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尼加拉瓜女研究生通过应急系列国际会议得到的
我们创办的国际会议系列是有自身特色的，一方面促进了中、日、美、韩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不同研究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还有后续更为深度的交流。
实际上，我第一次带学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系列上（第三届），开始时韩国那边还有点不那么乐意让我带学生过去，因为会议是不需要交会务费的，就算是白吃白喝了。不过双方意见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于是我得以第一次将学生带出了国门。
不说会议本身，其间有个花絮是这样的，去韩国前我一再叮嘱学生，尽量注意不要把带洞的袜子在开会的时间穿上，因为中午或晚上吃韩餐的时候要脱鞋。学生开始还点头，后来就不禁笑道：“陈老师，我从来都没有带洞的袜子。”让俺听后特羞愧，因为至今俺们还是会穿带洞的袜子呢。
不过，尽管我参加了多次这个系列的会议，还把这个会议在2010年带回了中国，当时组织还算得力，好像有14个国家的学者前来，甚至包括了南美和中东的学者（伊朗和伊拉克的学者差点在会场上因为领土的说法吵起来，俺就真要应急管理一把了），但是我自己的研究生却没有什么主动精神，除了似乎多认识了几个外国人，并没有利用好这个会议系列本应给与的更多机会。
而这次来美国参加“危机与应急管理”国际会议，我在刚到会场时就发现了去年在日本见过的一个尼加拉瓜姑娘Cuadra（音读为“苦啊得啦”），很诧异——你怎么也来了？莫非京都大学的教授给出钱了不成？
就多问了一句，结果她说：因为去年在京都大学参加了这个会议系列，就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到美国再读，而所以有这个机会正是通过从美国前往参加会议的几位联系好的，而且在佛罗里达读书时也在她们指导下，这次则作为会议参加者和服务员的双重身份参与本次会议。
我有点“泪奔”了，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国际视野的老师，我一再告诉自己的学生：不要只把眼光聚集在国内，要充分利用陈老师和陈老师提供的机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年轻时就有机会走遍世界的人，等过了三十岁再出国，就没太大意义了，至少意义不如更年轻时出来读书更好。尤其是，陈老师自己每次出门，都总会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更加觉得不可以继续在神州大地做井底之蛙，每每对自己最后留在国内完成了所有的教育而略觉遗憾。
但是，大家终于还是不愿意出远门了，这和我们1980年代出国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我们更多的可以认为是没饭吃而不是有追求），同时，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本质文明化起来，而是和西方的距离保留依然如故的模样。那么，继续西行依然是需要的一个过程。
推测一下原因，大概我们总是小富即安、缺乏持续性改进的动力吧，从古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仅仅满足于吃饱饭，但是糟糕的是，如果没点远大的革命理想，我们就会始终纠缠于“吃饱饭——饿肚子——吃饱饭——饿肚子”的死循环之中，而现在刚好处于“吃饱饭”阶段，甚至还可以施舍给那些美籍华人一些呢（即便知道他们是来骗吃骗喝的，可也算咱们能表现出富裕的样子了不是），于是大家就已经欢天喜地、谢天谢地的，再不做他想了。
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法国，在日本，在韩国，在意大利，在即使是东欧穷国的罗马尼亚，感觉到的文明程度和个人修养都要比我们国家强上不只一个数量级，虽然这么说很多民族主义者又不高兴了，他们会反驳说连洋人都把清华大学排到了前几十位了，GDP我们都第二了，难道我就真的近视或干脆视而不见呢？！可是，我还是想不好意思地坚持说：我们比别人差得依然很远很远。
还记得我的两个研究生有机会去欧洲的那次，回来后她们说：“欧洲去过了，可算以后就不用去了。”我的本意是希望她们在开了眼后，能够理解我们和人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通过自己的深入敌穴体验来验证这种差距、甚至有机会回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一点点的进步以缩小这样的差距。
可是，终于还是“小富即安”了，我在雾里深深地叹息了一下，把失望深藏在KTV吟唱出的雅歌里。
在美国遇到的这个尼加拉瓜姑娘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不止她，还有一个再次见到的奥地利小伙子也是如此，他在林肯大学读了硕士，现在则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而去年我在京都大学见到他时，他正在冈田宪夫教授那里学习。
尼加拉瓜姑娘对于这样的机会把握很好，而据她自己的说法，其实尼加拉瓜各个方面都还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样子，生活很舒适，很多方面很现代，当然，GDP肯定比我们中国差远里去了。不过，她还是觉得做研究需要有更多样化的环境，最后选择了不断地更换国家，以求找到更好的方式。
【多余的话：我之前觉得一个国家的理想和利益之间有很大冲突，比如，美国日本如果希望能够控制中国，就不应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正是这些率先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为孙中山，为更多的中国志士仁人们提供了庇佑和机会。而对于一个先进国家而言，保留一个很弱的能够随时奴役的国家，也许利益是更大的。
但是，还是有国家理想的追求了，就有了诸多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国家间合作案例，而很多本就疲弱的国家间，当没有了什么远大理想，往往就是“一拖一一对黑”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