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底狗？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和世界上任何一条狗——噢，不，任何一个国家足球队——打架时，扮演的角色便是底狗。当世界末日成为历史，或是地狱成了冰窖，中国队终于拿了世界杯冠军时，我们会赞叹：“这就是足球！”

底狗一词，来自英文underdog。美国佬好打抱不平，喜欢同情弱者，更喜欢在竞争时看到弱势的一方胜出。没有什么比一条底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近乎奇迹般地把上狗咬翻在地更能让美国佬欢呼雀跃的了。好莱坞的大片充满这类主题。哈里森·福特便是演底狗大翻身的专家。最近令中国观众也欢呼雀跃的典型底狗大翻身电影，便是《功夫熊猫》。阿波克服了父亲的小面条商贩意识、师父大师和禽兽昆虫师兄师姐的蔑视、太郎高超的武功和自己出众的脂肪储备，在一个没有意外和信仰创造奇迹的世界里，来了个熊猫打挺，终于成为一代神龙大侠，戴着炒勺走出尘埃，走入了中国观众的心里。

美国佬自从把英国佬赶出北美，基本没做过底狗。而我们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曾经让大韩民族做过底狗的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尝尽了做底狗的艰辛。底狗做久了，免不得产生一种底狗情结，觉得世界上称得上是上狗的民族都吃饱了没正事干，整天就琢磨着如何继续压着底狗不让翻身。底狗情结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觉得自己总是正义无辜的。成为底狗，不是因为自己也有不妥的地方，而是因为上狗们太邪恶。

杨佳也是一个有底狗情结的人。仿佛上海警察、山西警察等都整天吃饱了没正事干，就专门想着和他过不去。自己当然是正义无辜的。别人找到头上，不是因为自己先违反了一些并不邪恶的公共规则，而是因为穿制服的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们太邪恶。

同情底狗，并不是美国佬的专利，也是一种普世价值，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这根植得如此之深，有时到了不论是非的地步。美国佬的底狗大翻身电影，总忘不了化大篇幅给上狗涂上一层邪恶的油彩，来增强底狗翻身的正义性。许多同情杨佳的人们，可曾认真想过，被杨佳杀害的上海警察们，真地那么邪恶么？杨佳成为底狗，难道没有自身的不妥之处么？

我的小文《可笑的煮饺子文化》曾获得这样一个评论：“我操，这是怎样的一种优越感……”

我知道我又遇到了一个文傻——越过事实判断直奔价值判断的我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同类。

象宗教信徒、中医（及广义上的传统文化）信徒和哲学信徒一样，这位评论者敏感的道德琴弦受到了触动，条件反射般地奏出了他的道德旋律：“我操”。

人天生就是一种道德动物。这一点，已被科学家对还没被文化熏昏了头脑的幼儿的研究所证实。道德感是社会动物所必须——欧米伽狼对阿尔法狼以及圣人门徒对帝王的俯首帖耳夹尾巴撅屁股，便是道德在发挥作用。被我们的文傻祖先所津津乐道的圣人后天的教化，对道德感的形成其实是非必要的。就连希特勒这个大魔头，如果不知道他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只是看他对德国儿童和狼犬流露出的爱意，谁能说他不道德呢？

道德感与味觉嗅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如果不受理性的制约，基本是条件反射式的，也即我们常说的“不过脑袋”。上面那位“我操”，便是“不过脑袋”的一个典型例子。

科学家对人类道德感的研究，已经到了很还原主义的层面，开始设计严密的实验，拿仪器扫道德家们的大脑了。19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系的科学家就通过实验，证实了这样一个假说——轻蔑、愤怒、厌恶（contempt, anger, disgust, 合简称CAD）三种道德情感分别对应对集体、自主、神圣（community, autonomy, divinity，也合简称CAD）三种道德律条的触犯。

“我操”是对哪种道德律条触犯的反应呢？我嘲笑传统文化，很明显触犯了以此文化为荣的民族国家等面目不清的集体主义的东东，得到的反应应是“轻蔑”；我同时还向祖宗这个神圣的东东投之以烂桃，所以应该被还之以“厌恶”之苦李。

“我操”，这是怎样的一种道德感……

“我操”，我还真是有一种优越感……

关于科学优越感的车轱辘话我在以前说过，这里就再偷次懒，剪刀加浆糊一下。重用自己的文字，用孔乙己的话说，不能算偷。

“科学的知识，是我们人类关于客观世界唯一可靠的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是我们获取可靠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在这一点上，科学堂堂正正，大大方方，霸霸道道，绝没有任何温良恭谦让！让那些后现代主义者、宗教狂热分子、反科学文化人、伪科学骗子、玄学家、道学家们诅咒去吧。我们人类为这些分子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大太大了。”（选自《科学礼赞》）

“因为科学，是最不讲仁义道德的。它富有侵略性，咄咄逼人，得饶人处不饶人。它和‘温良恭俭让’的所谓中华传统美德，是格格不入的。一句话，它‘不厚道’。换句话说，叫‘缺德’。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科学精神在中国被人误解、抵触、厌恶甚至痛恨的主要缘故之一。在一个‘难得糊涂’被许多人当成座右铭的国度，不这样才怪。

科学不敬老爱幼，不尊权威，不重传统，不看长相、人种、文化背景、身体是否残疾、家庭背景是否显赫、风度是否翩翩。它看重的，是你的概念是否明确，推理是否严谨，假说是否可验证，结论是否有充足证据支持。你有本事，就是肌肉萎缩、只能坐在轮椅上、无法言语，科学照样敞开胸怀。”（选自《缺德的科学》）

科学，就是要有一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不服？来挑战吧！

走向愚昧的道路有多条。愚昧的花样也与时俱进地翻着。

宗教的愚昧，人类深受其苦，所以才有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当然，许多人仍然选择沉浸在宗教的愚昧中并得意着，包括风头正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

中医的愚昧，中国人也深受其苦（包括非修辞意义上的苦），所以才有如鲁迅等智者对它的深恶痛绝。然而，这并不妨碍许多现代人沉浸在中医的愚昧中并得意着。一个蒙骗了三百余年的中药老字号的年轻掌门人的暴亡，也不会拉他们回头，因为还有高官院士文人学者牵引着他们在愚昧的道路上继续得意地前行。

哲学做为上流社会的宗教或迷信，具有跨越地域文化的魔力，曾引领着大半个地球跳过试管培养皿大白鼠和猴子直接做了临床试验，现在仍支撑着许多文化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实践。

愚昧一旦成为传统，形成规模，汇成一股不小的政治或是经济力量，牛顿第一定律便会发生作用，人类的自虐便会宿命般地继续下去。

这形形色色的愚昧，也汇成一种普世的愚昧——文傻的愚昧。

定义一下先。凡不先做事实判断或是没有做充足可靠的事实判断或是根本不愿做事实判断或是无力做事实判断，而直奔价值判断者，便是文傻。他们的愚昧，便是文傻的愚昧。

文傻不一定是文科人士，而理科人士不一定不是文傻。受过理工科教育的，非文傻的概率比较大；文科背景的人士，是文傻的概率比较大。由文科人士充斥的领域，文傻出没的概率也比较大，比如文艺界、文学界和媒体。

以此推之，周老虎的拥趸者，便是一群文傻。查查他们的背景，保你找出中文系出身的。提示提示，比如某前副厅长。

以此推之，中医的拥趸者，也是一群文傻。查查他们的背景，保你找出一堆中文系或是哲学系或是传媒艺术出身的。

反生物工程、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的，也大都是文傻。

逢化工厂水电站核电站必反，文傻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地震可预测性和震后重建问题上露丑的，文傻多如过江之鲫。

文傻象无产者一样，不分国界。大科学家费曼，在与美国文傻打交道上，有着生动的记录，

“由全体与会人员参加的碰头会上，主持人站起来解释说，我们将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点让我找不到北，是关于伦理和平等的什么东东，我弄不明白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要向外界表明，不同领域的人还是可以找到一条途径来互相对话的。’这与会的‘不同领域的人’，包括一位国际律师、一位历史学家、一位耶稣会神甫、一位犹太教牧师、一位科学家（本人），等等。主持人话音刚落，我的‘逻辑’大脑就开始运转起来：我可以不理第二个问题，因为那玩艺灵则灵，不灵就不灵——如果连对话主题都弄不明白，就去‘证明’我们可以对话，就去‘讨论’我们可以对话，都是瞎扯蛋！所以，关键是第一个问题，我搞不明白的问题。

……

分组后，我所在的组要讨论的话题是‘教育平等的伦理’。在小组会上，那个耶稣会神甫不停地唠叨着‘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的伦理中真正的问题是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耶稣会信徒沉浸在遐思中，缅怀在十三世纪天主教会把持着所有的教育时，世界是多么纯朴。主在操纵着世界，一切都来自主；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然而，时至今日，理解事物变得不易。所以说知识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和问题的主旨无关，但这问题本身还没有定义清楚，令我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

最后，我忍不住问到：‘和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伦理问题是什么？’这神甫就给我云山雾罩一番，我会说：‘我还是不明白。’其他人都说他们明白，而且还试着向我解释，但他们无法向我解释明白！

……

第二天，我把写好的文章带到会议上。组长说到：‘啊，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不过我们还是先把它们放到一边，等以后有可能时再讨论吧。’他们完全没明白我的用意！我是要先定义清楚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然后再证明‘知识的支离破碎’和它风马牛不相及。整个会议中，之所以大家在那里来回兜圈子，是因为‘教育平等的伦理’这个主题从来就没有定义清楚，难怪大家都胡说八道，满嘴里跑轮子。

会上，有位社会学家拿出事先写好了一篇文章，让我们读。我刚开始读这鬼东西，眼珠子就差点冒了出来：整个一个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我琢磨着，我看不懂，大概是因为那书目上的书，我一本也没读。一丝不安的感觉爬上心头：‘我这人可能有问题。’受了会儿煎熬，我最后对自己说：‘这样不行，我得打住。咱们慢慢地只读一句，直到弄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止。’

于是我随便用手一点，停在一处，开始仔细阅读下一句。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八九不离十是这么一句，‘社会团体中的个体成员经常通过视觉的、符号的渠道获得信息。’我翻来复去读了几遍，然后把它翻译成了人话。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么？‘人们阅读。’

我开始阅读下一句，很快就把它也给破译了。剩下的就是小菜一碟了：‘人们有时阅读，有时听收音机，’诸如此类，不过是被一些唬人的名词术语、复杂的语法修辞包装着，令人开始读时有些费解而已。被我彻底破译后，整个文章原形毕露，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

看掌握了相当媒体话语权、说着汉语、码着汉字、长着中国脸孔的文傻表演久了，让人不能不产生与费曼同样的困惑、愤恚和不屑，发出“天下乌鸦一般黑”或是“文傻也是一种普世价值”之类的感慨。

我曾在《小心中医药在饮食和日常用品中的渗透》一文中，谈及我与田七茶及八宝茶的遭遇战。几日前，我又与号称想成为中国可口可乐的王老吉撞了个正着。

阴差阳错间，一个红衣黑领的易拉罐被当成特殊待遇放在了我的面前。我定睛一瞧，见那黑领红衣上用毫无想象力的楷体写着大大小小的黄字：“王老吉”。定睛二瞧，黑领下白白黄黄地写着“人民大会堂宴会用凉茶饮品”、“CCTV 2007-2008 体育赛事直播合作伙伴”。激灵灵，我打了个“凉”战：政治正确，来头不小！定睛三瞧，见那竖排的“王老吉”三个大字两厢王朝马汉般立着两列黑字。右侧立着“凉茶始祖王老吉，创于清朝道光年，已逾百年历史”，左厢站着“王老吉凉茶，采用本草植物材料配制”。

叮叮叮叮，我脑子里的警报开始响个不停——中医中药，中医中药，中医中药……

揉揉眼睛，我定睛四瞧，见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庇护着四行黑字：“配料：水、白砂糖、仙草、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中文配料下，有英文成分名。洋鬼子的罐子、文字、生产日期、保质期和条形码，始祖屈尊了！

中医中药所到之处，必有四字鬼——噢不，“真”——言。清热祛火、辛甘寒凉、滋阴补阳、开胃健脾……统统地哪里去了？我定睛五、六、七八瞧，上穷碧落下黄泉，罐面茫茫都不见。

“礼失求诸野”。鬼话失，求诸古狗。果不其然，“……一杯凉茶入口，顿时生津止渴、清凉舒坦。而一碗甘甘苦苦的‘王老吉’凉茶，更能消暑解困、除湿清热，专治湿热积滞、口干尿赤、喉痛发烧、四时感冒，难怪被称为‘广东凉茶王’。”

这些四字鬼言的主角配角君臣佐使，当然是那些花啊草呀叶的，很刺激人们的文学想象力，言情武侠得很。金庸金大侠把这些用笔头子一组合，便赚取眼球银子荣誉无数。王老吉往里面加些糖水——呃，是许多许多糖水，创建个民族品牌，走向全球，专治世界各族人民的“湿热积滞、口干尿赤、喉痛发烧、四时感冒”，那是何等的功德。

金庸讨巧，人家搞的是精神文明。受了他的毒害，难过的是脑子，肝肾基本无虞，官司都没处打去。王老吉搞的是物质文明。那些花草叶渣加糖水，是要和不懂精神文明的胃脾肝肠肾打交道的。胃脾肝肠肾们，不认什么阴阳寒热甘辛金木水火土等鬼话，也不认花草这些容易引起文学少女少男情思的东东。你怀着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把含有一堆暧昧成分、毒副作用未明的液体倒进喉咙，胃脾肝肠肾们往往就开始抗议。

据《上海星期三》2007年8月3日报道，

“2005年5月，职业打假人刘殿林将‘王老吉’告上法庭。他称，‘王老吉’凉茶的批准文号为粤卫食证字批号，只算是普通食品，但其中添加的夏枯草却是一味纯中药，不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列出的‘可作为食品的药材’之列。据《食品卫生法》第十条规定，‘食品中不得加入药物’， ‘王老吉’明显违规。

今年年初，曾状告过‘高露洁’、‘脑白金’等名牌企业的法律工作者况力彬也加入到声讨‘王老吉’的行列中。他称，自己花63.6元买了两箱‘王老吉’，喝过8盒后出现呕吐、头晕等症状，因此还产生了64元的医疗费用。他将生产商、销售商告上法庭，要求两被告赔偿货款及医疗费，同时赔偿精神抚慰金7000元。”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那么轻信和好愚弄的。

王老吉（严格说是生产王老吉的公司）似乎并未吸取教训。在中国大陆，受政治力量的保护，上面刘殿林和况力彬等搅起的波澜很容易摆平。到了不认中医中药、科学昌盛、法制健全、人人敢讼善讼的发达国家，“创于清朝道光年，已逾百年历史”、“采用本草植物材料配制”、“人民大会堂宴会用凉茶饮品”、“CCTV 2007-2008 体育赛事直播合作伙伴”这些唬人的字眼，是坚持不了几个回合的。

然而，王老吉如飞蛾扑火似地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据新浪网报道，

“美国时间7月7日，纽约哈德逊河，红罐王老吉举行活动，邀请国外友人在北京奥运期间光临北京，共同见证中国的发展，了解中国社会文化。

据美国《侨报》报道，一艘特殊的游船游弋在纽约哈德逊河上，与远处的自由女神像遥遥相望，船头矗立的巨型红色王老吉罐体以及‘2008， Welcome to Beijing，China’的硕大标志似乎表明了它的身份和来意，一个有着180年历史的中国品牌，正在通过它特有的方式，向美国友人展示中华民族的热情友好。

据加多宝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是世界人民了解新兴中国的一个绝佳机会。作为民族企业，王老吉有责任为国出一份力，邀请外宾造访北京观看奥运并了解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及中国现代的社会文化，改变世界人民对中国落后的、甚至被歪曲的印象。

王老吉在活动当天向美国当地民众派发了《北京旅游指南》，介绍北京的名胜古迹、交通等资讯，邀请外国友人一起品尝中国凉茶——王老吉，讲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当那些懵懵懂懂中喝了王老吉的外国友人知道了“仙草、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背后那历史悠久的谬误和博大精深的蒙昧后，我们可以尽情发挥想象力。

我很为王老吉捏把汗。我永远不会喝它来“消暑解困、除湿清热”。希望当洋官司上门时，王老吉的传人们也不用喝它来化解烦恼。要喝，就喝糖水吧。

志灵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从港大“很猛很敏感”的面试题看内地大学的差距》一文中提到：“去年的港大面试题目中，就有诸如……‘为什么中国的电影不如好莱坞的？’等‘很猛很敏感’的话题，……”

无独有偶，最近《功夫熊猫》在国内热放，引起了“中国影人为何拍不出《功夫熊猫》？”或类似的话题。

如果对港大那个生猛的题目上纲上线，我们可以对其中隐含的“中国的电影不如好莱坞的”这个命题深揭狠批：汉奸！卖国贼！滚出中国去——噢，人家刚回归11年，现在是沐浴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恩典和享受特殊政治待遇的特区，不太好往外赶，那么——洋奴心态！被殖民心态！

可是，不论爱国热情如何高涨，民族情感如何受伤，还是挡不住绝大多数老老少少的中国观众在观看《功夫熊猫》时发自内心的阵阵欢声笑语。

好莱坞就有这种神奇功夫，知道观众的痒处，也知道怎么才能搔得恰到好处。那些端着绷着的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架子和面子，在好莱坞对人性深刻的理解和操控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具体表象，好莱坞可以随手采撷，不管是中东的阿拉丁或是阿里巴巴，还是东方的花木兰、熊猫，海洋和非洲大草原的动物，老鼠和猫，蚂蚁、玩具、小汽车……都可以栩栩如生，一颦一笑，起伏跌宕，牵着观众的鼻子走。

好莱坞何以至此？见微知著，我们拿制作《功夫熊猫》的梦工厂的创始人之一、大导演施彼尔伯格的传奇人生为例，便可初窥端倪。施彼尔伯格从小便喜欢拍电影，并受到妈妈的鼓励和支持。12岁时，他便自导自拍了一部8分钟的西部片。14岁时，他拍了一部40分钟的战争片。16岁时，他用自己妹妹的剧本，拍了一部长达140分钟的科幻片。他少年时的演员和观众，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和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通过这些幼稚的尝试，施彼尔伯格慢慢对控制观众眼球的技巧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他拍电影，不是“为XX崛起而读书”或是弘扬什么的以艺载道，而是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把自己的梦想用电影的方式展示出来——他后来与两个伙伴共创梦工厂，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物化在公司的名称中。他少年时对战争和外星人的兴趣，一直保持到今日。如盖茨一样，他也没读完大学，便冒着风险走上了职业生涯。在他众多杰出的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一颗自始至终纯真好奇、无拘无束、喜欢冒险探索、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施彼尔伯格的电影艺术，早已超越了因种种偶然因素形成的区域文化，召唤着每个人心中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走向了全世界。

《功夫熊猫》的成功，其实便是施彼尔伯格的成功，便是好莱坞的成功，也便是做为更广阔背景的美国文化的成功。这文化，还造就了大大小小的盖茨、乔布斯、杨致远、谢尔盖·布林、费曼、老虎伍德、奥巴马。关于这文化，本文不想展开，这里且先放上一句很主观很武断的总结性评论：美国文化，其实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在一片新大陆上做的一个关于如何创建和谐社会的最成功的尝试，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单属于祖先或自己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国人民。

要想在电影电视领域取得商业成功，光靠艺术家们的想象力、热情和执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科学技术的帮助。科学技术不仅能在声光效果、三维动画等方面发挥作用，在帮助电影电视艺术家了解观众心理方面，其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我小时候，从来没人来问我喜欢什么，然后根据我的回答设计教育及娱乐的内容和方式。更多的是单向的、居高临下的、一厢情愿式的灌输。今天中国的小朋友们，恐怕不会比我那时更幸运。

相比之下，美国小朋友要幸运得多。在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美国科学家便开始了幼儿电视节目的行为研究。通过受控试验，他们观察儿童看电视节目时的行为，发现真正吸引孩子们注意力的不是花里胡哨的声光特效，而是故事的逻辑结构。如果一个美女死了又活，死翘了又活，死翘翘了又活，即便她是章子怡姐姐，孩子们也会失去继续观看的兴趣。另外，科学家还发现，孩子们比我们想像得要复杂，可以在玩具和节目间分心，同时能抓住故事的主要情节——只要故事本身没有某些第五代导演后期作品那么弱智。

这些研究结果，被用在指导儿童电视节目的制作上。很受欢迎的电视儿童节目《芝麻街》，就是建立在对儿童心理的研究成果之上。《芝麻街》的好多集，制作出来后，被送到由一群小朋友组成的专家组那里去审查，结果不好，就得重新改过，直到专家组点头为止。

美国的儿童电视节目制作者并没有停留于《芝麻街》的成功上。他们通过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在《芝麻街》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结果是一个叫做《蓝蓝的线索》（Blue’s Clues）的节目（蓝蓝是节目里主人狗的名字——一条蓝颜色的小狗）。这个节目，在一些成人观众看来，弱智乏味无比。每一集《蓝蓝的线索》，只有半小时长（《芝麻街》每集一小时），从周一到周五重复一遍（《芝麻街》同一星期不重复）。每集节目里故事情节单线，充满了大量的停顿。奇怪的是，《蓝蓝的线索》在播出后，收视率超过了《芝麻街》，教育效果也好过《芝麻街》。这个反直觉的成功，便是用科学指导儿童电视节目制作的结果。

儿童并不象我们成人想像的那样简单。要教育及娱乐他们，光靠我们的一厢情愿不行，只能依赖科学，去扎扎实实地发现他们的心理行为规律，然后按照这些规律去编写教材、制作电视节目，乃至拍儿童电影。违反了儿童的心理规律，只能得到小朋友的冷眼，因为他们是最不会伪装的。

儿童电视节目制作如此，以抓观众眼球为第一要义的好莱坞在研究和利用电影观众心理上，自然不遗余力。好莱坞大片在全世界持久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是霸权主义的文化侵略——没有美国大兵拿枪逼着你我去看好莱坞电影，正像没人逼着我们一定要用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

“为什么中国的电影不如好莱坞的？”这个问题，读者诸公看完上面的段落，心里应该对我的答案有些感觉了。

用我在别处写过的一段话来结束吧，

“对国产电影普遍失望。在科学技术金融政治领域，是理工商压着文艺，让人感觉着世界还有点公理；但在中国电影电视界，则倒了个个——最新最先进的电影电视科技成果像丫鬟们似地服侍着一群文艺傻妞讲着一个又一个弱智的故事。能把发生在虚幻世界里的故事弄得那么令人难以置信，逼着观众恨不得马上跳回无趣的现实世界，很需要‘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