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现象：中科院院士、卫生部部长为明显是伪科学的中医张目；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信徒和鼓吹者；我们周围那么多吃科学饭的教授研究员无怨无悔条件反射般地从思想到行动支持着中医。在国外，拿了自然科学博士的华人却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和轮子功学员的，不胜枚举。

在精神病中，有一类病，叫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具体例子如自以为是大富豪的乞丐，或是以为自己是老鼠的鸭子（参见动画《老鼠和猫》，也称《汤姆和杰瑞》）。

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人类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是要将其关到精神病院的。许多有轻微症状的，如有双重人格者或是岳不群，仍可参与正常人类社会活动，甚至在某些神奇的国度里兴旺发达。

广而化之，所谓分裂症，就是把本不相容的东西硬放在一处，并有本事让它们和谐相处。

能把科学和中医、藏传佛教、易经、基督教、轮子功等不相容的世界观放在一个脑壳内，并没有因此而进精神病院的，我们可称之为世界观分裂症患者。

世界观分裂症患者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群体中，比例较少，在精英团体如院士或诺贝尔奖得主中更是凤毛麟角。这是有统计数字为证的。

在神奇的中华大地，恐怕在科学家群落中，世界观分裂症患者不在少数，而且分裂得如卫生部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那般理直气壮，因为背后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等道德及政治力量在撑腰。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科学家中的世界观分裂现象？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和治疗世界观分裂症呢？

中国科学家世界观分裂症的诱因，大致有二。一是中国文化先天理性不足，二是世界性的现代科学体制的缺陷。中国文化先天理性不足、科学精神缺失的问题，已有方家展开论述过了。我在这里主要想讲讲世界性的现代科学体制的缺陷。

现代科学体制培养和鼓励的是领域专家，说得俗气点，就是科学匠人，而不是视界广阔、知识渊博的能将不同领域融会贯通的科学通才。每一个博士生很快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需要啃许多艰深的专著，阅读大量的领域文献，然后马上发一把枪，被派往科研前线的一个小弹坑里作战。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教授或研究员们，迫于基金申请和“不发表，便灭亡”的压力，也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一个窄窄的胡同里，无暇跳到空中，俯瞰一下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壮丽的全景和自己领域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它领域的联系。一个不在某个狭窄领域不停发表科研论文的或是已经靠以前的工作确立了自己学术地位的人，即便对整个科学体系有宏观战略的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也不会被科学共同体承认为自己的一员，给他一顶其实并不很荣耀的“科学家”的帽子。

科研体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也是出于实用和无奈。科学知识体系发展至今日，已经到了浩淼的程度，而且每日都在增大着自己的疆域，没有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掌握全局。科学研究的专业化，是不得已的办法。但这科研体制的结果，便是培养了一大批视野狭窄、世界观不完整不自洽、出了自己专业领域便与无科学知识的大众无二的科学专家。

现行科研体制加上中国文化非理性的惰性，一起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从上到下非常普遍的世界观分裂症。

如何去预防和治疗这世界观分裂症呢？

改变中国文化和世界科研体制，有点“蚍蜉撼树谈何易”，恐怕是基本不可完成的任务。

我们还是试试更可行可操作的吧，比如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良成分（如中医、儒学、玄学）的批判，以及——科普。

科普有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二是科学世界观及科学精神的普及。

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比如把生物、物理、计算机等领域的新进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属于局部知识的更新或填空，比较容易得到受众的认可，但对世界观分裂症预防治疗效果有限。

科学世界观及科学精神的普及，属于战略性的甚至颠覆性的，难度要大些，但对世界观分裂症预防治疗效果更好些。这方面，欧美的一些资深科学家们做的很好，比如美国的卡尔·萨根、爱德华·威尔逊，以及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已逝的卡尔·萨根在普及宇宙学和天文学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爱德华·威尔逊在融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整合人类知识体系方面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理查德·道金斯在普及进化论和倡导无神论上无人能出其右。

什么时候，世界观分裂症患者不再被选入中国科学院，科普的任务才能告一段落。

正如我们不需要上帝或其它任何人格化的造物主来解释生命的起源与进化一样，我们不再需要哲学来居高临下地指导我们如何来认识和改造我们周围的客观世界。

这是一个不再需要哲学的年代。现在不需要，未来也不再需要。

在四百余年前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之后，哲学便和宗教一样，在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知方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最好的去处，便是人类知识探索的历史博物馆，供后人参观把玩。当然，用万花筒似的各式哲学刺激一下人们的文学艺术想像，玩玩《黑客帝国》式的玄虚，还是有一定的娱乐价值的。

如果哲学还勉力为之，试图左右或干扰科学的发展，那结果只能是自取其辱。

乍听起来，这似乎有些残酷，因为哲学毕竟在人类探索知识、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起到过灯塔的作用。我们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做人怎么可以不厚道？

邱吉尔就遇到过这种忘恩负义和不厚道。众所周知，他在二战中为英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和精神支持，是公认的民族英雄。但战后不久的一次大选中，他所属的保守党却以悬殊的选票差别输给了工党。他的首相当然再也无法做下去了。郁闷愤恨之余，睿智且深谙民主真谛的邱吉尔说出了这种令人深省的话：“英国人民成熟了。他们学会了选择，他们不需要一个英雄领导他们重建家园。”

时至今日，我们人类也该成熟了，也该学会取舍了。五花八门的哲学催生了科学革命，功劳匪浅，但我们不能仅靠历史功绩来决定用什么来照耀我们人类在求知道路上前行。有了科学，我们不再需要哲学这过气英雄来指导我们认识与改造自然，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未来。

哲学之所以应该被舍弃，是因为它（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多元化。对于无关生死痛痒的文化，多元化或许是个优点，正如粤湘鲁川沪法日意菜系，或如摇滚爵士民族美声超男超女音乐风格，再如工笔写意写实抽象现代超现实各式美术，但对于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知，多元化却是不应该被容忍的。

不应该容忍世界观的多元化，原因很简单：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只有一个；关于这客观世界的正确知识体系也只能有一个；不同的世界观必然是互相排斥的。面对月亮，我们不可能既接受它是一个布满陨石坑、无大气的地球的唯一卫星这种世界观，又同时接受它是玉兔吴刚嫦娥广寒宫之类的美丽传说。关于生命的起源和演变，我们不可能既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又同时接受上帝造万物或智能设计。关于人体，我们不可能既接受现代医学血管神经细胞基因等的解释，又接受中医的玄虚阴阳五行经络学位的理论。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我们不可能既接受人类共同祖先走出非洲、其中一部分辗转来到中华大地这现代生物学理论，又接受盘古女娲这类神话传说。关于人类的心理，我们不能既接受所谓灵魂精神不过是大脑中神经细胞间的信号传递这等科学解释，又接受灵魂或什么绝对意志可以脱离肉体存在这种唯心哲学。

哲学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与现实的脱节。许多哲学流派或许象数学一样，追求逻辑的严谨，但那也只是在一个自娱自乐的概念空间的严谨。概念如果无法直接或经分解后与现实接轨，可操作与测量，那只能是一些玄虚的符号。把这些玄虚的符号玩弄得再天花乱坠，也与客观世界无关。如果说逻辑体系严谨的哲学尚有可取之处，那么那些自相矛盾、千疮百孔的哲学只能等而下之了。

我们随便抽出一个哲学流派，让它解释一下天为什么是蓝色的、浴帘在淋浴时为什么向里飘这等具体问题，其虚弱不堪便暴露无遗了。

或许有人会说，科学哲学，尤其波普的证伪主义哲学，总有可取之处吧，对科学可以指手划脚吧？其实不然。波普的证伪主义哲学不过是事后诸葛亮，是对正常的科学活动的一个比较精炼的描述而已。正像生物的进化不需要上帝之手一样，科学家从事科研也不必知道什么证伪主义哲学。科学家天性狐疑，对不是自己做出的一个所谓科学新发现自然会挑三拣四，寻找它的练门，不肯让那发现者轻易得了功劳去，才不管它有没有可证伪性呢。

如宗教一样，哲学到了今天，基本成了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这一点，在玄学传统浓厚、科学精神薄弱的中国，尤其如此。北大、清华的一些搞科学哲学的人整日以唱衰科学为人生终极目标，不过是这世界大趋势之一小具体表现而已。

哲学学做为人类知识探索历史博物馆馆员必备的知识背景，有其存在价值，可以搞搞。哲学本身，可以休矣！

农业出现在地球上，距今不过一万余年。此前人类的祖先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男人追杀着大大小小会移动的天然肉库和同样也在追杀着大大小小会移动的天然肉库的其他男人，女人采集着植物各个可以食用的部位——根、茎、叶、花、果……当然，采集之余，女人还担任着怀孕生产延续人类的重责。

那是一个纯天然的、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那也是一个再小资的现代女性也不愿回归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大到饥荒、战争、瘟疫，中到风吹日晒雨淋，小到蚊虫叮咬和老鼠蟑螂的骚扰，都会无情地磨练着天性好美爱清洁舒适的女性的神经。

苦难并不就此结束。等待女性的，还有那宿命般的无法控制的怀孕、人类特有的难产（万物灵长的诅咒——婴儿的大脑壳）以及自然生产时常见的大出血和产后的产褥热。在这些苦难面前，所有的女子是平等的，不会因为社会地位的高低而改变。

那时人类的期望寿命大概不可考了。但我们知道，即便在距今二千年左右、已经有了农业的辉煌的罗马帝国，人们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在22到25岁之间。农业出现之前的史前社会，女性的期望寿命应该不会好于20岁。

20岁的女性，在今日正是如花似玉的年华，大部分稚气未脱，还在大学里被灌输着成人社会对她们的期望，随便耍点小性子，偷尝些爱情的禁果。生活，对她们而言，才刚刚开始。但在史前那个纯天然的世界，这个年龄对大多数女性而言，却已经是香消玉殒的生命终点。

1900年，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导致的工业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科技的进步已经深远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在地球的一些角落，人类开始步入现代文明。但当时的科技，还处在初级的阶段，主要成果还如王谢堂前燕，未入寻常百姓家。当时全世界的期望寿命并没有比罗马帝国好多少，在30岁左右徘徊。

1900年的女性，仍是居从属地位的第二性，压抑着不比男性逊色的智力与野心，除极少数富贵妇人外，承受着繁重的家务与危险的生育任务，无暇他顾。让我们来把这家务粗略分解一下：一日三餐，无冰箱存贮新鲜食物及冷冻食品，要经常购买，做饭的火也要费时费力点燃维护；家人的衣物被褥，大多自己缝制洗涮；家居卫生，主要靠肌肉做功打扫。如果这些家务还只是繁琐重复的体力付出，健康的体质和坚强的忍耐力还可以应对，那么非预料的怀孕将给那个时代的女性带上更险恶的枷锁——不管是流产还是正常妊娠生产，生命的危险便一直躲在床脚的阴影里。

那个时代，一位女性，即便没有被繁重的家务压垮，又逃过了生育的劫难，想在社会上自食其力，她还是会遇到一堵几乎不可逾越的大墙——那还是一个雄壮的肌肉主导世界的时代。面对天生平均体重为她一点五倍、体内充溢着富有侵略性的睾丸酮的男性，她那柔嫩的臂膀一点机会也没有。

女性，基因注定与男性无法斗蛮力。她们唯一的机会，便是与男性斗智。

在制造业占经济主流的工业时代，女性是处于劣势的。

女性真正能与男人抗衡，要等到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这已经是我们身边切切实实发生的事情了。活跃在中央商业区或是金融区的女金领、白领、粉领们，以她们伶俐的头脑、女性独有的细心和纤纤食指，与男性在谈判桌、酒桌乃至键盘上斗智斗勇，夺取着她们祖母辈不可企及的地位与财富。女科学家们，在知识探索的道路上与男性并驾齐驱，分享着新发现带来的快乐和荣誉。政治文学艺术界的女性，也自不让须眉。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女性可以甩却繁重的家务和危险的生育任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在智力空间里与男性一争雌雄？

科技的进步。

今日的女性，衣食住行、性爱生育，无不受着现代科技成果的呵护。衣服脏了？有智能洗衣机，不愿晾衣服？有烘干机；饿了？冰箱里有新鲜蔬菜和冷冻食品，燃气灶、电热灶、微波炉、烤箱可提供快捷卫生的热源，如果不愿洗碗，洗碗机随时恭候；屋子脏了？有吸尘器；气候炎热？有舒适的空调；闲来无事？可看看电视，打开音响听听音乐，上网聊聊天，用手机给密友发个短信；出门，除了自愿的逛街逛店，可以基本不用腿。先辈女性们一天也操持不完的家务，现代女性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饮食毕，有男女。性爱生育又是现代女性不可绕开的生物使命。比起一直生活在死亡威胁阴影下的女性前辈们，科技对现代女性的呵护可谓无微不至。各式现代避孕方法让女性将生育的主动权掌控在手中。她们终于可以象男人一样，无忧无虑地享受性爱的快乐，而不用象百年前的前辈们那样在男欢女爱的同时，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意外怀孕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天而降。想要个宝宝？整个妊娠过程有现代医术的监护。分娩时，难产与产褥热再也不是杀手。母婴平安，基本可以保证，再也不是什么奢望。

摆脱了家务和生育的桎梏，有了基于智力的谋生手段，还有什么能拉女性回头？

当然，现代女性得以有今日的自由与地位，跟前人（不分性别）在思想解放上做的不懈努力有直接的关系。曾几何时，女性被认为不仅在生理上劣于男子，即便在智力心理上也远逊——在今日世界的许多被民主与科学遗忘的角落，人们仍这样认为。女子争取到选举权，可以婚后不随夫姓，男女可以同校，是离现在还不到一个世纪的事情。科学向来喜欢给愚昧与偏见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在女性问题上也是如此。科学发现，女性在生理上与男性只是分工不同，并无什么优劣；在期望寿命上，女性的生理反占优势。科学还发现，女性智力上与男性不相上下，许多所谓的反面证据不过是后天偏执文化的影响结果。女性心理，因为母性，有比男性更稳定细腻的一面。今日各行各业与男性并驾齐驱的成功女性，便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在民主与科学昌明的一些国度，女性早已渗透到传统只有男人才能去的领地，如一线作战与驾驶战斗机。可以半开玩笑地说，今日的女性，除了自己不能生产精子外，并不一定需要男人。将来生物医学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女性完全可以选择克隆或其它单行繁殖的手段来繁衍。大男子主义到那个时候，恐怕要到博物馆才能找到了。

女性的解放道路上，曾充满了重重障碍，包括主观的如宗教、意识形态，也包括客观的如实实在在的家务与生育负担。科学是宗教和错误的意识形态的死敌。一系列的科学发现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科技在衣食住行与生育上的累累硕果，也使得女性解放的客观障碍逐渐化为无形。

科学技术，是现代女性的密友。

给一个人灌输世界观（不论正误），具体体现在教育和文化熏陶上，是耗时费财的一项工作。纠正一个人已经成型的错误世界观，则近乎不可完成的任务。

尤其是在这错误世界观之上，已经耸立了一座海市蜃楼般的经济大厦——随便到同仁堂遍布各地的分店走走逛逛，看看那对这错误世界观精美的包装和骇人的价格，你便会明白我的意思。

中医在中国，早就不再是个科学问题，仿佛可以通过理性的争辩和科普讨个胜负。其实早在民国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刚刚开始光顾这片博大精深的神奇大陆时，中医就成了政治问题。

1929年，中华民族的先哲们曾发起过一次废止中医（当时很恰当地称之为旧医）运动。老中医们没有摆事实、讲道理，搞几个随机双盲对比实验，回应理性的质疑。他们先是谩骂，然后便是政治运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据中医信徒陈存仁的回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战争成功，国民政府设在南京。时年四十五岁的汪精卫，与谭延恺、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同为国民政府常委，风头十足，到处发表演说宣传日本的明治维新，把废除中医作为维新的第一件事。到了1929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的褚民谊，通过国民政府卫生部，出面召集中央卫生会议，与会人员有：各市的卫生局长，各省的医院院长，国立、省立大学的医学院院长，加上各地的著名西医，共一百二十名委员。三天的会议，通过了一个《废止旧医议案》，主旨在逐步废止中医。……

……

他们（陈存仁和张赞臣）找到老中医丁仲英、谢利恒老师，获得他们的支持，由他们出面召集全国中医界起来抗争。第二天，召集了上海的中医代表开会，大家一致同意发起这场行动，并决定在上海举办一个抗议活动，全体中医师和中药店停业半天，同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会。那天，在六马路上的仁济堂举行，到会人员众多，通过了全国通电，拟定在三月十七日借上海总商会场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大家还纷纷捐款，支持这场抗争行动。这次行动，得到了新闻界的大力支持，不仅全文照登筹备会提供的长篇报道，有的还配上社论予以支持。同时，还得到了诸如中国总商会、中国商联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及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通电支持。一时，反对《废止中医议案》的呼声高涨。……

那时的国民政府的办公楼，非常简陋，窗户是用纸糊的，而且大多被风雨打碎。代

表们首先见的是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谭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第二个是于右任，于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尚一样’，这话在今天看来，还是非常有水平，对于外行能不能管理内行的争论，这是最好的回答。接着是国民政府委员林森、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的焦易堂、中央党部的叶楚伧、元老级的李石曾和张静江等，他们都表示支持中医界；冯玉祥、阎锡山等电报支持。最后，他们如愿见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委主席，主席操着宁波土音的国语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此后，卫生部长薛笃弼宴请他们，诚恳表示：‘我当一天部长，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至此，抗争行动大功告成，中医界将三月十七日定为‘国医节’
。事后，卫生部聘请谢利恒和陈存仁为顾问，国民政府公布国医条例，正式成立中医委员会。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当时的民意表达管道还是畅通的。”

靠趋炎附势、阿谀权贵，老中医们逃过了一劫。中华民族失去了一次摆脱愚昧的机会。八年以后，曾“把废除中医作为维新的第一件事”的日本开始蹂躏中国。又过了八年，这蹂躏才在盟军的帮助下停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光快进至今日，近乎“沉舟”、早已“病树”的中医又一次被有识之士挑战。当年老中医的精神子孙们也又一次条件反射般地祭起他们的法宝：谩骂和政治。老中医的精神子孙是如此之多，主流政治力量也便强有力地呼应着。

历史的反复，是多么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样说：“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劳动、实践和与疾病斗争中创造的医学科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几千年来，中医药作为抵御疾病、维护健康的主要手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老百姓对中医药感情深厚、高度信赖，人民群众需要中医药。中医药发展前景广阔，中医在和西医共同完成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的重要使命中大有可为。”

现任卫生部长，一个名义上的科学家，这样说：“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也是至今世界上作为一个体系能够保留最完整的传统医学系统。中医的理论系统‘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强调对人体整体平衡的调节，也强调因人而异，辨证施治。……中医护佑着中华民族繁衍至今，我们要特别强调对中医的尊重，要了解它，学习它，如果不知道中医的内涵是什么，它的优点是什么，精华是什么，当然也包括它需要改进和改善的部分是什么，就加以评论，这不是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

这些充满了不堪一驳论据和逻辑的话语，从政治高层和一个获得了几乎所有这个国度能给予的荣誉的“科学家”嘴中说出，给人的感觉，仿佛时光冷冻在了78年前。

把是非真伪的科学问题拔高混淆为政治问题，难道是这个神奇的国度不可摆脱的宿命？

在废除中医的道路上，终点茫茫不可见。

4，关于科学与宗教。我从来不认为科学与宗教时对立的，就像我不认为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时对立的一样。我觉得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人类最好的文明成果，都需要不断的进步、修正，而不是打倒。他们的区别只不过是作用于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里。其实叫嚣打倒宗教的人和叫嚣打倒科学的人是同样的无知；把迷信当成宗教的人和把伪科学当成科学的人是一样的愚蠢。最可笑的说法是每一个宗教都沾满了血，这就如同
CCTV把美国校园枪杀案归咎于枪支一样。这些人不明白杀人的是人而不是枪这样的道理，所以也不明白沾满血的是专制权力和极端反社会的思想，而不是宗教信仰本身。其实把这些人论点里的宗教二字换成科学是同样成立的，前提与专制权力联姻或者被极端反社会的人当成武器。科学理性、宗教向善、艺术唯美，他们本身无辜，关键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生成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崇尚科学、尊重宗教、喜爱艺术，反专制、反迷信、反伪科学，这是我的观点。

后现代主义患者的一个症状，便是喜欢在抽象的概念空间放风筝，在概念之间乱拉线，不肯或不知如何落到具体的地面。摩诘的“我从来不认为科学与宗教时对立的”，便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癌症晚期的一个表现。即便不知道今日科学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之不共戴天（比如进化论与上帝造人及智慧设计论的尖锐冲突，以及干细胞及克隆技术研究受到的宗教干扰），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以及伽利略受宗教迫害的故事总应该听说过吧？如果摩诘对科学的关心只是停留在叶公或是后现代主义空洞抽象概念的水平上，不知进化论、干细胞、布鲁诺、伽利略为何物，那在基督徒王怡公开表明他对同性恋的抵制态度，引起有良知网友的公愤之后，还能说出“就像我不认为自由主义者和基督徒时对立的一样”这种话，直令人怀疑我们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星球，共属同一个物种。

如果“宗教”“是人类最好的文明成果”，那么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后来的政教分离岂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把迷信当成宗教的人和把伪科学当成科学的人是一样的愚蠢。”这么类比是什么意思？迷信=伪宗教？宗教不是一种迷信么？难道宗教是基于逻辑和证据的？你后来的“尊重宗教”和“反迷信”是怎么和谐地共处在一个屋檐下的？概念的风筝挺好玩的是吧？

摩诘小朋友，你玩了半天“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么？

摸摸自己的脸，踩踩脚下的地，看看户外的太阳和草木，别让自己也成了概念。

给你谈点历史的教训。

东晋时候，后现代主义，噢，不，玄（清）谈盛行，也就是如你这般玩概念，放风筝。其中一位玄谈大师想带兵打仗，食点人间烟火。大师带兵的结果，是成就了成语“咄咄怪事”。下面是典，

“殷中军（殷浩）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黜免》

在虚空中作字，殷浩大师得其所哉。

我可不建议你学殷浩大师，因为在他放“咄咄怪事”概念风筝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匿名] dp [66.108.168.*] @ 2007-9-8
14: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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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一个人信教就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本质上和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同性恋就认为他是罪人，是同一种思维。

“仅仅因为一个人信教就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看得出醉钢琴遣词造句的谨慎，生怕露出逻辑破绽，不愧为受过美国远优于中国的文科教育熏陶的女才子。可惜这句话指向虚空。要概括我们这批指责王怡的人，这样说更符合事实：“因为一个人不止一次公开表明并主动鼓吹自己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并因了这信仰说同性恋是罪，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不可救药的。”这一句是基于逻辑和事实的高概率判断。逻辑是，世界观是要来指导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的世界观大概率地要导致错误的思想和行动（说大概率，是因为总会有极少数的幸运的傻子从错误的世界观出发，说了句正确的话或做了件正确的事）；基督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世界观（上帝造人，原罪，天堂，地狱，魔鬼，天使，地球的历史只有不到一万年，处女可以自发受孕，死人可以复活，人可以赤脚无协助在水面上行走，同性恋是罪，等等）；因此，基督教信徒会大概率地有错误思想和行动。王怡和孙海英的反同性恋言论，便是这个论断无可辩驳的例证。从事实来讲，太多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出于他们的错误宗教世界观，从言论到行动积极反对进化论、同性恋、干细胞研究。醉钢琴是美国博士，经常以美国政治为主题写专栏，这个就不用我多费口舌了。

“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同性恋就认为他是罪人”，这倒是对王怡及其美国原教旨主义基督徒教友思维模式的一个精确描述。这个思维模式的荒谬，在于它是基于一个错误世界观的一个主观价值判断。这方面，许多网友都已有全面的批驳，并达到的相当的共识，我也不赘述了。

即便就醉钢琴原话论事，不附加信息，我也很难认可“是同一种思维”这个论断。因为这小心翼翼的措辞背后，隐藏着拿苹果比橙子。

相当一部分的同性恋是天生的，就像醉钢琴生而幸为女，而我生而不幸为男。对这些同性恋，他们的性取向是客观的，无法自主的。信教的人，如王怡或余杰，则是自主做出的主观选择。别跟我说，王怡或余杰有信基督教的基因——他们刚变声的时候，可能连基督姓甚名谁、他家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而天生同性恋的男生，那时候就知道自己不爱女娇娥，更粉男儿郎。关于人类的起源，王怡们完全可以理性地选择进化论，而现在，即便杀死我的观点，我也不会认为他们敢挑战上帝造人的基督教理论。

“仅仅因为一个人信教就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是根据一个人的后天主观选择（有对有错）及对基督教（错误的世界观）的了解对他做的判断，而“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同性恋就认为他是罪人”则是根据一个人的先天客观条件（无所谓对错）对他下的主观道德判断。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比如信教的人曾经常性地公开鼓吹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明确表明反同性恋的立场），前句话成立的可能性要大于后者。

【按：后现代主义及其分支文化相对主义这等反智的小儿科思潮，理性尚未泯灭的人们不难一眼看出其中的谬误与可笑。《甲申文化宣言》这等明显的靶子，很难不勾起向它扫射的冲动。在2004年9月它刚新鲜出炉不久，我曾撰文《鸵鸟与井蛙的后现代呓语：评<甲申文化宣言>》抨击之，并在后来另一个场合用此文来敲打《甲申文化宣言》的始作俑者之一季羡林。近日在网上见到知名作家龙应台发表在《财经》上的《一张考卷》一文，觉得英雄雌所见略同，很有趣。这里把我的《鸵鸟与井蛙的后现代呓语：评<甲申文化宣言>》与龙的《一张考卷》并列，供有兴趣的网友阅读。】

太蔟

2004年9月27日首发于新语丝网站

鸵鸟者，以为把脑袋埋在沙里，现实便不存在，或者现实便是那禽类脑袋里的主观想象。

井蛙者，守着井口大一片天空，便以为是宇宙的全部。那井口大的神圣，要誓死捍卫。

读完《甲申文化宣言》，鸵鸟与井蛙的形象，便在我脑海里萦绕，挥之不去。这样一
番充满后现代主义空洞抽象、自相矛盾的呓语，能成为“文化高峰论坛”
的“宣言”，要来指导人类文化的发展，令我对祖国及世界文化的未来深深担忧。

该宣言中说：“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

“文明既属于历史范畴”是什么意思？历史就是过去，“历史范畴”就是过去的范畴。难道文明只是过去的、僵死的东西？现代人就没生活在文明里？文明没在演进？

“既已成为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怎么就可以推出“则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原教旨基督教不许堕胎，连乱伦与强奸导致的怀孕也一视同仁；原教旨伊斯兰教，歧视女性，强迫她们把自己包裹在黑夜地狱一般的长衣中；所谓的中医，还在死抱着那早已破产的蒙昧而僵死的理论，浪费着国家有限的资源，在新浪网起劲地做着“治肌无力、肌肉萎缩”的广告，骗着同胞中无知轻信而善良的一辈。它们，凭什么“受到普遍的尊重”？还“理应”？什么理？“天理”？

宣言又说：“我们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

说的很中听，但可惜与现实相去十万八千里，与海市蜃楼、按需分配一样虚无缥缈。文明间的偏见、敌意、隔阂、误解，并不是因为缺乏对话，而正是因为“理应受到普遍的尊重”的“不同族群的恒久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你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世界的中心，“理应”万国来仪；他认为自己是太阳的本家、天照大神的后裔，杀你没商量；她又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别人都是野蛮人、异教徒。在这些有民族特色的“恒久信仰”上，还有什么对话的基础和必要？如何能不“狭隘”？如何能不“排斥异质文明”。

文明如何不能论优劣？一个蔑视人权、民主与科学、以为有天堂以及七十二个处女等待恐怖主义分子的文明，如何不劣？一个不允许人民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获得信息的文明，如何不劣？一个把聪明才智都用在皓首穷经、信仰“受命于天”、搞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的文明，如何不劣？

劣不可怕，怕的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不思改进、以劣为优。

文明有时就是不可调和的。前科学的基于原教旨宗教的专制文明，和科学、讲民主的文明，有什么可调和的？一个相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变相地“灭人欲”的文明，和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又能博弈出双赢解决方案的文明，有什么可调和的？

文明的冲突，如果只能通过“调和”解决，世上早就没有了军队与战争，何况战争也是一种“调和”－－极端的调和。武器的批判，有时胜于批判的武器。毛泽东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霸道了点，但那是在幻想破灭后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科学的文明，对蛮不讲理的前科学文明，在说得口干舌燥后，除了用科学与民主的产物来实证它们一下外，又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学甘地绝食？学耶稣把另一半脸也凑上去？

宣言又说：“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主张，每个鸵鸟，都有权利和义务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眼不见，心不烦，关起门来成一统，我是博大精深人；每个井蛙，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井外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对江河湖海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宣言再说：“我们为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经济次发达地区的文化命运深感忧虑。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国力不论强弱，在文化交往和交流方面均享有平等权利。我们反对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

我则主张，我们为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命运深感忧虑。我主张，我们有权要求美国阿拉巴马州白种红脖子喝啤酒看橄榄球居民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京剧感兴趣，要求津巴布韦部落酋长赴中学习儒家礼仪，要求我国副厅级以上干部分批赴亚马逊热带雨林跟土著学习管理技术。我反对对小脚文化、吃人文化、黑衣裹身文化、不许堕胎文化、巫医文化的文化歧视，并认为此类行为是反文化的。对这些文化歧视，我主张“文明对话”与“调和”。

够了！

人类（当然包括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就是把脑袋从沙子中拔出，从井中跳出，认识到不论黑黄白红棕，我们都是同一个物种，可以通婚，可以融合，面对着同样一个客观世界，有同样的实际生存问题要解决。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跨越种族（一个纯文化的概念）与文化的，并不存在所谓东西方的区别，只有谁先发现、谁后受益的分野。科学是人类唯一行之有效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方法；民主是人类经过无数尝试和惨痛教训后总结出来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最佳博弈方案。全面运用科学与民主，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盘人化。

人类共同的地方，远大于不同文化间衣食住行思维习惯上的微末区别。抱着属于自己偶然形成的可怜的一粒芝麻，对之“恒久信仰”，要别人来与自己“对话”，而不顾人类共同福祉这个大西瓜，轻言之是“鼠目寸光”，重言之是“自绝于人类”。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中长着花岗岩脑袋的成员。

一种文化最大的敌人，就是该文化中的原教旨组分，而不是其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