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el的Blog

原文：Of Population Projections and Projectiles （关于人口的推动和发射【这两个双关词既指人口预测又指导弹发射，很难翻】）

Mara Hvistendahl, 2010, SCIENCE, 329, 1460

译文如下：

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可能像是意识形态打败科学的一个事例。但是，这个政策的基础却是1970年代一位导弹科学家的推测；这个政策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得到采纳的：对经验主义恢复了信任，对西方开放。

这项政策得以采纳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宋健，他是得到苏式培养的一位军事科学家，专长是控制论，也就是机器系统的控制。宋健本来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他的庇护人是钱学森，即毛泽东信赖的科学顾问。由于钱学森的支持，宋健在中国国防部上升到有影响的职位。

从他所就位的七机部大楼，一个导弹实验室，宋健出乎意料地进入了人口分析这个领域——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其他科学家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遭到了迫害。社会科学和人口科学“被毛泽东彻底毁掉了”，苏珊．格林哈尔希（Susan Greenhalgh）这样解释。她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一位人类学家，在她的著作《只生一个：邓时代中国的科学和政策》里面勾画了宋健的故事。而“大多数国防科学家仍然能够继续工作”。

从1970年开始，中国鼓励晚婚、拉长生育间隔，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种措施效果显著，在其后的十年把中国的出生率下降了一半。然而，格林哈尔希说，中国的领导人想追上工业化国家——手段是减少他们不得不喂养的人口。

关键的时刻在1975年到来，这一年宋健参加了中国到欧洲的一个代表团【译注：原文如此。实际是1978年】。在荷兰恩斯赫德市（Enschede）屯特大学，他遇到了奥尔斯德（Geert Jan Olsder），微分博弈理论的一位专家。他们在酒馆喝啤酒的时候，奥尔斯德告诉宋健，他推导的一系列方程用于一个虚构的岛屿上的人口控制。关键的参数，在每单位时间中都得到计算，就是出生数量。“他立刻来了兴致”，奥尔斯德回忆道，他说自己的方程是理论性的。奥尔斯德给了宋健一篇解释这些方程的论文：“人口计划：一个分布式时间最优控制问题”（Population Planning: a Distributed Time Optimal Control Problem）。

宋健把奥尔斯德和其他欧洲数学家的方法推向应用。到2080年，他们预测，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高峰——格林哈尔希说这是根据不可信的数据的外推。但是它让中国领导人瞠目结舌，使得他们倒向另外一个小组的预后方案：避免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得生育率在1985年之前达到一个孩子，并且在其后的20到40年维持这个水平。

梁中堂，一位曾经参与一胎化政策早期讨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认同格林哈尔希的很多解释，但是说她过于强调宋健的作用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一胎化是中国的唯一选择”，梁中堂说。他在1970年代是这个政策的少数批评者之一。梁中堂说，宋健小组提供了数据来证明这项政策是正当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最先提出来的”。但是他同意，宋健的计算迷惑了政策制定者，让这项政策看起来好像是好的科学。

宋健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长。奥尔斯德说他们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上次见面是在2004年在荷兰，但是他从未意识到自己不经意间曾在一胎化政策采纳过程中起到了作用，直到一位新闻工作者提醒他格林哈尔希2008年那本书。

原文插图：人口炸弹的一个制造者。导弹科学家宋健在2004年；另一人是Olsder (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