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的存档

河南安阳曹操墓终成丑闻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尽管安阳政府和让安阳政府买通的考古专家们依然嘴硬,可是,我想很多人可以判断出来了,曹操墓终成丑闻。

  新闻上说——

  河北学者首度出示曹操墓造假证据(图)(http://news.sina.com.cn/c/p/2010-09-05/094621041786.shtml

  山东新闻网9月5日讯(山东商报记者 于蓓蕾) 安阳“曹操墓”是真是假?从公布之日起,这个争议就从未停歇过,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卷入所谓的“挺曹派”与“反曹派”两大阵营,天天争论不休。公众渴望了解真相。

  昨天,因自称手中有“曹操墓”造假“铁证”而备受关注的闫沛东,在济南接收了山东商报记者的专访,并首次向媒体亮出了他手中的“铁证”——参与造假村民写的书面证明,“曹操墓中的假石碑,就是这个村民和另一人一起埋到空墓里的,现在他给我出示了书面证明。”

  这样的造假玩意儿俺们原本就知道很多,原来有个笑话讽刺某地擅长造假,故事是这么说的:

  以色列偷偷把美国人的武器卖给了中国,后来被美国人发现了,大怒。

  以色列就通过外交途径做工作想把武器再要回去,怎奈中国已经把武器拆零散了进行研究,没法原样奉还,大家很为难。

  军委领导只好召集各省军区和地方的领导开会,商议对策。

  某省的省长和军区司令出来说话了;交给俺们吧,俺们省里一向擅长造假,肯定能够把这事挡过去。

  军委领导说:中!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没过几时,造好了运到以色列,以色列人一看大惊,说:怎么比我们卖给你们的时候还新啊,中国人维护能力太强了。

  美国佬派技术人员到了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啥的认真检查一遍,放心地走了,说以色列还算够哥们,卖给中国云云果然是谣传。

  然后,该省的省长就官升二级,调中央去了。

  所以,现在的造假技术弄出个曹操墓来那还不跟玩儿似的。

  不过,老底被人揭露,这个感觉不太好。

  让我很觉有趣的是,中国学者里不要脸的咋就这么多呢?!见个假棺材都在那儿掉泪,要是见了曹操的真棺材,还了得,不得上去直接磕头认干爹啊!  

今天的科学家还有可能跨越多个领域成名吗?

2010年9月5日星期日

  记得原来在读大学的时候,有时候会在课堂上听老师们提起这个科学家乃是最后一位怎样怎样的科学家,那个又如何如何。

  哇?!为啥就可以说“最后”一位呢?要知道,人类的未来还远着呢。保不齐哪天就突然出个更牛的天才,一举把前人变成倒数第二名呢。

  而老师们提到的这些最后一位,在我的记忆里,包括:

  庞加莱:最后一位跨越数学和物理学的大师级科学家。

  费米:最后一位集实验物理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于一身的科学大师。

  冯诺依曼:最后一位集计算机科学,数学新方向开拓能力于一身的大师。

  司马贺:最后一位集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能力于一身的学者。

  好像还有几位“最后”,但是当时老师们自己说的都不太自信,所以,估计大师都算不上,集多个学科就更没法说了。

  而在很早很早之前,科学家们都是集多个学科于一身的,牛顿至少在物理和数学两个学科上是牛人,再加上他自己偷偷弄过炼金术,所以,把化学加上也无妨。

  而高斯更不用说了,你看那到处都是的高斯定理就可以知道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数论里的中国剩余定理还是高斯“让”出来的,因为高斯定理太多太多,让一个给中国的“几束梅花廿一枝”这样用具体例子所体现出来的贡献也不算啥。

  而在1900年代,当希尔伯特提出数学领域未来发展的23个问题的时候,至少可以说明老希对数学里的N个方向还是很清楚的,再后来(80年以后)据说某些数学家又出来讨论过,想模仿希尔伯特也来个18个问题啥的,可是终于还是没有提出来,或者悄莫声息地提了一下,可是数学界没人理会,就算了。

  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科学家们还有机会成为横跨多个领域的学者吗?

  我个人给出的答案是:不能!

  有人可以直接质疑我:你自己列研究方向的时候不也一列好几个吗?而且,很多学者在自己的简历里列研究兴趣时也会列上4,5个,这难道不是说明在横跨多个方向吗?即使不是多个领域的话。

  让我来告诉你,列几个研究兴趣和成为横跨多领域或方向的科学家,那完全不是一回事。

  列上几个研究兴趣,只是说明自己在这些领域里有基础,甚至做过几篇论文,可是,对于该学科核心性本质性的贡献,一个学者如果能在一个领域里能如此,那就相当不容易了。现在的学科越来越细,每个人能够掌握其中一个学科方向上的所有基础,并进而作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已经多年过去了,甚至过了创造性最强的时期。这个不象很多学科领域还处于拓荒意味的时代,是个人就能做出不错的工作,而且可能是基础性的工作来。其实,包括三钱在内的学者,都只是一个领域的牛人,要说有第二个领域也和他们的第一个领域一样牛和有影响,就很勉强了,钱学森先生一度很想当“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中国第一牛人,而几十年的努力证明是泡影,他还只是应用力学上的权威,其他领域,嘿嘿,如人体科学,甚至被证明引领了中国才会出现的“气功师辈出”的荒唐阶段。

  也所以,那些贪多的学者基本可以认为是不自量力。

  当然,也许有人要举一些例子,说某人这7年干了这,那7年干了那,这不横跨了吗?

  我的看法则是,他们如此尝试其实更多是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已经没咒念了,换个新领域,再用用自己原来掌握的工具,多上一个吃饭的家伙而已,要说“横跨”,那是决计谈不上的。

  而且,在一个领域方向中做好的研究贡献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人一生的时光非常短暂,把握住一个方向的本质性问题,并沿着这个问题做出显著性的成果和贡献,如果这个成果的应用性很好,则更多可以考虑它的推广和应用。

  就俺们现在做的应急管理而言,对于中国,应急管理当然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我们就有大量的群体事件是其他国家罕有或根本没有的,还有地震带来的损害,我国它就是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如智利,新西兰这样的国家,绝少有因为建筑质量太差而导致的意外伤害,但是在我国,就比比皆是。所以,我国的应急管理从根本上说有问题的独特性,那么研究起来思路也就和其他国家有差异。

  这么说的意思是,在这类学科上,即使西方发达国家有了很好的基础,甚至基本问题都已经获得解决,我们也依然需要另外研究。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个人就完全放弃了其他方面的研究,只能把以往的涉猎当成自己研究的背景知识,而一心一意地开始从事现代应急管理的研究,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心得的。而且,我之前从事供应链管理,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再之前硕士时还触摸过图的染色理论,以及生态学的数学建模等,也够杂的了。但是,当遇到应急管理时,抓紧时间放弃了所有的东西,然后一门心思地连做6年,到今天才算做了点让我自己还有点满意的工作,但是,尽管如此,依然有N多的问题是自己想做而没有精力从事的。

  不谦虚地说,我个人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还是很广阔的,加之大学硕士又是学数学的,什么都不露怯,自我感觉对于方向的把握还敏锐,但是之前收获了太多教训——我涉猎了太多方向,虽然几乎每个都发表过研究论文或撰写过专著,可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和影响,自己都很遗憾浪费了太多时间。不过,这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探索中的年轻人来说,不断地走错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一旦找到了适合的方向,还是应该全力以赴并终身从事得好。7年之痒如果阶段性发作,我估计这人一事无成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些,当然,2个不同方向间相关性和继承性很大的情况除外。

  我比较崇敬的科学家是华罗庚先生,今年刚好是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去世25周年。他在中国数学界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我还记得在大学上偏微分方程的时候,因为对华老的崇敬,就觉得中国数学学科应该每个方向都是他老人家创立的才正常,可是,老师说,中国的偏微分方程的最早引入和研究者是数学所的吴新谋先生。啊?吴先生的名字和事情我到现在都不甚了了。而拓扑学与华老也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要说微分几何这些陈苏学派的领地了,而概率统计则以许宝騄先生为首。

  华先生做的最漂亮的工作据说是多复变函数,而为世人所熟知的当然还是数论,万哲先院士曾经考证说中国人图论的第一篇论文应该也是华先生的手笔,可是这个也得认真考证才找得到。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科学界,非只三钱,数学界的华罗庚先生也算不得“横跨”的学者。

  当然,还有华罗庚先生做的优选法统筹法,他做了20年的推广工作,而这个东西的本质,就统筹法而言,核心是当年杜邦公司用过的关键路径法,不是华老自己提出的东西,优选也不是。他的主要贡献是选择了这两个和实际管理密切结合的点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在全国做了推广的工作,属于在根本缺乏管理的年代为中国的科学管理开创了新局面,而核心的东西则是早就有了,甚至在西方早就应用了的东西。

  中国其他学科的牛人们的贡献也多如此。这里并不是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碑,只是想告诉大家,跨越之难甚至是大师都做不到的,我等自己都清楚距离国内的大师都无限遥远的学者,还是算了,别痴心妄想了。

科学家的标签化是中国科学进展的一大障碍

2010年9月3日星期五

  我现在都很迷糊于美国人引进爱因斯坦和冯诺依曼这样的超级大牛时,得给人家多少名誉才行?

  “十人计划”如何?那显得美国政府多重视人才啊,一共才批了十个。如此,爱因斯坦冯诺依曼们还不得激动地干活把自己累死才觉得对得起这珍贵无比的帽子啊。

  美国人口数在那个年代还不大,中国在现在的人口基数太大,我们觉得弄太少的“十人”显得过于重视,没那个必要,那就“N人”吧。

  事实上,我国的科学界除了“N人计划”这样的名头,还有M多的其他名头,以前一般会给个政协委员啥的政治身份,现在则还有“江河湖海山林花树”名头的学者身份,您如果有兴趣有本事,可以一头带上几顶不同的帽子没问题。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就是盛产帽子的王国,帽子基本不缺,即使缺,按照我们国人的聪明才智,肯定可以立刻造出来若干——人手一个我们都能让它不同,充分体现个性化。

  但是,美国请来爱因斯坦们,给了他们M顶帽子之后,是不是会觉得脑袋不胜负重之至啊,俺们不知道。根据俺的了解,他们在美国也只是一顶帽子罢了,爱因斯坦连个中心主任的职位都不给,很不够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一光头,如果“教授”这个称呼算不得帽子的话。

  为什么美国佬的创新能力就是强?大家也都讨论过几千篇文章了,揭示的原因自然是五花八门,最实质的原因应该是教授们被聘到美国之后,干得还是教授的事,而不是突然因为受格外重视,而多了L种和科研有关无关的其他事,比如不时去白宫吃个饭,去戴维营跟总统一家射个箭啥的。

  我更加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引进的人才们在西方等发达国家习惯于只做教授应该做的事,而到了中国他们突然不做教授最应该做的事情了——有的则见各级国家领导的次数甚至都超过见学生了。

  当他们在美国或欧洲或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时候,不是都很习惯于人家的管理模式吗?不是没有去争当院长当校长当啥的嘛,就老老实实地管自己的实验室,咋一回国(对于入了外国籍的则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国)马上就变了呢?

  还是说,这些人本来回国奔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呢?!

  比如某某先生,在美国就是一教授,做科学的实验,发科学的论文,做教学的老师,开学术的会议,获成果的奖励。

  可是回了国,就成了见国家的领导,洗国家的澡,当国家大学的院长,也发论文,只是好像做研究发论文成了最后一个事情了。

  咋回事?要说在国内的土鳖们希望能够不时得见天颜是件正常的事情,那些在西方老老实实做科研且被高薪聘回来的教授们咋似乎比国内的人还热衷这个玩意儿呢?

  再说了,他们在国外也没有为脑袋上只有教授这顶貌似不算帽子的帽子而不习惯,咋一回国就必须得弄几个帽子戴戴才舒服呢?

  ——俺不明白。

  他们是从海外带回了公平公正的做事风格,还是自己先把自己套到帽子里,当了个“古老腐朽的人上人”观念的超级强化者?

  本来,只有去标签化,只看科研成果而不看标签才是科学发展的正路。可是,越来越强的标签化,而且是由制度先进研究也先进的发达国家带回来的是更加强调和认同这种标签化的做法,破坏了中国原本已经脆弱得要崩溃的科研环境。有趣的还有,你即便给他个标签他还不见得全职回来呢。

  如此,假设真有爱因斯坦,中国也有机会去聘请,人家也接受。此时的爱因斯坦是否也要先了解下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得先抢上5个帽子在头,包括从“万人计划”到“一人计划”的名头全都在提包里拎着,他老人家才会考虑来我们这里做做科研,指导指导物理学科的研究生呢?

  再假设,爱因斯坦来了中国,不时有人邀请或安排他每个夏天一起去免费洗洗澡冬天坐轿子上上火焰山,他去还是不去?

  此外,除了这些已有的帽子,我们要不要设立一个“至灵大师物理圣人”的特殊名号给他才能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呢?如果没有,他就撅嘴不干活?

  我不知道——

以中国蚊香治法国蚊子

2010年9月3日星期五

  传统中医里面关于内在治病机理的内容我们一般用比喻的手法来表达。

  您说应该用阴阳和五行,也有这样的,不过,阴阳五行也应该算得一种比喻。

  比如比较经典的比喻是西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中医则是治本。

  “本”是啥。还有更多比喻来描述它,我师兄说“治本”就是慢慢地用东西把一池污水弄干净了,而西医怎么弄呢?都是放干净污水再换干净水,而中医则不需要这个过程,更高明。

  还有更多的比喻,您如果不理解,我还可以给您做1000个比喻来说明传统中医就是高明。

  现代医学的话题体系并不适合传统医学,所以,也许大家都正确,也许是传统中医更正确,因为我们的比喻用得格外好。

  行笔至此,我想到了法国蚊子和中国蚊子。

  因为中国蚊子平时都吃的是“中餐”,所以,用中国的蚊香来熏它应该格外有效一些,如果用西方的蚊香来熏,估计是熏不倒的。

  但是反过来则可以,我们中国的蚊香由于执行的是阴阳五行的基本哲学,我们治的是蚊子的“本”啊,所以治起西方的蚊子来也格外有效,甚至比搞定中国蚊子还有效,毕竟西方的蚊子习惯的是那种头疼医头的治蚊方法,所以,一见到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蚊香,指定立刻毙命。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我6月份的巴黎之行带上了我国特产的蚊香。

  实在是在南欧的时候被欧洲蚊子咬怕了。

  这样,在巴黎每天晚上12点开始点上蚊香,于是得一夜的放心。哪天本来想试试不点蚊香的,终于还是没有胆量。

  在告诉学生们来巴黎的时候,我开始给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说巴黎指定有点冷,因为南欧的这个时间冷,巴黎还要靠北些,没有理由不冷。结果到了才发现大谬不然,巴黎热得必须小衣襟短打扮才行,且也要时时出汗。凡尔赛宫的那个下午,尽管有绿树遮阴,可还是喝完了带去的所有引用水。

  如此,好像这个世界的独特性大于共性似的。

  可是我深深地怀疑,在我的知识体系里,文化这个虚头八脑的东西有点不同,你喜欢吃煮茄子我喜欢吃蒸茄子罢了,而文明则是共同的,不能说你那里用哪种模式选举我这里反而不能用。而且大家都要走向现代文明。

  就象蚊香,我一说中国蚊香能治法国蚊子,就有人质疑我,说啥蚊香?我说电蚊香,人说那有效材料是西方人提取的,和中国无关。我说我们说有专利的啊,对方说,认真一查使用材料,用了西方开发的蚊香的主要材料啊,如果不用,嘿嘿,你再试试,在巴黎还能不能治法国蚊子?

  这个这个,我因为对蚊香材料不太熟悉,所以一下子有点回答不上来了。后来恨恨地想,我一定能找个比喻,把你的谬论全部打倒,你等着,我回家翻书去——

科学网上确实是”江山代有才人出“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为啥科学网上会出现“江山代有才人出”呢?

  简单,科学家没思想的就不应该做科学家。或者,世界上有思想的人里面,最精华那一部分就是科学家们。

  科学网现在的市场做得还不行,所以,引诱来的看客也不算多,写客就更少了。

  不够,是个写客就是有思想的。而且,呈阶段性爆发的征兆。

  对于我来说,隔段时间就看到一位牛人出来,博文的思想性和可读性都不错。

  最近是曾庆平大侠引起了我的注意。

  再之前是吕喆兄,原来还以为就宝山兄是拆字先生呢,结果吕兄一到,宝山兄只好一把椅子俩人坐了。

  修慧兄也属于风格独到的,俺们山东的大实在人,说话懒得有遮拦。

  再老一点的曹广福兄,也是敢说话的人,且文章都还读的,对于文字的感觉有时候是个很怪的事情,即便写不那么热门的题目,也会乐意读下去,这一定是本事了。

  之前则是王鸿飞兄和周可真兄,前者观点多异于常人,后者则喜欢长篇大论,充分体现哲学家的天分。

  最具爆发性的则是被科学网驱逐的一个家伙,李亚辉。写法行云流水,基本不写短文章,可是长文章却每每让人欲罢不能,一定要看完。之后,广大科学网友要把李亚辉捞回来,俺们也参加了支持运动,可是最后咋没付诸表决啊,至今纳闷。

  还有几位,写文章的章法基本是正襟危坐型的,如金冬雁,马臻,徐坚,孟津,王德华,李侠,赵明,武际可。文章虽然基本走的正统一路,不过可读性都不错。

  而在文章中能够不时流露才气或知性的则是李宁,王铮,武夷山,杨玲,曹聪,孙学军,王进,刘俊明。

  当然,我个人倾向于喜欢略调皮的风格,邢志忠,朱猛进,唐常杰,吴宝俊,刘立,二傻,蒋新正,繁体字。李世春兄则满是调皮,与我期待的略有调皮不太一样。

  科学网上的两位院士也是让人惊讶的,其中的何毓琦先生似乎类少林的方正大师,而李小文先生则是黄药师和洪七公的合体而非只是黄老邪。

  【对了,本文只讨论科学男人】

停刀且相问:茄萼君吃否?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吃茄子的时候,我每每都把茄子“把儿”那块的萼留下,和茄子一起下锅炒。

  这其实是从小培养的习惯。

  1970年出生的我,按说应该不再有关于饥饿的深刻印象,至多吃得差些罢了。可是,由于我那40年代出生的爸爸妈妈都是50,60年代挨过饿的人,所以对于如何将吃食利用到最大限度很有心得。

  把茄子萼也吃掉就是重要的心得之一。

  吃过茄子的人都知道茄子有“把儿”,它是茄子本身与茄棵(茄子的草本茎)相连的部分,萼包裹着的硬质部分肯定是没法吃的,可是这部分硬质却与萼连在一起,所以炒菜前洗菜时,如何将其痛快地分离就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每次做得都津津有味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甚至茄子萼要比茄子还香呢?

  真香吗?好像也不至于,按照张悟本的说法,长条茄子吸油所以吃这个玩意儿就能把身体里的脂肪带走一些,把这话还原回炒茄子这个菜上,其实是说如果油加得足够多,茄子还是会很香的,但是这样的香却不会传染给茄子萼,毕竟,一个硬的东西要吸油,那相当地有点困难。

  所以我的印象里总是觉得茄子萼很香,应该是这一部分在整个茄子中占比较低的缘故。

  啥都是物以稀为贵嘛,这是商品世界的基本规律。

  不过,相对茄子壤,甚至茄子皮,茄子萼要更耐嚼一些。所以每次吃时都要不断发动自己的牙齿和整个口腔,不过似乎越嚼越香,就愈发有了兴趣。

  茄子萼和树皮有点像,不像茄子皮那么光滑,可是,那涩涩的样子倒还不那么让人讨厌,入口时也是这样,总是可以在牙齿间感觉到它的存在,牙齿自然也就咬上去,试图短时间内解决它。

  耽于咀嚼有时候是件幸福的事情。

  在《笑傲江湖》里,令狐冲的师父,著名的伪君子岳不群先生说到漠北双雄的时候,说他俩是喜欢吃人的,而且喜欢吃练武的,因为——

  ——练武人的肉特别有嚼头!

  岳不群的老婆,纯洁无暇的宁中则女侠嗔了岳不群一下——守着孩子们说什么吃人肉的事啊!

  宁中则女侠的名字好像在《笑傲江湖》里就出现过一次(如果我记错的话请纠正我),好像还是在嵩山少林寺那里,正派的几位大家和魔教的任我行对阵,令狐冲好像说到自己的导师是岳不群教授,师娘是宁女侠,副导师,任我行对岳不群鄙夷了一下,但是说“宁中则这小姑娘还不错。”

  令狐冲就惊讶了一下,这人,怎么还称师娘是小姑娘啊?要知道,师娘的女儿岳灵珊都应该算得大姑娘了

先聘大学校长,还是先聘“计划学者”?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大家都知道香港科技大学上升很快。

  大家也都知道根本原因究竟是啥,那就是一切国际化。

  比如,国际化的第一条就是校长选聘就很国际化,他们的首任校长是美国第一个华人大学校长吴家玮,接着的朱经武也不是吃素的。

  有了校长的国际化,其他的国际化还难吗。

  我们盼啊盼的南方科技大学折腾着选啊选,最后选了一个中国学术界稍微敢说那么几句话的朱清时先生出来。

  以一个异类来建设一个拟国际化的新大学当然是一个思路,可是,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实现国际化呢?向香港科技大学真学学,找个丘成桐或差不多类似的人物来当校长,然后再说其他。

  其实还是不行,朱清时先生不管怎样,都还是逐渐培养出来的,所以,再异类也依然让人放心,而且他都到了这把子年纪,按照孔子的说法就算“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再跳能跳多高?还能跳出圈外去?

  这也是我一直始终持续没有对这个南方科技大学抱幻想的原因。

  中国大学几千所,其实在里面挑百分之一的来实施完整的国际化我们都承受得起那动荡,所以,下一步为了钱学森先生的疑问,不妨先拿千分之一(比百分之一又少了一个数量级)的大学来试试!

中国科学界需要多少理想主义者?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中国科学界的这计划那学者的进行到今天,大约也有上万名带了不同品种帽子的大牛中牛小牛伪牛们了。

  这些人里,我相信肯定有理想主义者的,有多少不好说,如果让我给出一个比例,引进的这些帽子学者里面,大约有接近千分之一比例的人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再多?我想应该没有更多了。

  那么,在国内的科学家伙们呢,其实,国内也有不少戴帽子的学者,帽子或官帽或山河湖海帽,里面理想主义者的比例应该比海外引进的这些人的总体比例要低一点。这也正是所以海外引进学者老觉得国内的人不行的缘故,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这些帽子学者,而恰好这些人的多数在争权夺利方面还行,在学术水平方面理所当然地不行,可不得被美籍华裔的人瞧不起嘛。很正常!

  可是,糟糕的是,还有一大批没戴帽子的学者呢,这些人很难被看到。而我个人的判断,在这些人里面,具备科研理想主义的比例比以上那两个人群要多得多,至于多多少?不好说,但是多是肯定的。

  咱们中国别的没有,各类帽子多得是,敞开供应。我之前就有首打油诗来说明“江河湖海太拥挤”的帽子现象,只帽徽的样式就有好几百,能不乱嘛。

  那么,中国得有多大比例的学者具备科研的理想主义精神,才可能推进我国科学的十足发展呢?

  也就是说,得多大规模的塔基才能够带来闪亮到世界水准的塔尖呢?

  袁隆平先生的成就应该是为大家所认知的,即便说他老人家SCI不多,稻子总还是闪光的,至少吃了不饿吧。

  和袁先生成就可以比肩的中国科学家,我想应该在个位数这个范畴,不知道有人有意见没?

  如果能够认可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多少年多少人里沙里淘金,才有达到个位数的成就和大学者,这个塔尖小得有点可怜,而塔基似乎很庞大,这千人那万人的,SCI一大堆不说,H指数都是很高的。

  可是,历史怕不会认这些个玩意儿,认得的还是实质性的学术贡献。

  就象俺们常说的皇帝可算在某段时间内全国第一的了吧,可是您老人家脑子里一下子想到几个皇帝?能说出20个来就算不错的了。

  科学家可比皇帝多多了,连官方赞誉的牛科学家都比皇帝的数量后面多好几个0,更别说还有一堆自以为很牛的科学家呢。

  实质性的贡献从哪里来?除了给经费给设备给荣誉让去北戴河洗澡的待遇外,有些还是得靠那么点运气的成分,即便大家都努力了,都去北戴河和领导一起泡澡了,可还是不见得能弄出什么大成果来。

  而真的大成果出来了,往往会发现这人根本没去外地洗澡,连在家里的澡盆里洗都没得,更别说北戴河这样神圣的地方了。

  按照历史规律,这样的运气最终会落在谁身上呢?应该是持有科研理想主义默默奋斗的那些人里的幸运儿。在海底捞针般的淘汰过程中,提前因为给美国人做了好科研回国更受重视的不见得有这样的幸运——他们太忙,甚至洗澡都得到外地去。能够捞到针的真正的塔尖人物怕是被挤兑得几乎站不住脚的科学家伙。

  扯了一堆无关的,您就凑合看吧,别怪俺们意识流,最后回答开始的问题——

  假设中国的科研人员有100万,保持理想主义的学者比例怎么也得达到15%以上才行。

  如果海外被引进的人里理想主义的(不是回来主要为当院长得高薪的)达到20%,也许有个带动作用,千分之一这样的比例基本可以忽略这群人了。

  【至于我开出的这个比例的科学基础在哪里?对不起,没任何科学基础,纯主观认知,所以,欢迎修改这个比例】

《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一书售罄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在写作《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一书时,我发愁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书应该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可是,天知道啥时候能卖光呢!

  今天,一个朋友来了一个邮件,告诉我她们准备采用这本书作为教材,60本,去科学出版社订购,结果被告知“卖光了”。

  哈,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原来一本看上去很专业的书也会卖光啊。

  我手头还有几十本,不过好像已经不够60本了。自己总还要留一些送朋友送专业相近的人士,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考虑问问出版社是否要第二次印刷了啊。

  出版社关于第二次印刷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规则,比如,多长时间内卖光多少册书才有再次印刷的资格。我们不知道这本《现代应急管理理论与方法》啥时候出清存货的,也许不到一年卖光的?

  如此,也许就有希望再次印刷了,回头问问出版社去。

让教授成为有尊严的人才能实现经费管理的信任与诚信

2010年9月2日星期四

  【博客主人一按:关于我国的科研经费怎么花的问题,最近科学网上进行了一番讨论,好像是由黄老邪引发的。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曾经研究过,且写过两个报告。据俺们所知,在日本和德国,甚至一只铅笔的花费都要事先在经费预算中说明白,而且到时候这只铅笔你还必须得去买。】

  【博客主人二按: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不能自由支配经费的事情在德国和日本也一样存在。可是,不一样的是,德国的经费里关于人员这一部分的开支是很多的,这和我国极少用于人员费这一点有很大区别,而且既然预算过这笔钱你就必须得请人过来支付,否则,要不就收回这笔费用,要不你就得冒违规的风险。】

  【博客主人三按:更加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前和世界接轨较早的学者就是靠德国,日本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这类面向人员的科研经费先在中国科学家里富起来的,我本人去过香港在城市大学打工,所得薪水也刚好是香港的RGC项目中人员经费的这一部分,俺们当时的那个职位名字还有点好听呢,叫做一级副研究员,请注意,这是城市大学自己的翻译,不是我把research associate I按照最高规格翻译回来的。】

  【博客主人四按:我国科研经费管理的荒谬在于,按照现有的预算肯定行不通,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预算,钱很可能直接跑进相对还算穷困潦倒的科学家伙自己的腰包里去,这个至少不是符合规范的。科技管理官员也很担心这一点,所以制定这些繁琐可笑的制度也是希望科研经费能够流入真正的科研需求中去。】

  【博客主人五按:我最近不是在研究机制它妈嘛,所谓的机制之母——管理机制设计理论(与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有所不同),在设立一个机制之前,先要有一个目标或多个需要相继实现的目标,机制的设计思路必须沿着这个途径进行考虑,而现在的科研经费预算的目标首先似乎不是为了出科研成果,而是保证不为私人占有。而第二个目标就无法接着实现的,至少当前的这些经费管理目标之间的实现机制还不是一个链状连接和发展的关系。】

  【博客主人六按:不过,我还是把老吴五个字的博文题目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需要说明的是,我同意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要使教授首先要成为有尊严的人这一观点。此外,我还对有些字句进行了修饰,不好意思了】

  【好了,不”按”了,再按就按不住了,大家来看下老吴同学的观点吧,原文链接在http://cwufp.blog.sohu.com/158785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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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忻老师说,中国科学界之所以缺少创新,是因为缺少信任(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6669)。我倒是不这么看,因为那只是表面现象,大家都说官员对学者缺少信任,因为事实摆在那里:经费预算的管理过于苛严,导致了学者们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谬矣,借口而已,学者的借口,也是官僚的借口,这种借口的最大好处就是大家都没有责任,一股脑把责任和错误推给“政策”这个冤大头。

  首先要明白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原因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甚至是前几年,大量发生了挪用科研经费的事情,官员为了保证科研经费的合理和正常使用,制定政策,加大了管理制度,严格审计,因此,就有了严格预算。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即没有了使用经费的自由。要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主动或者被逼着做假账,尤其是大量承担973,863和国家重大专项的科研人员,而有些当官的和当院士的首席,不仅自己参与造假账,而且携裹着单位的会计帮着造假账,为的就是能够把科研经费划到别的地方,变成自己的收入和拿到下个项目的保障费,公关费。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学者不诚信引起的吗?又大谬矣!

  学者和小官僚的造假账不也是迫不得已吗?当大官们高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当他们高唱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时候,君不见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火箭的不如卖牛仔裤的?其实,不管是做什么的,都不如当官的。一个失去诚信的官僚群体,如何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诚信与信任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当所有的制度或者政策一条条的出来,每一条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方便的时候,这个社会便自然而然的会变成无信。

  当官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没有任何的制约,有的甚至先当裸官,然后逃走,而其它人又必须听任他们的指挥和摆布,收入也由他们决定的时候,要么共谋,要么想方设法争取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成为必然的选择。

  如果国家的分配制度仍然是官僚至上,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伪研究人员或者一个空降的干部,其收入一定要高于一个学有所成的教授的时候,一个院士手下出来的根本不会做科研的人,在院士的影响力的作用下当了领导后,收入远远高于大多数的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教授的时候,什么地方去找什么诚信与信任?

  当然,这也是一种制度问题,而这种制度与经费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官僚制度,让教授成为有尊严的人,让学者过着人的生活,让那些上面任命下来的所谓干部(其实不少只会拍马屁而无能力)的权力和收入远远不如正常在岗的教授,不要让教授也争着去当一个处长或者副局长的时候,或许,中国的官学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信任,学人也自然学会诚信,中国的科研才能有创新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