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吃茄子的时候，我每每都把茄子“把儿”那块的萼留下，和茄子一起下锅炒。

　　这其实是从小培养的习惯。

　　1970年出生的我，按说应该不再有关于饥饿的深刻印象，至多吃得差些罢了。可是，由于我那40年代出生的爸爸妈妈都是50,60年代挨过饿的人，所以对于如何将吃食利用到最大限度很有心得。

　　把茄子萼也吃掉就是重要的心得之一。

　　吃过茄子的人都知道茄子有“把儿”，它是茄子本身与茄棵（茄子的草本茎）相连的部分，萼包裹着的硬质部分肯定是没法吃的，可是这部分硬质却与萼连在一起，所以炒菜前洗菜时，如何将其痛快地分离就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每次做得都津津有味的，因为在我的印象里，甚至茄子萼要比茄子还香呢？

　　真香吗？好像也不至于，按照张悟本的说法，长条茄子吸油所以吃这个玩意儿就能把身体里的脂肪带走一些，把这话还原回炒茄子这个菜上，其实是说如果油加得足够多，茄子还是会很香的，但是这样的香却不会传染给茄子萼，毕竟，一个硬的东西要吸油，那相当地有点困难。

　　所以我的印象里总是觉得茄子萼很香，应该是这一部分在整个茄子中占比较低的缘故。

　　啥都是物以稀为贵嘛，这是商品世界的基本规律。

　　不过，相对茄子壤，甚至茄子皮，茄子萼要更耐嚼一些。所以每次吃时都要不断发动自己的牙齿和整个口腔，不过似乎越嚼越香，就愈发有了兴趣。

　　茄子萼和树皮有点像，不像茄子皮那么光滑，可是，那涩涩的样子倒还不那么让人讨厌，入口时也是这样，总是可以在牙齿间感觉到它的存在，牙齿自然也就咬上去，试图短时间内解决它。

　　耽于咀嚼有时候是件幸福的事情。

　　在《笑傲江湖》里，令狐冲的师父，著名的伪君子岳不群先生说到漠北双雄的时候，说他俩是喜欢吃人的，而且喜欢吃练武的，因为——

　　——练武人的肉特别有嚼头！

　　岳不群的老婆，纯洁无暇的宁中则女侠嗔了岳不群一下——守着孩子们说什么吃人肉的事啊！

　　宁中则女侠的名字好像在《笑傲江湖》里就出现过一次（如果我记错的话请纠正我），好像还是在嵩山少林寺那里，正派的几位大家和魔教的任我行对阵，令狐冲好像说到自己的导师是岳不群教授，师娘是宁女侠，副导师，任我行对岳不群鄙夷了一下，但是说“宁中则这小姑娘还不错。”

　　令狐冲就惊讶了一下，这人，怎么还称师娘是小姑娘啊？要知道，师娘的女儿岳灵珊都应该算得大姑娘了

　大家都知道香港科技大学上升很快。

　　大家也都知道根本原因究竟是啥，那就是一切国际化。

　　比如，国际化的第一条就是校长选聘就很国际化，他们的首任校长是美国第一个华人大学校长吴家玮，接着的朱经武也不是吃素的。

　　有了校长的国际化，其他的国际化还难吗。

　　我们盼啊盼的南方科技大学折腾着选啊选，最后选了一个中国学术界稍微敢说那么几句话的朱清时先生出来。

　　以一个异类来建设一个拟国际化的新大学当然是一个思路，可是，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实现国际化呢？向香港科技大学真学学，找个丘成桐或差不多类似的人物来当校长，然后再说其他。

　　其实还是不行，朱清时先生不管怎样，都还是逐渐培养出来的，所以，再异类也依然让人放心，而且他都到了这把子年纪，按照孔子的说法就算“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再跳能跳多高？还能跳出圈外去？

　　这也是我一直始终持续没有对这个南方科技大学抱幻想的原因。

　　中国大学几千所，其实在里面挑百分之一的来实施完整的国际化我们都承受得起那动荡，所以，下一步为了钱学森先生的疑问，不妨先拿千分之一（比百分之一又少了一个数量级）的大学来试试！

　　【博客主人一按：关于我国的科研经费怎么花的问题，最近科学网上进行了一番讨论，好像是由黄老邪引发的。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我曾经研究过，且写过两个报告。据俺们所知，在日本和德国，甚至一只铅笔的花费都要事先在经费预算中说明白，而且到时候这只铅笔你还必须得去买。】

　　【博客主人二按：也就是说，中国科学家不能自由支配经费的事情在德国和日本也一样存在。可是，不一样的是，德国的经费里关于人员这一部分的开支是很多的，这和我国极少用于人员费这一点有很大区别，而且既然预算过这笔钱你就必须得请人过来支付，否则，要不就收回这笔费用，要不你就得冒违规的风险。】

　　【博客主人三按：更加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之前和世界接轨较早的学者就是靠德国，日本或者其他发达国家的这类面向人员的科研经费先在中国科学家里富起来的，我本人去过香港在城市大学打工，所得薪水也刚好是香港的RGC项目中人员经费的这一部分，俺们当时的那个职位名字还有点好听呢，叫做一级副研究员，请注意，这是城市大学自己的翻译，不是我把research associate I按照最高规格翻译回来的。】

　　【博客主人四按：我国科研经费管理的荒谬在于，按照现有的预算肯定行不通，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预算，钱很可能直接跑进相对还算穷困潦倒的科学家伙自己的腰包里去，这个至少不是符合规范的。科技管理官员也很担心这一点，所以制定这些繁琐可笑的制度也是希望科研经费能够流入真正的科研需求中去。】

　　【博客主人五按：我最近不是在研究机制它妈嘛，所谓的机制之母——管理机制设计理论（与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有所不同），在设立一个机制之前，先要有一个目标或多个需要相继实现的目标，机制的设计思路必须沿着这个途径进行考虑，而现在的科研经费预算的目标首先似乎不是为了出科研成果，而是保证不为私人占有。而第二个目标就无法接着实现的，至少当前的这些经费管理目标之间的实现机制还不是一个链状连接和发展的关系。】

　　【博客主人六按：不过，我还是把老吴五个字的博文题目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需要说明的是，我同意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要使教授首先要成为有尊严的人这一观点。此外，我还对有些字句进行了修饰，不好意思了】

　　【好了，不”按”了，再按就按不住了，大家来看下老吴同学的观点吧，原文链接在http://cwufp.blog.sohu.com/158785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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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忻老师说，中国科学界之所以缺少创新，是因为缺少信任（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6669）。我倒是不这么看，因为那只是表面现象，大家都说官员对学者缺少信任，因为事实摆在那里：经费预算的管理过于苛严，导致了学者们无法进行有效的创新。谬矣，借口而已，学者的借口，也是官僚的借口，这种借口的最大好处就是大家都没有责任，一股脑把责任和错误推给“政策”这个冤大头。

　　首先要明白一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原因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甚至是前几年，大量发生了挪用科研经费的事情，官员为了保证科研经费的合理和正常使用，制定政策，加大了管理制度，严格审计，因此，就有了严格预算。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即没有了使用经费的自由。要说，中国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主动或者被逼着做假账，尤其是大量承担973，863和国家重大专项的科研人员，而有些当官的和当院士的首席，不仅自己参与造假账，而且携裹着单位的会计帮着造假账，为的就是能够把科研经费划到别的地方，变成自己的收入和拿到下个项目的保障费，公关费。

　　那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学者不诚信引起的吗？又大谬矣！

　　学者和小官僚的造假账不也是迫不得已吗？当大官们高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当他们高唱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时候，君不见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搞火箭的不如卖牛仔裤的？其实，不管是做什么的，都不如当官的。一个失去诚信的官僚群体，如何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信任？上行下效的结果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诚信与信任都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任何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当所有的制度或者政策一条条的出来，每一条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或者方便的时候，这个社会便自然而然的会变成无信。

　　当官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没有任何的制约，有的甚至先当裸官，然后逃走，而其它人又必须听任他们的指挥和摆布，收入也由他们决定的时候，要么共谋，要么想方设法争取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成为必然的选择。

　　如果国家的分配制度仍然是官僚至上，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伪研究人员或者一个空降的干部，其收入一定要高于一个学有所成的教授的时候，一个院士手下出来的根本不会做科研的人，在院士的影响力的作用下当了领导后，收入远远高于大多数的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教授的时候，什么地方去找什么诚信与信任？

　　当然，这也是一种制度问题，而这种制度与经费预算管理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的官僚制度，让教授成为有尊严的人，让学者过着人的生活，让那些上面任命下来的所谓干部（其实不少只会拍马屁而无能力）的权力和收入远远不如正常在岗的教授，不要让教授也争着去当一个处长或者副局长的时候，或许，中国的官学之间才会有真正的信任，学人也自然学会诚信，中国的科研才能有创新和希望。

　　今天看一家新闻的报道，让人实在是无奈之至。

　　有一个叫做张一一的80后作家（此人是谁？有啥作品？），说自己卖书前喜欢用“被泼尿”之类的事情炒作一下，其实全是他自己雇来的，就推断方舟子也必然如此。

　　还有诸多所谓质疑，让人感慨——莫非世人都有把简单事件复杂化的兴趣与欲望？俺们就纳了闷了。

　　至今，911事件依然有人在质疑，质疑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听到的最骇人的质疑是认为世贸大厦被美国人藏起来了，然后拿高科技的“被炸情形”来赢得同情——真有想象力。

　　还有其他质疑如五角大楼根本没有没炸一角，卫星都看不到云云。总之，一切全是美国人自己在搞鬼。

　　记得在1989年那次政治风波的时候，有学生自杀的说法，我刚上大学，然后就听到有人怀疑到，说不定是学生自己的群体里先弄死几个，然后对外宣称自杀，来赢得关注。

　　即便是最简单的事件，也一定有人能够充分发挥其想象力，把它说成有一万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动机说，更是让一般人招架不住。

　　自我评价自己还算是一个简单的人，各类阴谋说一概一笑置之，这又不涉及政治，纯粹一治安事件，抓住行凶者和幕后指使者也就罢了，还能有何花头可言？

　　当然，联想到方玄昌被打事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质疑说根本没被打，医生是方玄昌的亲戚，把没有伤说成有伤，来达到什么什么目的？即便有这样的说法，好像在今天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异常。

　　我们见多识广，应该习以为常了。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什么才叫在某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这也是在读《宋诗选注》时看到关于王安石的那一段的时候想到的这个问题。

　　王安石作为著名的改革家，因为那些聪明人对他的改革措施没有兴趣，所以他只好用了一些烂人，而由于他自己又是很倔强的人，被称为“拗相公”，所以，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终于得罪了包括司马光乃至苏轼这样的历史上的大名人。

　　但是，王安石在做诗方面却是成功的，因为即便讨厌他的人，也一样认为他的诗好。

　　就想起鲁迅先生，不少现代人以诋毁鲁迅先生为乐为荣，而他在世的时候对他没有兴趣的就更多了。

　　但是，他们却佩服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

　　被人讨厌是件很正常的事，甚至被很多人，被绝大多数人讨厌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连敌人都佩服的地方。

　　如果得到了这一地步，那就算真正的成功了。

　　成仿吾当过多所大学的校长，包括我的母校之一的山东大学，他当年就是鲁迅先生的对头，他有过对鲁迅先生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评价，认为里面除了一篇《不周山》还不错外，其余都很差。

　　而鲁迅先生也不示弱，在再版该本小说集时，只撤下了那篇《不周山》，其余则照旧刊录。

　　不知道成仿吾先生知道此事的想法，估计也是很无奈的。

　　不过，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成仿吾先生毕竟还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虽然他在解放后的中国大学校长史上会被写好几次。

　　不管怎么说，从来自鲁迅敌人的角度夸赞看，在小说方面，鲁迅先生是成功的。

　　方舟子的新语丝都成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了。

　　不少人开玩笑地说：每天都得先去看看新语丝，看自己悄莫声息干得那点龌龊事上去没？一看没有，那就可以放心地过好今天了。

　　学术圈里的人，如肖教授那般“血气方刚”的还是要少，大多还是温文尔雅一些。

　　也所以，在学术圈里骂人，顶多有机会穿穿小鞋，而小鞋穿多了也就习惯了，不就有点挤脚嘛，没啥。

　　或者，有的如钱老先生那样，把发给自己的信通过种种渠道上缴最高层，表达一下自己的“忠君”之心，获得一点在人家眼中可以轻易给你的蝇头小利，自己就乐颠颠地捧着回去享用了。虽然行为并不大光明，可是并不直接作恶。

　　可是，商圈娱乐圈里就不一定了，如果你胆敢揭露人家的短处，辣椒水伺候那是轻的，铁锤子随后就来了。

　　这就是我国当下的舆论环境，对于这一点，方舟子本人其实也是清楚的，所以他才说偶尔打打唐骏们的假也属于客串，总还是要回到学术圈，我想这是正确的选择，学术界的人再怎么丑恶，也还基本算得君子，顶多回一句嘴，或者干脆不理做高深状。

　　在这样的被袭击事件发生后，俺们还是奉劝方先生一下，还是回来得罪动嘴不动手的“君子”们——虽然君子们做的事情很多算不得好，可是，他们的报复手段还是有限的。

　　广泛地把“基于”当成帽子戴在研究题目的脑袋上是现在很多论文和申请书的一大特点。

　　我简单地统计了一下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的被批准项目，发现乖乖不得了，题目里带“基于”的竟然有847项之多，占全部2000多项项目数的30%还强。

　　咋回事？

　　——“基于”就这么热乎吗？

　　——我们应该“基于”吗？

　　再次试着讨论一下这个学者喜欢用的“基于”。

　　根据我自己了解的背景，大家所以用“基于”，是想强调在研究中使用的所谓新方法，这个基于后面的一般是一种还不错的方法。

　　如果把16，17世纪挪到现在，那么我相信，“基于”后面加“流数”、“微分”这类词的申请书肯定特别多。

　　把“基于”后面那个玩意如此显著地使用在题目里，意在告诉大家，我可是在用新的技术和方法，不是传统的，更不是古老的，我已经很创新了，您可要手下留情。

　　而在“基于”这俩字成为滥觞之前，我们习惯用什么呢？

　　我们其实之前也在使用那些“新”方法，尤其尝试用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研究之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用的句式是“某某方法在某某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那么，两种句式不是一回事吗？怎么就弄着弄着就纷纷“基于”起来了？

　　俺的个人看法——其实，采用“基于”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应该是本着对基于的该方法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或者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方法做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而不仅仅是简单应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此时使用“基于”就很显理直气壮。

　　而事实上，很多学者的“基于”就纯粹是一种应用，此时用原来的老句式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不过，觉得“基于”好听，也就拉过来陪绑了，自己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别人评审的看多了，甚至看烦了，也不觉得有什么错处。

　　恋爱就象下象棋，基本上是两个人的事情；

　　婚姻就象下跳棋，如果六方全在跳，那还是很麻烦的；

　　家庭就象下围棋，下着下着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识货“生门变死”或“死门变生门”的事情经常发生。

　　我们正在酝酿设立“中国青年应急管理奖”，明年开始评选并在每年的“中国应急管理年度青年论坛”上发奖。

　　可是，怎么设立？如何评选，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问题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看最近20年多来我国科技奖评选结果在科学家们眼中的地位就知道了。

　　这个地位如何，我当然不用细说。大家从各个侧面都能观察到端倪，比如，我们国家自然科学类的最高奖（一等）多年内不断出现空缺这一事实就可以来说明一点点的规律性了，当然，中间也偶尔会有科研成果填补一下空缺，出一个两个的一等奖，随后就又被“空缺”的语句给淹没了。

　　而所以如此，是我们的科学家确实不好意思评出最高奖来——没有最高奖的成果却老是发出奖去，不让全世界一起来笑话都不可能，而自然科学又是有世界标准的。

　　所以，国家就在这个问题上低调下来，我认为，这个低调很好。

　　不过国家毕竟还有些不那么低调的奖项，例如科技进步奖，我曾经看到过自己了解过的某人在数年前做的某个CAD的小项目得了二等奖，而得奖者却早就不做这个东西了，估计又费力包装了一阵子，也许中间还得过省里或部里的奖，最后觉得不申请个国家奖似乎对不起这些文字积累，就申请了，就得了。

　　包括国家奖和省部级的这些奖，无一例外都是申请后经评审而获得的奖励。

　　中国人口多就有这好处，即便是再弱智的啥啥啥（奖励或邪教皆然），只要有人举旗，一定能够招来申请的，崇拜的，或者入伙的。

　　那么，怎么发到身上的奖才能够反应真实水平呢？

　　我们最了解的奖项是诺贝尔奖，我们还了解菲尔兹或邵逸夫奖。

　　这些世界最高级的奖励又是怎么评选出来的呢？怎么申请的呢？

　　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好像是得申请那么一下的，或者谁来推荐去申请一下子。也所以，王蒙被推荐参与诺贝尔奖的新闻出现了好几年。

　　哇，我每每都很惊讶——就王蒙这样一个连一个（不是2个更不是多个）典型人物形象都塑造不出来的多产小说家，竟然会奢求得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可笑之至。

　　王蒙有时候还出来表达一下谦虚呢，却让人更加无奈了。看他那表演，似乎王蒙自己当时都不知道诺贝尔奖是怎么评出来的。

　　那么，诺贝尔奖这类由某个皇家科学院固定（也会增补，但基本是一退一进）的一些人士评选出来的奖，公信力如何呢？

　　应该说，似乎还可以。

　　既然似乎还可以，我们中国人可以模仿一下不？咱们不是擅长学习吗，而且在科学上我们也是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再多学一个也无妨啊。

　　听说国家最高科技奖这样的终身成就奖在设立之初也曾经想过用类似授予制而非申请制来管理来着。

　　不过，应该说，从设立者的角度上说，授予制很不爽。

　　1，在人家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把奖给了，万一出了萨特这样的愣头青来个不接受，多没面子啊。

　　2，不看看知识分子们主动降低身段为了自己颜面有光而来抢夺个啥啥啥，并为了抢夺这个啥啥啥而争得头破血流，觉得不够过瘾。

　　3，自己如果发错了奖，显得多没有判断力啊。如果让知识分子们自己上台来说申请奖励的理由，如果说错了是他的事情，说对了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与授奖者无关。

　　4，应该谁来求谁？授予制好像是要求着知识分子们似的。本来给钱给荣誉的事，不应该由最后得到荣誉者来主动吗？

　　5，得不到的也不会抱怨，谁让你申请的材料写得不够硬，答辩的口才不够好呢，你看，有一万个理由也怨不着发奖的人和机构吧。

　　还可以列举另外的Ｎ个理由来证明授予制大大地不好，非常不适合国情，而申请制最适合国情。

　　当然，我们还是得谦虚点，也许授予制适合瑞典国情，适合香港区情，是和世界界情，可是就是不适合我们大陆陆情，这样说应该显得全面一点。

　　但是，我们终于还是想尝试一下了，由申请制转向授予制。

　　我们觉得，授予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改变奖励模式过于单一化的现状：

　　一，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可以认定在应急管理领域的真正学术贡献和成果水平。

　　二，我们为得奖者不需要屈尊而高兴。得奖者享受所有尊严，甚至拒绝的尊严；而授奖者则免费努力为之服务，愿意自己俯首，获得看到别人欣喜时的满足感。

　　三，奖励不具备任何官方意义，无法通过它获得任何其他荣耀或金钱。您如果不高兴它的出现和存在，就只当我们在玩好了。

　　四，奖励数额将向低规格看齐。也所以，从这个奖项上发不了财，见钱眼开的人也不用眼红，不就1000块钱嘛，俺们有M个呢。

　　五，评委为通讯评议，连一起开会吃饭的钱都省了。专家不可以推荐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学生，同学，亲属）为候选人，每次评选专家可以考虑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以避免形成“相互推荐的圈子”。

　　会试试，如果发现完全可行，也许可以为国家的奖励提供一个具体的中国式的操作模板。

　　哪天，等您接到电话说您获得了“中国青年应急管理奖”，那一定能够不是玩笑，而是真的。

　　又看到一起上亿元的非法集资案。

　　我们县最近1-2年有点像疯了一般，这类非法集资事件一个接一个，有趣的是，有些破产的非法集资，人跑了，可是也没见ZF有啥作为。

　　有时候就有点迷糊，因为看到我国的非法集资有些古怪：

　　1，为非法集资辩护的论调说，银行贷款难上加难，有时候就只能从民间借贷，这个渠道其实做了银行应该做而不做的事情。回报总体还不错，偶尔出现出几个问题，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2，另外一个说法则更有趣，觉得ZF想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GDP的增加，可是中国老百姓太抠门，就是使劲存钱不花钱，把ＺＦ急得够呛。正好有忽悠人士出来，把大家的钱骗出来，给自己买名车，买房，买奢侈品，买地，偶尔也有个把干点实业的，或者搞贸易捣腾东西的，算为繁荣经济做了实事。这些虚事加实事，总之是钱从老百姓口袋里弄出来了，ＧＤＰ当然增加，一片形势大好。所以，ＺＦ从某种意义上感谢这些骗子（当然，也有个把不骗子在内）

　　3，还有说法就是觉得这种做法纯粹祸国殃民了。这个说法最多，因为很多老头老太太把一生的积蓄几万元全部拿了出来弄这个集资，最后鸡飞蛋打，伤心上吊的都有。

　　但是，如果真的是第三种，为什么满大街都是非法集资的人，可是就是没人管呢？

　　俺们就很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