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Blog主人按1：迎着诺贝尔各类奖正在颁发的东风，俺们也再度科普一下最近几年的主要研究工作。】

【Blog主人按2：俺们当然从来木有想过有可能和诺贝尔奖有啥关系，毕竟俺们做的管理科学（包括应急管理）与理、化、生、医都无任何关系，即便和经济学稍微能扯得上边，也还是相异性更大。哦，对了，说不定俺们和和平奖还真能有点关系呢，毕竟，应急嘛，应该属于“以和平为目标”的内容范畴。】

一

　　尽管在所有的学科里面，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各门社会科学相近，与严谨的逻辑为核心的科学之间是有一定偏离，但是，经济学因为可以描述虽宏观但是大家都能感知到的现象以及微观操作层面上的内容，还是会引发大家对于这个方向最高成就的关注。

　　在所有的学科中，就所谓“科学性”而言，我个人认为大家口中常说的以下这个顺序能够基本反应出内在排名——1数、2理、3化、4天、5地、6生，排名最后的生物学的科学性虽然比我们管理科学还是要强一点，但是和数学一比可谓天壤之别了，属于科学界六大传统学科门派中具备科学性学科中的高阶无穷小。

　　有趣的是，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他各个自然科学奖项之间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奖是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以“瑞典银行的名义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经济学奖”，据说这个奖诺贝尔家族成员是不承认的，但是，因为里面内藏有诺贝尔的名字，所以，大家也就将其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不去追究其背后的更具体的说法。

　　另外说了，一个奖励所以能够站得住脚丫子，与被它授奖的人也有关系，如果那些人都确是经济学中的名家高人，也就是说在同行评议里都是属于高山仰止的人物，而不是类似我们国家院士这类半数左右都属于沐猴而冠的人，自然就能权威得起来，甚至这个奖叫“王小六与狗剩子联合经济学奖”也不耽误它的权威性。试想，如果我们国家来一个系列奖项——“古老的远东国家——中国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的XXXX奖”，即便是由拥有最高权力的人颁发，也很难得到承认。

二

　　2007年给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斯等三人颁发的这个貌似“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其实有点古怪，因为这个奖的得奖内容和其他经济学奖有较大不同，它过于数学化了，或者说，过于理论化了，大量过深（当然，对于大数学家们来说还属于过浅）的博弈论模型用于其间，有时候会损害理论本身的经济学实质。

　　而本身就围绕“机制设计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们敝帚自珍，甚至会觉得这已经超越了“‘经济’机制设计理论”本身，而完全可以成为所有的机制设计的指导或至少是参考。也就是说，它们是全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都能（或以一定概率）普适的一种理论，只要存在机制选择问题的领域，就可以采用这一理论框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计，并得到接近最佳的设计思路与策略。

　　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应用这套理论，完全可以选择出对你最好的机制与模式，以达到机制使用者的最终目标。

　　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有点言过其实了，我和自己的弟子们有段时间每次都研讨这个理论的所谓“精髓”和可能的应用，我做质疑的反方，让学生们做这套理论的拥趸和辩护者，我问：既然这套理论真的可以帮你选择出最好的经济模式，那么，请告诉我，究竟谁拿这套理论做过这样的选择，而且效果确实很好。哪怕你告诉我一个很小的案例，也可以。

　　争论来争论去，大家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理论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话，那么，迈尔斯研究的招投标的那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例子说——我们让投标的第一名中标，但是，中标金额却用第二名提出的。

　　也许，正是这样的一个可实现可操作的例子使得迈尔斯也位列得奖人之中（俺的陈氏猜想），否则，其他两位老兄的东西还是过于抽象和理论化的，现实中根本没法使用，乃至理解起来都有难度。 

三

　　因为我在和学生们的论辩过程中自我选择了做“机制设计理论”的反方角色，所以使得我必然会考虑这个理论的缺陷和问题之所在，也从而引发我们考虑自己关于“管理机制设计”理论体系和框架时必须异于并优于这套东西。

　　得2007年奖的这套机制设计理论有几个基本假设：自由选择、自愿交换、信息不完全和决策分散化。而前两个基本假设其实很经济学了，而且很市场经济学。

　　在管理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恰恰缺乏自由选择权，自愿交换也往往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学里的两个基本假设在管理学中恰恰是不适用的。自由和自愿在管理中从来没有纯粹地存在过，以后也不会存在。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管理总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我们定义奴隶制的管理强制性是100%的话，那么，今年即便是在民主国家，管理的强制性也绝对不是0，而且永远大于0。

　　既然基本假设有巨大差异，2007那个得奖的“机制设计理论”其实只是“’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而与管理的关系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爱讨论班上，学生们担心地对着陈老师劝告：“陈老师，我们是不是不应该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与人家诺贝尔奖内容对立的一面啊，那样，人家不会把我们当狂妄自大看吧？”

　　陈老师笑道：“就我们（乃至我国）目前的科研状况，别人连看都不会看我们，更不会说我们狂妄了，就还没到那个份上。”

　　陈老师继续笑道：“我们如果能够说清楚我们的研究出发点和人家的不同，而且是自洽的一套东西，这与站在谁的对面或者屁股后面都没有关系，要相信有能力做同行评议的人有自己的眼光——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对面是牛人而选择蔑视你，也不会因为你一直跟在牛人后面距离很近而直接尊重你。真正的学者是什么？都是些只相信自己判断而对其他人的说法或介绍嗤之以鼻的家伙。”

　　陈老师三笑道：“而且我们的研究已经准备以20年为时限，以应急管理为我们这套理论的实践领域，这个不着急获得大家的认可或反对。我相信，未来18年的研究一定能够给出一些漂亮的机制设计实践与应用来，让大家本质信服。陈老师一点都不着急。你们如此年轻，更不需要着急或慌张。”

四

　　以上算是背景介绍吧，再说这个理论的大致内容。“管理机制设计”其实希图解决的是管理中的终极问题。而管理中的终极问题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你不是说我这样管不行吗？那好，你给出一套东西来，确实行！我就服你。”

　　而管理机制设计理论给出来的东西，就是“在别人的那一套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行（不能适应环境或不能达到目标）的情况下，我们提出的东西能行”的策略与方法。

　　如此，我们就可以称它可以解决管理中的终极问题。

　　但是，管理中又究竟有哪些问题呢？在我们的理论体系里，把管理的目标分了六类（我之前的博文中介绍过）——

　　1，秩序（例如：国家需要秩序，小小的银行排队也需要）

　　2，创新（美国为什么能当老大，国际化以来（1400年后），历史上的老大为什么总是别人而不是我们，根源在于创新。诺贝尔奖也恰恰在鼓励最初的创新。）

　　3，效益（你可以先简单地认为就是“挣钱”）

　　4，效率（同等情况下，我们可以更快、更高、更强）

　　5，公平（可以分为基本公平和高层次公平）

　　6，公正（这里尤指程序公正）

　　在我认真的多次思考之下，觉得管理的目标无外这六类了，其他的目标即便叫别的名字，也可以最终归结为这六类。

　　当然，目标可以是多层次的、多阶段的、多重的，甚至目标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这个没有关系，可以单说。

　　管理机制设计就是为了达到以上的一个或多个目标，而管理机制设计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设定一套工具来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实现目标，当然，其间会考虑成本的付出和方式的选择。

　　经济学的目标则相对单一一些，基本是效益为主，或者说一切围绕这个为中心展开。即便我们经常在经济学中看到兼顾公平之类的提法，但那实际上是管理的问题，并非是经济学的核心。只是因为之前管理学相对弱势，或者说现实中是个人就会觉得自己很懂管理，但是懂经济却显得有个门槛似的。

　　在我看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假设都有差异，中间的具体问题更是差之万里。

　　但是，怎么达到可以解决管理中的终极问题的困难目标，却一定是最大的问题。而且，我们希望提出的这套东西不是简单地解决一个或多个，而是为解决大多数的这类问题提供思路与策略甚至工具，其实是解决所谓“问题的问题——元问题”。这让我陷入接近2年的苦思冥想之中，而恰恰又这样的一个激发，我觉得自己好像想通了理论中最关键的部分。那就是遵照数学的基本逻辑，按照目标、概念、构成元、相邻关系等将这些进行层次化梳理，然后再从基本模式到递阶模式，给出解决方案，至少最后这套理论能否包括进来更漂亮的人人可用的“工具”，我想应该是10年之后的事情，我们有时间和耐心慢慢地解决它。

五

　　当然，和数理化不同，对于“管理中的终极问题”，即便可以有一套新的思维模式协助解决，也不彻底可能解决管理中的所有问题，总会有一些问题是这套体系所无法涉及的，甚至有些已经被这个理论解决了的问题，换个环境问题还会卷土重来，或者按照学术的说法，叫做“管理机制失效”，这也正是我将去美国开会在大会报告中报告的内容：管理机制失效分析与应急应用。

　　很多科学发现是问题驱动的，包括数学这样的学科也是，而管理对于现实问题的依赖更强，几乎每次管理思维的本质性进步又都是新的环境对于管理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但是，环境的太过多变恰恰又给管理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地不确定性，使得管理学的研究总是“乱花渐欲迷人眼”，本质的规律性掩藏得更深，不过，我相信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我们的进步，这些问题总会显露出狡黠而美丽的真面目，成为科学家伙们终于“娶”回家的“新娘”。

　　这个暑期带陈热闹出行，我主动选择了自订行程和宾馆，坚决拒绝了可能的旅行社旅游模式。

一

　　这是因为在她三岁时候我们一次去海南，陈热闹一路上吐的次数达到了四次。

　　其中的第一次是打车前往机场，临到机场的那一刻，还在出租车里没出来，陈热闹哇得一声，早餐和昨天晚上的晚餐全部倾泻而出，我对司机很不好意思，多给了司机20块还是30块钱（或者竟然是50？有点忘记了），给我们的初次离开北京外出旅行奠定了一个不好的基础。

　　果然，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因为到了海南之后交通方式就全部是长途大巴，就在大巴上意料之中的来了第二次，此时实际上已经开始吃半片晕车药了，但是，起作用也没有那么快。

　　我觉得，旅行车里应该弥漫了一股陈热闹呕吐的味道，我顿时觉得对全部的旅客不好意思了，尽管大家都谅解一个仅仅三岁的孩子，但是，俺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妈则对我的选择恨恨不已，一路上一直在假设如果不出来该多好。后来再吐第三次的时候，我妈都恨不得把我痛揍一顿的意思，我也只好沉默不语，尽管内心里还是觉得小孩需要认识世界，哪怕付出代价。

　　第四次的吐稍微好了点，是下车之后，我们在其中的一站吃了一个椰子，水大半被陈热闹喝掉，我则啃吃了瓜皮内瓤，觉得也挺香。但是，这样的安排效果却是在下车的第一时间，陈热闹的小嘴喷薄而出，还带了些椰香的椰子汁一部分吐在了我们的行李箱上，一部分则到了地上。

　　之后，一路顺风顺水了，我们一家子的紧张气氛也缓和下来。后来看到有严父在逼迫孩子超过能力地去训练锻炼，我就会想到自己的这次安排——好像也够“虎父”的。

二

　　从此，我对旅行团就怕了，因为每每都是起早贪黑，休息时间完全无法保障，大人累点也就罢了，对于孩子绝对是折磨。之后带着陈热闹去太原、去成都、去山东老家，都是自己安排行程，没有再用过旅行团这种出行模式。当然，在前往成都的飞机上，还是吐了，但是这次的吐是和飞行过程有突然下沉和减速的影响，我爸爸妈妈都觉得有点点受不了，不算正常状态。而成都回北京的飞机上，陈热闹还一步跑到空姐面前，告诫她们“开得稳些，好吐！”把正迎候旅客们登记的漂亮空姐们给莫名其妙了一把，愣怔后才明白过来。好在返回的航班很稳当，没有出现来时的问题。

　　这次的出行也一样，看着旅行团紧锣密鼓的安排，我就心里害怕起来，就怕一个不适应，把本来的美好行程给破坏得一塌糊涂。

　　好在巴塞罗那是我去过的城市，安道尔也事先查过了怎么到达，汽车在哪里坐，总之，提前的工作做了个十足十。

　　而到了巴塞罗那之后，我们坐地铁，上汽车，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就觉得也许陈热闹真的长大了。而上飞机前就没有吃晕机药，瑞安航空公司的廉价航班，为了省油，起飞和下降的速度都贼快，也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就没有，可是，在前往安道尔的车上，陈热闹还是吐了。不过和小时候直接无预告地呕吐不同的是，这次是说爸爸我不舒服，然后我找了一个塑料袋才开始了喷薄而出的过程，几口出来，陈热闹自己说：“舒服多了。”

　　然后，我就发现自己找了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把我郁闷地够呛——一个本来可控的应急事件还是演变出了其他问题。

　　我就抓紧应急，用了纸、第二个塑料袋、湿纸巾等各种东西，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控制住呕吐物往地下的滴漏问题，旁边一位不知道是西班牙的还是安道尔的女士又给了我一包湿纸巾，才算是基本解决了地下的问题。俺们千恩万谢地表达了感激之情，女士笑笑，估计内心里也鄙视了这个当爹的人一把。如果她知道俺们居然是做应急管理的，估计笑的时候露出来的牙齿会更多一些。

三

　　当爸爸的第一次应急做得不合格，第二次就坚决不能再如此狼狈，我在回程的路上贮备了五套防止呕吐以及呕吐后的应急方案，手边随处可以在超过3个地方拿出质量好的塑料袋，纸也随时候着，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上车的前2个小时，吃下了半片晕车药。

　　结果俺们发现，应急准备过度了，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陈热闹一上车很快就在我怀里睡着了，然后，一觉就睡到了巴塞罗那，下车的时候还感慨怎么这么快呢！

　　俺们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的事情仅仅是吃饭和在巴塞罗那继续睡觉的问题，这个即便做不好，也没啥大关系了。

　　于是，就果然没有做好。晚上睡觉的地方倒是不错，但是饭却没打理好，让我自己都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下午出去玩，中间的时候不断地吃零食，晚上开始的时候不饿，我也就没认真安排晚饭，想着也许就这么对付了也可以。

　　可是陈热闹不干，大概在晚上9点半的时候，强烈建议出去吃晚饭，我说这么晚了，要不你别出门，爸爸出去看看能不能饭店里给你买回来饭，我回来的时候和你对暗号，别人叫门一定不能开。

　　然后我就披挂整齐，出去看饭的情况，结果很失望——首先是下午还开着的一家咖啡馆面包店关了门，其次是附近的超市也没了人影，第三走远点后发现也没啥值得买的东西了，此时灯影瞳瞳，还偶尔闪过几个黑色的人影，再看街对面，一家闪着night club霓虹灯的小店下面站了一个可疑的女孩身影，俺们扫了一眼抓紧扭过头去，然后就这么落荒回了。

　　满怀希望的陈热闹看到我手里啥都没有，非常失望，说了好几遍，俺们只好调集行李箱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并许诺第二天给她吃非常好吃的西班牙海鲜饭，才算是安抚了那颗受伤的心。

四

　　这次出行，尽管烦恼的事情很多，但是依然有最让我骄傲的事情，那就是每天都能让陈热闹睡到自然醒，9点半左右去餐厅懒洋洋地吃早餐，内容还算丰富，然后回到房间慢慢收拾，最后轻松地出发去玩，玩累了就随时休息，晚上也总是还算早地返回住处，看会电视或者上上网就入睡，而这样的享受如果没有自己安排，而是跟从旅行团，那是绝对不会有的。而以后我们也打算继续沿用这样的模式，好好把未来的世界之旅进行到底。

　　很多朋友注意到莫言得奖后的这样一个现象——

　　文学圈里很冷清，为何？

　　科学界中特热闹，咋啦？

　　很到位。

　　其实，文学难得有公认的标准，即便《红楼梦》历经数百年的考验，还有很多人说写的不好呢，更不好说什么《红高粱》了。《蛙》就有好几处明显的漏洞，我看完后本来想写篇文章嘲讽一下作家的懒惰造成前后脱节呢，后来懒得写，再后来就发现有人写了，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就乐了。

　　莫言的文字还不错，比王蒙强，不过说实在的，强也有限，我同意谢力的观点，觉得不如余华好，也比不上一部作品奠定地位的陈忠实。

　　可是，人家就得奖了，你也没法说什么。

　　其实，我们作为科学界的人士，祝贺下也倒是能够发自内心，文学界的不少大佬好像都没啥祝贺的文字发出，也有朋友分析道：“莫言得这么一回，中国作家20年就别想诺贝尔文学奖了。”

　　这句话说到了要害了，像王蒙这般，到呜呼哀哉的那一天怕都在这方面没戏了，即便祝贺下，言不由衷怕也是会有的。

　　但是，好像科学家们的祝贺是言由衷的，难道是外行看内行的缘故？

　　俺觉得不是！

　　主要原因还是科学家们在自己的领域里佩服人是正常的情感表达，别人在某些方向上就是行，你就是不行，不服不行。　

　　也就是说，科学家们内心里还是有对作品或成果评价的客观标准的，即便不能定量化为SCI点数（也有愚蠢的人用这样的方式评价），也还是有强有弱，高下立盼的。

 　　于是，莫言诺贝尔了，大家也就能祝贺下，岂不知文学界里向来文无第一的，而理学界则好多了。要说杨振宁先生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弄了个诺贝尔奖金花花，到老来，82岁娶个28的，还是羡慕的人多于嫉妒的，就因为人家有个你不得不佩服的东西在那里搁着。

　　先问自己，回母校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本意是特别想见某个或某些老师，则可以先弄清楚老师这次能不能见到？

　　——如果本意是见同学，也要看想见的一位几位去不去？

　　——如果本意是显摆成功，这个这个，俺就不评述了。

　　——如果原本就没啥目标，只是收到群发的邀请信了，俺觉得不去也罢。

　　有很多例子说明，很多校友回校活动变成了某些校友显摆巨大成功的舞台，而原来熟悉的平素就联系着的朋友这次依然熟悉在一桌子吃饭，其他本来就懒得理会的同学这次去还是懒得理会，即使一桌吃饭也还是懒得理会。

　　而如果要找归属感，那么，参加这样的一次活动，是否能够找到呢？

　　——你想问我，我问谁去？

　　美国鬼子纪念自己牺牲的先烈们，是用刻名的方式。

　　据说越战和朝鲜战争都如此，在华盛顿的某处躺这样这样的纪念碑，虽然可以是没多少高度的，不雄伟，但是一定保证找得到牺牲者名字的。

　　俺们2008年去韩国的时候看了在那次战争中死亡的联合国军士兵的纪念碑，是铜碑，几百年都坏不了。有的名字刻有点高，需仰视才见。

　　中国的烈士纪念也有立碑立庙的，也有用县的名字或者城市路名来纪念的，比如北京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每当看到这样的名字，就会让人想起1937年中日卢沟桥战役的惨烈。而左权县也主要是因为左权是在抗日的过程中牺牲的。

　　除了这些好的做法，我们的很多纪念碑其实篆刻的是一笔糊涂账，一个名字都没有，大约相当于无名英雄墓吧。全代表了，俄罗斯也有这样的墓碑。

　　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就放了日本历次战争的牺牲者，东条英机这样的二战战犯的牌位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日本人每每向受二战之苦的各国解释的一个角度——他们不是参拜战犯，而是参拜其他各色人等。

　　对于外国人来说，靖国神社其实只能算得一个旅游景点，虽然在日本人心中很郑重。

　　日本在类似的纪念性建筑外面，都有大量的“开”字形杆子，有水泥的，也有木头的，纪念明治和他老婆的神宫，就是大木头的，很有些气势。

我们创办的国际会议系列是有自身特色的，一方面促进了中、日、美、韩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不同研究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还有后续更为深度的交流。

　　实际上，我第一次带学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系列上（第三届），开始时韩国那边还有点不那么乐意让我带学生过去，因为会议是不需要交会务费的，就算是白吃白喝了。不过双方意见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于是我得以第一次将学生带出了国门。

　　不说会议本身，其间有个花絮是这样的，去韩国前我一再叮嘱学生，尽量注意不要把带洞的袜子在开会的时间穿上，因为中午或晚上吃韩餐的时候要脱鞋。学生开始还点头，后来就不禁笑道：“陈老师，我从来都没有带洞的袜子。”让俺听后特羞愧，因为至今俺们还是会穿带洞的袜子呢。

　　不过，尽管我参加了多次这个系列的会议，还把这个会议在2010年带回了中国，当时组织还算得力，好像有14个国家的学者前来，甚至包括了南美和中东的学者（伊朗和伊拉克的学者差点在会场上因为领土的说法吵起来，俺就真要应急管理一把了），但是我自己的研究生却没有什么主动精神，除了似乎多认识了几个外国人，并没有利用好这个会议系列本应给与的更多机会。

　　而这次来美国参加“危机与应急管理”国际会议，我在刚到会场时就发现了去年在日本见过的一个尼加拉瓜姑娘Cuadra（音读为“苦啊得啦”），很诧异——你怎么也来了？莫非京都大学的教授给出钱了不成？

　　就多问了一句，结果她说：因为去年在京都大学参加了这个会议系列，就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到美国再读，而所以有这个机会正是通过从美国前往参加会议的几位联系好的，而且在佛罗里达读书时也在她们指导下，这次则作为会议参加者和服务员的双重身份参与本次会议。

　　我有点“泪奔”了，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国际视野的老师，我一再告诉自己的学生：不要只把眼光聚集在国内，要充分利用陈老师和陈老师提供的机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年轻时就有机会走遍世界的人，等过了三十岁再出国，就没太大意义了，至少意义不如更年轻时出来读书更好。尤其是，陈老师自己每次出门，都总会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更加觉得不可以继续在神州大地做井底之蛙，每每对自己最后留在国内完成了所有的教育而略觉遗憾。

　　但是，大家终于还是不愿意出远门了，这和我们1980年代出国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我们更多的可以认为是没饭吃而不是有追求），同时，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本质文明化起来，而是和西方的距离保留依然如故的模样。那么，继续西行依然是需要的一个过程。

　　推测一下原因，大概我们总是小富即安、缺乏持续性改进的动力吧，从古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仅仅满足于吃饱饭，但是糟糕的是，如果没点远大的革命理想，我们就会始终纠缠于“吃饱饭——饿肚子——吃饱饭——饿肚子”的死循环之中，而现在刚好处于“吃饱饭”阶段，甚至还可以施舍给那些美籍华人一些呢（即便知道他们是来骗吃骗喝的，可也算咱们能表现出富裕的样子了不是），于是大家就已经欢天喜地、谢天谢地的，再不做他想了。

　　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法国，在日本，在韩国，在意大利，在即使是东欧穷国的罗马尼亚，感觉到的文明程度和个人修养都要比我们国家强上不只一个数量级，虽然这么说很多民族主义者又不高兴了，他们会反驳说连洋人都把清华大学排到了前几十位了，GDP我们都第二了，难道我就真的近视或干脆视而不见呢？！可是，我还是想不好意思地坚持说：我们比别人差得依然很远很远。

　　还记得我的两个研究生有机会去欧洲的那次，回来后她们说：“欧洲去过了，可算以后就不用去了。”我的本意是希望她们在开了眼后，能够理解我们和人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通过自己的深入敌穴体验来验证这种差距、甚至有机会回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一点点的进步以缩小这样的差距。

　　可是，终于还是“小富即安”了，我在雾里深深地叹息了一下，把失望深藏在KTV吟唱出的雅歌里。

　　在美国遇到的这个尼加拉瓜姑娘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不止她，还有一个再次见到的奥地利小伙子也是如此，他在林肯大学读了硕士，现在则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而去年我在京都大学见到他时，他正在冈田宪夫教授那里学习。

　　尼加拉瓜姑娘对于这样的机会把握很好，而据她自己的说法，其实尼加拉瓜各个方面都还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样子，生活很舒适，很多方面很现代，当然，GDP肯定比我们中国差远里去了。不过，她还是觉得做研究需要有更多样化的环境，最后选择了不断地更换国家，以求找到更好的方式。

　　【多余的话：我之前觉得一个国家的理想和利益之间有很大冲突，比如，美国日本如果希望能够控制中国，就不应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正是这些率先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为孙中山，为更多的中国志士仁人们提供了庇佑和机会。而对于一个先进国家而言，保留一个很弱的能够随时奴役的国家，也许利益是更大的。

　　但是，还是有国家理想的追求了，就有了诸多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国家间合作案例，而很多本就疲弱的国家间，当没有了什么远大理想，往往就是“一拖一一对黑”的结果了。】

　　《调查显示高校相同职称收入相差数十倍》(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0/270936.shtm）引来了一堆惊叹。

　　其实，教授们收入的基尼系数可怕着呢，同一职称最高和最低之间哪里可能才十几倍的差距呀。

　　俺们宁愿相信，稍微有点判断力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调查结果之严重不可信，甚或根本不可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可以毫厘计，也许用得上“天文”数字呢，嘿嘿。

　　调查称；“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2010年的年总收入最低者只有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

　　千人计划已经实施多年，年薪（请注意，这个还不是年收入）一开始定的就是100万元，而且这个是明码标价、全国统一标准的，加之很多大学在实际操作中非但不减，还会加码，所以，据我了解，教授年收入最高者早就超过了200万元（如果再考虑到一些特殊教授，比如拥有几家公司那种，收入数字更是可怕）。而你的调查告诉我“最高者为79.7万元”，而且，调查还包括了7所部属（部属哎，兄弟，北大清华在里面不？）高校，如此结果怎么让人相信。

　　这样的调查，如果你没提个体也就糊弄过去了，非要提到个人最高，于是，一个全国科学人民人尽皆知的反例就完全可以证明调查结果的荒谬性，更何况这样的反例绝对不止一个，海了去了。

　　此外，调查还说“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课题费为0元，最高者为56万元。”

　　首先，这句话有点不严谨，三句里的第一句是“所得收入”，第二句是“最低者课题费”，俺们理解，是写调研报告的研究生不太懂这个差异何在，后面说的其实是课题费，而不是课题费所得收入，和前面那句不匹配。
　　其次，各位同学，这样的数据您信吗？当然，0课题费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调查报告里面最高者的课题费才56万元，这个数字是拿来糊弄鬼呢吧？
 
　　你难道不会去财务处找一个北京地区（非部属）教授院长的课题费看一眼嘛！反正俺们知道不少教授院长很轻松地就可以得到500万元以上的课题费数额，而这样的数字在某所北京市属院校都算不上多的，如果和部属的教授院长比（你不妨去问问科学网上的几个大牛千人院长），几百万这样的小数字基本就不好意思跟人提。

　　这到底算神马调查呀？！猜测调查者也许是想抚慰一下低收入教授们的心，似乎看上去是好心，可是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吧？！

　　【附注：俺们又发现是“问卷调查”和“座谈会调查”，哦，恍然大悟了，大概“被问卷”、“被访谈”的教授、副教授们都是闲得无聊且穷极的那一批吧？！其代表性大有值得怀疑之处。】
 
　　【陈氏疑问：再追问一句调查报告的作者们，你们对问卷结果真的信吗？如果真信，请随便问下大学的财务处长，俺怕他们见到这样的结果会笑掉后槽牙。其实，非但知情者，就是很多有点脑子的看客见到如此违背常识的调查结果，也会彻底举手投降！】

我们在研究应急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时，经常会涉及到“城市生命线”这一概念，当然，这是在我们特别关注大规模城市应急时无法避开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把这一特有概念中的“城市”这个修饰词去掉，理论上也一样是成立的。而实际上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线”还不多，很多地方连“水管”这一最基本的“生命线”都没有建成，依然依靠水井支撑生活用水的需求。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地区而言，生命线其实是繁多的，经学者们的整理发现，可列入城市生命线的有至少12种形式或明或暗的“线”，明线如水管、电线、燃气管线、汽油柴油、有线电视、电话等；暗线则可以是无线通讯线路、食品供应线、煤炭供应线等。

　　其实，这些“线”就是关键基础设施中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部分，加之一些站、馆、所及其附带的设备等，就构成了整个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如果在应急状态下这些设施无法正常运转，则会直接影响到受灾者的生活和工作，甚至生命和财产安全。

　　于是，在应急管理和风险控制中，必须率先考虑这些关键设施具备较强鲁棒性的安全运转问题和被破坏后的恢复问题，他们标志着应急能力水平的高低。这是容易理解的，例如，在大规模地震中，如果医院的电源无法保证持续供电，则很可能会给依赖电的病人或需要暖箱的新生婴儿带来致命的危害，也所以，地震后的重中之重是保持电力在医院这样的关键部门的供应。

　　关键设施的英文可用Critical Infrastructure，但是它事实上并不只是物的设施，还可以包括“关键人”，例如紧急状态下一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一位记者来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军轰炸伦敦时用以躲避的厚厚的地下掩体参观时，他嘲讽地想到——这应该就是丘吉尔当年在广播里大声号召伦敦市民“勇敢地走到街上、站到房顶上”的具体地点吧。

　　本期的《应急管理汇刊》是“第五届中韩危机与应急管理双边论坛”中部分论文的汇集，第一篇论文我们选取了韩国忠北国立大学的李在恩教授的《Partnership for Protecting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ypology, Property, and Programs》，文中详细地对各种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分析。他认为：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四大类十七小类的内容，这四大类是公共设施、公共系统、政府功能和生活保障体系，能够对一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在应急状态下尤其如此。

　　而公共设施又可以具体包括：核电、交通设施、水库、能源、大工业中心、政府设施。

　　公共系统则包括：财政与银行、电力、通信。

　　政府功能的细化分类有：公共健康保障、公共秩序维护、关键资产、重要人物安全保障。

　　而最后一部分——生活保障体系——则更加繁杂一些，包括以下四类：商务设施与技术、生命线、危险物资、心理恐慌。

　　我想，相对于前面提到的生命线，这是另外一套的分类体系，角度稍有不同，别有意味，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维度。

　　事实上，对于这类分划，还可以基于各种“流”，如物流、人员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这又是另外一个也有一定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在企业管理中，常会提到这样的划分方式，而在应急管理中，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也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当然，仅仅分成这四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做更进一步地细分，比如“物流”可以包括救援设备（如挖掘机）、救生药品和医疗器具、避难用具（如帐篷）、生存与生活物品（如水和食物）等。

　　在李教授的这篇论文中，有着对于关键基础设施比较宽泛的探讨，也提出了保护这些设施的基本策略，那就是题目中的关键词“Partnership”，由于这些不同类别的关键基础设施在平时运作过程中并不相互统属，可以认为在关系上并不密切，即使其中的一两项之间相关性很强。那么，在大规模突发事件出现后，如何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这些设施的保护、恢复和运行，对于应急管理者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论文提出了三个基本的协同策略：开发基于应急运作机构的协同架构，建设以实施为核心的框架，以及应急管理的能力建设。

　　但是，论文到这里戛然而止，让我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在这里，我愿意多说几句关于不同学科进行同一个主题研究的问题。

　　在社会管理的研究中，最先体悟到问题出现或者存在的往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他们的触角会比较灵敏，当意识到问题出现或存在的状态是，他们一般会在第一时间奋笔疾书，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份报告或著述，告知大家这一问题存在的由来、历史演变、形式、状态、影响等，当然也还会包括其他相似领域或区域是否曾经存在过类似问题，然后会提出一系列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比如要“以人为本”，要“建立机构”、“机构之间要协同”，等等。但是，这样的策略给出后，接下来具体怎么办的问题则往往很难再插上手。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原则性的一些说法，正如美国大选，开始起草美国宪法的人先意识到的就是选举一定要公正公平公开，但是怎么保持“三公”，则需要更多其他背景的学者和科学家来给出具体方案、流程和做法。

　　而面对同一主题的研究，理科背景的学者则会侧重于理清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的逻辑线路，究竟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什么原因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什么样的环境使得这一问题可以持续存在，丧失了这样的环境是否就能够使问题消弭，等等。而数学家除了考虑逻辑关系外，还会对是否具备唯一性作出论证，或者能够找得到反例。

　　到了以技术为研究方向的学者那里，同一主题的研究则成了我们希望的目标实践中能否实现，怎么试验才能够取得我们希望的效果，如果当前的试验无法达到目标，那么，为什么？换个方案是否可行？而具体到应急状态下保护关键人物的问题，“技术人”考虑的可能就是长安街能否在关键时候起降波音747飞机的问题，街面得保证怎样的硬度才能够满足飞机起降的要求，当前街面的硬度是多少？等等。和“人文人”、“科学人”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路数。

　　而以“工程”为研究方向的学者考虑的则是如果要做到技术上的目标，怎么设计施工和工作流程才可以，怎么节约成本效益最大化。

　　应急管理的研究和应用实践也正是经由这样的一个逻辑逐渐发展起来的，也正是因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特点和擅长点入手，才使得最近几年应急管理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了。

　　本期的汇刊还汇集了关于韩国国际运动会安全措施的文章，以及李教授的弟子就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新灾害的文章，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论文，以及手足口病防止的论文，可以说是各具特点，各有贡献，我们都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当然，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人文、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从其他几个学科的学者那里获得营养，丰富自己研究的方式和内容，如此，则是科研的至高境界了。

我们给东南亚某国提供应急救灾食品的时候遇到了尴尬，因为灾民拿到中国来的食品时，一看生产线上打印的日期，却发现是过期的。于是，中国的信用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究竟怎么回事？稍作调查就发现了真相何在。原来，中国的食品包装上打印的那个日期往往是生产日期，而在食品的包装袋上早就标注出来的则会有“保质期：1年”的字样，当然，不同食品保质期不同，这样，就需要大家自行计算失效究竟是哪天。而当我来到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看人家食品包装袋上标注时却发现上面的日期全部是请在XXXX年X 月X 日食用的意思，也就是说，最后打印上去的那个日期是到期不能再食用的时间。

中国人太冤枉了，但是这又是我们使用自家的产品标注标准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不按照国家标准做事，做了好事也被抱怨，被冤枉倒是有理由的，不能完全怪对方国家的灾民们。

食品从一开始生产出来的那一天起，每一天的效用都会逐次降低，也就是说，其食品效用完全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递降的函数，越接近失效日期，食品的新鲜程度越差。对于食用者来说，吃得越早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食品的功效。

如果我们把食品的过期看做是“失效”的话，怎样想办法防止它的失效呢？事实上，在食品的包装袋上，也会明确地标准清楚保存的方式，当然，这种保存方式是和包装袋上打印出来的过期时间相对应的。如果我们在更加严格的条件下保存，比如无菌、超低温，其实完全可以比规定的过期时间要再延长一些。而如果保存条件还没有达到包装袋上给定的，则过期时间还会提前。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失效与否会部分地取决于外界条件。

食品如此，其他材料也是这样，当你买回某个电子设备时，它会高质量高效能地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状态是一个下滑的曲线，尽管在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下降的明显趋势。或者我们用数学语言说，尽管是下降的曲线，但是开始的下降是凸函数，下降的速度很慢；而后来经过一个拐点后，变成一个凹函数，会快速奔着最终完全失效的状态过去。

而还有物质其效用函数则类似于抛物线或正态分布函数，开始是逐渐上升的，然后经过一个极值点，再逐渐下降，汽车从新车状态要经过磨合达到最佳运转状态再逐渐变老就是一个例子。

从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介入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经济学中关于失效以及失效应对的案例。

材料的失效我们很难去防止，尽管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去延缓，而材料失效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桥梁到设计期后失效了我们可以再建，电子设备可以再生产，旧的就当做垃圾处理掉就可以了。但是经济学中的失效则会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冲击，所以，每每遇到失效，我们只能继续寻找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管理，罗斯福总统用凯恩斯主义拯救了1929年后的美国就是这样。

管理和经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几乎无法相互分开来分析，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紧密关系。那么，类似于经济机制的失灵，管理机制也一样会存在失效的现象，如果失效了，作为管理者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很难将过去的机制完全扔掉，另起炉灶。只能找到之前机制所以无法再适应当前现状的问题之所在，然后寻找改进、完善、变化之前的管理机制为新的机制，并继续使用。

那么，怎么来设计一套管理机制，又如何分析其有效与失效问题呢？有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对管理机制的失效进行准确分析，并给出机制改进、修正、完善与变化的策略与方法呢？

本期刊载的唯一一篇论文就希望能够从根本上说清楚这一问题，论文从机械、电子、生物、经济的失效或失灵现象出发，然后将这一概念引申到管理机制失效中去，并考虑到其间存在的相同与差异，给管理机制失效一个符合实际的定义，刻划其基本特征，探讨管理机制失效的原因、过程、逻辑、后果以及影响，并基于失效物理中的基本分析方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和Failure Mode Effect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提出我们认为更适合管理机制失效的分析策略与方法，那就是包括参与人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规制分析（Regulation Analysis）和关系分析（Relationship Analysis），希望能够从一个全新是的视角对管理机制的失效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并解救那些困扰于管理机制失效的人员于水火之中。

我们在管理机制失效分析的应用战场依然是应急管理，毕竟，应急管理不同与日常管理，现代应急又迥异于传统应急，机制往往在这种新的状态下是失效的，而且由于时间的紧迫性，更需要我们快速提出更好的失效分析方法，将已经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机制一转而成为能够进行高效应急的新机制，它对于机制失效提出的需求更加迫切与紧急，而一旦无法快速转变应急管理机制，则很可能造成雪上加霜的结果。

我经常会举关于排队的例子，大规模的地震之后，排队机制往往是失效的，尤其是面对帐篷、食品这类生存必需品的时候，争抢几乎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人群中都会出现的现象，海地当时就是乱象纷呈，甚至逼得大家动用了所谓“私刑”来维持秩序，所谓“私刑”，就是民间自行组织一个行刑队，对于不按秩序排队者直接殴打（甚至至死）。

而这，必定又是悲剧以上的另外一层悲剧了。

当然，除了应急管理的机制失效问题需要特别地进行探讨外，日常管理中，很多机制也是会日久失效，甚至包括美国宪法这种很原则性的管理机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不断变化，用了很多的修正案来对失效情形进行弥补，更不要说某些本来就试图达到某个短期目的而设置的机制了，在一个简单的目标未达成前可能就需要调整机制，以使其不至很快失效。

我们希望本期汇刊的这篇论文能够成为管理机制失效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加入到管理机制失效的研究中来，为未来公共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公平性作出基础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