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人们，并非都是由于科学上的疑虑（且不说其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有的是出于其信仰，认为人类不应该种植“不自然”的作物。但是人类今天种植的作物，没有一种是“自然”的，全都是人工改造过的。这个改造过程发生于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尝试种植粮食的时候。在种植过程中，发现有的植株有人们想要的性状（比如产量比较高、味道比较好），于是其种子被保留下来，继续种下去。在下一代中，又选择“品质”最好的往下种，这样一代代地选择下去，就能得到“优良”品种。达尔文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人工选择”。
    这个过程非常缓慢。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一种野生植物要花上千年的时间。1719年，英国植物学家费尔柴尔德发明了一种创造作物新品种的方法——杂交育种，把作物的不同品种进行杂交，在其后代中选育具有优良品性的品种。到了20世纪初，遗传学的创立为作物育种提供了理论依据，植物学家用杂交育种方法创造出了许多在农业生产上有巨大实用价值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自然界原先没有的。
    但是不同物种之间的杂交很难成功。在1930年代，植物学家发现使用秋水仙碱能够有效地克服远缘杂种不育的难题。之后又发明了细胞质融合技术，把来自两个物种的细胞融合在一起，从中培育出杂交后代。有了这些技术，杂交打破了物种障碍，杂交育种不再限于物种内部。两个不同的物种之间，甚至不同的属之间的杂交成为了可能。比如，通过把属于不同属的小麦和黑麦杂交，创造出既有小麦的高产又有黑麦的抗锈病能力的新物种小黑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育种技术——诱变育种获得了广泛应用。它通过使用化学诱变剂或辐射来诱发种子产生基因突变，从中筛选出具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比起杂交育种，诱变育种更加“不自然”，因为它直接改变生物体的遗传物质，创造出了新的基因。
    这些方法都属于经典育种技术，育种学家在使用这些技术时，其实是相当盲目的，并不知道他们给植物新品种引入了什么基因。从遗传学诞生日起，人们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直接而精确地改变生物体的基因，或者说，对生物体实施“遗传工程”。这只有在分子遗传学诞生以后，才成为可能。
    第一次遗传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伯格实验室完成的。他们把噬菌体λ的DNA片段插入猿猴病毒SV40的基因组，首次在体外将来自不同物种的DNA重组起来。这个重组DNA分子由于含有哺乳动物病毒序列，有可能被结合进哺乳动物细胞的染色体中；又由于含有噬菌体λ序列，有可能在细菌（例如大肠杆菌）中扩增。虽然由于许多人担心扩增含有病毒序列的大肠杆菌的危险性使得伯格中断了进一步的实验，但是伯格实验已为未来的遗传工程绘制了蓝图：用细菌扩增重组DNA，并把重组DNA引入生物体中。
    伯格在1971年6月冷泉港会议上首次报告其实验结果时，就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伯格采用的病毒SV40是一种致癌病毒，这种研究有可能培育出携带致癌基因的重组大肠杆菌，由于人体肠道内就生长着大肠杆菌，一旦重组大肠杆菌从实验室中逃逸，就有可能在人群中传播它们所携带的致癌基因。1973年1月22－24日在加州阿斯洛马举行会议讨论重组DNA技术的危险性问题。这一年的3月份，波义耳、科恩实验室大大改进了重组DNA技术，成功地进行了“分子克隆”。他们采用细菌的质粒做为重组DNA的载体。质粒是一种环形的DNA分子，携带着能抵抗抗生素的基因，一旦进入细菌细胞中，就能自动大量地复制，并表达被重组进去的基因。这个实验进一步引起了分子生物学家们的担忧。美国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由伯格任主席，在1974年同时给《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科学》写了一封信，建议分子生物学家自愿地暂停重组DNA实验，召开一次讨论会讨论重组DNA技术潜在的危险性。会议于1975年2月24－27日在阿斯洛马举行，衡量了重组DNA技术的潜在危险，建议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应采取措施降低实验的危险性。1976年6月23日，美国国家卫生院在阿斯洛马会议所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公布了重组DNA研究规则。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则。
    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有关重组DNA技术的争议告一段落，但是在媒体的煽动下，在公众中却出现了恐慌。人们担心重组DNA实验会创造出新的病原体，引发致命流行病，会创造出难以控制的怪物，会被用于改变人类基因组，导致“优生学”运动，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担心会从重组DNA实验室逃逸出新的病原体。这种恐慌在1976－1977年间达到了顶峰。就在美国国家卫生院公布重组DNA研究规则的同一天，麻省剑桥市长针对哈佛大学拟建一个用于重组DNA技术研究的新实验室，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然后禁止哈佛大学建造实验室。在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论之后，市政委员会听从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市长的决定，同意建造该实验室。与此同时，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抨击科学家们想要自我管理重组DNA研究，举行国会听证会打算通过立法限制重组DNA研究。1977年，美国科学院举行大会时，示威者举着反科学牌子冲进会议室，抢夺话筒。国会又多次举行听证会，并提出多项法案严厉限制重组DNA研究。美国科学界在美国科学院的领导下奋起抗争，没有一项这样的法案获得通过，而到了1978年底，这场媒体和立法恐慌就基本平息了。
    为什么这场恐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获得平息？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评估会议，科学界出示了大量的证据，让公众们相信，只要遵循国家卫生院制定的规则，重组DNA技术就是安全的。同时，科学界也让公众们明白，以重组DNA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不仅能够帮助科学家们从事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而且有着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应用前景。这些应用前景包括：将人的基因重组进细菌质粒，让细菌大量地生产具有重大医疗价值的生物制剂；改良农作物，使它们能抵抗虫害、疾病或具有固氮能力；检测、治疗人的遗传病。生物学家们很快用实验结果表明他们并不是在开空头支票。1977年秋天，波义耳实验室用重组细菌合成人生长激素抑制素，证明了用细菌合成人体蛋白质是可能的。1978年，Genentech公司的科学家首先把人胰岛素基因克隆进大肠杆菌，并成功地让大肠杆菌合成人胰岛素。1979年和1980年，人生长激素和人干扰素也先后在重组细菌中合成出来。1982年，重组人胰岛素成为第一种获准上市的重组DNA药物。
    1980年，分子生物学家首次把外源DNA结合进了植物细胞中。由于从一个植物细胞就可以克隆出一株植物，因此这个结果意味着人们很快就可以培育出转基因植物。3年后，第一种转基因植物（一种携带了抵抗抗生素基因的烟草）诞生了。1985年，能抗虫害、病害的转基因作物开始了田间试验。1992年，中国种植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转基因作物——转基因烟草。1994年，市场上首次出现了转基因食品，一种软化缓慢的西红柿。
    目前，转基因作物已得到广泛的推广、栽培和使用。最常见的是转入抗除草剂基因，这样的转基因作物可以抵抗普通的、较温和的除草剂，因此农民用这类除草剂就可以除去野草，而不必采用那些毒性较强、较有针对性的除草剂。其次是转入抗虫害基因，用得最多的是从苏云金芽孢杆菌克隆出来的一种基因，有了这种基因的作物会制造一种毒性蛋白，对其他生物无毒，但能杀死某些特定的害虫，这样农民就可以减少喷洒杀虫剂。转基因技术也可用于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例如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降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延长储存期限；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吃它们了。通过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变成“金大米”，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也可提高稻米的蛋白质含量。在研究、开发中的其他项目还包括用转基因技术让作物具有抗旱、固氮、抗病能力等。
    由于转基因作物的巨大优势，推广非常快。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170万公顷发展到2009年的1．34亿公顷，14年间增长了79倍。其中最常见的转基因作物是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转基因大豆已经占全球大豆种植总面积的72%，转基因棉花占全球棉花种植总面积的47%。美国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生产国，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都占种植面积的80％以上。美国也是转基因食品最大的消费国，在美国市场上，大约70％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
    但是在转基因作物迅速推广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和重组DNA药物的推广不同的是，反对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呼声不仅没有很快平息下去，反而在“环保组织”、政客的推动下，愈演愈烈，并时不时地引起社会恐慌。

                               （中）

生物学界对转基因作物的危害性本来并不存在争议。1998年情况有了变化，苏格兰一位名叫普兹太的免疫学家在英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声称，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转基因土豆对老鼠有毒，能损害老鼠的内脏和免疫系统。这个节目播出后，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舆论大哗，人们纷纷怀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普兹太的实验结果以后被反对转基因作物的活动家反复提及，是反对转基因的一个“经典”研究。那么，这项研究的实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普兹太用的是转入了来自雪花莲的凝集素基因的土豆。凝聚素是一类能够让血液中的红细胞凝聚起来的蛋白质，所以叫凝集素。许多植物都能制造凝集素，昆虫吃了它，会被杀死，所以可以用它来杀害虫。但是许多种凝集素对人和哺乳动物也有毒副作用，因此在生产上比较少使用。不过也有例外。人们发现，雪花莲的凝集素有很强的杀虫作用，但是对人和哺乳动物无毒，因此有人往土豆转入雪花莲凝集素基因，制造出能抗虫害的转基因土豆。这种转基因土豆在上市之前，必须确认它无毒。普兹太的工作就是研究它究竟有没有毒性。他向老鼠喂食这种转基因土豆，发现老鼠的消化道出现了病变的迹象（胃粘膜变厚、肠道小囊变长等），得出结论说这是转基因食物所导致的。
普兹太在电视上宣布他的实验结论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没有完成全部实验。按照科学界的惯例，他应该在完成实验之后，写成论文，经过同行审稿通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然后才向大众媒体宣布他的发现。普兹太所在的研究所的领导见他违背学术规范，向公众提前公布未成熟的实验结果，引起不必要的恐慌，觉得他败坏了研究所的名声，决定给他处以停职的处罚，后来又强迫他退休。普兹太当时已经68岁，本来也该退休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强迫他退休，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因为他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受到迫害。普兹太从此被反对转基因的人士当成了敢于反抗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人物。
英国王家学会当即对普兹太的实验结果进行了调查，指出这项实验的设计和操作都存在着问题，得出结论说，如果根据这项实验认为转基因食物会危及健康，将是错误的。许多生物学家也对普兹太实验提出了批评。普兹太的实验存在的问题包括：试验的动物太少，不足以得出有统计意义的结果；缺乏合适的空白对照，以及用于喂养老鼠的膳食营养结构不平衡，后者也可能导致观察到的病变。我们做实验应该有一个对照，一模一样的两组老鼠，一组喂转基因土豆，一组喂同一品种的非转基因土豆，结果再来比较，看看有什么差异才能说明问题。而他并没有用同一品种的土豆做对照，用的是另一品种的土豆。两种土豆的成分本来不一样，那么，吃这两种不同土豆的老鼠的身体有不同的变化，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转基因引起的，还是别的成分差异引起的。
值得指出的是，普兹太是用生土豆喂老鼠，而人们一般只食用煮熟的土豆，食物中的有毒成分在加热后往往就不再具有毒性。生土豆本来就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对胃肠道黏膜有较强的刺激性，还能麻痹神经和导致血细胞溶血。而且，吃生土豆很不容易消化，有可能让老鼠的胃肠出现类似的病变。因此，有很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普兹太所观察到的现象，并不能归结为就是转基因引起的。
第二年，普兹太把论文提交著名的医学刊物《柳叶刀》发表。多数审稿人都对之提出批评，认为该论文的质量没有达到发表要求。《柳叶刀》编辑部解释之所以决定发表这篇论文，是因为它已引起了公众关注，干脆公开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并不意味着认同其结果。但是后来那些反对转基因的人反而说，《柳叶刀》做为权威的医学刊物都发表了这篇论文，可见它是没有问题的。
    普兹太研究的那种转基因土豆并没有上市，即使他的研究没有问题，也无法说明已上市的其他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就有问题。其他研究组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与普兹太不同的结论。有多项研究表明，转基因土豆、转基因西红柿和转基因大豆对动物的健康和生理活动都无影响。
在普兹太事件之后，媒体和学术期刊上偶尔还会出现报道称转基因食品对实验动物造成损伤。但是这些报道都很有争议，未能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例如，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披露了转基因食品巨头“孟山都”公司的一份秘密报告。据报告显示，吃了转基因玉米的老鼠，血液和肾脏中会出现异常。这则报道引起了许多人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心。根据孟山都公司就此事发表的声明和提供的相关资料，所谓“血液变化和肾脏异常”其实指的是血液成分和肾脏大小的差异，而它们都在正常范围内，并非病变。孟山都公司虽然声称由于商业秘密问题无法公布实验结果全文，但是在申请上市时，全文已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并获得通过。
在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上，并不存在别人无法重复的秘密实验。不管孟山都愿不愿公布结果，其他实验室都完全可以重复、验证孟山都的实验结果。对这种转基因玉米MON863，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FSANZ）在2003年做过安全性评估，结论是：“在评估MON863玉米时，未发现潜在的公共健康和安全问题。根据现有申请所提供的数据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源于MON863的食品可被视为与源于其他玉米品种的食品同样安全和有益健康。”该评估报告特别指出，这类抗虫害转基因作物1995年起就已在美国种植、食用。
    人们除了担心吃转基因食品会对身体健康有害之外，还担心种植转基因作物会危及生态环境。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分泌的毒性蛋白，除了毒死特定的害虫，有没有可能也毒死其他生物？我们给作物转入抗虫害基因是为了抗害虫，例如培育抗虫害转基因玉米是为了保护玉米的叶子不让害虫吃，但是如果这种玉米的花粉飘落到周围的杂草上，那些不算害虫的昆虫，比如说大斑蝶在吃杂草时把玉米花粉也吃进去，会不会把它们也毒死了呢？如果会的话，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就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1999年5月，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希实验室向英国《自然》杂志报告说，他们用沾有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喂养大斑蝶的幼虫，发现这些毛毛虫生长变得很缓慢，死亡率高达44％。这项研究成了反转基因技术的人士反复引用的“经典”研究，他们认为转基因玉米是大斑蝶数量减少的罪魁祸首。但是这个研究结果也备受非议，被揭露出来的问题包括：别人无法重复其实验结果，实验用的大斑蝶幼虫被强制只喂食沾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草叶而没有其他选择，以及实验用的转基因玉米花粉含量过高。2000年起在美国三个州和加拿大进行的田间试验都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花粉并没有威胁到大斑蝶的生存，在实验室里用这类花粉喂大斑蝶的幼虫，也没有发现影响其生长发育。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估计，草叶表面上转基因玉米花粉的数量达到每平方厘米150粒时，也不会对昆虫造成危害；而在田野中，草叶表面所沾的玉米花粉数量只有每平方厘米6到78粒。而且玉米的花粉非常重，扩散不远，在5米之外，平均每平方厘米的草叶上只有1粒玉米花粉。因此在自然环境中，转基因玉米花粉不会危害大斑蝶幼虫。大斑蝶数量减少的原因，更可能是过度使用农药和破坏了它的生态环境。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恰恰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抗虫害转基因玉米的根部能分泌毒性蛋白，可能会在土壤中累积起来危害其他生物。这项研究做法是，将玉米长在培养液中，从培养液提取毒性蛋白喂养天蛾幼虫。其他研究者发现，如果将玉米长在土壤中，其根部分泌的毒性蛋白会迅速被降解掉，而失去了毒性。显然，对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对其他生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但应该尽量接近自然环境，才有说服力。
    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还提出了所谓基因渗透或基因污染的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的花粉被风或昆虫带到野草的花中，会不会使抗除草剂或抗虫害基因转入野草中，使得野草也有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能力？如果两个物种之间亲缘关系很远，是不可能杂交的，因此这种可能性极低。2001年2月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一项在英国进行的长达十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转基因土豆、甜菜、油菜和玉米并没有将基因污染给周围的野草。
    但是如果两个物种亲缘关系很近，或者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染色体数目相同），则有可能产生基因交流。因此，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这种担心有一定的道理，在学术界也很受重视。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两名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一篇论文，宣布在墨西哥的玉米中发现了转基因玉米的一段“启动子”序列和基因序列。由于墨西哥是世界玉米多样性的中心，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反科学组织据此宣称墨西哥的玉米与被转基因玉米“污染”。许多专家对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指出他们发现的“启动子”序列是他们采用的实验技术导致的人为假象，而那段“外源”基因序列在玉米中本来就有。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对全国各地采集来的玉米样本进行检测，都没有发现“基因污染”。2002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社评认为，回过头来看这篇论文的结果不能成立，本来就不该发表。

                              （下）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没有定论”，这是媒体上常见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国际权威机构都一致认定目前被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2002年，非洲南部一些国家的政府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向联合国咨询，联合国在8月27日发表声明说：“根据来自各国的信息来源和现有的科学知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组织的观点是，食用那些在非洲南部做为食品援助提供的含转基因成分的食物，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有风险。因此这些食物可以吃。这些组织确认，至今还没有发现有科学文献表明食用这些食物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作用。”在有关转基因食品的问答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前在国际市场上可获得的转基因食品已通过了风险评估，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会有风险。而且，在它们被批准的国家的普通人群中，还没有发现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人体健康。”
    当前对转基因作物、转基因食品的指责和担忧，其实是在某些极端组织的有意误导之下，由于普通公众对生物学知识的缺乏，而出现的社会恐慌。围绕它的争论，并无多少的科学含量，很难再称得上是一场科学争论。
    在这些反对一切生物技术的反科学极端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绿色和平”组织。“绿色和平”的创始人之一、前主席帕特里克·摩尔在与该组织决裂后，反思说：“环保主义者反对生物技术、特别是反对基因工程的运动，很显然已使他们的智能和道德破产。由于对一项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如此多的益处的技术采取丝毫不能容忍的政策，他们实现了斯瓦泽的预言（即环保运动将走向反科学、反技术、反人类）。”不幸的是，普通公众并不总能认识到这一点，许多人把这些极端组织视为社会正义的化身，信任它们的程度超过了信任国际权威机构。
    更不幸的是，普通公众通常缺乏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所必需的科学素质。许多人担心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把自己的基因转掉，甚至攻击转基因食品会让人“断子绝孙”。他们显然是害怕转入转基因作物中的那段外源基因在被食用后会跑进体内，把人体基因也给转了。这种担心是很荒唐的。所有的生物的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都是一样的，都是由核酸组成的。不管转的是什么基因，是从什么生物身上来的，它的化学成份也和别的基因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由核酸组成的。这个基因同样要被消化、降解成小分子，才能被人体细胞吸收。所以这个外源基因是不会被人体细胞直接吸收、利用的。
    国际上有一位反对转基因技术的重要人物对此很不以为然，曾在一本反对遗传工程的著作中声称“食物中的基因能被人体利用”。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我们不应该仅仅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被用来做转基因的那个基因，也应该担心人体会吸收、利用了食物中成千上万个其他的基因。因为所有基因的化学成份完全一样，如果人体有可能吸收、利用某个外源基因，也就可能吸收、利用其他外源基因。那样的话，我们吃任何食物，都有可能被转了基因！既然我们在吃其他食品时从来就不担心里面的基因会跑到我们体内，为什么偏偏要担心转基因食品呢？
    有人要求保证转基因作物百分之百安全、绝对没有风险才能种植、供食用，这种要求是完全不合理的。转基因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同样有可能带来风险。经常被提及的比较可能发生的风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健康方面的风险。转基因作物往往是过量地制造某种外源的蛋白质，如果该蛋白质是对人体有害的，当然不宜食用。如果它是过敏原，也可能让某些特定的人群出现过敏。另一种是生态方面的风险。例如，人们担心转基因作物的基因会“污染”其同种非转基因作物，特别是其野生的亲缘物种。
    但是风险并不等于实际的危险。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为了避免健康方面的风险，对人体有害的蛋白质和已知的过敏原不会被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在转基因食品上市之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其实是检测食品安全性的常规做法，不只是对转基因食品才如此。如果不信任这一常规方法，那么是不是也应该质疑其他食物的安全性？为了避免生态方面的风险，许多专家建议对转基因作物的栽种范围做出一定限制，例如不要在有野生的亲缘物种的地区种植相应的转基因作物。
    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有其独特性，比如，它可以打破物种的界限，将动物、微生物基因转入植物中。但是，不同物种的基因的化学性质都是一样的，调控机理也相似，所以这种操作并不会产生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怪物。从总体上来说，转基因技术仍是传统的育种方法的延伸，只不过比传统育种技术更为精确，更有目的性，更容易控制而已。转基因作物所面临的健康、生态问题，传统作物同样也有。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用传统方法培育的新品种的基因同样有可能“污染”其野生的亲缘物种。正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报告指出的：“FDA没有发现也不相信，正在开发中的、用于作为食品和饲料的新作物品种一般会带来安全或管理问题。”欧盟委员会的报告也指出：转基因作物并未显示出给人体健康和环境带来任何新的风险；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管理，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和食品更安全。
    的确，转基因技术在某些方面要比传统的育种方法更安全可靠。传统的育种技术无法控制某个基因在哪里和如何表达，同时改变了许多基因（对此我们往往一无所知），难以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培育出有害健康的性状（对此我们可能一时无法觉察）。而转基因技术可以准确地控制基因的表达，只动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我们已知其功能的基因，容易检测产物对环境的影响。人们既然并不担心传统育种技术会造成危害，为何却要对转基因技术吹毛求疵？
事实上，已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仅是安全的，而且往往要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不用或少用农药，因而减少或消除农药对食品的污染，而大家都知道，农药残余过高一直是现在食品安全的大问题。抗病害转基因作物能抵抗病菌的感染，从而减少了食物中病菌毒素的含量。化学农药的过度使用，是当前破坏环境的主要因素。推广抗虫害转基因作物，可以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化学农药的使用，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2005年4月29日，《科学》杂志发表中美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论文《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中国水稻生产和农民健康的影响》指出，转基因抗虫水稻比非转基因水稻产量高出6%，农药施用量减少80%，节省了相当大的开支，同时还降低了农药对农民健康的不良影响。中国每年有大约五万农民因为使用农药而中毒，其中大约有五百人死亡。
    当前已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是抗除草剂和抗虫害品种，它们能减少农药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产量，主要是对农民、环境有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就像普通公众当初由于从重组DNA药物获益而迅速消除了对重组DNA技术的恐慌一样，也许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出现，也能让人们更普遍地接受转基因食品。

2010.3.4.,3.10.,3.17.

（《经济观察报》2010.3.8.,3.15.,3.22.）

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盖棺论定”
造假教授李连生被校方免职解聘

本报记者 雷宇 叶铁桥
中国青年报 2010-03-22

    本报首发报道并持续关注近一年的“西安交大六教授举报长江学者造假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3月21日上午，西安交通大学举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明确认定李连生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并作出决定，“取消其教授职务，并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

    3年来，先是六教授举报自己昔日的学生造假，后来该学生将老师告上法庭，并经历多次庭审。直到今日，一场学术浮躁生态背景下的荒诞剧才最终由学校“盖棺论定”。

    艰辛举报路

    2007年年底，曾担任过陕西科委副主任的西安交大老教授杨绍侃在校园散步时，偶然发现学校公告栏中有一个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公示。长期从事压缩机技术教学科研工作的杨绍侃惊讶地发现：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长江学者李连生教授申报的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是“往复式压缩机理论及其系统的理论研究、关键技术及系列产品开发”。

    杨绍侃找到多位曾经的老同事，包括郁永章教授、陈永江副教授、林呆呆教授、冯全科教授和屈宗长教授，一起讨论此事。这6人中，有5人曾有过担任李连生所在本科班教学或毕业设计指导的经历，年过8旬的陈永江副教授是李连生读博时的导师的老师，郁永章教授是李连生读硕士、博士期间的指导老师，大家达成共识，认为不能听之任之，而应当向学校指出此事。

    历时两年多的举报开始了。“举报打假一路走来让我们备尝艰辛。”作为我国压缩机研究领域的元老，陈永江3月21日晚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感慨不已。

    他介绍说，为了取证，他们不远千里赶到涉嫌造假的有关单位调查，很多知晓造假内情者往往说起此事慷慨激昂，而一旦要在说明情况的材料上签字则屡屡拒绝，理由是“不愿牵扯进来，面子抹不开”。

    2009年3月初，陈永江在科学网申请了一个实名博客空间，截至今日，这位81岁的老教授在老伴的帮助下围绕举报问题，一字一字敲出上百篇博客文章。

    在持续举报并拒绝调解后，2009年7月,陈永江等3人甚至被告上法庭，均已年过古稀的老教授们从退休金里各拿出1万元交给律师作为代理费。

    2009年11月10日，事件出现逆转，原告提出了撤销对举报人的诉讼并已得到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六教授则继续向有关部门寄发举报材料。

    回顾整个事件，陈永江说，最开始举报只是认为几位老人倾注一辈子心血建起的全国首个压缩机教研室可能名声被毁的问题，但是在长达两年的举报过程中，不断看到一些专家、网友的留言和鼓励，特别是看到松原高考事件中，一些学生和家长都发展产生这样“疯狂”的意识——“如果不作弊，上大学的机会就要拱手让给他人”，感觉特别心痛。

    “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大学是多么神圣的字眼呀！”81岁的陈永江说，几位老人慢慢感觉学术腐败是源头上的腐败，必须把在河流源头上放毒的人抓起来，保持源头和摇篮的纯净。

    处理结论之前太慢，现在太快

    就在3月21日上午会议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西安交通大学官方网站主页迅速挂出了题为《学校取消李连生教授职务解除其教师聘用合同》的消息。这也是西安交通大学就此事做出的首次公开回应。

    该消息称，学校对此举报高度重视，通过校学术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展开深入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学校于2008年3月致函教育部，建议撤销授予该项目2007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随着对李连生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与核实，2009年4月，学校决定免去其流体机械及压缩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2009年12月，针对李连生相关学术不端问题，校学位委员会决定免除其博士生导师资格。

    这则消息还称，今年3月5日和3月20日下午,学校在此前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基础上，两度召开“六位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问题”专题会议，提出对其严重学术不端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的初步意见。在今天上午召开的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委员会和校党政联席会议上，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学术行为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西安交通大学全员聘用制度实施暂行办法》作出上述处理决定。

    西安交通大学党政联席会议有关人士今天指出，西安交通大学作为一所具有严谨治学传统的百年老校，对于建设优良学风的要求是严肃和一贯的，决不允许弄虚作假、抄袭浮夸等学术不端行为存在，一旦出现，严厉查处，绝不姑息迁就。

    陈永江认为，与此前长达两年多的举报相较，这样的“严厉查处”显得有些姗姗来迟。

    此前，这6位老教授先后7次给学校党委、纪委、学术委员会提交证明材料，3次向教育部反映，3次向科技部写信，然而，直到本报2009年11月追踪报道时，6人也没有得到一个透明的、足以成为结论的意见。

    在一位举报者看来，迟迟不处理的背后是学校为了维护所谓的声誉和排名，消极处理造假现象。

    陈永江回忆说，刚开始举报不久，有校领导约见6位教授谈话，该领导一见面就说，“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几年造假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了”，并表示，举报“涉及不只是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国家的脸面”。

    陈永江注意到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校方今天宣布结论并称3月20日下午召开“六位教授举报李连生学术造假问题”专题会议，而就在20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知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认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处理决定存在问题。“昨日看《焦点访谈》，校领导还在辩解，且问题反映也两年多了，学校是不是处理得太慢了？而一旦报道出来，今天上午就作出了处理，这又是不是太快了？是不是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是不是得公布调查的情况，到底哪些方面造了假？这些都公布出来，才是负责任的调查和处理。”

    治学术乱象必须动真格

    3月20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没有结果的“学术成果”》为题报道此事，在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交大“兵马俑BBS”上，3月21日的十大热门话题中，排名前两位的话题都是关于此事的讨论。

    虽然大多数讨论者为学校出此丑闻感到痛心，但仍有许多人支持老教授的举报举动，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交大的正气和严谨的学风依然有人在坚守，学校需要正视而不是掩饰这一丑闻，“知耻而后勇”。

    但仍有一些讨论值得深思，比如有人就发帖质疑，“其他学校都有造假，为什么焦点访谈只报道我们一家，净挑软柿子捏”，更多人则认为是“学校公关不行”，否则也不会被媒体频频曝光，更不至于上《焦点访谈》。

    利益之争的说法也风靡一时，“兵马俑BBS”十大热门话题中，排第二位的帖子就声称：“LLS（李连生）的报奖材料肯定是有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至不至于拿到桌面上来批判，在于当事人做事到不到位，LLS（李连生）必然是触动了几位老教授的利益，而自己又不太干净，而招来祸端。这几位老教授有的其实已经是一些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他们之间以及和李之间有些利益冲突点。”

    这一说法获得了许多跟帖者的认同，有跟帖者就说，“本来对那几个老教授很钦佩，随着事件发展，不得不怀疑一下了”。

    还有人则认为揭露造假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为学术不端现象泛滥，哪个学校被揭露出来，就会导致该学校整体社会评价降低。别的学校没揭露，并非没有，也许程度更严重，只是无人揭露而已，“在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坚持正义和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可能是惨痛的代价”。

    对于一起学术造假事件被揭发后的舆论反应，“新语丝”网站的创办人方舟子早有观察。他说，“鸣冤叫屈”虽然看起来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误读”，“比如在中国，开车违反交通规则现象很普遍，不能因为你开车违规了，被交警抓住了，就辩解说大家都在违规，你干嘛抓我？”

    他认为，这些观点恰好反映了当前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的重要根源，在于容忍度太大，处理得太少，“如果一起事件被曝光后得以处理，另一起事件被曝光后相安无事，人们自然会觉得不平衡，这正说明当前治理学术不端行为并没有动真格。”

    坚持学术打假十余年的方舟子感叹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出现那么多例证据非常确凿的学术不端事件就是得不到严肃处理。”

“三安超有机食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即‘三无残留’的安全食品之极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食品。”
——— 三安宣传语

“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实际生产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超有机’存在。”

———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

“消完毒了再去检验，我也能保证无农残。不过，那还叫有机蔬菜吗？”

——— 北京一有机农场园艺师

一种打着“超有机”旗号的食品，正以强大的宣传攻势，考验着消费者脆弱的判断力。事实上，根据南都记者调查，无论是在质量认证还是在学术体系上，“超有机”概念都不存在，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也找不到一篇相关论文。然而，4年来，“超有机”食品却一路绿灯横扫北京及至全国市场。

这种吊诡局面展现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的多重困境：商人的夸夸其谈和误导，食品专家的推波助澜，主管部门的监管空白，以及缺乏食品安全知识的普通消费者的无所适从。

3月的一天，北京市民王旭买鸡蛋的时候充满了困惑。在位于西大望路的三安超有机专卖店，促销员告诉他，“超有机”鸡蛋是目前最安全的无激素的鸡蛋。这种“超有机”鸡蛋价格不菲。一个礼盒装60枚鸡蛋66元，平均10元一斤，而普通鸡蛋平均价格不过3.5元一斤。他买回家吃了之后，感觉并无特别之处。现在他有点怀疑：超有机和有机是一回事吗，超有机如何能保证绝对安全？

王旭的困惑折射了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普遍存在的某种担心。不合理使用人工合成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农药残留，已是农业生产公开的秘密。现在越来越多号称无公害无农残的有机产品的出现，不仅没有减轻消费者的疑惑，反而让很多人愈发无所适从。

王旭说：“我非常想弄清楚，有机产品真的无农残吗？超有机比有机更安全吗？”

“超有机”旋风号称“当今世界最安全的食品”

带着王旭的疑问，3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长椿街地铁边的金隅大厦15层，三安公司总部即在此间。风靡市场的“超有机”食品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公司入口的书架上，摆满三安总裁张令玉所著“三安超有机标准化农业系列丛书”，作序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售价158元。“三安超有机食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即‘三无残留’的安全食品之极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食品。”这样的宣传语，充斥着三安的每个角落。

公司客服人员称，三安“超有机”产品主要包括大米、牛奶、鸡蛋，此外还有应季蔬果。目前在北京金融界和西大望路两处昂贵地段拥有专卖店，近40家超市出售三安超有机食品。销售范围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杭州多个省市，全国有100多个代理商。截至2008年底，已在全国22个省(市)、56个县市、91个示范点展开，近百万人购买和品尝了三安超有机产品。客服人员所言不虚。随后几天，记者发现北京市场随处可见三安超有机产品的身影。

三安刮起的“超有机”旋风，在北京其他的有机农场中间掀起了波澜。大兴青圃园有机农场总经理张希庆去年慕名前去三安总部参观，当时三安董事长张令玉的儿子、三安副总张程，现场为张希庆一行讲解，张程的口若悬河令张希庆十分折服，“他们告诉我，只要用他们生产的试剂一擦，就检验不出任何农药残留了。”而有30年种植经验的青圃园总园艺师贾延贺则不以为然，“消完毒了再去检验，我也能保证无农残。不过，那还叫有机蔬菜吗？”

三安公司客服魏经理称，“三安生物技术主要应用在生产全过程，有机农业标准有30项，而三安超有机标准达到300多项。”他说，在达到300多项严格标准之后，三安超有机产品“全面超越日本、欧盟和中国有机食品标准，是当今世界最安全的食品”，但具体技术则“涉及到企业秘密，无可奉告”。

“未检出”背后 媒体送检证实三安有机米有化学残留

事实上，早在2008年11月，三安超有机食品“无农残”的宣传，就引起了媒体的质疑。生命时报记者在北京市场随机抽取了三安超有机精品米、金豚泰国香米、华藤小站米、日本新澙县米4种大米，送交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营养及安全性检验。该检测中心是北京奥组委定点食品检测机构之一。

检测涉及到的营养指标共有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钙、硒5项。结果，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4种大米不相上下，但是钙和硒，三安超有机精品米含量均为最低。

最关键的安全性指标检测，共涉及重金属汞、铅等，以及农药残留六六六、滴滴涕等23个检测。

结果表明，三安有机米虽然号称“三无”：“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但在实际检测中，铅含量为0.022m g/kg，根本不是其宣传单页上声称的“未检出”；铜含量为1.65m g/kg，也远大于其自称的0.5m g/kg，其他指标它也未占优势，和其近20元/斤的高价实在难以匹配。

三安宣称拥有108项自主知识产权。记者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PCT专利文献检索入口，在发明人一项中输入Zhang Lingyu，只能检索到3项专利。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申请(专利权)人查询，只有8项；以发明(设计)人查询，是25项。知识产权人士称，这些都不是PCT专利，并且其中许多专利都已被视为主动撤回。

三安生物科学院副院长魏刚说：“‘超有机’全面超越有机，我们有检测报告作证。”他所说的检测报告，被印制成册页夹带在出售的产品中。在安全性指标测试中，多数检测均显示“未检出”或“零含量”，这几乎成为“超有机”无毒的最有力证据。

三安牛奶的检测报告显示为北京出入境检验疫局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出具。但是10日该检测中心人士声明：只对来样负责检测，对企业生产的真实性并不负责。该人士说：“去年给三安做过检测。我们只是接受委托。来样检测无农残，并不代表认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

三安大桃和葡萄的检验报告，显示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出具。该中心工作人员亦表示，只对来样负责。

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人士表示，超有机这个概念就是对有机的混淆。据了解，有机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直到2005年国家才出台有机产品标准。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颁证委员会主任俞开锦认为，有机产品的标准只有一个国家标准，三安宣传的“超有机”是夸大，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超有机再怎么号称安全，也不可能超过有机产品的标准。”

专家批驳“超有机”使用生物制剂“消灭”农药残留是“作假”

学术界打假明星、新语丝网站的方舟子，看到张令玉声称“自1974年致力于生命科学信息调控技术(Bioinformation Adjustment Technology，简称Tech-BIA )平台的研究，于1983年基本创建成功Tech-BIA平台”，不禁哑然失笑。

“调控的规范英语不是Adjustment，而是regulation。专业英语根本没这个说法！这明显是查汉英辞典东拼西凑自己翻译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因组学兴起后，才有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生物信息(bioinformation)这些说法。张令玉说1974年就开始研究简直是笑话。”方舟子说。

“张令玉号称有108项技术专利，似乎在说明产品有多么高科技。其实专利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专利只考察独创性，对是不是真能运用，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方说。

超有机宣称的“零农残”在方舟子看来不值得一驳。因为，“空气中、土壤中、水中，本来就都含有种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能被作物吸收，根本不可能保证‘零农残’，只是量多量少的区别，绝不可能像三安宣称的‘三无残留’。”

“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实际生产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超有机’存在。”3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在接受采访时说。

三安超有机声称，之所以能做到无农残是因为用生物制剂净化被污染的土壤和水，实现了种植环境无害，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用生物制剂取代各种化学肥料和农药杀虫剂。再经过三安自己拟定的标准进行认证，达到了完全安全。

“这种技术没什么新东西，大家都在用。”曹志平认为，使用生物制剂就是降解，称之为恢复，这样做的目的也仅是达到有机的要求而已，并不能超越。另外，如果是使用生物制剂擦拭，使得产品检测不出农药残留，则是“作假”。她强调，有机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检测结果“未检出”，并不代表生产方式就是有机的。

顺风顺水的“超有机”“一是舍得宣传，另外背后有人”

在农业和生物界人士看来，不难识破“超有机”的破绽。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则不容易。随机采访的多位消费者多表示“听说过超有机食品”、“它的概念就是超越有机”。

在持续的宣传攻势下，4年来三安超有机一直顺风顺水，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中国农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称：“张令玉的能量很大，一是舍得宣传，另外好像中国工程院、农科院都有领导专家在关照，背后有人支持。”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对于超有机的追捧，尤为引人关注。陈君石院士同时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

据三安网页上的宣传，陈君石曾亲自写信给领导推荐三安模式。2008年3月，张令玉教授编著的《三安超有机标准化农业系列丛书》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陈君石在序言中欣然写道：“食品生产的源头环境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症，即便是世界上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还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难以置信的是，张令玉先生创建的三安标准和农业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上危害。”

陈君石说：“从我接触三安开始，已经有三个年头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安农业能够保证农产品源头不受污染，从效果来讲，已经有几十个县的种植结果来证明了。我一方面要强调三安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它的生物制剂是很安全很见效，而且是很管用的；进一步讲，三安也解决了我们国家现在十分关心的三农问题。”

南都记者致电陈君石，陈院士说“不谈这个问题”，拒绝对此置评。

方舟子对院士为企业出头炒作现象提出了批评。方舟子认为，商人喜欢找院士，因为可以增加可信度。而院士参与这种商业炒作，带给消费者的误导会十分严重，虽然这些不检点的行为均违背了院士自律和道德准则，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处罚和规范。

“超有机”发明人、董事长张令玉被三安公司宣传描绘成一个划时代的科技奇才。虽然还有一个名为三安生物科技院的机构存在，但是看不到研发的迹象，常见的状态就是客服人员接听热线，推广宣读“超有机”理念。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对于“超有机”之外的话题都保持警惕。

似乎没有一个员工能知道张令玉的去向。在三安生物科学院副院长魏刚以到基地视察为由拒绝了南都记者的采访之后，这处神秘的公司总部就被越来越厚的迷雾包裹起来。

（引用）

        我了解的情况再补充如下：

        召回理由是该产品导致食后过敏。奶类产品是美国社会最常见食品、也是政府监控最严的。根据美国政府的召回通知和相关文件指导做阅读查询，该产品T.V.P.含有导致过敏的转基因作物蛋白成分、且属于“高风险”（HEALTH RISK: HIGH。见下），所以，召回等级为立即行动。详见：

California Firm Recalls Enchilada Products Due to Mislabeling and an Undeclared Allergen。
Recall Release: CLASS I RECALL。FSIS-RC-019-2010。HEALTH RISK: HIGH。
http://www.fsis.usda.gov/News_&_Events/Recall_019_2010_Release/index.asp 。

（引用完）

    蒋首谣员要我们“详见”美国政府的召回通知，我现在就把这份通知与召回产品有关的部分全文翻译如下：

    “加州公司由于标签有误和未写明的过敏原而召回Enchilada产品

     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测局（FSIS）今天宣布，位于加州Compton的Fernando食品公司正在召回大约9400磅的enchilada产品，这是因为它们有因疏忽发生的标签错误和含有一种未写明的过敏原——牛奶。牛奶是一种已知的可能过敏原，但在其标签中没有写明。
    被召回的产品包括：
    9.84磅装的‘CASA SOLANA牌牛肉、鸡肉和植物组织蛋白产品enchilada’。每包含90个enchilada，产品编号为2103745和24947，在USDA检测标记中有公司代号EST. 6492。
    该enchilada产品生产于2010年1月28日、2月16日和2月28日，并送到阿拉斯加、阿肯色、加利福尼亚、田纳西和德克萨斯州的批发商。
    该公司在盘点时发现了该问题。FSIS没有收到由于消费这些产品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任何担心过敏反应的人应与医生联系。”

    对比召回通知原文，蒋首谣员的无耻就显而易见了：

    一、蒋首谣员为了表示他认得通知中的“milk”，这回不说召回的是“转基因产品”，改说召回的是“奶类产品”，还说什么“奶类产品是美国社会最常见食品、也是政府监控最严的”。但通知中说得明明白白，召回的是enchilada产品。enchilada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墨西哥食品，是用玉米面做皮，用牛肉、鸡肉等原料做馅，卷起来吃的。enchilada的馅通常会放点奶酪，这可能是其含有牛奶成分的原因。如果仅仅馅里头有一点牛奶成分，就说它是“奶类产品”，那么饼干、蛋糕、糖果什么的是不是也都该算成“奶类产品”？

    二、蒋首谣员说召回的原因是“该产品T.V.P.含有导致过敏的转基因作物蛋白成分”。但是召回通知说得明明白白，召回原因是由于：（1）产品中含牛奶成分，但在标签中没有写明（只写了“牛肉、鸡肉和植物组织蛋白”），所以属于标签错误。（2）牛奶是一种可能过敏原，含牛奶成分而未写明，会使那些对牛奶过敏的人误食，所以健康风险高，必须立即召回。根本就没有“该产品T.V.P.含有导致过敏的转基因作物蛋白成分”的说法。蒋首谣员号称他阅读查阅“相关文件指导”，请问该文件在哪里？难道“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James Harkness和他的助手常乐天女士”专门给了蒋首谣员一份美国农业部内部文件？

    三、蒋首谣员神秘兮兮地一再说什么“T.V.P.”，那么这个“TVP是个什么东东”？原来那是植物组织蛋白（Textured Vegetable Protein）的缩写。植物组织蛋白是用大豆加工制造的食品原料，广泛地应用在各种食品中，俗称“人造肉”，在美国被视为能取代动物肉的健康食品。由于美国种植的大豆基本上是转基因的，该产品用的TVP倒是很可能含有转基因成分。但是这次的召回与什么TVP、“转基因成分”毫无关系，因为：（1）TVP已在该产品标签中写明，而且美国政府也不要求在食品包装中写明是否含转基因成分（蒋高明引用的职业骗子“直言了”的“介绍”纯属造谣），所以标签错误不是因为含TVP或含转基因成分引起。（2）惹事的过敏原是牛奶成分，而不是什么TVP或“转基因作物蛋白成分”。

    像蒋高明这种造谣成性的“学者”、“科学家”，不仅学术水平有问题，学术道德更成问题，如果在一个学术环境正常的国家，早就名誉扫地，很可能被其任职机构扫地出门。在中国他却能爬上“植物所首席研究员”的高位，而且挂着该头衔一再在媒体上用谣言、谎言兴风作浪制造社会恐慌，这也可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腐败的一个表现。

附：
TVP是个什么东东？

蒋高明

        最近笔者转发直言了文章《美国政府再撤一个转基因，转基因安全神话再破产》，引起一些网友质疑，被攻击英文不懂牛奶（标签上显示还有鸡肉、牛肉以及TVP，可见美国式发现有问题才召回的），又是一阵人身攻击加谩骂，还有人幸灾乐祸地建议科学网将文章置顶以献丑。

       今天，笔者同来自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所长James Harkness和他的助手常乐天女士吃饭聊天，谈到了这个话题。希望他能提供帮助，了解一下美国召回这次奶类产品的真正原因，到底与转基因有没有关系。

        我了解的情况再补充如下：

        召回理由是该产品导致食后过敏。奶类产品是美国社会最常见食品、也是政府监控最严的。根据美国政府的召回通知和相关文件指导做阅读查询，该产品T.V.P.含有导致过敏的转基因作物蛋白成分、且属于“高风险”（HEALTH RISK: HIGH。见下），所以，召回等级为立即行动。详见：

California Firm Recalls Enchilada Products Due to Mislabeling and an Undeclared Allergen。
Recall Release: CLASS I RECALL。FSIS-RC-019-2010。HEALTH RISK: HIGH。
http://www.fsis.usda.gov/News_&_Events/Recall_019_2010_Release/index.asp 。

据直言了文章介绍：由于该TVP产品所含转基因蛋白成分对人类健康有很高风险，所以，美国政府批准只能作为工业饲料使用，并要求标签清晰。在产品常规检验中，厂商发现标签贴错了、没清楚标明转基因作物，于是，该厂商主动向政府相关部门做了紧急报告；相关部门做了紧急召回的通知，并特别强调地建议消费者检查购买的食品是否有该公司该类产品、并依照召回通知做紧急处理。

所谓TVP产品本身挺有市场。为分享该产品市场，做“中国制造”生意的厂商特别以“非转基因”（NON-GMO）和“全天然”标明自己的产品，例如不少“中国制造”之一：

Textured-Vegetable-Protein-TVP-NON-GMO.
http://www.made-in-china.com/showroom/anniesister/product-detailpeOQWGYKaxrB/China-。

中国有几十家公司生产天然TVP。中国厂商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厂商，也是以天然（非转基因）招徕：

Non GMO Textured Vegetable Protein (TVP)，
Coutnry/Regioin: India，
http://www.ecplaza.net/tradeleads/seller/1127828/non_gmo_textured_vegetable.html 。

我是看到了上面的中文介绍才做了转载，深层的原因等James回美国后了解真实情况再向大家介绍。

        如果美国是因中国进口过去的TVP而召回产品，这个原因与转基因相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进口的大豆几乎100%是转基因大豆。

        鉴于这个原因，笔者将上次文章题目修改为《美国召回问题食品，疑与转基因TVP有关》，特说明。

附：
http://v.blog.sohu.com/fo/v4/4129027

2010-03-18 | 预告：转基因食品能吃吗？

转基因食品是天使还是魔鬼？对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黎志康:’对虫子有毒，对哺乳动物是无毒的’
罗媛楠:’我根本连数据都没看到，你怎么能要求我相信这个东西是安全的呢？’
两种观点首次对峙荧屏，究竟是悲天悯人还是利益驱使？
方舟子:’联合国粮农组织你信不信？’
熊蕾:’个人利益牵扯在里头，我们搞不清楚’
3月21日本周日晚10点30分，深圳卫视《22度观察》关注转基因主粮入市是非激辨。

    我当然吃，而且已不知不觉吃了十几年。美国转基因食品开始大规模地上市是在1996年，最早推广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美国人的主粮之一——玉米。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玉米80％以上都是转基因的，主要是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虫子不吃的，人能吃吗？”这种中国式的疑问在美国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提出过。

    除了玉米，大豆、土豆、西红柿、油菜等主要农作物的转基因品种也在美国大量种植。据统计，美国市场上的食品大约70％含有转基因成分。而且美国政府不要求转基因食品做标记，不给消费者这方面的“知情权”。所以，对长期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根本就躲不开转基因食品，除非你只吃号称不含转基因成分的“有机食品”。我从来就不买价昂物丑的“有机食品”，当然早就不知不觉吃进了大量的转基因食品。

    不要以为我对此感到很委屈，如果让我来选，我还是会选择吃转基因食品。中国要求对某些转基因食品做出标记，比如用转基因大豆榨的油，就要求标注“含转基因成分”。虽然在中国超市里也能见到标注“不含转基因成分”的大豆油在推销，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买转基因大豆油。为什么呢？

    第一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通常比同类非转基因食品便宜，因为其生产成本比较低、产量比较高。有人说种植转基因作物其实既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增产，如果那样的话，农民种转基因作物干什么？难道是因为热爱转基因所以赔本也要种？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由于种植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能消灭杂草并减小劳动强度，种植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节省80％的农药，生产成本随之下降，产量也相应地提高了。例如抗虫害转基因玉米能增产5～15％，抗虫害转基因水稻能增产6％。

    第二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比较安全。和同类作物相比，抗虫害转基因作物能大量地减少农药的使用，也就比较不用担心农药残留的问题。而且，转基因食品受到了更严格的监管，风险其实要比传统作物更低。转基因食品在上市前都按要求做过实验检测其安全性。一般是先做生化实验检测，看看转基因作物与同类作物相比，在成分方面出现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是否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然后做动物试验，看看转基因食品是否会对动物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用传统育种方法培育出的新品种很少被要求做这类安全检测，就稀里糊涂地上市了——它们并非就不存在安全问题，例如有的用杂交方法培育的土豆新品种，就含有高含量的毒素，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第三个理由是转基因食品更为环保。虽然“可能会破坏生态”常常被做为反对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一大理由，但是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为现实。相反地，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少洒了大量的农药。这既减轻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又减少了用于生产、运输、喷洒农药所耗费的原料、能源和排出的废料，还保护了益虫和其他生物，减少了人畜接触杀虫剂而中毒的危险。

    便宜、安全又环保，为什么不选择它呢？现在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以抗虫害和抗除草剂为主，主要是让农民获益，对消费者的好处还不是那么直接。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到其好处。例如，通过转基因技术，减少土豆的水分，这样炸出来的土豆片更脆；消除虾、花生、大豆中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这样原来对虾、花生、大豆过敏的人也可以放心地享受这些美味。用转基因技术让水稻制造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变成维生素A），有助于消灭在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维生素A缺乏症。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贫血症……

    这一切离我们并不遥远，有的已经在实验室里研发出来，有的本来已可以大规模种植，只不过受妖魔化转基因食品的舆论影响，一时无法推广。但是不管怎样，未来的农业必定是转基因作物的天下。不管是故意的阻挠，还是无知的恐慌，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只不过是妨碍了它早日造福人类而已。

2010.3.15

（《中国青年报》2009.3.17）

美国政府再撤一个转基因，转基因安全吗？
蒋高明

     看到下面一则消息，是关于转基因的。最近，媒体报道欧盟批准了土豆转基因，但遭到了强烈抵制；而今天美国又撤销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欧洲和美国，保护自己的老百姓，还是保护商人利益？其做法不言自明。何时中国有关部门也能够以老百姓利益为主，坚决抵制为少数人利益和国外公司利益，避免牺牲生态环境和国民健康悲剧上演呢？我们拭目以待。

     院士齐唱赞歌的转基因作物真的是完美无缺的天使么？看这里，看美国人如何做。

原文：作者，直言了；出处：http://zhiyanle.blog.hexun.com/46778004_d.html

        本月12日，本人发了《转基因：院士的话可信度有多高？》一文，说明美国政府FDA-部门因安全威胁而撤掉含有CRY9C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今日，收到美国政府通知，又召回一个含有转基因蛋白成分的产品，通知原文如下：

        California Firm Recalls Enchilada Products Due to Mislabeling and an Undeclared Allergen.?
From:  USDA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Sent:   Fri 3/12/10 9:08 PM.
Fernando’s Food Corporation, a Compton, Calif., establishment, is recalling approximately 9,400 pounds of enchilada products because they were inadvertently mislabeled and contain an undeclared allergen, milk,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s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FSIS) announced today. Milk is a known potential allergen, which is not declared on the label.

        召回理由是该产品导致食后过敏。奶类产品是美国社会最常见食品、也是政府监控最严的，咋会有导致过敏的产品上市了呢？根据美国政府的召回通知和相关文件指导做阅读查询阅读，原来，该产品T.V.P.含有导致过敏的转基因作物蛋白成分、且属于“高风险”（HEALTH RISK: HIGH。见下），所以，召回等级为立即行动。详见：

        California Firm Recalls Enchilada Products Due to Mislabeling and an Undeclared Allergen。
Recall Release: CLASS I RECALL。FSIS-RC-019-2010。HEALTH RISK: HIGH。
http://www.fsis.usda.gov/News_&_Events/Recall_019_2010_Release/index.asp 。

标榜“No comment！”都可以写出一长篇，要是标榜“comment！”岂不可以再出一本充满“爱心”的书？原来是对我很有“爱心”地手下留情，本来可以仗着人多“欺负”我，打碎我的“饭碗”的，真是吓死本“文痞”也。

（方舟子）

想装“君子”，火候不到。早学松鼠师傅们的三不政策，早立地成佛了，何必忍到今日才公开回头？

（clark）

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明白新语丝追求的是科学事实，是第一位的。这是科学工作包括科普最重要的，也是松鼠会常常所忽视的。整篇博客没有一处指出这一点：就是新语丝所批判的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方博士所做的科普都是以科学事实为基础的。博主和“伪科学站了一队”一点也不奇怪。

（cktears）

他们那种小人也就那种小人境界了。

（winter）

有人不小心重新发明轮子,这个叶盛重新发明了反科学文化人的三不政策.

（bingo）

这种把为虎作伥当作人生信条的坏蛋总是这副嘴脸。

他们总是把包庇罪恶当成宽容的美德；他们说不结帮拉伙，却总是拉拢敌人的敌人加盟其中；他们把各怀鬼胎的坏蛋聚拢起来，好把藏污纳垢当作包容和开放；良知泯灭的他们咒骂疾恶如仇的人们，好把对罪恶的鞭笞污蔑为专横和独断，就为了给魑魅魍魉开脱罪责；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就把辨别是非的人们污蔑为迷信的教徒；他们为了把邪恶和正义混淆起来就把坚持正义的人们污蔑为痞子和流氓；etc

（克己明德）

他们的科普底线：不损害自己、自己朋友、自己朋友的朋友的利益

（heartwaver）

他们把这叫做兼容并包，也叫包容和开放。

（克己明德）

跟他们的科普文章一个鬼样——没有干货！

（fakesnow）

以下转自“叶盛的博客”。

当方周遭遇智人相轻
这是一篇写就于整整一年前的旧文，其时恰逢方舟子对“科学松鼠会”颇有些意见。
去年底在我译的《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的发布会上，回答读者提问的时候，我为中医药讲了些好话，于是“荣幸”地登上了新语丝，与我一向不耻的伪科学站了一队。
熟识我的朋友当时问我为什么不去做些解释，我一概以“胆小词穷”搪塞了。近日又有友人提及此事，令我突然回想起这篇旧文。干脆壮壮胆子贴在这里，虽与我的事情无关，但却也是个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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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科学八卦达人皆知的那个方童鞋的“方”，“周”可不是科学八卦达人皆知的那个方童鞋的“舟”，而是中国人皆知的鲁迅的那个“周”。

落指敲这篇文字的起因是近日看到的一本新书，谢泳的《靠不住的历史》，讲述了中国晚清以来的文人轶事。钱钟书和鲁迅似乎是这本书中提及最多的两位文学大家。由于文学评论的原因，鲁迅在书中经常被称其本名——周树人。

总体来讲，谢泳先生更像一位文学研究之方法论者，在书中并未太多直接表达自己对于钱钟书先生或周树人先生的看法，这一点到与书中所说钱钟书先生对周树人先生的态度有几分相似：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注意到，钱钟书先生一生无论是文字还是言语，都极少谈及鲁迅；偶尔涉及时，隐晦之中暗藏深意，总归不是很正面的。

对于作者得出这一结论的论据，我觉得并不都那么确凿。有些佐证有可能是实情，但更可能只是穿凿附会，不足为信。然而从钱钟书先生的为人和周树人先生的为人来看，前者对后者没有正面评价，却又避之不谈，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钱钟书先生是个一生做学问的人。他虽以《围城》而闻名，但主要成就却是在文学评论方面，特别是比较文学方面。先生每评文学，必以古今比之，以中西比之。这既与先生家学渊源，受过良好的中国古文学训练有关；又与先生精通多国外语，有大量翻译实践有关；更与先生勤勉刻苦积累的巨大阅读量有关。

周树人先生谓为文豪，自不是浪得虚名的。说他学贯中西也不为过，否则也难以成为基于西方语言体系的白话小说的急先锋。虽然有人指出，先生的小说创作，技法算不得上成（很多人更推崇《围城》），精神性格也并非原创（中国人的阿Q精神在宋灭之际就已被文人挖掘出来了），但能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写出这样的文字，这本身就是超越其时代的。虽然这样的成就是时代的造物，却再怎么夸赞也不为过。

呐喊的勇气

翻了翻谢泳先生的书，我却想到了方童鞋。

刚知道世界上有方童鞋的时候，我已经转入了生物专业。可能因为领域相近，所以难免多了一份亲切感。初看“新语丝”的时候，我也为那里的清新气氛一振，为方童鞋严谨认真的调查采证风格、敢于直言的勇气、流畅幽默的文笔所吸引。那时候我就认定，方童鞋和李大眼堪称当代中国的鲁迅。

然而，时间一长，我和身边的同学同事们却都渐渐远离了新语丝。事情并没有什么导火索，只是单纯厌烦了那里的那些文字罢了。试问，如果你天天听着一个女人对你抱怨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对，你会不会烦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在新语丝上抱怨、骂街的可不只一个人，厌烦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看看新语丝上的帖子，里面所揭发的龌龊之事，若不是实验室内部的人所写，又怎会为外人所知呢？就算真是外人，若不是对被揭发者心怀不满，又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和经历专门来研究一个从前不认识的人的学术经历或发表文章呢？

诚然，这些揭发对于学术监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且正在继续起着很好的作用。这次两会，连政府都说了，欢迎以网络为主体的民间监督，更何况是学术界呢。况且，这样的监督也的确吓阻了一些人学术造假的黑手。

再诚然，揭发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也的确是追求正义，追求公理的年轻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看看有些帖子或者恶毒的，或者绵里藏针的，或者落井下石的文字，我只想到了文革时的大字报。相同的是一样的匿名，一样的狂躁，一样的泄愤，不同的是这些“大字报”不会被盖来盖去，更不会有相左的意见——因为它们都经过了方童鞋的筛选，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即便有不同的声音，也是带着硬伤软伤，可以作为被攻击的靶子而“荣登”新语丝的。

然而，不管怎么说，作为第一个“呐喊”出来的人，说方童鞋与写《呐喊》的周先生有相似之处，绝对不为过。就冲这一声呐喊，我们也应该给予方童鞋他应得的尊重。

文痞的饭碗

周树人先生除了文豪的称号，同时代的文人对他还有一个称谓如今越来越多地见诸于网络——文痞。

何谓痞？也未必就是流氓无赖这么简单。《说文解字》：痞，痛也。具体说，是腹中结滞不通所带来的痛。所以说，痞其实就是令人疼痛烦恼的阻滞不通之处。在邻里乡间捣乱祸害令大家日常生活不通者是为地痞，在军队媚上打下令战斗力丧失军令不通者是为兵痞。文痞，也就不用我定义了吧？

痞也未必是坏事。某人说周树人是文痞，那么周先生定是让某人不爽了。若让坏人不爽，那就不是坏事，反是好事。方童鞋也总是让人不爽，然而大都是些不学无术，欺上瞒下之辈。相比之下，不知道“科痞”这个美誉应该给方童鞋还是给被方童鞋揪出来的人更合适些？

痞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患有“取悦他人综合症”的大部分中国人自然是做不来的，但如果没有坚强的神经，或没有流氓无赖的精神，恐怕也是做不来的。无论这样的精神或神经是先天的，还是在后天与前后左右上下的斗争中练就的，它都已经成为痞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了。试想，倘若周树人是个斯文人，整日温文尔雅，又如何能恍惶呐喊？倘若方童鞋胸襟宽广，对人体恤忍让，又如何能与学术腐败战斗到底？

既如此，可以说：痞是方童鞋的职业需要，是操守，更是饭碗。如果这饭碗是为了向学术造假者讨血而打就，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方童鞋用它向我们讨了点汗，就叫嚷着要打碎人家的饭碗嘛。出来混的，都不容易不是？

智人的相轻

总说“文人相轻”，钱钟书先生与周树人先生大概就算是一例吧。如今却发现，“智人也相轻”。何为“智人”？不是Homo sapiens，而是饶毅老师所说“智识分子”的简称。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不是具有某些知识，而是拥有正确运用智力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判断的能力。可惜，在相轻的时候，很多智人却把这些智慧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周树人先生早年在日本学习时，曾翻译过大量的科技文字，说来也算得上是松鼠会小红猪们的祖师爷了。当然，这一点也是方周的又一共同之处。虽然今天中西科技实力的差距已经远远小于鲁迅的时代，但也远未达到即将消弥的程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翻译西人的科技文字给国人看，今天的小红猪也好，方童鞋也罢，与周树人先生并无什么差别，都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强国之心。既如此，又相煎何太急呢？

要说，科学松鼠会已经颇有一点名声了，可是人家新语丝还怕别人不知道咱们，急着帮咱们做宣传，还不收咱们的钱，这……这真是没话说了。港台明星不是都说了：绯闻什么的负面新闻经常只是经纪公司的宣传策略，以超高的观注度同时炒热两个人，很好很强大！所以要小心了，过不久就会有这样的大标题：“松鼠会与新语丝的争执是一场双羸的恶意炒作”据本报记者报道……

其实，无论别人说了我们什么，真的不必太介怀。这是什么时代了？八零后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九零后也快结婚了。人们不会再单纯地轻信一家之言。让更多的人来松鼠会看看，哪怕他们是抱着敌意来的，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品尝着科学果仁的美味而去。至于不相信的，他们终归不会相信；不喜欢的，也终归不会喜欢，又何必强求呢？松鼠会的魅力不正在于她的开放与包容吗？

话说回来，咱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方童鞋，人家当然要找帮手了，当然会有人“路见不平”了。然而，新语丝不是松鼠会，因为它有教主，是“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声音。虽然这可以说是执着捍卫理想或精神的勇士，但却也可说是惧怕讨论的懦夫。只不过，勇士也好，懦夫也罢，还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又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再往根源上想想，一切又是为什么呢？

要我说，不过都是语言惹的祸。汉语这东西很有意思，跟西方的语言相比，它更隐晦，更不直接，潜台词太多，深意太多，很容易让人误会。当然，这或许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加在这语言身上的烙印。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想伤人的时候，尚且可能因为一两句话而惹到别人，更何况心中不爽，带着酸气甚至是怒气的时候呢？

No Comment

美国人有个说法：“No comment！”，也就是没有评论，不予置评，或者无可奉告。在中国人看来，这只是很官方的托辞，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美国，如果你的报告被教授如此评价，或者你的设计被客户如此评价，或者你的表演被评委如此评价，那你一定得伤心死，因为no comment是比任何评价都更差的评价——已经差得没法评、不用评了。

精通西方文化的钱钟书先生算是用一生的实践表达了对周树人先生的no comment，只专心做自己的学问。那么，专心做科学、写科学、讲科学的松鼠们呢？何不照猫画虎、有样学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