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加拿大的秋天短暂而美丽，美丽得令人心碎。在漫山遍野的红叶的包围下，只能在慢速道上缓慢地开着车，到达多伦多唐人街时已是午后。走下车，看着满街的汉字招牌和东方面孔，那感觉就象当年的周末走在合肥三孝口的街头。一样地在书店和音响店转转，一样地往挎包中塞进沉甸甸的过时的书，一样地找一家小餐馆坐下。在一堆港粤风味的菜单中，看到“福建炒饭”，毫不犹豫就点了。因为放多了醋而使原味尽失，慢吞吞地吃着竟然心里越吃越酸。也许所谓的乡愁，就是这样的一客原味尽失的炒饭吧。

　　吃完了饭，日已偏西，穿过多伦多大学的校园，去寻找安大略王室博物馆。旅游手册说，它是海外博物馆中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一个，不能不去见识一下。这也不是第一次在海外品赏我们祖先的杰作了，华盛顿、底特律、印第安那波利斯等等或大或小的博物馆，总会有那么间中国的展厅，让来自展品的故乡的参观者在赞叹之余也未免会感到一丝的惭愧和愤怒。看多了也就麻木了吧。商周的青铜，汉朝的瓦当，唐朝的三彩，件件是精品，样样是美仑美奂。说明上说，这只是收藏品中极少的一部分，等到宋前中国文物室建成，才会有较完全的展览。以下宋元明清，展品越来越齐全，越来越精细，我也就越不认真看。看完了这些展室，进了一个大厅，迎面是一面玻璃砌成的墙，只见屋外的树木在微风中摇曳，而阳光透射进来，照着两个石坊，一对石人，一对石虎，一个高高拱起的坟墓，让人仿佛置身于野外的墓地。这就是参观指南里所说的明墓了，我本以为是哪个无名小卒的坟墓被千里迢迢地挖掘了运过来，走过去一看说明，赫然写着大明一品大将祖大寿之坟。

　　中国人不重生而重死，讲究的是“备极哀荣”，仿佛亲人的死去反而给了子孙们一个显示孝顺和炫耀财势的机会。只要看看今天的农民手里刚刚有了几个钱，便开始大修祖坟，即可知这种心态是于今尤烈。而历代统治者，都不厌其烦地制定出葬仪的种种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墓碑，多高的坟墓，多大的墓地，什么样的摆设，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级别不够，再有钱也不能越礼，否则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知道了这一点，就可以明白商人财主为什么都那么热衷于花大笔钱买一官半职，也可明白当今政府对葬仪级别的种种规定不过是历史的遗俗而已，因而沈从文死时因为级别不够连一则讣告都登不了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明朝的一品官员的坟墓，按规定应该有石人、石虎、石马、石羊、望柱各一对，这个展览室还缺少好几样，如果不是当初没有完全运来，就是运来了摆不下——我已很惊讶于这个博物馆竟会浪费这么大的一块地盘给这些在中国毫不希罕的石头。清朝的典章制度基本上照抄明朝，清朝一品官员的坟墓与明朝的想必不会有什么不同，那么祖大寿的坟墓究竟是明墓还是清墓？

　　说明中对祖大寿的生平事迹只字不提，但对于对明末清初的史实略有涉猎的人，乍听到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吧。在袁崇焕威震辽东之时，祖大寿是袁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在宁远保卫战、宁锦大捷、北京保卫战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辽东将士中，他又是唯一一位亲见自己的主帅在殿前被捕下狱的，所受的刺激更强于别人，当时已惊吓得手足无措，之后干脆领兵反叛，毁山海关东走。是袁崇焕在狱中的一纸书信把他招了回来，是他的母亲及孙承宗劝他奋勇杀敌以赎出袁督师。在辽东将领中，他又是营救袁崇焕最力的一位，曾请求削职为民，以自己的官阶赠荫换取袁督师的性命。但袁爷最终还是被他奋勇保卫的人千刀万剐了。祖大寿在悲哀之余，只能接过袁督师的担子，率领袁爷旧部这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驻守宁远、锦州、大凌河等要塞，抵御清兵的入侵。到了崇祯四年，祖大寿奉孙承宗之命守大凌河城，八月，城才修了一半，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把大凌河城团团包围住。祖大寿突围不得，援军又被击退，只能闭城坚守。皇太极不断地送信劝他投降，他都不予理睬。坚守了三个月，城里粮食吃完了，开始杀马吃。马杀完了，开始吃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吃光了，开始吃军中的老弱病残。军中的老弱病残也吃光了，接下去就该是健壮将士的互相残杀了。无论如何，城是没法再守下去了，所有的将领，除了副将何可纲，都认为只剩下投降一条路了。于是祖大寿长叹一声：“人生岂有不死之理？但为国为家为身，三者并重。今既尽忠报国，惟惜此身命。”只好杀了誓死不从的好汉何可纲，与皇太极在城外设坛盟誓，算是投降了。然后他向皇太极献策说，趁外地明军还不知道他投降，他愿意带一支兵马去锦州，在城里当内应，这样清军梦想多年的锦州要塞便唾手可得。皇太极听得满心欢喜。但祖大寿一进了锦州城，便把与皇太极的盟誓置之脑后，继续当他的大明总兵官，抵抗起清军来了。皇太极恼羞成怒，两次御驾亲征攻打锦州、宁远，都无功而返。祖大寿又为明朝守了十年的城，直到崇祯十四年四月，清兵再次倾国而来包围锦州城。这一次整整围了一年，洪承畴的十四万援军在松山被击溃，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粮尽援绝，城中又开始人吃人，只好再次投降。这次皇太极连立坛盟誓都不要了，也不再信任祖大寿，不敢再让他带兵。祖大寿倒乐得不必象孔有德、尚可喜那样去屠杀自己的族人，从此身在曹营心在汉，退出了历史舞台。史书中记载他投降以后的唯一事迹，是曾经写信劝他的外甥吴三桂投降。吴三桂当时还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这种劝降信自然毫无作用。祖大寿平平安安地活到了顺治十三年，老死。

　　顺治十三年，明朝已灭亡了十三年，再过四五年，龟缩在云南的南明永历帝也要被吴三桂用弓勒死，而外国人建的博物馆却告诉参观者说，那时候造的坟墓是明墓，已当了十几年满清大官、被载入《清史稿》而不是《明史》的祖大寿是明朝一品大将，还用一队穿着明人服装的瓷人排列成的送葬队伍暗示祖大寿当初就是这么给埋葬的。也不知哪位汉学家在这里向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若能起祖大寿于地下，面对此情此景，他该是喜是悲？

　　一个汉学家，不管他是多么地熟悉中国史实，多么地热爱中国文化，当他面对明末清初的这段历史时，其感受肯定没有中国人那么痛切。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每一个英雄豪杰或迟或早都要面临生与死，忠与奸的抉择。这又是一个悲惨的时代，每一个英雄豪杰几乎都以鲜血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点。从战死沙场的满桂、赵率教、孙祖寿，到含笑就戮的何可纲，就连卖国求荣的吴三桂最终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命运。祖大寿总算在屈辱中得了善终，享受到了一品大臣的哀荣；谁又料到几百年后他的坟墓却被整个挖了送到国外展览，当做明墓的标本供人鉴赏呢？只有北京白塔寺的祖家街，还能让哪一个有心的路人匆匆路过时会偶尔想起祖家的昔日威风吧。

　　我不能不想到前面提到的这些英雄豪杰们的主帅袁崇焕。当他以大明国里的“亡命徒”自命为国守边时，是不会想到日后自己是否能备极哀荣的。他甚至本来就不应该有坟墓。当他在西市口忍受千刀万剐，血肉被愚民们抢食一空时，是他的一个姓佘的仆人在半夜里冒死去收拾他的残骸，埋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这位姓佘的仆人从此终生为袁爷守坟，死后就葬在袁崇焕墓旁。此后，佘家世世代代为袁爷秘密守坟，守了三百年，一直守到了民国，才由康有为发起，为袁崇焕修了一座庙堂，供后人瞻仰礼拜，扼腕叹息。

　　有没有坟庙，坟庙是否高大宏伟，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丰碑永远只矗立在后人的心中。

（1994.11.7.）

　　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称为国学，有太学和国子学两种。太学的历史相当悠久，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至东汉达到了极盛，汉质帝时太学生竟多达三万人，成为与宦官集团相抗衡的主要力量。晋武帝时又另设国子学。国子是指“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礼》郑玄注〕，表明其教育对象乃是贵族子弟，与更具平民色彩的太学并立。隋炀帝时始称国子监。

　　到了明朝，只设国子监，不设太学，因此国子监同时接收由皇帝指派的贵族子弟和由地方官保送的平民子弟，分别称为官生和民生。就象“国子监”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当初立学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训练贵族子弟，在一百五十名定额中，官生占了一百名。以后国子监的规模越来越大，民生数目越来越多，官生反而越来越少，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学生中，官生只有四名，国子监已成为培养民生当官的学校了。

　　国子监的教育方针，是“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其各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说得很动听，其实一言以蔽之：作官。在明初，国子监学生〔监生〕的官运确实非常好。朱元璋是白手起家的，改朝换代之后从朝廷到地方各级机构需要大量的新官僚去填充；明初又屡兴大狱，胡案、蓝案、空印案、郭桓案，把大大小小的官员杀得一干二净，靠三年一次的科举是远远不够供应的，监生们也就大走官运。光是洪武十九年这一年，竟有千余名监生走马上任，去填补因为郭桓案杀掉数万人之后遗留下来的空缺，甚至一出校门就当上了从二品的布政使〔省长〕。

　　在朱元璋看来，理想的官员应该是对皇帝绝对服从、没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奴才，因此在他的亲自设计下，国子监成了候补官僚的集中营，学子的监狱。学生们一进入国子监，便在身心两方面都失去了自由。

　　“监”字在此读去声，自然不是指监狱，而是跟钦天监、上林苑监一样，表示官署。确实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学官的衙门，官员即老师，老师即官员。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实行政治和教育不分的“政教合一”，今天的重点大学的老板是共产党，校长是副部级或厅级干部，而当时的国子监的老板是皇帝，其最高长官——祭酒也是从四品的不大不小的官，以下从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到从九品的学录，无不是朝廷命官，任免都出自吏部。按照规定，国子监这个衙门每天都要升堂，祭酒和司业坐在堂上，其他属官按次序站在两旁，接受监生的朝拜并质问学业，与其他衙门的升堂办公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衙门的第三把手是监丞，虽然是正八品的小官，却是直接管理教员和学生的“现管”，不但管监生的操行，而且还管教员的教学成绩。监丞的办公处叫绳愆厅，实际上也就是执行处罚的刑场。监丞有一本记过本——集愆册，凡是监生犯规，初犯记过，再犯则带到绳愆厅，按到在厅中的行扑红凳上，由皂隶行刑，用竹蓖打五下，三犯打十下，四犯则另外处置：开除，充军或罚充吏役。

　　监规是朱元璋钦定的，起初只有八条，后来越定越详细，竟达到了五十六条之多。就象现代监狱的犯人要穿囚服一样，监生也要穿御定的制服——褴衫，不许穿常人的衣服。进了这座大监狱，吃住都在里面了，不能随意出入，要出去，先要获得教官的批准，领“出恭入敬”牌〔所以后人干脆把上厕所婉称为出恭〕；想请假或回家，是要皇帝亲自批准的，最好别动这个念头。饮食由公家包了，吃的是大锅饭，会餐的时候禁止喧哗，更不许议论伙食的好坏。朱元璋自己是参加地下行会发的迹，深知群众组织的厉害，因此绝对禁止在监生之中有任何组织的存在，你想组织“监自联”？等着杀头吧。连班与班之间都是禁止来往的，甚至对人对事的任何批评都是绝对禁止的。凡是违反了这些规定，都是“痛决”，就是带到绳愆厅把你痛打一顿。最严重的犯规是“毁辱师长”“生事告讦”，处罚是“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简直就是一部微型的刑法。而怎么算“毁辱师长”“生事告讦”，那是可以由学官随意解释的。

　　不用说，监生的功课一定是很紧的。而读的又是什么书呢？最重要的自然是“朱选四卷”——《大诰》初编、续编、三编和《大诰武臣》，那是朱元璋亲自写定的训词，列举他所残杀的官民的罪状和处决方式，族诛、凌迟、枭令、斩、挑筋、去膝盖等等，对这些血淋淋的记录，监生竟被要求每三日背一百字。监生将来是要当官的，因此《大明律》也是必学的。四书五经是儒家经典，当然也是必读书，要求也是每三日背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必读书中还有刘向的《说苑》，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本书记载的许多言行，“深有劝戒”，可以用作修身教材。自然，还必须指定一些大毒草作为禁读书，首当其冲的竟然是四书之中的《孟子》。洪武三年，朱元璋开始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话，正刺着了他的痛处，大发脾气，下令国子监把孟子逐出文庙。但《孟子》在全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的地位已无法动摇，想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朱元璋便组织了一个《孟子》审查委员会，出了本《孟子节文》，把好端端的一本《孟子》删得七零八落，共删去八十五条，只剩下了一百七十条，作为命题、取士的范本。除此之外，象苏秦、张仪等人的言论，也是“宜戒勿读”的，这样一来，《战国策》等经典著作也大有问题了。

　　再严酷的规定，只要执行者可以通融，大家还是有活路的。不幸，洪武十五年新落成的国子监的第一任祭酒却是以“极意严刻”著称的宋讷，他不仅是监规的起草者，而且是监规的最忠实执行者，监生们也就一个个给逼上了绝路。宋讷本是元廷降臣，历史不太清白，因此要秉承上意，努力工作以博取朱元璋的欢心。史载他“严立学规，终日端坐，讲解无虚晷，夜恒止学舍。”简直就是不分昼夜地为朱元璋卖命，以监为家。然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他也不能完全放心，有一次派了一个画工去偷偷画了宋讷的坐相回来。朱元璋见画像上的宋讷面露怒容，更加怀疑，把宋讷召来问是怎么回事。宋讷说是那一天有一个监生摔倒打碎了一个茶杯，他自己觉得没管教好，对不起皇上的信任，正坐在那里自责呢。他的这番回答大概很让朱元璋高兴，但我们由此也可知宋讷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了，因为学生无意打碎一个茶杯就整天生气，则那些犯规监生的下场可想而知。朱元璋对大臣搞严刑峻法，宋讷便也对监生来个严刑峻法。每个月都有监生给他逼得自缢身亡，而他对死尸也不放过，一定要亲自验视才准收敛，时人认为其严酷比周兴、来俊臣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作所为连心存天良的教官都看不下去了，学录金文征向朱元璋抱怨说：宋讷办学太严，饿死了不少监生。但朱元璋不予理会。金文征便串通同乡吏部尚书余火气，由吏部令宋讷“致仕”〔退休〕。宋讷当时已七十多岁，也早该退休了，当他去向朱元璋辞别时，说出自己的致仕并非自愿，乃是有人暗中捣鬼。朱元璋大怒，问出原委，把余火气、金文征一干人都杀了，把他们的罪状在监前张榜示众，又让宋讷继续当他的祭酒，直到以八十高龄死于任上。宋讷死后，儿子宋复祖继承父业，当了国子监的司业，也跟老子一个德性，有敢违背他老子立下的监规的，“罪至死”！

　　在重重压迫下，东汉太学生的造反精神在明初监生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偶有不满，也马上给极残酷地镇压下去。洪武二十七年，监生赵麟受到虐待，贴出大字报抗议。按照监规，最多只能算他“毁辱师长”“生事告讦”，杖一百后充军；然而朱元璋对此如临大敌，法外用刑，把赵麟杀了，在监前枭首示众。第二年又颁行赵麟诽谤册给国子监，让大家都知道“动乱真相”。又过了两年，朱元璋对赵麟事件依然念念不忘，召集国子监的官生一千八百多人，在奉天门前训话整顿学风，警告赵麟之流的一小撮动乱分子“我们是不怕流血的”：

　　“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稽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帖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钦此！”

　　而之所以会发生这场风波，乃是因为教员特别是祭酒没有尽心管教，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

　　“近年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怀着异心，不肯教诲，把宋讷的学规又改坏了，所以生徒全不务学，用着他呵，好生坏事。”

　　怪罪下来，教官们也难逃厄运了。三十多年来的历任祭酒，或被杀，或被流放，在任上得善终的，竟然只有那位毫无人性的宋讷。

 

〔本文所引史料参见《明史》“选举志一”、“礼志四”、“宋讷传”、“钱唐传”，《明会要》卷二十五、三十七，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以及吴晗《朱元璋传》〔一九四九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等书，不一一注明。〕

 

１９９４、６

                             
汉奸低能学

                            
·方舟子·

   
自从几年前某历史学家写了篇《汉奸发生学》，借研究之名为汉奸辩护便成时髦，乃至愈演愈烈，终于演变成了对汉奸的公然颂扬。从古代已跟我们无切身关系的李陵（这人大概是算不得汉奸的，因为并没有将屠刀调转过来对准自己的族人。硬将他拉入汉奸队伍，不过是借以讨得读者对“汉奸”的同情）、秦桧、吴三桂，愈推愈近到近代的周作人、汪精卫；从当初引经据典多少还带点学术研究性质的辩护，到现在根据道听途说、胡搅蛮缠的歌颂，越来越低能。朱海军之流的网上妄人的
“秦桧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英雄”的疯话，我们也应该以疯话视之；倒是最近在网上见到的《华夏文摘》主笔王伯庆和“旅美作家”赵无眠一唱一和的汉奸翻案戏，还值得赏鉴一番。

   
王伯庆现在大概已经对父老乡亲们说腻了他在美国的幸福生活，要换换胃口改给乡亲们上历史、思想课了。在《三百年间同晓梦》一文中，王伯庆给我们算了一笔领土账，算出了明朝只有可怜巴巴的3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此精确，根据何在？据说是“引自现在流行的一堆历史书”，那个“堆”字，真可以让人吓得连如何数数都忘了。我是没有一“堆”历史书可查的，只能把大明的版图翻出来自己丈量了一番，却得出全盛时期（不计安南），也应大约在970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版图还稍大一些。王伯庆除了那么一“堆”，并没说他怎么算的，不过倒是讨论了两个地方：西藏和东北。西藏（乌斯藏、朵甘都司）算不算明朝的版图？中外史家分歧颇大，王伯庆愿意跟着西方汉学家将这一大片属大明都司（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管辖的领土割出去，好歹还算是有点根据。最奇的是他连东北（奴尔干都司）也要给割出去。自从光绪年间永宁寺碑出土，奴尔干原属明朝领土，已成共识，连西方汉学家也很少有异议。王伯庆却说“越来越多的历史书把这种关系定义为一种藩属关系，从明王朝来看也许就是如此”，不知女真在努尔哈赤称汗之前又有过什么样的“藩”王？王伯庆又读过了多少相关的历史书，前后做了怎样的统计，才能得出“越来越多”的大趋势？“一堆历史书”也罢，“越来越多的历史书”也罢，其实都是为了能够挤出这么一个结论：“文明有价，人民有心。一个政府真正的功德不是拓疆保土，而是善待百姓”，而这，正是历代汉奸割地弃土的借口。

   
其实，拿明朝的国土做文章为汉奸辩护，已是候补汉奸们的老套路了，去年我就已在这个问题上给马悲鸣上了一堂“民族自治区不是外国”的课。赵无眠倒是弄出了点新意，他改点人头了。在《二十世纪的汉奸们》一文中，赵无眠不仅点出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溥仪、汪精卫、周作人是汉奸，连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鲁迅、郭沫若、张爱玲……二十世纪的中国名人无一不是汉奸，至于留学生们、移民们当然也都是汉奸，总之，二十世纪当汉奸的多，不是汉奸的少，所以汉奸人人当得，自己当起汉奸更是心安理得。王伯庆好歹还知道拿出“历史书”吓唬人，赵无眠则干脆全是子虚乌有的道听途说。他的论证方法，则是用的株连法。比如周作人为什么是汉奸呢？不是因为他当过日本人的教育督办，而是“因为鲁迅也是个汉奸”。鲁迅这个“民族魂”又怎么成了汉奸呢？理由如下：“鲁迅最好的朋友，是内山完造，这是个日本文化特务。鲁迅受其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日本的「藤野先生」，他写骂中国人的文章写乏了想偷偷懒，这家伙就黑黑瘦瘦地出现了。近年已有一位很出名的海外学者指出，鲁迅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连电影里放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他也只责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麻木，冷漠。在他眼里，中国人的形象是阿Ｑ；中国的历史只写著两个字：吃人；中国人像鸭子，被许多无形的手向上提著当看客。日本人呢？什么都比中国人好：「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和顽
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这就是说如果你有日本老师、朋友，抑或赞扬过日本的长处，就都是汉奸了。赵无眠大概觉得这种低能的逻辑很幽默，就如同马悲鸣之论证日本侵略军不是强奸中国女人而是在做爱一般，都是将恶毒当有趣。有两点事实，却不能不澄清的：

   
一，鲁迅是不是谁都敢骂，唯独不骂日本人？不知发此奇谈怪论、被赵无眠引为金科玉律的“很出名的海外学者”是何许人，出名在何处。但他不出名在读鲁迅却是显然的。鲁迅文章中骂日本人之处多得是，比如赵文提到的《藤野先生》就讥讽了日本的“爱国青年”。鲁迅晚年发表过不少抗日言论，例如：“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且介亭杂文末编·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以善待百姓为借口颂扬割地弃土的候补汉奸们以鲁迅为同道，乃是有眼无珠。

   
二，内山完造是不是日本文化特务？如果赵无眠所根据的，不过是从《鲁迅全集》中所看来的老谣言，则鲁迅早已怒斥过：

   
“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伪自由书·后记》）

   
鲁迅毕竟还是太过善良。他不知道，狗也不如的文人们是无论如何竭力，也是学不了如何做人的，候补汉奸们的低能表演即是明证。

2000.3.16

                    
答赵无眠、马悲鸣

                       
·方舟子·

   
我在《汉奸低能学》一文中，指出了赵无眠在《二十世纪的汉奸们》一文中有关鲁迅的两条事实错误，因此，赵无眠将鲁迅归为汉奸，不管是恶意还是“幽默”，都是毫无根据的。赵无眠不跟我辩事实，却只跟我谈如何写文章，说我骂人，贬损了其人格。但我究竟是怎么骂的，他又语焉不详。我看来看去，拙文中跟他有关、能跟骂人沾边的，大概有三条：

   
一，“狗也不如的文人们”，这是鲁迅的原话，并非我的发明。
   
二，“低能”。这是对一个人的学识、思维能力的判断，也跟人格无关。你考试得了零分，总不能怪老师贬损你的人格吧？

   
三，“汉奸”。这倒是常见的骂人话，不过，按赵无眠的说法，中华伟人、爱国志士都是汉奸，连鲁迅都不例外，那么，假如他被说成了汉奸，那也跟说他是伟人、爱国志士差不多了，又怎么能算是骂人？

   
至于赵无眠教训我说：“但如果因此而不注意自持自律，逐渐养成语言霸权，终究会毁了你的才学。那样就太可惜了。不要以为别人不回你，就是怕你，或是讲不出道理来了。”这种教训，我已听了好几年了，大概也还会一直听下去。鄙人的“才学”的结局如何，那是我自己的事，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被我批评到的人总要对着我痛心疾首，比我的父母还关心我的前途。别人回不回我，因为什么原因不回我，那是别人的事，跟我又有什么相干？“道理”是要靠“讲”讲出来的，不是藏在心中靠恫吓吓出来的。我也不象赵无眠那样以“儒”自居，蔑视“群众”。何必那么自命清高？怕什么“他们可以投票的方式定你的罪”？谁有这样的权力？

   
跟我打过几次交道的马悲鸣就学乖了点，知道跟我讲什么风度、文风纯属浪费口舌，所以要跟我讲事实了。在《“率匈奴十万，追汉军九日”》一文的开头，他就劈头说我露怯：“近读方舟子的《汉奸低能学》。开头第一段便漏窃，说是甚么：“从古代已跟我们无切身关系的李陵（这人大概是算不得汉奸的，因为并没有将屠刀调转过来对准自己的族人。硬将他拉入汉奸队伍，不过是借以讨得读者对“汉奸”的同情）”
”“方舟子大概只知有明，不知有汉。李陵的“老母妻子，并为鲸鲵”之后，曾愤而“率匈奴十万，追汉军九日”，打得汉军落荒而逃。明末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说到此事时曾质问，李陵怨李绪不救而致败，但如何解释“率匈奴十万，追汉军九日”呢？”

   
汉朝的事我知道得不多，但《史记》、《汉书》好歹还是翻过的，在李陵本传中，并无李陵“率匈奴十万，追汉军九日”、调转屠刀的记载。李零教授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提到李陵为什么被称为“汉奸”时，也只说“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并没说他调转屠刀跟汉军作战。《汉书·
匈奴传》中倒是有一条提到了李陵曾参与匈奴的军事行动：
   
御史大夫军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军与李陵
   
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阵却
   
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
   
这跟马悲鸣所说，相差甚远。第一，是汉军找不到匈奴，撤军时匈奴自己追上来决战的，而不是汉军被打得落荒而逃匈奴乘胜追击。第二，率军的主将是匈奴大将军，而不是李陵。第三，打败的是匈奴，而不是汉军。所以，对李陵是出于什么动机（是被动的随军行动，还是马悲鸣所描绘的为报仇主动出征？），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仍然不知道。反正匈奴打了败仗，李陵即使不是身在胡营心在汉从中作梗，至少也没有为匈奴立功。

   
所以，恕我孤陋寡闻，“率匈奴十万，追汉军九日”、“打得汉军落荒而逃”这话是马悲鸣从哪里看来的，可靠性如何，他未注明，我也不知道。听马悲鸣的口气，好象是从王船山那里看来的，但王船山想必不至于无知到连《汉书》都未读过，而说出“李陵怨李绪不救而致败”这种真正露怯的话。王船山《读通鉴论》原话为：
“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李绪”“陵将三万馀骑追汉军，转战九日”，既未明说李陵嫁祸的原因，也未详述李陵追汉军的经过，看来是马悲鸣想当然。李陵怨李绪乃至派人去刺杀他，另有原因。《汉书》本传：

   
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
   
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
   
“乃李绪，非我也。”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
   
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
    杀绪。
   
谁露怯，一对可知。与其夸夸其谈“风度”，不如互揭“硬伤”更能服人。如果李陵真的“率匈奴十万，追汉军九日”、“打得汉军落荒而逃”，那么我可以删掉那条小注，收回李陵“大概不能算是汉奸”的话。

2000.3.17.

                   
且看谁是“姚文元”
                       
－－答赵无眠《鲁迅与姚文元》

                       
·方舟子·

   
多维新闻网登出了一篇赵无眠“专稿”《鲁迅与姚文元》，既是“专稿”，就不“立此存照”了。文中所说的“鲁迅”和“姚文元”，其实都是应该打上引号的。姚文元本人肯定没有骂过王小波，大概也没批过“伪科学”，不以“科学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自居，不同时推崇“鲁迅、达尔文、袁崇焕”，所以，赵无眠是在对着谁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只要关注过最近的一场“汉奸”网战的人，也就不难猜出了。赵无眠还怕读者猜不出来，在《答芦笛先生》一文中又干脆把话挑明了。赵无眠从写允许公开的“私函”苦口婆心地劝导我，到图穷匕首见，大概正是为了证明他在“私函”中的恫吓：“不要以为别人不回你，就是怕你，或是讲不出道理来了。”这种先礼后兵、软硬兼施的伎俩，其实早已被无行文人用滥。去年我指控多维新闻网诽谤、侵权的时候，赵无眠的“朋友”、多维新闻网的总裁何频打来几个电话要跟我私了，不也是一面以给新语丝一些赞助为诱饵，一面又威胁要纠集国内的作家控告新语丝侵权吗？本人虽然从没在中国社会上混过，本没有亲身经历过多少世故，但有幸熟读鲁迅，对这种“狗也不如的文人”的德性，还是洞若观火！

   
赵无眠的这篇文章，正是“姚文元”式大批判的典范之作。姚式文风的一大特点，就是毫无根据地乱扣帽子。赵无眠对此学得得心应手：

   
“他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自居；若讨论历史，一定自命为爱国主义，满嘴的民族大义，不象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将元朝归为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政权；若讨论科学，一定又以最正确的‘科学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自居，不由别人分说，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胆寒，一旦他先拥有，你便是它们的对立面，只有死路一条。”

   
第一句大概指的是现实的姚文元，后面几句，以“若”开头，自然是属于指桑骂槐的了。赵无眠给扣上了那么多“主义”，却没有拿出哪怕一点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所以也就统统属于乱扣帽子。我在跟人辩论时，是从来不自称什么“主义”、“主义者”的。我相信只有证据和逻辑才是有说服力的。在我给对手贴上标签之前，也一定要列举这么做的证据和理由。象赵无眠这样随心所欲地乱贴标签，正是“姚文元”行径。

   
姚式文风的另一个特点，是捏造事实、传播谣言。赵无眠对此也学得维妙维俏：“姚文元则自觉充当强权的代言人，暴政的辩护士，御用的刀笔吏，权贵的马前卒。此人极会摸风，“上面”有何意图，他必然早有所察，积极配合，提前大造舆论。还要装出一副纯学术讨论的样子，扮成一个科学权威、主义阐释者，让不知底细的人蒙在鼓里，以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后隐藏的总是一场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满著迟早要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威吓与自信。‘鲁迅’与‘姚文元’的区别还有许多，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

   
去年多维新闻网的技术总监艾伦在多维新闻网专栏撰文造谣说我组织上书中央要求镇压法ｏ功，多维网拒绝澄清、道歉，我已准备控告多维网诽谤，只待时机成熟。赵无眠学乖了点，不敢指名道姓，也不敢把话说明白，唯恐读者真以为这位未卜先知的科学权威说的是姚文元，特地在这里打上了引号。虽然羞羞答答，而其内心的阴暗、险恶，与多维新闻网的人马则毫无二致。事实上，这种以己心度人腹罗织罪名，正是姚式文风的又一特点。比如，赵无眠如此推断：“姚文元心态，自己创作不行，又老恋着这档子事，对行的人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看着人家的成就‘技痒难熬’是好的，别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著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好么？我看就不怎么的，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嫉贤妒能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心态，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

   
我批评过王小波的杂文，却没批过他的小说，因为没读过。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反正我的杂文大概也是不行的。自己创作不行，就不能批评别人创作不行吗？就是嫉贤妒能的文化破坏者？这种“自己不会炒菜就不能说菜不好吃”的弱智逻辑，鲁迅是早就嘲笑过的。赵无眠自己也是成天对着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除了写写评论，也没见他搞出了什么象样的创作。他大概为了证明自己的创作也是行的，如此沾沾自喜道：

   
“我好歹还写过一篇《假如阿Ｑ还活著》，此文在网上流传较广，还让我去了一趟台湾与梁实秋夫人见面欢谈（不到一年后她去世了，报纸所登讣告照片即我与她的合影，只是把我剪掉了。甚伤！暂记于此作念），也算是化解了一点鲁、梁结下的几十年的文仇。人不要那么刻薄，逼著别人跟他打笔仗，逼你指出他文中的‘硬伤
’，何苦呢？这又不是文革，揪出来了‘必须老实向革命群众交代问题’。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何况我还没惹他。说句粗的，他伤了哪里，能不能硬，关我屁事。就算我是大汉奸，关进了监狱，法律还讲个‘你有权保持沉默’呀对不对？”

   
如果以一篇文章在网上流传较广就可以证明自己创作行，那我恐怕早就是大文豪了。去过一趟台湾又如何？见多了与名人见面欢谈为资本的，再见到连与名人太太见面欢谈也拿出来摆显的，也算是天下一件新鲜事了。至于以文坛和平大使自居，则是另一件新鲜事。

   
赵无眠满腹委屈，说是被逼着打笔仗，一面嚷着“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一面极其英勇地挺身上前试试软硬，一面要求“你有权保持沉默”一面又姚式语言滔滔不绝。我一开始批他的，是“泛汉奸论”，本属观点之争，而赵无眠从“私函”到现在，笔笔都指向我的文风、人品，完全是意气之争。谁更刻薄，已昭然若揭。妙的是，这种人却要大谈幽默感，而且因为“姚文元”没有幽默感，看不出他的“幽默”，所以连带着使他也对中国人的幽默感彻底失望了。没有幽默感本没什么，但没有幽默感却要以有幽默感自居，却就可笑了。不幸的是，幽默本是舶来货，这就使得许多中国的文人不知道幽默是有限度的，而把恶谑误当成幽默，以有幽默感自居了。美国电视剧Seinfeld有一集，说的是乔治受到同事的妙语嘲笑，他的反击却总是毫无幽默可言，一急之下干脆以“我跟你老婆睡过觉”对之。在赵无眠看来，说鲁迅是汉奸、内山完造是日本文化特务，大概都跟说“我跟你老婆睡过觉”一样的幽默。但是鲁迅不是据说最有幽默感的吗，怎么又骂那些说内山完造是日本文化特务的文人是“狗也不如”？真不知道赵无眠以后是不是也会说，我骂你“姚文元”也是幽默哦。一个真正有幽默感的人，也必定是勇于自我解剖，敢于自嘲的人。但是赵无眠的“幽默”是只对别人的，所以他可以把所有的人都称为“汉奸”，而一旦别人也以“汉奸”回敬，就毫无幽默感地要暴跳如雷了。他声称说鲁迅是汉奸只是“反讽”，看不出来“反讽”是因为没有幽默感，那么他怎么就不也把别人称他汉奸也视为“反讽”？他的幽默感哪里去了？马悲鸣在这一点的表现就要好一些，敢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汉奸团伙的成员。

   
赵无眠有一点说对了，就是“姚文元”们总是“充满着迟早要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威吓与自信”。赵无眠在文章的结尾就是如此恫吓的：

　　“姚文元这种人，如果是在晚明，说不定就是投效阉党锦衣卫而为士子所不齿的阮大铖；如果放在汉朝，一定是帮朝廷迫害正直史学家司马迁的酷吏；设若一不留神让他到了今天的美国，大概也免不了故伎重演，放出‘舆论总管’的手段，乱扣连国内都罕见或弃之不用的罪名，横行网坛，令世人避之犹恐不及。

　　“‘灵童’是可爱的，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鲁迅、达尔文、袁崇焕，结果却成了姚文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学习鲁迅没错，千万不要学成了一个姚文元。鲁迅不常有，而姚文元老是不绝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一个“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鲁迅、达尔文、袁崇焕”的人，结果却成了“姚文元”，那倒的确是值得悲哀的。但是象赵无眠这样的人成了“姚文元”，却没有什么可悲哀的，因为他们一无所长，除了学做“姚文元”写一两篇“在网上流传较广”的文章，妄想在网上当什么“舆论总管”之外，也实在没别的事可干了；而其人生的最高成就，大概也就是跟名人太太见面欢谈。想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还得干出更大的坏事才够资格。而跳梁小丑只能是自生自灭，绝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2000.3.24.

                       
人之既死，其名也盛

                          
·方舟子·

   
对文人来说，早逝有时乃是一成名捷径。海子倘若不在八九年去山海关卧轨，不过是“一片树叶掉下来就能砸到一名诗人头上”的京城中无数自命的先锋诗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位，现在呢，据说已成了百年来新诗的第一人，要是不死，这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非他莫属了。最近一名叫王小波的青年作家（四十四岁，在作家中仍属“青年”）病逝，海内外文坛又热闹、唏嘘了一番，使得我等不由得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在其生前对这位据说最有潜力问鼎诺贝尔奖的大作家竟是闻所未闻－－看来得联名上书诺委会请他们改改不颁奖给死人的陋习，否则咱中国作家只有死了才有望得奖，要等到猴年马月？所幸这一回《华夏文摘》与《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异常地步调一致，也跟着出了一期《纪念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的增刊，让我们这些使别人的著名为无名的读者也能领教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采。读完了那三篇妙文，有几句话不吐不快。虽说褒贬死者实在算不上厚道，不过死者生前也并不是厚道人家，简直可以说是刻薄之至，倘九泉之下有知，在一片肉麻的吹捧文章之中，说不定对我的褒贬反而会惺惺相惜。

   
那三篇文章都在《读书》上登过，我作为一名《读书》的固定读者，按理不该陌生。不过对《读书》上面的文章我并非每篇都看，那些重点推出、居高临下教训读者的大作我向来毫不犹豫地跳过，王小波的大名、大作大概也就这么给跳过了。这回由于好奇，硬着头皮读完，发现王小波颇有点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意思，或者竟是要当中国文化的导师的，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代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军代表要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王导师所指引的却是：中国文化乃是低能弱智的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充满智慧的。把中国文化视为他阿姨家的傻大姐，如此恶毒的比喻，说“哀其不幸”也许还说得过去，“怒其不争”却是扯不上的，对于弱智白痴你还能指望能有什么争？最多是可怜、可鄙而已。一种批判的用心的爱与憎的分野即在于此，王小波辈与鲁迅的差别也在于此。

   
一个惊世骇俗的的立论，如果能够自圆其说讲得头头是道，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可惜，王小波显然更关心的是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立论的严谨。从一句罗素的语录和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谚语就可以推导出西方文化视求学为乐，而中国文化视求学为苦，按同样的逻辑，从大陆学生耳熟能详的马克思语录“科学的研究并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崎岖、不怕艰险的人们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岂不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王小波又读过几车古书，竟然可以如此斩钉截铁地下全称判断：“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王小波对格言情有独钟，行文几乎只是格言的堆砌和诠释，但我看他是只读西方格言书的，如果翻翻中国古代格言书，就会发现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比如清人所编的《围炉夜话》，就把读书乐和田园乐视为人生两大敬业的乐事。再古一点，明人编的《菜根谭》－－此书现在很流行，王小波的书架上大概有，读不读就不知道了－－就干脆这么教导：“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要在“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对求学的苦与乐的认识，又何尝比西人低能。

   
滑稽的是，王小波是被封为爱国志士的，证据是他在美国拿了文学硕士后回国当作家了。王小波自称回国是因为不习惯国外的生活，恐怕更近于事实。文学毕业生在美国的饭碗如何如果大家都清楚，何况一个人既然自视为傻大姐的传人，那么与其在西方聪明人当中当傻子，实在不如回去在傻子当中当导师来得过瘾。

1997.7.15.

                        
评王说鲁　牛头马嘴

                            
·方舟子·

   
上一期《枫华园》上马悲鸣和力刀的大作，据称是因我一篇评王小波之死的短文而作，却实在跟我毫不相干。马悲鸣花了那么长的篇幅来论证王小波的回国动机，那些话，该是对那些宣称王小波因爱国而回国的人去讲才对。马悲鸣作为王小波的同窗好友，或许比谁都更清楚王小波的回国动机，我因为随口一句“文学硕士在美国的饭碗如何大家都清楚”，还没说王是因此回国的呢，就成了“识见不及，妄揣人意”，那么说王小波因爱国而回国的王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又是什么样的识见，妄不妄呢？马悲鸣能从王小波之死扯到“西方对待敌方首领的逝世”“西方对待敌方士兵的死亡”，固然是联想力丰富，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相及的该是如何评价死人而不是开不开战，放不放国歌。邓小平过世时，西方的媒介也并不因此就不乘机揭揭他的短，对死人又何尝比“方舟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心存仁厚”。诸葛亮吊周瑜不代表中国文化，方舟子评王小波就代表了中国文化，马悲鸣对中国文化的仲裁可谓慧眼独具，方某不胜荣幸。但不管如何，既然要盖棺定论，那么该赞就赞，该批就批，倘以为只许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唱颂歌，却不许路人听着刺耳说几句风凉话，则世上并无此理。马文说我批王小波是在享受美国的言论自由，意思该不是说，倘在国内，有王小波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军大院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儿在各报把关，就可以把方舟子的嘴堵得严严实实？身前以谩骂中国文化闻名、死后享受《人民日报》出纪念专辑待遇的王小波据马文说“至死也没有享受完全的言论自由”，则方某这点批评死人的言论自由又何足挂齿。

   
其实我那篇文章批评的是“对有些文人来说，早逝有时是一条成名捷径”（不是说“对所有的人来说，早逝一定是一条成名捷径”，所以别来叫我试试看），对王小波的文学水平如何，是否有问鼎诺贝尔奖的能力，没有任何评论，遑论“生物化学界的评论”。马文认为王的杂文直追鲁迅，因此能够问鼎诺贝尔奖，这又是什么
“界”的评论呢？我那篇文章不过是指出了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缺乏常识、逻辑不通、比喻恶毒，至于中国文化是好是坏、该不该批、能不能批，我未置一辞，二位要对着我声泪俱下控诉中国文化的罪恶，乃是找错了人。这种表演自五四以来八十年间从未断过，毫无新意，最多，是想出“傻大姐”之类的新奇比喻让力刀发现自己原来是傻老弟，或是闹点“孟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哪个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之类的笑话博人一粲而已。一方是“罗列事实”，另一方则只会挥舞“见识不及”“丧失血性”的大棒，无知无畏，这样的群架，不打也罢。

   
不知“在北美以杂文闻名”的马悲鸣先生在王小波身前是否就利用他在美国享受到的言论自由评赞过贵同窗直追鲁迅乃至有鲁迅所无，如果没有，则我只好拉来作
“人之既死，其名也盛”的又一例。既然因为我的一句话把鲁老爷子牵涉了进来，我不妨就此说几句。鲁迅所说的“僵尸”，明明白白特指的是“中国书中劝人入世的话”，并非如马文所言涵盖中国文化。鲁迅之建议青年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为特定的目的针对特定的人所言，或者竟可以说是冲着胡适而发，对此他后来有一个说明：

   
“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而已集·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可见也并不反对“弄旧的”，还要指导中学生该怎么摸旧的门径。一九三零年时，他本人也给老友许寿裳的儿子开过一个必读书书目：《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满满地写了一纸，也可以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的。其实老爷子自己就大读特读中国书，读得不亦乐乎，校《稽康集》，辑《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所读中国书之多，罕有其匹。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九三四年鲁迅就已转而批评那些鄙弃传统的青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致魏猛克》），要是现在起鲁迅于地下，见到有的青年音韵不协、文理不通、自告奋勇要“更染猎猎鲁迅旗”，恐怕要主张想写旧体诗的青年人还是该读点中国书的吧。至于力刀义愤填膺的一连串问题：“看看近几百年来我们的文化里可曾产生过那种对着入侵者的砍刀头也不抬并平静地说‘别踏坏了我的三角形！’的大学士？可有为了坚持‘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转’而从容成灰的学者？何曾有心甘情愿地以为进化理论当斗犬并引以自豪的知识分子？”，则不必起鲁迅于地下，在六十年前他就已做了回答：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且介亭杂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1997.8.3.

【按：这是1995－1996年间我还有闲心和网络小混混们斗嘴时写的骂诗人系列文章，都是有所指的，例如第一则中的“永不羞愧，永不道歉”就是当时某个网络女诗人被发现剽窃时的誓言，“莫明集”则是其诗集名称。10年过去了，某些讽刺已不容易被现在的读者理解，但内容好像也没有过时，看看现在的“诗坛芙蓉”，也无非如此。此所谓时间尽管流逝，中国依旧永恒。】

 

                      
写诗蒙世绝招

 

  
老驴向诗人们献策说：

>
> 
怕露怯？别介！这网上台湾眼睛不多。再说，您抄到星马去呀。
> 
泰国一下更保险。怕羞？遮块布咋样？或者，跟那谁学学，怀
> 
抱琵笆半掩面，管谁天大的本事，就是不显山不露水不怕打到
>  府上，任其天翻地覆，我自巍然不动。
>
> 
瞧，俺让您敢动得，把蒙世的绝招都总结出来了。没恶果尽好
>  处。来来，蒙一记试试！：）
>
> 
您若楞不屑虚名，不愿蒙世，俺可要试试了。要！谁有那泰国
>  山区的中文日报？：）
>

   
老驴这一蒙世绝招还不是万无一失的。要是哪一天网络也连到了泰国山区，中文日报也发行电子版，那岂不是要露出驴脚了？除非你早做好了“我是泼妇我怕谁”的准备，信誓旦旦“永不羞愧，永不道歉”，还贼喊抓贼来倒打一把。

   
根据我在国内外青年诗坛蒙混多年的经验，写诗另有一个万无一失的绝招。古人云，写诗要句句甚至字字有出处，那是写古诗，写新诗也是可以照办的嘛。不过这出处要弄得让人不知有出处，那才叫水平。名诗人的名作，抄手不屑一顾，要专找无名诗人的无名之作来点石成金。八十年代末国内冒出了一堆民间诗人，多如牛毛，打印的、刻印的诗刊诗稿也是满天飞，不是诗人的看都懒得看一眼，是诗人的得到赠阅翻一下也扔废纸篓了。港台、星马的中文报纸的副刊也会登些诗作补白，除了作者本人，大概也没几个人会去看。但是，别人的垃圾却是我等文抄公文抄婆的宝贝，留心收集几次，就够你当一辈子诗人了。别人一天一首诗，出的是把一句话拉成一首诗的诗汉堡，我等一天一首诗，靠的是手中的剪刀，从沈阳某小诗人的诗作拉来当一句，从海南岛某打工仔的习作拉来当第二句，再从马来西亚的报屁股找出第三句……天马行空，让你找得到第一句的出处，楞是找不出第二句第三句第ｎ句的来历，想指控我抄袭？证据的没有！当然，最好这第一句的来历也不能让你们瞧出来，作点加工还是必要的嘛，加上或去掉一两个形容词、副词，换下人名地名花名树名，掉一下头去一下尾，一首大作如是出笼，而且可以问心无愧，“永不羞愧，永不道歉”。不懂诗的人自然是读得不知所云，误以为是东抄西凑拼起来的，懂诗的人则会拍案叫绝：好！好！高深莫测，飞扬飘逸，真有神韵，真有哲理，真现代，真前卫！会有诗刊来请你当编辑为你出专辑请人写评论，也会有热心读者为你联系出版社出集子了，得意之余，也不妨自嘲一下，给自己的大作集成题名曰“来路莫明集”。石榴裙下，慢慢地就会聚集起一群吹鼓手，而这些吹鼓手，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变成保镖打手的，如果有人胆敢毁谤我们的天才诗人的话。

   
我从１９８６年起混迹青年诗坛，走南闯北，什么样的骗子没接触过，什么样的蒙世绝招没见识过，想蒙我，还得再韬晦几年，修炼修炼。这不，太急了吧？连从没见过一个骗子的小姑娘都瞧出了蹊跷：）

   
诗的堕落是人性的堕落。要写诗，先得找到诗的良心。
（1995.10.24.）

 

                       
“最佳”诗人

 

   
最近收到一封信函，是某电子刊物寄来要我评选去年网上最佳诗选的。我虽然偶尔也涂鸦一两首诗，对别人的诗却是基本不读的，尤其是一天一泡者，即使挂上什么原素主义、美貌主义、莫明主义的广告招牌，又有几个吹鼓手在敲敲打打，乃至于网上出了天才诗人的欢呼，也难得吸引我的眼睛多转几次，因为那几泡的味道鼻子已经受够了。因此，我是没有资格当什么裁判的。正想回信推掉，再往下读，却发现以上的理由不成立了：原来人家并不是要让你来评选别人的最佳，而是自己的最佳，我零星登过的几首诗也给收集了送了过来，只要作者本人圈点即可。我倒还没自我膨胀到以为有人自愿来当我的吹鼓手，对我特别青睐，估计是只要在网上登过一两首诗的，便都可以有福同享，可以自评最佳，与天才诗人的天才诗作同榜或同绑，是何等荣耀的事。而天才诗人有庸才们众星捧月，既不显得孤单，又让人觉得公正无比。而且这样的最佳，是绝不会注上“作者自己评选”的字样的，与“读者评选”“专家评选”不会有什么区分，脸上是一样的光彩。我只能怪自己太孤陋寡闻，只知道有作者自选诗作，还没见识过有作者自己评选自己当“年度最佳诗作”的，那样的脸皮，大概要修炼到象名门那么厚才行。

   
我的一个朋友说，诗人大多厚颜无耻。我想在“诗人”之前最好加上个“自诩的”更确切些吧。正因为“自诩”，才需要种种的招数来证明自己的诗人资格。诗才没一分，当诗人的本事倒是不少。但拉出来的仍然是垃圾，不管作者本人和吹鼓手们千方百计地要给垃圾贴上冠冕堂皇的标签。

   
我的那些东西自然也是垃圾，但是我不想给贴上标签，更不愿与别的垃圾同享殊荣。

（1996.1.25）

 

                         
枉抛心力做诗人

 

   
网上有人抄了篇评论，说是几年前诗集销量创下了纪录的汪国真在中国诗歌史上等于零，还要追查汪诗人的诗人称号是谁封的，仿佛中国诗歌史是他家写的，诗人的封号也要他来批准一般。此君要是到中文诗歌网去，见到诗人的帽子成了礼品，网上诗人互相吹捧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何等的贡献，恐怕更要气晕了吧？卖出了几万几十万本诗集的人尚且不能被称作诗人，何况不过是在网上贴几首诗的？

   
汪诗人也许在中国的诗歌史上等于零，但这样的批评，就象说某流行歌手在中国音乐史上等于零一样，无关痛痒。盖汪诗人关心的是读者市场和自己钱袋的鼓瘪，对自己在诗歌史上的份量未必象那些卖不出一本诗集因而只好觊觎诗歌史宝座的所谓“真正”的诗人们那么关注。真正的诗人既然骂汪诗人弱智，何不偶尔也屈尊涂几首弱智的诗看看读者是不是那么容易骗的？否则这样的批评未免让人闻到点葡萄的酸味。

   
写不出能让读者乖乖掏出血汗钱的诗来，甚而至于把诗集白送给人也只能在毛坑中找到归宿，自然只有忌恨能靠卖诗集发财的流行诗人，并做在诗歌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春秋大梦，所以有宣布为未来写诗的诗人，就是因为痛恨现代中国的诗读者有眼无珠，只能受汪诗人之流蒙骗。这些真正的诗人倒也未必傻到学古人去藏之名山，他们还是知道诗歌史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由在现在的影响决定的，或者说，读者市场可以不要，评论却不能没有。但他们的诗既然没有人读了，又哪里去找评论家去？所以就只好你评我我评你互通有无过家家。最保险的，莫过于自己评自己了。而要在诗歌史上留下痕迹，其捷径莫过于开山立派，宣布自己对诗歌创作有了新发现。所以，当一九八六年合肥《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现代诗歌大展时，一下子冒出了上百个诗歌流派，每派都有一篇铿锵有力、堂而皇之的宣言，再附以一两首相形见绌的不管是否真正体现了该宣言的主张的诗作，中国的诗人们似乎一夜之间都成了诗歌理论家，也都成了一派的祖师爷。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自成一派，叫什么“独立兵”，有点“千里独行田伯光”的意思。

   
这样的热闹，自然来得快，去得也快，许多派别，本来就是为了凑诗歌大展而组成，大展一完也就自动解体了。当时比较有名气的，一是南京的“他们”，诗歌大展上似乎没有，因为他们在那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另一个是四川的“非非主义”，一九八七年还出过两三期刊物，后来也就没了下文。总之，两年不到，所有的这些诗派全都成了历史名词。以后是六四，再以后是下海，这样的热闹更是一去不复返。事实上，在现在的中国是否还能找到对诗歌史的地位孜孜以求的“真正”的诗人，难说得很。

   
其实所谓的热闹，也不过是圈子里的人才觉得，出了诗坛就少有人知道这段插曲，海外的人更是莫名其妙。想不到十年后在海外有人拾起了十年前别人的牙惠，当成新发现的宝贝，开口“他们”，闭口“非非”，整整迟滞了十年还以为自己特先锋。韩东、周伦佑若知道自己在海外有这样忠诚的传人，定然大感欣慰。

   
光是迟滞倒也罢了，滑稽的是，据说有人在诗歌网上拉起破旧大旗当虎皮，宣布凡是不按自己认定的主义写诗的都是在浪费时间。所谓的主义，不仅可以用于吹捧自己和同伙，也可以充当党同伐异的大棒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到了为理论而写诗，诗其实也就走到了末路。学那位评论家发表一个预言：这样的诗人，在诗歌史上等于零。正因为一心一意要在诗歌史上留下痕迹，所以下场也就比汪诗人可怜。正如二十年前为愤怒而写诗的北岛，要比现在为写诗而写诗的北岛，在中国诗歌史上更可能留下痕迹。

（1996.6.18.）

 

                         
流行诗人

 

   
流行诗人，其实是历代都不缺的。唐朝的元、白，流行到“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的地步，其流行程度把今天的什么诗人全都比了下去。这话不是其追随者的吹捧，而是攻击者的控诉，也就显得很可信。他们控诉的是元、白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类似于今天的评论家控诉汪国真对少年少女们的毒害。但流行的固然多不能传世，却也未必就都不能传世，元、白虽比不了李、杜，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除了宣称中国在他之前无诗的狂人，大概没什么人怀疑的了。类似的，还有奉旨写流行歌曲的柳永－－当年的靡靡之音，到今天也就成了经典。

   
元白诗在当年比李杜诗流行，是因为其浅显。今天的汪国真流行，也是因为浅显短小，易懂易记，又有那么一点哲理，很合少男少女们的口味。倘说汪诗人一开始就为了流行而写作，倒有点冤枉他了。据说他最初一直只是在报屁股上登些小诗赚点外快，一些读者把这些诗收集起来传抄，被出版家发现了，才挖掘出了这么一位流行诗人出来。这种奇遇，在中国诗歌史上很少见，也难怪让人忌妒得怒火冲天。比起当年我见到的那些拿着自己的诗集到处兜售，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出诗集的诗人来，和比起今天见到的请人来评自己的诗为最佳的网上诗人来，汪诗人其实要与世无争得多了。

   
明明是读者市场上的失意者，却偏偏要装出一幅愤世嫉俗的清高模样。他们真地如此不把读者看在心上吗？那也未必。只不过是对着读者自作多情却未被青睐，因爱生恨而已。要评选最佳诗作，也还要挂着“读者推荐”的招牌，如果有哪位读者肯赏脸，也还可以说一声“我们的诗还是有读者的”，可惜一位上钩的也没有，也就只好自我推荐和相互推荐，不免就有了几分羞羞答答。

   
八七年夏天我应南京几位校园诗人－－在今天的网上诗人看来，都是鼻祖－－之邀到南京鬼混了几天，正碰到他们在栖霞寺公园搞诗展，在空地上拉几个绳子，挂上一张张写着自己的大作的诗，就好象游园猜谜游戏一样。这些诗人就很在乎有没有人读他们的诗，还一本正经地统计参观的人数，连那些在公园里游玩凑过来瞄一眼看看是什么热闹的也都给算在内了；就象在现在把诗刊往网上一送，就算是有了几万读者。

   
唱艺术歌曲的没必要看不起唱流行歌曲的，自以为是严肃的诗人的也没必要怒斥流行诗人，何况其实是连怒斥的资本也没有。在文学艺术领域，还是要多一点宽容，少一点党同伐异的心态。

（1996.6.19.）

 

                       
功夫在诗外

 

   
我所见过的非非主义的刊物《非非》，半年出一期，前面是诗，后面是理论文章，八七年出了两期，据说后来还出了一期。六四之后非非的几个主要成员被捕，坐了几年牢，在狱中大概是出不成刊物的了。有人说他们一直在坚持出《非非》，想必是出狱之后的事了。当局如果真的允许犯过反革命宣传罪的人出版刊物，倒也算是一种进步。海外的人开始知道有非非，倒不是因为他们对诗歌创作和理论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因为他们坐了牢，也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者。有人把非非主义吹捧成什么元诗、纯诗的代表，以为他们真象嘴上说的只是在做语言游戏，那实在是没读过几首非非的诗，拿着一本诗选的一两首选诗就做起研究来了。比如翻开《非非》第二期，最开头就是周伦佑的一组诗，拿老毛的语录调侃，充满了政治意味，并不纯粹。某民/运人士曾说非非是通过语言游戏在对抗、破坏党文化，对非非的创作动机可谓一针见血。后来以“反革命宣传罪”被当局一网打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我从来就不相信那些要在诗坛上扬名立万、在诗歌史上占一席之地的人，会对诗歌创作抱着纯之又纯的动机。鼓吹什么纯诗，嘲笑别人的不纯，其实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成名一捷径而已。一心一意要出诗名的人，对自己的诗能否被接受倒不一定那么自信，这时候就用得着诗之外的功夫了。投身政治是一招，开山立派发宣言写评论是一招，拉帮结派互相吹捧也是一招，党同伐异更是一招。在国内见多了，再在国外见到，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新奇。虽然诗是早就没有了什么市场，但只要“诗人”的桂冠还不是一文不值，这些诗外的招数过去有人用，现在有人用，将来也还会有人用的。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深藏于心的沉着和自信。

（1996.6.20.）

 

                           
诗人剩饭

 

   
收到一封转帖，才知道我批评新生代诗人的几个帖子被转到了中文诗歌网，触着了网上诗人的痛处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一位对鄙人挥舞大棒的先锋，从前还自承在出国以前对新生代的诗一无所知，三年前的诗作跟新生代诗风毫不搭界，两年前才开始依样画葫芦写起新生代诗来，买了几本诗选之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生代诗史的网上权威，不仅时不时地指导网上诗人怎么写诗，还觉得有必要来揭穿“在网上骗人久矣”的本“莫须有”一家，教训起本人不要无知自取其辱了。而他用来推见本人“脸皮之厚，心境之卑微”的唯一算得上证据的东东，却不过是：

   
“就我在此能收集到的资料而言，“非非”至迟在九三年由周佑伦、叶舟编辑出过第七、八合期。而“他们”则至迟于九四年冬出过第七期，当期编辑为韩东和于坚。”

   
《他们》创刊于八四年，《非非》创刊于八六年，出到了九三、九四年，才出到了第七期，中间是否好几年没有下文，即使是真正诗人眼中的弱智，也不难明白。鄙人读《他们》《非非》、见不到它们的出版、知道那些诗人的去向、认定他们做为一个群体已成为历史的时候，这一位权威恐怕还在黑暗中摸索吧？《他们》《非非》会在两三年前复出，倒是我没料到的，未见国内的诗友提起，就象《今天》在停刊十年后在海外复刊一样，对中国的诗坛毫无影响，不过是在有了一定知名度之后的旧梦重温而已。

   
再抄一段话，看看陈评论家是怎么替真正的诗人痛骂汪诗人的弱智的，否则这杜撰诗人名言的罪名，以本人脸皮之厚，心境之卑微，也有点担当不起：

   
“然而，在诗坛上轰动一时的汪国真，令真正的诗人莫名其妙。他靠着从泰戈尔等人那里捡来的剩饭抹点奶油的本领，竟然迷倒了一大片刚刚才长上几颗青春痘的中学生。不知道他头上那顶诗人的桂冠是谁封的，只知道他那些弱智的句子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诗歌等于零。”

   
陈评论家不以为然的，是汪诗人捡泰戈尔等人的剩饭。七十年前冰心捡了泰戈尔的剩饭，连奶油都不必抹，却成就了诗名。时代不同了，现在再捡泰戈尔的剩饭，就要令真正的诗人莫名其妙，就是弱智，就是对诗歌的一种亵渎了。要拣剩饭，也该跟在真正诗人的后面，捡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写段诗评，也得注上几个英文词，否则“就别再浪费时间写诗了”。写诗的难免不捡人剩饭、拾人牙惠。令人齿冷的不在于拾人牙惠，而在于拾人牙惠还如获至宝，以为特新鲜特先进，进而唯我独尊，嘲骂别人的拾人牙惠，东征西讨，俨然成了诗坛霸主。

   
至于这种人脸皮是否厚，心境是否卑微，本人没有兴趣去论这种题外的东西，和做无聊的人身攻击。

（1996.6.20.）

 

                        
精神皇帝

 

   
这一期《枫华园》登的“地下诗人”贝岭的访谈很有意思。据贝诗人说，如果他创办的《倾向》办不下去了，就会是中国思想界的不幸，十几亿中国人，如果《倾向》连二千基本用户都拉不来，乃是中国人的耻辱，中国文化的耻辱云云。

   
古今中外高雅或自命高雅的刊物恐怕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最后都办不下去而停刊了，否则街头卖的就不会是小报而是高雅刊物了。只不过，停刊之前象贝诗人这样“天将降大命于斯人”地口出狂言对着国人骂大街，恐怕绝无仅有。这已不仅是以精神贵族自居，简直就是唯我独尊的精神皇帝了。刊物办到要成为中国人、中国文化耻辱与否的参照物，还是任其消亡的好。前一段有人在网上呼吁大家订阅拯救《倾向》，说得颇可怜，我当时一动，也想给点钱支持支持。现在才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怜悯的，要的是进贡，那就只好敬而远之了。

   
哪一天《新语丝》办不下去了，该算什么呢？世界网人的耻辱？世界网络文化的耻辱？:-)

（1996.12.21.）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飘渺之飞楼。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杜甫《白帝城最高楼》

   
这是一首七律诗，但是念起来却没有律诗的琅琅上口。它的格式大体上还和律诗相符，如在第一句和偶数句压平声韵，中间两联对仗很工整。但是它的音调在许多关键地方都与律诗的要求相反。这并不是不懂音韵或虽然懂音韵而不愿受格律的约束，而是故意与律诗的格律作对。例如律诗切忌在句末连用三个平声字，称之为“三平调”，这首诗却故意连续用了三处“三平调”（“之飞楼”、“鼋鼍游”、“随长流”）。由于律诗的格律是以音调和谐编排的，与之作对，必然导致念起来很拗口。这种写法，后来就被称之为拗格。这首诗的用字也很奇怪，用了平常律诗中不用的结构助词“之”、“者”，倒数第二句则不用七言诗的“四、三”断句格式，而用“五、二”句式（“杖藜叹世者、谁子？”），犹如散文，读起来很不顺畅。这样，从格律到句法，都使这首诗显得非常独特。后来的诗人也学这种写法，如韩愈以散文句子入诗，黄庭坚致力于写拗体律诗，都是为了避免平庸，显得奇特。但是这只是学了皮毛。老杜并不是为了在形式上标新立异。白帝城最高楼是独立之楼，老杜是独立之人，用独立之体，拗口之句，才写尽了不平之景，不平之情，不平之气。一个个似乎摆错了位置的字突兀起伏，满腔的悲愤因而跃然纸上。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飘渺之飞楼。”这一联写的是最高楼又高又险的地势。以“尖”形容城，似乎很奇怪，起笔就大不平常。但白帝城建在山头上，仰望确实让人感到“尖”，也只有“尖”才能突出其险峻。而通往这个险峻之处的，又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径，地势如此高危，连插在那里的军旗也发愁，何况人呢。就在这样的地方，孤零零地、若隐若现地耸立着一座楼，仿佛在飞腾。

   
“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这是登楼以后看到的景象，每一句都是由实变虚：“峡坼云霾”、“江清日抱”是实景，“龙虎卧”、“鼋鼍游”是虚拟。上句写山，是静穆的：云霾悬浮山中，山峡看上去断断续续，就像一头头静卧的龙虎。下句写水，是动荡的：在太阳的怀抱中，清澈的江水闪着波光，就像一只只鼋鼍在游荡。这一联又隐指当时局势的动荡不安和潜伏的种种危机。

   
“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这是极目远眺时的想像，每一句的写法变成了由虚入实：“扶桑西枝”、“弱水东影”是虚拟，“断石”、“长流”是实景。扶桑是传说中的一种神木，也是日出之处，这是向东远望，想像山峡之高，高到断石可以和扶桑西端的树枝遥遥相对。弱水是传说中昆仑山下的一条江，源流极远，这是向西远望，想像江流之长，长到可以和弱水东来的影子相接。一“对”一“随”，仿佛从东到西，天地之大，尽在眼底。

   
“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在写尽地势之险峻、高危，景象之壮观、广阔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上一联已念天地之悠悠，这一联也就顺理成章地独怆然而涕下。“杖藜”、“白头”，可见其老病（这一年杜甫五十四岁，四年后就逝世了）。“叹世”，可见感叹的不是自己的遭遇，而是世事的艰难，在当时自然是战乱不断，或许一开始的“旌旆愁”，愁的不只是地势的高危，还有战事的频繁？“谁子”，是“谁氏之子”的省略，这是周围的人见一老人登楼感叹世事，在打听、询问他是谁。此时诗人刚刚流浪到夔州，人生地不熟，这一问，又勾起了他无限的悲伤，自己一生飘零，忧国忧民，到老无人能知，于是就在摇着满头白发回首应答的一刹那，有血泪在高空中飞散！世事的辛酸，人生的不平，浓缩在这一问一回之间。

       
尖峭的山城崎岖的小径，就连旌旗也在发愁，
       
孤孤单单若隐若现，耸立着一座飞腾的高楼。
       
云霾隔断连绵的山峡，群山犹如龙虎在静卧，
       
太阳环抱清澈的江水，波光仿佛鼋鼍正浮游。
       
扶桑西端的树枝，遥遥相对山峡高高的断石，
       
弱水东来的影子，紧紧连接大江长长的水流。
       
这个人究竟是谁，拄着藜杖感叹世事的艰辛？
       
血泪在空中飘洒，就在满头白发回顾的时候！

（2002.9.8.）

   在近日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批评现在的教育功利性太强，一切只看成绩，这样的环境和土壤是无法培养大师的，甚至一些有可能成为大师的“苗子”也会被扼杀。

　　他举了郭沫若中学时的两张成绩报告单为例，“从两张成绩单上的成绩看，郭沫若当时显然算不上优等生。第一张成绩单平均成绩79分，包括国文、图画在内的3门功课不及格，最差的仅35分。第二张成绩单上，图画、习字的成绩也很一般，倒是理科成绩如几何、代数、生理等比较优秀。……如果郭沫若在今天上中学，这样的成绩是难考进大学的，即使考上了，家长和学校也一定要他上理科。像郭老这颗大师苗子肯定会被‘善意’地扼杀了。”

   
郭沫若有的科目的成绩低，是有原因的，比如他的“修身”课只得35分，就与他桀骜不驯、不服管教有关，他曾因为“纠众罢课”而被开除。不过，假如郭沫若的这份学习成绩能够体现出他的高考水平的话，我倒是觉得他要在今天考上大学甚至考上名牌大学都非难事，因为他成绩比较差的几门功课（图画、习字、修身等）都不是高考的内容，而他的理科和英语成绩又非常好，有的还是满分，主要科目的平均成绩完全算得上优秀，不知朱校长为何断言这样的成绩在今天难以考进大学？

   
郭沫若后来的确是上的理科，是不是家长和学校一定要他上的就不知道了。他在1913年7月考取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914年到日本东京考入一高预备班医科，1918年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23年3月毕业，获得了医学士学位。

   
但是这颗大师苗子并没有因为上了理科就被扼杀。正是在留日学医其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发起成立创造社，诗集《女神》也是那个时期出版的（1921年）。

   
所以我实在不明白朱校长举郭沫若为例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从郭沫若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代文学宗师的理科成绩也可以是非常好的，也可以是学理科出身的。文学大师并不需要大学来培养。

   
当然，文学大师也可能理科成绩非常糟糕，比如朱校长所说的“考清华时，钱钟书数学只得了15分，吴晗则仅得0分，现在他们都不可能考上”。其实现在高考招生时对有专长的学生也向来是网开一面的，例如在重大竞赛中得奖的就可以加分甚至保送，钱钟书、吴晗在今天未必就上不了好大学。朱校长以此为例却是为了批评高考“迫使学生集中全力应付要考试的那几门课程，全面素质教育无法实行”。但钱钟书、吴晗的数学成绩如此之差，岂能做为“全面素质教育”的典范？难道全面素质教育是不包括数学素质的？难道想要鼓励现在的学生向钱钟书、吴晗学习，数学是可以不学的？

   
朱校长本身也是理科出身，应当知道科学研究重统计而不重特例，何况举出的特例还是个反例。大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师们的成长之路也是五花八门的，例子举得再多也只是特例。有的大师还是自学成才，连学都没有上过的呢，恐怕不会有人因此认为教育是可有可无的吧。

   
如果真的想要实行全面素质教育，就不应该以培养大师做为诉求。教育面向的应该是广大学生，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几名大师。把“我国近几十年来未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做为教育失败的体现是错误的。教育界急功近利、风气浮躁的恶果是未来公民的道德水平、科学素质的滑坡，那才是更令人担忧的，比少出几个大师要严重得多。

   
当然，对有天赋的学生可以实行特殊的培养，但是那不是教育的重点。大师往往不是能够有计划地培养出来的，特别是文学大师，更是如此。

   
我并不是在为现在的高考制度、教育体制辩护。我只是希望，在检讨高考制度、教育体制的弊端时，能够更理性、严谨一些。

2006.7.16

（《同舟共进》2006.9）

(XYS200609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

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这是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已在家赋闲了七年的海瑞写给大学士吕

调阳的一封信。这一年，当国首辅张居正（太岳）次子张嗣修将参加会试，海瑞

便给身为次辅的吕调阳写了这封信，旁敲侧击，提醒他不要徇私舞弊。也许在他

看来，要让嗣修落第才能显出公道吧。结果呢，却是嗣修高中廷试第二名，赐进

士及第。张居正为此向万历皇帝神宗谢恩时，神宗回答得挺坦率：“先生大功，

朕答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其后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即剥夺张的儿子们

的功名，逼死的逼死，充军的充军，对先生的子孙是这么看顾的。赐进士及第的

是他，连张居正请求回避都不许；剥夺功名的也是他，连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

追究责任，若说徇私舞弊，皇帝才是正主，海瑞这封信，完全寄错了人。就算吕

调阳真能操纵会试结果，海瑞大约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从天涯海角寄一纸短笺就

能让当朝大学士听退休官僚的忠告。这一封信，与其说是写给吕调阳看的，不如

说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后人看的。

　　海瑞自己却不是进士出身。他在嘉靖二十八年（公元一五四九年）中了乡举

之后，会试落第，就未再参加会试，而以举人出身踏上仕途。明朝对官僚的出身

极其看重，举人只能做做小官，非进士出身万难挤入高层。海瑞从福建南平县的

儒学教谕开始做起，一步步往上爬，竟当过总管江南鱼米之乡的钦差大臣应天十

府的巡抚，最后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的任上，追赠太子少保，这可以

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他的仕途的转折点，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骂皇帝”事件。在

两年前，海瑞从兴国县知县任上上调进京，在户部云南司任主事。名为主事，其

实什么事也不用操心，大事有尚书、侍郎在管，小事有吏在做，无所事事了两年

之后，他给嘉靖皇帝世宗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在这封空前绝后的奏疏中

，海瑞只字未谈本职工作，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父

子分离不是个好父亲，乃至夫妻分居不是个好丈夫，“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

，一个大臣上奏疏告诉皇帝说天下人早就认为你不配当皇帝，可真够骇人听闻的

了。然而还有更激烈的话，为《明史》所不敢录，虽然一篇《海瑞传》，有一半

的篇幅倒用于抄这封奏疏：

　　　　“今赋役烦增，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罄，十

　　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

　　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比之武宗之胡闹，神宗之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还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

，但我们一谈到明朝的昏君，想起来的首先就是这位家家皆净的嘉靖帝，在一定

程度上还得归功于海瑞这一骂。我们读这样的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一样的痛快

，但不要忘了，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上以纳谏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无法

容忍如此进谏。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

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旁边的一位宦官劝他说：这人是个出名的书

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别了家眷，遣散了仆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象会逃跑

的样子。实际上在两年前海瑞进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琼州故乡，不可能在这时

候又来告别家眷，这或者是这位宦官编造了一番话为海瑞求情，或者这整个戏剧

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虽然被一本正经写进了正史，但中国的史书，

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

　　海瑞没有家眷可告别，但上了奏疏之后，倒是去找过同乡王宏海托付后事，

可见他自己也明白上这样的奏疏，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并不能让皇帝幡然改悔。

既然如此，又何必干这种无成效的蠢事呢？用后来神宗评言官们的话说，这是“

讪上卖直”，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果然，“公是疏一出，而直声震天

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刚峰海公行状》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真可

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

　　世宗虽然大叫“快去把他抓来”，却并不相信一区区主事敢上这样的奏疏，

还想放长线钓大鱼钓出幕后的黑手，派特务跟踪海瑞跟踪了一段时间，实在摸不

出别人，才把他抓进了锦衣卫让刑部问罪定刑。该给海瑞定什么罪，却颇使刑部

为难。《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

，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人居然敢骂皇帝，最高只定到骂公侯

，对此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成死罪。刑部人

马翻遍了《大明律》，也翻不出该给骂皇帝的人定什么罪。最后是刑部尚书想出

了解决办法，比照“子骂父”律，属十恶不赦之罪，判处绞死。“子骂父”罪属

于告诉乃论，在这一案中，皇帝成了原告了。

　　海瑞既然已直声震天下，若被处死，就会青史留名，如果大难不死，就有了

升官的资本。他很幸运，世宗还来不及处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连牢中的主管

都知道这下子海瑞该高升了，办了一桌酒席来讨好他。海瑞还以为这是死前的最

后一餐呢，从从容容吃喝完毕，才知道原来世宗驾崩了，于是哭得死去活来，把

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来，晕倒在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世宗早就不

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怎么又如此难过呢？但不这么一哭一

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

　　海瑞在出狱后的两年间，换了六七次官职，连升四级，从正六品主事一直升

到了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誊黄，其升迁之快，无以复加。这固然是大难不

死的后福，却也是因为在当时内阁的党争中，他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被

徐阶一手提拔。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

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

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

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机对高拱群起而攻之。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

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

的鹰犬，这二人乃是奸党，请求穆宗“罢斥高拱，将齐康重加刑治”，以其骂皇

帝的天才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十几年后海瑞整理文集，重读此文，自己

都觉得脸红，加了个附注说“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指徐阶和高拱）心事俱未

的确。”但高拱终于因此去职，而海瑞也就连连升官，官至四品，身披红袍了。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

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海瑞披上红袍的这一年（隆庆三年）

，刚好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之年。所谓京察，就是由吏部和都察院对五品以下的京

官做出考察，而四品以上的则做自我鉴定。海瑞在自我鉴定中便称自己无所事事

，不称所职，请求把他革职。内阁和吏部的大臣们自然很明了这种以退为进的把

戏，他们既然不敢当真把这位名满天下的忠臣革职，就只好委以重任。这一年六

月，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让一个举人担任钦差大

臣，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更不用说巡抚的是全国最富庶的应天（南京）、苏州、

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这十府了（还兼理杭州、嘉

兴、湖州三府的税粮）。

　　新官上任，照例要发布一个安民告示。海瑞颁布的《督抚条约》洋洋洒洒三

十六条，所津津乐道的是地方官员该如何参见、招待巡抚大人，当然是要求一切

从简，连一顿饭该花多少钱（价贵地方，费银不过三钱，物价贱地方，费银二钱

，烛柴俱在内），该吃什么（鸡、鱼、猪肉三样和小瓶酒，不用鹅及金酒），都

定得清清楚楚，使人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未免也太婆婆妈妈。最奇的有这么一条：

　　　　“各官参见手本用价廉草纸，前后不著壳，后不留余纸。别事

　　具手本亦然。凡册用稍坚可耐久而价廉纸，不许如前用高价厚纸。

　　申文纸亦然。册用白纸表褙为壳，封筒用单纸，内先用一草纸护封

　　放弊，不用表褙纸。凡文册俱指顶大字便览，防洗补。申文供招等

　　项，不许重具书册。”

　　联想到他还在担任淳安知县时，就规定衙门用纸“先用后偿”，“用过纸一

张，则给与一张，用过四五张，则给与四五张”，真是惜纸成癖，始终如一了。

要是让他担任首辅，说不一定也会下一条全国惜纸令。我们也许会误以为明朝的

纸张是什么贵重东西，其实他所规定不许留空白的廉价纸，不过是每百张银六至

八分，高价的永丰纸，每百张也就值银二钱，相当于他的一顿饭钱。他对此的解

释是“毫厘皆民脂膏，损之毫厘，莫不有益。”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

，而且惟恐人不知。他在巡抚任上主持疏浚吴淞江这一“万世功”，公布的预算

是银七六一零二两二钱九分，真正是把毫厘都算在内了。而这花费了几万银两的

疏浚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七册引耿橘的话

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

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

　　巡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审案，对此，海瑞在《督抚条约》中一面反反复复地

说“江南刁风盛行”，喜欢告刁状，一面又宣布“本院法之所到，不知其为阁老

尚书家也。”则又等于是在鼓励告状。据他说，应天巡抚衙门每月初二、十六放

告的这两天，每天来告状的有三四千人之多。每月要由他一个人处理这么多案子

，没有神仙的本事，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何况他在办案时，遵循的是伦

理、道德高于事实、法律的原则：“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

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其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

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

，以存体也。”则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顽、乡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

才织成了这顶“青天”的高帽。

　　海瑞巡抚应天半年之后，有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这是针对其

种种条约的；另一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导致“种肥田

不如告瘦状”的民风，这是针对其办案的。这时候高拱东山再起，也不会容忍一

个政敌占居要职，海瑞终于因“志大才疏”被免去应天巡抚而专督粮储，愤而告

老还乡。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告养病

疏》），当时的首辅李春芳看了哭笑不得：这么说来，我岂不是老太婆了吗？连

这位宽厚的首辅，海瑞也失去了他的同情。

　　海瑞离职后，就回到了家乡琼山闲居。有祖传的十亩薄田可供度日，他自己

又清苦惯了，生活本不成问题。但是他又要刻书印文集，好让自己的政绩流传下

去，则不能不另开财路，这时候，他的名声又派上了用场了。对琼州府的官员、

乡绅们来说，身边这位以正直清廉闻名遐迩的大名人，正是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

最佳人选。通过写这些应酬文章而获得报酬，是海瑞闲居时的一项主要收入。文

集中所收的“赠序”一类的文章之多，真让人怀疑他是否把这当成了一项生意来

作，来者不拒。这些赠序的对象，大约有的本来名声并不好，甚至乃是贪官污吏

，所以海瑞一面应酬为他们歌功颂德，一面又用点春秋笔法，羞羞答答地作些“

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之类的

声明，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

　　虽然人在天涯海角，离京万里，但从本文开头引的那封信即可知道，海瑞对

官场的是非并未忘怀。张居正柄政的时候，海瑞曾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但张居正

却委婉地拒绝了。其实两人的政见本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都赞成、推行一条鞭

法，都想严肃法纪，但张居正在用人之际却拒绝重新起用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

情世俗，轻率冒进（他在给海瑞的复信中说：“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

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史·海瑞传》却说是“

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倒象是张居正怕召来海瑞跟自己对着干似

的。而有的更说张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写给吕调阳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

恨。其实海瑞写那封信时，张居正已当国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还不如说海

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写了那封信的呢。

　　张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头之日，但新的当权者对于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

拖就拖，一直到张居正死后两年，即万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才宣布让

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时候经过十六年的赋闲，海瑞已是七十二岁的老翁

了，却欣然受命，视之为“千载一时”的难得机会，浑然不顾那不过是一个闲职

。

　　自从明成祖把京师迁到北京，南京就成了留都，保留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

，但这只是有名无实的荣誉机构，到南京的中央机构任职，也就跟养老差不多。

江南花花世界，也正是老干部们养老的最佳场所。歌德曾有一首诗描绘这种情形

（《中德季日即景》）：

       
厌倦官场，腻于朝政。
       
春和日丽，辞离北国。
       
驻足江南，退隐水乡。
       
游山玩水，舞文弄墨。
       
开怀畅饮，杯复一杯。
       
自在若是，夫复何求！

　　现在来了一位既非厌倦官场，且又热衷朝政的管官的官（当时南京吏部尚书

没有到任，侍郎实际上是负责人），这一个老干部之家就没有安宁了。海瑞正是

对南京中央机构的这帮人整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为不满，竟然想到要援用两

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员游乐的陈规，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这时候他似乎对朱元

璋的那套严刑峻法着了迷，给神宗上疏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举太祖法，剥皮囊

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剥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剥贪官的

皮制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继任官员），此论一出，朝野大哗。当时的官员手上

都有点不干不净，那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大明的官俸那么微薄，只够糊口呢？现

在海瑞竟然对皇上建议说凡贪污八十贯以上的，就该绞杀，则全国的官员，恐怕

除了要变卖产业才能置备朝服的海瑞自己，通通该杀了。被激怒的御史们群起攻

击海瑞，南京的御史们要保护自己的屁股，更是起哄得厉害，神宗为了平息众怒

，就下了个结论，宣布海瑞的言论“有乖政体”“词多迂憨”，最后干脆把话挑

明了，他之所以起用海瑞，只是看中了他的名声让他来当花瓶的：“虽当局任事

，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海瑞受到了神宗如此公开的蔑视，再热衷也无法把官继续当下去了，连上七

次奏疏要求告老还乡，神宗一概不准，要他继续把花瓶当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

，病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神宗在悼词中赞扬海瑞是“直言敢谏之忠臣”，

却也不忘贬他一句“强项不能谐时”，这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海瑞出丧那天

，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绝，这是百姓对这位演员谢幕时的喝彩。

　　人生舞台上的海瑞谢幕下台了，艺术舞台的海瑞紧接着上场。海瑞死后不久

，万历年间就出现了一本专门描写他的办案的小说《海忠介公居官公案》，里面

所描述的七十一个案件，跟海瑞自己记载的许多案件相比，竟然没有一个相同的

。此后又有长篇章回小说《海公大红袍》、《海公小红袍》。至于以他为题材的

戏曲，那就更多了，传奇《朝阳凤》、《吉庆图》、《忠义烈》，京剧《五彩舆

》、《德政坊》、《梁鸣凤》，高甲戏《海瑞回番书》，潮剧《刘明珠》……一

直可以数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和害死了一位明史学家的

一家三口的更大的毒草《海瑞罢官》，这一位海青天，也就在舞台上永远地活了

下来，与原型离得越远，活得也就越长久。主张“宁作良臣，不作忠臣”的明末

史家谈迁曾悲愤地问道：“夫缄口以待迁，厚利也；危言以招戮，实祸也；身死

而天下悲其忠，虚名也……博此虚名，将焉用之？”答曰：用之舞台。

（1997.10.）

　　嘉靖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忽然起了大火。大明的宫殿经常莫名其妙地起火灾，但这次失火的原因却很清楚，是因为嘉靖皇帝酒后跟宫姬在貂帐里玩烟火，火势蔓延开去，把永寿宫烧个一干二净。

　　皇帝暂时搬到了玉熙殿，见那里又狭窄又潮湿，很不满意，便宣召内阁首辅严嵩和次辅徐阶询问怎么办。

　　严嵩坐着肩舆进了禁苑，这是他八十岁那年，皇帝给他的特赏。这一年，严嵩已经八十二岁了，居相位也已近二十年，皇帝对他却依然恩宠不减，舍不得让他告老还乡。嘉靖皇帝号称英察之主，乃是非常有主见的人，虽然整天求仙服丹，却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朝廷的控制，凡事在询问臣下之前就已打定了主意。宠幸大臣的本事，就在于摸清、迎合皇帝的主意，而严嵩正有这样的本事，再加上他的儿子严世蕃精明能干，父子两人合在一起，把皇帝的心事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所奏总能正中皇上下怀，在别人看来，竟象是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皇帝长期住在西苑建蘸迎仙，大臣们又多了一份差事：书写献给神仙的青词。严嵩早年是颇负盛名的诗人，“诗思冲邃闲远”，“文致明润宛洁”（王廷相语），正是写青词的最佳人选，皇帝对他进献的青词，往往再三把玩，赞赏不已。皇帝常把制成的仙丹赏赐给严嵩试服，这些仙丹其实乃是铅汞化合物之类的毒品，严嵩七八十岁的老人，仍不惜充当小白鼠。从他写给皇帝的实验报告来看，他不仅真的服了，而且非常忠实地报告服后的后果，“遍身躁痒异常，不可一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还到哪里去找如此善解人意、文采斐然而又忠心耿耿的大臣呢？皇帝一有问题，自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了。

　　对皇帝要住到哪里，严嵩已经想过了。眼下正在修建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大殿，工程浩大，淘空了国库，没有多余的人力物力重盖永寿宫。按理皇帝应该回到大内去，这也是众公卿的主张。但是严嵩知道，自从嘉靖二十一年发生了宫女杨金英等人谋杀皇帝的“宫闱之变”之后，皇上就不敢再回大内去了，一提起大内就心惊胆战，建议皇帝回大内，正是触犯了忌讳。众位公卿只是盼着皇帝回了大内就可恢复朝仪，视理朝政，却也不想想皇帝心里的难处。严嵩的建议是，皇上暂住修饰完整的南宫（重华宫）。

　　严嵩自以为考虑得面面俱到，这个建议定会博得皇帝的满心欢喜。不料皇帝听了，大为不高兴：你这是要把我关起来吗？严嵩千算万算，却忘了当年明英宗被也先俘虏放回后，景帝就把他软禁在南宫，因此在嘉靖皇帝看来，南宫乃是“逊位受锢之所”，大大的不吉利。

　　这就给了精明不在严嵩之下的“甘草国老”（海瑞语）徐阶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机会。徐阶奏说：三大殿工程确实浩大，但我们正可以利用三大殿工程的“余料”和人力修复永寿宫，百日之内当可完成。皇帝想着的正是要修复永寿宫，一听徐阶这么说，龙颜大悦，下令马上动工，并钦命徐阶之子督视工程。第二年三月，永寿宫如期修复，皇帝将其改名万寿宫，大庆五日，大赏诸臣，徐阶加官少师，与严嵩平起平坐了，而严嵩仅加禄百石。

　　严嵩开始失宠了！这几年来他的确老了，精力大不如以前，政事都要事先跟严世蕃商量，人称“大、小宰相”，又说是“皇上不能一日无嵩，嵩又不能一日无其子”。偏偏在嘉靖四十年五月严老夫人去世，严世蕃要丁忧守制三年，不能跟随老爹到西苑直庐办公，便干脆整天躲在家里跟姬妾们鬼混，父亲从直庐遣人走问政事，他也只是敷衍了事。这样，严嵩的奏对就越来越不称圣意，他在皇帝心目中的份量也就一直往下掉。他知道，以后的政权会是徐阶的了。自己先前迎合皇帝陷害、得罪了许多人，得给子孙们留条后路了。他以前曾得意洋洋地说过：“有我福，无我寿；有我寿，无我夫妇同白首；有我夫妇同白首，无我子孙七八九；有我子孙七八九，无我个个天街走。”现在这些个个天街走的子孙反而成了包袱，得依赖别人的扶持了。于是他办了酒席宴请徐阶，席间令子孙们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对徐阶托孤道：“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徐阶表面上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连连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内心却开始琢磨如何给严家以致命的一击。

　　要扳倒一位大臣，普通的办法是指使亲信联合上疏弹劾。这一招，徐阶在三、四年前就试过了，不灵。嘉靖三十七年，徐阶的门生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和刑部主事张翀，以及同乡刑部主事董传策三人同日上疏弹劾严嵩。皇帝一眼就看穿了这是徐阶想要抢班夺权：严嵩这么老了，你徐阶就不会再等一等，何必这么急？下旨把三人逮捕入狱，定成“相为主使”“诬罔大臣”之罪发往烟瘴卫所充军。徐阶为此被迫韬晦了几年。现在皇帝的恩宠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又可以再试一试了。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出奇制胜呢？

　　大臣听皇帝的，但皇帝又听神仙的，谁能代表神仙呢？道士。也许突破口就在这里了。计谋已定，徐阶便向皇帝推荐了一名来自山东的道士蓝道行，此人的特长是会降紫姑扶乩。道教山山有仙，处处有神，这位紫姑，就是主管厕所的女神，据说她的乩语最灵。在扶乩之前，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纸上密封好，让太监带到扶乩之所焚烧，再请神仙降临以乩语答复。如果乩语不准，皇帝不是怪道士不灵，而是责备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愿降临。这么给怪罪几次，太监们也学乖了，烧以前先偷看皇帝所问的内容，再转告蓝道行，这样降下的仙语自然是百发百中，句句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皇帝也就对蓝道行的道行深信不疑。宫外呢有徐阶在通风报信。严嵩将有密札呈奏皇帝，徐阶先派人通知蓝道行，扶乩的时候就预言说：“今日有奸臣奏事。”皇帝正在纳闷谁是奸臣，严嵩的密札送到了，严嵩也就成了神仙口中的奸臣。神仙的话，皇帝能不信吗？然而最终导致严嵩下台的，却是初夏的一场大雨。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的一天，御史邹应龙出门碰上了大雨，到一位内侍太监家避一避，顺便打听点宫内的动静。这位太监连连摇头：说不得啊说不得。这一来邹应龙好奇心大起，不停地追问，太监也就讲开了：最近皇帝密令蓝道行扶乩，问的是天下何以不治。神仙回答说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谁是贤，谁是不肖呢？神仙说是贤者如徐阶、杨博，不肖者如严嵩父子。皇上又问了：我也知道严嵩父子很贪婪，上帝怎么不处死他们呢？神仙回答说：我如果处死他们，就会加深了重用他们的人的罪责，所以留给你自己处置。皇上听了，沉吟了好一会，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雨停回家后，邹应龙反反覆覆仍然想着这一个问题。如果皇上真的已经动心，决定除去严嵩，抢先告发自然是奇功一件。但是如果皇上还没动心呢？重者杀头，轻者流放，从前的沈炼、杨继盛、吴时中等人就是前车之鉴。邹应龙想了一夜，仍然决定不了该怎么办，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正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见自己带了随从出去打猎，看见远处有一座高山，对准了放了一箭，箭却不知飞到了哪里。继续往东走去，前面又是一座山，不过要小多了，山边有一幢楼，下面全是田，田里有一堆米，米上盖着草。他又发了一箭，这下子，楼倒了，小山倒了，高山也跟着倒了下来，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惊醒过来。做了这么个奇怪的梦，是什么意思呢？高山，高山，合起来不就是一个“嵩”字吗？这么想下去，梦中的情景就一一可解了：东边的楼是“东楼”，那是严世蕃的字，田上面有米，米上面再加草，合起来可不就是“蕃”字吗？明白了，这个梦是要告诉他对准了严世蕃攻击，连带着打倒严嵩。他不再犹豫了，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控告严世蕃贪污误国：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

　　最后是请斩严世蕃，休退严嵩。
　　类似的奏疏，十一年前锦衣卫经历沈炼、九年前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杨继盛都上过，结果一个以“出位恣肆狂言，排陷大臣，计取直名”之罪流放，后以谋叛罪被斩，一个被抓住了奏疏中“或问二王（裕王、景王），令其面陈嵩恶”一语，定成“诈传亲王令旨”罪被杀。至于吴时中三人弹劾严嵩父子被流放，不过是四年前的事。然而时势变了。现在皇帝读着这封奏疏，想到的是上帝要他处死严嵩父子的乩语。圣谕曰：

　　“嵩小心忠慎，袛顺天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人所疾恶，既多年矣。却一念纵爱悖逆丑子，全不管教，言是听，计是从，不思朕优眷。其致仕去，仍令驰驿，有司岁给禄米一百石资用。……”

　　皇帝毕竟还念着严嵩的种种好处，不忍加害，只以纵爱逆子之罪令其致仕还乡。严世蕃也未被处死，而是流放到雷州卫。然而二十年的老宰相终于倒了！首辅是徐阶的了，连严嵩原先的办公室西苑直庐也是他的了。他在直庐的墙上写了三句话，向大家宣布自己的执政方针：“以威服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依然是一副与世无争、无为而治的模样，但是他是不会甘心让严嵩安度晚年的。

　　嘉靖四十一年六月二日，严嵩满怀悲伤，出了北京广渠门，沿着运河南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江西袁州府分宜县。这位曾经名震海内的诗人，四十年来把文才花在了替皇帝撰写青词上，现在是再也无青词可写了，突然焕发了诗的青春，一路南回一路吟唱：

　　“承诏赐休退，整驾念徂征。出昼心已结，辞天骨犹惊。伫立独踟蹰，泪落忽沾缨。上恋圣主恩，下怀知爱情。远树千重隔，沧江双橹鸣。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南还稿·六月二日出都作》）

　　“路歧方浩浩，纷思何由平？”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使他预感到这不会是最后的结局。

　　严世蕃并没有到雷州卫去服刑，只走到广东南雄，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就偷偷回家了。回去后也并不韬光养晦，而是大动土木，兴建私宅，这样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一天，袁州府推官郭谏臣有公事到严府，见到上千名工匠正在修建园亭，督工的家奴对他非常无礼，甚至还有人向他投掷瓦砾。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回去后干脆向巡江御史林润告发严家聚众练兵，准备谋反。

　　这时候，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戍所逃回了徽州老家，两人来往密切。这位罗龙文是倭寇首领王直的姻亲，曾经奉总督胡宗宪之命出海招降。林润接到郭推官的告发后，把故事编得完整一点，向皇帝控告这两个人以建造府第为幌子，聚众四千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这是谋反大罪，皇帝自然极其重视，立即下诏速将严世蕃、罗文龙拿来问罪。那时候严世蕃之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闻讯赶快派人赶在圣旨下达之前到家乡报警。严世蕃得报，想逃回戍所，却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中，被逮住了，解往京师。这是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的事。

　　严世蕃二进宫了，却也并不怎么惊慌，“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他有的是计策。自己贪污受贿，天下人均知，想赖也赖不掉，但是“皇上只要人干事，不怪人爱钱”，认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邹应龙告发他的不就是“贪污误国”吗？最多再流放一次罢了。“聚众谋反”、“通倭”的罪名那才是最可怕的，不过也没什么证据，其实根本就是捏造的，应该不难洗刷清楚。最好，是让三法司连带判决严嵩害死沉炼、杨继盛，这两个案子乃是皇帝亲自定的，要是让皇帝觉得三法司想为沈、杨翻案，审官和囚犯的位子恐怕就要掉个个儿了。计谋已定，他便命其党徒四处宣扬：不好了，要是三法司把沈、杨二案翻出来，严世蕃就死定了。

　　负责此案的三法司刑部尚书黄光先、都御史张永明和大理寺卿张守直果然中计，在判决中大书特书严氏父子迫害沈、杨。写好了，在上奏之前照例送给首辅徐阶过目。徐阶将三人领入内室，屏退左右，问道：诸君觉得严公子该不该死？三人异口同声回答：死有余辜！徐阶又问：那么你们是要他活还是要他死呢？三人答道：正是要他为沈、杨偿命啊。徐阶连连摇头：严嵩害死了沈、杨不假，但那都是领过圣旨的。皇上是最英明的，绝不会错。诸位的这份判决呈上去，皇上疑心三法司是在怪罪皇上，必定震怒，大家都免不了要被问罪，而严公子也就大模大样地出都门回家了。三人谔然，赶忙请教徐阶怎么修改。徐阶说：只要以林润的奏疏为底稿，再把聚众谋反这一条发挥发挥就行了，事不宜迟，稍迟就会发生变故。三人就请徐阶主笔，徐阶微微一笑，从袖中取出底稿：早就写好了，各位以为如何？三人看了，连声说好，马上叫来吏员誊清，这份致严世蕃于死地的判决书就从徐阶相府递了出来。

　　严家闻讯，这才真的慌了。严嵩托人送重金给徐阶，请他营救。徐阶钱照收，人也照杀。他的道理很简单：不收钱，严家的人要怀疑我捣鬼；不杀人，众人要怀疑我捣鬼。这位甘草国老，到现在还是两边都不得罪。

　　皇帝却也不信严世蕃会谋反，命令三法司再核实。圣谕云：“此逆情非常，尔等皆不研究，只以润（林润）疏说一过，何以示天下后世？其会都察院、大理寺、锦衣卫从公鞠讯，具以实闻。”

　　徐阶领了圣旨，急出长安门。三法司的官员们早在门外等候，他随便问了几句，就赶回家中，起草答疏，声称“事已堪实”，通倭谋反“具有显证”。皇帝这才批准了三法司的判决，于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之罪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死刑。死囚按规定应该留到秋后处决，但这一次，按徐阶的要求，立即处斩，“亟正典刑，以泄天下之愤。”怕一拖就要出意外吧。

　　当时的史家，多认为严世蕃死有余辜，却对以莫须有的叛逆之罪处斩不敢苟同。张居正主修的《明世宗实录》评论此案说“其罪状宜坐奸党之条，岂无可杀哉？乃润（林润）疏指为谋逆，法司拟以谋叛，悉非正法也。”支大纶的《皇明永陵编年信史》也是大为不满：“比乃咒诅怨望，练兵积粟，通倭诱虏，茫无影响，何以服天下之心哉？内阁颐旨，法官唯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谈迁在《国榷》中更是感叹道：“嗟乎！三尺法至平也，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自置相以来，未之闻矣。”其实这是有先例的，当年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不就也捏造了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吗？有太祖高皇帝做榜样，徐阶想必是心安理得的。

　　徐阶不以“奸党”之名处置严世蕃，却捏造出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出来，其用心，乃是要把严家一网打尽。犯了叛逆之罪，亲属都要受到牵连，家产也都在抄没之列。即使他们在判决中未对严嵩拟罪，严嵩却也难逃法网，皇帝还要怪他们未依法追究严嵩的罪责（诏令云：“疏内不言逆本，是何法制？”），下诏把严嵩及其孙子们削官为民，并抄没家产。对江西严家的抄没，不知为何，一直拖到严世蕃被处决之后的五个月才进行，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和无数的珍宝古玩字画。严嵩出身贫寒，这些财产，当然都是他当了大官以后，特别是入阁拜相以后，父子劳神搜刮而来的，用张居正的话说，是“商贾在位”。做了几十年的买卖，一夜之间就赔个精光。

　　抄家之后严嵩的去向，各家说法不一，或说他寄食故旧，或说他寄食野寺，或说他与孙子住在关公庙，《明史·严嵩传》则说他是“寄食墓舍以死”，大约是到处打游击找人讨口饭吃。他是哪一年死的，各家说法也不同，或说被抄家以后不久就死了，或说过了一年才死，《明史》则说是过了两年才死，与嘉靖皇帝差不多同时死的，终年八十七岁左右。死后没钱买棺材下葬，也没人吊唁，直到万历初年，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当国，才吩咐分宜县县令收拾严嵩尸骨备棺埋葬。这位县令遵命照办后，张居正还特地去函称赞：“闻故相严公已葬，公阴德及于枯骨矣，使死而知也，当何知其为报哉？”大约觉得自己的老师对严嵩的处置未免太过份，或者，是要借此为后人如何对待故相立个榜样吧。他自己死后，却也差点被开棺鞭死。至于徐阶的结局，也并不怎么美妙，三个儿子被逮充军，田产充公，若不是张居正极力维护，说不定也落得个跟严嵩一样的下场。在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内阁纷争中，只有皇帝才是最后的赢家。

199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