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
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
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
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
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
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
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
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
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
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
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
吧?”
2,躲躲雨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离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
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
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
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奉命负责
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
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码头上的伤
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
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
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
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
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
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
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
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
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
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
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
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
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
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
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
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
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
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
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
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
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
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
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
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
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
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
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
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
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
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
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把车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
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
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
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
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 ??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
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
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
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
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
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
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
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
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
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
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
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
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
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
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
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
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
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
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
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
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
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
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
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
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
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
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
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
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
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
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
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
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
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
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
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
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
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
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
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
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
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
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
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
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
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
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
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
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
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
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
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
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
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
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
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
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
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
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
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
6,追火车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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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
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
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搜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
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
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
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
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
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
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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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
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
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
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
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
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
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
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
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
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
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
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
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
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
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
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
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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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
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
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
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
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
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
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
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
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
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
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
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
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
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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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
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
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
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
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
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
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
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火车里的人,心急如
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
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
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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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
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
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
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
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
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
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
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
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
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
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
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
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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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
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
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
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
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
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
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
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
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
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在门边,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
身体吊在车外。每一个车窗,都被人体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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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君心乱如麻,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
了,老人家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看看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她把手
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
美君松开了手。
她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转身拉起奶奶的手,说,“我们——很快就回来。”
佛生把她,像货物一样,从车窗塞进去。
龙家院的族人一会儿重新挑起扁担干活去了,我和应扬走在田埂上,边吃橘子边谈天,我问应
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应扬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
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
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
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
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
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认得。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讲,老师跟同
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
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
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
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
——可是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桠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
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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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
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
军在湘江、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
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湘江、洣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
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
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洣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疟疾流行,衡山死
亡两千多人。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
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
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
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洣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
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
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
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筊。顺筊开释,阴筊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
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
看掷筊。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滩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
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
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
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
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
了”!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
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
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来到湘江畔一个寂寥的渡口。
刚好是黄昏,江面上开始起雾,薄薄的阳光融进雾气,一种朦胧的温柔色调使对岸的民居映在水
色天色里,一片空灵。
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
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
瑜用一把雨伞挑着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
去锻炼自己。想想,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吗?两人又哄骗又耍
赖地让船夫渡他们过江。
徒步到了益阳,家乡的农民情状,萧瑜记录下来: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
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
毛泽东对农民的苦难,是不陌生的。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步行千里之后,两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烂不堪了,分手时,毛泽东急着回家,因为父母“给我做
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
三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对着湘江的烟波浩渺,一挥而写“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
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
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
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
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
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
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
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
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
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
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
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
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
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
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
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
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
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
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
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
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
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
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
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
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
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
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
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
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
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
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
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
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
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
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
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
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
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
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
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
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
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把扇子,说,“来,陈
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
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学”。我说,应扬,那
陪我去看看。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百叶小学,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陈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年轻的老师把“陈情
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
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
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一模一样。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怕、最激烈、规模最大
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
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
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
中。”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
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
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
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
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
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
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
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
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
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
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
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
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
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
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
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
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
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
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
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
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13,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
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
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
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
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
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
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
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
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
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
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
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
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
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
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
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
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
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女人在你一
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
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
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
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
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
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
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
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
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
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
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
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
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
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
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
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
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
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
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
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
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
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
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
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
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终战后短短一年半里,九百五十万个难民涌进了德国,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经
有一千两百万,难民几乎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街上走过来的每第五个人,就是
一个“外省人”。
英格丽特跟我谈童年回忆时,我总有点时光错乱的惊异:带着“奇怪”德语口音的“外省人”从
东欧流亡到西德,怎么住进大杂院、怎么被在地的同学们取笑、怎么老是从一个阁楼换到另一个
阁楼、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父母总是跟一撮波兰来的潦倒同乡们在便宜的酒馆饮酒、用
家乡话整晚整晚扯过去的事,说来说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丽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个冬天就死了。英格丽特自己,一生没和波兰的米夏重逢过。
15,端午节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十万大军,衔枚噤声疾走,方
向:码头。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风在吹,云在走,海水在涌动。
英国驻青岛总领事习惯写日记。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录像机:
刘将军大约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
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
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
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
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
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
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
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
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
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
是粗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
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
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
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
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
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
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唇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
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
父亲的最后一面。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
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
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
人,在“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
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
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
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
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
——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
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
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
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
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
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
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
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
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
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
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他们
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
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
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
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我说,
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
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
我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这一块
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
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
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
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
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
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
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
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
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
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
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
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中央研
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
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
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
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
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
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
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
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
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
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
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
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
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
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
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
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
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
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
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
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
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
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
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
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
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
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
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
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
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
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
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
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
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
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
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
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
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
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
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
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
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
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
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从校门到走廊、教室、
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员,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
不哀嚎痛哭”。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
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
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
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
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
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
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
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
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
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
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
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
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
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
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包一放下,学生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马淑玲留下的《古
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学生在有风
吹来的长廊下朗读柳司马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皆死。
然后老师一句一句解释: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而不愿死于国家的错误政
策,柳宗元用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
十七岁的痖弦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念书,柳宗元告诉他,公元八百年时,人民过的日子就是颠沛
流离、十室九空的:
??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后,当痖弦跟我细说这段苍茫少年事的时候,他的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永州,也是个命运转弯的车站。痖弦在这里,脱队了,走上另一条轨道。
19,向前三步走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
青年到台湾去!”
龙:流亡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痖: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远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就
叫联中,大学就叫联大,所以联大不只一个西南联大,只是西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
大、联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它让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照常运作,相当成功。
很多联合高中非常优秀,孩子们一边流亡一边念书,培养了很多人。
龙:内战就不同了吧?谁愿意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啊?
痖:对,内战以后,政府还想用抗战这个办法让学生离开,但响应的就不多,因为那时候大家认
为贪污腐败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了,小孩子不懂事,你们跑到南方去干什
么,太可笑了。所以只有河南豫衡联中跟山东的一个联中出来;我们到湖南的时候,湖南人也
说,你们瞎跑什么,往哪里跑?
龙:河南人愿意离开,是因为那时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土改厉害?
痖: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
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
龙: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因为国民党腐败,为什么南阳中学的老师们不呢?
痖:豫衡中学很多老师比较老派,北大清华出身的,思想比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种。共
产党在那时代是很时髦的、很新颖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阳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这个事
情。
龙:五千个学生跟着校长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不可思议。到阳明山远足都得要家长签书面
同意呢,还要做意外保险。学生跟老师关系特别紧密是吗?
痖:对。老师带着学生母鸡带小鸡一路跑,都没有跑散,因为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跟着老
师走,家长很放心。孩子很多本来就是住校,老师晚上拿着灯笼去查铺,一个一个小娃都睡在那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里,老师才去睡觉,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样。
龙:说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没有悲伤,觉得要去远足了还挺高兴的,对
吗?
一九五四年的痖弦。
痖: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出南
阳城时,我妈妈烙了一些油饼,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嘛,乡下的孩子最不
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妈妈让同学看到。觉得爸爸妈妈好土,同学看到不好意思。
龙:现在也一样啊,我儿子都不愿意我被看到,他觉得丢脸。
痖:我母亲拿个油饼塞我背包上,背包里主要是个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后背包的下面放一双鞋
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会太湿掉或是太脏。我妈妈就把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
拔了。
龙:没有回头看她?
痖:??就走了,没有回头。
龙:你妈到街头找你,街上五千个孩子,还有撤退的部队、伤兵,一团乱,你妈竟然找到你??
痖:对啊,找到了,还拿着油饼。
龙:那时还没学“诀别”二字吧?
痖:我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不回头、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
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龙:你是独生子?
痖:对。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还托人来送了一双袜子给我。你知道那时候北方乡下都不穿线袜
的,线袜我们叫洋袜子,都是布缝的袜子。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经是四
十二年以后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爸妈什么时候过世?
痖:音讯全无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亲的墓,没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劳改营。我妈妈是
死在家乡,我妈妈在儿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熬了好几年,连病带饿死在我家乡。
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
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
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
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
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
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
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
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
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还没
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
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
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
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痖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
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
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
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
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
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
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
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
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
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
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
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
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
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
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
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
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
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
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
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
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
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
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
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
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
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
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
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
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
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
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
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
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
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
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
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
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
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
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
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
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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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
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
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连续
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
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
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
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
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
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
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
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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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
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
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
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
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
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
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
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
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
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
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
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
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
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
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
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
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
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
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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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
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
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
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
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
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
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
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
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
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
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
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
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
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
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
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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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
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
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
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
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
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
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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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
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
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
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
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
两百零七万。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
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
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
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
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
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
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
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
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
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
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
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
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
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
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
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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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字形油纸棚,一
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
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
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
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
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
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
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
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
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
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
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
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
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
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
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
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
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
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
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
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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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
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
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
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
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
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
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
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
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
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
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
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
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
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
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
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
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
造公司。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
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
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
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
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
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
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
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
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
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
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
人。”秦厚修说。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
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
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
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
造、香港交货”。
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
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
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
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
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
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
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
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
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
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
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
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
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
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
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
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
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
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
民潮来到了香港。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
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
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
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
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
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
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
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
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
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
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
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
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
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
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
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
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
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
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
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
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
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
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
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
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
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
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
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
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
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
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
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
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
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
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
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
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
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
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
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
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
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
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
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
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
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
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
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字
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
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
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
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
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
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
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
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
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
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
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
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
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
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
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
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
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
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
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
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
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
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
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
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
在台北街道上。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
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
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
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
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
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
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
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
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
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
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
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
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
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
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
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
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
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
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
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
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
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
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
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
俏皮的红丝带。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
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
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
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
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
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
一九四三年一只鸡
一九四五年一个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
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
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
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
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
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
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
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
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
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
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
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
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
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
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
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
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
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
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
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
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
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
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
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
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
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
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
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
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
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
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每天晚
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
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
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
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
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
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听说村
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还没来得
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
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
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
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
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
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
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
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
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
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
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
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
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
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
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
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
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
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
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
是一九四七年。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十八岁
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
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27,小城故事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
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
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
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
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
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
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
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
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
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
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
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
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
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
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
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
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
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
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
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
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
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
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
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
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
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
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
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
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
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
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
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
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
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
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
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
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
——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
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
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
一振。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
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
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部队
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
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
个“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
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
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
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
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
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
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
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
减半背两颗。”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
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
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
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
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
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
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
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
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
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
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
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
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
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
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
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
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
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
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
如吗!”
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
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
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
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
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
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
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
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
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
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孤悬海
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
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
装备。
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
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
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
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
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
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
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
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
啊,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
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
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
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
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
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
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
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他游回
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
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
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
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
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
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
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只好成
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
操,一样挨打、关禁闭。
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
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
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
呀,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
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照片上
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
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
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
人。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
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
魂”,讲究薪火传承。
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
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
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三年里消失掉了的
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围城不
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
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
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
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
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
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
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
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
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
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
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
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
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
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
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
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载着火
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
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
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
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
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
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
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
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
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
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
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
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火
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
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
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
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
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
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
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
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
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
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几年前
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
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
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
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
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
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
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
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
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
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
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
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
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
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
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
扫射打死他们。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
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
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
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
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
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
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
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
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可是你说,你从来就
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
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
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
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
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
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
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
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
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
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
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
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
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
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
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到五
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
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
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
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
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
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
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
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
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
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
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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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
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
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
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
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
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
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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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
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
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
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
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
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
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
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
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
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
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
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
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
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
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
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
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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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
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
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
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
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
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
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
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
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
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
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
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
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
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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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
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
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
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
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
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
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
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
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
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
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
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
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
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
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
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
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
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
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
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
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
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
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
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
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
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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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
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
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
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
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
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
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
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
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
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
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
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
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
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
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
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
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
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
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
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
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
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
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
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拿国防
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
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
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
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
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
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
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
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
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
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
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
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
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
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
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
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
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
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
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
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
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
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满地士兵的尸体,部队破碎,林精武知道,也
没有什么系统会来登记他的阵亡、通知他的家属、抚恤他的孤儿。黄石已战死,但是“黄石”究
竟是何姓、何名、谁家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林精武过了六十年后还觉得伤心,他说,日本人会尽竟其所能把他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
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
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
离开林精武的家,带着一串他一定要我带着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条街都静下来了,我说的是
我夜间写作的金华街——金华也是个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写作室里,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数
据,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东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的“劝
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
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
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
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
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
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
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这语言,像不像两个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阵的口气?两军对峙,只隔几码之遥。安
静时,听得到对方的咳嗽声。林精武有个小勤务兵,饥饿难忍,摸黑到共军的阵地里和解放军一
起吃了顿饱饭,还装了一包面条摸回国军阵营;他个子矮小,又没带枪,黑夜笼罩的雪地里,共
军以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骑马打仗玩游戏,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叫的“阵”、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万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
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
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
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
湿布冷却枪管。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
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
——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
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
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
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
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
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
直接被送上前线。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
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
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
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是一
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
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
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
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
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
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
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
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
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
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
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
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
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
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
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
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
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
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
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
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
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
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
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
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
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
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
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
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
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
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
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
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
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
杀。”
前线的军官看到最高统帅的命令,“面面相觑不知所从”。即使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要屠杀百姓
还是下不了手。黄百韬以拖延了事。
激战两个月,徐蚌会战结束。抗日名将黄百韬、邱清泉饮弹自尽,杜聿明、黄维被俘,胡琏、李
弥仅以身免,三十二万国军被俘虏,六万多人“投诚”。十七万人在战场上倒下。五十五万国军
灰飞烟灭。
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原来有一万八千人,开战四十天已经战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枪,在混乱中从路边尸体上撕下一只棉衣袖子,胡乱缠在腿上,开始一个人用单
脚跳着走,从徐州的战场辗转跳到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最后跳到了浦口长江畔的伤兵医院。伤兵
医院其实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烂的帐蓬群,四边全是杂草。医官剪开他黏着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
低头,这才看见,脚上的伤口已经腐烂,红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动。
黑烟还在雪地里冒着,尸体在平原上垒垒迭迭、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地方政府开始征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老百姓清理尸体,需要挣粮食吗?埋一具人尸发五斤高粱,埋一具马尸发二十四斤高粱。仅仅在
张围子一带,就发了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上海那
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
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
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
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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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
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
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
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
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
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
呢?
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
布:“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
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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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
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
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
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
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
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
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
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
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
平。
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
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
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
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
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
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以
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
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
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
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
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
奋斗。”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
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
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
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
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
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
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
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
分钟后沉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
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
傅建中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
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
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
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
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
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
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
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
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
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
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
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
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
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
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
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
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
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
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
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
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
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
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
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
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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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舞台
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
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
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
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
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
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
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
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
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
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
——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
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
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站在甲
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
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
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
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
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
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
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
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
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
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
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
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
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
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
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
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
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
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
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
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
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
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
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
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
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
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号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
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
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
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
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
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
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
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
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
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
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
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
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
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
坦克登陆舰LST-847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
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
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
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
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
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
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
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
人来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
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
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
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
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
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
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以
我想换船。
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
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
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
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
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
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
模糊的。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
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
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
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
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
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
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
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
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
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
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
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
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
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
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
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
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
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
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
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
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
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
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
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
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很多台
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
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
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
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
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
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
没有人管的弃民。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
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
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
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
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
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
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
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
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
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他们
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
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
向窗外。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
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
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
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在大海
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
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来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
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
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
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
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
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
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
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
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
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
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
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
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
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
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 55位军官及 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 47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 688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
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名美国海军、1020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名中国平民— —18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 1190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
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
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在一九
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
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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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
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
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
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
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
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
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
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
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
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
看谁丢得准、扎得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
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
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
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
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
拔,接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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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
百人。
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
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
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
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
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
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
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
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
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
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
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
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
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
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
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
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
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
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
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
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
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
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
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
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
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
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
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
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
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
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
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
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
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
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
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
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
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
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
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
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
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
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
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
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
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
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
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
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
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
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
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
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
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
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
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
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
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
景。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
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
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
正确答案,当然是C。
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
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
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
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
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
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
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
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
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
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
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
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
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
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
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
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
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
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
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
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
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
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
叫:‘前面有山’,快到了。”
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
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
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
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
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
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
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
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
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
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
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
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
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
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
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
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
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
——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
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
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
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
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
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
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
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
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
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
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
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
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
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
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
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
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
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
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
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
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
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
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
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
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
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
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
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
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
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
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
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
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
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
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
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
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
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
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
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
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
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
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
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
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
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
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
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
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
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
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
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
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
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
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
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
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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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
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
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
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
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
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
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
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
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
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日语
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
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
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
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
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
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
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
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
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
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
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
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
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
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
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
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
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
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
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
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
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武器
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
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
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
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
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
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
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
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
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
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
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
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
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
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一个十七岁的少
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
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
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这时,少年
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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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
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
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
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
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
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
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
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
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
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
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
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
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
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
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
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
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
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
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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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
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
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
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
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
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
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
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
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
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
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
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
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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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
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
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
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
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
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
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
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谕”,教导孩
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
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
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
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
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
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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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
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
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
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
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
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
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
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
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
万个台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
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字
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
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
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
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
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
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
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
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
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
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
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在太平
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
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
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
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
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
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
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
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
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譬如南
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
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
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
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
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
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
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
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
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
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
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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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
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
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
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
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
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
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
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
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
——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
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
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
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
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
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
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
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
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
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
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
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
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
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
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
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
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
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
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
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
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
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
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
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
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
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
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
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
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
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
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
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抽搐中死亡。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岁,他谎报18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
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
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
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
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
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
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
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
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
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
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
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
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
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
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
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
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
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
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
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
为天皇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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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
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
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
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
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
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
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
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
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
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
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
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
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
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
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
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
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
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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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
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我来看他
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
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
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
我爸爸。”
半??,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
时。”
“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
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
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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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
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
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
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
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
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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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
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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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
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
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
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
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
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
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
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
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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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
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
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
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
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
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
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
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
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
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
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
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
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
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
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
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
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
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
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
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
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
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
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
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
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
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
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
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
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
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
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
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
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
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
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
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
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
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
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
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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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
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
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
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
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
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
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
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
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
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
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
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
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
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
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
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
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
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
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
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
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
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可是
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
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
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
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
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
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九十岁
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
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
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
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
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
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
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
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
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
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
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
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
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
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
进行羞辱性的劳动。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
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
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
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
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
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
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
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
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
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
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
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
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
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
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
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
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
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
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
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
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
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
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孤军
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
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
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
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
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
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
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
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
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
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
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
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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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
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
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
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
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
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
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
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
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
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
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
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
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
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
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
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
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
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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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
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
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
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
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
埔里乡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
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
——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
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
油,才烧得干净。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
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
的,只有四百个。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
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
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
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
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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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
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
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
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
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
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
回到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利瓦伊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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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利瓦伊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
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
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
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利瓦伊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
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
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
电话。”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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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
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
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
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
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
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
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来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
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
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
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
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
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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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
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
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
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
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
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
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
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
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
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
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
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
地狱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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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
没有红药水
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
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
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
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
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
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
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
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
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
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
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
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
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
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
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
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
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
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
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就是让
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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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
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
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
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
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
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
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
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
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
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
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
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
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
打在帐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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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
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
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
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
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
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
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
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
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
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
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
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
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
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
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
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
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
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
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
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日军从
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
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
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
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
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
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
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
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
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
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
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
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
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
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
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
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
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
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
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
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
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
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
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
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
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
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
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
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
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
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
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
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
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
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
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
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
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
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
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
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
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
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
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70,十九岁的决定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
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
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
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
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
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
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
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
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
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
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
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
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
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
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
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
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
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
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
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
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爱,
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里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
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
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
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
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
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
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
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
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
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
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
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
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
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
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赡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
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
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有一天─—
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
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
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赡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赡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
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
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
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
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
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
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
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
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
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
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
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
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
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
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
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
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
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
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
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
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
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
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
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
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
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
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
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
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
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
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
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
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
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
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
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
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
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
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
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
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
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
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
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
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
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
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
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
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
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
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
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更远
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
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
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
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
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
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
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
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
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
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
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
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
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
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
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
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
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
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
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
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
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
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
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
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
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
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
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领到
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
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
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
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
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
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
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
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
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个本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
音??”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
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
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
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
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
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
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
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
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
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
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
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
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
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
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
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
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
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
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
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
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
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
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
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
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
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
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
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
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
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
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
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
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
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
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
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
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
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
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
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
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
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
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
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
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
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
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
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
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
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
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
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
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
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
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
余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我冷下
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
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
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
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
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
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感谢
香港大学
孔庆荧及梁巧玲慈善基金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新竹国立清华大学
中华民国总统府
中华民国国防部
中华民国国防部海军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乌坵守备大队
国史馆
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国民党党史馆
国军历史文物馆
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
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
金门县政府
连江县政府(马祖)
连江县政府(黄岐)
香港中国文化协会
浙江省文化厅
厦门金门同乡会
中华民国救助总会
台北亚都丽致大饭店
台中文华道会馆
天下杂志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中央通讯社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U.S. Navy veterans of the LST-847
上官百成 于祺元  孔桂仪  孔梁巧玲
心道法师 王 冰  王小棣  王木荣
王立祯  王克先  王世全  王建华
王秋桂  王荣文  王晓波  王应文
白先勇  向 阳  曲靖和  曲晓范
朱 强  朱建华  朱经武  朱学勤
江雨洁  余 国  余年春  吴阿吉
吴增栋  吕芳上  宋晓薇  李应平
李文中  李炷烽  李玉玲  李佛生
李克汀  李展平  李能慧  李干朗
利瓦伊恂 李锡奇  李龙彪  李镜芬
沈 悦  阮大仁  周 洛  周国洪
周梦蝶  周肇平  周阳山  季 季
林文彩  林全信  林百里  林于豹
林阿寿  林青霞  林秦苇  林桶法
林炜舒  林精武  林怀民  林正士
林贵芳  初安民  金淳平  金惟纯
封德平  柯文昌  柯沛如  柯景星
洪小伟  胡为真  唐 飞  徐 璐
徐立之  徐宗懋  徐荣璋  徐咏璇
桑品载  殷允芃  秦厚修  马英九
高希均  高丹华  张 生  张世杰
张玉法  张作锦  张拓芜  张登杰
张贻智  张云程  张鸿渠  张永霖
庄镇忠  曹瑞芳  梁安妮  梁振英
许式英  郭岱君  郭玉茹  郭冠霖
郭芳贽  郭冠英  郭庭玮  陈 浩
陈千武  陈文澈  陈君天  陈志刚
陈育虹  陈启蓓  陈清山  陈雪生
陈道茂  陈肇敏  陈履安  陈履碚
陈麾东  陈婉莹  陆以正  陶英惠
陶恒生  章本汶  傅建中  傅培琦
彭明敏  游筑钧  程介明  程幼民
程祖钺  粟明鲜  贺理民  冯玮华
黄春明  黄黎明  黄月妙  楚崧秋
杨 蓁  杨 泽  杨天啸  杨文炳
杨建新  杨景龙  杨绥生  叶绍麒
董 桥  董延龄  董阳孜  管 管
蒙民伟  齐 湘  齐家贞  刘永宁

龙应台 -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刘敏瑛  刘润南  蒋 震  蒋 勋
蔡政良  蔡贞停  蔡新宗  郑宏铭
邓美宝  卢雪芳  卢玮銮  萧万长
赖其万  钱 钢  骆雅雯  应树芳
谢英从  锺肇腾  锺存柔  鞠 靖
韩家寰  简昭惠  颜昆阳  痖 弦
罗恩惠  严长寿  龙应扬  龙应达
龙佛卫  龙应腾
K. Boos
Michael V. Grobbel
The family of Robert C. Grobbel
Richard Sousa
Bill Young

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1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

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1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序 言. 1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3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6
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 15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20
第五章 续前论. 26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32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44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51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56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71
附:福泽谕吉《脱亚论》. 83

序 言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广大群众的总的精神发展。所以,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一般说来,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事,往往由于被局部的利害得失所迷惑,以致失去正确的见解。习以为常,便几乎不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了。有时,认为是自然的实则是习惯所使然;认为是习惯的却又是出于自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创造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事。

 

现代的西洋文明,是从罗马灭亡到现在大约一千多年之间形成起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悠久的了。日本自从建国以来,已经经过了二千五百年,我国的固有文明,虽然也自发地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与西洋文明相比较,情况就有所不同了。自从嘉永①年间,美国人来到日本,此后日本又与西洋各国缔结了通邮、贸易等条约,我国人民才知道有西洋,互相比较,才知道彼此的文明情况有很大的差异;人们的视听一时为之震动,人心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我国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年间,由于治乱兴衰,虽然也发生过不少惊人的事件,但是,能深入人心使人感动的,最先是古代从中国传来的儒佛两教,以后最显著的就是近年来的对外关系了。而儒佛两教是以亚洲的固有精神传播于亚洲的,其中只有精粗之不同,对于日本来说,并不难于接受,因此说它新而不奇,也未为不可。至于近年来的对外关系就不然了:由于地理畛域不同,文明因素不同,以及这种因素的发展情况和发展程度不同,所以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感到新异,而且感到所见所闻无一不奇无一不怪。这好比烈火突然接触到冷水一般,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复地的大骚乱。

 

①日本年号,1848—1854年。——译者

 

这种人心骚乱的具体表现,就是几年前的“王制革新”以及“废藩置县”,而且发展到如今依然没有停止。兵马的骚乱虽然在几年前就已平息,但人心的骚乱至今依然在日甚一日地发展着。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的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然而,西洋文明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提高着,所以我国人民的思想也必须随着这种发展而永无止境地前进。嘉永年间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永不熄灭。

 

人心既如此骚乱,社会上一切事物的错综复杂情形又几乎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要创造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对于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现在西洋各国的学者不断发表新的学说,真是推陈出新层出不穷,其中包括许多令人惊奇的东西。但是,这不过是继承千余年来的历史传统和前人的遗产,而加以研究整理得来的。即使有些新颖之处,也都是同出一源,并非首创。这和目前日本的情况相比,又怎能同日而语呢?今天我国的文明,将是一种所谓从火变水,从无到有的突变,这种变化似乎不应单纯叫作革新,而应称为首创。所以说,探讨文明理论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当代学者能够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我国自开禁以来,社会上的学者都在努力钻研“洋学”,研究的结果虽不免有些粗浅狭隘,但似乎也窥见了西洋文明的一斑,并且这些学者在二十年前,都受过日本固有文明的薰陶,不仅是耳濡目染,而且也是身临其境躬行其事的。所以在论述往事的时候,他们不会陷于臆测揣度和模糊不清,而能够直接利用自己的切身体验与西洋文明互相比照。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从这点看来,必须认为,站在已经形成的一个文明体系圈内去推测其他国家情况的西洋学者,就不如我国学者根据这种切身体验来得更加可靠了。所谓当代学者的幸运,也就在于具有这种切身体验这一点上。而且,这种体验一过了这一世代,就不可复得,因此必须认为今天的这个时代是特别宝贵的大好机会。请看目前我国的洋学家们,没有一个不是以往研究汉学的,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神佛的;他们不是出身于封建士族,便是封建时代的百姓。这好象是一身经历了两世,也好象一个人具有两个身体。如果把这两世和两身前后相比较,以前世前身所接触的文明和今世今身所接触的西洋文明互相比照的话,那么这两者互相辉映究竟会呈现什么样的景象呢?人们自然会得出确实可靠的观点。我之所以不揣谫陋,敢于以肤浅的洋学见解来撰写这本小册子,并且不直接翻译西洋各家的著作,只是斟酌其大意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加以阐述,无非是想要利用我所获得的而后人不可复得的这个大好机会,把我的见解留传后人参考而已。但是,抱歉得很,由于自己理论粗浅,错误必多,不能满足读者期望,所以,恳切希望今后的学者能够努力钻研,精读西洋文献,仔细研究日本的实际情况,使知识更加渊博,理论更加严密,将来能够写出一部精湛完备的文明理论,从而使全日本的面貌为之一新。我年岁还不算老,为使这一壮举早日实现,今后定要加倍努力钻研,以期做出一分贡献。

 

拙著中引用了西洋各种著述,其中直接从原文译出的,都注明了原著书名以明出处;至于摘译其大意,或参考各种书籍拮取其精神藉以阐明我个人见解的,都没有逐一注明出处。这正如消化食物一样,食物虽然是身外的东西,但一经摄取消化之后,就变成我体内的东西了。所以本书理论如果有可取之处,这并不是由于我的理论高明而是因为食物良好的原故。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不断地请教过几位知友,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倾听他们介绍读过的论著,获益非浅;特别是承蒙小幡笃次郎君审阅校正,更大大提高了本书的理论价值。

 

明治8年3月25日 福泽谕吉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轻重、长短、是非、善恶等词,是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的。没有轻就不会有重,没有善就不会有恶。因此,所谓轻就是说比重者轻,所谓善就是说比恶者善,如果不互相对比,就不能谈论轻、重、善、恶的问题。这样经过互相对比之后确定下来的重或善,就叫做议论的标准。日本谚语有所谓“腹重于背”和“舍小济大”之说。这就是说:在评价人的身体时,腹部比背部重要,因此宁使背部受伤,也要保护腹部的安全;又如对待动物,仙鹤比泥鳅既大且贵,因而不妨用泥鳅喂鹤。例如日本,废除封建时代不劳而食的诸侯藩臣制度,改变成目前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是推翻了有产者而使其陷于窘境,但如果以日本国家和各藩来比较,当然日本国家为重而各藩为轻。废藩正如为保全腹而牺牲背,剥夺诸侯藩臣的俸禄犹如杀鳅养鹤。研究事物,必须去其枝节,追本溯源以求其基本标准。这样,就能逐渐克服议论的纷纭,而树立起正确标准。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确立了物体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规律以来,说明世界万物的运动之理,无不以此为依据。定律也可以叫做理论的标准。假使在探讨运动的道理时没有这个定律,就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者还会根据船的运动建立一套有关船的理论定律,根据车的运动又建立一套有关车的理论标准,这样只能增加理论的纷纭而得不到根本的统一,不统一也就谈不到正确。

 

不确定议论的标准,就不能推论利害得失。例如城堡,虽然对守者有利而对攻者就有害,敌之得就是我之失,往者的便利就是来者的障碍。所以在讨论利害得失之前,必须首先确定其立场,是为守者,还是为攻者?是为敌,还是为我?不论为谁都必须确定其基本立场。从古至今,议论纷纭相互龃龉,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最初没有共同标准,到了最后又要强求枝叶一致而造成的。譬如神佛之说,就常常不一致。他们的主张听来似乎各有道理,如果深究其根源,神道是讲现世的吉凶,而佛法是讲未来的祸福,因其议论标准不同,这两种学说也就不能一致。汉学家和皇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他们的争论虽然纷纭复杂,但其基本的分歧在于:汉学家赞成汤武放伐,而皇学家则主张万世一系;汉学家所感到为难的也只在于这一问题上。对于事物,如果这样舍本逐末地争论下去,神儒佛的不同论点,永远不会趋于一致,正如在武备上一味争论弓矢刀枪的优劣一样。因此,要想消除这种无味的争论而达到协调一致,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提出比他们更高明和更新的见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新旧的好坏。例如弓矢刀枪的争论虽曾喧嚣一时,但自从采用洋枪以来,社会上就再也没有谈论弓矢刀枪的人了。〔如果只听双方片面的辩解:神官①将会说,神道也有葬祭之法,所以也是讲未来的;僧侣也会说,法华宗等也有加持祈祷的仪式,所以佛法也注重现世的吉凶。这样,议论就会纠缠不清。这完全是由于神佛两教混淆已久,僧侣想模仿神官,神官想侵犯僧侣的职分所致。其实论神佛两教的总的精神,一个是以未来为主,一个是以现世为主,这可以从几千年来的习惯得到证明,已无须再听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了。〕

 

①日本对皇室的祖先、神话时代的神或对国家有功劳的人都奉之为神,而设立神社,掌管神社祭祀的叫做神官。——译者

 

再看议论的标准不相同的人,至其主张的末端细节有时似乎相同,但一追溯其由来,往往在中途发现分歧,而结论也就互不相同。所以,在人们论及事物的利害时,开始听起来,认为某一事物是利或是害的看法,好象没有什么不同,但进一步追问其所以认为利或是害的理由时,就会发现他们的见解在中途有所分歧,其最后结论也就不能取得一致。例如,顽固分子总是憎恶西洋人,而在学者之中稍有见识的,看到西洋人的举止行为也并不满意,其憎恶洋人的心情可以说与顽固分子并无二致。如果单就这一点来说,两者的主张似乎相同,但是一谈到憎恶的理由时便发生分歧,前者认为西洋人是异种,所以就不问事情的是非利害只是一味憎恶;后者则见识较广,并非单纯地憎恶,而是考虑到在互相接触时可能发生的那种恶劣情况,而愤恨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西洋人对日本人的不平等待遇。两者憎恶的心情虽同而憎恶的原因各异,所以在对待西洋人的方式上也就不能一致。攘夷论者和“开国论者”①对细节的看法相同,而中途分歧和根本出发点不同的原故即在于此。人们对一切事物,甚至于游嬉宴乐,往往表面上相同,而其爱好却各自不同。所以,不应从表面上观察一时的行为,而遽然判断这个人的思想。

 

①主张同外国交往、亦即反对闭关自守者。——译者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谈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各走极端,从议论一开始双方就发生显著的分歧而不能互相接近。例如,一听到有人谈论公民权利平等的新学说,守旧者就立刻认为这是共和政治论,从而提出:如果在我们日本主张共和政治论,那么,我们的国体怎么办,甚至还要说这将招来不测的大祸,而为之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国家将陷于无君无政的大乱中。这种人从讨论的一开始,就考虑到遥远的未来,既不研究权利平等为何物,又不探求其目的之所在,只是一味反对而已。革新论者则从一开始就把守旧者当作敌人,毫无道理地排斥旧说,因而形成敌对之势,意见无法趋于一致。这就是由于双方各走极端,所以才造成不可调和的局面。举一个浅近的比喻来说,有好酒和不好酒的①两个人,好酒的讨厌年糕,不好酒的讨厌酒。他们各谈年糕和酒的害处,主张取消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好酒的驳斥好酒的说:“如果说年糕有害,那么是否能够破除我国几百年来的习惯,在元旦那天吃茶泡饭,停止年糕铺的营业,禁止全国播种糯米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好酒的也反驳说:“如果说酒有害,那么,是否能从明天起就封闭全国的酒馆,严惩那些酗酒的人,用甜米酒代替药用酒精,举行婚礼时以水杯②代酒呢?这当然是行不通的”。这样各执一端势必彼此冲突而不能接近,终于会使人与人之间发生纠纷而给社会造成大害。古今各国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这种纠纷如果发生在士大夫之间,就会引起笔争舌战,著书立说,以所谓空论蛊惑人心。如果是不学无术的文盲不能舌战笔争的话,就要诉诸筋膂之力,很可能企图进行暗杀。

 

①“不好酒的”——原文为“下户”,日本人称不喝酒的人为下户,下户一般喜食年糕等甜食。——译者

 

②“水杯”——日本风俗,在生离死别不能再会时,以水代酒举杯互饮。——译者

 

再看社会上彼此争论辩驳时,往往只是互相竭力攻击对方的缺点,不肯显露双方的真实面目。所谓缺点,就是指和事物的好的或有利的一面相表里的坏的或不利的一面。譬如,乡村的农民虽然正直但是愚顽;城市的居民虽然聪明但是轻薄。正直和聪明虽然是人的美德,但是也往往附带着愚顽和轻薄这种坏的方面。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争论多半发生在这里:农民视市民为轻薄儿;市民骂农民为蠢货。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形,恰如各闭上一只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只找对方的缺点。如果能使他们睁开双眼,用一只眼观察对方的长处,而用另一只眼观察对方的短处的话,就能长短相抵,双方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或者发现对方的长处完全掩盖了短处,那么,不仅可以消除争论,且可彼此友好,互相获益。社会上的学者也是如此。例如现在日本议论界有保守和改革两派。改革派精明而进取,保守派稳重而守旧。守旧者有陷于顽固的缺点,进取者有流于轻率的弊病。但是,稳重未必都陷于顽固,精明未必都流于轻率。试看世上的人,有喝酒而不醉的,有吃年糕而不伤胃的,可见酒和年糕未必都是醉人和伤胃的原因。醉酒或伤胃与否,只在于是否能够节制。既然如此,保守派就不必憎恶改革派,改革派也不必藐视保守派了。假设这里有四个人:甲稳重,乙顽固,丙精明,丁轻率;如果甲遇丁,乙遇丙,一定互相敌对彼此看不起;但甲遇丙,就一定会意气相投而相亲。如果彼此在感情上能够融洽,双方就能显露出真实面目,从而就能逐渐消除敌对情绪。在以前封建时代,诸侯的家臣,住在江户藩邸①的和住在诸侯采邑的,两者之间在言论上,常发生分歧,属于同藩的家臣俨然如同仇敌,这也是未能显露出人的真实面目的一例。这些缺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固然可以自然消除,但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这种接触可以通过商业交易或学术研究,甚至可以通过游艺宴饮,也可以通过公务、诉讼、斗殴、战争等方式,凡是便于人与人的互相接触或者有把心里所想的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机会,都能使双方的感情融洽,这就是所谓睁开双眼看到对方的长处。有识之士所以特别重视人民议会、社团讲演、交通便利、出版自由等,也就是因为它有助于人民的接触。

 

①“江户藩邸”——日本天正18年(1590)德川家康在江户(现在的东京)设立了幕府,掌握政权统治全国,为了防范各地诸侯作乱,制定了参觐的制度,各地诸侯每隔三年轮流到幕府所在地江户居住一个相当时期,因此,诸侯便在江户另设一藩邸以便居住。

 

一切关于事物的议论都是反映每一个人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见识高的,议论也就高;见识肤浅,议论也就肤浅。见识肤浅的人,还未能达到议论的出发点就想驳斥对方的主张,就会产生两种主张背道而驰的现象。譬如,在讨论同外国交往的利害时,甲主张开国,乙也主张开国,骤然看来甲乙的主张似乎一致,但随着甲的理论逐渐深入发挥,乙就逐渐感到不能接受,于是双方便发生争执。因为象乙这种人即所谓社会上的普通人,只能提出普通的论调,其见解亦极肤浅,不能明了议论的根本出发点,遽然听到高深的言论,反而迷失了方向。社会上这种事例比比皆是。这好比胃病患者摄取营养品不能消化,反而加重了疾病。乍看起来,高深的议论似乎对于社会有害无益,其实不然,如果没有高深的议论,就不可能引导后进者达到高深的境地。如果怕胃弱而废营养,结果只会造成患者的死亡。由于这种认识的错误,古今各国,不知发生了多少悲剧。不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上下愚和上智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处于智愚之间,与世浮沉,庸庸碌碌,随声附和以终其一生的。这种人就叫做普通人。所谓舆论就是在他们之间产生的。这种人只是反映当时的情况,既不能回顾过去而有所反对,也不能对未来抱有远见,好象永远停滞不前似的。可是,如今竟有人因为这种人在社会上占大多数,说是众口难拗,于是便根据他们的见解,把社会上的议论划成一条线,如果有人稍微超出这条线,就认为是异端邪说,一定要把它压入这条线内,使社会上的议论变成清一色,这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假如真的这样,那些智者对国家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将要依靠谁来预见未来为文明开辟道路呢?这未免太没有头脑了。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的。亚当.斯密最初讲述经济学时,世人不是也曾把它看做是邪说而驳斥过吗?伽里略提出地动说时,不是也被称为异端而获罪了吗?异说的争论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社会上一般群众又仿佛受到了智者的鞭策,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观点,到了如今这样的文明时代,即使小学生也没有认为经济学和地动说是奇怪的了。不但不奇怪,假如有人怀疑这些定律,就要被当做愚人而为人所不齿。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来说,仅在十年以前,三百诸侯曾各设一个政府,定下君臣上下之分,掌握着生杀与夺的大权,其政权之巩固,大有可以传之子孙万代之势。然而转瞬之间便宣告土崩瓦解变成了目前的局面。到了今天,社会上当然没有人认为这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是,假如在十年以前,藩臣中有人提倡废藩置县,藩府该怎样对待他呢?不消说,他将立刻遭到迫害。所以说,昔日的所谓异端邪说已成现代的通论,昨日的怪论已成今日的常谈。那末,今天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成为后日的通论常谈。学者无须顾虑舆论的喧嚷和被指斥为异端邪说,尽可鼓起勇气畅所欲言。或许别人的主张与自己的意见有所不合,但是应仔细研究其论点,可采纳的就采纳,不可采纳的暂且放在一边,以待双方意见趋于一致的一天,这就是议论标准统一的一天。切不可企图把别人的主张硬拉到自己的主张范围以内而划一社会上的议论。

 

根据上述情形,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必须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轻重和是非。论述利害得失比较容易,而辨别轻重是非却很困难。不应根据一己的利害来论断天下事的是非,也不应因眼前的利害而贻误长远的大计。必须博闻古今的学说,广泛了解世界大事,平心静气地认清真理,排除万难,突破舆论的束缚,站在超然的地位回顾过去,放大眼光展望将来。我当然不想确定议论的标准,阐明达到这个标准的方法,使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愿意向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问题只在“进退”二字。如果国人有前进的愿望,那么我的议论也许就有可取之处,至于讨论实际如何进行的方法,则非本书的目的,这一点唯有留待大家研究。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们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兹将其情况说明如下。这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第一、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文字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可以说距离文明太远。

 

第二、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缺,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猜疑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问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只知墨守成规不知改进;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这样的人就叫做半开化,还没达到文明的程度。

 

第三、这里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但在这个规范内人们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敦品励学,既不怀慕往昔,也不满足现状;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而努力追求未来的大成,有进无退,虽达目的仍不休止;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做现代的文明,这可以说是已经远远地摆脱了野蛮和半开化的境界。

 

象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限。但是,这些名称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在未达到文明的时期,也不妨以半开化为最高阶段。这种文明对半开化来说固然是文明,而半开化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例如,以现在的中国与西洋各国相比,不能不说中国是半开化。但是,把中国与南非各国相比,或取更近的例子来说,以日本近畿地方的人民与虾夷民族相比,那么,前者就可以称做文明了。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窃盗和杀人是社会上的罪恶,而西洋各国窃盗和杀人案件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还有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也有因丧失权力而互相攻讦吵嚷不休的;至于在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只是大体上看来,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经尽善尽美了。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既然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那么,我们就可以舍弃西洋文明而不效法它吗?如果这样,我们将要处于何等地位呢?既不能安于半开化,更不能退回野蛮的地位。要摆脱这两个落后地位就必须另寻出路。人们期待中的百年后所谓太平盛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人类的空想罢了。况且,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本书全编就是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而讨论对这种文明的利害得失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本书主要的这种旨趣。

 

有人说,世界各国彼此分立,各自形成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也互有差异,国体政治也各有不同,现在为追求本国的文明,而完全以欧洲为衡量利害得失的标准,岂不是不合理吗?应该适当地汲取外国文明,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根据本国的国体和政治制度,选择其合乎国情者,当取则取,当舍则舍,这样才能调和适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半开化的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当然要取舍适宜,但是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随着攻取难者的程度,仔细估量其深浅,然后适当地采取易者以适应其深浅的程度。假如把次序颠倒过来,在未得到难者之前先取其易,不但不起作用,往往反而有害。所谓外在的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如果仅以这种外在的事物当作文明,当然是应该按照本国的人情风俗来加以取舍。西洋各国即使国境毗连,其情况也互有差异,何况远离在东方的亚洲国家,怎么可以全盘效法西洋呢?即使仿效了,也不能算是文明。例如,近来我国在衣、食、住方面所流行的西洋方式,这能说是文明的象征吗?遇到剪发男子,就应该称他为文明人吗?看到吃肉者,就应该称他为开化的人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又如在日本的城市仿建了洋房和铁桥;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所谓研究人情风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两种见解的差异即在于此。某人并非厌恶文明,只是爱好得不如我殷切,议论还不够透澈而已。

 

前面已经论述了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现在来阐明这个道理。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政令法律,都是耳目可以闻见的东西。然而,政令法律若与衣食居室相比,情况便有所不同,政令法律虽然可以耳闻目见,但终究不是可以用手来捉摸或者用金钱可以买卖的东西,所以汲取的方法也较困难,不同于衣食房屋等物。所以,仿效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我们日本虽然已经有了铁桥洋房,但是政治法律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未能实行,国民会议未能很快地成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于更进一步想要改变全国人民的风气,更是谈何容易,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既不能单靠政府命令来强制,也不能依赖宗教的教义来说服,更不能仅仅通过衣食房屋等的改革从外表来引导。唯一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全体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假使这样能够打开改变人心的端绪,则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畅行无阻了。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以上所述仅限于谋求文明的顺序,但我决不是说有形的文明完全无用。有形也好无形也好,不论求之于国外或是创造于国内,都不应有所轩轾。只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察其先后缓急,而决不是全然否定。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既有身体的才能,也有精神的才能,它所涉及的范围极广,需要的方面极多,因为人的天性本来是趋向于文明的,所以只要不伤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例如,在原始时代,人们都重视膂力,它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势必要偏重于权力这一方面,而运用人的才能的范围则是非常狭窄的。后来文化稍微进步,人的精神渐渐发展起来,智力也自然取得了地位,而与膂力相提并论,两者互相制约,取得均势,于是才稍微克服了偏重权威,而发挥人们才能的范围也有了扩大。但是在古代,由于膂力和智力并用的机会很少,膂力只用于战斗,而无暇顾及其他。至于对衣食住所需物资的取得,只不过是利用战斗的余力罢了。这就是所谓尚武的风俗。当时智力虽然逐渐有了地位,但因忙于维系野蛮的人心,致使智力未能运用于康乐和平的事业,而只是用作治人的手段,并且还得和膂力互相依存,以致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试看今天世界各国,不仅在野蛮的国家,即使在半开化的国家,凡是智德兼备的人,都是通过种种关系而服务于政府,并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于治人的工作。即或偶尔有不从属于政府而为自身工作的,也不过是研究古典,或陶醉于诗歌等文艺之中,可以说并未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后来,社会上的事情逐渐复杂起来,身心的需要也逐渐增加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发明和研究,工商业日益繁荣,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因此不能再满足于往日的简单状况。于是,战斗、政治、古学和诗歌等,只不过是人事中的一个项目,而丧失了独霸的权威。最后,千百种事业同时并举,互相竞争,形成彼此势均力敌的状态,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人的品德进步到高尚的境界。直到这个时候,智力才跃居上位,文明才有了显著进步。人类的活动越单纯,用心也就越专,用心越专,而权力也就不能不偏于一隅。在古代,由于事业较单纯,人的才能无处发挥,因而它的力量只局限于一隅。但是,日积月累,恰如单纯的环境变成了复杂的世界,给身心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现在西洋各国,可以说正是如此复杂的世界。所以促进文明的要领,在于尽量使各种事务繁忙起来,各种需要不断增多,不问事物的轻重大小,多多益善,从而使精神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这样只要无碍于人的天性,各种事物就必然会日趋繁荣,各种需要也必定日见增长,这从世界古今各种实际经验上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人的天性自然趋向于文明,这样决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这是造物的本意。

 

从这个议论来推想,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同异问题。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与,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由于这种原故,社会上一旦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稍被破坏,不论事体的好坏,其结果,必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在中国周朝末叶,诸侯形成割据之势,数百年间人民不知有周室,此时,天下大乱,独裁专制的权力大为削弱,人心稍有舒缓余地,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自由思想。以后,在中国文明的三千多年间,只有周末才出现过那种百家争鸣、完全相反的主张也能为世人所接受的局面〔老庄杨墨等百家之说繁兴〕。这些就是孔孟所谓的异端。这些学说从孔孟的立场来看,认为是异端,但从异端的立场看来,则孔孟也不免为异端了。现在虽因缺乏古籍无从考证,但是,当时人心的振奋和自由风气之盛,是可以想象的。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焚书的暴举,但其用意并不是单纯地憎恶孔孟之教,而是想把百家争鸣,所有各种学说,不问孔孟或是杨墨,一律加以禁绝。假使当时只有孔孟之教,秦始皇未必会作出焚书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世也有很多暴君,其暴虐并不亚于秦始皇,但都不认为孔孟之教有害,而孔孟之教并不妨碍暴君的作为。那末,秦始皇为什么特别憎恶当时的百家争鸣而加以禁止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众说纷纭,特别妨碍了他的专制。所谓妨碍专制的不是别的,很明显在于百家争鸣必然要产生自由的因素。假如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怎样纯粹善良,也决不能由此产生自由的风气;自由的风气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才能存生。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有人说,中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还有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日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顽固闭塞的。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详细考察事实,就可以发现相反的情况。当然,我们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民智不开,并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一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时就举行辟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而我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这种迷信是出于本身,受神权政府的遗毒影响则较少。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日食时,天子也许还是举行辟席,也许还观察天文和举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威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象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在今日的情势下,固然我们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但是,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和至强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人们身心,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日本。时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学家们所谓的祭政一体的原则来统治社会,那么,也不会有后日的日本。正因为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所以应该说这是日本人民之幸。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在前一段中谈过,某些人曾说到汲取西洋文明时应根据本国国体斟酌取舍。本章的目的虽然不是要讨论国体,而在讨论汲取外国文明问题时,首先使人们感到阻碍的,似乎就是国体论,甚至于有人认为国体和文明似乎是不相容的。而对于这个问题,理论家们很多人避而不谈。这恰如作战时未经交锋就各自后退一样,无论如何看不出和战的究竟。更看不到阐明了道理以后,根本用不着交锋,而唯有和合的一途。有什么理由舍而不谈呢?所以我才以冗长的篇幅来答辩他们的论点。第一,所谓国体是指什么呢?姑且不谈社会上一般的讲法,先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体”就是集体的意思,或者是体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体集合起来成为一体并与其他物体相区别的意思。所以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洋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对于这个国体没有不尽力加以保护的。国体的由来,有由于人种相同的,有由于信仰相同的,或由于语言,或由于地理,情况各不相同。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一种族的人民经过共同的社会历史沿革,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偶尔也有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而构成国体的。例如瑞士,虽然国内各州,在人种、语言和信仰上有所不同,却也能构成坚固的国体。但如果上述条件相同,则人民之间的感情将更融洽。例如日耳曼民族的各国,虽然各有其独立的体制,但由于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共同的传统观念,所以直到今天,日耳曼民族还是维护着日耳曼联邦的国体,而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国体在一个国家里未必始终如一,而是可能有很大变化的。或合并,或分离,或扩大,或缩小,甚至还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判断一国国体的是否存在,不能仅从语言、信仰等条件的存亡来衡量。因为,即使语言、信仰还存在,而人民丧失政权,受到了外国人的统治,这就是国体的灭亡。例如英国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合并,双方皆无所失;荷兰和比利时分为两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分裂,而不是被外国人所征服。中国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的初次灭亡。后来明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故国,完成了大明的统一。这可以说是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权被满清夺取,以致华夏的国体再度丧失,而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身为清廷的高官,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象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已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已经丧失了国体。又如印度被英国所征服,美洲土人被白种人所驱逐,这都是丧失国体最鲜明的例子。总而言之,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政权。

 

第二,对于国家,有用“Political Legitimation”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前者是政治的意思,后者是正统或嫡系的意思,现在暂译作“政统”,也就是在国内所施行的而为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政治的正统。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的不同,政统也就有所不同,有以君主立宪为政统的,有以封建割据为政统的,有以国民议会为政统的,也有以寺院政治为政统的。为什么有这种政统呢?这就是因为在这些学说最初取得政权一半总是要依靠武力,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需要再显示威力了,不但如此,而且,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成为当权者的禁语,是他们所最忌讳的。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厌恶武力和爱好真理,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政统的变革,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在中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欧洲由于罗马的衰落,遭受北方野蛮民族的蹂躏,终于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这些都属于此例。但后来,由于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学者的理论权威逐渐提高,同时又对国家情况有利,偶尔也有不用武力而获得和平变革的。例如英国,若以今日的政治与十八世纪初期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前后恍若两个国家的政治。英国由于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只是在十七世纪后半这个时期。自从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以后,英国从未因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在国内动用干戈。所以,英国的政统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变革,但却没有用过武力,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过来,从前的人们就认为从前的政治是正统,以后的人们就认为以后的政治是正统了。在未开化的时代,也有不用武力而改变政统的情形。例如,在古代的法国,查理曼朝的君主,名义上虽称臣于法王,实际上却掌握着一国的大权;又如在日本,藤原氏之对于皇室,北条氏之对于源氏,也都属于此例。

 

政统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例如荷兰过去曾经是共和政体,但现在却实行着君主立宪政体;又如法国,在近百年之间,政治形态改变十余次,但其国体依然不变。正如前段所述,维护国体的最低的条件,只在于不让外国人夺去政权。美国规定总统必须从在本国出生的人中选出,就是根据本国的政治必须由本国人管理的愿望出发的。

 

第三,所谓血统,就是西洋语言的“reign”,就是君主父子相传血缘不绝的意思。世界各国各有不同的惯例,因而继承国君的血统,有的只限于男子,有的男女均可,有的继承法规定,并不限于父子,无子可立兄弟,无兄弟可从亲属中选其最亲近者。在实行君主政治的西洋各国,极其重视血统,所以在历史上,由于争执血统继承的问题,往往引起了战争。有时甲国君主死后无子嗣,恰好乙国国君又是其近亲,于是便兼任甲乙两国的君主而形成两国一君。欧洲有这种习惯,中国、日本尚无此例。虽然两国共戴一君,但丝毫不影响两国的国体和政统。

 

如上所述,国体、政统和血统,都是各不相干的东西,有时血统不变,而政统改变了。例如英国的政治变革,法国查理曼朝均属此例。也有政统虽改而国体不变的,世界各国例子甚多。还有不改血统而改变国体的,例如,英国人和荷兰人占据亚洲各地,虽然仍旧保留原来的酋长,但却以英荷的政权统治着当地的土人,同时也控制了酋长。

 

日本自有史以来,从未改变过国体,皇祚世代相传从未间断,但政统却经常发生极大的变革,最初是国君亲自执政,以后则有外戚专权,或是权柄转移到将军的幕府,或落于陪臣之手,或又归于将军之门,逐渐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直至庆应末年。政权离开王室以后,天子只是徒拥虚位而已。山阳外史评北条氏说:“视万乘之尊如孤豚”,这句话十分中肯。政统如此变革,为什么还没丧失国体呢?这是因为掌握日本政治的是语言风俗相同的日本人,丝毫没让外国人干预过日本的政权。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使我百思莫解,这就是社会舆论专门注意血统一方面,似乎把国体和血统混淆起来了,因此就产生了重视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弊病。本来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共同绵延到现在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也可以叫做一种国体。但是如果推究事理严格来说,皇统绵延只是未丧失国体的一种象征。用人的身体作比喻,国体犹如身体,皇统犹如眼睛。看到人的目光可以知道人的身体未死,但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不应该只注意眼睛而不顾及全身。如果全身的元气衰弱,眼睛自然会失去光采。或者甚至全身既死,已无生机,只因他还睁着眼睛,竟有人误认为他还活着的情形也不是没有的。英国人统治东亚各国的手段,有不少正是杀其身而存其眼睛的。

 

据历史记载,保持血统的绵延并非难事。从北条时代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曾争论过血统的正逆问题,但事情早已成为过去,今天没有再究其正逆的必要了。正逆问题只是一时的争论,在后人来说,两者均系天子的血统,只要血统未断,就于愿已足了。所以,血统的正逆,在当时虽然是件大事,但若把时代撇开,以现代的眼光,回顾往事,只偏重血统的绵延,而不讲求绵延的方法,那就无所谓忠与不忠,义与不义,而楠木正成与足利尊氏也就难以区别了。然而分析当时的情况,楠氏不仅是争血统,而且是争政统,想把天下的政权归还于天子,是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的。保持血统和保持政权孰难孰易,由此可见。

 

据日本古今的一般论调,都自诩是金瓯无缺,冠绝万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概。所谓冠绝万邦,只是为皇统绵延而自豪么?皇统绵延并非难事,即使北条、足利等叛臣,尚且保持了血统的绵延。是否由于政统冠绝万邦呢?我国的政统,自古至今迭次变革,情况与外国相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那末所谓金瓯无缺,究竟是指什么呢?只是在于从开国以来,能保全国体,政权从未落入外人之手这一点而已。所以应该说,国体是国家的根本,政统和血统,只是随着国体的盛衰而共同盛衰。中古时代,王室虽曾失去政权和发生过血统的正逆之争,但这些问题正因为发生在金瓯无缺的日本,今天方能扬扬自得。假如在从前,让俄国人或英国人作出源赖朝那样的事,纵然皇统绵延,作为一个日本人,也决不会有得意之色。幸而镰仓时代还没有俄国人和英国人,但是今天,他们确已集聚在日本的周围,时势的演变,真是值得注意。

 

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不扫除阴阳五行的迷信,就不能踏上科学研究的大道。人事也是如此,不打破陋习的束缚,就难以改进人与人的关系。果真能从迷信陋习中摆脱出来,而进入心智开朗的境地,发挥全国人民的智慧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奠定国体的基础,还有什么可惧的呢?至于维持皇统的绵延则更是最容易的事,试问天下的士人,除忠义之外就没有其他愿望了吗?忠义固然不是坏事,可是要尽忠就该尽大忠。想保持皇统的绵延,就该为皇统的绵延增光。国体不巩固,血统就不会有光采。正如前举的比喻,全身没有生机,眼睛必然失去光辉。知道眼睛可贵,就必须注意全身的健康,只用眼药,是不可能保持眼睛的光明的。由此看来,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

 

上面已经谈到要摆脱对于旧习的迷惑。迷惑这个词应用范围极广,关于世上事物有各式各样的迷惑,现在我想先从政府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即就政府的“实威”和“虚威”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在讨论事物的利害的时候,若不先决定其目的,就很难下结论。房屋是用来遮避雨露,衣服是用来防御风寒。人间万事莫不有其目的。但是,积习日深,便往往忘却事物的实际效用,只知重视事物本身而不知重视它的实际效用。所以只顾装修,粉饰,或爱好、眷恋,甚至于不管有无其他害处,一味地喜爱。这就是迷惑,也是世上所以产生虚饰的根源。譬如,日本的战国时代,武士都佩带双刀,这原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可靠,人们用以自卫的。可是积习日深,到了太平盛世,仍不废弃佩刀这个习惯。不但如此,反而更加重视起来,甚至有人倾家荡产,装饰双刀,凡是属于士族的,不论老少,没有不佩刀的。那末,其实际效用是怎样呢?有的只是在刀的外部镶嵌金银,而鞘里插着的却只是细窄的钝刀,并且带刀人十有***不懂剑术。佩刀既然有害无益,那末为什么废除这个习惯还要引起不满呢?这是因为世人都忘却了双刀的实际效用,而养成了只重其物的习惯的原故。这种习惯就是迷惑。如果向现在太平盛世的士族质问带刀的目的,他只能借口说,这是传统习惯,或者说这是士族的标志,除此之外决不会有更明确的解答。也没有谁能圆满答复这个质问,讲出带刀的实际效用来。既然说这是习惯或是标志,那就大可把它废除。如果还有不可废除的实际效用,就应改变方式只取其有用之处。无论找出任何借口,也不能说明带刀是士族的天性。至于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各国无论什么地方,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国家体制时,都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维护国体。为了维护政权,当然不能没有权威,这种权威叫作“政府的实威”。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贯彻这种实威。原始时代,人民昧于事理,只知畏惧表面事物,从而统御人民的方法,也不能不根据这种情况而使用道理以外的威力。这种威力叫做“政府的虚威”。当然,这种虚威是为了维系当时人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术。不过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当时人类还是刚刚摆脱了同类相残的禽兽世界;初步学会了顺从,所以这种办法还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人类的天性来看,掌权的人,一般的通病,是陶醉于权威以至恣意胡为。这好比嗜酒的人,每饮必醉,醉后更加嗜酒,结果好象酒能使人饮酒一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一旦用虚威取得权柄之后,就乘其虚威进一步展其虚威,似乎虚威使人更无限制地逞虚威。这样积习日深,终于以虚威建立政府的体制,然后又把这个体制加以种种修饰,修饰愈多,愈能迷惑人的耳目,反而忽略了实际的功用,只看到修饰的外形,就认为是金玉而加以眷恋和爱护,而对其他的利害得失却置之不顾。同时还要把君主和人民当作不同类而强行加以区别,制定出一套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尊卑的体制,周唐的礼仪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人发出无稽之谈,说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为怪,所谓神权政府的由来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是完全忘了政府必须拥有实威的意义,而迷醉于不应有的虚威的荒诞的行径。虚实的区别正在于此。

 

这种荒诞无稽的事,在上古荒诞时代,固然还不失为一时的权术,但是,随着人智渐开,就不应该再用这种权术了。在如今的文明世界里,纵然衣冠华丽,衙署巍巍,又怎能眩耀人的目光呢?唯有招识者的哂笑而已。即使对文明毫无认识,只要见闻过文明事物的人,他们的见识自然会有所提高,所以,决不可用荒诞的事物来加以强制。统治人民的方法,唯有根据道理,制定法律,然后用政治法律的实威,使他们遵守。今天,如果发生七年大旱,即使筑坛祈雨,人们也都知道雨不是可以求得的。尽管国君亲自祈祷五谷丰收,也不能动摇科学的定律。依靠人们的祈祷是不能增产一粒粮食的,这个道理,小学生也都明白。古时虽有过投剑于海而潮退的传说,但今天人人都知道海潮的涨退有一定的时刻。古时人们看见紫云叆叇就认为将有英雄出现,但在今天,谁都知道英雄不能求之于云间,这决不是由于古今事物的道理不同,而是由于古今人类智慧的程度不同。人民的品质逐步提高,全国的智力增长,政治上取得了实际的权威,这对国家来说,岂不是值得庆幸的吗?然而,如今竟弃实而就虚,一味粉饰外形,反而增加人们的愚昧,那真是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如果非主张虚威不可,那就只有设法使人民退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状态。如果人民退回到愚昧状态,则政治力量势必逐渐衰弱。政治力量衰弱,则国家不能成其为国家了。国家既然不能成为国家,还有什么国体可言。这是欲保护国体,反而戕害了国体,应该说是本末倒置。譬如,在英国,假使继承其先王遗志,仍旧保持君主专制的旧制,恐怕王统早已灭绝了。其所以没有灭绝,就是因为减少了王室的虚威而解放了民权,增加了全国政治的实力,结果使王位也随着国力的加强而巩固起来,这可以说是维护王室的最上策。总之,国体并不因文明而受到损害,实际上正是依赖文明而愈益提高。

 

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的,一定喜欢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加珍视,恰如古玩家珍爱古董一般。在印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印度的第一个国王叫作普拉萨麻.拉加,是一位圣明的君主,这位国王即位时,已是二百万岁,在位六百三十万年后传位于王子,又经过十万年他才逝世。又说,印度有一部称为《摩奴》的经典。〔按古印度的传说:这部经典是造化神梵天(BrahAma)之子摩奴所传授的,因而得名。公元1794年英人琼斯把它译成英文。这部经典的内容虽然巧妙地记述了神道专制之说,但在修德方面却非常严正,立论也很高超,其内容有很多地方与耶稣教义相符合。不仅教义如此,文章也相类似。例如《摩奴》里说:待人须要怜悯,不可使人牢骚不满;不可用实际行动去害人;不可存心去害人;不可骂人;被人骂时要忍耐;别人对我发怒时,我不要用愤怒去回答等等。另外,基督教圣咏作者的诗篇与《摩奴》的经文,更有字字相似的,如在圣咏作者的诗篇里说:“愚人认为没有神”,而《摩奴》的经文里说:“恶人认为谁也不看他,但是,神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也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很相似的。以上录自布兰德的《韵府》。〕据说这部经典传授到人间大约是在二十亿年以前,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东西。印度人在遵守这部宝贵的经典和保存着这种古老的国风,在高枕安卧之际,政权竟被英人夺去,神圣的国家竟变成了英国的爼上之肉,普拉萨麻.拉加的子孙也变成了英国人的奴隶。他们夸耀的所谓六百万年或二十亿年与天地比寿的悠久历史,也不过是些毫无根据的自我夸张,实际上这部经典的来历,只不过三千年。暂且不管他们的夸张,假如有人对于印度夸耀六百万年的历史,说非洲的历史已经有七百万年,对于印度夸耀二十亿年的历史,有人说我们已经有三十亿年的历史时,印度人就只好闭口无言了。如此夸张简直是儿戏。还有一句话也足以驳倒印度的自诩,那就是宇宙之大是永恒无穷的,区区典籍又怎能与天地争短长呢?造化的一瞬间就是世上的亿万年,二十亿年的岁月只不过是这一瞬间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这一小部分的时刻,作无益的争论,却把文明大计置于脑后,这岂不是不知轻重的人,假使印度人听到这句话,又将沉默无言了。所以,世上的事物,并非因为陈旧古老就有价值。

 

如上所述,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相依为命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君国并立的国体。即使把这个“并立”叫作一种国体,但是也决不可就这样保守下去,甚至倒退,而是应该加以运用使之前进。如果运用适宜,在某种情况下,却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因此,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犹如房屋,并不是以它的形状为可贵,而是以它具有遮防雨露的效用而可贵。如果因为这是祖先传留下来的建筑形式,而只重视房屋的外表形状,那么用纸糊制房屋也未尝不可。所以,君国并立的国体,如果有不适合于文明的地方,其原因必定是由于习惯日久而产生虚饰迷惑所造成的。如果能去其虚饰迷惑而存其实际效用,逐渐改革政治的面貌,则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才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譬如,现在的俄国,如果今天改革政治,明天就效仿英国的自由风尚,这不仅实际上行不通,而且立刻会招致国家的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俄英两国文明进步的程度不同,人民的智愚互异,现在的俄国,实行现在的政治,正适合于它的文明程度。但是,如果让俄国永久墨守旧制,不顾文明的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洋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讨论文明时,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洋也与此义相同。〕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洋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讨论文明时,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洋也与此义相同。〕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前章已经说过,事物的轻重是非这个词是相对的。因而,文明开化这个词也是相对的。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不但不这样想,而且稍识事理的人,对事理懂得越透澈,越能洞悉本国的情况,越明了本国情况,也就越觉得自己国家远不如西洋,而感到忧虑不安。于是有的就想效仿西洋,有的就想发奋图强以与西洋并驾齐驱。亚洲各国有识之士的终身事业似乎只在于此。(连守旧的中国人,近来也派遣了西洋留学生,其忧国之情由此可见)。所以,文明、半开化、野蛮这些说法是世界的通论,且为世界人民所公认。那么,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人们看到了明显的事实和确凿的证据。兹将其情况说明如下。这是人类的必经的阶段,也可以说是文明发展的过程。

 

第一、既没有固定的居处,也没有固定的食物,因利成群,利尽而散,互不相关;或有一定的居处从事农渔业,虽然衣食尚足但不知改进工具,虽然也有文字但无文学,只知恐惧自然的威力,仰赖他人的恩威,坐待偶然的祸福,而不知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创造。这样的人就叫做野蛮,可以说距离文明太远。

 

第二、农业大有进步,衣食无缺,也能营造房屋建设城市,在形式上俨然成为一个国家,但察其内部则缺欠太多;文学虽盛而研究实用之学的人却很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猜疑嫉妒之心甚深,但在讨论事物的道理上,却没有质疑问难的勇气;模仿性工艺虽巧,但缺乏革新创造之精神;只知墨守成规不知改进;人与人相处虽有一定规矩,但由于习惯的力量特大还不成体统。这样的人就叫做半开化,还没达到文明的程度。

 

第三、这里已经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纳于一定规范之内,但在这个规范内人们却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敦品励学,既不怀慕往昔,也不满足现状;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而努力追求未来的大成,有进无退,虽达目的仍不休止;求学问尚实用,以奠定发明的基础;工商业的日益发达,开辟幸福的泉源;人的智慧似乎不仅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且还有余力为将来打算。这就叫做现代的文明,这可以说是已经远远地摆脱了野蛮和半开化的境界。

 

象以上这样分成三个阶段,就可以划清文明、半开化和野蛮的界限。但是,这些名称既然是相对的,那么,在未达到文明的时期,也不妨以半开化为最高阶段。这种文明对半开化来说固然是文明,而半开化对野蛮来说,也不能不谓之文明。例如,以现在的中国与西洋各国相比,不能不说中国是半开化。但是,把中国与南非各国相比,或取更近的例子来说,以日本近畿地方的人民与虾夷民族相比,那么,前者就可以称做文明了。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这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窃盗和杀人是社会上的罪恶,而西洋各国窃盗和杀人案件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还有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也有因丧失权力而互相攻讦吵嚷不休的;至于在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只是大体上看来,西洋各国有朝向文明方面发展的趋势,而决不可认为目前已经尽善尽美了。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能够达到太平美好的最高境界,再回顾现在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的。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

 

既然不能以西洋文明为满足,那么,我们就可以舍弃西洋文明而不效法它吗?如果这样,我们将要处于何等地位呢?既不能安于半开化,更不能退回野蛮的地位。要摆脱这两个落后地位就必须另寻出路。人们期待中的百年后所谓太平盛世的最高境界,不过是人类的空想罢了。况且,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着的东西就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现在的文明也正在不断发展进步中。欧洲目前的文明也是经过这些阶段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本书全编就是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而讨论对这种文明的利害得失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本书主要的这种旨趣。

 

有人说,世界各国彼此分立,各自形成独特的体制,人情风俗也互有差异,国体政治也各有不同,现在为追求本国的文明,而完全以欧洲为衡量利害得失的标准,岂不是不合理吗?应该适当地汲取外国文明,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根据本国的国体和政治制度,选择其合乎国情者,当取则取,当舍则舍,这样才能调和适宜。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半开化的国家在汲取外国文明时,当然要取舍适宜,但是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随着攻取难者的程度,仔细估量其深浅,然后适当地采取易者以适应其深浅的程度。假如把次序颠倒过来,在未得到难者之前先取其易,不但不起作用,往往反而有害。所谓外在的文明,是指从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如果仅以这种外在的事物当作文明,当然是应该按照本国的人情风俗来加以取舍。西洋各国即使国境毗连,其情况也互有差异,何况远离在东方的亚洲国家,怎么可以全盘效法西洋呢?即使仿效了,也不能算是文明。例如,近来我国在衣、食、住方面所流行的西洋方式,这能说是文明的象征吗?遇到剪发男子,就应该称他为文明人吗?看到吃肉者,就应该称他为开化的人吗?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又如在日本的城市仿建了洋房和铁桥;中国也骤然要改革兵制,效法西洋建造巨舰,购买大炮,这些不顾国内情况而滥用财力的做法,是我一向反对的。这些东西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汲取这种文明,怎么可以不考虑其先后缓急呢?必须适应本国的人情风俗,斟酌本国的强弱贫富。某人所谓研究人情风俗,可能就是指此而言。关于这一点,我本来没有异议,不过,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我现在愿意指出它的所在。学者们如果博览世界历史,把亚欧两洲加以比较,姑且不谈其地理物产,不论其政令法律,也不问其学术的高低和宗教的异同,而专门寻求两洲之间迥乎不同之处,就必然会发现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包罗天地万物,如果加以压抑,就会萎缩以至于看不见其形影;有进退有盛衰,变动不居。虽然如此玄妙,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欧亚两洲的实际情况,就可以明确知道这并不是空虚的。现在暂且把它称作国民的“风气”,若就时间来说,可称作“时势”;就人来说可称作“人心”;就国家来说可称作“国情”或“国论”。这就是所谓文明的精神。使欧亚两洲的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虽然在字句上似乎不够明确,但是,如果详细加以分析,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两种见解的差异即在于此。某人并非厌恶文明,只是爱好得不如我殷切,议论还不够透澈而已。

 

前面已经论述了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现在来阐明这个道理。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政令法律,都是耳目可以闻见的东西。然而,政令法律若与衣食居室相比,情况便有所不同,政令法律虽然可以耳闻目见,但终究不是可以用手来捉摸或者用金钱可以买卖的东西,所以汲取的方法也较困难,不同于衣食房屋等物。所以,仿效西洋建筑铁桥洋房就容易,而改革政治法律却难。我们日本虽然已经有了铁桥洋房,但是政治法律的改革直到现在还未能实行,国民会议未能很快地成立,其原因即在于此。至于更进一步想要改变全国人民的风气,更是谈何容易,这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既不能单靠政府命令来强制,也不能依赖宗教的教义来说服,更不能仅仅通过衣食房屋等的改革从外表来引导。唯一方法是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碍,使全体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假使这样能够打开改变人心的端绪,则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畅行无阻了。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以上所述仅限于谋求文明的顺序,但我决不是说有形的文明完全无用。有形也好无形也好,不论求之于国外或是创造于国内,都不应有所轩轾。只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察其先后缓急,而决不是全然否定。人的才能是无限的,既有身体的才能,也有精神的才能,它所涉及的范围极广,需要的方面极多,因为人的天性本来是趋向于文明的,所以只要不伤害天性就可以了。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例如,在原始时代,人们都重视膂力,它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势必要偏重于权力这一方面,而运用人的才能的范围则是非常狭窄的。后来文化稍微进步,人的精神渐渐发展起来,智力也自然取得了地位,而与膂力相提并论,两者互相制约,取得均势,于是才稍微克服了偏重权威,而发挥人们才能的范围也有了扩大。但是在古代,由于膂力和智力并用的机会很少,膂力只用于战斗,而无暇顾及其他。至于对衣食住所需物资的取得,只不过是利用战斗的余力罢了。这就是所谓尚武的风俗。当时智力虽然逐渐有了地位,但因忙于维系野蛮的人心,致使智力未能运用于康乐和平的事业,而只是用作治人的手段,并且还得和膂力互相依存,以致未能取得独立的地位。试看今天世界各国,不仅在野蛮的国家,即使在半开化的国家,凡是智德兼备的人,都是通过种种关系而服务于政府,并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事于治人的工作。即或偶尔有不从属于政府而为自身工作的,也不过是研究古典,或陶醉于诗歌等文艺之中,可以说并未能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后来,社会上的事情逐渐复杂起来,身心的需要也逐渐增加了,于是社会上有了发明和研究,工商业日益繁荣,学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样化了,因此不能再满足于往日的简单状况。于是,战斗、政治、古学和诗歌等,只不过是人事中的一个项目,而丧失了独霸的权威。最后,千百种事业同时并举,互相竞争,形成彼此势均力敌的状态,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人的品德进步到高尚的境界。直到这个时候,智力才跃居上位,文明才有了显著进步。人类的活动越单纯,用心也就越专,用心越专,而权力也就不能不偏于一隅。在古代,由于事业较单纯,人的才能无处发挥,因而它的力量只局限于一隅。但是,日积月累,恰如单纯的环境变成了复杂的世界,给身心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现在西洋各国,可以说正是如此复杂的世界。所以促进文明的要领,在于尽量使各种事务繁忙起来,各种需要不断增多,不问事物的轻重大小,多多益善,从而使精神的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这样只要无碍于人的天性,各种事物就必然会日趋繁荣,各种需要也必定日见增长,这从世界古今各种实际经验上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人的天性自然趋向于文明,这样决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这是造物的本意。

 

从这个议论来推想,还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同异问题。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与,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由于这种原故,社会上一旦发生变故,这种关系稍稍被破坏,不论事体的好坏,其结果,必定导致一种自由风气的产生。在中国周朝末叶,诸侯形成割据之势,数百年间人民不知有周室,此时,天下大乱,独裁专制的权力大为削弱,人心稍有舒缓余地,于是,很自然地产生了自由思想。以后,在中国文明的三千多年间,只有周末才出现过那种百家争鸣、完全相反的主张也能为世人所接受的局面〔老庄杨墨等百家之说繁兴〕。这些就是孔孟所谓的异端。这些学说从孔孟的立场来看,认为是异端,但从异端的立场看来,则孔孟也不免为异端了。现在虽因缺乏古籍无从考证,但是,当时人心的振奋和自由风气之盛,是可以想象的。秦始皇统一天下虽有焚书的暴举,但其用意并不是单纯地憎恶孔孟之教,而是想把百家争鸣,所有各种学说,不问孔孟或是杨墨,一律加以禁绝。假使当时只有孔孟之教,秦始皇未必会作出焚书之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后世也有很多暴君,其暴虐并不亚于秦始皇,但都不认为孔孟之教有害,而孔孟之教并不妨碍暴君的作为。那末,秦始皇为什么特别憎恶当时的百家争鸣而加以禁止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众说纷纭,特别妨碍了他的专制。所谓妨碍专制的不是别的,很明显在于百家争鸣必然要产生自由的因素。假如只有一个学说,无论这个学说的性质怎样纯粹善良,也决不能由此产生自由的风气;自由的风气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之中才能存生。秦始皇杜绝了争论的根源以后,统一天下,从此实行了专制政治,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并未改变,仍然是以至尊的地位与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而支配着社会。因为孔孟之教对这个制度最有利,所以只让它流传后世。有人说,中国虽然是专制政府,但还有改朝换代的变革,而日本却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人的思想必然是顽固闭塞的。这种说法,只是局限于表面形式,而没有了解事情的真相,假如详细考察事实,就可以发现相反的情况。当然,我们日本,在古代也是以神权政府的意旨统治天下,致使民智不开,并且完全迷信集中至尊地位和最高权力于一人的传统观念,因而人民的思想也是偏执的,这些情况基本上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在人的心目中开始认识到至尊和至强的区别,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既然允许这两种东西自由活动,其中就不能不夹杂着另外一些道理。这样,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在专制神权政府时代,由于天子一遇到日食时就举行辟席以及观天文来卜吉凶等等,人民也就尊崇这种作风,因而愈视君主为神圣,并愈加陷于愚昧。现在的中国就是这种风气,而我日本则不然。日本人民愚昧迷信的程度固然不能算不甚,然而这种迷信是出于本身,受神权政府的遗毒影响则较少。例如,在武人执政时代,日食时,天子也许还是举行辟席,也许还观察天文和举行祭祀天地等仪式,但是,至尊的天子既然没有至强的权力,因之人民就把它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再如至强的将军,他的权威十分强大足以压服一世,但在人民的心目中,并不象拥戴至尊的天威那样,而是自然地把他看做凡人。这样,至尊和至强的两种思想取得平衡,于是在这两种思想当中便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在今日的情势下,固然我们不希望恢复武人执政,但是,假使在幕府执政的七百年间,王室掌握着将军的武力,或幕府得到王室的尊位,而集中至尊和至强于一身,并且控制着人们身心,则绝不会有今日的日本。时至今日,如果仍以皇学家们所谓的祭政一体的原则来统治社会,那么,也不会有后日的日本。正因为今天不是这种情形,所以应该说这是日本人民之幸。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在前一段中谈过,某些人曾说到汲取西洋文明时应根据本国国体斟酌取舍。本章的目的虽然不是要讨论国体,而在讨论汲取外国文明问题时,首先使人们感到阻碍的,似乎就是国体论,甚至于有人认为国体和文明似乎是不相容的。而对于这个问题,理论家们很多人避而不谈。这恰如作战时未经交锋就各自后退一样,无论如何看不出和战的究竟。更看不到阐明了道理以后,根本用不着交锋,而唯有和合的一途。有什么理由舍而不谈呢?所以我才以冗长的篇幅来答辩他们的论点。第一,所谓国体是指什么呢?姑且不谈社会上一般的讲法,先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体”就是集体的意思,或者是体制的意思,也就是,把物体集合起来成为一体并与其他物体相区别的意思。所以国体,就是指同一种族的人民在一起同安乐共患难,而与外国人形成彼此的区别;本国人的互相照顾,比对待外国人要笃厚;本国人互相帮助比对外国人尽力;在一个政府之下,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不受外国政府的干涉,祸福都由自己承担而能独立自主。西洋人所谓“Nationality”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各有其国体。中国有中国的国体,印度有印度的国体,西洋各国也都各有一定的国体,并且对于这个国体没有不尽力加以保护的。国体的由来,有由于人种相同的,有由于信仰相同的,或由于语言,或由于地理,情况各不相同。但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一种族的人民经过共同的社会历史沿革,有着共同的传统观念。偶尔也有不受上述条件的限制而构成国体的。例如瑞士,虽然国内各州,在人种、语言和信仰上有所不同,却也能构成坚固的国体。但如果上述条件相同,则人民之间的感情将更融洽。例如日耳曼民族的各国,虽然各有其独立的体制,但由于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和共同的传统观念,所以直到今天,日耳曼民族还是维护着日耳曼联邦的国体,而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

 

国体在一个国家里未必始终如一,而是可能有很大变化的。或合并,或分离,或扩大,或缩小,甚至还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判断一国国体的是否存在,不能仅从语言、信仰等条件的存亡来衡量。因为,即使语言、信仰还存在,而人民丧失政权,受到了外国人的统治,这就是国体的灭亡。例如英国与苏格兰合并为一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合并,双方皆无所失;荷兰和比利时分为两个政府,这是国体的分裂,而不是被外国人所征服。中国宋朝末年,宋的天下被元夺去,这是国体的丧失,也是华夏的初次灭亡。后来明又推翻元朝,光复了故国,完成了大明的统一。这可以说是恢复了华夏的本来面目。可是到了明末,政权被满清夺取,以致华夏的国体再度丧失,而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直至今日,汉族人民虽依旧保存着共同的语言风俗,并且其中也有人身为清廷的高官,从外表上看,清和明好象是合而为一,实际上华夏已被北方的满族所侵占,南方的汉族已经丧失了国体。又如印度被英国所征服,美洲土人被白种人所驱逐,这都是丧失国体最鲜明的例子。总而言之,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了政权。

 

第二,对于国家,有用“Political Legitimation”这两个字来形容的,前者是政治的意思,后者是正统或嫡系的意思,现在暂译作“政统”,也就是在国内所施行的而为人民所普遍承认的政治的正统。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的不同,政统也就有所不同,有以君主立宪为政统的,有以封建割据为政统的,有以国民议会为政统的,也有以寺院政治为政统的。为什么有这种政统呢?这就是因为在这些学说最初取得政权一半总是要依靠武力,但是一旦取得政权之后,就不需要再显示威力了,不但如此,而且,以武力得天下这句话,也成为当权者的禁语,是他们所最忌讳的。无论任何政府,如果问它取得政权的原因,一定回答说,我所以取得政权,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及其统治日久,随着时间推移,任何政府没有不是逐渐放弃武力,依靠真理的。厌恶武力和爱好真理,本是人类的天性,所以人们看到政府的措施合理,便欣然喜悦,时间越久,就越认为这是正统,忘古而慕今,以致对于当代的一切事物便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了。这就是所谓“政统”的由来。政统的变革,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在中国,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欧洲由于罗马的衰落,遭受北方野蛮民族的蹂躏,终于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这些都属于此例。但后来,由于人类文化不断进步,学者的理论权威逐渐提高,同时又对国家情况有利,偶尔也有不用武力而获得和平变革的。例如英国,若以今日的政治与十八世纪初期相比较,真有天壤之别,前后恍若两个国家的政治。英国由于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只是在十七世纪后半这个时期。自从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以后,英国从未因政权问题而发生内乱,在国内动用干戈。所以,英国的政统在一百六七十年之间虽然有很大的变革,但却没有用过武力,而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改变过来,从前的人们就认为从前的政治是正统,以后的人们就认为以后的政治是正统了。在未开化的时代,也有不用武力而改变政统的情形。例如,在古代的法国,查理曼朝的君主,名义上虽称臣于法王,实际上却掌握着一国的大权;又如在日本,藤原氏之对于皇室,北条氏之对于源氏,也都属于此例。

 

政统的变革,并不影响国体的存亡。政治的形态,无论如何变化,或经过多少次更迭,只要是由本国人民执政,就于国体无损。例如荷兰过去曾经是共和政体,但现在却实行着君主立宪政体;又如法国,在近百年之间,政治形态改变十余次,但其国体依然不变。正如前段所述,维护国体的最低的条件,只在于不让外国人夺去政权。美国规定总统必须从在本国出生的人中选出,就是根据本国的政治必须由本国人管理的愿望出发的。

 

第三,所谓血统,就是西洋语言的“reign”,就是君主父子相传血缘不绝的意思。世界各国各有不同的惯例,因而继承国君的血统,有的只限于男子,有的男女均可,有的继承法规定,并不限于父子,无子可立兄弟,无兄弟可从亲属中选其最亲近者。在实行君主政治的西洋各国,极其重视血统,所以在历史上,由于争执血统继承的问题,往往引起了战争。有时甲国君主死后无子嗣,恰好乙国国君又是其近亲,于是便兼任甲乙两国的君主而形成两国一君。欧洲有这种习惯,中国、日本尚无此例。虽然两国共戴一君,但丝毫不影响两国的国体和政统。

 

如上所述,国体、政统和血统,都是各不相干的东西,有时血统不变,而政统改变了。例如英国的政治变革,法国查理曼朝均属此例。也有政统虽改而国体不变的,世界各国例子甚多。还有不改血统而改变国体的,例如,英国人和荷兰人占据亚洲各地,虽然仍旧保留原来的酋长,但却以英荷的政权统治着当地的土人,同时也控制了酋长。

 

日本自有史以来,从未改变过国体,皇祚世代相传从未间断,但政统却经常发生极大的变革,最初是国君亲自执政,以后则有外戚专权,或是权柄转移到将军的幕府,或落于陪臣之手,或又归于将军之门,逐渐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直至庆应末年。政权离开王室以后,天子只是徒拥虚位而已。山阳外史评北条氏说:“视万乘之尊如孤豚”,这句话十分中肯。政统如此变革,为什么还没丧失国体呢?这是因为掌握日本政治的是语言风俗相同的日本人,丝毫没让外国人干预过日本的政权。

 

然而,这里有个问题使我百思莫解,这就是社会舆论专门注意血统一方面,似乎把国体和血统混淆起来了,因此就产生了重视这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弊病。本来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共同绵延到现在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例子,这也可以叫做一种国体。但是如果推究事理严格来说,皇统绵延只是未丧失国体的一种象征。用人的身体作比喻,国体犹如身体,皇统犹如眼睛。看到人的目光可以知道人的身体未死,但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不应该只注意眼睛而不顾及全身。如果全身的元气衰弱,眼睛自然会失去光采。或者甚至全身既死,已无生机,只因他还睁着眼睛,竟有人误认为他还活着的情形也不是没有的。英国人统治东亚各国的手段,有不少正是杀其身而存其眼睛的。

 

据历史记载,保持血统的绵延并非难事。从北条时代起一直到南北朝的情况就是一个明证。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曾争论过血统的正逆问题,但事情早已成为过去,今天没有再究其正逆的必要了。正逆问题只是一时的争论,在后人来说,两者均系天子的血统,只要血统未断,就于愿已足了。所以,血统的正逆,在当时虽然是件大事,但若把时代撇开,以现代的眼光,回顾往事,只偏重血统的绵延,而不讲求绵延的方法,那就无所谓忠与不忠,义与不义,而楠木正成与足利尊氏也就难以区别了。然而分析当时的情况,楠氏不仅是争血统,而且是争政统,想把天下的政权归还于天子,是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的。保持血统和保持政权孰难孰易,由此可见。

 

据日本古今的一般论调,都自诩是金瓯无缺,冠绝万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概。所谓冠绝万邦,只是为皇统绵延而自豪么?皇统绵延并非难事,即使北条、足利等叛臣,尚且保持了血统的绵延。是否由于政统冠绝万邦呢?我国的政统,自古至今迭次变革,情况与外国相同,没有什么值得夸耀。那末所谓金瓯无缺,究竟是指什么呢?只是在于从开国以来,能保全国体,政权从未落入外人之手这一点而已。所以应该说,国体是国家的根本,政统和血统,只是随着国体的盛衰而共同盛衰。中古时代,王室虽曾失去政权和发生过血统的正逆之争,但这些问题正因为发生在金瓯无缺的日本,今天方能扬扬自得。假如在从前,让俄国人或英国人作出源赖朝那样的事,纵然皇统绵延,作为一个日本人,也决不会有得意之色。幸而镰仓时代还没有俄国人和英国人,但是今天,他们确已集聚在日本的周围,时势的演变,真是值得注意。

 

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提高智力的办法固然很多,但是,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不扫除阴阳五行的迷信,就不能踏上科学研究的大道。人事也是如此,不打破陋习的束缚,就难以改进人与人的关系。果真能从迷信陋习中摆脱出来,而进入心智开朗的境地,发挥全国人民的智慧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奠定国体的基础,还有什么可惧的呢?至于维持皇统的绵延则更是最容易的事,试问天下的士人,除忠义之外就没有其他愿望了吗?忠义固然不是坏事,可是要尽忠就该尽大忠。想保持皇统的绵延,就该为皇统的绵延增光。国体不巩固,血统就不会有光采。正如前举的比喻,全身没有生机,眼睛必然失去光辉。知道眼睛可贵,就必须注意全身的健康,只用眼药,是不可能保持眼睛的光明的。由此看来,唯有汲取西洋文明才能巩固我国国体,为我皇统增光,这又何必踌躇呢?应该坚决汲取西洋文明。

 

上面已经谈到要摆脱对于旧习的迷惑。迷惑这个词应用范围极广,关于世上事物有各式各样的迷惑,现在我想先从政府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即就政府的“实威”和“虚威”的区别来加以说明。在讨论事物的利害的时候,若不先决定其目的,就很难下结论。房屋是用来遮避雨露,衣服是用来防御风寒。人间万事莫不有其目的。但是,积习日深,便往往忘却事物的实际效用,只知重视事物本身而不知重视它的实际效用。所以只顾装修,粉饰,或爱好、眷恋,甚至于不管有无其他害处,一味地喜爱。这就是迷惑,也是世上所以产生虚饰的根源。譬如,日本的战国时代,武士都佩带双刀,这原是因为当时法律不可靠,人们用以自卫的。可是积习日深,到了太平盛世,仍不废弃佩刀这个习惯。不但如此,反而更加重视起来,甚至有人倾家荡产,装饰双刀,凡是属于士族的,不论老少,没有不佩刀的。那末,其实际效用是怎样呢?有的只是在刀的外部镶嵌金银,而鞘里插着的却只是细窄的钝刀,并且带刀人十有***不懂剑术。佩刀既然有害无益,那末为什么废除这个习惯还要引起不满呢?这是因为世人都忘却了双刀的实际效用,而养成了只重其物的习惯的原故。这种习惯就是迷惑。如果向现在太平盛世的士族质问带刀的目的,他只能借口说,这是传统习惯,或者说这是士族的标志,除此之外决不会有更明确的解答。也没有谁能圆满答复这个质问,讲出带刀的实际效用来。既然说这是习惯或是标志,那就大可把它废除。如果还有不可废除的实际效用,就应改变方式只取其有用之处。无论找出任何借口,也不能说明带刀是士族的天性。至于政府也是如此。世界各国无论什么地方,在最初成立政府建立国家体制时,都是为了保持国家政权,维护国体。为了维护政权,当然不能没有权威,这种权威叫作“政府的实威”。而政府的作用就是要贯彻这种实威。原始时代,人民昧于事理,只知畏惧表面事物,从而统御人民的方法,也不能不根据这种情况而使用道理以外的威力。这种威力叫做“政府的虚威”。当然,这种虚威是为了维系当时人心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术。不过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当时人类还是刚刚摆脱了同类相残的禽兽世界;初步学会了顺从,所以这种办法还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人类的天性来看,掌权的人,一般的通病,是陶醉于权威以至恣意胡为。这好比嗜酒的人,每饮必醉,醉后更加嗜酒,结果好象酒能使人饮酒一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一旦用虚威取得权柄之后,就乘其虚威进一步展其虚威,似乎虚威使人更无限制地逞虚威。这样积习日深,终于以虚威建立政府的体制,然后又把这个体制加以种种修饰,修饰愈多,愈能迷惑人的耳目,反而忽略了实际的功用,只看到修饰的外形,就认为是金玉而加以眷恋和爱护,而对其他的利害得失却置之不顾。同时还要把君主和人民当作不同类而强行加以区别,制定出一套官阶、服饰、文字、语言等尊卑的体制,周唐的礼仪就是这些东西。还有人发出无稽之谈,说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为怪,所谓神权政府的由来就是如此。这可以说是完全忘了政府必须拥有实威的意义,而迷醉于不应有的虚威的荒诞的行径。虚实的区别正在于此。

 

这种荒诞无稽的事,在上古荒诞时代,固然还不失为一时的权术,但是,随着人智渐开,就不应该再用这种权术了。在如今的文明世界里,纵然衣冠华丽,衙署巍巍,又怎能眩耀人的目光呢?唯有招识者的哂笑而已。即使对文明毫无认识,只要见闻过文明事物的人,他们的见识自然会有所提高,所以,决不可用荒诞的事物来加以强制。统治人民的方法,唯有根据道理,制定法律,然后用政治法律的实威,使他们遵守。今天,如果发生七年大旱,即使筑坛祈雨,人们也都知道雨不是可以求得的。尽管国君亲自祈祷五谷丰收,也不能动摇科学的定律。依靠人们的祈祷是不能增产一粒粮食的,这个道理,小学生也都明白。古时虽有过投剑于海而潮退的传说,但今天人人都知道海潮的涨退有一定的时刻。古时人们看见紫云叆叇就认为将有英雄出现,但在今天,谁都知道英雄不能求之于云间,这决不是由于古今事物的道理不同,而是由于古今人类智慧的程度不同。人民的品质逐步提高,全国的智力增长,政治上取得了实际的权威,这对国家来说,岂不是值得庆幸的吗?然而,如今竟弃实而就虚,一味粉饰外形,反而增加人们的愚昧,那真是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如果非主张虚威不可,那就只有设法使人民退回到原始时代的愚昧状态。如果人民退回到愚昧状态,则政治力量势必逐渐衰弱。政治力量衰弱,则国家不能成其为国家了。国家既然不能成为国家,还有什么国体可言。这是欲保护国体,反而戕害了国体,应该说是本末倒置。譬如,在英国,假使继承其先王遗志,仍旧保持君主专制的旧制,恐怕王统早已灭绝了。其所以没有灭绝,就是因为减少了王室的虚威而解放了民权,增加了全国政治的实力,结果使王位也随着国力的加强而巩固起来,这可以说是维护王室的最上策。总之,国体并不因文明而受到损害,实际上正是依赖文明而愈益提高。

 

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的,一定喜欢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加珍视,恰如古玩家珍爱古董一般。在印度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印度的第一个国王叫作普拉萨麻.拉加,是一位圣明的君主,这位国王即位时,已是二百万岁,在位六百三十万年后传位于王子,又经过十万年他才逝世。又说,印度有一部称为《摩奴》的经典。〔按古印度的传说:这部经典是造化神梵天(BrahAma)之子摩奴所传授的,因而得名。公元1794年英人琼斯把它译成英文。这部经典的内容虽然巧妙地记述了神道专制之说,但在修德方面却非常严正,立论也很高超,其内容有很多地方与耶稣教义相符合。不仅教义如此,文章也相类似。例如《摩奴》里说:待人须要怜悯,不可使人牢骚不满;不可用实际行动去害人;不可存心去害人;不可骂人;被人骂时要忍耐;别人对我发怒时,我不要用愤怒去回答等等。另外,基督教圣咏作者的诗篇与《摩奴》的经文,更有字字相似的,如在圣咏作者的诗篇里说:“愚人认为没有神”,而《摩奴》的经文里说:“恶人认为谁也不看他,但是,神是看得很清楚的,并且也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很相似的。以上录自布兰德的《韵府》。〕据说这部经典传授到人间大约是在二十亿年以前,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东西。印度人在遵守这部宝贵的经典和保存着这种古老的国风,在高枕安卧之际,政权竟被英人夺去,神圣的国家竟变成了英国的爼上之肉,普拉萨麻.拉加的子孙也变成了英国人的奴隶。他们夸耀的所谓六百万年或二十亿年与天地比寿的悠久历史,也不过是些毫无根据的自我夸张,实际上这部经典的来历,只不过三千年。暂且不管他们的夸张,假如有人对于印度夸耀六百万年的历史,说非洲的历史已经有七百万年,对于印度夸耀二十亿年的历史,有人说我们已经有三十亿年的历史时,印度人就只好闭口无言了。如此夸张简直是儿戏。还有一句话也足以驳倒印度的自诩,那就是宇宙之大是永恒无穷的,区区典籍又怎能与天地争短长呢?造化的一瞬间就是世上的亿万年,二十亿年的岁月只不过是这一瞬间的一小部分而已。对于这一小部分的时刻,作无益的争论,却把文明大计置于脑后,这岂不是不知轻重的人,假使印度人听到这句话,又将沉默无言了。所以,世上的事物,并非因为陈旧古老就有价值。

 

如上所述,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相依为命绵延至今的,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君国并立的国体。即使把这个“并立”叫作一种国体,但是也决不可就这样保守下去,甚至倒退,而是应该加以运用使之前进。如果运用适宜,在某种情况下,却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因此,君国并立的可贵,并不在于自古它就为我国所固有而可贵,而是因为有了它而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这并不是物的可贵,而是它的作用可贵。犹如房屋,并不是以它的形状为可贵,而是以它具有遮防雨露的效用而可贵。如果因为这是祖先传留下来的建筑形式,而只重视房屋的外表形状,那么用纸糊制房屋也未尝不可。所以,君国并立的国体,如果有不适合于文明的地方,其原因必定是由于习惯日久而产生虚饰迷惑所造成的。如果能去其虚饰迷惑而存其实际效用,逐渐改革政治的面貌,则国体、政统和血统三者才不致互相抵触,而与现代的文明长期共存。譬如,现在的俄国,如果今天改革政治,明天就效仿英国的自由风尚,这不仅实际上行不通,而且立刻会招致国家的大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俄英两国文明进步的程度不同,人民的智愚互异,现在的俄国,实行现在的政治,正适合于它的文明程度。但是,如果让俄国永久墨守旧制,不顾文明的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洋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讨论文明时,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洋也与此义相同。〕得失,一味遵奉固有的政治,也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也只是要详察文明的进展,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关于这一点在第三章末段,有所论述,可供参考。〔书中或称西洋或称欧洲,其义相同。记述地理时,欧洲和美洲有所区别,讨论文明时,因为美洲的文明也是来自欧洲,所以所谓欧洲文明也就是指欧洲式的文明。所谓西洋也与此义相同。〕

 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
 

继续前章的论述,现在应该谈到西洋文明的来历,但是在讨论这些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文明究竟是什么?文明之为物,是极难形容的,不仅如此,甚至连文明的是非问题在舆论界还争论不休。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由于文明的涵义,既可以作广义讲,又可以作狭义解释。若按狭义来说,就是单纯地以人力增加人类的物质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装饰。若按广义解释,那就不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砺智修德,把人类提高到高尚的境界。如果学者能从其涵义的广狭上着眼,就无须乎喋喋争辩了。

 

文明是一个相对的词,其范围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因此只能说它是摆脱野蛮状态而逐步前进的东西。交际活动本来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与世隔绝就不能产生才智。只是家族相聚,还不能算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所以只有在社会上互相往来人与人互相接触,才能扩大这种交往。交际越广,法律也就越完备,从而,感情就越和睦,见闻也就越广阔。文明一词英语叫作“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

 

文明之为物,至大至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无一不是以文明为目标的。无论是制度、文学、商业、工业、战争、政法等等,若将它总括地互相比较时,用什么作标准来衡量其利害得失呢?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就是得;反之,使文明退步的就是害就是失。文明恰似一个大剧场,而制度、文学、商业等等犹如演员,这些演员如能表演一出卓越的技艺,并能切合剧情,维妙维肖,而使观众满意的叫作优秀的演员;反之,进退失度,言语失节,笑既不逼真,哭又没有感情,影响戏剧结构破坏剧情的叫做笨拙的演员。或者哭笑虽然逼真,但若弄错地点和时间,当哭而笑,当笑而哭的,也是演技拙笨的演员。文明恰似海洋,制度、文学等等犹如河流。流入海洋水量多的叫做大河,流入少的叫做小河。文明恰似仓库,人类的衣食、谋生的资本、蓬勃的生命力,无一不包罗在这个仓库里。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可能有使人厌恶的东西,但如果它对文明有益,就可以不必追究了。譬如,内乱或者独裁暴政,只要能促使文明进步,等它的功效显著地表现出来时,人们就会把它往日的丑恶忘掉一半而不再去责难了。这种情形,正如出钱买物,价格虽然很高,但是用来颇感方便或得到很大好处时,就会把往日的吃亏忘掉一半。这原是人之常情。

 

现在列举几个问题,来说明文明的所在。

 

第一、这里有一群人民。表面上安乐自在,租税轻徭役少,司法也还公正,惩罚坏人也有办法,一般说来,对人民衣食住处置得宜,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里只有衣食住的享受,没有智德发展的自由,把人民当作牛羊来牧养,仅关心其饥寒。这样的社会,不仅是从上而下的压制,而且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压挤,从前“松前”①之对待“虾夷”民族,就是如此。这能说是文明开化吗?在这种人民当中,能看到智德的进步吗?不能。

 

①北海道南端的地名,文化4年(1807年),江户幕府曾在此处设置过“松前奉行”衙门。——译者

 

第二、这里又有一群人民。表面上虽不及前一种人民那样安乐,但还没有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生活享受虽少,但发挥智德的道路并没有完全堵塞,人民也有主张高尚学说的,道德信仰还算进步。但是,这里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一切事物都要妨碍自由。人民虽然也可能获得智德,但其获得的情形,正如贫民获得救济的衣食一般,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而是仰赖于他人。人民也可能寻求真理,但是他并不能为自己寻求而是为别人寻求。如亚洲各国的人民,由于遭受神权政府的束缚,已经丧失了蓬勃的气象,而陷于愚蠢卑屈的深渊,这种情况,能说是文明开化吗?在这种人民当中,能看到文明进步的迹象吗?不能。

 

第三、这里又有一群人民。生活情况虽然自由自在,但是一切毫无秩序,也毫无权利平等的气氛,大欺小,强凌弱,只凭暴力支配整个社会。例如,昔日欧洲的情形就是如此。这能叫做文明开化吗?文明的种子虽然在这里开始萌芽,但这种情况依然不能叫做文明。

 

第四、这里又有一群人民。人人都有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人人可以各尽所能,也没有大小强弱之分,他们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各人的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然而,这些人民尚未懂得人间社会的意义,每人都把他的力量,用于个人身上,不能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不知国家为何物,也不理解交际为何事,世世代代,有生有死,出生时的情况和死去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经过若干世代,在这块土地上仍看不到人类蓬勃发展的迹象。例如现在的所谓野蛮人就是如此。虽然自由平等的风气很浓厚,但是这能够说是文明开化么?不能。

 

从以上四个例子来看,没有一个能称得起是文明的。那末,怎样才能叫作文明呢?所谓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而说的。但是,仅以身体的安乐就能叫做文明吗?不是的,人生的目的,不是单为衣食,若仅以衣食为目的,人就与蚂蚁或蜜蜂无异了,这不能算是合乎大地自然。或者仅以道德高尚就能叫做文明吗?也不是,如果这样,天下人都将成为贫居陋巷箪食瓢饮的颜回了,同时这也并非天命。所以,如果不能使人的身心各得其所,就不能谓之文明。而且人的安乐是没有限度的,人的道德品质也是没有止境的。所谓安乐,所谓高尚,是指正在发展变动中的情况而言,所以,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蒂,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前面说过,文明是至大至重,而且是包罗人间一切事物,其范围之广是无边无际,并且不断在向前发展着。人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就要发生很大错误。比如有些人说:既然文明是人的智德的表现,可是现在西洋各国人,却有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既有用欺诈办法营商的,又有用威吓手段谋利的,这能叫作有道德的人民吗?又如号称最文明的英国,在其统治下的爱尔兰人民,不谙生活之道,一年到头只吃马铃薯过活,这能叫作有智慧的人民吗?由此看来,文明未必是和智德联系在一起的云云。可是,说这种话的人,认为目前的世界文明已经登峰造极,而不了解文明是指正在不断前进的过程。今天的文明还没达到路程的一半,岂能遽然要求它尽善尽美?象这种无智无德的人就是文明社会的疾病。所以对现代社会,要求文明登峰造极,犹如在社会上寻求一个十足健康的人一样。世界人口虽多,但是能够找到一个身无疾患,从生到死不得一点疾病的人吗?决不可能的。从病理上来说,一般人纵然似乎很健康,充其量只能说是带病的健康,国家也象人一样,纵然称为文明,也绝不会毫无缺点的。

 

又有人说,既然文明是至大至重的,社会上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住它。然而,文明的本义,不是在于上下权利平等吗?试看西洋各国文明的情况,改革的第一步,首先是推翻贵族。如英法及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是这样,近者如我们日本,也是同样地实行了废藩置县,士族失去了特权,贵族也丧失了威风,文明的意思可能就是如此。若从这个道理去推论,文明国家似乎是不应该拥戴君主,是不是这样呢?我的回答是:这完全是用一只眼观天下事的说法。文明之为物,不仅既大且重,并且既宏且宽。文明既然至宏至宽,岂能没有容纳国君之地?既可容纳国君,又可保留贵族,何必拘泥这些名称而发生怀疑呢?基佐氏的“文明史”讲道:“君主政治,既可以在国民等级之区分极其严格的印度施行;又可以在人民权利平等,完全没有上下等级之分的国家施行,同时还可以在专制压迫的国家施行,而且也可以在开化自由的国度施行。君主恰如一个珍奇的头,政治风俗就好象躯体,以同一的头可接于不同的躯体。君王恰似一种珍奇的果实,政治风俗好象树木,同一的果实可结在异种的树木上。”这些话的确不错。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的。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体制,虽然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等不同的体制,但是不能单从体制来判断哪种好,哪种不好,最重要的是不使偏于极端。君主未必不好,共和政治也未必都好。如1848年,法国的共和政体,徒具公平之名,实际却极残酷。奥国在法兰西斯二世时代,虽是专制政府,而实际却很宽宏。现今美国的共和政治优于中国政治,但是墨西哥的共和政治则远不及英国的君主政治。所以,奥国和英国的君主政治虽好,但不可因此而推崇中国的君主政治。美国的共和政治虽然值得称赞,但不可法效法国和墨西哥的做法。评论政治应从实际出发,不应徒慕虚名。况且,政府的体制不是千篇一律的,因此,在议论体制时,学者应该高瞻远瞩,不可偏执。古往今来因名而害实的事例是不少的。

 

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认为人有君臣之伦,犹如夫妇父子之伦,并且认为君臣之分,是在前生注定的。就连孔子也没能摆脱这种迷惑,毕生的心愿在于辅佐周朝天子以施政,至于穷途末路,只要诸侯或地方官肯于任用他,便欣然往就为其效忠,总之,他除了依靠统治人民和土地的君主来搞事业以外,就别无他策了。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不知不觉地受到迷惑,主观地断定了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儒教关于君臣的论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没有什么不当,而且好象极尽人事之美。然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譬如,古人不懂天文学,只知天是动的,就根据地静天动的思想,牵强附会,定出四时循环的算法,其中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可是因为不懂得地球的本性,就极端错误地制造出星宿分野的妄说,连日食和月食的道理也未能理解,以致事实上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原来古人所谓地静天动,只是因为目睹日月星辰似乎在动,于是便根据目睹的现象加以臆测。但实际上地球和其他星球是相对的,以上的情况是因地球旋转而发生的现象。所以地动是本性,而现象只是末的表征。不可误以末的表征而认为是本性,也不能因为天动之说有些道理,就以此排斥地动说。所谓天动的道理绝不是真理,只是由于不研究事物的道理,光看物与物的表面关系,而产生的牵强附会的说法。如果以天动说为真理,那末,从航行中的船上看海岸好象在移动,就说岸是动的船是静的,这岂不是荒谬之极吗?所以要谈论天文,首先应该研究地球为何物,转动情形又如何,然后再弄清楚地球和其他星球的关系,才能论述四时循环的道理。这就是说,先有物而后有伦,并不是先有伦而后有物。切不可以臆断而论物之伦,以其伦而害物之理。君臣之伦也是如此。君与臣的关系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上虽然存在某些道理,但这是因为世上偶然有了君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所以不能根据这个道理,说君臣的关系是人的本性。如果说这是人的本性,那末世界各国只要有人就必然有君臣之伦,但是事实并不如此。人类社会莫不有父子夫妇,莫不有长幼朋友,这四者是人类天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性。唯独君臣,在地球上,某些国家就没有这种关系。目前一些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就是如此。这些国家虽然没有君臣,但政府与人民之间,各有各的义务,政治情况也极好。孟子曾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有无王的国家,而且其国民的情况,有的远远超过唐虞三代之上,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假使孔孟活到今天,将有何面目见这些国家的人民呢?这可以说是圣贤的漏洞。所以主张君主政治的人,首先要分析什么是人性,然后再论君臣之义,这种君臣之义,究竟是胚胎于人性呢,还是在人出生之后,偶然发生了君臣关系,而把这种关系的准则称作君臣之义呢?必须根据事实弄清其先后。如果平心静气地探讨真实情况,一定能发现这个准则完全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既知其为偶然,就不能不衡量这个准则的利弊。对于某种事物如果容许考虑它的利弊,便说明它是可以修正改革的。凡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所以,尽管子不能为父,妇不能为夫,父子夫妇的关系难以更改,但是君可以变为臣,例如汤武的放伐就是如此。另外,君臣也可以同起同坐,例如我国的废藩置县,就是如此。由此看来,君主政治,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至于决定改与不改的标准,只在于它对文明是否有利而已。(某西洋学者曾说:不仅在中国、日本有君臣之分,西洋也有Master和Servant的名称,这就是君臣的意思。但是,西洋的君臣和中国日本的君臣意义不同。因为我们没有相当于Master和Servant的辞汇,所以姑且把它译为君臣,不要拘泥这种字面的意义,我是把古来中国人和日本人印象中的君臣叫作君臣的。譬如,从前在我国杀害主人者处以磔刑,而臣仆被主人杀死则不能申冤。这种主人和臣仆,就是君臣。封建时代的诸侯和藩士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的鲜明例子。)

 

依以上的论述,君主政治是可以变革的,那么,变君主政治为共和政治,这就能认为是达到理想境地了吗?绝对不然。在北美有一群人,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他们的祖先(指“Pilgrim fathers”,共有一百零一人,是在1620年离开英国的)因为在英国受尽残酷的政治压迫,厌恶君臣之义,毅然离开祖国,来到北美,历尽了千辛万苦,为独立自主奠定了基础。这个地方就是马萨诸塞的普立茅斯。它的历史遗迹迄今尚存。后来,有同样心愿的人,接踵而至,从本国携眷迁来的日见增多,他们定居下来开辟了“新英格兰”。此后人口逐渐繁衍,国家财富日益增长,到了1775年,已经占有了十三州的土地,遂脱离本国政府,苦战八年,终于获得胜利,建立了一大独立国家,这就是现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获得独立,并不是由于这些人民的自私,更不是为了达到某种野心,而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为了维护人类的权利义务和保全天赋的幸福。由当时的独立宣言就可以知道他们争取独立的目的。何况在1620年12月22日,当这一百零一名先人冒着风雪来到美洲大陆,踏上海岸岩石的时候,怎么会有丝毫自私心呢?正是所谓大公无私,除敬神和爱人以外别无他念。现在我们推测这些人的思想,不消说,他们是非常厌恶暴君和贪官污吏的,他们甚至想要在二百五十年前就从这个世界上把政府这个东西彻底废除。其后在1770年代的独立战争,正是继承了这种精神,并且具体实现了这种精神。战争结束后,决定政体,也是根据这种精神。后来在国内实行的工商业、政令、法律等以及所有人与人的关系,也都是以实现这种精神为目的的。那末,合众国的政治,既然是由独立的人民竭尽力量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起来的,按理说这个国家的政治应该是完美无缺,真正达到人类美满境界,实现了真正的理想国了。但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共和政治成了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施行的暴政。这个暴政的严酷情况和君主专制的暴政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出于一人之手与出于众人之手而已。据说美国的风俗是崇尚简朴的,简朴本来是人间的好事,但是,由于世人喜好简朴,于是就有伪装简朴以欺世盗名的,也有假借简朴以骗人的,犹如乡下人利用其淳朴以欺骗人。再如美国禁止贿赂的法令很严密,但是禁令越严密,贿赂越猖獗,与过去日本禁赌越严,赌风越盛的情况很相似。这类琐事是举不胜举的,现在姑且不谈。舆论认为共和政治公平,那是因为它是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施政的方针的,犹如在百万人口的国家,集中百万人的意志以决定国事,所以才说它公平。但是事实上,都大有出入。举例来说,在共和政治制度下,选举议员时有采用投票选举,以其得票多者当选的办法。既然取决于多数,则多一票也是多数,假如把全国人民的投票倾向分为两派,在百万人口的国家,以一派为五十一万人,另一派为四十九万人来进行投票,则当选者必然要偏于一方,即是说四十九万人那一面,从开始就失掉参加议会的机会了。再者,假定这些当选的议员为一百人,在他们出席国会讨论国事时,照例是用投票方式表决,如果是51人与49人之比,那么事情就不得不取决于51票的多数了,所以作出的决议并不是按照全国人民的多数,而是按照多数中的多数来决定的。票数相差极少,因而大致的比例是以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意志控制了下余四分之三人口的意志,这不能叫做公平(见穆勒氏《议会政治论》)。此外,关于议会政治,尚有许多纠缠不清的争论,很难断定其利弊。另外,君主政治有以政府的权威压制人民的弊病,共和政治则有以人民意见干扰政府的缺点,所以政府有时不胜其扰,很可能动用武力,以致引起大祸。因此,不能说唯有共和政治战祸最少。以最近的例子来说,在1861年,由于买卖黑奴引起了纠纷,美国南北分成了两派,上百万的市民突然拿起武器,掀起了空前未有的一场大战,同室操戈,同类相残,混战四年,所损失的生命和财产,不计其数。本来,这次战争的原因,是由于国内的上层人物反对买卖黑奴的恶习,提倡天理人道而引起的争端,这本来是社会上的一件好事,但是,事件一旦爆发,就节外生枝,以致理智和利益,道德和欲望混淆不清,终于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如果从具体情况来看,不外乎是这个所谓自由国家的人民在争权夺利,各逞其一己之私而已。这种丑恶情况恰如天堂乐土出现群魔厮斗一样。如果先人地下有知看到这种情况将作何感想!阵亡者在黄泉之下,又将何颜以见先人!又如英国学者穆勒氏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有人说人类的目的唯有进取,为了争夺利益,不惜互相排挤践踏追逐抢先,这种现象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最为有利。虽然还有人以为追求利益是人类最高的法则,但依我个人的见解,却不敢赞同。在现代世界上,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些白种人的男儿联合起来摆脱了不公平不合理的羁绊,开辟了新世界,那里人烟并非不稠密,财富并非不丰裕,耕地之辽阔绰绰有余,民主自由的权利也已普遍施行,人民简直不知什么是贫穷。虽然有了这样完美的条件,可是从这个国家一般风俗上所表现的实况来看,不禁令人惊讶。全国的男子毕生奔走追逐金元,而全国妇女毕生只顾不断地生育这般追逐金元的男子,这难道是人类生活的崇高理想吗?我是不能相信的。”从穆勒氏以上的话,可见美国风俗的一斑了。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君主政治未必良好,共和政治也未必妥善,不管政治的名义如何,只能是人与人关系上的一个方面,所以不能光看一个方面的体制如何,就判断文明的实质。如果体制不合适也可加以改变,如果不影响大局,也可以不改。人类的目的唯有一个,就是要达到文明。为了达到文明的目的,不能不采取种种措施,因而边试边改,经过千万次试验,才能得到一些进步。所以人的思想不可偏执,必须气量宽宏。世上一切事物,若不经过试验,就没有进步,即使经过试验而顺利进步,也还不能达到进步的顶峰。所以从有史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世界还处于不断试验中。目前各国的政治,依然正处在试验过程,所以不能遽然断定其好坏,这是不消说的。只能把对于文明有较多好处的叫作好政府,较少的甚至有害的叫作坏政府。所以评论政治的好坏,应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文明顶峰的国家,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如果文明真的达到了顶峰,那时不论什么样的政府,都等于无用的废物,还有什么体制值得选择的呢?还有什么名义可争论的呢?只因为现今的世界文明,还正在前进的道路上,所以政治也显然处在前进的途中,各国之间前后相差不过几步而已。以英国和墨西哥相比较,英国的文明走在前面,政治也走在前面。美国的风俗虽然不好,但若与中国的文明相比,却略胜一筹,因此美国的政治也就比中国好。所以,君主政治和共和政治,如果说是好,也可以说都好,如果说不好,也可以说都不好,而且政治并不是文明的唯一来源,它是随着文明而进退的。前面已经讲过,它是和文学、商业等共同构成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文明可以比作鹿,政治如同射手,当然射手不只一人,射法也因人而异,不过他们的目标都是在于射鹿和得鹿。只要能获得鹿,不管立射和坐射,甚至徒手捕获亦无不可。如果专拘泥于一家一派的射法,射箭不能中的,而失去当获之鹿,那就是拙笨的猎户了。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前章曾说过,文明就是人类智德进步的状态。那末,假若这里有一个智德兼备的人,可否把他叫作文明人呢?是的,可以叫作文明人。但是,他所居住的国家,可否叫作文明国家,这就不一定了。文明不能从个人来论定,应当从全国情况来考察。现在虽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称亚洲各国为半开化国家,但若只就两三个人物来评论,西洋也有守旧愚顽的人,亚洲也有智德兼备的英俊之士。然而,说西洋是文明的,亚洲是半开化的,就是因为在西洋,蠢人未能施展其愚顽,亚洲的英俊之士不得发挥其智德。其所以不能施展与发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并非由于个人的智愚所致,而是由于受到全国风气束缚的缘故。所以,要想知道一国的文明,就必须首先考察支配这个国家的风气。同时,这个风气,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这个反映,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进退增减,变动不居,恰如全国机能的动力一般。所以一旦找到这个风气之所在,则全国事物无不了然;而考察和分析其利害得失,则比探囊取物还要容易。

 

这样,这个风气,不是一个人的风气,而是举国上下的风气,所以若就一件事情来考察,就不可能见闻到,即或有所见闻,也总会参差不齐,仍然不能据以判断事情的真相。譬如,测量一个国家的山泽,必须测量分布在这个国内的山泽面积,求出总和,然后才可以称之为山国,或称之为泽国,不能因为有极少数的大山大泽,就把它叫作山国或泽国。所以,如果要了解全国人民的风气,进而探讨其智德的情况时,必须从其全体活动所表现于社会上的全般情况进行研究。这种智德,或者也可以不称为人的智德,而叫做国家的智德。所以称为国家的智德,是由于指全国人民的智德的总量而言。既知其总量的多寡,也就不难了解它进退增减的情况和明确它的发展方向了。智德的发展,恰如大风,又似河流。大风从北向南吹,河水从西向东流,如果从高处眺望,它的缓急和方向,可以一目了然。但若退入室内,就好象无风;只看堤边好象水不流动,假如遇到障碍物,水流也可能完全改变方向,变成逆流。但是这种逆流是因为有障碍物而造成的,那么,只看局部的逆流,就很难判断河流的方向了。所以,观察事物,必须高瞻远瞩。例如,经济论里说:“致富的基础,在于诚实、努力、节约三个条件”。现在如果以西洋商人与日本商人就经营的情况来加以比较,则日本商人不见得不诚实,也不见得懒惰,而节俭朴素之风,更不是西洋商人所能及的。但从一个国家在商业上的贫富状况来看,日本就远不如西洋各国了。又如,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义之邦,这句话好象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古代中国,确有礼义君子,而且有不少事情是值得称赞的,就是在今日,仍然有不少这种人物。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形。所以,中国不能叫作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人的思想动态,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朝夕不一,昼夜不同。今日的君子可以变为明日的小人,今年的敌人,也可以变为明年的朋友。变化愈出愈奇,如幻如魔,既不可思议,也无法揣摩。所谓他人之心不可忖度,确是一句真话。即使父子夫妇之间,也不能互相推测对方的心理变化。不但父子夫妇,甚至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变化。所谓“今吾非故吾”,就是说明这种情况。这种情形恰如晴雨的不可预测一样。例如在日本古时,有一个叫木下藤吉的,曾偷窃主人六两黄金潜逃,他用这六两黄金作为投靠武门的资本,因而作到了织田信长的部属,后来他渐渐显贵起来,因为仰慕丹羽柴田的名望,遂改名为羽柴秀吉,做了织田信长属下的队长。后来又遇到无数次的事变,有时失败有时成功,他随机应变,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并以丰臣太阁的名义,掌握了全国政权。直到现在,人们提起来,没有不称赞他的丰功伟绩的。但是,当藤吉窃取六两黄金潜逃时,他怎能有统一日本全国的志向呢?况且在他侍奉织田以后,也不过是仰慕丹羽柴田的声望,而改了姓名。当时,其志向的渺小可想而知。所以,以他窃取主人的黄金的窃盗身分来说,未被逮捕已经是万幸了。而他以后又当上了织田信长的队长,这从木下藤吉说来,也是喜出望外的事。后来经过几年的成败浮沉,终于统一了日本全国,这从他改名后的羽柴秀吉说来,仍然是意外的幸运。现在他身为太阁,如果回顾往年窃取六两黄金和在他的平生事业中没有一件不是偶然成功的,一定会产生一种如幻如梦的心情。后来学者在评论丰太阁的时候,总是引用他作了丰太阁以后的言行,来论证他一生的为人,所以造成很大的误解。藤吉也罢,羽柴也罢,丰太阁也罢,都不过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阶段。他身为藤吉时有藤吉的思想,身为羽柴时有羽柴的思想,及至身为太阁,自然又有太阁的思想。他的思想动态,可分为始、中、末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不相同。如果详细分析,他一生的思想动态可以分成一千个甚至一万个阶段,同样也是千变万化的。古今学者不晓得这个道理,每当评论人物时,总是千篇一律地说,某人幼有大志,某人三岁时出此奇言,某人五岁时有此奇行。有的甚至记述其生前吉兆,或谈论梦兆,来作为某人言行录的一部分。这真可以说是糊涂之至。(在所谓的正史里有这样的记载:丰太阁的母亲梦见太阳入怀而怀孕;后醍醐帝因梦见楠木而得楠氏;又说汉高祖因得龙瑞而生,其貌似龙等等。如果从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列举这种妄诞之说,简直是多得不胜枚举。学者高倡这种怪论,不但欺人,而且自己也迷信这种说法,真是可怜!这是由于无原则的慕古,盲目崇拜古人,所以在人死之后追述他的生前事业时,故意把它说成奇迹,而捏造一套牵强附会的妄说,以耸动后人的视听,这简直是卖卜者流的妄谈。)人由于天赋和教育的不同,其志向自然有高下,志向高的想做高尚的事业,志向低的只想做低微的事情。各人的志向大体上都有一定方向,这是肯定的。但是,这里要讨论的是,有大志的未必能成大业,成大业的也未必从童年时代就能预见日后的成功。即使大体上决定了志向,但是他的意图和事业都是随时变化随时进退,进退变化永无穷尽的。因为乘偶然的时机,也有完成大业的。希望学者不要误解此意。

 

从以上的论述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人的思想变化无法观察。那末,是否可以说,人的思想活动完全出于偶然而没有任何规律呢?绝对不是这样。研究文明的学者,自有观察这个变化的方法。如果根据这个方法去寻求,不但可以知道思想的变化确有一定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的明确,就好象看物体的方圆和读刻板上的文字一样,就是想曲解也曲解不了。那末,这个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广大群众的思想当作一个整体,长期地广泛地加以比较,然后再去论证它在各种事迹上所表现出来的情况。譬如晴雨,不能以朝晴而预计夕雨,何况在几十日中,怎能预定出有几日晴几日下雨的一定规律呢?这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事。但是,若在一年中,平均计算一下晴雨的日数,便可以知道晴天是多于雨天的。并且把这个计算方法从一个地方扩展到一州或一国时,计算晴雨的日数就更精确。如果把这个计算方法扩展到全世界,并且把前数十年和后数十年的晴雨日数都统计一下加以比较,则前后必然一致,连几天之差也不会有的。如果能把这种统计比较扩展到一百年或一千年,其准确性可以达到连一分钟也不差的地步。人的思想动态也是如此。单就一身一家来看,虽不能发现它的规律,但是如果扩展到全国来考察,这个规律的准确性,就象求晴雨的平均日数一样,所得出的比率数是同样精确的。某一国家在某一个时代,它的智德是趋向于某一方面,或者由于某种原因发展到某种程度,或者遇到某种障碍后退到某种程度,好象观察有形物体的进退方向同样一目了然。英国作家勃库尔氏著的《英国文明史》中说:“如果把一国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能令人惊奇地发现它的动态是有一定规律的。例如,犯罪也是人的一种思想活动,若单从一个人身上来看,当然看不出活动的规律,但是,国家的情况如果没有改变,每年的罪犯人数,是不会增减的。例如,杀人犯,多数是由于一时的愤怒所造成的。从个人来说,谁能预先考虑到要在明年的某月某日杀害某某人呢?然而根据法国的统计,杀人犯的人数不但每年相同,并且连用以杀人的凶器种类,每年也没有差别。更奇怪的是自杀。自杀这件事,本来不是别人可以命令的,也不是别人可以劝说、引诱或强迫的,而是完全出于自愿的,所以,不可能认为自杀的数目会有什么规律。但是,从1846年到1850年中间,每年伦敦的自杀人数,多则266人,少则213人,平均240人,几乎成了固定的数目。”以上是勃库尔氏的论述。现在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譬如在商业上,卖主不能强迫买主购买,买与不买的权利完全由买主决定,但是,卖主在进货的时候,由于考察市场的需要情况,所以他就能作到不积压商品。米麦布匹等物不会腐烂即使进货多了一些,也不致立刻受到损失。在暑热的季节采购鱼肉或日本点心的商人,如果早晨购进的东西,当天不能卖出,就会立刻受到全部损失。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到东京的糕点铺去买这种点心,你就会知道那里整天在卖的蒸糕,一到傍晚便会售完,从未听到有剩下变坏的。其供应适宜的情况,仿佛卖主和买主预先约定好了。在傍晚去购买点心的人,好象不管自己是否需要,惟恐糕点铺有货卖不完似的。这不是怪事吗?糕点铺的情形是这样,那末,再问问每个住户在一年内究竟吃几次这类点心,在哪个铺子买,买多少,恐怕谁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不能只从一个人身上去考察,但若是把全市的人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就可以知道想吃这类点心的人的思想动态也有一定规律,并且可以很准确地掌握其动向。

 

所以,天下的形势,不可只就一事一物加以臆断。必须广泛地观察事物的动态并考察实际上所表现的全般情况,然后彼此加以比较,否则不能明了真实的情况。这种广泛地研究实际情况的方法,西洋人叫作统计学。这个方法,对研究人类的事业和衡量其利害得失,是不可缺少的。据说,近来西洋学者,专用这个方法研究事物,收获很多。把社会上有关土地人口的多寡、物价工资的高低、婚姻、出生、疾病、死亡等数字,都统计出来制成表格,互相加以对照比较,即使是无从探索的社会问题,也可以一目了然。例如,据说在英国,每年结婚的人数,随着食粮价格的升降而有所增减,粮价上升,结婚人数减少,粮价下降结婚人数就增多,从无例外。在日本,还没有编制这种统计表格的人,所以情况还无从知晓。但是婚姻的数字也必然是随着米麦的价格而增减的。男婚女嫁本是人之大伦,所以人们都重视婚姻大事,从不草率从事,当事人双方各有好恶,身分贫富也各有不同,又得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外还要考虑种种条件,双方都认为合适之后才能成婚。这不能说不是偶然的巧合了,实际上也真是不期而遇的事情。所以人们把婚姻称为奇缘,甚至有月下老人撮合姻缘的神话,这都是说明婚姻是出于偶然的。但是,从实际来看,决非出于偶然。既不是由于当事人的心愿,也不是由于父母之命,媒妁虽能巧辩,神灵虽能撮合,但对于社会上一般的婚姻,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能够支配当事人的心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神灵的撮合,并能任意摆布地使婚姻成功或者破裂的只有米价,它是社会上最有决定力量的东西。

 

按照这个原则研究事物,对于寻求事物动态的原因,将有很大帮助。本来,事物的动态,必定有它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又可分为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易见,远因难辨。近因的种类较多,而远因的种类较少。近因容易混淆视听,而远因一经查明,就确定不移。所以寻求原因的关键,在于从近因逐渐溯及远因。追溯得越远,原因的种类就越减少,并且可以用一种原因解释几种动态。譬如使水沸腾的是柴火,使人呼吸的是空气,所以空气是呼吸的原因,柴火是沸腾的原因。但只查明这个原因,还不能算彻底。原来,木柴所以能燃烧,是由于它本质里的碳和空气里的氧互相化合而发热;人所以能呼吸,是由于吸进了空气里的氧,在肺里和血液中过剩的碳相化合,然后又呼出。所以木柴和空气只是近因,氧才是远因。因此,水的沸腾和人的呼吸,两者的作用既不相同,近因也就不同,所以必须再进一步求得远因的氧,才能把沸腾的作用和呼吸的作用归纳于同一的原因,而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上面所说的关于社会上的婚姻多寡的问题,其近因好象由于当事人的意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其他各种条件都适合而促成的。但是,这些近因不但不能说明其真实情况,反而会引起混乱,迷惑人的耳目。因此,必须舍弃这些近因,进一步寻求其远因,了解到粮食的价格,这才发现制约婚姻数字多寡的真正原因,得出确定不移的规律。

 

现在再举一例来说明。譬如这里有一个酒徒坠马伤腰,从而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如果要问这个病症究应如何治疗,是否由于是坠马,就要在腰部贴上膏药,完全按照跌打的疗法来治疗呢?如果这样治,他一定是个庸医。本来,坠马只不过是发病的近因,而实际上是由于他多年饮酒不知养生,早已引起了脊髓衰弱,恰在这个病症将要发作时,从马上跌下来震动了全身,因此才突然发作,成了半身不遂之症。所以治疗方法,只有先戒酒,使致病的远因即脊髓的衰弱得以恢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种病源,治疗也很容易。但是,讨论社会文明的学者,就不然了。他们多是庸医之流,只知迷惑于当前耳目所见闻的现象,而不知寻求事物的远因,不是被这个所迷惑,就是被那个所蒙蔽。象这样的人也要标奇立异,妄想作大事,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等于胡闹。为这种人着想,真是可怜!若为社会着想,也非常可怕。

 

上面讲过,世界上的文明,既然是普遍赋予于一国人民的智德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国民的智德有关联的,不是区区两三人所能为力的。全国的形势不是凭主观想使它前进就能前进,也不是想使它停留就能停留的。下面再举两三个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这个道理。本来在讲理论时,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是,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给小孩吃苦药时掺点糖使他适口些一样。因为初学的人,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掺些历史事例说明理论,就能帮助他理解得快些。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后世的学者,也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落泪。他们说孔子不遇时,孟子也是如此。再如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凑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古今把偶有成功于一世的,称之为“千载奇遇”,这正是说明遇时之难。那末,所谓“时”是指什么呢?是否说,周朝诸侯如果能任用孔孟,委托国政,天下必然大治,而没有重用他,这是诸侯的罪过呢?道真的远谪、正成的战死,难道也是藤原氏和后醍醐天皇的罪过吗?如果说“不遇时”就是不合两三个人的“心意”,那末所谓“时”,难道就是由三个人的心意形成的吗?假使周朝诸侯,偶然重用孔孟,后醍醐天皇听从楠氏的献策,果然就能象今日的学者所想象那样,完成千载一遇的大功而成大业吗?所谓“时”,和两三个人的愿望没有什么差别吗?所谓“不遇时”,就是指英雄豪杰的愿望和人君的愿望互相矛盾的意思吗?依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楠氏之战死,不是后醍醐天皇不够明智,而是另有使楠氏陷于死地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时势”,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下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就好象轮船的航海,执掌天下大事的人,就好象航海人员。假使这里有一只一千吨的轮船装有五百马力的蒸气机,如果航速每小时五里,十天可以航行一千二百里,这就是轮船的速度。任何航海人员,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这五百马力增加为五百五十马力,也无法把一千二百里的航程缩短为九天。航海人员的职责,只是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驾驶的作用。假如有两次航行,初次用了十五天,第二次只用十天就到达了目的地,这并不是由于后者的技巧,而是由于前者拙笨,第一次的航海人员妨碍了蒸气机发挥潜力。人的拙笨是没有限度的,同是驾驶一只轮船,就有用十五天,也有用二十天完成航程的,甚至也有完全不能开动的。但是,人无论怎样机灵,也决不能使机器发挥出它所没有的能力。社会上的治乱兴衰,也是如此。如想改变大势,仅由二三个执掌国政的人来支配全国人心的趋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更何况违背人心强使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愿望呢?其困难犹如陆地行舟。古来英雄豪杰成大事业的,并不是用他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只不过是没有阻碍人民智德的进步罢了。试看全国的商人,不是夏天卖冰,冬天卖煤吗?这完全是顺应一般人的心理。如果有人在冬天卖冰、夏天卖煤,恐怕没有人不说他是个愚人。可是,唯独英雄豪杰就不然。他们在风雪的严冬想卖冰,如果没人买,就归罪于不买的人,而大发牢骚,这是什么道理呢?真是太没有头脑了。英雄豪杰如果忧虑冰卖不出去,最好是把它贮藏起来,等到夏天再卖,而在等待期间,倒不如努力宣传冰的功用,使人们普遍知道他那里有冰。假使这种东西真正有用,只要时机一到,就不愁没人来买。假使没有真正的功用,从而根本没有可能卖掉的话,就应当坚决地停止这种营业。

 

在周朝末期,天下人都不满意王室礼法的束缚,随着这种束缚的逐渐松弛,诸侯背叛了天子,大夫挟制了诸侯,甚至陪臣执掌了国家权柄,天下四分五裂。这时,封建贵族互相争霸,没有人仰慕唐虞禅让之风,天下人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庶民。所以,谁能帮助弱小的贵族与强大的贵族相抗衡,就能适应天下的人心,执掌一世的权柄。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这样。在这个时期惟独孔子主张尧舜的治风,提倡以抽象道德来教化天下的学说,当然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孔子的事业远远不如管仲之辈能善于顺应时势。到了孟子的时候,情况就越发困难了。当时的封建贵族,已经逐渐趋于统一,扶弱抑强的霸业已经行不通,而形成了强吞弱,大灭小的兼并局面。当时,苏秦张仪之辈,奔走四方,或助其成,或破其策,忙碌于合纵连衡的战争之间,贵族本身尚难自保,哪有余暇去关怀人民,考虑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呢?他们只顾集全国的力量,以应付战争,谋求君主一己的安全而已。当时即使有圣明君主,听从孟子的主张施行仁政,恐怕也将随着政治的崩溃而危及本身的。例如滕国介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孟子也无良策,这就是一个佐证。我决不是偏袒管仲苏张,摈斥孔孟,只是慨叹这两位大师不识时务,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不仅被人嘲笑,而且对后世也无益处。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可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至于要是把他的学说实施于政治上,我认为也有很大的弊病。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关于这个问题,以后本书另有论述。

 

楠氏的死,也是时势所使然。当时日本王室政权旁落已经很久,即从保元、平治以前,军事大权就完全操在源、平二氏之手,天下的武士没有不隶属于他们的。源赖朝承袭父祖的遗业,起于关东,日本全国没有一人敢和他相抗衡。这是因为全国人民都畏服关东的威力,只知有源氏,而不知有王室的缘故。后来北条氏相继执掌政权,仍能保持镰仓的旧观,也是凭借源氏的余荫。及至北条氏灭亡,足利氏兴起,也是依靠源氏的门阀。北条足利时代,各地的武士虽然曾以“勤王”名义兴兵举事,但其真正目的是想打击关东,以猎取个人功名。假使这些所谓勤王之辈果然得志,必定同样会变成北条第二或足利第二。若为天子着想,不过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罢了。这种情况可从织田、丰臣、德川等的历史事迹得到证明。自从镰仓以来,举事于天下者,没有一人不是打着勤王旗帜的,但在成功之后,又没有一人是实行勤王的。所以勤王,只是作为举事时的一种借口,成功以后并没有成为事实。史书中写道:“后醍醐天皇在灭北条氏以后,首赏足利尊氏之功,并使其位列诸将之上,新田义贞次之,楠正成等真正勤王的功臣,则置于不顾。致使足利野心得逞,王室再度衰微。”直到如今,学者读到这一段历史,莫不切齿痛恨尊氏的凶恶,叹息天皇的不明智。其实这是不知时势的论调。在当时,天下大权,掌握在武人之手,而武人的根据地又在关东,消灭北条的又是关东的武士,使天皇复辟的也是关东的武士。足利氏是关东的名门,威望一向很高,当时关西的各族虽起义勤王,但是足利氏若不改变态度,天子怎能复辟呢?事成之后,把足利尊氏列为首功,原非天皇有意奖赏足利尊氏的汗马功劳,而是顺应时势不得不敷衍足利氏的威名。从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当时的形势了。尊氏自始至终没有勤王之意,因为他的权威并不是由于勤王而获得的,乃是足利氏一族固有的权威。他勤王是为了推翻北条,对自己有利。既然推翻了北条,不用勤王名义,也能保全自家的权威,这正是他反复无常和盘据镰仓长期独立的原因。至于楠木正成就不然了,他出身于河内的一个贫寒家庭,用勤王的名义,仅仅募集了数百士卒,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奇功。但他的威望不高,又怎能和关东的名将相比呢?在足利氏看来,他不过等于自己的部属罢了。天皇并非不知正成的功劳,但也不能背谬人心,把他列为首功。所以说,足利是驾御王室的,而楠氏是受王室驾御的。当时的形势如此,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且,正成本来是由于勤王二字而起家的。所以,只有天下勤王的风气越盛,正成的威望也就日隆,否则,正成只有衰败下去,这是必然的道理。尤其从首倡勤王的正成不得不甘心隶属于尊氏之下,而天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可以想象到当时天下勤王的声势是很微弱的。微弱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只是由于后醍醐天皇个人的不明智。试看保元平治以来,历代的天皇,不明不德的,举不胜举,即使后世的史家用尽谄谀的笔法,也不能掩饰他们的罪迹。如王室父子相残,兄弟阋墙,或依靠武臣自残骨肉。及至北条时代,情形更为严重,不单陪臣司掌了天子的废立,甚至王室各支也有互相向陪臣进谗,互相倾轧,以争夺王位的。因为他们忙于争夺继承王位,无暇顾及国政,所以置天下大事于度外,这是可以想象的。这时,天子并不是统治天下的主人,只不过是屈服于武人威力下的奴隶。(如伏见帝曾密谕北条贞时,诉说立龟山帝后代之不利,因而改立伏见帝的皇子为后伏见帝。但是,伏见帝的从兄后字多天皇又向贞时请求,于是又废了后伏见帝,改立后宇多帝的皇子为帝。)后醍醐天皇虽然不是明圣的君主,但比起前几代的皇帝,言行颇有可取之处,又怎能把王室衰微的罪责完全加在他的身上呢?政权的脱离王室,并不是由于别人夺去,而是由于积年累月的趋势,王室自己放弃了权柄,让别人拾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天下的人心只知有武人而不知有王室,只知有关东而不知有京师的缘故。所以在当时即使天皇圣明,并且得到十个正成作大将军,但在积弱之余,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决不是人力所能及的。由此看来,足利氏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楠氏的战死也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其必然的道理。所以说,正成的死,不是由于后醍醐天皇的不明智,而是时势所造成。正成不是败于尊氏而死,而是由于违逆时势为敌而败亡了。

 

如上所论,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十八世纪美国的独立,既不是四十八位勇士的创业,也不是华盛顿一人的战功。四十八勇士只是把十三州人民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力量具体地表现出来,而华盛顿则把这个力量运用在战场上罢了。所以,美国的独立不是千载一遇的奇迹。即使当时战败,一时未能成功,但还会有四百八十勇士,十个华盛顿出现。总之,美国人民必然要独立的。近例如四年前的普法战争,有人说,法国的败北是拿破仑三世的失策,普国的胜利是宰相俾斯麦的功勋。这是不对的。并不是拿破仑和俾斯麦智愚悬殊,其胜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的趋势。普鲁士人民能团结一致所以强盛,法国人民党派分歧所以衰弱。加以俾斯麦能顺应这个趋势发挥了普国人民的勇敢,而拿破仑则与法国人民的希望背道而驰,违背了人心。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假设现在让华盛顿作中国的皇帝,让惠灵吞作他的将军,率领中国军队同英国军队作战,结果胜负如何呢?即使中国拥有大量的军舰大炮,也要被英国的土枪和帆船打败的。由此看来,战争的胜败,既不在于将帅,也不在于武器,而完全在于一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如果率领数万将士作战而吃败仗,这与士兵无关,只能归罪于将帅的无能,因为他妨碍了士兵的行动,未能使士兵充分发挥勇气。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假定今天的日本政府,把行政效率不高,归咎于长官的无能,于是为了寻求人才,录用这个,或拔擢那个,但试行的结果,对事务本身仍然没有改变。或者以人才不够为理由,聘请外国人当教师或当顾问,向他们请教,但是行政效率依然不能提高。若从行政效率不高这方面来看,政府的官员好象实在是无能,聘请的外国教师和顾问也好象都是愚人。其实,现在的政府官员都是国内的人才,而聘来的外国人,也不是特意挑选来的愚人。那么,行政效率为什么总不见提高呢?必然另有原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每当实际推行政务时,必有无可奈何的情况发生,这就是它的原因。这种情况是极难形容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寡不敌众”。政府失策的原因,常常是由于寡不敌众。政府官长并非不知失策,知道为什么还要作呢?这是因为官长势孤,群众的舆论势大,实在无可奈何。要问这个舆论的来源,是无法找到的,就好象从天而降似的,但是它有足以左右一个政府的政务的力量。所以行政效率不高,不是二三官员的罪过,而是群众舆论的过错。世人切不可错误地归咎于官员的处置不当。古人认为正君心之非最紧要,可是我的说法完全相反,我认为国家的要图,首先在于纠正群众舆论的错误。身为官员的,因为亲自接触国事,其忧国的心情也当然比较深切,本来应该忧虑群众舆论的错误而设法予以纠正。但是有些官员并不这样,他们不是赞同这种舆论的一分子,就是迷惑于这种舆论,变成了这种舆论的同情者。这种人真正是身居忧人的地位,反而作出令人忧虑的事情。政府的失策往往在于,好象自己制定,自己又来破坏,这都是这班人造成的。从国家看来,如果说这也是属于一种无可如何的事情,那末,一切忧国之士就必须大力提倡文明,不论官员和平民,都应该从迷惑中清醒过来,以改变群众舆论的方向。舆论之所趋是天下无敌的,区区的政府何足虑!小小的官员又何足怪呢!本来,政府是随着舆论为转移的。所以,今日的学者不必责备政府,而应该忧虑舆论的错误。

 

有人或者再说:如果按照本章的意思,天下的事物,只能一任人心的趋向而无能为力;世界上的形势,也象寒暑的往来,草木的荣枯一般而人力无可奈何了?好象政府对于人民也没有用处,学者也成了无用的废物,商人、工人也只有听其自然,没有应尽的义务了。这能说是文明进步的现象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然。前面已经说过,文明既然是人类的规律,实现文明,当然是人类的理想。在到达文明的过程中,必各有应尽的职责。如政府要维持社会秩序,实行当前的措施;学者应该瞻前顾后,策划未来;工商业者应努力经营个人的事业,增加国家的财富等等,都是各守其职各尽所能为文明的实现尽一分力量的。当然,政府也不能没有长远的计划,学者也不能没有当前的职责。而且政府的官员,也是出身于学者,彼此的职责虽然相似,但是,既然有了公私的区别,明确地划分了职务的范围,那么职务的性质就不能没有现在与未来之分。假如国家一旦有事,首当其冲并即时决定对策的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经常注意观察世界形势,为应付未来作好准备,或促其实现,或防患于未然,都是学者的职责。一般学者,不明此理,爱管闲事,到处奔走呼号,而忘却自己的本分,甚至有的受官方利用,想插手处理当前的事务,结果,不但一无所成,反而贬低了学者的身价。真是愚昧已极。政府的作用,譬如外科手术,学者的理论,譬如养生方法,其效果虽有缓急迟速之不同,但对人的身体健康都是同样不可缺少的。现在论政府和学者的作用虽然说一个是为现在,一个是为未来,但是都有其重大功用,对于国家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学者的作用切不可丝毫互相抵触,必须互助合作,互相鼓励,共同为文明进步而努力。

 第五章 续前论
 

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前章所讲的舆论,就是指国内群众的议论,也就是在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所以,从舆论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但是,关于舆论,这里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是,舆论的强弱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慧的高低。第二种意见是,即使人人都有智慧,但是,如果不能和习惯互相结合起来,就不能构成舆论,兹述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人的主张,不能胜过二人,三人的主张,可以制服二人。人数愈多,舆论的力量也愈强,这就是所谓寡不敌众。然而这种舆论的众寡强弱,只是限于在人们的才智相等的情况下。若把天下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舆论力量的强弱,并不是决定于人数的多寡,而是决定于智德的高低。人的智德,犹如人的体力,有一人的力量等于三人的,有一人的力量等于十人的。因此,假如把群众合成一个整体来计算它的强弱,就不能单从人数的多寡来决定,而应从整体之中分别具有的力量来计算。譬如一百人举一万斤的东西,每人平均力量为一百斤。但是,人的力量不可能是相等的,假使把这一百人分为两组,每组五十人,然后使这两组分别来举,结果,可能一组举七千斤,另一组举三千斤。如果再把它分成四组或八组来举,则必定要相差越来越大,最强者和最弱者相比,可能有一人力抵十人的。如果从这一百人中选出力量最强的二十人为一组,其余八十人为一组,分别举重,二十人这组,能举六千斤,而八十人这组,只能举四千斤。现在按照这情况计算,从人数来看是二与八之比,从力量上来看,却是六与四之比。所以力量不能由人数多寡来决定,而应按照所举之物的轻重和人数的比例来决定。

 

智德的力量,虽然不能以度量衡来衡量,但是在道理上却和体力没有两样,它的强弱相差,比体力更悬殊,可能有一人抵百人或抵千人的。假如把人类的智德变成酒精一类的东西,一定会有惊人的奇观。蒸溜十个这一类的人,能得一斗的智德量,而蒸溜一百个那一类的人,也许只能得三合的智德量。一国的舆论,不是从人的体质中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人的精神。因此,所谓舆论,不是完全由于论者的人数多而有力,而是由于在论者之间所具有的智德分量多,以这个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而成为舆论的。如果把欧洲各国人民的智德平均一下来看,国内不识字的愚民,可能超过半数以上,而在这些国家里所出现的所谓国论或舆论,都是一般中人以上的智者的言论,至于其他的愚民不过是随声附和,被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能施展个人的愚见而已。而且,在这些中等以上的人们中也有无限的智愚之差。或甲胜过乙,或乙排除甲,有一旦交锋立即遭到失败的,也有争论不休而胜负难分的。经过千锤百练好容易才压倒异说于一时的,也就被称作国论或舆论。这就是欧洲各国报纸和讲演会盛行,众口喧嚣的原因。总之,人民是处在全国智德指导之下,智德如果改变方向,人民也随着改变方向,智德如果分成党派,人民也分成党派,进退聚散,无一不是跟着智德走的。(社会上嗜好书画的人,本是中等以上有文化的风雅人士。他所以嗜好,是要考究历代的古物,比较书画运笔的巧拙,从中寻求乐趣。但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爱好古玩书画的风气,很多目不识丁的人,只要有几个钱,也要买些书画,挂在房间里,或者因为收藏些珍玩古董而扬扬得意,这的确可笑亦复可怪!其实,这些愚民不过是追随中等以上人物的风雅,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种风气。此外,如时尚的服装,布匹的花样等等,也是模仿别人的式样来加以欣赏。)以最近我们日本的事例为证,前几年政府实行了维新,接着又有废藩置县之举,华族和士族因而失去了权力和俸禄,但是他们没有敢出怨言,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王制革新,是由于王室的威严,废藩置县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才完成的。这完全是不识时务者的臆测。王室如果真有实际的威力,王制的复古又何必等到庆应的末年,不是早就可以推翻德川氏吗?或者在足利末期就可以收回政权了。复古的时机不一定非在庆应末年不可,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完成维新大业和实行了废藩置县呢?它既不是由于王室的威严,也不是由于执政者的英明果断,而是另外有其根本原因。

 

我国人民长期遭受专制暴政的压迫,门阀成了他们发号施令的资本,即使才华过人,如果不依靠门阀就不能施展其才能,也不能有所作为。在当时由于被这种势力所压制,全国已经找不到可以发挥智力的余地,一切事物都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人类智慧发展的力量,是怎样压制也压制不住的,在这停滞不动的期间,人们也能不断前进。到了德川氏的末期,社会人士已经开始产生了厌恶门阀的心情。因此,有的弃官而作儒医,有的埋头著作。在藩士里面有这种人,在僧侣神官之间也有这种人,这些都是怀才不遇的人。从“天明”、“文化”年间出版的著作、诗集或野史小说之中往往有借隐喻影射以发泄牢骚等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种迹象。当然在文章表面上没有直接对门阀专制政治进行攻击,但是,从国学家悲叹王室的衰微,汉学家讽刺贵族执政的奢侈,以及一些小说家,利用狂言戏语讥讽社会等,不论在文章上或事迹上,虽然没有一套完整的见解,但是,不满意现状的心情,是溢于言表的。其实作者本人也只是莫明其妙地发泄牢骚,这种情形,恰如陈疴缠身的病人不能说明自己的病状,而只能诉说痛苦一样。(在德川初期,政权强盛之时,著作家慑于幕府的威力,丝毫不敢批评时政,有些人反而谄媚歌颂幕府;从新井白石的著作,中井竹山的逸史等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后来,直到文政年间赖山阳在著述日本外史的时候,才敢于对王政的衰微表示愤慨,字里行间,有如谴责德川氏的罪恶。现在我们研究其中原因,很显然,白石、竹山不见得甘当幕府的奴隶,赖山阳也不见得是天子的忠臣,这都是时势所使然的。白石、竹山是受当时权势所压制,不能畅所欲言,赖山阳不过是稍微摆脱这种束缚,由于愤恨当时的专制政治,借著述日本外史发泄其积郁而已。以后在国学、小说、狂诗、狂文特别是在天明文化之后这种风气最盛。如本居、平田、马琴、蜀山人、平贺源内等人,虽然都是有志之士,但是,由于怀才不遇,只得献身于文字,或者提倡尊王之说,或者记述忠臣义士的事迹,或大放狂言嘲讽时世,而发泄其不平。)然而,这些国学家不见得是王室的忠仆,汉学家也不见得是真正忧世之士。试看世上所谓的隐君子,平素虽然牢骚满腹,一旦踏上宦途,骤然变节,再也听不到牢骚不平的声音了。再如今日的尊王之士,如果得到幕府五斗米的俸禄,明日就会变成拥护幕府派;又如昨日的贫儒,一经拜命封官,今日就会趾高气扬。这从古今许多事实可以得到证明。总之,这些国汉学家,在德川末期,虽然把尊王忧世之意形诸笔墨,无形中开辟了舆论的途径,但是,大多不是他们本来的面目,不过是借尊王忧世之名以发泄自己的不平而已。至于他们的内心是否真诚,他们的议论究竟为私为公,姑置不问,如果研究发生不平的原因,这是由于他们受专制门阀的压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智而感到愤恨,因此,在心情上是不愿再屈居于专制之下的。这从他们的笔墨言语之间,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是在于暴政强盛时代,这种心情不能暴露于外而已。至于暴露与不暴露,则完全要看暴政力量和人民智力的强弱来决定。政府的暴力和人民的智力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得势,那个就要失权,那个得势,这个就要鸣不平,两者的对比恰如天秤的均衡一般。在德川氏的政权全盛时期,天秤始终是偏重于一方,到了末期,人智稍微有了进步,在天秤的另一端,才能放上一个小小的砝码。从天明文化年代以后所出版的那些书籍,就可以说是这个砝码。但是这个砝码的重量太轻了,根本不能使天秤平衡,又怎能谈到打破这个平衡呢?若没有后来的开港问题的话,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平衡颠倒过来,使智力获得优势,谁也不能预测。幸而在嘉永年间佩里渡海来到日本,这才为改革创造了条件。

 

自从佩里来日,德川政府和各国缔结了条约之后,世人看到政府的措施才知道政府的懦弱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和外国人接触,听到他们的言论,或阅读外国书籍和翻译书刊,见识越广,民势越盛,于是觉悟到幕府虽然暴虐如桀纣,但完全可以用人力把它推翻。这种情况正如聋瞎的耳目顿开,闻见了声色一般。首先出现的就是“攘夷论”。而这个议论产生的根源,决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而是出于要划清敌我界限,出于保卫祖国的一片热忱。有史以来,初次与外国人接触,犹如从黑暗沉寂的深夜,走到喧哗纷扰的白昼,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是奇奇怪怪,没有一件是适意的。这个意并不是私意,而是在思想上仅仅考虑到日本和外国的区别,想要挺身而出以肩起祖国伟大事业的意图,所以这不能不说是为公。在明暗突然变化时期,必然会眼花缭乱,议论的条理也不可能周密,行动也必然粗暴鲁莽。总而言之,爱国思想虽然粗犷和不成熟,但其目的却是为了国家,完全是为公的。他们揭示的主张,唯一目标在于攘夷,所以是单一的。以为公之心提倡单一之论,其势必强,这就是攘夷论从开始就得到了响应的原因。社会人士一时也受到了这个影响,还未看到和外国交际的利益,就产生了憎恶外国的情绪,把天下的坏事完全归罪于和外国交际上。假使国内发生灾祸,就认为这是外国人造成的,那是外国人策划的,以致举国上下都不愿意和外国人交际,即使有人愿意和外国来往,也不得不附和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然而,唯有幕府不能不首当其冲,要和外国人接触,并根据道理办事。幕府当局也未必喜欢外交,不过因为慑于外国人的威力和不能解答外国人提出的问题,许多人不得不讲些道理。但从攘夷论者看来,这种作法只是一种因循姑息。这时,幕府好象被夹在攘夷论者和外国人中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能保持平衡。幕府愈发暴露弱点,攘夷论者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地主张攘夷复古,尊王讨幕,倾其全力以打倒幕府,驱逐外夷。在当时虽然也发生很多杀人、纵火等为士君子所不取的举动,但是推翻幕府这一点,众论却始终一致,全国的智力整个地指向了这个目标,终于在庆应末年完成了革命大业。若按当时发展趋势,在革命复古之后,本应立即攘夷,但却没有这样做。在推翻了万恶的幕府以后,按理说应该停止行动而并没有停止,却同时又排斥了诸侯和士族,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攘夷论只不过是革命的开端,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近因。总的智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就不在于此,它的真正目的既不是复古,也不是攘夷,而是利用复古攘夷的主张为先锋以声讨根深蒂固的门阀专制。所以举事的既不是王室,要打倒的也不是幕府,而是一场智力和专制制度的生死搏斗,掀起这次战争的就是全国总的智力。这就是事件的远因。这个远因早从开港以来就以西洋文明学说作为援军而逐渐强大起来,但是,为了展开一场智战,必须有个先锋队,于是乎才和近因结合起来一同走向战场,而完成了革命的壮举取得了胜利。先锋队的主张虽然曾经一度发挥过英勇作用,但在胜利以后,方始发觉它的组织松懈不巩固,因而逐渐放弃暴力,参加了智力的阵营,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今后如果这个智力的权势越大,从而使那粗浅的爱国观念变为精深的爱国思想,使那未成熟的成熟起来,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团体,则将是无限的幸福。所以说,王制复古,并不是凭借王室的威力,而只是国内的智力假王室的名义而成了事;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

 

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实际上参与这个舆论的人数,计算起来却为数甚少。日本全国人口以三千万计算,其中农工商的人数占二千五百万以上,而士族还不足二百万人,另外把儒医、神官、僧侣、浪人等姑且也列入士族以内,假定大约五百万人属于华族士族,二千五百万人为平民,那末,由于平民自古以来就不参与国事,当然对于这次事变,也是漠不关心的,因而,很显然这个舆论是由士族的五百万人之中产生的。在这五百万人当中,愿意改革的仍占极少数,首先最不欢迎改革的是华族,其次是大臣冢宰,再其次是高禄的武士。改革对于这些人是不利的,所以,他们根本不赞成改革。自古以来,腰缠万贯,无才无德,在朝为高官、在野为富豪之辈,能为国家仗义疏财取义杀身成仁者,简直如凤毛麟角。所以在这次改革中,不论士族或平民,这类人物仍然极少。赞成这次改革的都是在藩府中没有门阀的,或虽有门阀,但经常不得志心怀不满的,或是无官无禄的贫寒书生。总而言之,凡是赞成改革的都是一些有才智的穷人,并且一旦发生事变,对他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种情况征诸古今历史也可以得到证明。策划这次改革的人,在五百万士族中,还不够十分之一,除去妇孺,人数就更无几了。不知从何处突然发出了这种新奇的学说,莫名其妙地传布在社会上,首先响应这个学说的,当然是富有才智的人。周围的人,或者被这个学说说服的,或者受其威胁,也有盲从附和的,也有被迫顺从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主张终于成了全国的舆论,压倒了天下大势,打倒了暴虐如桀纣的政府。后来实行废藩置县,对于华族士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不赞成的十居七八、而赞成这个办法的只不过十之二三。但是,这十之七八的人数,就是所谓的守旧派。这派人智力非常短浅,在分量上远不及占总人数十之二三的改革派。守旧派和改革派在人数上,虽然是七八对二三的比例,但在智力的分量上,比例却是相反的。改革派就是用这种智力的分量,弥补了人数的不足,从而使十分之七八的多数人不得恣其所欲。在目前的情况下,真正的守旧派已经很少,就是在旧士族当中也没有人主张保持禄位了。国学和汉学的古学家,大部分也改变了主张,或者牵强附会地制造了一套论调,企图掩饰自己学说的本来面目,而混入改革派。表面上说是求和实际上是要投降。当然,求和也好,投降也好,相处日久,实际方向自然会趋向一致,而共同走上文明的道路,这样一来,改革派的队伍就逐渐扩大了。但是,最初策划举事而获得成功,并不是由于人数众多,而是由于智力战胜了多数人。假如在今天守旧派中出现了有智慧的人物,逐渐扩大党羽,大事宣传保守思想,那末它的势力也一定会壮大起来,也非改革派所能阻挡得住的。但是,幸而守旧派里有智力的人极少,即便偶尔出现一个人物,也要背叛该派而不为其效忠。

 

从前段的论证,可以明了事情的成败,不是由于人数多寡,而是由于智力的高下。因此,处理一切社会事件,都必须顺应智力所指引的方向,切不可为了迁就十个愚者而招致一个智者的责难,也不可为了博得一百个愚者的赞许而引起十个智者的不满。被愚者指责不足为耻,受愚者赞许也不足为荣。不能以愚者的褒贬作为处理事物的准绳。例如,后世的政府,有时遵循周礼所记的乡饮耆宾之义,给人民以酒馔,但是,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人民欣悦,而推断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在现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上,接受别人的惠赐酒食而感觉欣悦的人,如果不是饥饿者就是愚民。看见这种愚民的欣悦而欣悦的人,也无非是和愚民差不多的愚民而已。根据古史的记载,国君有到民间微行私访,听到童谣而有所感怀的,这未免过于迂阔了!固然这是古老的事情,不足以为凭,可是,在今天确有与此相类似的人。这类人就是独裁政府所用的特务。政府施行暴政,恐怕人民不服,所以派遣小人暗中刺探社会的情况,企图听取他们的密报来处理政务,这类小人就叫作特务。但是,这些特务究竟能接触到一些什么人听到一些什么事情呢?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事无不可对人言,而真正阴谋作乱的人,他的才智自然比特务高明得多,谁肯把机密透露给这些特务呢?所以说,特务之类,只是受金钱驱使,徘徊于市井之间,接触些愚民,听些愚言,再加上自己的臆断揣测而报告主子而已。对实际问题毫无补益,只是消耗他主子的金钱,买来了智者的嘲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虽长期使用特务,但在和普鲁士的战争时,没有探得国民的真情实况,结果不是一败涂地而遭生擒吗?这不可不引为殷鉴!政府如果真要了解社会的真情实况,则莫如使出版自由,倾听智者的议论。对著作和报刊加以限制,堵塞智者的言路,只利用特务来探索社会动静的办法,正如把生物密闭起来,断绝空气流通,而从傍窥伺其生死一般。这有多么卑鄙呀!如果想致之于死地,可以打死、烧死。如果认为人民的智慧,对于国家有害,就应该采取秦始皇的办法,既可以禁止全国人读书,也可以活埋全国的读书人。英明如拿破仑者尚不免如此卑劣,而一般政治家的心术,更是令人鄙视!

 

第二、人的议论,有时由于聚集而有所改变。例如,即使本性胆小的人,如果能聚集到三个人,他们就敢在暗夜通行山路而不感到害怕。这种勇气不能求之于每个人,而是在三个人的集体之中产生出来的。但也有十万大军听到风声鹤唳而逃跑的,这种胆怯,不是人人如此,而是在十万人集体之中产生的。人的智力和议论,犹如按化学定律变化的物质,如果把苛性钠和盐酸分别使用,都是烈性的物质,甚至具有溶解金属的力量。但是,如果将其中和,就变成了普通的食盐,可供日常食用。再如石灰和氯化铵,都不是烈性物质,但如果把它中合起来,就要变成氯化铵精,其气味足可使人昏倒。再看看近来在日本各地所成立的公司,公司愈大,则其管理也愈乱,百人的公司,不如十人的公司,十人的公司,不如三人的合营,三人的合营又不如一人独资经营获利最大。再说如今组织公司的人,大部分都是社会上的才子,如果和那些顽固不化,只知墨守陈规的吝啬鬼相比,其智力的悬殊,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然而,这些英才聚在一起策划事业时,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变化,而作出令人可笑的事情来,不仅会贻笑于社会,就是连该公司中的才子本身也会莫明其妙地感到怃然自失。现今的政府官员,也都是国内的人才,可以说日本全国的智慧大半都集中于政府。但是,这些人才麋集于政府处理国事时,他们的措施,并不见得真正英明,这就是所谓“众智结合的变性”,和苛性钠与盐酸中和变成食盐的道理完全一样。总而言之,日本人在共同办事时,总是表现得很笨拙,同每个人所具有的智力相比极不相称。

 

西洋各国人民,未必都是智者,但是,从他们集体办事,在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很多地方象智者的所为。国内的各种事务没有不是通过集体的协商而进行的。例如在政府有供集体协商的议会,在商业上有供同人们通力合作的公司,学者有组织,寺院也有组织,甚至在偏僻的乡村,老百姓也有各自结成组织,共同协商公私事务的风气,既然分成为组织,则每一组织就不能没有其独自的意见。比如,几个朋友或两三家近邻结成了组织,则这一组织就必有其独自的主张。这些再结合为一村,就有一村的主张。结合为一州或一郡就有一州或一郡的主张。这个主张和那个主张互相结合,内容就会多少有所改变,这样反复地结合和统一,最后就构成了一国的舆论。这种情况就好象把若干士兵聚集在一起编为一个小队,再合起来编为中队,最后合并成大队一样。大队的力量,可以对敌作战,但是,就每一个士兵来看,未必都是勇士。所以大队的力量,不是士兵各自的力量,而是由于结成了队伍,而另外产生的一种力量。一国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只从舆论已经形成的情况来看,的确是很高超而有力的,但追究其根源并不只是由于高超而有力的人物的倡导而使舆论活泼展开,而是由于附和这个舆论的群众配合得好,而在群众之中自然产生出来敢讲敢说的风气。一般说来,西洋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称的。

 

如上所述,西洋人是倡着与他本人的智慧不相称的高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高明,而东洋人则是说着与他本身的智慧不相称的愚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拙笨。现在如果追究其根源,则不外乎习惯二字。习惯日久就能成为第二天性,不知不觉地就会积习成俗。西洋各国的众议制,也是由于百余年来,世世代代的习惯而变成了风俗的,所以到了今天就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体制。而亚洲各国则不然,如印度的等级制度(种姓),按人的身分划成高低尊卑造成一种不平等的局面,使利害得失互不相干,彼此之间自然就没有任何感情。并且,暴虐的政府还特别制订了禁止结党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议,人民也只抱着但求平安无事的心情,没有勇气争辩结党聚议的区别,一切只知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的事漠不关心,连淘水井彼此都不能进行商量,兴修道路更不必说了。此外,看见路旁倒毙的人便急驰而过,遇见狗屎则绕道而行,都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终日岌岌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虑集会和议论!这种习惯日久成风,终于形成目前这种状况。这正如社会上没有银行,人民把余财贮藏在家中,影响金融的周转,致使国家不能举办大事业。假如调查一下全国各户,资财也并不是不多,只是埋没在私人家中,未能供作全国之用而已。人民的舆论也是如此,如果逐户征询每个人,他们也不是没有意见,只是这些意见分成了千百万个意见,而不能综合起来对全国起作用而已。

 

有的学者说,国民会议固然是值得欢迎的,遗憾的是目前民智未开,还不能不实行专制,所以,实行国民议会仍需等待一个时期。所谓时期,大概就是指等人民有了智慧的时期而言。但是,人的智慧并不象夏季的草木那样一夜之间就可成长起来的。即使能够成长起来,如果不按习惯来运用,也是不能起作用的。习惯的力量极大,如果培养得好,它的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甚至连维护私有财产的思想都可以压制下去。现在举出一个例子说明。目前我国政府岁收的大约五分之一是用于华族和士族的俸禄,而这些钱粮又都是征自农商业者。现在取消这种俸禄,农商的纳税额,就可以减少五分之一,每年缴纳五袋米的就可减为四袋,小民虽愚,尚不能说他们连分别四和五的智力都没有。如果站在农民的立场,事情很简单,就是拿出一部分自己生产出来的米来养活那些非亲非故的人,那么,就只有给与不给两种办法。如果站在士族的立场着想,俸禄是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家产,是祖先的功劳换来的,自然不能和工资相比,现在我们虽然不服兵役,但不能因此就应该停止祖先的赏典,而被剥夺家产。如果说士族无用,而必须剥夺他家应享的俸禄,那末,对那些不劳而食的富商和地主的财产也应该剥夺啊!为什么单单夺去我们的财产而便宜那些无亲无故的农民、商人呢?这种说法似乎也有一些道理,但是,还没听到士族之中有这种议论。现在的情况是,不论农民抑或士族,虽然都是处于私有财产的得失关头,但却坦然无动于衷,仿佛在倾听外国的故事,等待天降的祸福,只是默默坐观事情的演变,这不是很奇怪吗?假使在西洋各国,发生这种事件,将会如何呢?必然是舆论沸腾,展开一场舌战,甚至会引起很大的骚动。我并不是在这里讨论俸禄与夺的得失,只是惊讶日本人囿于不问国事的习惯,不该忍受的而忍受、应开口的而不开口、应发议论的而不发议论而已。争利,固然为古人所讳言,但是,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今天,正是我们日本与外国人争利讲理的时期。凡是在国内是个淡泊的人,对外也必然淡泊,在国内是个愚钝的人,对外也不能活泼。庶民的愚钝淡泊,虽然对政府的专制有利,但是依靠这种人民来对付外国办外交,则是不可靠的。作为一国的国民,如果对国家大事没有畅论其利弊的气魄,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重视自己荣辱的勇气,则不论谈论任何事情都是无益的。没有这种气魄和勇气,并不是先天的缺欠,而是由于习惯所使然。所以,恢复的途径,也非依靠习惯不可。因此,移风易俗确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在以上各章的议论中,曾把智德二字当作成语,说明了文明的进步是与社会总的智德发展有关。本章将分别说明智和德两者涵义的不同。

 

德就是道德,西洋叫作“Moral”,意思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智就是智慧,西洋叫做“intellect”,就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此外,道德和智慧,还各有两种区别。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作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第三、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作私智。第四、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因此,私智也可以叫做机灵的小智,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最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为公德公智。相反地,偶尔还会有公私相悖互相抵触的情况。自古以来,虽然没有人把这四者明确地提出来讨论,但是,从学者的言论或一般人日常谈话中,仔细琢磨其意义,便能发现这种区别确实是存在着的。孟子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心之四端。扩之则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就是要把私德扩大到公德的意思。又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要观察时势的缓急,把私智扩大为公智的意思。世间也有这样的话:某某人在社会上真是一个能干的人物,工作表现很出色,可是私生活简直不象话。法国的宰相黎塞留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说在公智公德上虽没有缺点,但在私德上是有欠缺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某某人不论是围棋、象棋、或珠算样样精通,但只是小聪明,没有大见识。这是对有私智而无公智者的评价。上述智德的四种区别,既然是学者和一般人所公认的,那么,它就是一种普遍的区别了。首先确定这种区别,下面再来进一步讨论其作用。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能把私智发展为公智。例如,下棋、斗牌、耍球等技艺,是人的技能,研究物理、机械等学术,也是人的技能,虽然同样要化费精力,但是,假若权衡事情的轻重大小,从事重大而能裨益社会的,其智慧所发挥的作用,也就较大。或者,虽非亲自动手,但能洞察事物的利害得失,正如亚当.斯密论述经济规律那样主动地引导社会上的人,进一步走向富裕的道路,这就是充分发挥了智慧的最大作用。所以说,若想从小智发展为大智,就不能没有聪明睿智的见识。还有些士君子说什么:“吾能洒扫天下,区区庭院,何值一顾”,对治国平天下之道大有心得,而不能修身齐家。也有专事洁身自好,闭门不闻窗外事的。甚至也有杀身而无裨益于世的人。这些都是不明智,不了解事物间的关系,不能辨别大小轻重,而失掉了修德的平衡。由此可见,智德受着聪明睿智的驱使,所以,就道德来论也可以叫作大德,但是,如果根据社会上一般人通用的字义,不应该叫作道德。因为古来在我国人民的思想上所认定的道德,是专指个人的私德而言的。考其意义,都是以古书里的温良恭俭让、无为而治、圣人无梦、大智若愚、仁者如山等等为本旨的。也就是说,道德是指存于内而不是形于外的。西洋叫作“Passive”,这就是指对于事物不是采取主动,而是采取被动的意思,这似乎只把排除私心一事作为要图。固然经书所讲论的并不全是被动的道德,似乎也有些活泼生动的妙处,但是全书的精神给人的印象,只不过是劝人忍耐屈从而已。此外如神佛两教的教义中所讲的修德,也是大同小异。在这种教育薰陶之下的我国人民,在其一般概念中,道德的涵义非常狭隘,因此所谓聪明睿智等等才能,也就不可能包括在这个字义之内。解释文字的涵义,不要拘泥于学者的定义,而要考察广大群众的看法,根据群众所理解的意义来解释,才是最正确的。例如“舟游山”这个语汇,如果照字面去寻求字义,就没法讲通,但根据一般的解释,这个语汇并不包含到山上游逛的意思。德字也是如此。如果按照学者的解释,意义很广泛,但按一般人的解释就不然了。一般的人,看见清心寡欲的山寺老僧,就尊崇他为有道德的高僧。对擅长物理、经济、理论等学问的人,则一定不称他们为有德行的君子,而称为才子或智者。又如对于古今成大功立大业的风云人物,则称他为英雄豪杰,而对于他的道德,则只称赞其私德,对更可贵的公德,反倒不列入道德之内,好象把它忘掉了。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德字的解释是如何狭隘了。这大概是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虽然不是不知道智德有四种区别,但有时似乎知道,有时又似乎不知道,结局受社会一般风气的束缚,只是重视私德方面。因此,我也根据社会一般人的看法来规定字义,把聪明睿智的作用,归入智慧之内,对普通所谓的道德,就不能不缩小其字义的范围,只限于被动的私德上了。在第六、七章里所述的德字,都是按照这种涵义解释的,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拿智慧和道德相比较,认为智的作用是重而广的,德的作用是轻而狭的。这里也可能有些偏见,但是学者如果能了解以上说的意思,也就不致发生疑惑了。

 

在未开化的环境下,主张用私德去教化人,人民也服从这种教化,这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也莫不如此。在民智未开,刚摆脱禽兽世界的时代,因急于要制止粗野残暴的举动,缓和人心,使人类过安定生活,所以无暇顾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衣食住的物质生活,在原始时代,也不过是所谓从手直接到口,似乎也无暇考虑到居室衣著等问题。然而,文明逐渐进步,人与人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就没有理由只用私德一种手段,来支配人类世界了。由于古来的习惯和人类天生的惰性,喜欢守旧和苟安,所以,道德也就总是偏于一方,而不能保持其平衡。本来,私德的条目是传之万世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纯粹最完美的东西,当然不是后世所能改变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运用私德就必须选择场所,必须研究运用的方法,例如,人要饮食虽然千古不变,可是在古代,只有用手直接到口的一个方法,而到了后世,饮食方法,却有了千变万化。又譬如,私德之于人心,犹如耳目口鼻之于人身,根本不存在有用或无用的问题。只要是个人,就不能没有耳目口鼻。除非在身体残缺不全者居住的社会,才有讨论耳目口鼻有用无用的必要。既然不是什么残缺不全,也就用不着喋喋不休了。不论是神儒佛或耶稣教,都是在上古民智未开的时代所倡导的学说,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必要的。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如果全世界人类十之***,仍然是残缺不全,则道德的教化也绝不可等闲视之,或者还要为此争论一番。(儒者之道是教人以诚为贵,神佛之教是劝人真心虔诚,这对无知的人民,是最紧要的事情。例如,对于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或对不学无术的愚民,如果一律地告诉他们说,道德并不是什么可贵的东西,就会使他们发生误解,而理解成道德是下贱的,只有智慧才可贵。甚至还会误解智慧,以致发生抛弃美德而追求奸智的弊端。这样一来,可能引起毁灭社会上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危险,所以对这种人必须反复强调道德问题。但是,如果把追求虔诚的私德作为人类的本分,以私德支配社会上的一切事物,其流弊也非常可怕。因此,必须分清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以期达到崇高的境域。)然而,文明的本旨,是随着人事的日渐繁杂而前进,所以不能停滞在上古时代的原始状态。现代人在饮食上,已经不能满足于用手直接到口的方法,只要知道人之有耳目口鼻并不值得夸耀,那末也就自然会懂得只修私德并不能尽到做人之道。文明的特点是人事纷纭。交往越频繁,思想活动也必然要复杂起来。如果认为仅仅用私德就可以应付社会上的万事万物,那末,看到目前妇女的德行大可心满意足了。中国和日本,正派的家庭妇女,有很多是具有温良谦恭之德、言忠信、行笃敬、而有处理家务才干的人。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她们出来承担社会公务呢?这就是处理社会问题,不能单靠私德的明证。总之,我的见解,并不是不轻视私德,把它当作生活小节,而是不同意我国人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把它当作议论事物的标准。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摒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

 

智慧和道德,恰象人的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然而,试看古来学者的言论,十之***违背了事实,错误地只提倡道德的一面,甚至有人竟极端错误地认为智慧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为社会着想这是最令人忧虑的弊端。当讨论和要排除这个弊端时,却又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现在社会上,要讨论智慧和道德的区别,纠正这种弊病,就必须首先划清这两者的界限,分别指出其作用的所在。但是,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可能会认为这种说法是轻德重智,贬低道德的价值,因而心怀不平;也许还有人误解这种议论,简单地认为道德是无用的东西。本来,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智德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犹如人身之需要营养,粮食菜蔬和肉鱼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现在提出智德的功用,讨论智慧的重要性,正如劝告不知保养的素食者吃肉一样。劝人吃肉,必须说明肉的功能,讲解粮食菜蔬养料的不足,更要阐明菜肉并用互不相悖的道理。如果这个素食者只片面地领会这个道理,竟忌吃粮食菜蔬,而专门吃鱼肉,那就糊涂到极点了,不能不说这是误解。我想古今的识者,并不是不知智德的区别,而只是唯恐发生这种误解,故意避而不谈。然而明知而不谈,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合乎道理,不见得十人当中全都误解,即或十人当中偶而有二三人误解,也比不谈强。为了怕二三人误解,而妨碍了七八人见识的增长,这是不合理的。唯恐世人误解,而把应发挥的议论隐藏起来,或者把自己的见解加以粉饰,使人分辨不清,玩弄一套所谓“顺风使舵看人说话”的手段,那可以说是蔑视人类的行为。人类的智愚不会过于悬殊,世人虽愚,尚能分清黑白。那么,主观地认为他人愚昧,或臆测他人的误解,而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别人,岂不是有失敬爱之道吗?这是君子所不为的。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毫无顾虑地和盘托出,至于对与不对,可以一任他人的判断。这就是我之所以好辩和讨论智德区别的原故。

 

道德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东西,不是外在的行为。所谓修身与慎独,都是和外界无关的。譬如,无欲、正直虽然是道德,如果为了惧怕他人的诽谤,或担心世人的攻讦,而勉强作出无欲和正直的样子,这不能叫做真正的无欲和正直。攻讦和诽谤都是外界的东西,受外物所制约的就不能称为道德。如果这样也称作道德,那末,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逃避社会的耳目时,即使作了贪污枉法的行为,也就不算违背道德了。如果是这样,伪君子和真君子就没有区别了。因此,可以说道德是一种不管外界事物如何变化,不顾世人的褒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坚贞不拔地存在于内心的东西。智慧和道德不同。它是和外物相接触,而考虑其利弊,如果这样作不利,则改用另种方法;自己认为便利,而多数人说不便利,就应立刻改变;曾经是便利的东西,如果又有了更为便利的,就应采取这个更便利的。譬如,马车比轿子便利,但是如果懂得利用蒸气力,就应当制造火车。制造马车,发明火车,研究其利弊而采用更有利的,这就是智慧的作用。象这样智慧和外界事物接触,适应情况灵活运用,和道德完全相反,是一种外在的作用。有德的君子独自默坐家中,也不能说他是坏人,可是,智者如果毫无作为不与外物接触,也就可以叫作愚人了。

 

道德是人的品质,它的作用首先影响一家。主人的品质正直,这一家人就自然趋向正直,父母为人温和,子女的性情也自然温和。偶尔亲戚朋友之间,彼此规劝,也能进入道德之间,但是,仅以忠言相劝使人为善的作用毕竟是极其狭窄的。也就是说,仅靠道德是不可能做到家谕户晓,尽人皆知。智慧则不然,如果发明了物理,一旦公之于世,立刻就会轰动全国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发明,则一个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面貌。例如,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气机,使全世界的工业面貌为之一新;亚当.斯密发现了经济规律,全世界的商业因之改变了面目。传播的方法,可以通过口述,也可以利用书面。听到这种口述或者看到这种著作,而能实地施行的人,也就和瓦特、斯密一样。所以,昨天的愚人就能成为今天的智者,世界上可以产生几千几万个瓦特和斯密。其传播之速和推行范围之广,绝不是用一个人的道德规劝家族朋友所能比拟的。有人说,陶玛斯.克拉逊毕生努力废除了社会上贩卖奴隶的坏法律;约翰.华德消除了监狱的黑暗,这都是道德的力量,不能不说是功德无量。我回答,诚然不错。这两人化私德为公德,实在功德无量。当这两人历尽千辛万苦,想尽方法,或著书或疏财,克服艰难险阻,终于感动社会人心,完成了他们的伟大事业,这与其说是私德的功绩,不如说是聪明睿知的作用。两人的功业虽然伟大,但是根据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来解释德字的意义,单纯地来看道德,则不外乎是舍身救人的行为。假如这里有个仁人看到儿童落井,为了救这个儿童,牺牲了生命;而约翰.华德为了拯救数万人,也牺牲了生命,如果把这两人的恻隐之心作一比较,是没有大小区别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拯救一个儿童,后者是为拯救数万人,前者立了一时的功德,而后者留下了万代的功德。至于牺牲生命这一节,两者之间,在道德上是没有轻重之分的。华德之所以能拯救数万人,留下万代的功绩,是由于依靠了他的聪明睿智而发挥了私德的作用,扩大了功德的范围。所以,上述这位仁人是只有私德,而缺乏公德公智的人,而华德则是具备公私德智的人。说一个比喻,私德如同铁材,智慧如同加工,未经加工的铁材,只不过是坚硬沉重的东西,如果稍微加工,作成锤子或铁锅,就具有锤子和铁锅的功能。如果再进行加工,制成小刀或锯,就有小刀和锯的功能。如果更以精巧的技术进行加工,巨大的可以制成蒸气机,精细的可以制造表弦。如果以大锅和蒸气机比较,谁能不认为蒸气机的功能大而可贵呢?为什么认为蒸汽机可贵呢?并不是因为大锅、蒸气机的铁材不同,而是认为加工可贵。如果只从铁制品的原料来看,大锅、机器、锤子、小刀都完全相同,然而,在这些物件之中所以有贵贱的区别,是由于加工的程度不同而已。权衡智德的对比关系也是如此。不论是拯救儿童的仁人,或是约翰.华德,单从他们的道德本身来看,是没有轻重大小区别的。但是,华德对这个德行进行了加工,把它的功能扩大了。这个加工就是智慧的作用。所以,评论华德的为人,不能只称他是有德的君子,应该称他为智德兼备,甚至是聪明智慧冠绝古今的人物。假使这个人缺乏智力,一辈子只是蛰居斗室,抱着一本圣经读到老死,他的德行也许可能感化了妻子,也许连妻子都感化不了。如果这样,又怎能有如此宏愿,而横扫了整个欧洲的坏风气呢?所以说,私德的功能是狭窄的,智慧的作用是广大的,道德是依靠智慧的作用,而扩大其领域和发扬光大的。道德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固定不变的。试举耶稣教的十戒来谈,这十戒:第一、除了上帝以外不可承认有别的神;第二、不可跪拜偶象;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当谨守安息日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贪不义之财。孔教的五伦是:第一、父子有亲,即父子相亲的意思;第二、君臣有义,即在主人和臣仆之间,遵守道义,不可冷淡无情义;第三、夫妇有别,即夫妻不可过于狎昵,有伤风化;第四、长幼有序,即年纪轻的要事事谦退敬老尊长;第五、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间不应有欺诈行为。这十戒和五伦,是圣人所定教义的大纲领,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自古以来,虽然盛德的士君子辈出,但对于这个大纲领只不过是加以注释,并未能另外增加一项。宋儒著作虽多,也未能变五伦为六伦,这就是道德条目简少而永不移易的明证。古代圣人不仅是全部躬行实践这些教条,而且还教导了别人。所以后人不论怎样刻苦力学,也不可能超出圣人以上,正如圣人说雪是白的,炭是黑的,后人又怎能改动它呢?关于道德的问题,好象是古人独占了专利权,后人只能为承销商,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耶稣孔子以后没出圣人的原故。所以道德后来一直没有改进,上古的道德和今天的道德,在性质上并没有变化。智慧就不然了,古人知其一,今人则知其百,古人所恐惧的,今人则轻蔑它,古人所感觉奇怪的,今人则认为可笑,智慧的领域日益广阔,自古至今创造发明多不可胜举,今后的进步仍然是无法估量的。假如古代的圣人活到现在,听到现代有关经济和商业的学说,或搭乘现代的轮船横渡重洋,或在瞬息之间听到电报传播万里以外的新闻等等,不消说,一定会感到惊讶的。甚至不必用蒸气机和电报来吓唬他们,就是教以造纸写字的方法,或让他们看看木版雕刻的技术,就足以使他们五体投地了。为什么呢?因为蒸气机、电报、造纸、印刷等技术,全是后人的智慧发明的,而这些发明创造,并不是由于听到圣人所讲的道德而实现的,这些事情是古代圣人作梦也未想到的。因此,如果单就智慧来说,古代圣贤不过等于今天的三岁儿童而已。

 

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譬如,对于经书上的“克己复礼”四字,即使教人知道这四字的意义,也不等于已经传授了道理。所以必须进一步阐明这四个字的意义。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的本分的意思。教师所能做的工作,就止于如此反复仔细说明这个道理,再没有其他传道的方法。以后就在于各人的修养,或阅读古人的书籍,或学习今人的言行而效仿其德行而已。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教化本来是无形的,究竟教化的效果如何,是无法测验的。例如,有的人明明是在恣行私欲,而自己却认为是克制了私欲,有的人作了非分之事,而自己却认为是安分守己。他们是否这样认为,教师完全无能为力,关键在于学习者的存心如何。因此,听到克己复礼的讲解之后,在思想上有人得到很大的启发,有人竟发生极大的误解,有人蔑视它,也有人虽然了解却故意装模作样以欺人,这样千差万别的情况,真伪异常难辨。如果有人虽然蔑视这个教训,但在表面上却伪装以欺人,或者相信自己所误解的一套,而把假的克己复礼信以为真的话,旁人对他是无可奈何的。这时,因为没有可以证明的准绳,只能对他说:“要小心天报”,“要扪心自问”,除此之外更无其他办法。畏天和问心都是属于内心的事,真怕天报或假怕天报,不是外人所能一眼看出来的。这就是社会上出现伪君子的原故。至于严重的伪君子,不但听到道德之说能够理解其意义,而且,自己还能高谈道德,或注解经书,或谈论天道、宗教,其理论可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果只读他的著作,很可能认为后世又出现了一个圣人。但是,若观察他的实际行为时,就会吃惊其言行太不相符,其心劳智绌,令人可笑!如韩退之上佛骨表以谏天子,俨然象个忠臣,及至贬谪潮州,仍作诗文以表忠愤之气,但是,后来又从远方向京都权门致书,卑躬屈膝地要求再度出仕,可谓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自古至今不论是中国、日本、西洋,如果列举一下,韩愈之流是不乏其人的。就在畅论论语的人中,就有巧言令色贪财好货的,在信奉耶稣正教的西洋人中,就有欺骗无知、恫吓弱小,而企图名利兼收的。这类小人可以说是利用无形的道德没有测验的准绳,而出入道德之门,乘机贩卖私货的。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证明了道德的效能是不能控制人的。(书经有今文古文两种,秦始皇焚烧天下书籍,书经也同归于尽,及至汉文帝时,济南老学者伏胜把自己记忆的二十九篇,公之于世,叫作今文。后来,拆毁孔子故居,从壁中发现旧本,称作古文。所以,现在的书经五十八篇中,有今古文各二十九篇。但是,现在把古文和今文比较起来,两者的体裁完全不同。今文晦涩难懂,古文平易明白,两者的文意语气,截然不同。任何人看来,都不能相信是秦火以前所流行的同一本书,其中必有一种是伪作的。特别是从壁中取出的古文,是在晋朝才流传于世,这以前,在汉代书中有一篇秦誓,是诸儒所引用的,到了晋代认为是伪书,便把它废除了。由此看来,书经的来历是不清楚的。但是到了后世,人的信仰逐渐巩固起来,全都认为这是圣人的著作。蔡沉在书经集传的序里说:“圣人之心,见于书”,这不是太奇怪了吗?蔡沉的意思可能是认为不必讨论古文今文的区别,只要书中所载合乎圣人的意旨,就可以视为圣书了。可见今古两文中,必有一种是后世为迎合圣人心理而伪造的,也就是伪圣书。可知社会上不但有很多伪君子,而且还出现过伪圣人著作过伪圣书。)智慧就不然了,社会上智慧是丰富多采的,它可以不经传授而相互学习,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进入智慧之门,这与道德的感化没有两样,但是,智慧的力量,并不一定单靠感化的方式来发展它的作用,智慧完全可以通过有形的事物进行学习,可以明显地看见它的迹象。譬如,学加减乘除的方法,就可实际去运用加减乘除。听过水沸腾变为蒸气的道理,再学习制造机器利用蒸气力的方法,就可以制造蒸气机,并且制造成功之后,它的功用,就与瓦特所制造的机器是一样的。这就叫作有形的“智育”。因为这个智育是有形的,测验时,也有有形的规律准绳。因此把智慧传授给人之后,实际运用上如果有不放心的地方,可以进行试验。如果经过试验仍不能实地使用,可以再教导他实地使用的程序。总之,没有一件不是可以用有形的事物进行教导的。例如,这里有一个数学教师,教学生用二除十二得六的算术,试验学生能不能实地运用,可以给学生十二个球,叫学生分成两份,就能证明学生是否掌握了这个算法。如果学生把球分成八与四的两份,这就说明还没掌握这个算法,这时就得再讲解一次重行试验。如果这次能把十二个球等分为各六个,这一课就算教完,学生所学得算法的技巧程度,和教师没有两样,就象天地之间又出现了一个教师。其传习之快,试验的明确,是可以用耳目见闻的。再如,试验航海技术,可以使其驾船航海;试验商业法术,可以使其买卖物品而视其盈亏;看病人是否痊愈可知医术的巧拙;从家庭的贫富可证明经济才能的高低;诸如此类,逐一观察其实际情况,就可了解是否掌握技术,这叫作“有形智术试验法”。因此,智慧是不可能伪装而欺世骗人的。不道德者虽然能伪装为有道德者,但是愚者却不能伪装为智者,这就是世上为什么伪君子多而伪智者少的缘故。社会上也许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有的经济家,能畅谈天下的经济而不能料理自己家务;有的航海家理论十分高明,而不会驾驶船只。这种人虽然似乎是所谓伪智者,但是,社会上一切事物的理论和实际,毕竟是一致的。只是在道德的问题上,缺少可以检验理论和实践脱节的准绳而已。在智慧的领域内,纵然会出现这种伪智者,但仍然有查明其真伪的方法。如航海家不能驾船,经济家不善料理家务,这种人必定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技术本领,或者是另有妨碍其发挥技能的原因。(例如,经济家好奢侈,航海家身体虚弱,技术本领虽高但不能实地运用等。)由此看来,不论是技术本身或是妨碍技术发挥的原因,都是有形的。所以,要查明其情况,证实是否真正掌握了技术,并不困难。既能证实真伪,就可以采用从旁讲解教导的方法,也可以由自己钻研并向别人学习。总之,在智慧的世界里,没有伪智者的立足之地。所以说,道德不能以有形的事物教人,也不能以有形的事物考察其真伪,只能在无形中感化人。而智慧是却能以有形之物教人,以有形之物证实其真伪,同时又能在无形中感化人。

 

道德是根据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譬如,有两个少年,都是生长在农村,都是性质朴素诚实毫无差别。他们为了经商或求学来到城市,最初,共同择友而交,择师而学,看到城市人情之刻薄也曾背地里慨叹过。但是经过一年半载之后,一人改变了原来的农民本质,沾染了都市的浮华,终于放荡堕落,贻误终身;另一人则不然,修身日严,品行始终如一,未尝失去农民的本性。这样,两个人的德行显然有了天渊之别。这种情况,从在东京求学的学生中,就可以看到。如果这两个少年留在故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天长日久,都将成为有德的老实人,可是,他们在中年以后,一人从有德变成了无德,另一人则能善保其身。现在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二人的天赋有所不同,而且,他们所交往的人相同,求学内容也相同,所以也不能归咎于教育。那末,为什么他们的德行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其中的一人,在道德上忽然改变方向开倒车,另一人则保持而不失其本来面目。并不是外物的作用有强弱,而是在内心修养上有了努力与不努力的差别,因而造成了一个后退,一个前进。例如,有人从少年时代就放荡冶游,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无人理睬,以致在社会上几乎无法容身,但因后来猛然醒悟去邪归正,痛改前非,开始考虑日后的个人前途,竞竞业业,后半生变成了一个有用的人。分析这种人一生的行事,显然可以划分两个阶段,前后判若两人,好象在桃木本上嫁接梅枝成长之后,但见梅花满树,而无从辨识其根本为桃木。社会上这种例子很多,如从前的赌徒,现在却吃斋念佛,大流氓无赖汉变成了诚实的商人等的事例并不稀罕。这些人并不是受到别人的教导而回心转意,而是由于内心的觉悟而悔改的。又如,往昔熊谷直实斩杀了平敦盛之后,归依佛门;某猎人打死了怀孕的猿猴,毕生不再打猎等等。熊谷既然归依佛门,就是念佛的行者,而不是旧日的慓悍武夫;猎人既然弃枪把锄,就是善良的农民,而不是往日的杀生者。从武夫变为念佛行者,从杀生者变为善良农民,这种事情并不需要别人教导,而是在一转念之间就可以作到的。德与不德其间不能容发。至于智慧就迥然不同了。人初生下来是一无所知的,不学习就不能进步。如果把初生儿放在旷无人烟的山野上,即使幸而不死,他的智慧也必和禽兽相差无几,甚至连黄莺筑巢这种本领,只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努力恐怕也是作不成的。所以人的智慧完全在于教导,如果教导有方,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并且,一旦有了进步,就不会再回来。比如,两个少年天赋相同,如果进行教导就可以共同进步。如果两人的进步有了快慢,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天赋不同,或是教授方法不同,或是两人的勤惰不同而造成的。即使有了某种条件,也绝不可能由于内心的努力而马上打开智慧之门。昨日的赌徒,虽然能变成今天的念佛者,但是,人的智愚,若不与外界接触,绝不会一朝一夕之间发生变化。再如,去年的拘谨者可能变成了今年的浪荡儿,不复保留拘谨的形迹,但是,人的既得知识,如果不是患了健忘症,是不会消失的。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宋儒所谓“一旦豁然贯通”,禅家所谓“悟道”,这些都是在无形的内心中无形的功夫,无从见其具体形迹。但在智慧的领域里,绝不会因一旦豁然开悟,就能象浩然之气那样发挥其巨大功用。瓦特发明蒸气机,亚当.斯密首倡经济学说,并不是独居默坐,一旦豁然而开悟的,而是积年累月研究了有形事物的道理,由一点一滴逐渐形成起来的。纵令达摩大师面壁九十年,也不能发明蒸气机和电报。即使现在的古典学者们读破中日的万卷经书,掌握了以无形的恩威治民的妙法,也不能立刻通晓现代世界通行的经国济民之道。所以说,智慧是学而后进步,不学就不能进步,已经学会,就不会退步;而道德就不同了,它既难教又难学,并且是由于内心的努力与否而有所进退的。

 

社会上的道德家曾这样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社会上一切事业都可以暂时放下,而应该首先修积道德然后再谈其他问题。世上如无德教,犹如暗夜无灯,就无从辨别事物的方向。西洋的文明是由于德教的成果,亚洲的半开化和非洲的野蛮也是由于修德的深浅而使然的。德教犹如寒暑,而文明如同寒暑表,前者一有变化,后者立刻起反应,道德增长一分,文明也随着上升一度云云。他们为不德而悲叹,为不善而忧伤,或主张应容纳耶稣教,有主张恢复业已衰微的神道,或主张推广佛教等等,儒家有儒家的说法,国学家又有国学家的论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忧伤焦灼情况,有如水火之即将波及家门真是狼狈不堪!但是,我有另外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抓住事物的极端,但不能以此作为议论的唯一目标。现在如果以不善不德的极端情况作为唯一目标而欲进行挽救的话,这固然也好象是燃眉之急,然而,只是挽救这一方面的缺陷,还不能算做到了一切。这正如人只获得了从手直接到口的食物,还不能说是达到了人类的全部生活一样。如果以事物的极端作为议论的目标,则德教也是不解决问题的。假如,现在只以德教作为文明的根本,使全世界人人都诵读耶稣的圣经,除读经以外无所事事的话,又将怎样呢?如果盛倡禅家不立文字之教,使天下人们都忘了文字,又该怎样呢?如果有人只知背诵古事记和五经,专门学习忠义修身之道,连谋生的方法都不懂,这样,能说他是一个文明人吗?如果一个人舍弃了五官的情欲,甘愿忍受艰苦,不知人间世界为何物,能说他是个开化了的人吗?又如常见路旁有三只石猴雕象,一只蒙着眼,一只堵着耳,一只遮着口。这可能是表示不见不闻不言的忍耐之德的寓意。假若按照这种意义解释,则人的口耳目便成了不道德的媒介了,好象天之生人,就赋予了不道德的工具。如果口耳目是有害的,那末,手脚也将成为作坏事的工具了。这样看来,盲聋哑也不能算作完全的善人了,最好是连四肢的机能也都去掉。不,与其创造这样残缺不全的生物,倒不如使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类,才是尽善尽美。但这能说是造化的规律吗?我不能不有所怀疑。但是,诵读耶稣的圣经、信仰不立文字之教、尊崇忠义修身之道、舍弃五官肉体情欲的人,都是德教的忠实信徒。这种对德教坚信不疑的人纵然是无智的,也没有理由责备他是坏人。责备无智是智慧的问题,和道德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极端地说,从德教上看来,凡是缺乏私德的人,都是坏人,德教的目的似乎只在于减少这种坏人。然而,如果广泛地考察人心的活动,并详细分析所表现的事实,就有理由认为不能单把减少这种坏人的一件事,叫作文明。譬如,现在以乡间人和城市人作一比较,衡量一下其私德,究竟孰多孰少,虽然很难确定,但是,根据社会一般的舆论,总是认为乡村的风俗纯朴可爱。即使不喜爱乡村的人,也不会认为乡村的道德浇薄而城市的风气纯厚。若以上古与近世比较,或以儿童与大人比较,也是如此。但是,一谈到文明问题时,则无人不认为城市是文明的,近世是文明进步的。所以,文明与否是不能单纯以坏人的多寡来判断的。同时也可以证明,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但是,那些道学家们的议论一开始就趋于极端,思想偏狭不留余地,不知文明的宏大,不知文明的复杂,不知其动向,不知其进步,不知人心的变化多端,不知智德有公私之别,不知公私相互制约和相互均衡的关系,更不知把一切事物综合起来全面地判断得失的方法,只是一心一意想减少社会的坏人,结果陷入错误的见解:要使现代人回复到上古时代的人,使都市变成乡村,大人变成儿童,众生变成石猿。本来,神儒佛和耶稣教的本旨,并不是如此偏狭,只是,在世上一般传教和信教当中,人心的反应上,终于不免有这种弊端。这个情况,恰如对一个严重胃酸过多的患者,不论给予任何饮食,都被酸化而不能获得营养效果。这并不是饮食之罪,而是疾病所造成的。学者必须认清这个道理。

 

如果寻究那些有识之士,为什么深忧世间不道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竟把社会上的人都看作坏人,而力图挽救这种趋势。这种仁慈心肠,原是可贵的,然而把世人一律称作罪孽深重的凡夫,这只是随便云云。其实未必尽然,人生在世也并不是只作坏事。古今世界不论任何善人,也不能保证毫无恶行;不论任何坏人,也不能说他一点好事都没做。综观世人的生平行为作一比较,总是包括善恶两方,而善的方面要多一些。正因为善行较多,所以社会的文明才能逐渐进步。而且这些善行,并不完全由于德教的力量产生的。引诱人作恶的企图未必都能达到目的,同样地,企图诱人为善,也未必能够导人于善。总之,人心的善恶,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在教化尚未普及的上古时代有善人,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多半是诚实的,因此,不能不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德教的最大目的,只在于不妨碍这个善的发展而已。家庭朋友间的劝善规过,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这个人天性中所无的东西,而是教给他怎样排除为善的障碍的方法,使他自己努力来归到自己固有的善而已。所以,道德不是单纯依靠人为的教诲可以造成的,而是由于学者的自修产生的。所谓德行,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说过,是被动的私德,归根结底,就是要一个人彻底去掉一身的私欲,不贪财、不盗窃、不欺诈、不慕虚名、心地纯洁,为了诚,可以舍弃自己生命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牺牲精神当然不是不好,这和那些贪婪讹诈穷凶极恶的不道德行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在人的品质中,这种牺牲的善心和这种不德的恶心之间,尚有许许多多情况。在前一段中,曾把智德的内容分为四类,若详细分类,那是举不胜举的。恰如把善恶比作极热和极寒的两极,中间不但有春秋,还有薄暑和微寒,冷暖之间有着无穷层次。如果人类能够保全其天性,则早应摆脱极寒的恶心而跃居于高尚的地位了吗?人没有盗诈之心,算得上什么美德?没有盗窃欺诈等恶行是理所当然,根本就不能算是人类的品德。象那种贪吝诈盗穷凶极恶者,徒具人之名而无人之实。这种思想如果存于内心,则必然受到社会的轻蔑,如果表现为行动,则必须用社会的法律加以制裁。总之,因果报应都是十分明显的,可以说是外备惩恶之具,内存劝善之机。然而,现在却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以避免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人心一旦受了压制,就难以重新振作起来。如“一向宗”之流,以“凡夫”自居,企图依靠他力,以求得极乐的来生,专心致意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除此以外无所事事。汉学家醉心于孔孟之道,除诵读经书以外也无所作为;皇学家信仰神道,除钻研古书以外也毫无用心;洋学家们迷信耶稣教忘了日新不已的学问,除诵读圣经以外也毫无事事;这些都是“一向宗”之流,当然,这些人信其所信,各修一己之德,可以美化人间交际的风气,对社会也是有裨益的,并没有理由责难他们无用。不过,文明事业好比是智德的担子,人人都应分担,只是信教而修一己之德也就是担起了担子的一头,尽到一头的责任,但这只不过是信其所信而已,还难以逃避应作而不作的罪责。这恰似有脑子而没有神经,保全了头而失掉了臂一样。这种人毕竟还不是尽到人类的本分,不是完成了人类天性。

 

如上所述,私德不是可以依靠他人的力量轻易养成的。即使可能养成,如果不依靠智慧也是徒然的。德和智,两者是相辅而成的,无智的道德等于无德。以下举例证明这个问题。现在的学者为什么笃信耶稣教而认为神儒佛迂阔呢?是因为教有邪正的区别吗?孰正孰邪我不知道,本书的目的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姑置不论。若就其对人民思想所起的功效来说,耶稣教也未必永远有力量。例如欧洲的传教士到东洋各岛和其他野蛮地区传教,使当地土人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例子,历来已经有不少。然而直到今天,土人依然是旧日的土人,其文明情况根本不能和欧洲相比。一群赤身裸体不知夫妇区别的土人,聚集到教堂,给一母多父所生的孩子举行耶稣正教的洗礼,这只不过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仪式而已。即使偶尔在某一地区有了文明的开端和进步的趋向,这种文明也必然是随着传教士传授的文学技术而进步的,绝不是单纯由于宗教关系而产生的,因此,宗教只能说是表面的仪式。再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神儒佛教教育下的日本人民,只是不能称作文明而已,从日本人的心术来讲,不能说全是坏人,也有很多正直的人。从这点看来,神儒佛教不见得没有力量,并不见得只有耶稣教有力量。那么,为什么要说耶稣教对文明有益,而神儒佛的道理迂阔呢?学者的看法似乎前后有些矛盾。假若寻求这种议论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他们意见的内容,也许是因为耶稣教是流行于文明国家,可与文明相辅而行,而神儒佛之道是流行于不文明的国家,不能与文明相辅而行,所以才说后者迂阔,前者有利吧。可是,宗教的流行与不流行,并不在于宗教本身的力量强弱,而是在于装饰宗教、为宗教增光的智慧作用巧妙不同而已。西洋各国信奉耶稣教的人,大都受过文明的教育,尤其是传教士,并不是只会读圣经,而且是受过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的人。所以,以往曾到外国作传教士的人,今天就能在本国从事法律工作;今天在教堂讲道,明天就可能到学校当教师。因为法俗兼备,在传教的同时附带教授学术技艺从而提高人的智慧,因此,才能和文明并行不悖。人们所以重视耶稣教,并不仅仅是信仰其十戒,而是因为传教士的言行并不迂阔而能适合于今天的文明,所以才信仰它。假使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学无术,和我们的山寺和尚一样,即使他的行为端正如圣人,朝夕不停地背诵新旧约圣经,哪个文明人士会信仰这个宗教呢?即或有信仰它的也不过是手数念珠口诵阿弥陀佛的村妪野夫之辈而已。在这类人的眼里,不论耶稣、孔子、释迦和大神宫都没什么区别,甚至把狐狸也当作神佛合掌而拜,听到连意思都不懂的经文,也能感激流泪。对这种愚民,还能施什么教,收到什么效果呢?绝对收不到文明的效果!即便深入到这种愚昧落后的人中,强行传授耶稣圣教,向他们讲经说法,甚至施财诱导他们,也可能逐渐有人相信,但实际上这也不过是在佛教中添设了一个耶稣教派而已。这绝对不符合有识之士的愿望。有识之士的意见,必定是要招聘博学多才的传教士,在学习宗教的同时学习他们的文学技艺,以提高我国的文明。要知道,文学技艺是属于智慧的范畴,传授智慧,不一定非耶稣教的传教士不可,只要向有智慧的人学习就行。那末,认为耶稣教有利,神儒佛迂阔的见解,这岂不是有识之士的误解吗?我并不是厌恶耶稣教传教士,只要是有智慧的,不管他是耶稣教传教士也好,普通的教师也好,并没有爱憎之分,只是欢迎博学多才品行端正的人而已。假使除耶稣教传教士以外,世界上再没有正直的人,当然一切事情只好向传教士学习。但是,耶稣教不见得是正人唯一的所在。广大的世界里,自然也有许多博学正直的仁人君子,任凭人们自由选择,有什么理由非专向耶稣教寻求不可呢?总之,并不是宗教本身有什么利弊,而是由于信教人的智慧高低而其价值有所不同。不论是耶稣教,或者佛教,如果到了愚人手里,只能为愚人所用。今天的神儒佛教正因为掌握在神职僧侣和儒者手里,由他们来教化今天的人民,所以才陷于迂阔。如果使这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努力学习,用文学技艺装饰他们的宗教,能够使文明人也听其说教,则这个宗教必然立即声价百倍,甚至普遍受到景仰。用比喻来说,宗教如同刀,奉行宗教的人民如同工匠,虽有利刀如果落在拙工手中就没有用处。不文明的人就是有了德行,也不能发挥文明的作用。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们,可以说是把工匠的巧拙,误认为是刀子的利钝了。所以说,私德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光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智德不能兼备,则社会文明就无从设想了。

 

讨论汲取宗教的得失,虽然不是本章的目的,但因在论述中牵涉到这个问题,只好顺便谈一下。无论要求得到什么事物,总是为了取得我所没有的,或者我所缺少的东西。比方有两个要求、需要决定先后缓急时,应该首先观察我们现有的情况,考虑哪个是我们完全没有的,或二者之中哪个是最缺少的,然后决定其先后缓急。并不是需要这一个而不需要那一个,而是二者都需要,只是应有先后缓急之别罢了。前面已经谈过,文明是一国人民的智德表现在外部的现象。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这是普遍承认的。然而,日本未能达到文明,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我国的两个要求。因此,进步的学者必须广泛地观察日本全国情形,衡量轻重,分清孰多孰少,否则,就不能分清先后缓急。无论如何不明智的人,也不会认为日本全国人民道德不足而智慧有余。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明显的例子,举不胜举,不过,为了便于说明,下面提出一二例。本来,在日本流行的德教是神儒佛,在西洋流行的德教是耶稣教。耶稣和神儒佛的学说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以善为善,以恶为恶的主旨上,彼此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正如,日本认为雪是白的,西洋也说是白的,西洋认为炭是黑的,在日本也是黑的。关于德教问题,东西两洋的学者都在争相宣扬自己的教义,或著书立说,或驳斥异说,迄今仍争论不休。从争论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东西两洋的德教没有多大的优劣。两种力量如果相差悬殊,无法匹敌,根本就争论不起来。从未看过牛和猫角斗,也从未听说大力士和小孩摔跤,争斗必在双方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发生的。耶稣教是以西洋人的智慧来修饰维护的宗教,所以其精巧细密绝不是神儒佛教所能比拟的。但是,当西洋传教士来到日本,极力宣扬耶稣教,排斥神儒佛,企图争得地位的时候,神儒佛的学者不甘示弱,也著书立说以与之相抗衡,终于形成喧吵争论的局面。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西洋的德教不见得就如牛和力士,日本的德教也不见得就象猫和小孩,并证明了东西双方的德教是正处在不相上下的地位。谁为高,谁为下,我倒不想过问,但是我们日本人信奉自己的宗教,受这种德教的薰陶,若在私德的厚薄上与西洋人比较,即便不是伯,也必是仲。若离开宗教问题而单从事实来看,在不文明的日本人中可能成伯的,反而会比西洋人多。所以在我国,道德纵然不足,但显然不是燃眉之急。然而智慧方面则完全不同,以日本人的智慧与西洋人两相比较,从文学、技术、商业、工业等最大的事物到最小的事物,从一数到百或数到千,没有一样能高于西洋,没有一样能和西洋相比拟的,并且也没有人敢和西洋较量一番的。除了天下至愚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学术、工商业可以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的。谁能以排子车和火车相比,又谁能以日本刀和洋枪相比较呢?我们还在流行阴阳五行之说的时候,他们已经发现了六十个元素。我们还在以天文卜吉凶,他们已经制造了彗星历,并进而研究了太阳太阴的实质。我们认为人是居住在不动的平地上,他们已经知道地圆而且是转动的。我们认为我国是至尊的神洲,他们已经足迹遍于全世界,到处开辟疆土,建立了殖民地,政令商法之齐备,远比我们优越的东西很多。所有这些问题,按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件可向西洋夸口的。日本值得夸耀的,并非天然物产,只有山水风景而已,至于发明创造,简直是闻所未闻。如果我们没有同他们竞争的意图,西洋人也不会和我们竞争。西洋人对本国的事情虽然很自负,但是从未听过他们夸耀火车便利,而驳斥排子车不便利,这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智慧相差太远,象牛和猫一样,是不会发生争端的。由此看来,目前我国所迫切需要的不是智慧是什么呢?这是学者应该深刻考虑的。

 

再举一个例子。乡村里有一个人物是个旧藩士族。在废藩以前,每年的俸禄有二三百石,事君忠,事亲孝,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举债必还,交友必谨,从未作过亏心事,更没有欺诈盗窃的行为。虽然有时曾仗势欺压过庶民百姓,但认为这是由于成分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事于心无愧。其他如治家勤俭,修身严谨,弓马刀枪百般武艺无一不通,只是目不识丁。这种人现在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教之以德?还是授之以智?如果对他进行道德教育,突然授以耶稣的十戒,他对于前四条,或许因为这是他生平闻所未闻尚可以接受,但是,听到第五条时,他一定会说,我本来就孝敬父母,我也没有杀人的意图,又怎能做出奸淫和偷盗的行为呢?这样逐一加以反驳,是不会心悦诚服的。当然耶稣的教训,并不仅仅是这十条戒律,必然有其深奥意义。孝敬父母自然有孝敬的方法,不杀人也有不杀人的道理,不奸淫有不奸淫的意义,不盗窃有不盗窃的意义。所以,对他讲解这个道理,能够反复仔细地讲解透彻,也可能使他心里有所感动。但是,关于德行方面,从这个士族平生的行为看来,至少也有相当的心得。然而从另一方面看看他的智慧,可以说完全是空虚的。他也许能辨别五色,但根本不懂天然七色的道理;虽然也能嘘寒问暖,但不懂寒暑表升降的道理;虽然饮食有时,但不懂钟表的用法;除自己家园以外不知有日本,除日本以外不知有外国;这样的人怎能了解国内的形势?怎能懂得外交呢?只知慕古风,守古法,一家之内恰似一个小天地,眼界所及,局限于家庭之内,从未迈出家门一步,对于世界万物完全是一无所知。废藩一举推翻了这个小天地,今天这些士族已经是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如果评论这样的人物,只能说是愚而直,此外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评语了。这类愚直的人,不限于旧藩的士族,社会上也有很多这类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学者和政府引以为忧的。然而,那些讲德行的识者,为什么还对这些愚民忙于传授耶稣教,想来提高他们的道德,而对他们的智慧却反而置之不问呢?或许在识者的眼里只看见愚而不直的人。但是,社会上愚而直的人仍然很多。识者对于这类人将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否是想使其直的更直,愚的更愚呢?这种做法真可谓不分先后缓急。洋学家们不是常常讥笑日汉古学家的迂阔吗?为什么讥笑呢?无非是责备他们缺乏智慧。但责备别人却自蹈其复辙,自己的主张,自己又把它推翻,真是糊涂之至。

 

宗教是随着文明进步的程度而不断变化的。如耶稣教最先是在罗马时代兴起的,罗马的文物虽曾盛极一时,但是从今天的文明水平来看,当时不过是个野蛮无知的社会而已。所以耶稣教在那个时代,能适应人们的智慧,提倡了荒诞的学说,社会上既无责难,也不感觉惊讶,而在几百年之间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获得了人们的信仰。在这期间自然也得到了一种权力,因而控制了人民的思想。这种情形,恰如暴虐政府用专制手段压迫人民群众一样。但是,人类智慧的发展力量好象奔腾的江河急流不可抑制,宗教的权力终于衰微。这就是在十六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这个宗教改革,亦即排斥罗马天主教,而产生了“新教”(Protestant)新宗派,从此以后两派互相对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似乎新教方面逐渐取得了优势。这两个教派,本来是出于一个耶稣教,其信仰的对象也是相同的。但新教之所以兴盛,是因为简化了宗教的仪式,废除了历来的虚妄之说,顺应了近世的人心,符合了知识进步的要求。总之,旧教是浓厚而近于愚顽,新教是澹泊而生气勃勃的,两者的差别只在于此。这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今人心文化的不同。

 

如果按上面所述那样,则应该是在欧洲各国文明先进者一定信奉新教,落后的信奉旧教,但事实却绝对不然。例如,现在的苏格兰和瑞典人民很多迷信妄诞之说,远不如法国人颖敏活泼。因此,不能不说苏格兰和瑞典不文明而法国文明。但是,法国信奉旧天主教,而苏格兰和瑞典却信奉新教。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在法国如果不是改变天主教教风,以适合于法国人的风气,那就是法国人把宗教置之度外而不加重视。新教在苏格兰和瑞典,也必定要改变它的性质,而适应人民的愚顽情况。很明显,宗教毕竟是随着文明的程度而改变其形态的。

 

日本也是如此,如从前的“山伏教”和“天台真言宗”,专门宣传不可思议之说。说什么“结水火之缘”,或说什么修“加持祈祷的妙法”等以蛊惑人心,古代人民曾经迷信过这些无稽之谈。但到中古“一向宗”兴起以后,谈论不可思议的就逐渐减少,“一向宗”的教风以简单淡泊为主,适合了中古时代的文明,因此便压倒了其他各个宗派,占了上风。这就证明了,世界的文明如果逐渐进步,则宗教也必定趋向简单淡泊而逐渐合乎道理。假设弘法大师再生于今日,使其再提倡曾经蛊惑古人的不可思议之说,则明治年代的人,相信它的一定极少。所以,今天的人民正适合于今天的宗教,宗教既满足了人民,人民也满足于宗教,双方互相适应。如果今后日本的文明逐渐进步,认为现在的一向宗也是虚诞而摒弃它,则必然能产生另外一种“一向宗”。也许可能把西洋所流行的宗教原封搬来。总而言之,宗教的问题不必多费心思。不论学者竭尽力量,政府使尽权力,也是无可如何的,最好是听其自然发展。所以,企图著书写文章以论宗教的是非正邪,或制订法律以管理宗教的人,可以说是天下的至愚蠢者。

 

有德的善人,不一定为善,无德的恶人,不一定作恶。从古代西洋各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宗教战争的例子。其中最严重的叫作“宗教迫害(Persecution)”,也就是杀戮异教徒。古来,在法国和西班牙这种例子最多。据说著名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u)大屠杀,八天之内就杀戮了五千无辜的人民。(详见拙著西洋情况第二篇法兰西历史)其残酷达到了极点。但是,进行屠戮的本人,本来都是虔诚信仰宗教的,在信仰这一点上,他们是俯仰无愧的,也就是所谓不欺暗室的善人。如此善人竟作出如此大坏事是什么道理呢?这不是私德不足,而是缺乏冷静的理智。如果把权柄授给愚人,任其所为,那么不论多大的坏事,都会做出来的,可以说是人间世界上最可怕的恶魔。此后各国文化逐渐提高,现在再也不会出现宗教迫害这样的事件了。不是古今的宗教有所不同,而是由于文明水平的高低所使然的。同是一个耶稣教,古时,为了这个宗教而杀人;而现在,却用这个宗教来救人,这是什么原故呢?除了从人的智愚去寻求原因之外,是别无办法的。所以,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不久以前,在我们日本的水户藩中,曾发生正党与奸党的问题,它的根源现在暂且不谈,总之,是由于争论忠义两字而分成两个党派。情况与宗教之争论并无二致,所谓正,所谓奸,并不在于字面的意义,不过是称己为正,称人为奸而已。两党都行忠义之事,如果单从个人的言行来观察,多是赤胆忠心之士。例如,当他们失败时,都能从容就死,毫无懦怯表现,就可以证明他们不是伪君子。然而在近代因意见纷歧而残杀无辜人民的,以水户藩为最多,这又是善人作恶的一个例子。

 

德川家康承乱离之后,栉风沐雨,历尽千辛万苦,奠定了三百年的太平基业,使天下安如泰山,直到今天,无人不称其丰功伟业。回想当足利末期,国内纷扰之际,织田、丰臣等虽然战功显赫,仍未能平定大局,如果没有家康力挽狂澜,不知几时才能太平!的确,家康不愧为开辟三百年太平的父母。然而,如果论其私人道德,却有不少令人不齿之处。例如他违背太阁的遗命,有意不守大阪;不仅不遵照遗嘱辅佐秀赖,反而养成其放荡昏庸;应铲除石田三成而不铲除,故意留下以为后日打倒大阪的媒介等,都说明他具有最大阴谋。从这一点来看,在家康的身上,似乎没有一点道德。然而,由于这种不德却奠定了三百年太平基业,拯救了全国人民免遭涂炭,这不是千古奇谈么?再如赖朝也好,信长也好,如果从其个人的行为来论,则有很多残忍、刻薄、伪诈和反复无常等罪恶的行为。但是,他们都能制止一时的纷乱,化干戈为玉帛,减少了人民的死亡,这是什么原故呢?这就证明恶人不见得不能作善事。总之,这些历史英雄在私德方面虽有缺点,但他们都是以聪明睿智的才能完成了大善事的人物。所以,不能单看一点瑕疵而评论全璧的价值。

 

总括以上所论,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道德规范一开始,就已经固定下来,不能再有进步,但智慧的作用,却是日益进步永无止境的。道德,不能用有形的方法教诲人,能否有德,在于个人的努力。智慧,则与此相反,有各种试验方法可以识别人的智愚。道德有突然的变化,智慧则一经掌握就永不丧失。智德必须互相依赖才能发挥其功能,也就是说,善人也有作恶的,恶人也有行善的。道德的传授,虽然没有有形的方法,劝戒的范围也局限于亲族朋友之间,但其风化所及却非常广泛。有阅读万里以外出版的著述得到很大启发的,也有听到古人的言行,进行自修,因而改变了心术的,所谓闻伯夷之风而立就是如此。作为一个人,如果不蓄意害人,就可不修养自己的道德么?不为名,不为利,这原是人类应有的道德。为了防止自己产生恶念,应该象勇士之对敌作战,象暴君之压制人民,努力克制,见善勇为应象守财奴之贪得无厌。这样,既能修养一身,又可教化一家,如果尚有余力,还可推己及人,引导众生进入道德之门,以扩大道德的领域。道德不仅是人类的天职,而且具有促进文明的巨大功能,所以世上的传教士劝善讲道,的确是件好事。但是,如果仅以道德为幌子,企图笼络天下人心,甚至在德教之中别立门户,企图排斥异己独霸世界教权,并且还侵犯智慧的领域,把人类的神圣天职局限于德教一事,而且在德教中“只此一家并无分店”,企图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自由,把人们置于无为无智的境地,而扼杀真正的文明,这是我所最反对的。用被动的私德促进世界的文明,造福于世人,这只能是偶然的美事而已。譬如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偶然成为邻家的墙壁,对邻人虽然极其方便,但建筑房屋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邻人,只能说是无意中给人家带来方便而已。修养私德,本来也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如果是为他人而修德,这就要成为道德家所讨厌的伪君子了。所以,道德的本分是在于修身,修身而有益于文明,只是偶然的美事。企图依靠偶然的事物来支配一世,可以说是极大的错误。人生在世,不能以独善其身为满足。试问,有德的君子,每日的衣食所需从哪里来呢?上帝的恩泽虽然宏大,但衣服不是山上生长的,食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况且世界文明不断进步,因而它的好处也不止于衣服饮食,还有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贾的好处等等,所有这一切没有一个不是智慧的惠赐。根据人权平等的道理,根本不应该有坐享其成。如果有德的君子可以象瓢瓠那样挂起来不吃饭,那就不在话下了。否则只要吃饭穿衣,只要还希望利用蒸汽机、电报以及政令商贾的好处,就应承担一定责任。即使物质享受已经满足,个人私德已经修好,也不应该苟安于现状。所谓满足,所谓修好,仅仅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而言,显然尚未达到登峰造极。人的精神发展是无止境的,造化的奥妙是有规律的。以无限的精神研究固定的道理,终于会把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不分有形无形毫无遗漏地包罗在人的精神之内。如果到达这个境界,区区智德的界限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这正是“人天并立”的境界,天下后世终有一天会达到这种境界。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必须考虑它的时间性(时代)和空间性(地点)。车辆适用于陆地,却不适用于海洋,适用于古代的东西,却不适用于今天。反之,今天认为最好的东西,却有许多不适用于古代。倘若离开了时间和空间,则任何事物可以说都是有用的,也可以说都是没有用的。因此,讨论事物的得失利弊,即等于分析事物所适应的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只要适应时间和空间,任何事物也就不完全存在得失的问题了。中古时代发明的长枪,虽然适用于古时的战斗,却不话用于明治年代。东京的人力车,适用于东京市,却不适用于伦敦和巴黎。战争固然是坏事,但对敌人却不能不战。杀人固然违反人道,但在作战的时候就不能不杀人。君主专制的暴政固然可鄙,但看到彼得大帝的业绩,就不能厚非。忠臣义士的行为固然值得赞扬,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无君主的美国是野蛮。这是时间不同和地点不同的缘故。总之,天地间没有贯穿一切事物的道理,只能是随着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观察。

 

观察时间和空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自古以来,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所谓成大功立大业的,都是善于适应时间和空间的。那么,为什么观察时间和空间会有困难呢?这是因为空间上有很多类似之处,时间上有先后缓急之分。譬如,亲生子和养子相似,但如以对待亲生子的方法对待养子,结果会铸成大错;或因马和鹿相似,便用饲养马的方法饲养鹿,结果便会失去鹿。其他如把神宫误为寺院,把灯笼误为吊钟,或把骑兵用于沼地,把重炮牵引于山路,或误认东京为伦敦,而想把人力车用于伦敦等等,诸如此类的失误是不胜枚举的。其次就时间来论,中古时代的战争和现代战争虽然相似,但是却不能把中古时代被认为是优良武器的长枪应用于现代战争。所谓“时机已到”,往往是真正时机已经过去的时候。开饭的时间是指吃饭的时候,而煮饭的时间一定要在开饭的时间以前。往往饭尚未煮而感到饥饿,并喊时间已到,但是,这个时间只能是吃煮成的饭的时间,而不是煮饭的时间。又如贪睡到三竿才起,便认为起床的时刻是早晨,但真正的早晨是日出的时刻,这个时刻早已在睡眠之中过去了。因此,必须选择地点,不可错过时机。

 

前章曾提到智慧和道德的区别,论述了其功用的不同。本章将讨论智慧和道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在开天辟地刚脱离野蛮未久的时代,人类的智力尚未发达,其情况恰如婴儿,内心存在的,只有恐惧和喜悦的感情。对于地震、雷霆、风雨、水火无一不感到恐惧。怕山、怕海、怕干旱,怕饥馑,凡是当时的人智所不能控制的事物,一概称作天灾,无一不感到恐惧。倘使这种天灾没有来临,或者来临而迅速地过去,这就称作天幸。比如,久旱之后逢甘雨,饥馑之后遇丰收,便感到无比的喜悦。天灾天幸的来去,对人民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所以一概归之于偶然,从来没有运用过人为的努力加以克服。既然不尽人力,一旦遇到祸福,就自然要把其原因推到人类范围以外。这就是鬼神思想所以产生的根据。因此,便把祸的根源称做恶神,把福的根源称做善神,认为天地间的一切事物,莫不有鬼神在主宰。日本人所说的,“八百万神”就是如此。向善神祈求赐福,向恶神祈求避祸,这种祈求能否如愿以偿,并非取决于人为的努力,而是决定于鬼神的力量。称这种力量为神力。请求这种神力的扶助叫作“祈”。这就是当时流行的祈祷。

 

人们感到恐惧或喜悦的事情,不仅是天灾和天幸,在人事上也是如此。因为当时不文明的社会,弱者受到强者的暴力欺压,也不可能据理力争,只有一味感到恐惧而已,这种情形,几乎和恐惧天灾没有两样。因此,弱者除依靠另一强者以抗御强暴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接受这种投靠的人叫作酋长。酋长由于具有膂力和兼有少许智德,便可以抗击其他强暴,保护弱小。保护得越好,威信也就越高,终于掌握了一种特权,或者可以把这种特权传给自己子孙。世界各国,在蒙昧之初,莫不如此。如日本在王政时代,天子执掌国家大权,中古时代源氏称霸于关东,就是例子。酋长虽然取得了权势,但是野蛮人反复无常,维持这个局面非常困难。既不能以高深的道理来晓谕,又不能用长远的利益来开导,为了统一方向和共同保持一个民族的体制,只有一个办法,即利用人们与生俱来的恐惧和喜悦的心理,指出当前的祸福灾幸。这就叫作君主的恩威。大约就是这样定出了一套“礼乐”之法来教化人民。“礼”就是以尊敬长上为主,使人民自然地知道君威的尊贵;“乐”就是在默默之中和谐愚民,使其自然产生景仰君德的感情。以礼乐征服人民的思想,以征伐制服人民的膂力,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之中各安其所,褒扬善者以满足人民的喜悦心情,惩罚恶者以警戒人民的恐惧心情,如此恩威并用,人民便似乎感觉不到痛苦了。然而,不论褒扬或惩罚,都是由君主决定的,所以人民遇到褒贬,也只是恐怖或喜悦,并不知道褒贬所由来。这种情形,恰如遭受自然的灾害,或遇到偶然的幸福一样,同是莫名其妙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偶然。这样,一国的君主既然成了祸福的主宰,人民也就自然把君主当做超人来景仰了。中国尊崇君主,把君主称为“天子”,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譬如,在古代历史里,往往有豁免农民田赋之举。然而,不论政府如何节约,总不能缺少帝王宫廷的衣食住的一切费用和若干公费,数年不征税,经费依然不缺,说明历年的横征暴敛,浮存甚多。人民当初缴纳重税,既不知为什么缴纳,现在突然数年不纳税,也不知道为什么豁免。在税重时,便认为是天灾而恐惧,在免税时,便认为是天幸而喜悦,不论祸福都认为是降自天子,仿佛认为天子具有雷霆和避雷针这两种力量。打雷是天子的命令,不使受雷殛也是天子的命令,人民对他只能进行祈祷祝愿。尊崇天子如神佛,也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以现代人的思想来看上述情况,似乎是极不合理的,但这是时势所使然,没有理由苛责他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既不能讲智慧,又难以制定法制来共同遵守。譬如,在尧舜时代,如果想施行现代西洋各国的法律,就一定没有人能理解它的意义而恪遵的。人民不遵守法律,并非不守法,而是因为没有相当的智慧来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如果放纵他们为所欲为,则不知要作出多少坏事,给社会造成多少灾害。惟有身为酋长者,能善察时势,以恩惠使人喜悦,用威力使人慑服,对同一种族的人民,视同一家的子弟,加以保护和照顾。酋长的职责大自生杀予夺的刑罚,小至日常家务琐事,无所不管。那时,天下如同一个家庭或一个课堂,君主就如同父母或教师,君主的恩威神妙而不可测,一身兼有父母、教师和神佛三种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君如能克制私欲,虚心修德,纵令智慧不足,也能获得仁君明主的称誉,造成所谓“野蛮的太平”。在那个时代,也只能这样,这不能不说是好事,唐虞三代之治,就是如此。反之,只知使用威力以逞其私欲而不施德政的,就叫作暴君。在这种“野蛮的暴政”之下,人民连生命也岌岌可危。总之,在野蛮时代,人与人的关系,只有恩威两方面而已。不是恩德就是暴虐,不是仁慈就是掠夺,在这两者之间,根本看不出智慧的影子。古书上所谓“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连在私人的品行上也形成了两个极端,界限非常分明。试看中日古书,不论是经书或是史书,凡是论道而品评人的品行时,皆以道德为标准,如仁和不仁、孝和不孝、忠和不忠、义和不义,都是针锋相对的,不是伯夷就是盗跖,不是忠臣就是贼子,两者之间没有智慧活动的余地。偶尔遇有发挥智慧的行为,也认为是细行末节不加重视。由此可以证明,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间关系的,唯有道德,此外,没有任何可资运用的了。

 

随着人类文化逐渐发展,智力不断进步,人心也产生了怀疑,对于宇宙事物,不肯轻易放过,看到事物的作用,就要追究其根源。既然产生了怀疑,即使不能找到真正原因,也能根据其作用的好坏,想办法趋利而避害。例如,为遮避风雨之害而建筑坚牢的房屋,为防止海河泛滥而修筑堤坝,为渡水而建造船只,为防火而使用水,制药以医病,治水以防旱,逐渐到达依靠人力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既然懂得用人力创造环境的方法、则恐惧天灾的愚昧思想也就逐渐消失,对于一向崇拜的神力也就失去了信仰的一半。所以,智慧前进一步,勇气也增长一分,智慧愈进步,勇气的增长也就越无止境。试看,今天西洋文明的发展情况,宇宙万物凡五官所能感觉到的,都要研究它的性质,查明其作用,然后进一步探索其作用的根源,即使一利可取亦必取之,哪怕有一害应除亦必除之,凡是人力所能及,莫不尽力而为之。太平洋的波涛虽险恶,利用水火制造的汽船可以横渡;阿尔卑斯山虽高,劈山开路可以行车;避雷针出现以后,雷霆再也不能逞凶;化学研究逐渐奏效,饥馑亦不能饿死人了;电力虽然可怕,而利用电力可以代替驿马信差;光线的性质虽然微妙,而可以摄影传真;如有风浪为害,可筑港湾以护船只;遇有传染病患流行,则可设法预防或将其隔离。总而言之,人类的智慧已经战胜自然,逐渐冲进了自然领域,揭开了造化的奥密,控制它的活动,而使其就范,为人类服务。可以说智勇之所向天下无敌。既然人能制天,又能使天为人服务,又何必恐惧而崇拜它呢?有谁再去朝山、拜河呢?山泽、河海、风雨、日月之类,不过是文明人的奴隶而已。

 

既然人能驯服自然,使其听从人的驱使,为什么独独屈服于人为力量而听其摆布呢?人类智力逐渐提高,对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开始探索它的作用及其根源而不予放过。于是,圣贤之言,也不足全信,经典之教也不无可疑,尧舜之治也不足景慕,忠臣义士的行为也不足为典范。古人是在古代作古代事的人,我们是在现代作现代事的人。何必学习古代而施用于现代呢?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胸怀开阔,仿佛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心的自由。既然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又何必受身体的束缚呢?既然暴力失去了权威,智力逐渐占据了上风,二者已不再是势均力敌,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旦夕祸福的情形也减少了。从此社会上如有横行霸道的,就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他,如果仍不接受,可团结群众的力量加以制裁。既然可以以理制暴,则以暴力为基础的名分关系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所谓“政府”,所谓“人民”,只不过是名义不同,职业不同而已。在地位上,不应该有高低的区别。政府保护人民,制裁强暴,扶助弱小,都是其应尽的职责,并非分外的功劳,这无非是符合于社会分工的精神罢了。再者为国君者自修其德,欲以礼乐征伐以示恩威时,人民首先应认识国君为何物,分析其恩威的实质,不应接受的私恩就应予以拒绝,不应恐惧的暴威,就不要恐惧,丝毫不取,丝毫不予,只根据道理为其所当为而已。有智力的人能自己掌握自己,恰如恩威行于自身,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譬如,为善则能获得心情愉快的赞誉,了解为善之理,所以自然而然地为善,既非谄媚他人也非景慕古人;作恶则内心要受到羞耻的惩罚,知道不应作恶之理,所以才不作恶,既非畏惧他人也非恐惧古人;何必仰赖偶然人为的恩威而有所恐惧或喜悦呢?如果向文明人士询问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然得到如下答复。国君,也是同样的人,不过由于偶然的诞生而登上了王位,或者由于一战功成而跃居政府之上而已。国会议员,本来是经我们选举任用的全国人民的公仆,何必听从这些人的命令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品行呢!政府是政府,我是我,关于我自己的私事,一点也不容许政府干预!又如兵备、刑典、惩恶等法律,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东西。为此而纳税,并非怪我,不过因为居住在坏人多的社会上,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所纳的税不过是白送给了坏人而已。何况政府为了管理宗教和学校,指导农工商的经营,甚至指点日常家务,或者为了向我们劝善和指导谋生的方法,而要我们出钱纳税,那更是没有道理。哪有向人屈膝请求他来对自己劝善的呢?谁肯出钱哀求无知识的人指教自己谋生之道呢?文明人士的心情大抵如此。向这些文明人施行无形的德化或以私人的恩威来使其顺从,岂不是徒劳无益?固然按目前世界的情况,不论哪个国家的人民,并不全是有智慧的,然而,距离原始时代愈远,这个国家的文化只要不退步,人民的智慧必然会提高和普及。所以,纵然人民积习甚深,习惯于仰赖君主的恩威,勇气也非常不足,但是,每一接触事物,就会产生怀疑。譬如,称一国的君主为圣明,其实往往并不圣明,口头上说爱民如子,其实是,这个为民父母者在和赤子争执税额的多寡,父母掠夺赤子,赤子欺骗父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人以下的愚民,也会怀疑其言行之间的矛盾,纵然不进行反抗,也不能不对其措施表示怀疑。既然产生了疑心,则信仰依赖的心理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这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证明。不论在日本、中国或西洋,所谓善于治国的圣明君主都是出于上古时代。日本和中国,直到近代,虽然还在盼望圣明君主出现,但始终不能如愿。西洋各国,自从公历十七八世纪以后,仁君逐渐减少,到了十九世纪,不仅仁君,就是智君也不见了。这不是由于国君一族的道德衰微,而是因为人民的智德普遍提高,君主失去了炫耀仁德的场所。譬如说,西洋各国,现在即使出现了仁君,也不过是象月夜打灯笼而已。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

 

道德虽然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上的道德分量减少了。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谋求太平的方法越进步,争斗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真正达到了太平盛世,就没有人再去争夺土地,贪财好货,更不会有争夺皇帝宝座那种卑鄙行为了。到那时,君臣的名义这类东西早已被人遗忘,就连儿童在游戏中也不会提到它。战争消灭了,刑法也废除了。政府已经不再是惩治坏人的工具,而是为了管理事务,研究如何节省时间、劳力而设置的。社会上没有违约背信的人,借据只不过是为了备忘,并不是拿它作为日后诉讼的证据。社会上没有盗贼,门窗并不需要锁钥,只是为遮避风雨和防止猫狗的进入。由于路不拾遗,警察只是忙于捡拾遗物和寻找失主。不制造大炮而制造望远镜,不建筑监狱而建筑学校,士兵和罪人的形象,如果不是从古画或戏剧上看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家庭内彬彬有礼,不需要听传教士的说教。全国如同一家,家庭如同教堂,父母如同教主,子女如同教徒,全世界的人民恰如被礼让的风气所抱拥,又如同沐浴在道德的海洋。这就是“文明的太平”。经过几千几万年以后是否真能达到这个地步,非我所知。这固然是一个梦想,但如果真能用人力达到这种高度太平的境界,则道德的功用可以说是宏大无比了。所以说,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显著,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想象数千万年以后文明达到顶峰时,则又可普遍地蒙受其德泽。

 

以上讨论的是道德的时间性。下面再谈谈其空间性即地点的问题。“野蛮的太平”既非我之所欲,期待几千万年以后的“文明的太平”,又不过是迂阔之谈。因此,根据目前文明的情况,区别道德所能实现的地点及其不能实现的地点,是研究文明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本来,一国人民,距离野蛮时代愈远,就应该愈能明了这个区别。但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大大地弄错目标,企图在野蛮的太平状态下,直接达到文明的太平。比如,一些研究古学的人们,生活在现代而向往古代,其原因就是弄错了这种区别和顺序。这样作法,简直如同缘木求鱼,无梯登屋。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和实际所作的总是互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公开地对别人讲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心情错乱思想纷纭,一生陷于混沌糊涂之中,摸不着方向,随建随毁自论自驳,如果用加减乘除之法计算其一生事业,简直就等于零,岂不可怜!这种人并不是实行道德的人,只能说是道德桎梏下的奴隶。其理由如下。

 

夫妇父子同居一家,谓之家庭。家庭之间以感情相结合,物无定主,授受无常规,失之不足惜,得之不足喜,无礼貌不受责备,即使笨拙也不以为羞耻,妻子的满足即为夫父的喜悦,夫父的痛苦,即为妻子的忧愁。或者薄待自己而厚待家人,看到家人的满足,自己才觉得愉快。比方说,爱子患病正在痛苦之际,如果有人有办法能把病苦分给父母使爱子减轻痛苦,则天下父母心,必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救治子女。总而言之,在家庭间,既没有维护私有制的思想,也没有只顾个人面子的想法,甚至贪生怕死的意识也没有。因此,家庭间既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契约,更不需要权谋策略,即使想用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智慧仅用于处理日常家务,一家之内,是完全依靠道德实现风化之美的。

 

如果血缘关系稍远,情形就稍微不同。兄弟姐妹比夫妇父子疏远,叔侄比兄弟更远,到了堂兄弟便疏远如外人了。血缘愈远,相互间的情感也就愈淡薄。因此,兄弟成家立业以后就各有私产,至于叔侄、堂兄弟之间更不用提了。再如朋友之交,也有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所谓刎颈之交、莫逆之友,其情谊之深厚,几乎与父子兄弟相同。然而在现阶段的文明情况下,这种友谊范围非常狭窄,几十个朋友能够长期保持深厚友谊的例子,在古今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又如世上有君臣的关系,其情分也有如家属骨肉一般,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精忠的忠臣,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以效忠君主的。关于这一点,古今舆论总是完全归于君臣的情谊,而不再去寻求其他原因。实际上,这种论调,完全被君臣的名义所蒙蔽,只看表面,未能了解具体事实。倘用另外的观点去究明事实,一定会发现其他更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天赋的“党派性”和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气”。最初君臣的人数极少,例如北条早云携部属六人杖剑东来时,他们的情谊必然十分深厚,甚至比父子兄弟还要亲密。但是,在据有一州一国之后,臣属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君位依次传于子孙后代以后,君臣的关系就不象当初那样亲密了。这时,君臣都争相宣扬祖先的创业情形,君主企图借臣属的力量来保持其家统,臣属则尊崇皇室的系统而甘为其奴仆,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党羽。一旦发生事变,就竭尽全力来保护皇室,同时也取得一己的利益。有时因根据当时的风气可以建立功名于一世,甚至还要粉身碎骨。但并不见得这样君臣之间存在着“刎颈”之交。正如忠臣义士所说的那样,“社稷为重,君为轻”,如果认为君主昏庸无道,即便是惟一的君主,也有用非常手段来处置他的,这就不能说是有深厚情谊了。又如在战场上阵亡,或因城陷而剖腹自杀的,多半是由于当时风气所使然,认为如果不牺牲生命就不能保全武士的体面,于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而自尽,或者因为感到逃生无望而一死了之。据太平记所载,鎌仓幕府的北条氏灭亡时,元弘3年5月22日,在东胜寺随北条高时一同自杀的将士有八百七十余人,此外同宗受惠之辈,听到这个消息而殉死的,全鎌仓共有六千余人。北条高时究竟是怎样的仁君,能获得这六千八百臣属亲如父子手足的情义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不能根据阵亡和剖腹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其君德的薄厚。不论为暴君而死,或为仁君而牺牲,真正激于君臣之情而舍身者,是寥寥无几的。原因尚不在此。所以在君臣之间,道德的功效也是极其有限的。

 

设立救济院和医院救济穷人,固然是道德仁慈之举,但这并不是由于穷人和施主之间有什么交情,而是由于一方面富,一方面穷,才产生了这种事业。施主固然富而且仁,但是受施者只知其贫穷,至于德与不德则无从知晓。对一个人不详细了解,就不能和他交往,所以扩大救济事业,并不是要和多数人交往,只是仁者散发余财,借以自慰本身的道德良心而已。施主的本意并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所以,救济事业固然是值得称赞的善举,但是,救济事业的规模愈大,时间愈久,则穷人势必把救济认为理所当然,而不以施舍为德,如果所得的比以前减少,反而会抱怨施主,这种情况简直是花钱买怨。在西洋各国,关于救济问题,在识者之间有很多议论,对其利弊尚未得出结论。但是归根结底,赠与的方法,除了解受赠人的情况人品和直接赠送以外别无他法。这也是道德不能广泛地施行于社会的一个例证。

 

根据上述情形看来,能够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而丝毫不受阻碍的地方只有家庭,一出家门,似乎就一筹莫展了。但是俗语说,“家庭之间是天下太平的模型”,这就预示了在几千年或几万年以后,必会出现“天下一家”的局面。同时,世界上的事物是变动不居进退无常的,就今天的文明情况来看,不能不说它是正在前进过程中。因此,即使前途是千里迢迢,只要向前迈进一步,就是前进一步。切不可畏惧前途遥远,而裹足不前。以现在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文明相比,也不过是一步之差,学者议论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争夺这一步而已。

 

本来,道德只能行于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于法制的领域。法制的效能虽然也能达到人情的目的,但是从它所表现的形态来看,法制和道德似乎是完全相反,互不相容的东西。法制还有两种区别,有以维持事物秩序的法制,有防止人作恶的法制。违反前者是人的过失,违反后者是人的恶念。这里所讲的法制,是指以防止人作恶为目的的法制,希望学者不要误解。譬如,为了家庭的生活有个秩序,也可以订立家人必须在早晨六时起床、晚上十时就寝的规则,但这不是为了防止家人的恶念,也不因为违反这个规章就以罪人处理,只是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方便协商订立的规则,所以并不需要写成书面条文,只是由全家自觉遵守而已。此外,感情亲密的至亲好友之间的金钱借贷也是如此。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上虽然有普遍施行的文书、契约、政府的法律和各种国际条约其中有民法刑法之分,以及为了同时也包括不少维持事物秩序的规定,但从其一般用途来看,显然都是防恶的工具。因为一切法律的精神都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例如,盗窃千两黄金者处以十年徒刑,违约过期十日者罚金百两。这样,把千两黄金和十年徒刑,以及百两罚金和违约十日的利害得失同时提出,使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认为有利的方面。其目的既然如此,可见丝毫不存在道德精神。这种情形,正如把食物摆在饥饿的猫狗面前,而从傍举起棍子威吓着“要吃就打”一样。所以,单从形式上来看,这中间绝对没有人情存在。

 

为了彻底分清实现道德的场所和施行法制的场所的区别,举例如下。假设这里有甲乙二人借贷金钱。二人亲密无间,贷者既不以贷与为德,借而不还,也不抱怨。交情之深几乎不分你我,这种交情,完全是以道义为基础的。或者也约定归还期限和利率,并为了备忘还把它写在纸上交给贷主,但其交情仍然没有超出道义的范围。但如果在这字据上盖章,贴上印花,或有保人甚至还索取抵押品,这就超出了道义的范围,双方只是根据法律办事而已。这种借贷关系,是因为不能相信借者是否守信义,只好把他当作不守信义者,如果到期不还就找保人,再不还就向政府控告,请求裁判,或没收抵押品。这就是把利害得失同时提出,和举起棍子吓唬狗的办法。所以,根据法律处理事物的地方,就丝毫不存在道义的影子。不论政府和人民之间、会长和会员之间,卖主和买主之间,债主和债户之间以及在收费教学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凡是根据法制相处的,就不能称作道义的结合。譬如,有两个政府官吏,某甲非常关心公务,勤恳办事,劳累得下班回家后几乎不能安眠;某乙则不然,每天喝酒冶游,不关心公务,然而某乙从早晨八点上班到下午四点下班的办公时间内,也非常勤勉,其工作效果和某甲相似,该说的就说,该写的就写,从未贻误公务,这样谁也不能责备他,而某甲的勤恳也显露不出来。又如人民缴纳租税,如果政府不催促,就可以不缴,或用赝币缴纳,如果被收下即为经收人的过失;相反地如果错误地多缴了税款,即为纳税人的倒霉。卖主欺骗,一经购买,即为买主的损失,相反地卖主多找了钱,一经交清,卖主即吃了亏。借钱给人,如果丢失了借据,即为债主的损失。兑换票据,如果过期,即为票据持有者的损失。拾物隐藏起来,如果无人知道,即为拾者的便宜,甚至偷窃他人的东西,不被发觉,盗贼就得了便宜。从这些情形看来,今天的社会完全成为坏人聚集之所,丝毫看不到道义的痕迹。只是依靠无情的法律勉强维持事物的秩序罢了。本来内心充满着恶念,但是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不敢见之于行动,走到法律所允许的边缘则不得不停下来,正如在锋利的刀刃上行走一般。多么可怕!

 

人心如此卑鄙,法律又如此无情,从其外表骤然看来,的确令人吃惊,但是进一步考察产生这种法律的原因,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则绝不是无情的,而是今日世界上最完善的东西。法律虽然是为了防止作恶而制定的,但并不是因为天下都是恶人才制定的。因为善恶混淆不清,才制定法律以保护好人。在一万人之中难保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在一万人之中所施行的法律,也不能不按照制服坏人的目的来制定。正如鉴别赝币一样,如果担心一万圆里有一圆赝币,就不得不把一万圆全部点检一遍,因此,在社会的交际中,即使法律日益繁多,法律的形式似乎无情,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法律。相反地,应该愈加把它巩固起来,愈加严格遵守它。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促进世界文明的工具,除了法制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厌恶事物的外形,而抛弃其实际效能,是智者所不为的。为防止坏人作恶而制定的法律,并不妨碍好人为善。在法律繁多的社会里,好人依然可以毫无限制地为善。不过为天下后世着想,惟有希望日益繁多的法律,能够逐渐丧失其作用。这大概是数千年以后的事,因此,没有理由因为期待数千年的将来,而摒弃目前的法律。必须考察时代的沿革,在从前野蛮不开化、君民一体、天下一家的时代,可以约法三章,并且,仁君贤相关怀人民、忠臣义士舍身以报君王,万民齐受君王之德化,上下各得其所,都是以人情为主,以德导致了太平,根本不依靠法制。这种情况乍一看来,似乎值得羡慕,其实在那个时代,并不是蔑视法制而不用,却是想用而无处可用。反之,随着民智逐渐发达,世事也逐渐繁多,事务复杂,法制也必随着增多,并且随着民智的进步,破坏法制的方法,自然也日趋奸巧,因而,防范的方法也不得不愈加严密。举例来说,在从前,由政府制定法律以保护人民;而在今天,则是人民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专制,以保护自己。如果用古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是冠履倒置,纲常扫地,但稍微把眼光擦亮,眼界放宽,就可以发现现在自有其颠扑不破的道理,不论政府和人民双方都没有丧失体面的顾虑。在如今的世界里,要想发展国家文明,保持国家独立,这是唯一的方法。人类智慧随时代的进展而提高,正如儿童之成长为大人。在童年时代作的自然是儿童的事,喜怒哀乐之情也与大人不同。但是,随着岁月推移不知不觉成长为大人。曾经喜爱的竹马,如今已不足以为乐,曾经恐怖的鬼怪故事,如今已不足惧,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儿童有些痴愚。也不必深咎,因为儿童在童年时代作出儿童的事,原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不应要求过高。不过儿童众多的家庭,由于家庭照顾不过来,不能和邻居相比而已。现在这个儿童已经成长,这难道不是家庭的幸事吗?如果因为他从前是儿童,现在却硬要把他当作儿童,拿竹马给他玩,讲鬼怪故事吓唬他,甚至把从前童年的言行,作为今天大人的规范,如果不按照这个规范行事,就责备他狂妄不逊,类似这种情况,就是弄错了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只能招致削弱家庭的恶果。

 

即使有人认为法制的精神是无情的,遵守法制者的思想也是卑鄙的,但是,无论如何法制对人仍然有很大益处。譬如,有这样一条规定:拾物归还原主,应将所遗失的东西折半赠给拾物人。如果有人拾了失物,只是为了获得折半之利而交还失主,这种思想固然很卑鄙,然而,如果因为这个规定太卑鄙而废除,则社会上的遗失品,将永远不能归还原主。因此,折半的法律以道德来论,是不值得欢迎的,但却不能不称它是文明的良法。还有,在商业上,有贪图眼前小利而丧失廉耻的,这叫做奸商。例如,日本人在制造生丝、蚕纸时,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采取了不正当的行为,结果降低了国产品的声誉,长期地损失了全国的大利,即奸商本身,也必遭受损失,这就是名利两失。与此相反,西洋各国的商人,交易可靠,童叟无欺。例如出示一寸见方的样品,然后出售几万匹的布疋,从来没有与样品不符的。买主也不必一一开箱检查,便可安心收货。从这些情形看来,好象是日本人不诚实,而西洋人诚实。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知道并不是西洋人心诚实,日本人心不诚实,而是西洋人企图扩大商业范围,以获得长远的高额利润;如果不诚实,恐怕影响日后交易,而自己堵塞了利润的来源,所以不得不诚实。这不是由衷的诚实,而是算盘上的诚实。换言之,就是日本人的气魄小而西洋人的气魄大。然而,不能因为西洋人是卑鄙的贪婪的诚实,而学习日本人那种露骨的不诚实。不论为欲或为利,必须老老实实遵守商业的法规,只有遵守法规才能进行交易,从而促进文明的进步。在现代的人类世界上,除了家庭和亲友之外,不论政府、公司、买卖、借贷、一切事物莫不依据法规办事。法规的形式或许有些是可鄙的,但是与无法规的害处比较,其利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试看目前西洋各国的情况,由于人民智慧不断进步,气魄也越来越大,好象天地之间,不论是自然界或社会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限制人的思想,人可以自由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得出处理它的办法。对自然界方面,已经探索了它的性质,了解它的作用,并且还发现了很多根据其性质而控制它的规律。对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由于研究了人类的性质和作用,已经逐渐发现它的规律,从而根据其性质和活动,将要逐步地获得控制的办法。其进步情况兹举例如下:法律严密,减少了国内的冤狱;商法明确,使人民感到方便;公司法合理,因而举办大企业者日多;租税法妥恰,减少了私产的损失;兵法精湛(虽是杀人之术)因而减少了战争之祸患;国际公法虽然还不周密,但是多少也起了减少杀戮的作用;国民会议可以限制政府的专权;著述和报刊可以制止强者的暴行;近来听说将在比利时的首都,成立万国公会以谋求全世界的和平等等。这些都是法制的日益周密和实施范围日益扩大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通过法制以实现大德的事业。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叙述现代的西洋文明和探讨其来源,并不是这本小册子所能作到的事。所以在这里只引证法国学者基佐所著文明史以及其他各种著作的要点,略述其大意而已。

 

西洋文明的特点在于对人与人的交往问题看法不一,而且各种看法互相对立,互不协调。例如,有主张政治权的,有主张宗教专权的,有的主张君主政治,有的主张神权政府,有的主张贵族执政和有的主张民主政治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由争辩,胜负难分。由于长期形成对峙局面,即使彼此不服,也不得不同时并存。既然同时并存,即便是互相敌对的,也不得不在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允许对方的活动。由于自己不能垄断一切,又不得不允许对方的活动,于是便各持其说,各行其是,为文明进步尽一分力量。最后将溶为一体。这就是产生“民主自由”的原因。

 

现代的西洋文明兴起于罗马灭亡时期。大约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权势逐渐衰微,到五世纪时,情况更为严重,野蛮民族从各方面侵入,帝国的政权从此崩溃。在这些民族中,最强盛的是构成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民族。这些野蛮民族蹂躏了罗马帝国,摧毁了罗马数百年来的一切旧制度。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依靠暴力,无数的野蛮人成群结队到处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因此,一方面出现了许多国家,同时又有一些国家被吞并。到了第八世纪末,法兰克族的酋长沙立曼兼并了现在的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奠定了一大帝国的基础,大致形成了统一全欧洲的气势。但在沙立曼大帝死后,国家再度分裂并陷于混乱。当时法兰西和日耳曼虽有国家之名,但仍未具备国家的体制,每各人各逞其暴力,为所欲为而已。所以后世称这个时代为野蛮时代,或黑暗时代。这个时代包括从罗马末期到公元第十世纪约七百年的期间。

 

在这个野蛮黑暗的时代,只有耶稣的教堂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罗马灭亡后,似乎耶稣教堂也应随着被摧毁,但事实并非如此。教堂不仅在野蛮环境中安然无恙,而且还要感化这些野蛮民族,力图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中来,这种大勇大智是罕有的。因为开导无知的野蛮人,用高尚的道理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教堂规定了许多仪式,以虚饰的外形来迷惑人,在暧昧之中启发了他们的信仰。后世评论这个问题,不免讥为以妄诞之说蛊惑人心。但在当时无法无天的社会里,也只有耶稣教懂得天理人心之可贵。假如当时没有这个宗教,恐怕整个欧洲早就变成了禽兽世界了。所以,在这个时代,耶稣教的功德是不算小的,同时耶稣教所以能获得权力,也决不是偶然的。大体上说,当时控制肉体方面的事情,属于一般世俗的武力,而掌握精神方面的事情,则属于教堂的权限,形成了“俗权”和“教权”互相对立的局面。由于教堂的僧侣干预俗事和管理地方民间的事务,是从罗马时代传流下来的习惯,所以直到此时仍未丧失其权力。后世僧侣之能出席议院,也是渊源于遥远的上古时代(寺院权)。

 

当初罗马的建国,是由许多城市国家联合而成的。因此,罗马帝国统治区域内到处都是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都各有一套法律,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务,只是由于都臣服于罗马皇帝,才联合构成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帝国灭亡以后,市民会议的风气仍然存在,并成为后世文明的因素(民主政治的因素)。

 

罗马帝国虽然已经灭亡,但在过去几百年间,人们一向称这个国家为帝国,尊国君为皇帝,这种名称已经深深铭刻在人民的心里不可磨灭,既然忘不了皇帝陛下这个名称,则专制独裁的思想也必然要随这个名称留在人们记忆里。后世有提倡君主政治之说的,其根源即在于此(君主政治的因素)。

 

当时横行于天下的野蛮民族的风习和性格,虽然不能根据古书的记载详细了解,但推想当时情况,可以想象到他们是豪横剽悍不通人情的,其愚昧无知的程度几乎近于禽兽。但是,进一步加以详细分析,在其愚昧剽悍之中,自然存在着豪迈慷慨的气魄与独立不羁的精神。这种精神本来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也就是以英雄好汉而自豪的心理,或者是所谓大丈夫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勇气。在古罗马时代,并不是没有自由之说,耶稣教士也不是没有主张自由的,但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自由,而从未听说有主张个人自由的。主张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个性的风气,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创始的。在后世的欧洲文明中,把这种风气奉为至宝,直到现在仍然非常重视自由独立,这不能不归功于日耳曼人(自由独立的风气,胚胎于日耳曼的野蛮人)。

 

后来野蛮黑暗的时代逐渐结束,到处流徙的人民也定居下来,于是便过渡到封建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从第十世纪开始,到十六七世纪才崩溃的。这个时代就叫做“封建制度”的时代。在封建时代,法兰西,西班牙等国虽各有其国家之名也有君主,但君主只是徒具虚名而已。国内武人割据构成部落,据山筑城拥兵以自重,奴役人民自封为贵族,实际上形成了许多独立王国,穷兵黩武,互相倾轧。在黑暗时代,有个人的自由,到了封建时代,情形便迥然不同了。自由的权利,完全属于拥有土地人民的贵族所有。当时对于贵族既无约束的国法,也无人民的批评,贵族在一城之内俨然是一个至尊的君主,只有敌国来侵和自己力量薄弱,才是这个专制制度的唯一威胁。欧洲各国,大都形成了这种情况,人民只知有贵族,而不知有国王。如法兰西和西班牙,在当时根本就未能完成可以称为法国或西班牙国的国家体制(封建割据)。

 

如上所述,封建贵族虽然专权,但决不是能够以此支配整个的欧洲。宗教已经控制了整个野蛮人的人心,获得了他们的信仰,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宗教势力之盛,已达到极点。其所以如此,也决不是偶然的。本来人生在世,有时可能因机缘凑合而煊赫一时,有过人之力也可能歼敌百万,或因有超群才智而为天下唯一富翁,好象人间万事莫不由于个人才力而从心所欲。但是,一涉及生死幽冥之理,就不可解了。遇到幽冥之理,即使有沙立曼的英武,秦始皇的雄威,也完全无能为力,而只有凄然失望,空叹富贵若浮云,人生如朝露而已。人心的最脆弱处,也正在于此。如果用作战来比喻,就象没有设防的要塞,如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就象人身上最灵敏的器官那样,一旦受到打击,就要立刻退缩,而表示软弱。宗教的职责,是说明幽冥的道理和造化的奥妙,而解答人们的疑惑的。所以具有生命的人类,谁能不倾心呢?况且,当时又是文化未开,轻听轻信的社会,虽然是荒诞无稽之谈,也不足为怪。于是信仰宗教的风气弥漫于天下,只许忠诚信奉教义,而不许有所私议,这种专横情况,无异于王侯用暴政压迫人民。大体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的身体恰如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精神,一部分是肉体。肉体的活动,受王侯世俗政权的统治,精神的活动,听命于罗马教廷。世俗政权统治着有形的物质世界,宗教统治着无形的精神世界。

 

宗教既已统治了精神世界,控制了人心,而和王侯的世俗政权形成对立的形势,但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认为:精神和肉体哪个重要?肉体不过是次要的,是外在的,而精神则是根本,是内在的,我们宗教既已支配了根本的,又支配了内在的,怎能不过问外在和次要的东西呢?必须把它也划归我们支配范围之内。于是进而侵犯王侯的地位,或夺取其国家,或剥夺其王位。这样,罗马教皇就俨然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至尊。德意志皇帝亨利第四,因为触犯了教皇革勒格里,不得不在风雪严寒中,赤足站在罗马城下三天三夜,向教皇哭乞哀求赦免。这件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代(宗教权力的伸张)。

 

及至野蛮横行的风气稍戢,割据的形势遂已成,人们修筑城郭建造房屋,得到了安居以后,人们已不能满足于仅仅免于冻馁的生活。人们对渐渐讲究生活享受,衣服要轻暖,食物要鲜美,种种需要同时产生,再没有人留恋过去的粗野生活了。既然产生了需要,就必须有人供应这些物品,于是,开始有了工商业,各地出现了城市,市民中也有因此而发财致富的。这就是罗马时代以后城市的复兴。然而,这些市民聚集在一起,最初并不是强有力的。野蛮的武人固然留恋于过去的横暴掠夺生涯,但因大局已定,不能远出,在其近旁可供其恣意抢夺的对象只有市民。而从市民眼中看封建贵族武人是这样,他们来购买东西时,就是顾客,来抢夺东西时,就是强盗。所以,虽然进行交易,而同时又不能不防备他们的野蛮横暴。于是在集市周围筑起城郭,城中居民守望相助,一同防御敌人,祸福共之。开会时鸣钟召集居民,大家宣誓同心戮力,以表示忠诚,并在会上,从群众中推选数人为城市的领袖,担任指挥攻守事宜。这些推选出来的领袖一旦掌权,便可为所欲为,几乎与君主的专制没有两样,但有一条限制,这就是市民有权罢免他们,并改选别人。

 

这种由市民组成的独立单位,叫做Free city(自由城市)。由于这些城市抗拒帝王的命令。或与贵族军队作战,战乱几乎连年不息。(Free city即自由城市之意,其人民是独立的市民)从十一世纪起,在欧洲各国建立了很多自由城市,其中著名的,有意大利的米兰和仑巴底,在德意志则有汉撤同盟。从十三世纪初,勒倍基和汉堡等地的市民结成公会,势力日益强大,曾经发展到八十五个城市的大联盟。对此,王侯贵族不仅无法制服,而且和它缔结条约,承认它的独立,允许各城市修筑城郭、设置军备、制定法律、发布政令,俨然形成了独立国的体制(民主政治的因素)。

 

如上所述,从四五世纪以来,不论教会、君主、贵族、平民,各都形成一个体制,具备若干权力,仿佛完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没有达到把这些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地步,人民所争的只限于局部问题。还不知道什么叫作整体。后来从1096年,十字军兴起,这支军队是欧洲人为了维护宗教联合起来向小亚细亚进攻。这次战争是联合整个欧洲而以亚洲为敌的,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知道有欧亚两洲和内外的区别,而统一了方向。而且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也是关系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它使各国人民思想统一,开始关心国家的利害。所以说,十字军的兴起,使欧洲人民知道了欧洲的存在,使各国人民知道了国家的存在。十字军是从1096年开始,断断续续前后出征了八次,到1270年才宣告完全结束。

 

十字军虽然是由于对宗教的热忱而兴起的,但因历时达二百年之久,不能成功,以致人心生厌。各国的君主,也认识到争夺宗教权力不如争夺政治权力重要,与其远征亚洲侵占领土,还不如在欧洲境内开拓疆界有利,因此再没有人愿意作战了。经过这次战争,人民的眼界也有所扩大,并且也理解到在国内尽可以谋生,因而厌恶了远征。这样,远征的热忱便消逝得无影无踪,终于停止了行动。这种结局,虽似可笑,但对当时欧洲的野蛮人来说,由于看到了东方的文明,就把它吸取到本国,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同时,由于知道了有东西方的对立和内外的区别,因而奠定了国体。这可以说是十字军带来的结果(十字军的贡献很大)。

 

在封建时代,各国君主都是徒拥虚位,但是他们并不是心平气和的。另一方面,由于国内人民的知识逐渐提高,不愿意永远受贵族的羁绊,社会上又产生了一种变动,开始了压制贵族的端绪。例如,在十五世纪末期法王路易十一打倒贵族恢复了王权。后人评论路易十一的事业,似乎都认为他奸诈狡猾,行为卑鄙,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我们不应该不考察时势的变迁。在过去,完全依靠武力统治社会,可是今天,智力代替了武力,以狡诈代替了膂力,以权术代替了强暴,或用劝谕,或用引诱,巧妙地运用各种策略。这样,即使这种人的居心卑鄙,但不能不认为他的目的比较远大,有重文轻武之风。在这个时代,王室的集权,并不限于法兰西一国,英国、德意志、西班牙等国也莫不如此。各国君主固然力图实现集权,而人民也想假借王室的权力消灭贵族这个仇敌,因此形成了上下相投打倒中间的风气。于是全国的政令渐渐统一,初步形成了政府的体制。并且,在这个时代,火器的使用日益盛行,渐次废弃弓马之术,谁也不再畏惧匹夫之勇了。同时又发明了刻板印刷技术,好象给人类社会新开辟了传达意志的道路,人的智慧迅速发展,事物的轻重也急剧变化,膂力让位,智力跃占了上风。封建武士权势日趋没落,没有立足之地,宛如孤悬于半空之中。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渐集中于一个中心政府(国家的统一)。

 

长期以来,教堂专权恣肆,有如旧日的专制政府的继续,虽然内部已经腐败不堪,但仍然抱残守缺,不知变通。再看社会上,人智日开,人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愚昧轻信,读书识字已经不属于僧侣的特权,普通的人也有读书的了。既然知道读书懂得寻求真理的方法,对事物就要发生怀疑。然而,“怀疑”二字,正是教堂的禁忌,二者势不两立,终于在社会上掀起了改革宗教的大浪潮。1520年,著名的路德首倡改革宗教,背叛罗马教皇,提倡新教,震动了天下人心势不可当。但是,罗马还象病狮虽然气力已经衰弱,然而狮子毕竟还是狮子。当时旧教如狮,新教似虎,双方胜负难分,在这场斗争中欧洲各国死人无数,结果创立了“新教(Protestant)”这个新的宗派。新旧两教都未失去地位,路德的努力也未归于徒劳,但从杀人的惨酷来说,新教所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代价高低,姑且不论,但究其目的,双方都不是争论宗教的正邪,而是争论是否允许信仰自由,不是争论耶稣教的是非,而是争夺罗马的政权。所以这场斗争是表现了人民争取自由的新风气,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一种征象(宗教改革是文明的征象)。

 

从十五世纪末叶起,欧洲各国的国家权力渐渐集中于政府。最初人民只是仰慕王室,还不懂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国王想排斥贵族,又不得不依人民的力量。为了一时权宜之计,国王与人民俨然结成同盟,互相利用,有时政府还特地授给人民以若干权力,这就提高了人民的地位。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到十六七世纪,封建贵族已经销声绝迹,宗教纠纷虽尚未平息,但大局已定,国家的内部,只剩下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了。但是,热衷于专权乃是有权者的通病,各国君王也不例外。这时,人民与王室之间便开始发生了争端,这种斗争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在这个时期,王室的权威虽然不算小,但人民由于从事工商业,积蓄了财产,还有不少人购买了贵族的土地而成为地主。这些人既有了土地和财产,又善于经营终于垄断了全国的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人,因此对于王室的专制,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过去曾以罗马为敌进行了宗教改革,而今天已经形成了以王室为敌实行政治改革的趋势。从事情的性质来看,这两者虽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但在发挥独立自由的风气而成为文明的征象这一点上,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可能是,以往自由城市的精神,这时又逐渐复兴起来了。从1625年查理士一世即位起,民权学说和宗教的争论都很激烈。忽而召开议会,忽而封闭议会,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到1649年终于废除国王,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又经过种种变乱,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才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政府的方针,根据自由民主的原则,确定了君民同治的政体,直到今日。

 

法国在十七世纪初路易十三时代,由于首相黎塞留的力量,加强了王室的权威。1643年路易十四世继承王位时,年仅五岁尚不知国事,又当内外多事之秋,但国力并未削弱。后来国王成年,天资聪颖,继承了祖宗的遗业,不仅威服海内,并屡次与外国交战,获得胜利。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王威显赫,达于极点,法国王室的兴盛,以这个时代为最。但是,到了他的晚年,军威渐衰,政纲松弛,王室衰微的征象已经隐约可见。路易十四的衰老,不仅是他本人的衰老,也可以说是欧洲王权的普遍衰老。到了路易十五时代,政府腐败已极,无法无天几乎达到顶点。若与以往相比,前后的法兰西判若两国。但从另一方面就法国的文明来说,在政治腐败的这个时期,文明的昌盛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十七世纪,学者的议论中并不是没有自由思想,但他们的见解未免过于狭隘,到十八世纪,其面目才焕然一新。不论宗教、政治学;哲学理论、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无不蓬勃发展,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经过研究、质疑、分析和试验等等,人们思想豁然开朗,仿佛没有任何阻碍。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情况,王室政治是在停滞中腐朽下去;而人民的思想则由于追求进步解放而生气勃勃,王室与人民之间产生了一触即发的形势。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冲突的表面化。这类事件的爆发,英国是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是在十八世纪末期,虽然前后相隔百余年,论其发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结果,可以说两者是同出一辙。

 

以上是西洋文明的梗概,关于详情细节,请参阅“文明史”译本,学者倘能对该书全面地前后联系起来,反复加以研究,必能得到很大的裨益。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如前章所述,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象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可是,我们日本的情形,就与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比虽有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体。即或镕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现出本色。这好比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现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银货币一样。这就叫作偏重。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或者因为卑怯而误事,或者因为过激而出乱子,这种事例从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偏重的祸害,有权者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

 

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本书第二章曾谈到一国人民的风气问题,而权力的偏重也是这种风气之一。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愤恨政府的专制,就是责难人民的放肆。但若详细观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国有千百个天平,不论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于一方,失去了平衡。又如一个三角四面体的结晶物,即使把它破成一千块一万块,或者把它捣成粉末,它的每一个分子仍然不失三角四面的特征,若再把这些粉粒合成一小片或者一大块,仍然形成三角四面体的形状。权力的偏重,就象上述比喻这样,普遍贯穿到每一事物的最微细的末端,然而这种情况并没引起学者的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无非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议论也就多半偏于这一方面。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谈谈偏重问题。哪里有男女的关系,哪里就有男女权力的偏重,哪里有父子的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的偏重,在兄弟的关系上是这样,长幼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家庭间如此,社会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如师徒、主仆、贫富、贵贱、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这一切上面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进一步从人类种族社会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封建时代,诸侯有大小之分,寺院有正支之别,神社有本末之异等等,只要有人的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偏重。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象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唤村长谈话时,态度傲慢无礼令人厌恶,但是这些小吏在长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怜亦复可笑。村长受到小吏的无理叱责,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里无理叱责村民,又极可恶。甲受乙的压迫,乙受丙的压迫,压迫欺凌循环不已,这也可以说是一奇观。本来,人的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的程度,按照各个人的条件(Conition)分为无数等级,虽然存在这种等级,但并不妨碍人与人的交往。然而,由于人们这些情况的不同,往往他的权利(Right)也跟着不同,这就是权力的偏重。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现在的情况好象只有政府是有权者。但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有权,就能得到比较细致的结论。政府本来是人民相聚处理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称之为君主或称之为官吏。而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当权的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习惯,但实际办事的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一旦进入政府,并不会立即改变其生来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权的,也不过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罢了。例如,在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贱民充任政府要职的事,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只是因袭过去,充其量也不过作得比较巧妙些罢了。所谓巧妙,是指弄权方面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压人民,使人民畏惧。如果让这种人处在民间,他们的作风也是一样,让他们留在乡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这种作风,总之,这是我国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本来,专权就是有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要迷醉于权力,进而滥用职权。也许因为政府或一家的具体情况,势非专权不可。然而,就一般人来说,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旦参加了政府,就立刻学会弄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现在必须探讨其原因,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西洋人的著作里有这样说的:亚洲人弄权的原因,是由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口过多和在地理上山海险阻广阔,因而产生了极端的幻想和恐怖之念的原故。用这种说法来说明日本的情况,能否解决问题,很难断定。即使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都属于自然条件,人力是无可如何的了。所以,我想只就事物的发展来阐明弄权的原因。苟能找出原因,也就会有适当的对策。我们日本在开国之初,也和世界各国一样,若干人民结成一群,由群里膂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物来支配一切,或者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当酋长。根据历史记载,神武天皇就是从西方率领着军队来的。统治一群人民,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所以在酋长之下必须有辅助他的人,而这些人可能都是从酋长的亲戚或朋友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同心协力,形成了一个政府的体制。政府体制形成之后,政府里的人便成为统治者,人民便成为统治的对象,于是就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叫作上或主或内,被统治者叫作下或客或外。因此,上下、主客,内外的区别,也就截然分开了。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自古至今,人的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可归纳成为这两种因素,而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例外(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统治人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必须膂力与智力兼备,并且还须有些财富。既能具备膂力与智力且有财富,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权力。所以,统治者必然都是有权者。而王室则在这些有权者之上,集中他们的力量统治全国,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同时,被统治的人民,由于王室由来已久,也就越来越服从它,自从神功皇后时代以来,屡有外征,由此可知,当时皇室已威服全国,毫无内顾之忧。后来,文化渐开,有了养蚕、造船的技术和纺织、耕种的工具,以及医儒、佛教的书籍等其他各种文明事物,其中,有的从朝鲜传来,有的是本国发明的,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渐丰富起来,但管理这些文明事物的权力,全部操在政府手里,人民只有俯首听命而已。不仅如此,连全国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体,也都成为王室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被统治者等于统治者的奴隶。到了后世,仍有“御国”、“御田”、“御百姓”等的称呼,这个“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体都是政府的私有物。仁德天皇看到民间炊烟遍起,曾说:“朕已富矣”,这毕竟是出于爱民之心,视人民的富裕为自己的富裕,堪称心平气和的仁君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天皇是把天下看成一家和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形势之下,天下大权都集中于王室,因而,权力经常偏重于一方面,一直到它的末代。总之,如前所述,从至大到微小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如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千万个,就有千万个的偏重,把它归纳成一百个,就有一百个的偏重,若缩小到王室与人民这两层,则两者之间也有偏重,也就是权力经常是偏重于王室的一方面(国家权力偏重于王室)。

 

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的权力归于武门,似乎从此武门与王室平分秋色,人与人的关系为之一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源、平二氏或是王室,都是属于统治者的范畴,国家权力归于武门,只是这个统治者把权力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而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依然保持着上下、主从的形势,和以往丝毫没有两样。不仅如此,在光仁天皇宝龟年间,更下令天下,划分兵农,从人民中间选拔既富裕又有武艺者服兵役,使羸弱者从事农业。这个命令的精神在于,使富而强的人用武力保护弱小者,贫而弱者就得从事农业以供养武人,因此贫弱者越发贫弱,富强者越发富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权力的偏重更加严重了。根据各种书籍的记载,自源赖朝就任六十余州的总追捕使之后,在各郡设置“守护”,在各庄园设置“庄头”,从而削弱了以往的国司、庄司的职权,从那时起,所有的统治阶级出身、手下又有人的武士们,凡有可夤缘攀附者都当上了守护或庄头,他的部下便称为“御家人”,而受守护庄头的指挥,因此,都成了幕府的部属,并且还制定了每百日交代一次,轮流守卫鎌仓的办法。到了北条时代,情况也大致相同,国内到处都有武人。承久之乱时,北条泰时,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十八骑鎌仓出发,但到了同月二十五日,仅仅三日之间,东国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结完毕,共数达十九万骑之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武人,经常忙于备战,根本没有时间从事农业,而依靠农民的供养过活。兵和农的界限愈分明,随着人口的增加,武人的数目也就愈多。源赖朝时期,曾把关东直属的武士,大部分派充各郡的守护,每隔三年或五年调动一次,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都变成了世袭的职务。北条氏灭亡,到了足利时代,这些守护便互相吞并,有兴起的,也有灭亡的,有被土豪驱逐的,也有被部下纂夺的,因而逐渐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概括地说,自从建立王朝以来,日本的武人,最初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掌握权力,拥护王室。在到鎌仓时代以前这段时间里,逐渐结成为若干小集团,这才有了大诸侯小诸侯之称。到了足利时代,又结成更大的集团,但是这些集团未能进一步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应仁年代以后的混乱局面,和武人的极盛时代。武人跋扈的社会里,有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是在人民的社会里,却没有任何变化,只知从事农业以供奉武人。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只有从旁观其演变而已(由于武门兴起后,破除了对神权政府的迷信,其益处在第二章已有论述)。

 

根据新井白石的说法:“天下大势经过九次变迁,才到了武门时代,武门时代又经过五次变迁,才到了德川时代。”其他各家的说法也与此大同小异。这种说法,只是关于日本执政者的新旧交替,说它有几次变迁。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象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至于新井先生的“读史余论”,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史书。该书虽然论到天下大势的变化,但实质上并不是天下大势的变化,早在王室时代局势已定。自从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成分和划分了兵农以后,这种界限更加明确,直到今天,从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在王代的末期,虽有藤原氏的专权和太上皇的听政,但这些都是王室内部的问题,当然与天下形势毫不相干。后来,平氏灭亡,源氏兴起新建幕府于鎌仓,北条氏以陪臣身分执政,足利与南朝对抗而被骂为逆贼,以至于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等相继执政,先后统治了全国,但是这中间只有统治方法的巧拙不同,全国局势,依然如故。所以,北条氏、足利氏所喜欢的,也同样为德川氏所喜欢,甲所忧虑的,也同样为乙所忧虑,甲乙处理其所喜忧的问题的方法,完全也毫无差异。例如,北条、足利政府喜欢五谷丰登、人民驯顺,德川政府也喜欢这样,北条、足利政府所畏惧的叛乱者的种类,在德川时代也是一样。但回过头来看看欧洲各国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欧洲各国,如果在人民当中有了新的宗教主张,政府马上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过去人民只畏惧封建贵族,但随着社会工商业的逐渐发达,中产阶层有了权力之后,又不能不对它有所喜欢或畏惧了。所以,在欧洲各国随着国家形势的变迁,政府也就随着改变其情况。只有我们日本情况不同,不论宗教、学术、商业、工业等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政府也无须忧虑和恐惧形势的变化。发现有与政府意图相抵触的,可立即下令禁止,所唯一忧虑的,是惟恐从同一阶级中有人起来推翻执政者(所谓从同一阶级中起来的人,是指统治者中的人)。所以说,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同样事情的重复。这就好象多次诵读同一版本的书,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戏剧一样。新井氏所谓天下大势的九次变迁,或五次变迁,只不过是一出戏上演了九场,或上演了五场罢了。某一西洋人的著作里曾经说:亚洲各国也有骚乱和变革,其情况无异于欧洲,但并未因这些变乱而促进国家文明的进步。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政府虽有新旧交替,但国内局势仍原封未动)。

 

如上所述,政府虽有变革交替,但国内局势从不改变,权力永远偏重于一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好象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关系。不论有形的膂力或无形的德智,以及学问、宗教等都操在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人狼狈为奸,争权竞势,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荣辱和廉耻也集中在他们中间。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属于这群统治者,至于被统治者则从来漫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冷眼旁观而已。例如,日本古代常有战争,如甲越之战,上国与关东之战,光听这些名称,仿佛是两国交战,其实绝对不然。这种战争,只是两国武士之间的战争,人民根本未参与其事。所谓敌国,本来应该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敌,即使不是手执武器奔赴战场,也是应该时时刻刻祈祷本国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无论在任何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忘敌我,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敌对国家,才能表现出人民的爱国心来。但是我国的战争,自古以来,就不是这样。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袖手旁观,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谁强大就畏惧谁。所以,在战争时期,随着风色的转变,也许昨天还给我方输送辎重的人,今天就要去替敌方运送军粮。在胜负已定战争结束时,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辱,人民所感激和欢迎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田赋。兹举例说明如下。北条氏的地盘是关东的八州,因败于丰臣氏和德川氏而灭亡。灭亡后,八州土地被仇敌德川氏占领。德川家康虽然是个杰出人物,但是怎能设想他一下子就压服了八州的敌人。这是因为八州的人民,既非敌方也非友方,而是北条氏对丰臣氏战争的旁观者。所以,说德川氏进驻关东后所进行扫荡和镇抚残敌,只不过是讨伐北条氏的遗臣而已。至于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好象只用手摸摸头一样,立即使他们安定下来了。这种例子,自古以来举不胜举,直到今日,情况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因此,也可以说日本从来还没真正形成一个国家。如果今天日本和外国发生战争,连同日本人民之中虽然不拿着武器临阵作战,但是关心战争的人,姑且也看作“参战者”的话,然后再把这些参战者的人数和那些所谓“观战者”的人数相比较,孰多孰少,是可以预知的。我曾经说过,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也就是指此而言的。固然,在欧洲各国也常有利用战争手段吞并外国领土的事情,但是吞并外国领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不用强大的兵力加以镇压,或者与当地人民相约,给与若干权利的话,要想把占领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东方人和西方人风气大不相同(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

 

因此,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发挥其才德,从而不得不自动地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象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阁,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农民,情况并没有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加入了武人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农民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不过,假设藤吉处在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欢这位英雄的作为。或者假设藤吉生在今天,作他过去所作的事,并且使那些独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评论藤吉的事业时,恐怕这些市民一定要认为藤吉是个没有情谊的人,并且要骂他是不管故乡,背弃农民伙伴,只贪图个人名利而投靠武门的人,而唾弃他。毕竟藤吉和这些市民观点不同,尽管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二者始终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独立市民,在行为方面虽然也有些粗暴过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们决没有依靠别人。他们致力于商业,为了保护商业还设置了武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起来,品行也随之提高,虽然在国会等场合,常常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压制人民,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而已。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说,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从职业上说,就是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同业关系,而提出各自的主张,保护各自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别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的中国,楚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说道:“是可取而代之”;汉高祖看到也说:“大丈夫当如斯也”。现在分析这二人的心理,则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可乘之机,想要逞其个人的野心,夺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罢了。也许其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但这也不过是懂得笼络人心,手段比较巧妙而已,至于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毫无二致。在我国,自古以来所谓英雄豪杰人物,固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高祖。有史以来,在日本全国,象独立市民所作的那样事迹,连作梦也想象不到(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近来,虽然偶尔听到神道这个名称,但也不过是在政府的变革时期,假借王室的余威,想弄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照我看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古来日本虽然出现了不少所谓名僧,有的到中国取经,有的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假借他们的势力来传播宗教,甚至还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为荣的,如任命僧侣为“僧正”、“僧都”等职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①里,就曾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2年的诏旨里,曾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据《释家官班记》)。根据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职,并以其职位与群臣争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为荣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如果现在要了解实际情况,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7年,传教大师在比睿山开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以镇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弘仁7年,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开山立宗,天皇曾赐给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都的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时代,还有鎌仓的五山;在近代,又有上野的东睿山、东京芝区的增上寺等等;以上这些寺院没有一处不是凭借政府的力量而兴建的。其他,历代天皇中归依佛教的,或者亲王出家的,也非常多。相传白河天皇有八个儿子,其中有六人出家为僧,这也是宗教取得权势的原因之一。只有“一向宗”比较接近于独立,但也未能免于这种弊病。在足利末期的大永元年,一向宗的实如上人曾向天子献纳即位用的经费,因此天子封他为“永世准门迹”赐给他和出家亲王相等的地位。同情王室的衰微贫困,贡献有余的金钱,从僧侣的本分来说,本是应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西三条入道”的中介,用金钱购买了这一爵位。这可以说是卑鄙之至。所以,自古以来所有日本国内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祈祷之所,就是将军、执政者们所建立的;总之,都是御用的寺院。如果问寺院的来历,不是说有受某某将军封为食米几百石,就是住持的身分如何等,就好象士族叙述他自己的家谱一样,听起来令人作呕。寺院门前不但立着下马牌,僧侣出门时,还前呼后拥,净街开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诸侯还要威风。然而,如果考察一下这种威风的根源,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宗教的威风,而是假借政府的威风,无非是属俗权中的一部分而已。佛教虽盛,但是完全被收罗在政权之下,普照十方世界的,不是佛光,而是政权的威力。所以,寺院没有独立自主的教权,归依佛教的人没有信教的诚心,也不足为奇了。这里有一证据,自古以来,日本几乎没有因为宗教而引起战争一事,就可以说明日本的信教者是如何懦弱了。信仰宗教的具体表现诚心归依的,只有一些无知无学的村妪野夫的流泪哭泣而已。从这种情形来看,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工具,只能用于安慰最愚昧的人们的心而已。此外,无任何功用也无任何势力。据说在德川时代,曾有僧侣因破了戒——只是在宗教上破了戒,而不是犯了世俗之罪——,而被政府逮捕起来,游街示众,然后处以流刑。从这种例子就可以看出僧侣是多末没有势力,也可以说僧侣就是政府的奴隶。近来政府下令允许全国僧侣食肉娶妻,根据这个命令来解释,以前僧侣之所以不食肉不接近妇女,并不是因为遵奉宗教的教义,而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所以才不敢不这样。从这些情形看来,不仅僧侣是政府的奴隶,也可以说日本全国根本就没有宗教(无宗教权)。

 

①905——910年以朝命制定的并用汉文写的有关宫中、朝廷、百官及各地方的仪式、礼节、规章制度的会典。

 

宗教尚且如此,儒学就更不必说了。儒书之传入日本,已经很久,如在王朝时代曾设有“博士”,天子躬读汉文书籍;在嵯峨天皇时,“大纳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劝学院,教导皇族和贵族子弟,宇多天皇时,又有“中纳言”藤原行平设立奖学院等等,汉学逐渐普及,尤其是日本的和歌,自古以来就很盛行。虽然如此,这个时代的一切学问,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一切著作书籍,也都出于官宦之手。同时,因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人民根本就无法受到教育。在鎌仓时代,虽然录用了大江广元、三善康信等儒学家,但这些人也是为政府服务的,从没听说人民中有过学者。承久3年,北条泰时攻入宇治势多时,后鸟羽上皇曾降下一道圣旨,据说当时在北条所率领的五千余名士卒中,寻找能宣读圣旨的人,结果只找到武藏国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了。从这时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学完全成为僧侣的事,想学习文字的人,非靠寺院不可。后世把学习文字的学生叫作“寺子”,就是因为这种原故。有人说,日本印刷书籍,是由鎌仓时代的五山创始的,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在德川初期,始祖德川家康,首先任用了藤原惺窝,接着又任用了林道春,以后在太平日久,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儒学家,一直到近世。如上所述,学术的盛衰完全是随着社会的治乱,并未得到独立的地位,在数十百年的干戈动乱期间,完全被操在僧侣之手,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一大憾事。从这件事看来,也可以了解到儒家的情况还不如佛教。但是,在兵荒马乱时期学术衰微,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欧洲,自中古黑暗时代到封建时代,文化的权利,也是完全操在僧侣之手,到了十七世纪以后,社会上才开始有了学术。另外,东西洋在学术风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所以,关于东西洋学术风尚的是非问题,暂且不谈,仅就学术发展的过程,说明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指,在乱世之后,当学术产生时,这个学术在西洋各国是从一般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是从政府中产生的。这点有所不同。西洋各国的学术是学者的事业,在学术的推广上,并无公私之别,而只是在学者的社会中;然而我国的学术,却是属于所谓统治者社会的学术,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试看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的学校,不是幕府本身设立的,就是各藩诸侯设立的。固然也有著名的学者和大部头的著作,但是学者都是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官方出版的。固然在“浪人”中也有学者,私人也有刻印书籍的,但是,这种浪人是想作诸侯的家臣而不可得的;私人刻印的书籍,也是希望由官方出版而未能如愿的。在日本国内,从未听说过有学者的学术团体和议论、新闻等的出版,也未见过有传授技术的场所和群众集会讨论的举动。总之,一切有关学术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私人办的。偶尔有硕学鸿儒开设私塾从事教学,其学生也必然都是士族。这些人享受世袭的俸禄,侍奉主子,利用业余学习文字。教学的内容也完全符合秉承统治者的要求,专门讲授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即使读破万卷书,如果不能做官,也是毫无用处。或者偶尔有所谓隐君子的,其实也不是甘心隐居,这些人往往是悲叹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不然就是与世隔绝放荡不羁。这种情况就如同日本的学者被关在叫作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做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幸而社会上汉学的教育尚未普及,学者还不多。假如按照汉儒先生们的愿望,出现了无数的学者,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牢笼里,而感到无法容身的时候,其怨恨和苦闷必将更甚,岂非可怜之至。这样牢笼有限而学者层出不穷,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笼外还有人间世界也不懂得怎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当代的权贵,甚至唾面自干而不以为耻。在德川时代,学者一旦得志就是政府和各诸侯的儒官。在名义上虽称为儒官,其实只是给他们一个穿官衣的身分,并不尊重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同时也不让他们参预所喜爱的政务,仅仅给他们五斗米的俸禄,让他们教导孩子们读书罢了。因为当时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才不得不使用他们,这就好象让“秽多”①只限做皮活一样,其卑屈下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对这种人能要求什么呢?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在这种人当中没有独立的团体,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一定的主张也不奇怪。而且,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人民偶尔也有稍有气魄的儒者对此表示不满,但是,追本溯源,完全是由于夫子自己播种培植的种子生长,蔓延起来以致身受其害,这可以说是作茧自缚。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

 

①被压迫的所谓“贱民”,又称“部落民”。

 

如前节所述,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能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象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拚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武人剽悍而果断,忠诚而直率,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毫无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连年战争,当时日本武风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败而亡国的,也有一战功成而建立基业的,既不论门第出身,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富贵转瞬可得。日本这时的情况和罗马末期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相比,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之不同,但确实相象。在这种时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象日耳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独立自由的精神那样,我国人民的风气应该发生一场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开头所述,权力的偏重,自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一切人的关系中,即使经过震动也没法改变它。这个时代的武人,虽然好象是豪迈不羁,但是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既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于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目空一切,要求个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引诱,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什么是外界的力量呢?这就是为祖先、为门第、为君、为父或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这个时代出师的名义,没有不是假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祖先、门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制造名义作为借口。无论是多么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单靠他的智勇举事的。兹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在足利时代末年,四方豪杰,或假借驱逐他的主人,或为君父报仇,或为复兴祖先门第,或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理由,而纠集党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但是他们所期望的却只是晋京一事,究竟晋京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要谒见天子或将军,假借用其名义以号令天下。至于未能晋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领王室的封官,以这种官职,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古来风行于日本武人间成为一种惯例,如源、平两氏等酋长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并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义上还保存着将军,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作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名义。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出于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降旨,立王子为光明天皇。这件事,任何人看来,都知道并非出于尊王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掳了将军义昭,但后来感到将军的名义不如天子,于是驱逐了义昭,直接挟持了天子。这并不是由于谊厚,事实上是最露骨的阴谋诡计,是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然而,他在表面上仍然高谈忠信节义,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作为借口,自以为得计,而他人也不怀疑,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他的党羽中,不论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分,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虽在兵慌马乱的时代也不能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将,大将之下有家臣,其次有骑士,再次有步卒以至于杂役,僮仆,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其权利义务也随着名分而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而又骄矜于彼。譬如,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对甲卑躬屈膝,好象是受到不可忍受的耻辱,但乙对丙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用后者的得意以补偿前者的耻辱,使其不满得到平衡。如此丙取偿于丁,丁又求之于戊,一环套一环无休无止。这恰如借钱给东邻而向西邻索还一样。如果以物质作比喻,西洋人的权力就象铁,既难使它膨胀,也难使它收缩;而日本武人的权利,则好象橡胶,其胀缩的情形随着接触物的不同而不同,对下则大肆膨胀,对上则立时收缩。把这种偏轻和偏重的权力,集成一个整体,就叫作武人的威风,遭受这个整体压迫的,就是孤苦无告的小民。为小民着想固然可怜,但从武人集团来说,却不得不说这是上自大将下至杂役僮仆的共同利益。不仅是求得了共同利益,而且还似乎保持了上下关系的整齐和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指在他们集团之内上下之间,人人都表现出卑屈的丑态,但是他们硬把整体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光荣,反而抛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屈的丑态,由此另外制造成功一种秩序,并且安于这种秩序。习惯成自然,终于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这种习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武人特有的风气。如果单就某一点或某种场合来说,也可能有不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例如昔日三河武士隶属于德川氏的情况就是这样。武人的相互关系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必须有一种无形的最高权威。这种最高权威就是王室。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权威,应该是属于人类的智德,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智德,真的权威也不可能属于王室。于是武人们想出一种策略,只把保留王室的名义,使它徒拥虚位,而把实权掌握在武门手里,这就是当时的四方豪杰,所以热衷于晋京和故意保存形同儿戏的名分而加以利用的原故。如果寻求其根源,那就是由于,日本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因而不以这种卑鄙的行径为可耻(乱世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

 

现在特别提出一件自古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便可以看出日本武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就是关于人的姓名问题,本来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成年后也有改名的,但这不是应该受他人的指使。有关衣食住的用品,好象可以按各人之所好自由选择,但多半要受外界的影响,随着社会的风尚而改变。然而,人的姓名却不同于衣食住上的用品,命名时当然不受别人的指示,即使是亲戚朋友,如果不是本人向他们征求意见,谁也不能随便过问,在有形的事物中,这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部分。在用法律规定禁止更改姓名的国家里,当然要遵守法律,这样也不算妨碍自由。而在可以自由更改姓名的国家,例如想把源助这个名字改为吉平,或者不改,这种自由完全属于个人,就如同夜间睡眠时脸向左侧躺着还是脸向右侧躺着完全由自己决定一样,根本与他人无关。可是,古来日本武门竟有接受赐予“偏讳”而准许冠姓的惯例,这是一种卑屈低劣的风气。即以上杉谦信的英武也未能例外,也曾接受将军义辉的偏讳改名为辉虎。还有更甚的例子,如在关原之战以后,天下大权归于德川氏,诸侯中凡是冒姓丰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复本姓,这种改姓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是奉命而行,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卑屈的行迳。或者有人要说,改名冒姓是当时的风俗,并无人介意,所以今天不能加以责难。其实绝对不然。凡冒用他人姓名的,其内心并不会愉快,这是古今人之常情。由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足利时代永享6年,鎌仓的将军持氏之子,成年后命名为义久,当时曾有管领上杉宪实建议应循例请求赐室町赐讳,但未采纳。此时持氏已经有独立的意思,姑不论其意图如何,总之,他可能认为冒用他人的姓名是可耻的事。再如德川时代,相传细川氏曾谢绝过赐姓松平,这件事民间传为美谈。这件事是真是假虽不清楚,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一点上,却是古今相同的。上述有关姓名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件事却说明了古来以义勇见称的武人,其实是何等的卑鄙怯懦,同时还为了说明有着权威的政府,其力量是如何可怕,而且这种力量能够渗透到人心的深处,足以控制人心的动向,在这里多赘述了几句。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从上古以来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因素,并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在人民之中也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而宗教和学问也都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从未能获得独立。乱世的武人虽然貌似义勇,但不懂得什么是个人。无论乱世或治世,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大到最小,到处都存在着偏重现象,同时,不依靠偏重,则任何事情也行得通。这种情况,恰如用一种药治万病,靠这一种药的功效来滋补统治集团,然后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当权者一人手里。如上所述,无论王朝的政治或将军的政治,无论北条、足利的策略或德川的策略,其实质都是一样。如果说彼善于此,或此逊于彼,不过是视其运用这偏重的手段巧拙而判断其得失罢了。只要把偏重的手段运用得宜,能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执政者的手里,便是万事大吉,别无所求了。根据古来的习惯,有所谓“国家”二字,这个“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所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富也叫作就是为了“富国”,这种情况表明“国”已经被“家”吞没了。因为用这种思想来定政治的根本方针,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图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山阳外史,曾评论“尾大不掉”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也就是说,足利氏没有实现偏重,未能把权力集中于足利一家而已。作为当时的儒者,当然会有这种看法,不过,这毕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论调。如果认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失策,那末,对于德川的“头重脚轻”就不能不感到心满意足了。自古以来,所有集权政治,再没有比德川氏运用得更巧妙更漂亮的了。自从德川氏统一了日本以后,便为他的一家大兴土木,耗费了诸侯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拆毁了各藩诸侯的堡垒,禁止各藩修筑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只,不许军火运入首府,并将各诸侯的妻子拘留于江户,叫他们兴建宅邸,引导他们浮华堕落,不使从事正业。如果看他们还有余力,就借“效劳”或“警备”等等名义,使他们疲于奔命。这种有令必行,有命必遵的情况,恰如先挫伤了人家的手足然后与之角力一般。在集权的政治中,这可以说是最高明的典型了。倘为德川家族的利益着想,确实可以说是极尽巧妙的能事了。本来,成立政府,必须保持一定均势由中央掌握权柄以控制全局,需要有这种均势的,不仅仅是我们日本,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如此。野蛮未开化的古代日本人,尚且懂得这种道理,所以,从数千年的古代以来,一直对于“专制”念念不忘。何况在文化逐渐进步的后世,谁能设想剥夺了政府的权力以后,还能实现文明呢!政权存在的必要,就是小学生也会知道的。但在西洋文明的各国,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一处。政令虽出于一个政府,但其政令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即或不能代表全体的意志,也是根据人民的意见稍加变通,或把各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而集中起来统一发号施令罢了。然而日本,自古以来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也可以说是敌对关系。德川政府耗费诸侯的财富,就无异于战胜者索取战败者的赔款。禁止国民造船,制止诸侯筑城,也无异于战胜者拆毁战败国的炮台。这是对本国人所不应有的行为。

  处理社会上一切事物时,在步骤上,都分为第一步和第二步。在处理第一个阶段,即迈第一步时,必须首先考虑到怎样适应第二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第二步支配第一步。譬如,谚语所说的“苦为乐之因”和“良药苦口”,就是如此。把痛苦当作痛苦而躲避,把苦药当作苦药而厌恶,这是人情之常。如果只看事物的第一步,那末,躲避或厌恶,也似乎是应该的。但假如为第二步即安乐和恢复健康着想,就不能不忍受第一步的苦了。至于权力的偏重即集权,也是为了暂时维系全国的人心,在处理事物上,定出先后的顺序,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不是出于恶意,这就是所谓第一步的措施。不仅如此,偏重运用得巧妙的,偶尔也可能达到惊人的漂亮,但在发展到第二步时却暴露了以往的弊病和第一步处置的不当。由此可见,专制政治愈巧妙,弊病愈甚,统治愈久,贻害愈深,终于成为难以医治的遗毒。德川时代的太平,就是一例。到了今天,想改革社会状况,进入人的关系的第二步的时候,情况异常困难。原因何在呢?在于德川的专制方法十分巧妙,而且统治的年代又很长久。我曾经对此这样评论过:“粉饰专制政治,好象闲散的退休者摩擦心爱的葫芦,虽日夜不停费尽心力,而结果仍然是个圆形的葫芦,只不过是增加些光泽罢了。当时势已变将要发展到第二步时,仍然留恋旧的事物而不知加以变通,为了追求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而在脑子里虚构出一个幻想,然后把它当作事实来追求,求之不得因而感到苦闷,这就象不知葫芦已有裂痕,仍在摩擦一样,未免太愚蠢了”。我这样说可能是对的。总之,这都是只看到事物的第一步而不知有第二步,只停止在第一步而不迈进到第二步,而以第一步妨碍了第二步。如此作法,即使用第一步的偏重,保证了事物的顺序,但实际上不但未达到目的,倒把人的关系窒息了。既然使人的关系窒息了,那么,山阳外史里所说的“尾大不掉”也好、德川的“头重脚轻”也好,孰是孰非无从分辨。总之,外史之类也只是着眼于事物的第一步,是一种摩擦葫芦之见。

 

试看德川的统治,人民就如同处在那种专制偏重的政权下,如果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活动,就好象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不但在身分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象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象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但因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经过几百年之久,这种习惯终于变成了人的本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敢做敢为的精神”。譬如,贫苦人民,因为都是无知的文盲,受人轻蔑,以致年年岁岁贫上加贫,这种痛苦,简直是人类世界中最甚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克服困难敢作敢为的勇气。对于不期而至的苦难,虽然善于忍受,但没有人积极去克服苦难而争取未来幸福的。不仅贫苦人民如此,就是学者和商人也莫不如此。总之,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而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最近虽有废藩之举,而国民风气依然未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还是十分清楚毫未改变的原因所在。如果溯本穷源,完全是由于权力的偏重所致,也可以说是忽视事物第二步所贻留的弊害。所以,假使不察明这种弊害,清除这种偏重,无论处于乱世还是治世,文明都不会进步的。不过,如何治疗这种病患,属于现代政治家的工作,而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是介绍这种病患的情况而已。本来,西洋各国的人民,也有贫富强弱的不同,富强的对待贫弱也可能有刻薄残忍的或傲慢无礼的,贫弱的为了名利也可能有谄谀他人或欺骗他人的行为,他们相互间存在的丑恶情况,也与我们日本人无异,甚至有甚于日本人的。但是,即使在他们这种丑恶的表现的时候,每人还保持着个人的思想,并不妨碍精神的爽朗。其刻薄傲慢,只是因为富强而不是另有所恃。其谄谀欺诈,也只是因为贫弱而不是另有所惧。同时,富强和贫弱都不是天生的,是人的智力可争取到的。既是可以用智力而取得,即使实际上不能成功,人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走独立进取的道路。假使向西洋的贫民询问这个问题,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不能说,但在内心里会这样回答:因为我穷所以才服从富人,只是在贫穷的状况下才受他们的控制,我的服从将随着贫穷的消失而消失,他的控制也将随着富贵的消失而消失。所谓精神爽朗,就是指这种心理而言。我们日本人自有史以来,就因囿于社会上偏重的陋习,人们在交往中不论贫富强弱,也不问智愚贤不肖,只是根据他的地位,或对人轻蔑或对人恐惧,毫无活泼气象,这和固守自家门墙的西洋人相比,不啻霄壤之别(不论治世或乱世,只要权力有所偏重,文明就不能进步)。

 

这种权力的偏重给全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讨论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问题不易弄清楚。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把西洋各国的经济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有两个原则,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可以普遍适用。第一个原则就是关于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问题。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的。生产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又是为生产提供条件。譬如,春季散播种子是秋季生产粮食的手段,在衣食住上花费金钱,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和培养体力,同时又对生产衣食住等需要的物品提供了条件。但是在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上,也有消费而不生产的,比如火灾、水灾就是这样。或者由于穷奢极欲,把财物消费得一干二净,这也无异于水火的灾害。在经济上重要的,决不是禁止消费,而只是要看消费之后,所得的东西多寡,以判断其消费是否得当。所得的东西超过了其所消费的,这叫作利益;所得和消费两者相抵,便叫作收支平衡;如果所得少于消费或毫无所得,便叫作亏损或完全损失。经济家的目的,在于如何能使所得超过消费,从而逐渐积累和有计划地消费,以达到全国富裕起来。所以积累和消费这两件事,不能把任何一方作为手段,把任何一方作为目的,也不能认为任何一方在先任何一方在后,既没有先后缓急之分,也没有难易轻重之别,完全是同等的,应该以同样对待等量齐观。这是因为:只知积累而不善于消费的人,最后不会获得大量的积累;只知消费而不善生产积累的人,最后也一定不能有大量的消费。富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断扩大积累和消费,积累和消费大的国家就叫作富国。由此看来,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应该按照全国人民的意志来进行。既然有“国家财富”这个名词,也就应该有“国家意志”这个名词。国家财富应该以国家意志来处理。如政府的岁入岁出也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所以西洋各国关于政府的财政问题要与人民进行协议,就是由于这个原故。第二个原则是,在积累或消费财富时,必须有相应的智力和处理财务的习惯,即所谓理财的能力和理财的习惯。譬如千金之子多半败家破产,赌博致富者多半不能久享,这就是由于财富与他们的智力、习惯不相适应的缘故。如果没有这种智力和习惯的人拥有过分的财富,则不仅要糟蹋财富,而且恰如给儿童一把利刃一样,反而会招致伤害本身或伤害旁人的祸患,古今有很多这样例子。

 

上述两个原则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与它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我们日本经济的得失了。王朝时代的情况姑且不谈,这里仅从葛山伯有先生所著《田制沿革考》援引如下一段话:

 

源平之乱时,征发之事不由政府,人民也无所适从。一乡一庄的土地,既要缴纳于官,又要缴纳奉于平氏和源氏,再加上间有奸宄之徒,从中抢夺粮食,无告之民,陷于涂炭之苦。后来源公秉政,郡设守护,庄设庄头,而国司、庄司仍然存在,人民俨如奉戴两君。……。到了足利时代,虽没有制定其他统治郡县的政令,但把国、郡、乡、庄全部分给了武士,租税则一任领主征用。此外,又征五十分之一作为自奉。例如,产粗米五十石的土地,抽出一石运往京城,充作将军的厨膳之用。也有时增至二十分之一。而守护、庄头更可以斟酌自己的需要数量,自行征收以致造成双重租税。……。至于“段钱”、“栋别”、“仓役”等的征收,更是不按时候。所谓“段钱”,就是按田地出的钱,等于目前的土地税;所谓“栋别”,就是房产捐,等于目前的房捐;所谓“仓役”,就是专向富农富商征收的,等于目前的财产税。在义满公时期,财产税是按四季征收的,在义教公时期,一年内征收过十二次,在义政公时期仅仅十一月份就征收过九次,十二月份又征收了八次之多。因此,农民背弃田舍流落四方,商旅倒闭不能交易。这是根据应仁记的记载。应仁记中还说:“自丰臣氏统一天下至文禄三年,才正式规定了全国租税制度,据此,三分之二归庄头征收,三分之一归农民所有”。又说:“到了开国初期(德川),因厌恶前代的苛刻,遂将租税减低三分之一(即所谓四公六民的法令),始解人民于倒悬”云云。

 

根据上述考证,古来我国租税无疑是非常苛刻的。到德川的初期,才稍为放宽,但是岁月渐久,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旧日的苛税。古来所谓有识之士,常认为农为国本,指责工商业者,缴纳赋税极少,或完全不缴纳赋税,饱食终日不劳而获,于理不合云云。但如果细察事情真相,工商业者也绝非不劳而获,偶尔也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过着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但这也是依靠资本以谋利,无异于地主富农之拥有大量土地不劳而食。至于小商人,即使不直接向政府纳税,而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也无异于农民。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没有工商税。因为没有税,所以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就自然增加,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农民的利益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达到平衡时为止。譬如,农民们耕种公四成民六成(税率)的土地,所得固然不多,但在平常年景尚可勉强养活妻子。至于居住在城市里经营免税营业的工商业者,比起农民虽似有利,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免于冻馁。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有同业的竞争。本来全国的工商业就有一定的限度,在一定的地区内事情不增加,只增加人员,结果,十人可以作的事情,分给了二三十人,一百人应得的钱,分给了二三百人,应得三成利润的生意减低为一成,应得二千文的工资降低为五百文。由于同业间的互相竞争,自己降低了利润,结果给他人带来了利益,连农民也要得到这种利益。所以,工商业者表面上虽然无税,但实际上无异于有税的农民。如果工商业有获得厚利者,多半由于政府采纳了所谓有识之士的建议,设置种种障碍,防止了农民的转业营商,因而才能在人数比例较少的情况下,得到些专卖的利润。由此看来,农业和工商业,是利害一致的,同是从事有益于国家的事业的。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有税与无税的区别,但二者都不是不劳而获的,都是为国家积累财富的人民。

 

所以,在人的关系上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而在经济上则有生产者和不生产者之别。这就是说,农工商以下的被统治者是生产者,士族以上的统治者是不生产者。或者借用上段的名词,一种可以叫作积累的阶层,另一种可以叫消费的阶层。这两个阶层相比较,在劳逸得失上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人口过多,资本集中,在被迫互相竞争谋求职业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富者安逸,贫者劳苦的现象。这不但我国如此,也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病态,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因而也就无可厚非了。况且,虽然把士族以上的统治者,叫做不生产者或消费者,但政府需要有文事武备,以维持国家的秩序,这是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所以不能说政府的开支都是浪费。在我国的经济上,特别不合理而且特别不同于其他文明国家的地方,在于对待同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时,不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根据我国古来的一般情况,人民经常是积累财富的。例如按四公六民税法,人民以生产的六成供养父母妻子,其余四成缴纳政府。但这部分租税一旦缴纳之后,就不知去向,也不知作何用途;有无剩余,有无不足,一概不知;总之,人民只知积累而不知消费的情况。而政府在一旦取得这部分租税之后,也忘掉它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把它看成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似的,不假思索,任意挥霍;换句话说,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前面已经说过,经济上第一项原则是,积累与消费是同等的事情,必须同样看待。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却是以两种态度对待同一事物,这好比两个人写一个字,分为左偏右旁每人写一半似的,很显然,任何高明的书法大家也写不好。象这样把上下的心情截然分开,不仅所见到的利益各有不同,互不了解,甚至看到对方的举动,也互相不以为然。这样,怎能不产生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呢?应该消费的不消费,不应该消费的反而消费,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平衡。足利义政在天下大乱之际,兴建银阁寺,在别墅的屋脊,装饰珠玉金银,糜费达六十万缗之巨;只修建高仓官邸的一面隔扇就花费了二万钱。由于奢侈无度,虽一再向人民大量剥削地税房捐,但国库仍然空虚,毫无积蓄。这可以说是上下都贫困的时期。太阁在内乱以后,兴建大阪城,接着又远征朝鲜,对外有巨额军费开支,内有宴乐的铺张浪费,而竟能用黄金铸成金马贮藏起来。这可以说是下贫上富的时期。又如历史上以贤明见称的北条泰时以及时赖、贞时等,大约皆自奉俭约。至德川时代,在其初期,明君贤相辈出,政府的措施无可非议,如与足利义政等时期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未听说民间有致富而兴办大事业的。作为北条及德川的遗迹流传到今天的,最著名的是鎌仓五山、江户城、名古屋城、日光山、东睿山、增上寺等等,这些古迹都是非常宏伟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什么要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是否真是适合于当时全国经济的情况呢?这是我不能置信的。再如国内现有的城池、神社佛寺的古迹,和大佛、大钟、或大寺院等建筑物,如此雄伟,大都不是象征神道佛教的昌盛,而只是表明独裁君主权势的强盛而已。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水道沟渠等的建造,但决不是出于民意,只是由于当时君相有司等的好事,即所谓考察人民的疾苦,为之兴利罢了。本来,在人民没有知识的古代,政府独断专行,也是势所必然,哪里会有人提出异议?所以,决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古代的是非,但是,把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截然分开,在经济上造成无限的不合理现象这一点,则不论在明君贤相的时期或暴君污吏的时期,都未能避免。这种情况异常明显,所以后世应该有见及此,以免重蹈复辙。虽然说明君贤相须把财富用于必要的事业上。而这个必要,是根据君相的意思决定的,所以,只是出于个人的喜好,有从武备为必要的,有以文事为必要的,也有以真正的必要为必要的,但也有以不必要为必要的。在足利义政时期,政府曾下令废除一切借贷契约,人皆称为德政。在德川时代,也有类似的例子。这种情况,如果从政府来说,似乎也是德政。国内的积累者对于消费者采取了丝毫不加过问的态度,消费者也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出入全无限制。政府只是看到人民生活不比过去坏,就自以为是最大的仁政,别的就不管了。年年岁岁反复总是这样,这边积累那边消费,就象两个人共写一个字,一直流传到几百年后的今日。如果把古今作一比较,考察全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其进步的迟缓,实在是惊人的。例如,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从未用兵,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罕有的太平了。处在这个世界上空前的太平盛世,日本人民虽愚,工艺虽不发达,积累虽缓慢,在这二百五十年间,经济上也应当有长足的进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决不能仅仅归罪于将军及各诸侯的无德。假使这是由于君相有司的无德无才所造成的灾祸,则其无德无才并非其本人之罪,而是因为处在他的地位,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变成无德无才。所以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君贤相也并不那样伟大,天下太平也并没有那么好。有人说:战争的确是可怕和可憎的灾祸,但是它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就好象人身上的刀伤,虽一时感到可怕,只要不伤要害,很快就会平复。而惟独在经济上,特别可怕的不是刀伤,而是象痨症那种逐渐使人衰弱的病症。根据这样说法,我们日本的经济,原来因为权力的偏重而分成积累者与消费者,双方之间不通声气,即使不是逐渐衰弱,也是长期停滞不前。在数百年间虽然稍有进步,但并未达到繁荣活跃的境地。即使在德川氏二百五十年的治世,也无显著的进步。这可以说是害了所谓经济痨症。自古以来,日本学者就主张政府的税务官与郡县的税务官在职权上应该分权。察其用意,也许是认为由政府税务官收税,容易造成聚敛,因而主张授权于接近人民的郡县税务官,以便稍加节制。当然,划分同一政府之内的官吏职权,事实上并无益处。但从这种主张的用意可以了解到,古人并非不知道把财政权完全交给消费者的害处。

 

经济上的第二项原则,是对于财富的积累或消费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和管理的习惯。本来,理财之道在于活泼果敢和节俭克制。两者必须适当配合,互相约制,保持平衡,才能使积累和消费扩大起来。如果偏于一方,缺乏果敢的作法而只知节约,就会陷于贪婪吝啬;如果忘掉节俭,一味果敢做去,就会造成浪费挥霍;这都是与理财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然而,如上所述,把全国人划分为积累者和消费者两个阶层,在界线划分明确的情况下,整个阶层的做法,必定偏于一方。例如积累者虽具有节俭克制的思想,但因缺乏果敢的做法,而失于吝啬;消费者虽具有活泼果敢的地方,但因违背节俭的精神,而失于浪费。日本的国民教育虽不普及,但天资并不愚蠢,对于理财一事,没有理由认为特别拙劣。只因人事关系,把不应分割的事业分割开来,以致形成了各阶层的不同习惯,不同做法,从而陷于拙劣。但就其行为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恶劣的,如果调和适宜,则可以产生果敢活泼和节俭克制,对于理财会起到最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反而变成了浪费挥霍和贪婪吝啬,这并不是因为本质的恶劣,而是由于调和失宜所致。例如使氧和氮化合就变成空气,为动植物的生存所必需。但是,若把这两种元素分析成单独的气体,则不仅对生物不起良好作用,反而有害于生物的生存。从我国古来的理财情况来看,凡是支配金钱举办事业的人,一般都是士族以上的统治阶层。在政府里兴建的土木工程和执行文事武备计划的当然不用说,其他如社会上一切读书、习武、研究技术和爱好风雅等,除去谋求个人的日常生活外,不管是否有用,能够有余暇去从事人生中比较高尚的事情的,也只有士族以上的人。所以他们的行动自然灵敏活泼,敢作敢为,这的确可以称为我国文明的根本。然而唯独对于理财一道,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这些人只知出而不知入,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只知消费现成的东西而不知创造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浪费挥霍的弊病也就不可避免了。况且积习既久,形成一种风气,认为理财之道不是士君子的事,不但不以不懂为耻,反而以懂为辱,结果,最高明的士君子和最笨拙的理财者,便成了同义语,这可以说是迂腐已极。再看看农商以下的被统治阶层的情况,他们和上层阶层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恰如两个世界,人情风俗迥然不同,他们受上层阶级的统治和轻侮,谈话时的称呼不同,坐的席位有区别,服装也受到限制,适用的法律也有不同,甚至有关生命的权利也操在上层阶级的手里。据德川时代的律书所载:

 

“凡各役卒,倘发现商人百姓等贱民有非法言论和不轨行为,不得已而格杀者,经调查属实后,免予追究”。

 

根据这条法律,商人和农民好象经常面对着千百万敌人,如果能够活着,只是幸免于不死而已。既然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怎能顾及其他呢?既无廉耻功名之心,也无钻研文学艺术之志,惟知服从政府法令,缴纳赋税,可以说身心都被束缚着。然而,人类的思想活动是本能的要求,不是用任何方法所能完全压制或禁锢的,它总会找到空隙和发挥的途径。这些商人农民想改变其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挥其智慧的宽阔余地,很少受到阻碍。因此,稍有才干的人就竭力积蓄财富,经历千辛万苦节俭克制,其结果,也有积累了巨万之富的。但是,这种人只是为了致富而致富,并无其他目的。勤俭致富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只是把它当作生平的唯一目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除去财富以外,再没有可贵的东西,认为财富是拿任何东西都不换的。对于学术等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崇高事业,不但不加理睬,反而认为是一种奢侈而加以禁绝,甚至看到上流人的这种举动,还窃笑其迂阔。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其品格的卑劣和精神的懦怯,实在可鄙。如果调查一下日本国内号称富豪的来历和他们的兴衰,便可以得到明证。自古以来,白手起家成为巨贾豪农的,都不是学者士君子之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学无术的粗人,他们对于可耻的事也不以为耻,不可忍受的也能忍受,一味吝啬终于积累了财富。至于败家者,不是本身无能,不从事生产积累,就是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因而耗尽资财。这与士族之流的超然物外不事生产,追求所好,不肯降志屈节,因此而陷于贫穷也不介意的情形相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因沉湎于肉欲而败家和因超然物外而破产,在败家破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从思想方面来说,上层人物尚存有智德活动的一面,而下层人物则只知道贪财图利以满足肉体之欲而已,因此,两者行为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以上情况,被统治阶层的节俭克制变成了贪婪吝啬,而统治者阶层的活泼果敢变成了浪费挥霍,两者都不利于理财,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我们日本固然贫穷,但天然物产并不缺乏,况且在农业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也有很多值得夸耀之处,决非天然的贫国。我们的税法也许苛刻些,但并不是将税款投入大海,它还是留在国内成为财源的一部。但是,日本全国为什么贫穷到现在这种地步呢?这不是因为财力缺乏,而是缺乏理财的能力。也不是缺乏智力,而是由于智力被分割为两段,上下不通气的缘故。总而言之,日本国家的财富可以说自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没遇到同它相适应的智力。因此,把这被分为两段的智力配合起来,使其与实际相适应,也就成为目前经济上的急务了。但是,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极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运动所能改变过来的,最近这个运动已经逐渐抬头,可惜上下两个阶层不能互相采取对方的长处,反而有许多人效仿对方的短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趋势,不能完全归咎其本人。因为滔滔的天下大势,自上古以来一直冲裹着亿万人类向前奔流。所以,现在仍不能骤然抗拒这股潮流,也是理所当然的合乎情理的。

 

 第十章 论我国之独立
 

在第八、九两章已经论述了西洋各国和日本的文明渊源。从总的情况看来,不能不说日本的文明落后于西洋。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末,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在从前闭关自守时代,日本人还不知道有西洋各国,然而,现在已经知道有西洋国家,并且也知道了他们的文明情况。同他们的文明相比,知道彼此之间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也知道我们的文明远不及他们,并知道落后的要被先进的压制的道理。这时,我国人民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自己国家独立的问题。本来,文明的含义十分广泛,凡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领域,莫不属于文明的范畴。在世界各国当中争取本国之独立,只不过是整个文明论中的细微末节,但是,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文明的发展,是有阶段的,因此必须随着它的进展,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我国人心正在忧虑国家的独立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文明目前正处于使人忧虑我国独立问题的水平,同时也证明了人民都在关心这一问题,而无暇顾及其他。因此,我在文明论的末章,提出我国独立这一问题,也是根据人民总的趋向,对大众所关心的问题提出讨论。至于彻底探讨文明的蕴奥和作深入的研究,只好留待将来以后的学者去完成了。

 

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所谓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着社会。幕府以及各藩的士族,不但向当时的主人效忠,并且还追念到列祖列宗一心一意地报效主家,抱着所谓“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不能自主。臣下称主人为国之父母,主人爱臣下如赤子,以“恩义”二字圆满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间结合起来,其关系之美好也不是没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由于当时普遍存在着尊崇忠义的风气,所以即使不是真正的忠臣义士,也要顺应这种风气而保持高尚的品格。例如,在士族中间教训子弟时,必提到身分和门第等语,或者说:“身为武士者不应有卑劣行为”,或者说“不要玷污祖先的门第”,或者说“不要对不起主人”等等。这些身分、门第、主人,就是士族们应遵循的道义所在,和维持一生品格的纲领,这也就是西洋所谓的道德纲常(Moral tie)。

 

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国君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国人民中间。商人、农民以至于“秽多”和“贱民”之间,凡是人与人相交往的地方,不论大小,都存在这种风气。例如在商人或农民之间有嫡系和旁系之分,在“秽多”和“贱民”之间也分头目与党徒,其规矩之严,犹如君臣一般。

 

这种风气,或称为“君臣之义”,或称为“祖宗门第”,或称为“上下的名分”,有叫作“本支之别”等等,不论什么名称,总之,日本自古以来,支配着人与人的关系,而达到今天的文明,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的力量。

 

近年来,我国和外国有了外交关系,日本文明和外国文明互相对比起来,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落后于外国,就是人民精神面貌也不相同。西洋各国人民智力充沛,有独立自主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平等的,处理事物是有条不紊的,大自一国的经济,小至个人的生活,就目前的情况来谈,我们日本人无论如何是望尘莫及的。大体上说,到了今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完全承认西洋各国的文明和日本的落后。

 

因此,国内有识之士,探讨日本之所以不文明的原因,首先归咎于旧的风气不对头。于是,为了扫除旧习,才着手进行改革。从废藩置县开始,废除了一切陈腐的东西。诸侯降为华族,武士变成平民,广开言路,登用人才。在这个时期,过去五千石俸禄的大臣也有的变成了兵卒,步卒也有的当上了县令,累世经营钱庄的豪商巨贾也有破产的,身无分文的赌徒也有成为政府的供应商人的,寺院改成神宫,僧侣成为神官。富贵功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才干,而形成了所谓功名自在唾手可得的时代。自开国以来深入日本人心的恩义、门第、名分和差别等等的观念逐渐消失,而只重视个人的才干,这种情况,也可以用“人心活泼”,和一般所谓的文明蒸蒸日上等字样来形容。

 

试问这种功名自在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否完全实现了有识之士的目的,都认为这种文明蒸蒸日上的情况是真正的蒸蒸日上而别无他求了呢?绝对不然。有识之士绝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文明。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观察它对日本人民的思想所给的影响,好象人们刚卸下祖先遗留下来的重担,而尚未肩起代替的新担,正在休息似的。道理非常简单,例如废藩之后,诸侯和藩士之间君臣之义已不复存在,若在暗地里勉强履行君臣之义,便会被指责为不识时务而且也无言以对;步卒充当队长,指挥从前的老上司,老上司也不敢违抗命令,从外表看来,似乎上下易处,法制森严,但实际上,只要老上司拿出点钱,就可以免除兵役,所以,步卒既可以得意洋洋地充当队长,而老上司也可以逍遥自在。赌徒虽然当成了政府供应商人而趾高气扬,而破产商人则只怪时代的趋势,事不由己,也是心安理得。神官自以为得势,喜形于色,而僧侣可以公然娶妻,也是其乐融融。总之,现在上下贵贱都是皆大欢喜的时期,除了贫穷而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人感到苦恼的了。力战而死当然是傻瓜,报仇也是无益,出师则有危险,剖腹则疼痛不堪。求学也好,作官也好,都是为了金钱,只要有了钱任何工作都可以不干。真成了“钱之所向,天下无敌”的社会,人的品行,似乎可以用金钱来定其行情。这种情况和往昔窘困的时代相比,怎能说不舒适呢!所以说,“现在的人民,已经卸下了重担正在休息。”

 

然而,所谓“休息”,是指无任何工作可做而言。如果工作做完或无工作可做,休息也是应该的,然而照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决非无事可作,而且事情比以往任何年代都要艰巨。有识之士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深知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因而力图引导人心急起直追。学者开始创办学校,教育人民;翻译家译述原文书籍,刊行于世;政府和人民也都在竭力提倡文学技术,力争上游,但是在人民的行动上,仍不见显著的功效。从事于学术界的人们,虽然不是不积极搞业务,可是,在思想上,似乎还缺乏为了事业不惜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这种高度的觉悟,总是有些对于事物漠不关心而悠闲自在。

 

有些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现代人行为轻薄。而归罪于“忘古”二字,重新提倡大义名分企图复古。为此,他们开始研究这方面的学问,从古昔的神代寻求证据,提倡“国体论”,企图以此来挽救人心,这就是所谓“皇学派”。皇学派的学说并非没有道理,在君主国家,主张尊奉君主,把行政权交给君主,本属理所当然,也是政治上的关键问题,所以尊王之说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皇学派关于尊奉君主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从政治上的得失去寻求根据,而是归根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更错误的是他们甚至不反对使君主徒拥虚位,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崇虚忘实的弊病。本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并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轻易改变的,所以,想依靠人的情感,实现尊奉君主的主张,首先必须改变人情,使人们弃旧从新。然而,我国人民,数百年间不知有天子,而仅仅是在传说中提到天子。因此,虽然政治体制因维新运动而恢复了几百年前的古制,但是王室和人民之间依然没有密切的感情。君民的关系仅仅是政治上的关系。若论感情的亲疏,现在的人民由于自鎌仓时代以来,就受封建主的统治,所以对于封建的故主要比对王室更加亲密。虽然可以建立普天之下唯有一君的学说,但从实际上看,就可以知道一定要行不通。按现在的情势,人民似乎逐渐忘却旧日的关系,不再怀念封建主了,但是想要重新建立爱戴王室的感情,使其真正成为王室之赤子,在现代人民的思想情况和文明情况下,却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许有人说,王制革新是基于人民“思古的幽情”,是由于人情已经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这是不考察事实的说法。果真象这个说法,人心思旧的话,人民景慕的也应该是数百年来深入人心的幕府的霸政,并且所有现在的士族及其他标榜祖先门第的人,大多数都要提到鎌仓时代以后的情况。因此,应该说霸政的历史也是悠久的,涉及的面也是广泛的。如果说人情是忘旧而慕新,则王政是在霸政以前,可说是最旧的,如果问王霸两者究竟要忘记哪一个,当然要忘掉最旧的王政。或许有人说,人心趋向王室不在于历史的新旧,而是由于“大义名分”所使然。那末,所谓大义名分当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既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就不可一刻离开它。然而自鎌仓时代起,人民不知有王室将近七百年,这七百年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呢?若按这个说法,则这七百年间,成了人民完全迷失方向,大义名分完全扫地的野蛮黑暗时代了。当然,人事的盛衰不应该从一年或几年的过程来判断,但如果人心未泯,明知方向错误的话,怎能忍受七百年之久呢?况且从实际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七百年之间并不完全是乱世,如果寻求现代文明的渊源,十之七八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而传留下来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王制革新的原因,并不在于人民厌恶霸道的幕府而怀慕王室,也不在于弃新而慕旧,更不在于一时心血来潮想起了已经忘却千百年的大义名分,而是由于当时人民要求改变幕府政治以致促成了王制革新。革新大业既成,天下的政权重归王室,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尊奉王室当然是应尽的义务,但人民和王室之间,仅仅存在政治上的关系而已,至于感情,决不是骤然之间所能建立起来的,如果勉强建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来,反而会使社会上产生更多的伪君子,使人情更加浇薄。所以说,皇学家们的国体论,在今天是不能维系人心的,也不能使人民的品格趋于高尚。

 

还有一种学者,忧虑今日人心的浇薄,并且知道国体论不起作用,于是便企图从人的灵魂上做工作,推行耶稣教以正人心,使其得到安身立命之地,统一大众的思想,规定人类应奔赴的大目标。这种说法决非出于轻率的想法,它的本意,可能是,学者以为今天的人民,一百人有一百人的不同道路,不但在政治上,没有一定的学说,就是在宗教上,信神还是信佛,也无所适从,甚至还有主张无宗教的。诸如此类,最关重要的灵魂尚且得不到归宿,焉能顾及其他人事?这种既不明天道,又不知人伦,既无父子,又无夫妇,恰如现实的人间地狱,对此,忧世之士应该设法挽救。这些人从另一方面来看,还认为宗教一旦能够维系人心,群众的思想就能稳定,再进一步把它推广到政治上,就可以成为国家独立的基础。因此,决不能认为这是轻率的胡说。如果真能以此道教化现代的人民,从而纠正了人心,使之进入道德之门,纵然不能达到天道的极点,也能使其明确父子、夫妇的人伦,激励其孝顺贞节的行为,了解教育子弟的义务,认识到蓄妾荒淫为坏事等等,对于社会文明都有极大的功德,当然也就无可非议。然而,根据目前我国的情况,对于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同意。因为这些学者们的意思,是要把耶稣教推广到政治上来,作为国家独立的基础,这一点,我是不能苟同的。

 

耶稣教本来是以“来世的永生”为目的,幸福安乐也求之于永生,疾苦祸患也根据永生来考虑,对未来的惩罚比对现在的惩罚还要害怕,对死后的审判比对今生的审判还要重视。它的学说是建立在把现今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截然分开的基础上,因而其立论也就非常宏大,和其他学说迥然不同。其所谓一视同仁,四海皆兄弟,就是指这个地球应该象一家,地球上的人皆如兄弟,彼此间的情谊应该没有厚薄的差别。四海既如一家,则一家之内又何必隔境设界?然而,现今的地球,已经被分成许多区域,各自划分国界,人民各自在其境内结成集团,称为国民,为求其集团的利益而设立政府,甚至有拿起武器杀害界外兄弟,掠夺界外土地,争夺商业利益等等,这决不能说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这些罪恶,姑且不论死后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这种人应该说是耶稣的罪人。

 

然而,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没有一个地方不建立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成立政府的。如果政府善于保护人民,人民善于经商,政府善于作战,使人民获得利益,这就叫作“国富民强”。不仅本国人引以自豪,外国人也感到羡慕,而争相仿效其富国强兵的方法。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由于世界大势所趋,不得不然,虽然违背宗教的教义。所以,从今天的文明来看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系,虽然在各国人民的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撕杀。换句话说,现今的世界,可以叫作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当然,战争的种类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为了消灭战争的战争。贸易本来是为世界上互通有无,是非常公正的行为,所以不认为战争和贸易在本质上一律都是坏事。但是,从目前世界上所进行的战争和贸易的实况来看,决不能认为它是从宗教爱仇的善意出发的。

 

如果象上述那样单从宗教一方面来论断,贸易和战争,似乎是极粗野而卑劣的行为,但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却并不如此。因为,贸易虽是争夺利润的,但并非单凭暴力所能作好的,它是需要运用智慧的事,所以就不能禁止人们进行贸易。而且发展对外贸易,必须开发国内,所以贸易的发达,就表明了国内人民知识的进步和文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对外放出光辉,也可以说是国家繁荣的征象。战争也是如此,如果单从战争是杀人之道来说,当然是可憎的。然而,现今如果有人敢于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即使在今天不十分文明的情况下,也尚有明文条约,谈判交涉,国际公法,以及知识界的舆论等等,所以不易得逞,并且还有不是专为争利,而是为了国家的荣辱,或为了真理而战的。所以,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因此,应该说,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

 

凡力图伸张本国的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和发扬本国荣誉的人,称为爱国的人民,这种思想称为爱国精神。他们的目的在于同外国划清界限,纵无害他之意,也有厚我而薄他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持国家的独立。所以,爱国精神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为若干区域,在各区域内结成集团,各自谋求本集团利益的自私心。所以爱国精神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说到这里,就会使人感到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因此,主张把宗教推广到政治上,以此建立国家独立基础的学说,是思想方法的错误。宗教只是关系到个人的私德,和国家独立的精神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宗教能够维系人心,但对团结人民共同保卫国家,决不会起大的作用。如果从大体上把现在世界各国的情况和宗教的精神加以比较,那末,宗教就过于宏大,过于善美,过于高超,过于公平;而各国对立的情况,则过于狭隘,过于卑劣,过于浅见,过于偏颇,此两者是结合不起来的。

 

另有一种汉学家,见解稍广,虽不象皇学派那样专靠思古之情,但他们的主张仍不外乎是以礼乐征伐来统御人民,企图以情感与法律相结合的方式来维系民心,这也决不适合现代的情况。如果这个学说得到实现,则社会上只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只知有官而不知有私,反而使人们越发陷于卑屈,还是不能提高一般的品格。关于这个问题在本书第七第九两章已经论及,兹不赘述。

 

如上所论,目前我国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但人民并不感觉有困难,好象摆脱了旧时代的束缚,十分舒适似的。对此,有志之士深以为忧,皇学家则主张国体论,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则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维系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但是这些主张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收到成效,同时相信以后也不会收到成效,这怎不令人慨叹!因此,我不能不谈谈生平所见。凡是讨论事物,首先要弄清事物的名义和性质,然后才能找到处理的方法。譬如防火,首先要了解火的性质,懂得了以水可以灭火的道理,然后才能得出防火的方法。现在说我国处境困难,究竟困难是指什么呢?并非政府的政令不能推行,并非人民不缴纳赋税,也非人民突然陷于无智,也非官吏全部愚昧而营私。从这些情况来看,日本依然是原来的日本,毫无变化,并没有可忧虑的地方,甚至与过去情况相比,在某些地方还有所改善和进步。然而,所谓我国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更加困难更加值得忧虑,究竟是指哪些事情,忧虑的是哪些问题呢?我们必须把它弄清楚。我认为这些困难问题并不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这肯定是最近才突然发生的病态,而且已经危及我们国家的命脉,欲除而不能除,想治而缺乏医药,好象单凭我国原有的力量已经不能克服。因为,假如日本还是原封未动的日本的话,就应该心安理得了,既然人们特别感到忧虑,这就证明一定是发生了新的令人忧虑的病症。社会上有识之士所忧虑的,也肯定是这个病症,我虽不知有识之士如何称呼它,但我则称它为对外关系。

 

即使国内有识之士不把这个病明显地叫作对外关系,但其所忧虑的却正和我相同。既然都是忧虑现在对外关系的困难,那么,问题的名义也就决定了,然后,就要分析问题的性质。本来,外国人来日本的目的只是为了贸易。那末,再看看今天日本和外国之间进行的贸易情况,可以说西洋各国是制造产品的国家,而日本是出产物资的国家。所谓制造产品,就是把天然物资进行加工,譬如,把棉花织成布,把铁做成刀。所谓出产物资,就是依靠天然的力量生产原料,譬如,日本生产的生丝和矿产等等。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才假定把西洋各国叫作制造产品的国家,把日本叫作出产原料的国家。固然,产品制造和原料生产之间,难以明显划分界限,但是前者使用人力较多,而后者依靠天然力量较多,所以名称不同。从经济上说,一国的贫富,同天然物产多寡的关系极微,实际上完全取决于投入的人力多寡和技术的高低。例如,土地肥沃的印度贫穷,天然物产极少的荷兰却很富。所以,在制造产品国家和出产原料国家之间的贸易上,前者是用无形无限的人力,后者是用有形有限的物产,是力与物交易。如果详细地说,就等于生产原料国家的人民,不从事应作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而到海外雇佣制造产品国家的人,利用其体力和脑力,然后用本国的天然物产支付其劳动代价。这好比,有年俸三百石米和十口之家的武士,过着安逸的生活,不从事劳动,每天饮食取自饭馆,冬夏衣服购自服装店,日常生活用品莫不由市上购买,每年都用这三百石米去支付。这三百石俸米正如天然物产,年年如此支付,决不会有所积蓄。如今我们日本和外国之间所进行的贸易,大致就是如此,归根结底,还是日本的损失。

 

西洋各国由于制造产品而致富,并由于文明日益进步的结果,人口逐年增加,如英国可以说已达到了最高峰。美国人民也是英国的子孙,澳洲的白种人也是英国的移民,在东印度有英国人,在西印度也有英国人,其人数多至不可胜计。假定把现在分布在世界上的英国人和几百年来英国人的后裔,全部集中到现在的英国本土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与现在的三千万英国人民一同居住,则全国的产品不单不足以供应其衣食,而且大部分平地都要被建筑住宅所占用。由此可见,文明逐渐进步,人的关系得到适当调整,则人口必定增加。生殖子女一事,人与老鼠完全一样。只是老鼠不能保护自己,或死于饥寒,或被猫捕噬,因而繁殖不大。但如果环境适宜,又能免于饥寒、战争和传染病等的灾患,则人类的繁殖力会象老鼠生殖率一样急速增长,因此有些欧洲的古国曾经为此感到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两项对策:第一是输出本国的成品,而从土地丰饶的国家输入生活资料;第二是把本国的人民移至海外殖民。其中,第一个办法,因有一定限度,仍不能充分解决问题;第二个办法需要大量资金,也不容易收到成效。因此,又出现了第三个办法,这就是将资本投到外国,取其利润以供本国的需要。本来,向海外移民,最好是能找到已经开垦好的地方,可是开垦好了的地方,都建立了国家和政府,而且人民也有其固有的风俗习惯,外国人想杂居其中谋求利益,也极不容易。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向工农业技术落后、贫困而缺乏资金、以及劳动力多的海外某些国家,输出本国的资本,这样,贷款利息较高,是一种不劳而获的办法。换句话说,这种办法就是不移殖人而移殖金钱。人由于风俗习惯关系,不易移殖,但是金钱就不会有本国和外国的区别了,只要利息合适,就会愿意借用外国金钱,不知不觉地把利钱付给外国人。这真是发财致富的捷径。现在日本已经借了不少外债,对其利弊不能不加以考虑。文明国家和未开化国家相比较,生活情况完全不同。文明愈进步,生活费用也愈增加,即使撇开人口过剩问题不谈,在日常生活费用上,有一部分必需求之于外部,而供给这些费用的国家,就是落后的未开化国家,所以,世界上的贫困也就全部落于未开化国家。借用文明国家的资金而交纳利息,正是贫困归于落后国家的具体表现。因此,借款问题,不只是和人口过剩问题有关。现在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一则是为了提供学者参考,二则是为了指出西洋人唯利是图的一个明显的原因。

 

以上就对外关系的性质,论述了在经济上的得失问题。现在再谈谈对外关系对于日本人的品德的影响问题。近来我国人民的思想也大有改变,关于万民平等的学说,几乎风靡全国,似乎没有异议了。但所谓万民平等的意义,不只是一国之内人民彼此之间权利平等,而是这一国的人民和另一国的人民之间也是平等的,这一国与另一国之间也是平等的,也就是不分贫富强弱,应该一律平等的意思。然而,自从外国人到日本通商以来,虽然条约上明文规定彼此平等,但实际上,绝对不然。例如,在小幡笃次郎在民间杂志第八期上发表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美国自从与日本通邮以后,便派遣水师提督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开入日本领海,强迫要求与我通邮通商,他的借口是,吾人共戴一天同立一地,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果一味地拒绝而不容纳,乃是天之罪人,这样,即使引起战端,也要实现通邮贸易云云。试看这话是多么漂亮,而干出的事又是多么丑恶呀!言行的矛盾,可以说莫此为甚了。如果撇开外交辞令而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你若不和我通商我就杀你’。……试看当下首都的情况,凡骑马坐车趾高气扬驱人避路的多系海外洋人。偶有警察、行人、车夫、驭者与洋人发生口角,洋人总是傍若无人似地拳打脚踢,懦怯卑屈的日本人根本不敢还手,怎样也奈何不了洋人,有些人只好忍气吞声连法庭也不去。偶有因买卖交易等问题而诉讼的,也得到五大通商港口去受外国人的裁判,结果还是有冤无处伸。因此,人们都认为与其诉讼而得不到伸冤,不如忍气吞声倒省事。这种情景,恰如软弱的新媳妇站在凶狠的婆婆跟前一样。洋人既然这样有势力,又是从富国来到穷国,花费较多,于是一般贪利之徒,争相献媚,企图发洋财,因此,在洋人所到之处,无论是温泉、旅馆、茶馆、或酒家等等人情都变为浇薄不问事理的曲直,只看金钱的多少,这就使得本来已极傲慢的洋人愈加狂妄自大,这种情况实在令人不胜厌恶”。以上是小幡君的议论,我也完全同感。此外,同洋人发生关系的,还有居留地问题,有内地旅行问题,有雇佣外国人问题,有出入港口关税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在表面上虽然各国彼此之间一律平等,但实际上还不能说真正平等。既然同外国不能平等,如果我们又不重视这个问题,那么,日本人民的品格必将日趋卑屈。

 

前面已经谈过,近来,社会上有许多人提出人民权利平等的学说。有的甚至主张废除华族和士族的名称,以便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平等的精神,从而提高人民的地位,并扫除卑屈的旧习。这种议论豪爽干脆,实在令人称快,然而,唯独在对外关系上,却很少有人主张平等的,这是什么道理呢?不论华族士族,或是平民,都是日本国内的人民。对于本国人民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尚且认为有害,而努力要使大家一律平等。然而对于利害不一致,人情不同,甚至言语、风俗、肤色、体格完全不同的万里之外的外国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反而不感到痛心,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吗?这里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照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主张权利平等的学者,对它的学说体会得还不够深刻。第二,由于和外国人来往的时间尚浅,还没有发觉其为害之大。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今天在社会上主张人民权利平等的虽然不少,但这些人大都是学者之流也就是士族,在国内属于中等阶层以上的人和有过特权的人,以往并不是没有权力因而受别人欺压的人,而是曾经有权有势欺压别人的人,所以,由他们来主张权利平等,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比如,不是亲口吃过的食物,就不知其真正的滋味,没坐过监狱的人,就谈不出来真正狱中的苦楚。假使全国农民商人都有知识,让他们说出当年身受特权者欺压的痛苦,说出彻骨的愤恨,只有听到这些,才能写出真正深刻的平等论来。但是,这些无知无勇的人民,虽曾受到欺侮,而不知应当愤怒,或内心虽感到愤怒而口里却说不出,因此别人即使想描写这种情况也很难得到真实材料。不仅如此,就是在今天,一定还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感到愤怒和痛恨,但这些心理都无法了解,只能以我的想象去推测而已。所以说,今天的平等论,归根结底还只是由别人臆测出来的。学者若要了解平等论的真谛,写出正确的理论,则无须找别人,应该求诸自己,回顾一下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自己的经历,就能有所发现。不论哪种身分的人,也不论华族或士族,只要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亲身体验,就会发现,在一生之中,一定有过遇到权力偏重而愤愤不平的经验。这种愤懑不平的心情,不必问别人,只反问自己。现在从我的记忆中,举出一例来说明。我生在幕府时代一个地位很低的世袭小藩臣的家庭,当时在藩中,每逢接触大臣士族,就受到蔑视,虽然是在童年时代心里已经感到不平。但是,这种不平的真实心情,若非是和我一类的小藩臣,是体会不到的。至于那些大臣士族,恐怕直到今天也想象不到的。有时偶尔离开藩地到别处旅行,如果遇到过公卿、幕府官吏或德川三家的家臣,在驿站里就把轿子给夺去;在渡口上被抢先渡过;有时不准同住一家旅馆里,睡到深更半夜突然被赶出去。这种情况,在今天说来,虽然不值一笑,但当时身受时所感到的气愤,迄今记忆犹新。这种气愤只有身为世袭诸侯家臣的我自己才会有,至于引起我气愤的那些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当然是丝毫不知。即使不完全如此,对他人的气愤也只能凭主观去臆测而已。我在日本还是中等以上的士族阶级,对身分高于我的人尚且怀有不平,对于比我身分低的农民和商人,一定有的地方会使他们感到不平,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世上这类事情很多,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不可能体会真实感情。

 

由此看来,现在的平等论,尽管论点似乎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根据本人的亲身体会,而是推测旁人的心理而立论的,所以也就不能真切细致地反映情况。因此,在叙述权利不平等的弊害时,就不免有粗疏迂阔之嫌,论述国内情形,尚且不免于粗疏遗漏,至于谈到对外关系,涉及到与外国人争权利的问题上,当然更不用说了。将来如果让这些人掌握外交,广泛地和外国人接触,亲自负责为国家争权利时,就会象我国农民商人蒙受士族的欺压,世袭小藩的家臣蒙受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的侮辱一样,受到外人的轻侮,到那时,才会了解到现在的平等论的迂阔,觉悟到权利不平等的可憎、可恶、可怒和可悲了。而且,旧时的公卿、幕吏和士族,虽然傲慢无礼,但终归是本国人,知识也贫乏,因此平民对付他们,还可以敬而远之和表面尊敬而暗中骗取他们的金钱。这虽然是下策,仍可借此聊泄不平之气。可是,今天外国人的狡黠慓悍情形,远非公卿幕府官吏所能比拟,其智可以欺人,其辩可以诬人,欲争有勇,欲斗有力,可以说是一种智勇辩力兼备的超级的华族和士族。所以万一被其制御而受其束缚,则其严密程度,将达到连空气都不得流通那样,我们日本人民将被窒息而死。想象到这般情况,怎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兹引印度的例子,作为日本的殷鉴。英国人统治印度,手段之毒辣,简直不忍形容。例如,印度政府任用人员的方法,是不论英人、印人均有同样的权利,一律量才录用。然而对于印度人,只限十八岁以下的可以适用这项规定,其录取条件当然是,通晓英文和英国情况,否则就不合格。所以印度人在十八岁以前,既要学好本国的学业,同时还要学好英文,而且以其英文程度和英人相比,如不优于英国人就不可能被录取。如果超过一岁,十九岁才毕业者,因受年龄的限制,不问其才学如何,也不论其品行如何,一概不予录用,不准参加任何印度政府机关或地方的工作。然而,英国人并不以这种苛法为满足,另外还规定了考试地点在英国伦敦,故意使印度人远渡重洋到伦敦应试。所以印度人即使到了十八岁,并具备相当学力,如不耗费大量金钱,远程跋涉,就不能作官。在这个条件的限制下,不论学问深浅,家产若不富裕也当不上官。或许偶有胆大的人,不惜花费巨资去伦敦应试,如果不幸名落孙山,就要倾家荡产。这种刁难情形,真是无法形容。英国的暴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一项法律,规定印度政府审判时的陪审人,只限由英国人充当,而不准任用印度人(即Jury,陪审委员团,见“西洋情况”第三卷,英国部分,第九页)。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英国人在印度枪杀了一个印度人,在审讯时,被告人答称:“当时看到一个动物,只当是个猴子而开枪打了,结果不是猴子而是个人!”,在座的一排陪审员们一致表示无异议,因而判决被告无罪。

 

最近伦敦有几位学者私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企图致力改革印度情况。上举的这个控诉就是1874年春某印度人向这个团体提供的书面材料。这是根据当时在伦敦的老友马场辰猪的报告。马场先生曾参加这个团体,并亲自听过这段故事,据他说,这类事情在印度简直不胜枚举。

 

第二,自从外国人和我国通邮以来,迄今仅二十年,开辟了五个港口,但是进出口货物并不多。外国人聚集地点,主要是横滨,神户次之,其余三港人数不多。根据条约规定,各港口设有外国人居留地,并划定界限,外国人的旅行范围规定在从港口算起十日里以内,非经日本政府批准不得越界。其他关于买卖不动产和借贷金银等等,也有法令规定。由于内外之间没有许多限制,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双方交往渐趋频繁,但内外人民之间仍然很少有接触。即使在交往过程中,有的日本人受到委屈而感到不平,大约也只限于通商港口附近的人民知道这种情况,很少传闻全国。同时,自开港以来,关于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务,都由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晓。例如,横滨市生麦事件,因杀害英人赔款十万镑,下关事件赔款三百万美元,又如旧幕府时代向荷兰订购军舰,同法国人订立条约开办横须贺制造局,维新后也买过炮舰,建设灯塔,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募集外债,聘用外国人员等等,交涉非常频繁,其中或许我们根本没有受到委屈,但在一些无理的交涉中,不免要在经济上吃些亏。不管怎样,对方绝对不会吃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我方是否得到充分利益和体面则极为可疑,由于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悉。不但小民如此,就连学者士君子以及未参预其事的政府官员也毫无所知。所以,我国人民关于外交的情况,既不知双方权利是否平等,又不知是否吃过亏,也不知其利与害,更不知其得与失,茫然如同看外国的事情一般。这就是我们日本人为什么不知道和外国人争权利的一个原因。既然不知道,也就无从忧虑了。

 

外国人来到日本为期不久,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使我们受到重大损害,没有使我们太不体面的事,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印象不深。但是真心爱国的人士,不可不把眼光放远一些,广泛考察世界上的古今事迹。试问,今天的美利坚原来是谁的国家?这里的主人印第安人,不是被白种人所驱逐,而宾主易位了么?所以今天美利坚的文明是白种人的文明,不能称它为美利坚的文明。再看东洋各国及澳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波斯、印度、暹逻、吕宋、爪哇又如何呢?桑德威治①岛在1778年被英人加比丹高克发现。据说此岛比附近诸岛开化最快,可是该岛在发现初期尚有三四十万人口,但到了1823年只剩下十四万人口。五十年之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八。人口的减少可能有种种原因,姑且不论,所谓开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指该岛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恶习,而能适合作白种人的奴隶而已。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彷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①按即夏威夷岛。——译者

 

以上所述如果是事实,那么,日本的对外关系问题,不管从经济上说,或是从权利上说,都是极其艰巨的,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命脉的重病。这个重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病患,所以必须由全国人民一同来寻求治疗方法,无论病况加剧或好转,都是自己的事,一切利弊得失全都属于自己的,丝毫也不应依赖别人。见识短浅的人,看到近年来的社会情况与前不同,便认为这是文明,这是对外关系给带来的好处,并认为对外关系越频繁,日本的文明就越进步,因而表示欢迎。然而他们所指的文明,只是表面形式,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文明。纵然使这种文明能够得到高度发展,如果全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文明也不能对日本起什么作用,那么,就不能称为日本的文明。在地理上,虽以土地山川称为国家,而我则认为领土和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国家。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如果谈国家的独立和文明只联系领土,而不联系人民的话,那末,看到今天美利坚的文明,就应该为印第安人庆幸了。同时在我们日本,将政治、学术等等一概都交给文明的欧洲人担任,让日本人充当奴隶,受欧洲人的驱使,这也不会对日本领土有什么影响,反而能使日本成为比目前还高几百倍的独立文明国家了,这真正荒谬绝伦了。

 

有的学者说:“国际间的来往是出于大公无私的,彼此未必怀有恶意。所以尽可自由贸易、自由来往,而听其自然。如果真有损害我们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形,就应该从我方检查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不修己而苛责于人,是于理不合的。今天既然和外国人和平交往,就应开诚布公,保持友谊,不可存丝毫的疑心”。这种说法诚然有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交确实应当如此,可是国际间的交往和个人的私交,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知不知道以往封建时代各藩之间的交往情况?各藩人民不见得不知道,但在藩与藩之间的交往上,就不免有自私心,这种情况对外藩而言固然是私,但对藩内来说就不能不叫作公,这就是各藩的私情。这种私情,不是高唱大公无私所能消除的,只要有藩存在,就永远会有这种私情。直到数年前由于废藩,才消除了它,到今天各藩人民似乎逐渐摆脱了旧藩情感,然而在各藩存在期间是绝对不能责备的。只是在本国内的各藩之间,尚且如此,而对于东西悬隔,地域不同的外国人,主张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他们交往,这究竟是何居心?未免过于迂阔了!这只是所谓“老好人”的论调而已。大公无私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如果西洋各国根据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待我们,我们当然欢迎,绝不拒绝。不过,要想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象我国废藩那样废除全世界的政府,学者是否认为有此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世界上有国家有政府存在,就无法消除各个国民的私情,既无消除私情的办法,彼此便不得不以私情相待,这就是为什么偏私和爱国精神名异而实同的原故。

 

如上所述,对外关系是我国一大难症,医治此症非依靠本国人民不可,这件工作异常艰巨。本章开头所说,我国目前还不是太平无事,所存在的问题比往昔任何时期都要艰巨,正是指这种对外关系的痼疾而言。正应该在对外关系上,拿出全心全意,抛弃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既然这样,今天的日本人还能逍遥自在优游岁月吗?闲居终日,无所事事吗?有史以来的所谓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贵贱的差别,在今天难道不是已变成为国家大义、国家之传统、内外之名分、内外之差别,并加重了多少倍了吗?如在往昔封建时代,萨摩藩的岛津氏和日向藩的伊东氏有旧仇,伊东氏的臣民十分仇视萨摩藩,据说每年元旦群臣朝觐时,照例先互相告诫不要忘记萨摩藩的仇,然后才贺年。在欧洲,据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时代,普鲁士大败于法国,蒙受奇耻大辱,普鲁士人非常痛恨法国,从不忘复雠之念。因此国民除了发愤图强以外,还采取了诸如把当年普鲁士人惨败蒙辱悲愤的情景,绘成图画悬挂在全国的教堂和其他群众集会场所等各式各样的方法激励人心,以图复雠。终于在1870年达到了目的。这些事情,都是出于憎恨的不良心理,并不值得赞美,但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保卫国家的不易和人民的艰苦奋斗。我们日本在对外关系上虽然尚未尝到伊东氏和普鲁士的苦头,但是根据印度和其他前例,应该象伊东氏和普鲁士那样警惕奋勉。全体国民不仅应该在元旦作一次告诫,而应该每天早晨互相告诫,先不容忽视对外关系,然后再进早餐。由此可见,并不是日本人卸下了祖先遗留的重担以后,便没有新的负担,而是新的负担已经压在肩头,并且比旧的还要重几百倍,要肩起这个重担,必须比过去多用几百倍的力量。在从前只需要是忍辱负重,而今天除了忍辱负重,还须要有蓬勃的朝气。所谓提高人民品质,就是要锻炼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和朝气蓬勃的干劲。可是现在人们肩起了重担,还觉得很轻松,这只是由于不知重担的性质和轻重,因而漫不轻心,或者知道关心而不知怎样担负,以致方法上发生了错误。比如社会上有很多人憎恨西洋人,但他们弄不清为什么该憎恨的不去憎恨,不该憎恨的反而憎恨,抱着猜疑嫉妒的心情,只为眼前的一些琐事而气愤,小则进行暗杀,大则发动攘夷,结果给国家造成了莫大的灾害。这种人简直是一种癫狂,可以称作重病国中的病人。

 

还有一种爱国者,比攘夷家见解稍高一筹,他们虽不盲目排斥外人,却认为对外关系所以存在困难,其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兵力之不足,只要能加强军备,就可以取得对外的均势,因而主张增加陆海军军费,购买巨舰大炮,修筑炮台,建立兵工厂,这些人大概是看到英国拥有千艘军舰,便认为如果我们也有千艘军舰,就可以与英国抗衡;这种想法毕竟还是不了解事物间的适当配合。英国拥有千艘军舰,并不是仅仅有此军舰千艘,既然,有千艘军舰,就必然要有万艘商船,有万艘商船必然要有十万海员,培养海员也不能没有学问,因此,学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也要完备,商业也要发达等等,举凡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军舰的需要,所以才能拥有千艘军舰。其他如兵工厂和炮台等也莫不如此,它们必须与其他各种条件适当配合。如无适当配合,虽有利器也不能发挥作用,这正如一个前门不关后门不闭,内部狼籍的人家,即使在门前摆上一门二十寸的大炮,也不能防御盗贼一样。有的偏重军备的国家,不知思前顾后,往往把大量金钱投到军备上,结果因债台高筑而亡国。这是因为巨舰大炮可以抵当拥有巨舰大炮的敌人,而不能抵当负债这个敌人。现在的日本也是同样,要想搞军备,不仅大炮军舰甚至步枪军服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仰赖外国。固然可以说这是由于我国的生产技术落后,而生产技术的落后,也就说明了我国还不够文明。在这种没有具备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企图单独充实军备,就会违反事物的适当配合原则因而不起作用。所以,今天的对外关系,并不是单靠充实军备就能维持得好的。

 

如上所述,暗杀攘夷之论,固然不足挂齿,而进一步扩张军备的办法,也不起作用。再如前述的国体论、耶稣论、汉儒论也不足以维系人心。那末,到底怎样才对呢?唯一办法只有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那末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划清内外的界限,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手段计数一下,就会有无数的层次。譬如,纺棉是制纱的手段,制纱是织布的手段,织布是做衣服的手段,衣服是防风御寒的手段。这几个层次的各个手段,既为手段又为目的,归根结蒂,是为了保持人的体温,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我在本章里的议论,归根结底,是以确保我国的独立为目的的。在本书的一开始就说过:“凡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如不确定其目标,就无法谈论”,这句话,对于了解这段议论可作参考。也许有人认为,人类不应该仅仅以本国的独立为目的,而要看到更远大而高尚的境界。不错,人类智德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应该是崇高的,不应计较国家的独立这样的事;不应仅仅以免于受外国的侵凌称为文明。但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下,在国际关系上,还谈不到这样高远的问题。如果有人谈这个问题,就不免陷于迂阔和不切实际。尤其俯察日本目前的景况,就越发感到事态的严重,更无暇顾及其他。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到文明的问题;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就谈不到日本的文明。这就是我所以将讨论的范围缩小,只以本国的独立作为文明的目的的缘故。因此,我的议论是考虑目前的世界形势和目前日本的切身利益,并适应日本的急需而提出的,这些议论当然没有高深奥妙之处,希望学者不要遽然根据这个,而误解文明的本义,以致轻视文明和污蔑文明这两个字。同时,我虽然以独立为目的,但并不是要全国人民都成为政论家,每天都从事这项工作。人们的工作各有不同,并且也必须不同。或有的人致力于高深的学术,埋头于谈天雕龙,越研究越深入以至于乐而忘食;也有的人从大搞企业,终日无片刻闲暇,东奔西走甚至忘掉家务;对这些人不但不应加以责难,而且应该当作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赞扬。不过,希望这些人:在其废食忘家当中,一旦遭遇关系到国家独立的问题,能够象被马蜂螫了那样,感到切身的痛痒!

 

或许有人说:“如果象上面所述只是希望本国的独立的话,就莫如同外国断绝关系,在西洋人未来日本以前的时代,我国虽然不文明,但总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国家,如果现在以独立为目的,最好是恢复古代的闭关自守,只是在今天才忧虑独立的问题,但在嘉永年间以前人们并不知有这件事。自己开放了国家而又忧虑国家的独立,这等于自己找病而又愁病一样,既知患病之可忧,则莫如恢复原来的无病状态”。对此,我说不然。所谓独立,是指应该有独立的实力,并不是指偶然独立的外表而言,我们日本在外国人来到以前的所谓独立,不是真正具备实力的独立,只是没和外国人接触因而偶然具有独立的形式而已。譬如,未曾经受过风雨的房屋,究竟是否经得起风雨,如不经过实际的考验就无法证实。风雨来否是外界的事,房屋坚固与否是内部的问题,在风雨未来以前,不能证实房屋是否坚固。不但无风无雨时房屋安然无恙,即使遭受任何大风大雨,仍能屹立不动,这才能称得起真正坚固的房屋。我所说的国家的独立是这种意思:使我国国民,广泛地与外国人接触,经过千锤百炼而仍能保持其实力,如同经得起大风大雨的坚固房屋那样。怎能自行退缩而企图复古,以侥幸求得偶然独立为满足呢?况且现在的对外关系如能处理得当,对于振奋日本人心,正是绝好的刺激,所以正应该利用它来大大促进我国的文明。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进而争取真正的独立,反对退而保守独立的虚名。

 

兹再重申前言,国家的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里所说的“现阶段”一语具有重要意义,切盼学者不要等闲视之。本书第三章已经论述过,“文明是宏大无比,人间万事莫不以此为目的”,而将人类所应达到的文明的实质作为目的提出来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我是站在当前日本的立场,自然要把议论的范围也加以缩小,只是把有助于本国独立的东西,姑且定名为文明。所以所谓现阶段我国的文明,并不是文明的终极目的,而仅仅是作为事物发展过程的第一步,首先求得本国的独立,其他问题则留待第二步,将来再去解决。因为在这样限定讨论范围的情况下,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这样,文明与独立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独立二字,能使人在认识上,界限明确容易了解。如果单提文明,就可能意味着存在某种与国家独立和文明不相干的文明,甚至存在某种危害国家独立和文明的似是而非的文明。举例来说,现在日本各港口停泊着西洋各国的船只,陆上建有雄伟的贸易大楼,俨然象西洋各国的港口那样繁华。然而不明事理的愚人,看到这种繁华景象,有的认为,如今全世界的人民,莫不仰慕我国法律宽宏,争相麕集皇国,从各港口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日臻繁荣,我国文明日益进步,从而沾沾自喜。这岂不是莫大的误解吗?其实这并不是外国人麕集于皇国,而是热衷于日本的茶叶和绢丝。各港口的繁荣虽然是文明的景象,但停泊在港口的船都是外国的船只,陆上的贸易大楼也是外国人的房屋,与我国的独立和文明毫不相干。一文不名的投机者利用外国人的资金,在国内广泛兜揽生意,最后将所得利润全部交还外国东家,却伪装着生意兴隆;又有人向外国借款,用该款购买外国东西,把它运到国内陈列起来,以显耀文明的景象。其他如洋楼、铁桥、舰船、枪炮之类也是如此。我们日本并不是文明的诞生地,只能说是文明的侨居地。总之,这种商业的繁荣和文明的外观,只能招致国家的贫困,长久下去,必然要危害我国的独立。因此,我在这里所以不用文明一词,而用独立一词,就是为了避免这些误解。

 

这样,把我国的独立作为终极目的。就好象把今天的人世间一切事物溶化成一个东西,而把所有这一切都作为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这样,这种手段就会多至不可胜数。举凡制度、学问、商业和工业等等无一不属于这种手段。不仅制度学问是这样,就是世俗无聊之事,奕棋游嬉之物,如果细察其内容和效用,也有许多可以列入文明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研究人间一切事物的得失利弊时,如果仅仅进行片面的观察,是不容易得出结论的。自古以来学者有许许多多议论,有主张节俭朴素的,有喜欢优美雅致的,有歌颂专制独裁的,也有赞成放任自由的,意见纷纭,你说东我说西,你说左我反驳说右,几乎是无尽无休;甚至有的人毫无定见,只从个人立场而随便云云,其议论完全随其本身的地位出处盛衰为转移。还有更严重的是,利用政府的地位作掩护,凭借区区政权,来贯彻自己的主张,至于他的主张的得失利弊似乎毫不介意,这可谓恶劣已极。这些情况犹如无的放矢,或无法庭而诉讼,谁是谁非,如同儿戏。试看天下事物,若片面地去看,也就无一不是,无一不非。节俭朴素近于简陋粗野,但对每个人来说,还要劝导他学习这种思想作风;优美雅致近于奢侈浪费,但对于全国人民的生活,却不能不希望其日进于优美。国体论顽固保守,虽然对民权极不利,但对稳定目前的政局,维持行政秩序却大为有利;鼓吹民权的过激论调,虽然大大有害于君主政治,但作为革除人民的卑屈恶习的手段却很有用处。忠臣义士之论、耶稣圣教之说、以及儒家、佛家的学说等等,说它是愚就是愚,说它是智也是智,根据其所施用的地方,可以成为愚,也可以成为智。不仅如此,即使那些进行暗杀攘夷之辈,虽然其行为是错误的,但仔细分析其内心,则可以看出确是出于一片爱国心。所以,本章最初所说的君臣之义,祖先的传统,上下的名分和贵贱的差别等等,在人类的思想品质中也是可贵的东西,也就是促进文明的一种工具,因而没有理由一概加以排斥。这些工具,能否裨益于社会,只看如何运用而已。凡是一个人只要不是丧心卖国者,没有不愿意为国家谋利益的。假使有了误国的行为,那是因为他辨不清方向,以致偶然犯了错误。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采取各种方法手段才能成功的,所以方法手段越多越好,同时也非多不可。不过在运用千百种手段时,方法上不要发生错误,应该深思熟虑,研究一定的手段是否和一定的目的有联系,如果有联系,究应怎样来达到目的,是直接达到呢,还是间接通过另一种手段然后达到。或者同时有两种手段时,就应考虑哪一方面重而应先用,哪一方面轻而应后用等等。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目的。如同下象棋,步法虽然千变万化,但最终目的,是保护住自己的老将而把对方的老将将死。如果只重视车而不重视老将,就是象棋的拙手。所以,我提出“我国独立”四个字,作为本章的标题来划清内外的界限,指出群众应遵循的方向。只有这样,方能衡量事物的轻重,确定事物的缓急。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年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忧虑,乐园变为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忧乐,而走向同一目标。依我个人所见,维系目前日本的人心,唯此一法而已。

 
 

 附:福泽谕吉《脱亚论》
《时事新报》1885年(明治18年)3月16日

林思云译

 

随着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地方向东传播,并随着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着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国──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熏陶,这与我日本国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国对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国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

特别感谢日本金谷让先生提供《脱亚论》原文,并对拙译提出重要的修正意见。 

                                                                             (按:此书系天路客由电子版转载)

雪莱歌颂云雀济慈却要歌颂夜莺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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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 Skylark

Percy Bysshe Shelley

Hail to thee, blithe Spirit!
Bird thou never wert,
That from Heaven, or near it,
Pourest thy full heart
In profuse strains of unpremeditated art.

Higher still and higher
From the earth thou springest
Like a cloud of fire;
The blue deep thou wingest,
And singing still dost soar, and soaring ever singest.

In the golden lightning
Of the sunken sun
O’er which clouds are bright’ning,
Thou dost float and run,
Like an unbodied joy whose race is just begun.

The pale purple even
Melts around thy flight;
Like a star of Heaven
In the broad daylight
Thou art unseen, but yet I hear thy shrill delight:

Keen as are the arrows
Of that silver sphere,
Whose intense lamp narrows
In the white dawn clear
Until we hardly see–we feel that it is there.

All the earth and air
With thy voice is loud.
As, when night is bare,
From one lonely cloud
The moon rains out her beams, and heaven is overflowed.

What thou art we know not;
What is most like thee?
From rainbow clouds there flow not
Drops so bright to see
As from thy presence showers a rain of melody.

Like a poet hidden
In the light of thought,
Singing hymns unbidden,
Till the world is wrought
To sympathy with hopes and fears it heeded not:

Like a high-born maiden
In a palace tower,
Soothing her love-laden
Soul in secret hour
With music sweet as love, which overflows her bower:

Like a glow-worm golden
In a dell of dew,
Scattering unbeholden
Its aerial hue
Among the flowers and grass, which screen it from the view:

Like a rose embowered
In its own green leaves,
By warm winds deflowered,
Till the scent it gives
Makes faint with too much sweet these heavy-winged thieves.

Sound of vernal showers
On the twinkling grass,
Rain-awakened flowers,
All that ever was
Joyous, and clear, and fresh, thy music doth surpass.

Teach us, sprite or bird,
What sweet thoughts are thine:
I have never heard
Praise of love or wine
That panted forth a flood of rapture so divine.

Chorus hymeneal
Or triumphal chaunt
Matched with thine, would be all
But an empty vaunt–
A thing wherein we feel there is some hidden want.

What objects are the fountains
Of thy happy strain?
What fields, or waves, or mountains?
What shapes of sky or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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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 to a Nightingale


      John Keats 

My heart aches,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Or emptied some dull opiate to the drains
One minute past,and Lethe-wards had sunk: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ine happiness,–
That thou,light winged Dryad of the trees,
In some melodious plot
Of beechen green,and shadows numberless
Singest of summer in full-throated ease.

O,for a draught of vintage! That hath been
Cool’d a long age in the deep-delved earth,
Tasting of Flora and the country green,
Dance,and Provencal song,and sun-burnt mirth!
O,for a beaker full of the warm South,
Full of the true,the blushful Hippocrene,
With beaded bubbles winking at the brim,
And purple stained mouth;
That I might drink,and leave the world unseen,
And with thee fade away into the forest dim:

Fade far away,dissolve,and quite forget
What thou among the leaves hast never known,
The weariness,the fever,and the fret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
Where palsy shakes a few,sad,last gray hairs,
Where youth grows pale,and spectre-thin,and dies;
Where but to think is to be full of sorrow
And leaden-eyed despairs,
Where beauty cannot keep her lustrous eyes,
Or new Love pine at them beyond tomorrow.

Away!away!for I will fly to thee,
Not charioted by Bacchus and his pards,
But on the viewless wings of Poesy,
Though the dull brain perplexes and retards:
Already with thee!tender is the night,
And haply the Queen-Moon is on her throne,
Cluster’d around by all her starry Fays;
But here there is no light,
Save what from heaven is with the breezes blown
Through verdurous glooms and winding mossy ways.

I cannot see what flowers are at my feet,
Nor what soft incense hangs upon the boughs,
But ,in embalmed darkness,guess each sweet
Wherewith the seasonable month endows
The grass,the thicket,and the fruit-tree wild;
White hawthorn,and the pastoral eglantine;
Fast fading violets cover’d up in leaves;
And mid-May’s eldest child,
The coming musk-rose,full of dewy wine,
The murmurous haunt of flies on summer eves.

Darkling I listen;and ,for many a time
I have been half in love with easeful Death
Call’d him soft names in many a mused rime
To take into the air my quiet breath;
Now more than ever seems it rich to die,
To cease upo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
While thou art pouring forth thy soul abroad
In such an ecstasy!
Still wouldst thou sing,and I have ears in vain—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Thou wast not born for death,immortal Bird!
No hungry generations tread thee down;
The voice I hear this passing night was heard
In ancient days by emperor and clown:
Perhaps the self-same song that found a path
Through the sad heart of Ruth,when,sick for home,
She stood in tears amid the alien corn;
The same that oft-times hath
Charm’d magic casement,opening on the foam
Of perilous seas,in faery lands forlorn.

Forlorn! the very word is like a bell
To toll me back from thee to my sole self!
Adieu! The fancy cannot cheat so well
As she is fam’d to do,deceiving elf.
Adieu! adieu! Thy plaintive anthem fades
Past the near meadows,over the still stream,
Up the hill-side; and now ’tis buried deep
In the next valley-glades:
Was it a vision,or a waking dream?
Fled is that music:–do I wake or sleep?

扩展阅读:英美文学系列介绍(三):英国历史上的五位浪漫主义诗人

http://xysblogs.org/tianluke/archives/5805

李贽批判

2009年11月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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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批判

                                          作者:天路客

   当代人失去了古人的活力,

   大地也失去了昔日的丰饶。

                    ————卢克莱修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题外话:李存勖的继任者唐明宗李嗣源做了几件事清还是很值得推崇的。令国子监校正“九经”、他的儿子秦王天天搞一些不着调的东西,附庸风雅,便教育他说“我见庄宗(李存勖)好为诗,将家子,非素习文,途取人窃笑,汝勿效也”、在位时总是“原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后来果然出现了一个皇帝赵匡胤)。

    相比较,石敬瑭就不行了,做了傀儡儿皇帝,割掉了燕云十六州成了金元辽的大本营,为宋朝长达300年的天下一直无法统一,成了中国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
    没错,这首《三垂岗》为清代严遂成所作,严遂成虽然在清代诗名不彰,但后人称其“长于咏古,人以诗史目之”,此咏史诗是其传世之作。描述了五代时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与上党三垂冈之事。毛泽东对其父子评价甚高,在评论三垂冈战役时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并称李存勖的战术是:“先退后进”,又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存勖小名)。”毛泽东晚年称:我现在是“鼓角灯前老泪多”。
    前几年,在琉璃厂有幸购得的一九八四年文物出版社与档案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http://xysblogs.org/tianluke/archives/6040)公开发表了这幅手迹。原件为信纸上写就,未注时间。整篇书法为典型的毛体狂草,用笔流畅娴熟、气势磅礴,布局错落有致、自然奔放,是为毛泽东晚年的成熟之作,亦为毛氏手迹之精品(见上图或链接)。

    为什么突然说起这首诗呢,缘起前不久整理地下室旧书,找出一本年轻时购得的旧书《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李存孝、王彦章、李克用、朱文等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吧?呵呵反正我小时候很熟悉,现在也没忘。这本书里都有描述,栩栩如生,形象饱满。很多元人的杂剧取材于这些故事,例如:《祥梅寺》、《落巢山》、《珠帘寨》、《战潼台》、《五龙斗》、《石头人招亲》、《飞虎山》、《反五侯》、《太平桥》等,很多了,这里不再罗列。
     看了下封面宝文堂书店出版,作者罗贯中,单据专家考证好像应该是无人的著作,这里不去说它。
太磨叽了,还没有进入正题。

     在这本书里,有桌吾子的评语(批评),赵景深在《小说闲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面说:“… …我们在书中根本不曾看见玉茗堂只字的批评,而桌吾子的评语又是那样的庸俗可笑,敷衍塞责,所说的全是尽人皆知、理所当然的话,谁不知道,又何必李卓吾来说呢!”

    天路客觉得这实在冤枉了李贽,我大胆推测应该是有人托名李卓吾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而做的批评。仅举一例,该书第三十四回《梁兵劫夺勇南柩》回末,桌吾子评:朱温得王彦章为元帅,赂李英为腹心,请驾建都汴梁,社稷可危矣夫!
    确实是是平淡无奇,言之无物,实乃非李贽风格。

    李贽何许人也?反正在我印象里他态度激进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总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著名的“愤青” !文风挥洒自如有社会责任感,他利用当时的流行小说《水浒》,戏曲《西厢记》等的影响,用批注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形成了轰动效应,其抨击对象直指朝廷的达官贵人,学者名流,揭露他们的虚伪狡诈说他们“平日讲得不去做,平时做的又和他们讲的全不想干”。
    李贽的活动时期党当为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譬如他的讽刺:这些道学家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指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临时无人可用”。
    湖北黄安大官僚耿定向以卫道者自居,李贽去函,揭露他欺世盗名: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之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卷1《答耿司寇》)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名,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焚书》卷3)当时有海盗林道乾,率众出没海上,劫夺财物,官兵不能制。李贽认为,象林道乾这类有才干的人士不受重用,才铤而走险。如果使林道乾这样的人才“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焚书》卷4《因记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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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建国到崇桢亡国,共276年,李贽的政治、学术活动时期,正当明王朝中叶,比起开国时期的盛世,显然走向下坡路,但离明朝亡国还有一百多年。开国时期的思想家,如宋濂、刘基、方孝孺、姚广孝等人,对新建的统一王朝充满了信心,如提倡关心人民疾苦,减少农民赋役,惩治贪官污吏等,主张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而能见诸行动。明中叶以后,一方面,政治腐败,宦官弄权,但也有一批忠贞之士支撑其间,有王守仁、张居正等人整顿人心,振刷吏治,有戚继光等安边武将,有况锺、海瑞等临民廉吏,使得濒临亡国的明朝政权才没有很快败落。李贽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但仍对明王朝寄予希望,尚未完全绝望,对封建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怀疑。

    等到明朝彻底灭亡后,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才从根本上怀疑集权的君主制度,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黄守羲反对君主制的思想是李贽当时看不到、也不敢触及的。

    总之,李贽哲学还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如李贽的《藏书》评论历史人物,把黄巢列入《盗贼传》,把张角、张鲁列入《妖贼传》。在《昆仑奴》文中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评论戏曲《拜月亭》时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之极矣。”(《焚书》卷4)
但也要看到:把李贽的批判言论看得过了头,提高到反封建的高度,是不符合李贽的思想实际的。李贽以孤臣孽子之心,深刻揭露明代社会弊端,揭露是深刻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是无力的。李贽的遭遇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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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半天,李贽是谁?哦,李贽就是前面提到的李卓吾、卓吾子。

                

参考文献:

① 二十四史·明史

②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宝文堂书店 1983年5月第一版

③ 学术文化随笔 任继愈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年5月第一版

④ 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9月第二版

无材补天 幻形入世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天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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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砚斋全评石头记》

女娲为了补天炼了了36501块石头,用了36500块。

莫非贾宝玉、曹雪芹就是剩下的那一块?所以他说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燕山夜话·一个时代的悲喜剧

2009年10月2日星期五

       天路客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爷爷读过《燕山夜话》,是父亲从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借来的(图为我后来购买到的版本,非是那时所见版本)。

      那时候不懂什么事,只是记住了书的名字,印象却很深刻,不知咋的,后来总想起这本书,逛书店正好碰到,就买了一本,找时间读完了,才知道原来还有一段故事在里面。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时不时的还翻阅一下。

      抛开政治风云不谈,我深深为邓拓所感动,更佩服其旁征博引的功夫,哪怕马南邨先生再博学,文章里面涉及到的材料要做到手到擒来似乎也是不太可能的,于是,我深为马先生的检索能力所折服,要知道,那时候没有电脑,要检索到所需的资料需要更高的技巧,下更多的功夫,起码要做到熟练利用目录工具书,熟练利用图书馆,使查有去处,而这一切,只不过为了一张晚报的小专栏,令人感动。记得那时候读邓拓的杂文并不太容易,需要相当的文言文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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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垂岗

2009年9月28日星期一

   天路客

   前几年,在琉璃厂购得《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清·严遂成)

     原件为信纸上写就,未注时间。整篇书法为典型的毛体狂草,用笔流畅娴熟、气势磅礴,布局错落有致、自然奔放,是为毛泽东晚年的成熟之作,亦为毛氏手迹之精品。

     一九八四年文物出版社与档案出版社联合出版《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公开发表了这幅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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溱洧(附“且”字考)

2009年9月28日星期一

        天路客   

      孔子说“郑声淫”【注】果然不虚!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济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女孩子对男孩子说;出去耍耍?男孩子说:不去了,刚刚做过(既且)。 

                                              

注:《论语·卫灵公》,“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附:“且”字考:

“且”:男性生殖器(引申为性交);牌位。(《说文解字注》)cf.“祖”字的甲骨文写法。

郭沫若《释祖妣》一文中涉及到且字有如下说法:1)士、且、土实为牡器之象形,(甲文写作,即祖),可省为⊥。2)沮、祖、且、社同义,都是生殖崇拜,祭祀祖宗之俗,也就是后来所谓仲春奔淫。引《郑风·溱洧》:“士曰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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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① 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② 郭沫若《释祖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