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有朋友认为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对中医的不断检验，是科学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其实，近代现代统计科学的出现才为真正的有效检验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本人大学学的就是概率统计专业。

　　以前用病人做实验，或者干脆如神农一般用自己做实验，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没法说那个时代的实验是科学实验，连统计的基本知识都还不了解呢（简单算术统计不计），拿了自己的例子或身边的例子或诊断的例子来说事，如何让人信服。

　　统计里面有实验设计的专门章节，有关于假设检验的专门方法，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验证的基础，现在看来并不难，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突发奇想用它们，而是完全按照自己对于疗效的看法进行整理和说明。

　　另外，我们所说的西医和中医，其实准确的说法是现代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西方（包括南方和北方）也有很多特色传统医学（也许这个才应该叫做西医），那些也不是现代医学，而且现在依然还在某些人群中有市场，包括非洲的，亚洲的（比如印度），美洲也有，据说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就是用传统的西医放血疗法治死的。

　　所以，我们说现代化要全方位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现代化，中医中药中存在N年的很多东西都应该首先符合现代科学检验才能够真正进入现代医学的行列。至少老是来回翻腾那几本《黄帝内经》之类的古书是万万不行的。

　　我们见到过历史上很多中医的故事，扁鹊且不说，稍微近代一点的不少名医如叶天士，李时珍等，他们确实可能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成果（传说里更是多次救人于死亡线上），但是这样的成果只有能够不断重复，且为更多人掌握才能算是好的成果。

　　一个东西，只有满足可重复，可逻辑化，可检验，可对比这些条件，方能够作为人类的知识成果不断传承下去，否则，太多个例（即便成千上万），无法满足以上条件，在实践中又能有何意义？我们每每只能把这些传奇传承下去吗?这些传奇故事对于后人的作用又在哪里？

　　让中医里的传奇成为正常现象，成为所有人都能掌握的东西，而不是某些悟性很高的极个别人（几百年出一个的名医）方能掌握的知识，这应该是中医中药未来发展需要走的路子。

　　由于中国医疗资源的不够充足，我本人小时候也受益于中医中药，但是我父亲也总是困惑于怎么一得病就得看N多的中医才能出现某个人突然管用这样的现象。

　　要使任何一个经过过医学训练的人都能用差多不的水平进行诊断和医治，不同仪器检测出来的结果都能够为所有人看懂并采用，而不是依赖于某个人看过突然“行”了，才是中医中药之光明大道。

　　我们古代的传奇多了，华佗时代甚至就有“麻沸散”，如果华佗这个人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那么，全国人民动手术如果不是由他老人家（或他的个别优秀学生）亲自主刀，那就都得在手术过程中咬牙坚持，这样的名医术又能如此持续下去？我们还得期待下一个天才超过华佗，也许200年后才能再有这么一位？

　　所以，可重复，可检验，可对比，方可持续。

　　中医不应该这样发展吗？

　　记得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中西医在中华大地上比拼的时候，某名中医夸下海口，说任意选择2M个病人，随机分给西医Ｍ个，给他也分Ｍ个，大家比比，看谁能治得快治得好。

　　这个故事听上去非常长中医的志气。

　　不过，即便有一回这样了，而且中医胜利了，还是无法说明中医就优于西医。看上去似乎样本都随机了，分配也随机了，怎么还不能说明我们中医厉害呢？

　　这个这个，我需要从零开始给大家普及统计学常识吗？

　　或者，您去买本统计学的书翻到假设检验那章看看？

　　当然，如果您觉得统计学不算科学或者中医不需要用西方的科学（有东方的独特科学吗？）来验证，这篇文章就算我没写。

　　继续我们就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一书进行读后讨论。

　　在该书第六章最后一段话里，梁启超先生写道：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随后的第七章就是《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因为我们中国人对于甲午战争都比较熟悉了，邓世昌，方伯谦，丁汝昌等都是栩栩如生，所以我们不说这些战争过程中具体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在本章的结束段，梁启超先生介绍道——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然后，梁接着论道：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啊？！

　　这个这个——

　　但是，梁后面是有证据的——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划疆自守，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

　　后面，梁又介绍了一件让日本和西方都觉得颇为可笑之事。

　　在刘公岛投降的舰艇中，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而理由呢，则是这艘舰属于广东，而这次甲午战争与广东没有什么关系。

　　一切都是李鸿章的事。

　　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中很多一向不负责任的一个小例子而已，我之前讲过左宗棠因为曾国藩败绩后有人立刻拿出折子要参曾国藩而大骂那群清朝大官的故事，大意是：你们这群王八蛋！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曾国藩是不是确实败了，弹劾老曾的折子就早写好了，都他妈什么玩意儿啊！

　　清末所谓几大名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基本上都是敢于负责，尤其是敢于负失败之责的人。而其他人虽然有些许的名气，但是相比这几位，都差了成色了。

　　也所以，梁启超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当然，梁启超先生也并没有因为虽败犹荣而放弃对李鸿章决策失误的指责，书中给出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12个决策失误，这里简单列举几个吧：

　　第一个失误是：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这是战争的起始因素。

　　第五个失误是：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主为客，敌做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

　　第八个失误是：枪或苦(后面还有一个字我不认识，也打不出来，唉)，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

　　等等——

　　而这些错误的根本还是在于不了解世界大势，且不遵守战争练兵的一般规则，随心所欲，真到了枪上膛的时候，自然拉不开栓了。

　　还记得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甲午海战》（名字不确切了），里面一个镜头就是一发炮弹发到了日方指挥旗舰的弹药库，但是竟然没有爆炸，其质量如此。

　　当然，在看李默然出演邓世昌的那部著名的《甲午风云》电影里，我军发现炮弹和大炮有型号不符合的情况，炮弹稍微大了点，然后一群清兵猛在那儿用锉刀挫炮弹。

　　我的老天爷！临战的时候竟然会有这样的局面。

　　您老别惊讶，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局面。

　　甚至到了对越战争中，在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一书中，小北京（雷军长的儿子）就是因为炮弹是哑弹而最终死在了这上面，当然，好像小说里说这是因为文革期间大家都没心思造枪炮，专心文攻武斗造成的结果。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许从来都没有追究过精确精致，也因此才会有胡适先生的《差不多先生传》。

　　乱悠悠的春秋战国其实对于知识分子们都是幸福的时代，道理是知识分子们的“知识”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感觉很好。（事见《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哪一段曾经有过尊严？【1】》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45613）

　　可是，《三国演义》第一回说了，分久必合。

　　秦王朝就在秦始皇同学的强力之下，实现了对天下的大一统。

　　而此时却是知识分子们的末日。

　　（我的进一步总结是：每当中国完成统一之后，基本就是知识分子的末日来临的时刻，因为此时已经不需要这些人的知识了。）

　　非但要把他们赖以成名赖以忽悠的工具——书籍——彻底焚毁，同时也要把他们（不听话的一些）从肉体上消灭。

　　知识分子们迎来了历史上最可怜恐怖的时期——坑儒。

　　好在嬴政用如此手段打下的专政底子并不牢靠，很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出场了，几乎同时，乡镇级的小流氓刘邦也开始出场了。

　　而知识分子的第二个春天就此来到。

　　项羽由于自身就是一员猛将，而战争期间更为重视的还是猛将，所以，他除了范增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谋士外，其他倒不算很多。

　　但是，刘邦就不同了，平时他就喜欢冒充知识分子，更愿意一头扎进高级知识分子的堆里，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样的机会自然是不多，所以刘邦也就是和萧何一块混混，而对更高级的知识分子圈充满着向往。张良就属于比萧何稍微高级一点的知识分子，因为萧何更多属于注册会计师这类实用知识分子，而张良则喜欢说点哲学啥的话题，明显比萧何高出一头。

　　不知道刘邦的知识分子情节从何而来，这个可以专门去讨论，不管怎样，在屠杀韩信这般人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还是防备带枪的，拉拢带笔的。

　　在最后确定太子的时候，刘邦也还尊重了一下知识分子，吕后算是跟着刘邦打出来的，所以看着戚夫人的儿子似乎有当太子的可能，非常不高兴，大家也都跟着不高兴，毕竟和风里来雨里去的吕后关系更密切不是，所以，张良就给吕后出了一个主意：你请苍山四皓出山，估计能搞定这事。

　　不知道吕后用没用美人计，总是这事成了——四个中科院资深院士出来了，开始表现出一幅要围绕在以吕后儿子为中心的中央周围的模样。

　　刘邦尊重知识分子的本质就表现出来了，充分在继承人的选择方面尊重了这一现状——因为这四个资深院士原来连刘邦的面子都不尿的。

　　在这样一个乱世，充分体现了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项羽那里只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范增，还被他给气跑了；而刘邦，要杀都只杀将军，尊重知识，所以，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刘邦的另外一句流氓话也体现了他尊重知识的特点：萧何是功人，诸位为功狗。这里的“诸位”就是指那些战场上冒死拼杀的各位将领。

　　不好意思，还是梁启超先生《李鸿章传》的读后感。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人评价李鸿章时，认为他平捻有功，而对外国老是议和则是罪。这是不对的（两失其当）。

　　这里引用了德国首相俾斯麦对李鸿章说的话：

　　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

　　俾斯麦的语录啥意思？俺们给再翻译一下。

　　鸿章兄弟啊，在我们欧洲，你得对外族人格外铁血，把他们赶得到处跑才叫真本事，够爷们。如果只在自己国家那块地方上，把一国人只是不一姓的人赶得跟撵鸭子一般，那叫孬种！

　　这话似乎说得很扎中国人的心窝子啊，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里，几乎全是这类扎心窝子的事情。

　　不过，在本书的开始，作者又说：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在中国尤其如此，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梁启超先生在做《李鸿章传》的时候，大约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名声要大于李鸿章，而且是作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而皓月长存。

　　当时看到这本书的人不知道做何感想？是觉得28岁的小伙子胆大妄为，还是什么其他。里面对于李鸿章的评论到处都是，有褒奖有嘲讽，有时候嘲讽起来还相当厉害，真是佩服梁启超先生的勇气。

　　不过，梁启超先生还是自信自己评述得当的，他在该书的序中最后一节写道（红字部分）：

　　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忧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明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 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梁启超先生的自信我认为应该是来自他自己的国际眼光，看待李鸿章可谓俯视，从历史现在未来，从西欧东洋美国等多个侧面观察李的行为，心理和影响。

　　梁启超先生不讳言自己看不上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因为李鸿章后面有庞大的中国国情而稍假辞色。烂人就是烂人，不因为是宰辅就不言其差；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也是影响，不因为自己看不上李鸿章而故意贬低其国际影响。

　　他自己也说“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对于写史者的角色认知非常清楚。

　　红字中的“合肥”即指李鸿章，因为李是合肥人。

　　这部传记在李鸿章去世2个月内完成，可谓神速，估计作者积累相关材料已经有段时间，再加上写书文不加点，自然也就很快了。

　　书里还提到以前的史书，多以记录史实为主，最后作者可能来个一段评述，很少夹叙夹议的传记，作者认为是史书作者没有能力驾驭这种写法的缘故。当然，他提到了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有这种问题，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但是也不多。

　　而这本《李鸿章传》却颠覆了以往的传统，作者说夹叙夹议，但事实上却是以议为主，在我的知识结构里，这是完全的创新了。

　　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能有大师般的手笔。看《李鸿章传》看得我血脉贲张，难以释卷，有段时间没看这类书了。

　　特此为记。接下来有兴趣我还将继续就这本书里的内容进行再评述。

　　胡克1676年主动给牛顿写信，做出一副施与恩惠的模样，他写到：

　　我以公正的态度评估你那精彩的论文，十分高兴看到文中将我很久以前就提出却没有时间完成的观念改良和推广了。我确认你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比我深得多，也确信无法找到比你更适合，更能干的人才来研究这些题材。你把我尚不成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做到完善，有条有理，极具改革精神。如果我从事的职务容许的话，这都是我想自己完成的事，尽管我很清楚这只需要具有比你稍微低劣的才能就可以完成。

　　接下来牛顿开始了他那最著名的讽刺：

　　笛卡尔踏出了很好的一步，而你则推进了许多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将薄片间的色彩也引入哲学的考虑范围。假如我看得比较远，那是因为我是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

　　牛顿骂人如尖刀一般锋利。因为胡克曾经被人称为骗子和撒谎不脸红的人，也曾被称为“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大话连篇，最没信用的人”。

　　此外，胡克还是个驼背和体型扭曲的矮子。所以，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云云看上去是恭维，其实完全是在嘲讽。

　　而他们所争执的问题则是关于光的基本性质的理论，填过三棱镜可以将白光分为多种颜色，以及对粒子性的假设。当时的牛顿造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反射式望远镜，解决了以往折射式望远镜的色相差的特性干扰。

　　请各位注意一个问题，这是天才间的斗争，胡克有一本伟大的著作《显微制图》，里面包含了很多关于光的原始理论，牛顿曾经详读该书，私底下十分钦佩。

　　所以，并不因为此事就说明胡克没有任何价值，而我们中国人更应该从辩证的角度看它。当然，胡克再有价值，也没有牛顿的价值大，这也是事实。

　　看《李鸿章传》，看出点意思来了。

　　俺们在中学历史中，学过这么一段，华尔率长枪队支持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对抗，最后被击毙，好像算是太平天国的一大胜利。

　　而梁启超先生认为西方列强原本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想和太平天国联合来着，以后也好在中国这片地方推行他们推崇的政治形态。毕竟，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嘛。可是后来发现这些家伙太不靠谱，还不如清政府呢，才重新进行了战略伙伴的选择。

　　华尔就是和清政府合作的洋人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这小子原来在他的祖国——美国陆军学校肄业，当了一阵子带兵将领，“以小罪去过，潜匿上海”，后来我国布政使吴煦看着这小子打仗是一把好手，就特别和美国交涉，赦了他的罪，从此带了一支雇佣兵在我国打仗挣钱，最后竟然打出了“常胜军”的名头，说明专业人士还是厉害。

　　不过，可能华尔太投入了，一次攻坚战中，中弹贯胸，一命归西，而且看在他的贡献上，我国给他穿了中国人的葬殓的衣服（长袍马褂？）埋葬了，随后美国人白齐文接过了前辈的这杆枪。

　　糟糕的是，白齐文同学却不是个具有职业道德的人，是一个和我中国人（至少达到李鸿章的水平）一样狡猾的人，这人领着清廷的工资，却和李秀成暗通款曲，在一起要军费不给的事件中，打人抢钱而去。李鸿章大怒，和美方交涉将白撤掉（我国外交少有的强硬个案），换了英国人戈登。

　　戈登的职业道德和华尔差不多，和我们山东半岛那边的人个性很象，那就是只要承诺了就绝对不会赖账，信誉那是绝对的响当当。

　　于是，就出现了戈登拿着枪找李鸿章算账的事情。

　　这事当然是李鸿章的不对，他诱使李秀成部下多人投降，有：

　　四个“王”，包括纳王郜云官，宁王周文佳等人。

　　还有五个“天将军”，包括汪有为等。

　　可是，在人家投降之后，李鸿章却做了《投名状》里的大哥（李连杰饰），或者干脆那位大哥就是拿李鸿章做的母本，喝完酒后摔杯为号把这些王啊天将军以及1000多部下全给宰了。

　　中国人杀降的历史还是很久的，《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要杀魏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周瑜杀蔡瑁的弟弟们是另外一个例子，虽然后者是诈降。

　　可是，这次杀降却有点问题，因为英国人戈登在里面做的保人。

　　这下就看出来人家英国鬼子的契约意识很强了，戈登大怒，马上就提了他的盒子炮到处找李鸿章，要杀了李捍卫诺言。

　　此时的李鸿章倒也知道羞耻，四处躲，连营房都不敢回了。好几天之后，戈登怒火熄了熄，李鸿章才敢重新回来。

　　随后，梁启超评论到：

　　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手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而文忠（李鸿章后来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谥号）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以见其概矣。

　　梁启超先生看问题还是有先见性和国际化的眼光，他老人家所以能是中国近代最深邃的思想家，是完全当得的。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真难看，难看就难看在，它让人几乎每句话都不想错过，每句皆可为警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那平时看书一目十行的速度，在这本书上竟然不成了，唉。

　　比如：

　　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也，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

　　也就是说，梁启超首先认为李鸿章确实是英雄，但是，并非是能主观促进世界改变其走向的英雄，而只是当下世界里顺势冒出来的英雄罢了。

　　另外，我一直觉得“时势造英雄”是俺们国家的先贤说的，从没想到是西哲的话。不知道这句话是梁启超先生翻译过来的还是其他人。

　　他下文对李鸿章的能力做了评价：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而仅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携小智小术，欲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较，让其大者，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我国的政治家恐怕多数如此，根本不知道政治为何物，那些看遍了二十四史或者三国演义的人，还以为政治就是权谋本身呢。这就像很多人理解管理，认为是艺术，而在我的眼里看，管理里面其实科学的成分占99%，艺术之权变仅百一罢了。

　　《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

　　□易中天

　　整谁的容,变什么性

　　三国早被整过容,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由杨晓明任总制片人,朱苏进任总编剧,高希希任总导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已经播完。喧嚣已过,尘埃落定,心气平和,似乎可以说上几句。

　　根据主创人员对媒体的再三表白,本剧的创作理念,是“整容不变性”。可惜这话我一直听不明白。整容?给谁整容?整谁的容?历史,还是小说?如果说给历史整容,那么,罗贯中已然整过。如果说给小说整容,那么,《三国演义》呈现出来的,原本就是整容后的形象。再整,就成杰克逊了。

　　当然,整容后的杰克逊,仍然可爱。但三国不是杰克逊。因为它在被《三国演义》“整容”的同时,已经变了“性”。要知道,就历史的“本性”而言,魏蜀吴、曹刘孙,原本无所谓孰尊孰卑,甚至无所谓谁是谁非。从正面讲,三家都想结束战争,重归和平；从负面讲,三家也都想排除异己,独霸天下。大哥、二哥、麻子哥,大家脸上差不多。比如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就跟曹操杀孔融,没什么区别。孙权则更是公开宣称,曹孟德能杀孔文举(孔融),孤怎么就不能杀虞翻(《三国志·虞翻传》)?可见他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或自己不喜欢的人,态度和手段并无两样。只不过曹操的事,后来被大讲特讲,做足了文章；刘备、孙权、诸葛亮杀人,却被有意无意地“遗忘”。

　　三国鼎立,逐鹿中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这就是“历史的本性”。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却变成了“尊刘贬曹”。那么请问,你们的“整容不变性”,是不变谁的“性”?历史的“本性”,还是《三国演义》的“倾向性”?这可不能不搞清楚。如果整着“男人的容”,想着“女人的性”,那会咋样呢?弄好了刚柔兼济、风情万种,弄不好就是“人妖”。

　　所以,2006年8月,我和总制片人杨晓明、总编剧朱苏进、总导演陈家林(那时还不是高希希)讨论剧本时,就建议他们慎重考虑,做出选择:要么改编《三国演义》,要么改编《三国志》、《后汉书》。按照后来他们“整容不变性”的说法,前者不变罗贯中的“倾向性”,后者不变三国史的“历史性”。但不管不变哪个“性”,都可以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进行“整容”。不但可以“整容”,就连“扩容”(增加故事情节),都不是不可以。

　　现在看来,杨晓明和朱苏进的选择,是历史的“性”,小说的“容”。《三国演义》那些精彩的段子都要,但不要其倾向性。这其实就是“变性”了。变性的结果是什么?因为还没看,不敢妄评。这里,只说我为什么反对改编《三国演义》,而主张根据《三国志》和《后汉书》来进行创作。

　　这就要先来看看,《三国演义》的“性”错在哪里。

　　三个代表三个梦

　　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倾向性,就是“尊刘贬曹”。如果仅此而已,也没什么不可以。第一,我们又不是曹家后人,何必跟刘家争个对错高低。第二,曹操制造的“冤假错案”不少(比如杀崔琰)。死后被人痛骂,可以算是“报应”。第三,被“冤枉”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曹操一个。比如陈世美,比如蔡邕,都是。正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没必要较这个真。

　　关键是《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有这个“倾向性”。

　　一般的说法,是“正统思想的影响”。但如果只是“争正统”,也未必一定要“尊刘贬曹”。陈寿以曹魏为正统,也没贬低刘备嘛!同样,孙权不是“正统”,罗贯中也没骂过“孙贼”。更重要的是,正统不正统,并不关读者什么事。读书人可能在乎,老百姓就无所谓。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不是当,为什么一定要“正统”呢?

　　然而《三国演义》却是“通俗读物”,走的是“大众路线”。这就得让老百姓看了高兴,看了喜欢。那么,老百姓怎么想?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皇帝好不好。好皇帝的标准,是仁慈和明智。仁慈的是“仁君”,明智的是“明君”。既仁慈又明智,那就是“圣君”。圣君最好,仁君和明君也不错。因为皇帝仁慈,民众的日子就好过；皇帝明智,官吏的工作就好做。总之,君仁则臣忠,上行则下效。皇帝仁慈明智,官吏就清正廉洁,百姓就安居乐业,结果是天下太平。如果这两个都指望不上,就只能寄希望于侠客(或侠士),拔刀相助,仗义执言。比方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就是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圣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所以,尽管杖打督邮的,在历史上原本是刘备(《三国志·先主传》)。但是写小说,就得转到张飞身上。这就一举两得:刘备“急喝张飞住手”,说明他是“仁慈的人”；张飞痛打贪官污吏,则说明他是“侠义之士”。哈,三个代表三个梦,全了!

　　更妙的是还有“反面典型”。谁?曹操啊!曹操杀人,所以是“暴君”；曹操篡汉,所以是“奸臣”；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未必说过),当然是“小人”。好嘛,一边是圣君、清官、侠客,一边是暴君、奸臣、小人,你说该怎么着?当然是“尊刘贬曹”。

　　有了这样一番“道德定性”,《三国演义》的“变性手术”,就做得理直气壮、得心应手、顺理成章,而且皆大欢喜。因为刘备等人可以帮我们“圆梦”,曹操则可以让我们“泄愤”。“尊刘贬曹”能不深得人心吗?《三国演义》能不开花结果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曹刘之间的权力之争,变成了路线之争、道德之争、核心价值之争。“正统”幌子的背后,高高飘扬的是“道德的旗帜”。

　　问题是,这不对吗?这不好吗?

　　“结义”不该在“桃园”

　　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

　　我不想说历史,或者只说一句:三国时期确实存在路线之争,但这是曹操与袁绍的事。刘备、诸葛亮反倒和曹操一样,主张“寒门庶族之法家路线”。所以,曹操瞧不起袁绍、袁术,却对刘备另眼相看。但这些可以不管,因为小说不是历史,电视剧也不是。

　　那就讲主题。《三国演义》的主题是什么?忠义。如果说,《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那么,它的灵魂便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因此,电视剧《三国》把桃园结义处理为十秒钟,还不及曹操“一泡尿长”,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网友的不满。不满是应该的,因为剧组已经宣称“整容不变性”。但是现在,你把人家的“命根子”都割了,还说“不变性”?

　　不过,我倒是赞同他们的处理。想想谁最喜欢这一套?旧军队,黑社会。北洋军阀青洪帮,都是要磕头拜把子的。现在,人民军队党领导,西方军队国家化,都不兴这一套了吧?政府、公司、学校里面,也不能整天“大哥”、“小弟”的吧?事实上,现在我们最需要建立的,是公民意识、法治观念、契约精神、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桃园结义跟这些兼容吗?不兼容吧!相通吗?不相通吧!可以对接吗?不可以吧!

　　其实,即便在传统社会,桃园结义的影响和作用,也有正反两面。简单地说,哥们抱团做好事,这影响就是正面的；哥们抱团做坏事,这作用就是反面的。何况这玩意也未必就靠得住。张学良和蒋介石,不是拜了把子吗?北洋军阀跟北洋军阀,不也打起来了吗?这种事,历史上多了,并不一定要“看了《投名状》,才知道兄弟不可靠”吧?

　　我知道这些话,可能很难让人接受。不断有人跟我讲,你不要反对“桃园结义”好不好?很感人的。我承认很感人。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就被感动了,还拉了两个同学操练了一遍。是啊,谁不想自己的一生当中,能有几个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铁哥们”呢?更何况,草民的生存是那样的艰难,生命是那样的脆弱,环境是那样的险恶,力量是那样的微薄。如不“义结金兰”,谁管我们死活呀!所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工人,便很少有不在帮的。中共开展工作,还得借助帮会。桃园结义引起共鸣,并不奇怪。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成员,只能依靠这样的办法来生存,来发展,这还是一个好的社会吗?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现代国家吗?显然,为了国家的进步,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抛弃“桃园结义”,通过“全民公约”来建设“法治国家”。这样一种“社会契约”的缔结,也是一种“结义”,只不过它不该在“桃园”。

　　谁的麦城,谁在走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或许有人会说:你不能因为一个“桃园结义”,就把整个《三国演义》都否定了。做个手术把它“整容”掉,不就行了吗?

　　听起来是很在理。但可惜,它不是脸上长的瘊子。作为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有着鲜明的主题,严整的结构。用“桃园结义”开篇,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如果去掉,不但后面很多故事没法讲,更重要的是,将无法体现小说的主题──忠义。

　　忠义是《三国演义》的灵魂,也是它的“麦城”。

　　就说关羽。关羽是三国人物中,最受后世推崇的。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武圣人、盖天古佛),粉丝比诸葛亮还多。但这显然不是因为他的武艺。论武艺,他其实不如吕布。但论人品,则吕布不敢望其项背。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已被塑造成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千里走单骑,是忠；华容道放走曹操,是义。关羽,是忠义的典型、忠义的旗帜、忠义的榜样。

　　但不知是否有人想过其中的矛盾──走单骑,是不义；放曹操,是不忠。事实上,关羽原本是有麻烦的,这就是被俘投降。这在三国时期,其实也很平常。然而宋代以后,观念不同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三国演义》便安排张辽来解围,办法则是用忠义对抗忠义。张辽质问准备战死的关羽:义结金兰,同生共死；你先死了,哥哥咋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先死了,嫂嫂咋办?匡扶汉室,天下大义；你先死了,国家咋办?这三顶帽子扣下来,关羽的“仗忠义而死”,反倒成了“不忠不义”。

　　这真是妙不可言!于是关羽决定“曲线救国”,在“降汉不降曹”的前提下,“有条件投降”。然后,又根据投降的条件,在杀敌立功之后,回归刘备。曹操呢?不但不阻拦,还亲自送行,又赠路费,又赠征袍,并通知各处关隘放行。理由,则是“敬爱关将军忠义”。

　　曹操这样做,可能是真心喜欢关羽,也可能是在“放人情债”。但结果是一样的,即关羽“尽忠于备,失义于操”。关羽自己,也思想负担沉重,很担心因为“过五关斩六将”,被曹操视为“负恩之人”。反正不管怎么说,忠义是要用忠义来回报的。不回报,就是“不忠不义”,这才有了“华容道”。

　　然而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义释希特勒”,或者“义释东条英机”?罗贯中也知道讲不通,只好安排诸葛亮来打圆场,道是“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哈哈,话说到这一步,怕是理屈词穷了吧?

　　忠义才是“刘阿斗”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其实,忠义的主题早就走了麦城。请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的队伍,原本是背叛汉室的“反政府力量”?这真是笑话!

　　问题是,这样的笑话,却几乎没有人戳穿。因为我们喜欢忠义,我们吃这一套。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农业社会,又重农抑商。这就不可能产生契约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就不会有法治传统。契约和法治都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或者说,只能“以诚信代契约,以道德代法治”。这就首先要讲“忠”,其次要讲“义”。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维持,关系得以维系,天下得以太平。至于它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装着看不见,或者有意无意回避它。我们有这个“阿Q精神”。

　　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张辽知道关羽迟早要走,报不报告曹操呢?不告,是对曹操不忠；报告,是对关羽不义。这就有一个“忠字当头”,还是“义字当先”的问题。最后他的选择,是先忠后义。这其实也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忠在义上。所以,宋江刚一成为梁山寨主,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国,忠却是个问题。投降的将领,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礼遇和重用,比如张绣之投降曹操、黄忠之投降刘备、潘濬之投降孙权。潘濬原本是刘备部下,黄忠则投降了两回,先降操,后降备。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义”,整个“三国史”怎么写,便都成了问题。何况后世还有现实的考虑。做臣的要想,今后战败被俘,能不能“有条件投降”?做君的则要想,降敌的人又回来了,我还要不要?

　　这就要找说法,做解释,打圆场。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条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来了,那就是难能可贵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对方接受条件,那就是“义”。如果还信守承诺,那就更是难能可贵的“大义”。这就不但必须肯定,还必须加以回报。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说,如不回报,以后谁还肯讲“义”呢(《且说〈三国演义〉》)?

　　于是,一贯被骂作“不义小人”的曹操,这一回却表现得“义薄云天”。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华容道被关羽“义释”。

　　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线救国,有条件投降,都是“忠义”。这当然很受欢迎。因为从今往后,我们都有后门可开,有退路可走。只不过,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义”,我们还要这劳什子做什么?

　　这才真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然而改编《三国演义》,又不能没有这“刘阿斗”。没有了“忠义”,《三国演义》也就没有了灵魂。剩下的,可就只有权谋了。

　　诸葛亮,就是这样变成牺牲品的。

　　诸葛亮的“被权谋”

　　“三气周瑜”的诸葛亮,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

　　历史上的诸葛亮,原本是个正派人。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克己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求真务实,执法如山。这样一个人,无疑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但恕我迟钝,实在是很难将这些品质,跟“权谋”二字联系起来。

　　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擅权谋。诸葛一生惟谨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他哪里会玩这一套?所以刘备打仗,并不带他。打益州,带的是庞统；攻汉中,带的是法正。庞统这个人,是比较无耻的。刘璋请刘备入川,帮他对付曹操,庞统却劝刘备趁机把益州吞了。刘备犹豫,庞统说这有什么关系。事成之后,封他一个大国,不就行了(《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请大家想想,这是什么屁话!啊,你抢了人家一栋楼,然后再分他一间大房子,这就叫“忠义”了?但刘备就喜欢这样的。

　　罗贯中也喜欢这样的。因此,他不但帮庞统编了不少故事(比如献连环计),还按照庞统模式给诸葛亮“整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气周瑜”。这当然是历史上没有的事,也不可能有。不过这没关系,可以虚构。问题是,你也要写得好,才行吧?好不好呢?要讲吸引人,那是够“精彩”；要讲有格调,那就谈不上。正如胡适先生所言,在这个故事中,“风流儒雅”的周瑜,被写成了一个“妒忌阴险的小人”；而诸葛亮,则成了一个“奸刁险诈的小人”(《〈三国志演义〉序》)。前面一条也就罢了,后面一条却大成问题。因为《三国演义》高举的,是“道德的旗帜”。作为其“男一号”,诸葛亮怎么能是小人,又怎么会是小人?如果瑜亮二位都是小人,他们的斗争,岂不成了“狗咬狗,一嘴毛”?

　　那么,“三气周瑜”中的诸葛亮,是小人吗?是,而且“小人得志”。你听他安排军士们喊的是什么口号?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就不是智力的较量,而是故意的羞辱了。真正的英雄,可不兴这样。正如聂绀弩先生所言,倘若是英雄,就该惺惺相惜。靠阴谋诡计去消灭对方,这“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且说〈三国演义〉》),又哪能再幸灾乐祸,出言轻佻呢?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曹操如何对待关羽,便高下立判!

　　这就决不是真正的诸葛亮,也不该是人们崇拜的诸葛亮,只能是“陋儒”按照庞统模式打造出来的“冒牌货”。所以,就在这“冒牌货”猫哭耗子之后,庞统便钻了出来,两人又是一番嬉皮笑脸(《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顺便说一句:陋儒,是胡适先生的评语。

　　不客气地说,这是《三国演义》的又一次“走麦城”──“圣人”写成了“小人”。原因,是要把诸葛亮“权谋化”。权谋化的原因,除作者自己喜欢外,也因为读者喜欢。这事我另有文章讨论。实际上,如果只是讲权谋,而读者和观众又能有一个好的心态,那还问题不大。如果还要把权谋和伪善结合在一起,那可就害人不浅了。

　　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塑造的诸葛亮,便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权谋与伪善的二重奏

　　诸葛亮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证据是“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确有其事吗?有,不过具体过程史无记载。《三国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以虚构。但把诸葛亮说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以“贤相”(管仲)和“名将”(乐毅)自许的。他怎么会不出山,又怎么会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呆在隆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吗?

　　显然,这里有一个价值观和道德观的问题。也许,在某些人看来,想出山,就是想当官；而想当官,是可耻的。这可真是“陋儒之见”!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刘备帐下,以朋友身份帮帮忙,不可以吗?实际上,诸葛亮出山之后,并无职务。他的“军师中郎将”一职,是赤壁之战以后才担任的。第二,当官也未必就可耻,要看你为什么。如果是为了做事,何耻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一个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耻呢,还是不出山可耻?至少在刘备看来,是后者。据《三国志·陈登传》,刘备在荆州时,曾经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因为此人“有国士之名,无国士之实”,只知道“求田问舍”,竟毫无“救世之意”。试想,如果诸葛亮也是个这样的,刘备会欣赏他吗?

　　所以,陋儒之见,万不可信!相反,在我看来,诸葛亮出山,正说明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听听《毕业歌》吧: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诸葛亮,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更混账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荐了诸葛亮,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为什么要改成临走之前才说?就算“此人不可屈致”,总不至于推荐不得吧?莫非怕他抢了地位和风头?这就是“陷徐庶于不义”了。还有,明明是诸葛亮“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却说徐庶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真正的诸葛亮,会这么虚伪吗?

　　其实,这不是罗贯中一个人的虚伪,是旧时代读书人的集体虚伪。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当官,又要摆谱。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好,写的书也好,永远都是酸不溜秋的。他们永远都在做一个梦:自己端个架子在家里坐着,皇帝来请,还请三回。请出来之后,言听计从,恩宠有加；自己则光宗耀祖,大展宏图。这是许多人心里的“黄粱梦”。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罗贯中也说得天衣无缝。但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罗贯中笔下之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这,难道不是“权谋”?看不出这一点,只能说明脑残。

　　诸如此类伪善加权谋的地方还有许多。比方说,小孩都知道,刘备摔孩子,是“邀买人心”。甚至就连他那个“携民渡江”,真实意图如何,都很可疑。朱苏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说:“我不承认哪个帝王是忠厚的。”这话我同意!

　　可疑的旗帜,有毒的药丸

　　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举的“道德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被罗贯中(也许还要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整容变性”后的“三国”。显然,它的问题不在“容”(与历史的真实相距多远),而在“性”(主题、思想、倾向性)。或者说,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问题,也不在“尊刘贬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观。因此,尽管《三国演义》主题既鲜明,人物亦鲜活；罗贯中和毛氏父子,也动机既纯正,手法亦高超；但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麦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代表侠客梦的关羽,则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显然,这是一个悖谬；而问题,就出在他们要弘扬的“忠义”。

　　忠义旗帜的高扬,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经济基础,直接原因在人际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什么?不是契约关系,而是依附关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这种关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离异,就不能叫“离婚”,只能叫“休妻”。

　　这就要讲“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显然,这是一种“不平等关系”。臣子必须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义务,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义务。但这只能叫“对等”,不能叫“平等”,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处于主导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过,能对等,也不错。因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义,才是普遍适用的。君要讲“仁义”,臣要讲“忠义”,朋友要讲“情义”,买卖要讲“信义”。看起来皆大欢喜,实际上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是“义”,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只能根据一个模糊的理解,相机行事。正因为可以灵活处理,所以,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便都是“义”。当然,这也就是关羽。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总之,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这就不好操作。结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虚作假。因为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比如“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声声为国为民,处心积虑争权夺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总之,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样的药丸,当然不能再吃,哪怕裹着糖衣。这样的旗帜,似也不宜再举,即便绣着龙纹。但拿掉这面旗帜,也就不是《三国演义》。更何况,如果连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删掉,那可真是“多谋寡义”了。

　　不能没有忠义,又不能宣扬忠义。《三国演义》之不可改编,还用再说吗?

　　之前，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有一个88号楼。

　　按照现在的叫法，88号楼就是当年的青年公寓。

　　大约在2001年左近（不好意思，连年份我都有点模糊了），这座楼因为建设北四环的缘故，拆掉了。

　　88号楼是很多在科学院各所读研究生的青年学子的窝，有时候，我这个北航的学生也去过去蹭着听个啥看个啥，或讲座或录像。因为我家Shopping猫在中科院读的博士，我还替她听过政治课，因为要打卡计分，不好不去。

　　这座88号楼是有些历史的，不少后来的中科院的院士教授年轻的时候也住过那里，更不要临近另外一座类似的楼了，更是筒子楼的典型，楼道里还有各种燃气灶具，煞是热闹。也有许多后来的领导，比如一些研究所的所长在自己啥的不是的时候曾经在那里带着老婆孩子做饭，一楼道的油烟【好像我见过似的，呵呵】。

　　88号楼还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确切不确切，那就是陈景润先生曾经在那里跳过楼，从三楼跳下，当时刚好二楼有个平台接了一下，才没有导致悲剧性的后果。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在中科院读博士的师兄就给我指过陈景润跳楼的那个位置，我还唏嘘了一阵。

　　陈景润跳楼的事情后来还有续集，据说有革命领导因为陈景润先生被平台挡了一下没有掉到一楼，讽刺说：不愧是学数学的，连跳楼怎么不死都计算得一清二楚。

　　似乎都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可是，那层平台偶尔还是会在我眼前晃动一下，让人悲叹当年知识分子悲惨的命运。

　　不过，终于还是倒掉了，被拆了，里面曾经住的年轻人现在也都是教授了吧？也许有的还成了大科学家，不知道他们路过那里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当年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