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的存档

原来教学名师既不教也不名

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

原来教学名师既不教也不名
作者:天路客

读研究生时浏览学校的网页,经常看到某领导的介绍里有所谓“教学名师”的称号,却不知是何时又是怎么评选出来的,身为学生也从未曾听说有评选的活动。昨天偶然间读了人大张鸣教授的一篇博客文章,豁然明白,原来所谓教学名师大部分是既不教也不名的货色。而且一路评下来已经评选了五年。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教学名师”们好好思量思量吧!

附:
为何名师变名官?

张鸣

好像一个教师教学的好坏,只有从来没进过课堂的有关部门才知道,而教师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眼下对民意似乎重视了起来,媒体的强调似乎很多。什么事,经网上嚷嚷起来,事情也许就会起变化。可是,很多有关部门办起事来,似乎却依然关着门自说自话。前几天给汉字整形,虽然荒唐,但至少还是说是征求意见,没有最后拍板。可是眼下这名师评选,关门评选,一评就评了五届。从第一届我就提出了质疑,可是没有人理会。在有关部门那里,道理算什么,民意又算什么,想都没想去要考虑一下。民意,根本就不在人家设计评选的方案里面。事情就是这样的吊诡。一方面,中央反复强调民意的重要性,一方面,有关部门做事,民意根本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连评选教学名师,似乎在常识看来,无论如何都应该让群众推选一下的事情,都是这样。因此,民意,还只能算个屁,屁都不如。
教育部第五届国家教学名师评出,人们发现,名单上的人,九成左右是有官衔的,校级领导就占了两成。其实,这种状况,已经大体延续了五届。当然,这样的好事,也不是教育界独享的。好像现在各级人民代表,也大多是官员。很多的奖项,如果仔细查起来,就会发现,获奖者,也差不多尽是各行各业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很辛苦,公务繁忙而且公而忘私,各种奖项,荣誉多拿点,也理所应当。但是,好像我记得各种奖项和荣誉,包括人大代表,都应该是各个单位群众评选出来的才对。 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老百姓要投票的。 如果群众心甘情愿把领导选上去,那没什么话说。可是,似乎这样的选举,并不存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无论真假,至少还有投票的程序。高校的国家名师评比,连续五届,各个大学的教师不知道怎么评的,至于更有发言权的学生,更是没资格过问。所有的名师,都是教育部和各个学校有关部门捏咕出来的。整个过程漫说不公开、透明,各个大学的师生连知道都不知道。最后端出来,关心此事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学校某某领导成了名师了。还好,还是评名师,没有评大师。否则,我们大学里的大师,就太多而且太不为人知了。

好像一个教师教学的好坏,只有从来没进过课堂的有关部门才知道,而教师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眼下对民意似乎重视了起来,媒体的强调似乎很多。什么事,经网上嚷嚷起来,事情也许就会起变化。可是,很多有关部门办起事来,似乎却依然关着门自说自话。前几天给汉字整形,虽然荒唐,但至少还是说是征求意见,没有最后拍板。可是眼下这名师评选,关门评选,一评就评了五届。从第一届我就提出了质疑,可是没有人理会。在有关部门那里,道理算什么,民意又算什么,想都没想去要考虑一下。民意,根本就不在人家设计评选的方案里面。事情就是这样的吊诡。一方面,中央反复强调民意的重要性,一方面,有关部门做事,民意根本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连评选教学名师,似乎在常识看来,无论如何都应该让群众推选一下的事情,都是这样。因此,民意,还只能算个屁,屁都不如。

一个学校里出来的教学名师,这个名师的同事不知道,他教过的学生也不知道。只消各个学校的有关部门上报名单,然后教育部的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一下,最后有关部门综合拿捏,名师就问世了。如果这叫做“评”,那也只是有关部门关起门来的钦点。这样的评选,评出这样多的学官来,一点都不奇怪。

  现在真是个赢者通吃的时代。官员,包括学校里的学官,资源多,权力大,收入高(尤其是工资收入外的灰色部分),还是不能让他们满足,连荣誉也不肯放点给老百姓。好像一个单位的苦活累活,都是领导亲自干的,群众都在旁边看着。为了保证通吃,教育部居然能设计出这样绝妙的评选方式。还居然是评选教学名师,好像一个教师教学的好坏,只有从来没进过课堂的有关部门才知道,而教师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

眼下对民意似乎重视了起来,媒体的强调似乎很多。什么事,经网上嚷嚷起来,事情也许就会起变化。可是,很多有关部门办起事来,似乎却依然关着门自说自话。前几天给汉字整形,虽然荒唐,但至少还是说是征求意见,没有最后拍板。可是眼下这名师评选,关门评选,一评就评了五届。从第一届我就提出了质疑,可是没有人理会。在有关部门那里,道理算什么,民意又算什么,想都没想去要考虑一下。民意,根本就不在人家设计评选的方案里面。

这样的选举,并不存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无论真假,至少还有投票的程序。高校的国家名师评比,连续五届,各个大学的教师不知道怎么评的,至于更有发言权的学生,更是没资格过问。所有的名师,都是教育部和各个学校有关部门捏咕出来的。整个过程漫说不公开、透明,各个大学的师生连知道都不知道。最后端出来,关心此事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学校某某领导成了名师了。还好,还是评名师,没有评大师。否则,我们大学里的大师,就太多而且太不为人知了。一个学校里出来的教学名师,这个名师的同事不知道,他教过的学生也不知道。只消各个学校的有关部门上报名单,然后教育部的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一下,最后有关部门综合拿捏,名师就问世了。如果这叫做“评”,那也只是有关部门关起门来的钦点。这样的评选,评出这样多的学官来,一点都不奇怪。现在真是个赢者通吃的时代。官员,包括学校里的学官,资源多,权力大,收入高(尤其是工资收入外的灰色部分),还是不能让他们满足,连荣誉也不肯放点给老百姓。好像一个单位的苦活累活,都是领导亲自干的,群众都在旁边看着。为了保证通吃,教育部居然能设计出这样绝妙的评选方式。还居然是评选教学名师,
事情就是这样的吊诡。一方面,中央反复强调民意的重要性,一方面,有关部门做事,民意根本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连评选教学名师,似乎在常识看来,无论如何都应该让群众推选一下的事情,都是这样。因此,民意,还只能算个屁,屁都不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0fhr9.html

朱家皇帝批判

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

 朱家皇帝批判

                             ·天路客·

   “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路加福音23:34)

    明朝三百来年来的政权之所以如此阴暗完全是朱元璋的前因后果,从小孤苦的原因,朱元璋看人看社会完全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孤臣孽子之心昭然若揭,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有德惠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朱元璋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也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

    更谈不上福国淑世了。

    明朝无论是比唐朝还是后来的清朝,其文治武功都黯然失色,但比宋朝强一些,因为明朝无论如何也属于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三百年来,一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

    朱元璋开始,科举兴起,规定教材朱熹的《四书章句》,后延续至清朝六百余年未变,对广大妇女极尽摧残之能,实在不能怪孔孟,否则真是冤枉了儒家文化,这一切实乃因朱元璋之流不学无术无知曲解圣人之书而致。

    朱家子孙十五六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于掌骨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贡献的,朱祁镇、朱翊钧、朱由校三位皇帝倒是具有可能成为专门人才的潜质,譬如做生意搞建筑呵呵。

    朱元璋和尚出身,刻薄寡恩,杀戮过重,但其最大的缺点乃是不学无术,于治国安邦文治武功一道,措意稍少。所以朱允炆被永乐逼迫出家,最后,崇祯的断臂公主也出家为尼,也算了却了一段因果,正所谓:

   “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  

岳飞批判

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

岳飞批判

      ——岳飞同志一根筋,死得冤啊!

    ·天路客·

   惟有此刻,真话才从心底涌出,

   面具揭开,露出了真相。

                        ————卢克莱修

   北宋被灭,徽钦二(宗)帝被掳走。

   康王赵构南渡(所谓“泥马渡康王”)杭州称帝,是为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

   宋朝从赵匡胤(也算上他的弟弟赵光义)很不仁意地篡夺了人家后周柴家孤儿寡母的天下“黄袍加身”后,一直缺乏统一全国的雄心壮志和气魄,致使整个宋朝三百多年实乃一个实质上的第二个南北朝。加上南方诸小国和北方的胡人,实际上小朝廷无数,南宋只不过其中的一个而已,基本是一个分裂局面。

   岳飞同志不识时务,非要和辽金开战,天天咋呼着要迎请二帝还朝。他也不想想,赵构这小子本来就缺乏统一天下的大智大勇,和他的祖先一个德行,本来就不是一个大气量的人,你把二帝整回来,救他们于坐井观天之苦,你这个同志让赵构干啥去啊?不杀你杀谁?!

   杀岳飞者非秦桧也,实乃赵构。

   岳飞身为镇守边关的大将,秦桧凭一个“莫须有”(或许有吧)就能把岳飞杀了,实在不可想象也令人难以信服。

达·芬奇自画像(1513年)

2009年9月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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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

2009年9月2日星期三

天路客按:现在的败家讲坛基本上算是个说书场,没一点学术含量不说,还没有天桥的爷们们说得好听,给人的印象就是在扯淡!其现在的定位应该算是一个愚乐节目,讲的人在上面傻讲,听的人在下面傻乐。ps:早期的还不错,算一个不错的创意,以前经常看。超女于开讲以来就再也没有看过。

 “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学生帮忙弄完……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非常可悲的是,他们不阅读,或者阅读非常有限,尤其对于哲学,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少能观照到人类的基本问题,大都浮在表面上。” 

———中国学者周国平接受《南方日报》访谈时,针对中国当代学者和作家做出批评。

    周国平:百家讲坛与国学无关 于丹不是在讲哲学

“现在很多学者是庸人”

  □核心提示

  与印象里锁眉凝思的那位深沉哲人不同,现实中的周国平总微笑着。白色短袖T-shirt,加短裤,加凉鞋,再背一个学生双肩包,在机场见到他小跳步地向我们走来时,很难与脑海中那个总是向人生发出终极追问的哲人画上等号。

  饭间,周国平开玩笑说,自己其实是1945年出生,前不久被出版社弄错,印成1954年出生,他笑着说非常感谢出版社,这是个美丽的错误。尽管席间有聒噪的对话,周国平大部分时间微笑着,等一席人滔滔不绝讲完后,他略略点评几句,仿佛身边每个人数十年的经历性情已被他洞穿。

  无论凡夫俗子的现世的困惑,还是当下社会的光怪陆离,在周国平那里似乎都有极成熟而通透的解答。日前,他第一次到东莞担任“文化周末”主讲嘉宾,选择了谈教育的话题,“以前我比较多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绝少谈社会问题,但现在可以谈一点”,因此,讲台上的周国平充满棱角,他严辞犀利地批评当下的教育制度,批评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失落,听众甚至从他口中听到“精神贱民”这样不带遮羞布的词汇。

  周国平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想当精英的人太多,但是缺少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智者,他们应该与时代和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看重事功,而是矢志不渝地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儒家的“修齐治平”他并不看重,“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谈到这方面,周国平显出一种骄傲,他目前的生活,不在大学授课,隐居在北京的闹市中,以书斋写作为生,实现着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境界。

  因为翻译尼采,因为写出浸满人生智慧的哲理散文,周国平通过文字结友,并非是孤决的生活状态,与他交往的朋友包括有叛逆精神的崔健、有中国当代艺术标志性人物王广义,还有被他点评为“极聪明果断”的智慧女人蒋雯丽,“他们有时会跟我说自己的一些人生问题,谈得都比较深”。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极少类型的写作者,周国平通过囿于书斋的写作,如何照亮别人生活或思考中的暗影?那应该源自一种数十年阅读、思考、写作修炼成的大智慧。对于写作、对于他所关心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失落等问题,周国平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周国平简介

  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1981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他最初以翻译尼采著作出名。

  1986年,周国平写成学术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堪称国内第一本正面评价和热情肯定尼采的著作。此外有学术著作随感集《人与永恒》、《尼采与形而上学》、诗集《忧伤的情欲》、《只有一个人生》、散文集《善良丰富高贵》、自传《岁月与性情》、《今天我活着》、《爱与孤独》等;译著有《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偶像的黄昏》、《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等。

  周国平的散文长于用文学的形式谈哲学,诸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性与爱、自我、灵魂与超越等,探索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重视观照心灵的历程与磨难,寓哲理于常情中,深入浅出,平易之中多见理趣。以至于当今大学里曾流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

  谈中外哲学传统 

  “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记者:中国当代作家中,像您这样直接写哲理散文且写成功的不多,而国外有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被称为“世界导师”,可是他拥有宗教的背景。您没有宗教信仰,又凭借什么去悟出困惑人类的那些基本问题?

  周国平:具体来源有阅读有思考有感受。我是没有宗教背景,但是我觉得所有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实际上在人生智慧上是相通的。有门户之见的肯定不是大家,真正的“通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应该是相通的。

  我家里有几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他就像曾经轰动一时的奥修一样,我并不认为他算得上顶级大师,他还有点浅。佛教、基督教的东西,我都会看一些,包括像《圣经》之类。我喜欢看“原点”,而不是看阐释性的东西,我更愿意从源头去体会。我发现所有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在人生问题上,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其实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源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在思考这两大问题,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佛教、基督教也是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最后想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共同的,不管结论、方式上有多大的差距,大的结论是一致的。比如灵和肉的问题,宗教或者哲学大家们肯定都得出一个结论:灵比肉更重要。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照料好灵魂”,照料灵魂是最重要的。或者用耶稣的话就是“天上的财富要比地上的财富重要得多”。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重视灵的生活。另外就是对死亡的坦然面对。

  记者:作为北大哲学系科班出身,您的哲学写作如何站在这些大家肩膀上作新的发挥?

  周国平:其实我很怀疑我有多少创造,无非就是一些读大师作品的读后感而已。相比古典大师,我肯定会加入现世的东西,比如说现代人的困惑会多一些,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这些问题,这大概是由一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决定。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关注内心生活的人,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人际交往。

  我经常说,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对于爱情、对于财富、对于幸福、对于快乐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肯定是以经历为依据,但不限于经历。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苦恼、挫折,包括情感和人生遭遇上,我这些路其实走得并不平坦,有些曲折,我经历了3次婚姻。但是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面对自己的困惑,并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记者:从翻译尼采的著作开始,是不是西方哲学对您的影响更大?

  周国平:我特别喜欢尼采的写作方式,这首先影响了我。他喜欢用格言的形式写东西。他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思想不是你使劲想出来的,思想就像你在旷野上散步时,一阵风迎面出来,吹到你身上就留下来了,成了文章。

  当然,尼采的思想也是非常精彩的,很有力量。尼采哲学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生命的健康,肯定生命的本能,生命本能是无罪的,权力意志从这里发展出来。尼采强调精神上的卓越和高级的文化,他认为这些来自于健康的、强健的生命本能,可以说是生命本能开的花。

  应当说,西方哲学对我的影响比中国哲学大得多。我觉得西方哲学最精彩的两个线索,一是英国哲学,二是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的传统是从英国古典哲学家培根那时开始,到后来洛克、亚当·斯密这些哲学家所开创的传统,都是重视个人,把个人自由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勾勒了西方的政治哲学,就是法治,把个人自由当作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实际上,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根本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奠定的,一个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由此奠定法律和整个社会的基础、基本原则,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以罗素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比较平和,比较注重现世生活,不是特别进行终极追问的人,这是英国哲学家的特点。但是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进行终极追问,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家从古希腊如柏拉图时就开始了终极追问,形成了西方所谓形而上学的传统。柏拉图的思想以及后来基督教的思想都是一直这么下来的。

  把西方哲学这两条线并列起来看,他们对人的精神结构的关注有两极:英国哲学传统关注个体,德国哲学传统关注上帝(关注最高价值),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哲学传统里缺失的。中国哲学传统对这两个端点不关注,而是关注中间的环节——重视社会,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儒学的传统,对于终极价值和个人价值较少谈论。

  链接 

  周国平谈写作和阅读

  关于写作

  周国平认为自己发表作品很晚,但他说自己其实很早就开始写日记,从八九岁起就没间断过,再加上对各种人文经典著作经年累月的阅读,后来终于有了写成哲理散文的能力。

  “人生有快乐。尼采说:‘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写作就是留住快乐的一种方式。人生中不可避免地有苦难,当我们身处其中时,写作又是在苦难中自救的一种方式。”周国平认为,逆境出文豪,中外古今从司马迁、曹雪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无不如此。

  写作如何能够救自己呢?“事实上,它并不能消除和减轻既有的苦难,但是通过写作,可以把自己和苦难拉开一个距离,以这种方式超越苦难。”周国平说。

  关于阅读

  “我杜绝看各种八卦新闻,那会让我的脑子一团乱,对我没有任何益处。而阅读经典著作、名作,能获得精神上的愉快,达到真正的休闲。”因此他提出,“一定要阅读名著和经典,‘畅销书’很多情况下非常糟糕。”

  现代人应该如何阅读?“我最怕开书单。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书单不可能是一样的,根据自己的经历、爱好以及程度,书单也是不一样的。”周国平说。

  谈当代知识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您把自己每天一半的时间用来阅读,您会阅读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吗?

  周国平:基本不读。我觉得大部分中国当代作家非常可悲的是,他们不阅读,或者阅读非常有限,尤其对于哲学,所以他们的作品很少能观照到人类的基本问题,大都浮在一种表面上。

  我关注到的,史铁生的作品在讨论一些人类的基本问题,比如他有一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讨论多向的性趣和专一的爱情能不能两全,最后的结论是不能。

  相比较而言,欧洲文学或者俄罗斯文学,他们的作家心里一直装着人类的那些大问题,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黑塞,他们关注人类精神世界,写作的时候也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软肋。

  但我也一直认为,真正能比较圆满地写出人类困境的作品,仍应该是大部头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而不是我现在写的哲理散文。但我想,成功驾驭一部小说非常难,我也希望以后可以有能力进行尝试。

  记者: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有缺陷,现在的哲学写作呢?或者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呢?

  周国平:现在大学的哲学系充斥大量学院式的写作,每个人定一个研究方向,然后自己找资料,写论文,研究方向和自己人生有没有关系就不管了。这其实就是当代的悲哀。

  有人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了,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场这样的大讨论。但是我说,人文精神早就失落了,现在失落的只不过是地位而已,感慨自身丧失的其实是儒家向往的“为帝王师”的地位。

  我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传统不同,中国历来是文人传统,西方是学者的传统。哪怕是“五四”以后,中国的文人传统也没有变,那时的大家都是把学术和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像梁漱溟他们那样。或者是玩学术,他们喜欢这个东西,像胡适、梁启超,他们写的文章、关心的问题,都和人生有关系,像王国维研究《红楼梦》和叔本华,也是和人生结合得非常紧。

  而西方是学者传统,追求真知,在知识系统中什么有问题,他要去解决。即便是二战以后,西方哲学传统开始变弱,哲学家们关注的最根本问题也不仅限于个人。他们开始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学者的角色还是比较纯粹,比如大哲学家像哈贝马斯,关注的都是社会问题,很纯粹。

  对比之下,当代中国,学者传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文人传统现在也没有了。学者们研究的东西和自己生命的联系也没有了,那剩下的就是功利了。现在很多学者基本上就是一个庸人,申报一个课题,可能和人生没有关系,也可能和知识系统没有关系,但比较容易通过,就可以拿到钱,最后让自己的学生帮忙弄完。

  记者:现在有一种学者最受瞩目,频频进入大众视野的比如易中天、余秋雨,但是您似乎认为,真正的学者应该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那么如何对社会进程产生作用?

  周国平:我认为,智者应该是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距离,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和走向。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作用。

  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独立的,可以做与社会无关的纯学术研究,做出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可以发生长远作用的。就像英国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不是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但他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间接地奠定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命脉。但我们缺乏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认真地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的理论去思考,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理论产出。

  有一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丁肇中在国内做讲座,当时有听众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说丁先生,你现在的研究项目,到底有什么经济效益?丁肇中一下子被问懵了,好一会没说话,然后就说“我不知道”。后来他说,其实科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满足好奇心,而不在于名利,这个利也包括所谓的经济效益。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将经典通俗化的学者?比如国学热,以及随之走红的于丹等人。

  周国平:其实我并不反对把经典通俗化。但前提是,你要有扎实的功底。我认为《百家讲坛》跟国学没什么关系,《百家讲坛》基本上是迎合大众口味,把中国古籍里的某些东西娱乐化,比如易中天讲《三国》,把好玩的东西拿出来;另外,就是把现实生活中人的一些困惑“心灵鸡汤化”,就像于丹那样。于丹那样讲《论语》,其实可以用来讲任何一部经典。比如人要追求内心的安宁、活得超脱一点等等,可以用来讲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但她并不是在讲哲学。

  现在通过强势的媒体,谈论一些古籍和经典著作,起码也会让大众关注到有这些著作,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去读原著。但总体上,我觉得不会造成真正的国学热,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伤害到真正的学术。

文章来源: 南方日报

“七擒诸葛亮”与“二律背反”

2009年9月1日星期二

关于诸葛亮的“二律背反”问题

    文/天路客

    大家都知道,康德有个著名的“二律背反”,后来又有人引申出了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说到底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个情理结构的“二律背反”的局面。岂不是常常听到“理无可恕,情有可原”的话?这样的话甚至可以在县太爷的大堂上听到。

    现在,看看关于诸葛亮的“二律背反”问题哈:

    “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比如在云南,有的少数民族同胞就很不喜欢诸葛亮。在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些民间故事,都以诸葛亮为讥嘲讽刺的对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诸葛亮生在公元第三世纪的三国时代,不象我们现在懂得讲究民族政策,当时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大民族主义的错误思想,得罪了一些兄弟民族。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所谓“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云南有的兄弟民族的民间故事中,就变成了“七擒诸葛亮”;而孟获则受到同情和赞扬。他们认为孟获是联合许多山峒的少数民族兄弟,共同反抗诸葛亮的民族英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注]

——————————————

注:最后一段引自马南邨《燕山夜话 四集 三种诸葛亮》。

文章署名“长尾巴”现象彰显学术腐败关系图(网)

2009年9月1日星期二

作者:天路客
        
    论文怎么会长尾巴,原来是长尾巴,管他是长尾巴还是长尾巴,我也来说两句,反正chang,zhang都能讲得通,哈,糊涂了吧。

      最近看到方舟子的文章《论文署名“长尾巴”非个别现象方舟子吁规范》,我也是深有感触,方舟子说的几种情况确实存在,他也指出了解决的办法,说得很好,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点看法。

    前段时间因课题的需要查了一下国内数据库,发现原来有一些杂志的文章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数据库出现,我称之为“数据库对杂志的买断现象”,这个现象当是另外的话题,与本文说的没有关系,这里就不再赘述。

     有一个知名数据库(这里就不提名了,因为本文不是批评他们)搞了一个叫什么来着,哦,“科研关系图”(某次检索文章的偶然发),我就某一个题目的某一个关键词(或者检索词)检索某些文章,果然检索出了好多片长尾巴,无论怎么改变检索策略,这些不同的文章的“作者们”都大同小异,只是排列组合不同而已,这还算好的,毕竟还算大体相同的“研究”方向,更有甚者,方向根本那就不一样,看来这些“研究者”都涉猎多个研究方向,大师之称肯定当之无愧了。
    当然,这怪不得刊载这些文章的数据库,但这个“科研关系图”却彰显了一些问题,使这些问题明白而又直观,也算做了一件好事。这个关系图是这样的:圈A(第一作者),然后,圈B、圈C、圈D、圈E、圈F、圈G… ….都指向圈A,都“紧密团结在圈A周围”。假如再看圈B为第一只作者的文章,你会发现圈A、圈C、圈D、圈E、圈F、圈G…都“紧密团结在圈B的周围”,以此类推等等等等,有异同也是很小的异同,成员几乎不变,很生动很形象很直观,就那么几个人再折腾,这样生动火热的局面在国外的一些数据库(譬如pubmed、chchrane library)时间不到的。
    这样的图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方舟子说的“长尾巴”现象。
    如果写这些文章的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研究生(譬如为了追求文章数量同学带同学、老师带同学等等)危害可能不大(但是也不应该被允许),但如果石大人物、“名家”、“大师”那危害就大一些了,不但造成资源的浪费,也大量的浪费检索文章的人的时间精力,对检索文章造成不便,且检索质量不高,无论查全率还是查准率都不理想,当然至于文章质量(虽然这个问题也很严重<见我前几天的文章“浑沌之死”http://www.xysforum.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huntun.txt>)又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也不拟讨论,用真名写不负责任的文章(科研文章就更要不得)记得马南邨几十年前就讨论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检索他的文章或者买他的书来看。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
    文章署名“长尾巴”危害严重,必须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