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的存档

做好学术评议的三要三不要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因为今天要做研究所周五报告会的评议人,所以在昨天晚上就胡乱写了一篇如何做好学术评议者的博文(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483&do=blog&id=462874),不过慌里慌张地,还没写完整,今天重新整理,并补充完整。
  
  三不要:
  
  1,不要无关主旨,信马由缰。
  评议与讲演者的报告内容要形成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或完成渐高渐深的推进扩展,脱离讲演者的报告而自行阐述个人观点或成果无疑是不值得提倡的。
  我参加过多次“报告+评议”形式的会议,自己也组织过多次这种风格的学术会议,发现确实有很多评议人在开讲之后恨不得在座的大家抓紧时间忘记掉刚才讲演者报告的内容,而把精力瞬间集中到自己的报告(而非评议)上来。这会使得报告人尴尬不说,听讲人也会莫名其妙。
  
  2,不要重述讲演者的内容,哪怕是换个方式
  讲演者在整个报告过程中处于一个主导者的地位,是本次报告会的主角,评议人即便讲的再精彩,也应该甘做配角。但即便如此,评议者也不应该重述报告内容,即便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式。
  事实上,尽管报告者是主角,一次学术会议真正的难度却在评议人这里,因为这种讲演和评议的搭配事先一般都是没有演练过的,完全要依照自己现场对于报告的理解和自己已经具备的知识体系结构来组织内容展开评议,而且还要让报告人听后觉得切中肯綮,有所启发,让听众们觉得耳目一新,有所收获。
  所以,评议要基于讲演者的内容,但是一定要稍稍偏离这一内容,体现出另外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不同视角。这当然对评议人的知识的全面性和瞬间组织这些相关知识的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只有那些没有能力的人才只能选择重述报告内容的方式。
  
  3,评议不是挑毛病,所以不要把评议当成评审。
  我组织过一次学术沙龙,请我的朋友来做评议者,糟糕的是,他把评议当成了评审。
  整个评议过程,就听他说:
  1)你这个做的不完整
  2)你那个做的有问题
  3)你这个结论不可靠
  4)你那个结果要讨论
  直接把自己当成了面对研究生答辩或项目中期检查时的考官,因为人是我请来的,所以俺们只好感觉特没面子地度过了这个“评审”过程。那次学术沙龙俺们做了第一个评议,就是希望大家瞧瞧究竟什么才是评议,但是,至少这位老哥根本没想太多。
 
  三要:
 
  1,要调节气氛
  讲演者的报告风格在前,评议者的评议风格在后。如果前面的报告拖沓冗长,评议者就有义务来调节一下气氛,使得听众们不至于昏昏欲睡,对这个报告留下点印象。同时,此时对于讲演内容的评价或拓展还要让大家对报告加深认识,尤其是讲演者没有讲出来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更应该通过评议者之口说得更加清楚。
  而如果讲演者过于放松和幽默,评议者就不应该体现更大的幽默,而应该把口气变得稍稍严肃一些,否则就真成说相声了。学术相声是没有意义的。
  
  2,要扩展内容、提升结论
  讲演者是本次的主角,但是他的视角也是有局限性的,评议者应该扩展其思考的内容,提升结论的层次。扩展有多个方式,如维度上的扩展、阶段上的扩展、层次上的扩展,评议者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进行展开。另外,讲演者的结论也可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不完善的,只是一个中间结果,此时,评议人应该将结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
 
 
  3,要改换思路
  讲演者的报告内容有时候可能是很极端的,或者不具操作性的。有时候,很可能评议者持论与讲演者完全对立,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我们说了,不应该“评审”,那么,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不立刻形成冲突,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评议从角度上进行一下改变,此处的改变不是“改头换面”,整体上否定讲演者,而是引导大家改换一下思路和方法,也许可以从多个方面看待这一个问题。
 
【注:这里提及的评议多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报告会,如果来讲哥德巴赫猜想,评议风格就完全不同了】

南方科大:以更强大的行政化来颠覆行政化!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我觉得南方科大象我博客里比较喜欢的玩具似的,过几天不玩它了就会有点手痒。
 
  好在这个玩具还是经常创新的,所以玩法可以更加多样一些,谢谢朱校长。
 
  南方科大的理事会的衮衮诸公们都出来亮相了,老大是深圳市市长。
  其实说实在的,也没啥,你如果能请动温总理去当理事长,岂不更好?!
  
  俺们觉得,朱校长是深知中国行政化的要义,他本人正是被行政给“化”出来的,所以,对行政化是怀念颇深,在他的脑海里是挥之不去,尽管他说要挥之,可是当真要“去”的时候就会抓紧挽留回来。
 
  朱校长深深地为理事长是深圳市市长而五体投地,并发表了“市长任南科大理事长是现实下必要选择”,“如果不由市长当理事长,理事会的权威可能有所削弱”等振聋发聩的讲话。
 
  其实,我个人是越来越理解朱校长了,有人很失望说:“这不更行政化了嘛?!”
  “笨蛋!”我对着这个虚拟的意见呵斥道,“岂不知中国一向有以毒攻毒的光荣传统,朱校长深知行政化的毒素深入体内太过,所以,一开始估计就准备了以毒攻毒的具体做法,而且还要再多加点砒霜,而随着南方科技大学的校史在延长,这个砒霜策略也就愈发地要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我力挺我们伟大的朱校长,并预祝他“以深圳市的行政化来取代教育部的行政化,以更强大的行政化来颠覆行政化”的做法取得圆满成功!

纯英文授课,基本可以认为是荒唐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中国人真的丧失自信心了吗?先是对武器丧失了自信,明清时期就开始从葡萄牙那里搬运并学习;后来对主义也失了信心,得从德国舶来;现在干脆觉得语言不行了,就从英美加澳等国舶来吧。
 
  话说纯英文授课,其实是从某位总理当某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提倡的,而他和当时的一把手嘴里冒着英文出访英语国家的时候,和外国领导人一说话,还觉得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的语言你不会,你的语言我能讲。
 
  后来就见那些国家的报纸嘲讽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道(大意):刚刚品尝到改革开放滋味的古老中国的领导人操着蹩脚的英文和我国总统(首相)对话。
 
  俺当时就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
  
  后来听说开始在一个大学里全面推行英文教学,俺们只好感慨道:这下要由一阶蹩脚向二阶蹩脚进军了!
  
  我在国内见过很多来自英美加澳的在中国出生长大后出国留学再回国效力的教授们,其中包括一些在国外已经是椅子教授的大人才们,糟糕的是,我见过的这些“洋”葱,几乎全部是蹩脚的英文,而且不只我这样认为,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这样看。
  
  俺们就费解了,按说都米国教授了,还椅子桌子的,咋英文却永远蹩脚呢?俺们觉得既然在海外教书,说明他们听懂学生的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甚或表达专业的东西估计也还能让人家英美加澳的人听明白,可是,明白归明白,蹩脚还是蹩脚。
  
  这些在外国有教职的中国学者的英文如此,那些来自中国只是偶尔在国外接触点英文对话的学者教授们,其水平究竟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俺们甚至怀疑,英文在美国绝无问题的杨振宁先生们,其实也还是更愿意使用汉语交流,即使他们的英文说得地道,但是母语的感觉与第二母语的差别还是显著的。也许他老人家晚年回国并娶了一位中国土妞当老婆已经说明了一些什么。
  
  当然,俺们也见过几个英文说得和英美加澳人差不多的中国人,也据说他们是能和当地的街边老太太聊天说笑话的高级英文水平,不过这样的人真的很少,且似乎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汉语进行交流。
 
  如此,我们如果任由由一阶蹩脚到二阶蹩脚转化而无奈,可千万别再向三阶蹩脚进化了?!
 
  您看呢?!

铁路应急救援与事故处理中“以通为本”的思路可以考虑改变了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温州动车相撞事故之后,看到大家在科学网上谈得越来越多,我一直没有说什么,这倒并非是我无话可说,只是想等事情稍微过过之后再说话罢了,不过科学网上的刘钢兄追问了句“陈安呢?”也许,我也真的需要说几句什么了。
 
  “以人为本”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最近一些日子提的调子越来越高,这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前我们提倡了相反的东西,第二现在我们依然只是在提倡阶段,距离真正体现在实践中还有相当的距离。
 
  那么,“以人为本”的相反一面是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认为是“以物为本”。我少年时代读《中国少年报》,上面一度有过一次“下雨了,先收自家晒着的粮食还是先收集体的粮食”之大讨论,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体利益永远优先于个人利益”。记得少年的我有点疑惑,总觉得这个结论似乎有点问题,可是,究竟里面存在着什么问题,却说不出来。现在想来,也许背后的背后依然保留着的就是“以物为本”的基本思维模式吧。
 
  这几年做应急管理的研究过程中和各个不同类型的实践部门接触,我和铁路的应急部门当然也多次接触过,在和对方一起讨论铁路事故的应急救援时,我很惊愕地知道,铁路的应急一直都是“以通为本”,而非广为人知的“以人为本”。也就是说,但凡出现铁路交通事故之后,响应的第一做法都是先把受损的车厢弄一边去,别妨碍了道路的畅通,然后再考虑救援救助的问题。
 
  有这样的根本原则摆在那里,小伊伊的事情才会让世人皆觉诧异而铁路应急人士却安之若素。
 
  铁路上的行车事故一旦出现,会影响到经由该条道路而前往不同目的地的更多车次,这是由铁路运输的特征决定的,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事件的“蔓延”。公路和航空也都有类似的特征,但是都不如铁路的更加显著。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吧,铁路管理机构一直认为清障是应急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人命则次之,可以完成清障之后再来考虑受灾个体的救援问题。而这实际上是和现代应急管理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的。
 
  但是,中国的铁道管理部门,难道真的曾经进入过现代化吗?即便行车速度赶英超美了,可是,现代化的头脑却从来没有具备过,经过过温州撞车事故后,我的个人判断是,铁路管理部门也还没有任何让思维进入现代化的打算。而时至今日,国民的素质普遍提高了,而铁路部门依然停留在60年代,这个矛盾自然是越来越厉害,乃至无法调和。
 
  我们科学网上的多是理工科的人士,包括我自己,可是,在做到技术层面之前,原则性机理的探讨一定是个无法跨越的第一道门槛,可是,从各类文章中,却多为具体技术细节的追究,还少有对于整个机构所持基本处事原则的讨论,或者大家隐约里感觉到了,可是没有更细致的细节来说明这个东西。
 
  而对于铁道部来说,以技术来提高管理品质的路子已经走了很多年,可是一直没有走通过,我去坐不管是动车的卧铺还是普通车的卧铺,都依然和20多年一样要换一个小牌牌,信息系统依然差到让人无法不摇头。而据说铁路在信息系统上的投资已经多少万亿了,我的老天爷,这么长的时间和这么高的成本,连猴子都完全有可能彻底进化出来了,可是铁路人却一点进步都没有。
 
  也所以,用高深的技术语言分析去解读事故并从而避免事故,对于其他机构是合适的,对于铁道部则是尚不合适的,我们得把铁道部的各位先生们从小学知识“司马光砸缸救友”的故事开始普及起,才可能有点成效。
 
  大家认为呢?

救援中“已无生命迹象”的三个经典故事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05年8月7日,中国广东省梅州市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后放弃救援。121人死亡。
  在这次矿难中,有专家出具如下导向“可以停止救援”结果的意见:透水矿井井下巷道不存在生存空间,16名失踪矿工已无生还可能。
   
  原始报导文字如下:
  由于大兴煤矿地质情况复杂,矿井透水量巨大,开采系统混乱,透水后井下原有巷道和设备遭到破坏,随着水位下降,追排水到一定深度后,有关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近两天井下出现数次垮塌现象,直接威胁抢险人员的人身安全。专家指出,进一步开展抢险救援存在无法排除的安全隐患,如按现有方案继续强排水,会造成新的安全事故,风险很大且无实际意义。此前,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专家到实地考察,对井下被困矿工的生存环境及生存可能等问题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后,提出了评估意见,认为井下截至8月23日,在矿井内水面以下已不具备生命存活的条件。根据专家意见,指挥部经认真研究并报经广东省政府同意,决定于29日终止抢险救援工作。这次事故被困矿工123人全部遇难,只找到其中6具遗体。
 
 
  孟氏兄弟遭遇矿难自救成功案例。
  北京,房山区, 史家营乡,2007年 8月18日 22点:孟宪臣和孟宪有两兄弟单井土法采煤,井下塌方,被困在约15米长的空间之内,井下巷道共长30米左右。 8月20日 11时20分,召开救援分析会议,认为:事故发生地属于采空区,经过非法开采,形成二次采空区,造成采空区重叠,加速了塌陷,致使内外挖掘的救援方法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事故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掘进救援方式是不科学的,不能保障救援人员安全,因此停止救援。事故发生后两天约49小时,宣布正式停止救援。随后,孟氏兄弟自救脱险。
 
  
  本次温州动车追尾相撞事件,再次出现“已无生命迹象”的推断,不过用了生命探测仪,还是很高科技的,具体细节因为此事件刚刚过去,所以这里不赘述,然后,话音未落,3岁孩子小依依就得救了。
 
   
  以后“已无生命迹象”的演绎不知道还会不会更多,我们应该有得可以期待的。

认真的事故调查对于未来同类事件的风险防范作用巨大:从民航说起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中国的民航飞机由于很少受到液体炸弹(似乎是一个很高技术的说法)的袭击,所以对于飞机的安检问题并没有如欧盟那般重视过。
 
  在这方面,欧盟和美国就颇有些“草木皆兵”了,不过,从成本收益上说,禁止液态物体上飞机还是很值得的,至少我个人挺赞成这么做的,即使有“逼迫让顾客买机场的饮品”的误会说法,我依然很赞成,毕竟,你在机场可以喝到免费的水,在飞机上甚至可以喝到完全免费的啤酒葡萄酒,所以,这个谣言很难持续地讲下去。
  应该说,从2003年的自带饮料喝一口到2006年的完全禁止液态物品上飞机,对于飞行安全不受旅客的打扰这一点还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不是凭空就来的,恰恰是血的教训带来的改变。尽管我国飞机失事的例子不太多,可是即便如此,从罕有的那几个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没有采取类似措施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好在中国的民航总局明显不如铁道部牛,还知道去学习一下欧盟和美国的做法,自己似乎也还能从事故调查中得到点教训,随后由于该类原因造成的事故也就至今未再见。
 
  事实上,我国2003年2月5日开始执行“饮料登机一律开封查 旅客能喝得先喝一口”的政策,这正是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以下是当时出台的政策:
  
  为确保民航飞行安全,保护旅客的生命财产,民航总局经认真研究并借鉴国际上有关做法,自5日起对旅客随身携带液态物品乘坐民航飞机作如下规定:每名旅客每次最多可携带2瓶(每瓶容积均不得超过500毫升)碳酸饮料、矿泉水、茶水、牛奶、酸奶、果汁等液态物品,并经开瓶检查确认无疑后,方可随身携带乘坐飞机;其它超出部分一律托运。旅客不得随身携带酒类(瓶装、罐装)。如确需携带,每人每次不得超过2瓶(1公斤),且必须托运,包装须符合民航运输规定。因特殊原因需要随身携带的液态物品,如患病旅客携带的液态药品、带有婴儿的旅客携带的婴儿饮用品等,经开瓶检查确认无疑后,可予携带。
   

  当然,欧盟是对某些事情很敏感很在意愿意采取更重看上去过分的措施的这样一个区域,不过,我国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2002年底的大连空难,也正是一位张丕林先生把汽油带上了飞机,如果之前有2003年的这个措施的话,应该会不至出现如此恶果。

   

  后来,关于完全禁止液态物品上飞机,据说也有中国民航自身所遇到的挑战,据说2010年1月30日,当时从新疆乌鲁木齐起飞的航班在飞行过程中被空姐发现有女乘客在厕所里要点燃什么东西,因飞机右侧卫生间内飘出烟气和呛人气味,引起到机尾拿饮料的女乘务员警觉,随即通知其他机组成员采取措施,并悄悄返航。结果很好,没有造成问题,该抓的抓起来了。

  关于这个事件我并不了解太多,想来这两位被抓起来的乘客还是携带了易燃的物品,也许是汽油,也许是打火机。那么,机场的安检就越发重要了。

 

【Blog主人文后记1:每次铁路事故后,铁道部也能去总结教训,不过,其在事故调查和事后的改正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傲慢与作势,而非谦恭与作为,依然让人看后感到极端不舒服,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民航要好多了,值得铁老大好好去学习学习。】

【Blog主人文后记2:要知道,民航最初只是是被美国和欧盟要求飞往他们国家和地区的飞机要做类似的安检(人家才不管你国内如何如何呢),而民航干脆就推广到了全部航空公司的全部境内和海外航班,而非仅仅是对外严格对内宽松,这就值得称道。】

举袁隆平做例子没有用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一,中国出人才吧?
  当然出!李娜就是,而且不光红土场上那个趾高气扬为自己争光的李娜是人才,其实尼姑庵里那个曾经唱过《好人一生平安》和《青藏高原》的李娜也是人才,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李娜一唱成名后,竟然没钱去出唱片,后来是一位企业家捐助才出了一盒磁带。唉,人家富人或者官人想要的东西她坚决不给,结局最后也只能待在尼姑庵里看桃花了吧。
   
  二,中国出科学家吧?
  出啊!还能不出嘛!而且,海了去了。
  
  杨振宁且不说小时候肯定是在清华园里撒尿和泥长大的,而且杨老现在也回来了,还把28岁的青春翁帆熬到了36岁的标准少妇。
  
  当然,杨老归根结底是在美国成功的,而且如果换在中国,可以保证他老人家一定成功不了。
  那,此时,袁隆平先生该出场了吧?
  
  袁隆平先生,究竟是啥环境让您老人家成功的呢?
    
  其实,您可以理解他老人家只是个有文化的农民,“农科站的小岩鹏”(语出《月光下的凤尾竹》),总得种地,即便他不成功,失败,那不也还是种地嘛,也没啥了不起的,可是,实践还真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种出来的超级水稻就是产量高,不能说所有的官们都喜欢产量低的稻子吧?就这样,一来二去地,成功了。
  
  全天下那么多“农科站的小岩鹏”,难道其他的都是吃闲饭的?袁隆平年轻时候曾经入选过国家级人才没?入库了没有?
  
  告诉你吧,全天下的其他玩水稻的人,其中的99%就是最终为陪衬袁隆平而存在的。可是,在几十万甚至更多的此类人物中,到底谁会种植出超级水稻,那是没一定谱的,给大家提前多贴几个标签,可能没贴上的那个才是袁隆平,咋办?
  
  其他门类学科的科学家们也都是!
  陈景润的1+2证明出来了,他是人才,没出来时,给人家一个基本的生活生存研究的环境,别虐待人家,行了!事实上,华罗庚先生的诸位弟子里,就陈景润的底子最差、智力最一般、最不会来事儿。如果当时就选这计划那人才的,也许数到最后一个才会轮到他。
  
  可是,就成就而言,华罗庚说:“所有的成果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1+2。”我就不多嘴了。
  
  袁隆平先生的成就你甚至可以认为是碰巧来的,虽然个人努力,但是从整个体制上说,它并非必然,这也正是我们全国人民老在奢望诺贝尔奖而每个人都肯定地知道近些年难得诺贝尔奖一样。
 
  袁隆平也好,陈景润也好,仅仅因为他们自己专注,而从外部环境上说,也许他们更得益于无人问津。
  正如我国各类体育冠军多了,可是没人真正认为我国的国民体质也是第一一样,李娜的存在也与体制没有直接的关系,要说间接的关系,那永远是存在的,她至少吃的是中国饭吧。如果真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可以无语了。
  
  同样地,袁隆平先生的出现和存在不是体制的胜利,恰恰是体制的失败,可是,我们不去推想袁先生的成功,却依然把禁锢袁先生成功的环境继续发扬光大,弄得“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甚至,连给潜在袁隆平们留着生存用的基本环境都给异化了,让异类们喘气的狭小空间都给占用了,全中国科学界皆是分门别类、大干快上的热烈状况。如此,即便碰巧每个领域都出了一个袁隆平,也依然是我国科技政策的大悲哀。

当奴才被认为是人才的时候,人才们只好俯首甘做奴才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什么时候才真正需要人才?
 
  其实是当执政主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时候才真正会感到人才可贵。而一旦开始距离河岸变得很近,立刻就会觉得天下没有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这里的“人”包括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才们。
 
  保守的龚自珍先生曾经劝天公重抖擞,其实,天公实际上是天天在抖擞,可是,降下来的“左宗棠”们本事大脾气也大,连皇帝老儿都看不上。这样的人,谁敢用呀!
  更况且了,在看上去一片大好的光景下,谁会想到要预测清王朝啥时候完蛋的问题?慈禧她老人家还觉得能千秋万代、一通世界之江湖呢,退位?实现共和?我呸!那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儿,没有皇帝和太后以及太皇太后们,中国人都不知道怎么活呢!
  
  也所以,最好所谓的“人才”都愿意去当当“才人”,这样大家都爽。
 
  记得左宗棠先生从新疆打败俄国大鼻子之后得胜回北京,结果被皇宫外面的太监们给敲诈了,得递“门包”才行。左爷是何等人物,受过谁的鸟气?当年在湖南作为一个没有公务员资格的参谋就曾经对着国家命官高喊“王八蛋滚出去”,所以他在面见老佛爷的时候直接告了御状,说:老妹妹,我受了委屈了,老佛爷您看咋处理这些奴才们吧?!
 
  老佛爷一笑,道:左哥哥,咱得理解太监们的难处,好不容易有外官进京,有点油水捞一把也有道理。而且,我不昨儿才发给大军奖金嘛,你左哥哥可是头一份呀,这钱呀,都是我的臣民们孝敬我的,你给我的贴身太监们一点点回扣,也没啥呀。
 
  这话说完,把个左哥哥给气的,可是在人屋檐下,只能低低头。好在老佛爷从纳税人那里给出来的奖金还够用,拿一点出去就拿吧。
 
  其实,左宗棠搞错了,对于老佛爷来说,太监们比起疆场上的左哥哥可是要人才得多。左哥哥不就一在职研究生出身嘛,也没有教授博导的名分,他不是有本事嘛,可是也没见他治好老佛爷的痔疮呀。要不是因为长毛们闹事,谁会用他呀!他是哪根葱呀!没他难道大清国就不存在了?太后我就当不成了?才不信呢。
 
  至于谁谁说什么“中国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那是因为长毛当时刚好在湖南闹得凶,后来长发们潮水一般地退去,不也都没后劲了嘛。所以,湖南就不再重要,左宗棠们自然也是有无均可。
 
  记得1988年俺们看一部电视政论片,里面说到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俺们就留下了那么一点印象。在我老人家看来,一个社会永远没有实质进步,唯一的原因是社会危机的时候会去使用所谓“人才”,而一旦社会趋于稳定,立刻就是一片奴才们充斥朝堂的景象,社会开始转头向下发展,自然就会老是翻来覆去的,有个所谓周期律——太正常了。想当时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把元末出现的各类人才全部一炮搞定之后,他就没有想到随后一个“道衍和尚”这等被遗漏的人才就能把整个明朝给闹得天翻地覆。
 
  而当奴才们充斥朝堂并迅速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你要说让大家不眼红?那是一定不可能的——那么差的人都能干得了的事儿咱哥儿们就不行?
 
  可是,如何才能获得进身之阶呢?既然几乎所有记得利益者都是奴才,那么直接的推论就是先当奴才再来进身。人才们要想获得社会承认,奴才就是必由之路,我们看得到的李白、韩愈的马屁文章也都是喊得震天响,就知道端倪了。

当一个人“有出息”之后,特别喜欢“炫穷”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科学网的寒门子弟真多呀。
 
  不管里城里的还是乡下的,全是穷孩子出身。
 
  其实难怪,中国在1980年前,连中央级正国级领导其实都穷兮兮的,比如,因为几卷《选集》而得到几百万元人民币稿酬的领袖,吃红烧肉甚至也不能随心所欲。你如果在当时的中国能找出一个俩的藏了很多钱且生活极其富足的富人,那简直就是奇迹。
 
  贵族的培养需要N代人,现在的富二代也好,官二代也好,都还远远不是贵族,我想应该和穷二代一样,其实是不不折不扣的“贱族”。
 
  也所以,一个寒门引来所有人的共鸣,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那时候全国皆贱,一点贵气都没得。
 
  也所以,整个科学网上,就我老人家在“炫富”,而不是哭穷,孤独啊孤独。
 
  古代开国皇帝在自己当了老大之后,一直强调自己老娘小时候怀孕的时候梦见金光一道,或者白蛇青蛇啥的,动静都一概不算得多小。然后,天生异秉也是要被强调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是有老皇帝们的弟子在,咱哥儿们不能显得比他们贱,至少一样贵,或者潜在有“贵”的基本素质。
 
  而科学网上的各位,因为有全国皆贱作为底子,所以也就不断地强调自己也是贫寒出身。好在今天都出息了,那还不是自己的努力又是什么?!
 
  也许这才是科学网上全体寒门博文一致的逻辑,不好意思,俺又做了一次不讨巧的总结。

我想骄傲地说,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当过地主

2011年9月4日星期日
  赵丽蓉在《打工奇遇》中当“饭托”的时候被安排扮演慈禧太后,她感慨到:我家八辈子贫农,慈禧她成分太高,我当不了。
 
  就想起一个革命胜利初期的一个有趣的现象,穷光荣。后来,相声里还塑造过“穷光荣”的光辉形象。
 
  我们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不懂得怎么才叫真正的富裕,很多人觉得当了地主就是富裕了,家里有几百亩地,有些佃户,那还不富。可是不然,其实那还基本上算是穷地主。
 
  富地主是些啥人物呢?多是除了农村有地,在城里也有买卖的一批人,城乡通吃,粮食大大的,银子也大大的。
 
  不过,富地主和穷地主依然都是“土地主”,啥是洋地主呢?那就得有点外贸才算得洋地主。比如,我曾经说过历史上那位名声极差但是学问极好的钱谦益先生,娶了秦淮八艳里的头号种子选手柳如是为妻,且今天是明朝高官,明天就能到满族人那里高呼万岁去,被满族人开除了之后又回来当遗老,脸皮绝对是一流的厚度。可是,就这么一位先生,却是位洋地主——他的“外贸”做得相当得好,经常一船一船地和海外交换物品,获取差额利益。
 
  中国多出产此类“土地主”,靠着勤奋致富,然后地多了租给贫下中农种种,也就这样了。
 
  即便如此,在那个年头,当个土地主也是要被砍头的事情,其实才有几亩地呀,竟然就成了罪状,而如果再从历史的长河里衡量,简直都是羞死人的事情,别人不说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可是,这就该杀了。真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和神奇的国度呀。
  
  而到了今天,在一个国人还不知道真正的富裕为何物的时代,好像那些怀里揣了几个钱或者能hello几声的人就要告诉大家自己是怎么致富滴,故事那个拙劣就别提了,从名著《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到《哈佛女孩叉叉叉》,N多的成功学书籍,一副暴发户的口吻俨然矣。
 
  于是,我就想,现在的中国人找姓氏的根源,例如包玉刚找历史学家论证自己是包拯的后代,有的人则连西门庆都能论证是自己家的祖宗,真是有其存在的必然逻辑,可谓无奇不有,中华大地真神。我们对于贵族对于光彩或不光彩历史之怀念与敬仰,其内在展示的则是一副虚弱的灵魂。
 
  那么,知道了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地主,不是土地主,是洋地主,之后呢?可爱的,请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