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与印象里锁眉凝思的那位深沉哲人不同,现实中的周国平总微笑着。白色短袖T-shirt,加短裤,加凉鞋,再背一个学生双肩包,在机场见到他小跳步地向我们走来时,很难与脑海中那个总是向人生发出终极追问的哲人画上等号。
饭间,周国平开玩笑说,自己其实是1945年出生,前不久被出版社弄错,印成1954年出生,他笑着说非常感谢出版社,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尽管席间有聒噪的对话,周国平大部分时间微笑着,等一席人滔滔不绝讲完后,他略略点评几句,仿佛身边每个人数十年的经历性情已被他洞穿。
无论凡夫俗子的现世的困惑,还是当下社会的光怪陆离,在周国平那里似乎都有极成熟而通透的解答。日前,他第一次到东莞担任“文化周末”主讲嘉宾,选择了谈教育的话题,“以前我比较多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绝少谈社会问题,但现在可以谈一点”,因此,讲台上的周国平充满棱角,他严辞犀利地批评当下的教育制度,批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失落,听众甚至从他口中听到“精神贱民”这样不带遮羞布的词汇。
周国平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想当精英的人太多,但是缺少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智者,他们应该与时代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看重事功,而是矢志不渝地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儒家的“修齐治平”他并不看重,“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谈到这方面,周国平显出一种骄傲,他目前的生活,不在大学授课,隐居在北京的闹市中,以书斋写作为生,实现着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境界。
因为翻译尼采,因为写出浸满人生智慧的哲理散文,周国平通过文字结友,并非是孤决的生活状态,与他交往的朋友包括有叛逆精神的崔健、有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人物王广义,还有被他点评为“极聪明果断”的智慧女人蒋雯丽,“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自己的一些人生问题,谈得都比较深”。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极少类型的写作者,周国平通过囿于书斋的写作,如何照亮别人生活或思考中的暗影?那应该源自一种数十年阅读、思考、写作修炼成的大智慧。对于写作、对于他所关心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等问题,周国平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周国平简介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他最初以翻译尼采著作出名。
1986年,周国平写成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堪称国内第一本正面评价和热情肯定尼采的著作。此外有学术著作随感集《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诗集《忧伤的情欲》、《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自传《岁月与性情》、《今天我活着》、《爱与孤独》等；译著有《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偶像的黄昏》、《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
周国平的散文长于用文学的形式谈哲学,诸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与超越等,探索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磨难,寓哲理于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以至于当今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谈中外哲学传统
“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记者:中国当代作家中,像您这样直接写哲理散文且写成功的不多,而国外有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被称为“世界导师”,可是他拥有宗教的背景。您没有宗教信仰,又凭借什么去悟出困惑人类的那些基本问题?
周国平:具体来源有阅读有思考有感受。我是没有宗教背景,但是我觉得所有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实际上在人生智慧上是相通的。有门户之见的肯定不是大家,真正的“通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应该是相通的。
我家里有几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他就像曾经轰动一时的奥修一样,我并不认为他算得上顶级大师,他还有点浅。佛教、基督教的东西,我都会看一些,包括像《圣经》之类。我喜欢看“原点”,而不是看阐释性的东西,我更愿意从源头去体会。我发现所有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在人生问题上,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其实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源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在思考这两大问题,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佛教、基督教也是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最后想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共同的,不管结论、方式上有多大的差距,大的结论是一致的。比如灵和肉的问题,宗教或者哲学大家们肯定都得出一个结论:灵比肉更重要。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照料好灵魂”,照料灵魂是最重要的。或者用耶稣的话就是“天上的财富要比地上的财富重要得多”。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重视灵的生活。另外就是对死亡的坦然面对。
记者:作为北大哲学系科班出身,您的哲学写作如何站在这些大家肩膀上作新的发挥?
周国平:其实我很怀疑我有多少创造,无非就是一些读大师作品的读后感而已。相比古典大师,我肯定会加入现世的东西,比如说现代人的困惑会多一些,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这些问题,这大概是由一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决定。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关注内心生活的人,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人际交往。
我经常说,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对于爱情、对于财富、对于幸福、对于快乐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肯定是以经历为依据,但不限于经历。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苦恼、挫折,包括情感和人生遭遇上,我这些路其实走得并不平坦,有些曲折,我经历了3次婚姻。但是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面对自己的困惑,并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从翻译尼采的著作开始,是不是西方哲学对您的影响更大?
周国平:我特别喜欢尼采的写作方式,这首先影响了我。他喜欢用格言的形式写东西。他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思想不是你使劲想出来的,思想就像你在旷野上散步时,一阵风迎面出来,吹到你身上就留下来了,成了文章。
当然,尼采的思想也是非常精彩的,很有力量。尼采哲学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生命的健康,肯定生命的本能,生命本能是无罪的,权力意志从这里发展出来。尼采强调精神上的卓越和高级的文化,他认为这些来自于健康的、强健的生命本能,可以说是生命本能开的花。
应当说,西方哲学对我的影响比中国哲学大得多。我觉得西方哲学最精彩的两个线索,一是英国哲学,二是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的传统是从英国古典哲学家培根那时开始,到后来洛克、亚当·斯密这些哲学家所开创的传统,都是重视个人,把个人自由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勾勒了西方的政治哲学,就是法治,把个人自由当作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实际上,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根本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奠定的,一个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由此奠定法律和整个社会的基础、基本原则,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以罗素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比较平和,比较注重现世生活,不是特别进行终极追问的人,这是英国哲学家的特点。但是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进行终极追问,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家从古希腊如柏拉图时就开始了终极追问,形成了西方所谓形而上学的传统。柏拉图的思想以及后来基督教的思想都是一直这么下来的。
把西方哲学这两条线并列起来看,他们对人的精神结构的关注有两极:英国哲学传统关注个体,德国哲学传统关注上帝(关注最高价值),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哲学传统里缺失的。中国哲学传统对这两个端点不关注,而是关注中间的环节——重视社会,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儒学的传统,对于终极价值和个人价值较少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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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谈写作和阅读
关于写作
周国平认为自己发表作品很晚,但他说自己其实很早就开始写日记,从八九岁起就没间断过,再加上对各种人文经典著作经年累月的阅读,后来终于有了写成哲理散文的能力。
“人生有快乐。尼采说:‘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写作就是留住快乐的一种方式。人生中不可避免地有苦难,当我们身处其中时,写作又是在苦难中自救的一种方式。”周国平认为,逆境出文豪,中外古今从司马迁、曹雪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无不如此。
写作如何能够救自己呢?“事实上,它并不能消除和减轻既有的苦难,但是通过写作,可以把自己和苦难拉开一个距离,以这种方式超越苦难。”周国平说。
关于阅读
“我杜绝看各种八卦新闻,那会让我的脑子一团乱,对我没有任何益处。而阅读经典著作、名作,能获得精神上的愉快,达到真正的休闲。”因此他提出,“一定要阅读名著和经典,‘畅销书’很多情况下非常糟糕。”
现代人应该如何阅读?“我最怕开书单。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书单不可能是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经历、爱好以及程度,书单也是不一样的。”周国平说。
谈当代知识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您把自己每天一半的时间用来阅读,您会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吗?
周国平:基本不读。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非常可悲的是,他们不阅读,或者阅读非常有限,尤其对于哲学,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少能观照到人类的基本问题,大都浮在一种表面上。
我关注到的,史铁生的作品在讨论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多向的性趣和专一的爱情能不能两全,最后的结论是不能。
相比较而言,欧洲文学或者俄罗斯文学,他们的作家心里一直装着人类的那些大问题,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黑塞,他们关注人类精神世界,写作的时候也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软肋。
但我也一直认为,真正能比较圆满地写出人类困境的作品,仍应该是大部头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而不是我现在写的哲理散文。但我想,成功驾驭一部小说非常难,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有能力进行尝试。
记者: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缺陷,现在的哲学写作呢?或者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呢?
周国平:现在大学的哲学系充斥大量学院式的写作,每个人定一个研究方向,然后自己找资料,写论文,研究方向和自己人生有没有关系就不管了。这其实就是当代的悲哀。
有人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了,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场这样的大讨论。但是我说,人文精神早就失落了,现在失落的只不过是地位而已,感慨自身丧失的其实是儒家向往的“为帝王师”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传统不同,中国历来是文人传统,西方是学者的传统。哪怕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文人传统也没有变,那时的大家都是把学术和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像梁漱溟他们那样。或者是玩学术,他们喜欢这个东西,像胡适、梁启超,他们写的文章、关心的问题,都和人生有关系,像王国维研究《红楼梦》和叔本华,也是和人生结合得非常紧。
而西方是学者传统,追求真知,在知识系统中什么有问题,他要去解决。即便是二战以后,西方哲学传统开始变弱,哲学家们关注的最根本问题也不仅限于个人。他们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学者的角色还是比较纯粹,比如大哲学家像哈贝马斯,关注的都是社会问题,很纯粹。
对比之下,当代中国,学者传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文人传统现在也没有了。学者们研究的东西和自己生命的联系也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功利了。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也可能和知识系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自己的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现在有一种学者最受瞩目,频频进入大众视野的比如易中天、余秋雨,但是您似乎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那么如何对社会进程产生作用?
周国平:我认为,智者应该是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距离,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和走向。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作用。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可以做与社会无关的纯学术研究,做出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可以发生长远作用的。就像英国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不是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他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奠定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命脉。但我们缺乏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的理论去思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理论产出。
有一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在国内做讲座,当时有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丁先生,你现在的研究项目,到底有什么经济效益?丁肇中一下子被问懵了,好一会没说话,然后就说“我不知道”。后来他说,其实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好奇心,而不在于名利,这个利也包括所谓的经济效益。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将经典通俗化的学者?比如国学热,以及随之走红的于丹等人。
周国平:其实我并不反对把经典通俗化。但前提是,你要有扎实的功底。我认为《百家讲坛》跟国学没什么关系,《百家讲坛》基本上是迎合大众口味,把中国古籍里的某些东西娱乐化,比如易中天讲《三国》,把好玩的东西拿出来；另外,就是把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困惑“心灵鸡汤化”,就像于丹那样。于丹那样讲《论语》,其实可以用来讲任何一部经典。比如人要追求内心的安宁、活得超脱一点等等,可以用来讲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但她并不是在讲哲学。
现在通过强势的媒体,谈论一些古籍和经典著作,起码也会让大众关注到有这些著作,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去读原著。但总体上,我觉得不会造成真正的国学热,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伤害到真正的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