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历经三个月的思考完成了关于汶川地震的文章“地震预警初探”。文中有一些值得肯定的观点，例如地震局和有关政府部门应该“增加震情信息开放度”，对龙门山地震带的中长期地震预测情况和防范措施应该反省，地震知识应该普及，地震预报研究部门和决策部门的角色应该清晰，等等。这也是震后人们普遍的认识。
但是，此文涉及地震科学的部分存在严重的不足。钱钢是老牌地震文学作家，并且曾经在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管的《中国地震报》工作过，“有机会和更多的地震科学家近距离接触”，既应该对地震知识有更多的了解，也应该对中国地震科学的现状有更清醒的认识；然而，钱钢在思索中国的地震科学是“进步？止步？退步？”的时候，我们发现，钱钢本人对地震预报的认识能力也是止步不前的。
第一、钱钢把打击地震预测中的伪科学看作“否定地震预测”（他把腾讯网“脸厚可以预测地震”作为这样的例子）。汶川地震之后的关于地震预报的争论被很多人误解为“学术之争”，其实这种认识相当不准确，主要的争论是“科学和伪科学之争”。地震之后，引发争论的一方就是一些长期宣扬伪科学的人士，主角之一就是和钱钢同样在《中国地震报》工作过的耿庆国，另外还有“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其他若干成员（如果有人认为本人是在打棍子，请参看新语丝“立此存照”中的“天地生人”专辑和“汶川地震事件”专辑）。他们的论点与其说是“地震局不重视地震预报”，还不如说他们自己的“独特方法”得不到主流学术界的重视和运用。此外，参与争论的各方，那些被看作“坚持地震预报”的一方，包括耿庆国等人，并没有否认地震预报成功率很低的现实；那些被看作“否定地震预报”的一方，包括方舟子和国内外地震学界部分人士，则并没有否认某些地震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预报。所以这场争论的要点不是“地震能不能预报”，而是“‘中国式的独特方法’能不能预报地震”。方舟子用“地震预报中的政治和伪科学”作为标题来总结这场争论，要确切得多。
至于对待地震到底应该“重预报”还是“重防范”，实际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八级地震毫无戒备，足以说明中国地震预报不能依赖。后来的设防烈度之争，重建迁址之争，以及对建筑标准的考虑，都是立足于地震不能预报的基础之上（详见《财经》杂志“地震设防”专辑）。
第二、钱钢不但分不清地震预报中存在“科学”和“伪科学”，对官办的中国地震局的预报队伍的研究水平更没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地震学的知识不超过他所引用的国内期刊文章的水平。在中国科研界弊端丛生的今天，地震学界如果能够独善其身，那倒是咄咄怪事了。仅就学术水平来看，地震之后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先后把大雨、气压、日食和太阳黑子跟地震的成因联系起来，一些地方地震局的人把李均之、孙威这样的人当作地震专家，《地球物理学进展》震后接连刊登低劣的地震前兆文章，这样的预报队伍 ，真的像钱钢认为的那样“预报水平领先各国”吗？真的能够完成钱钢所期望的“科学的预警”吗？
第三、钱钢总结了那么多资料，完全应该看透中国所谓成功的临震预报一概是靠前震，而技术因素能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临震预报的现状就是靠天吃饭，所以对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预报水平显得没什么意义。
所以，虽然钱钢总结了大量资料，并且提出了一些可取的看法，但是遗憾的是，他对中国地震预报的几个关键之处认识不透。当然更遗憾的是，有材料而缺乏分析能力，不仅是这位地震作家如此，许多前兆研究者也是如此，所以中国地震预报的研究一直不能完成“去伪存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