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1

（《中国青年报》2010.2.3）

被剽窃的论文：Libralato S., Torricelli P., and Pranovi F. (2006) Ecological Modelling 192(3-4): 571-585.
剽窃的论文 Zhang, F., Tong, C., Xie, Z., and Lu, J. (2007)  Integrative Zoology 2 (1): 1-9. 】

亲爱的方是民，

我在意大利报纸上读到你的事迹，决定给你写信，因为我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在1年后被一组中国科学家剽窃了。这一剽窃行为已在2008年被认定，但是两份有关的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几乎不采取什么行动。

例如，编辑们在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和要求后，考虑了这个案例，对它做了评价，但是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我要求从该刊物网站上撤销这篇剽窃论文，但是这看来是不可能的。发表这篇剽窃论文的刊物的编辑写了一篇撤稿启事，但是该剽窃论文还能被下载、引用！

我对抄袭论文的中国同行并无个人恩怨，但是编辑的反应如此轻微，我想这并不能阻止抄袭，也不能减少对剽窃论文的不恰当引用。

互联网做为一个公共窗口，看来是让公众了解这些事实的唯一解决办法，让人们能够自己采取行动（例如同行们或许会决定不引用Zhang et al. 2008论文）。

同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能否得到保护，也让人深表怀疑：如果刊物允许他人抄袭我们的东西，为什么要求我们签署版权信呢？

谢谢你的努力和你的考虑，如果你读完这封信的话。

又：我附上我的原来论文(Libralato et al., 2006)和剽窃的论文(Zhang et al., 2007)：在两篇论文中我都标注了一些文字部分，显示大幅度的复制/张贴的做法。我也附上已发表的撤稿启事。

Dear Fang Shimin,

I read about your activity in an Italian newspaper and I decided to write you because a paper of mine published in 2006 has been copied by a cinese group of scientist one year later. This plagiarism has been certified (in 2008) BUT the editors of both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volved did very little.

For instance the editors, after several e-mails and requests, considered the case, evaluated it and didn’t know exactly what to do. I requested the retraction of the plagiarism paper from the journal website, but this seemed impossible. Instead the editor of the journal that published the copied paper wrote a retraction statement (attached). However, the copied paper can be downloaded and cited!

I don’t have anything personal against the cinese colleagues that copied, but the reaction of the editors is so negligeable that I don’t think it will serve to discourage copying, nor it will serve to reduce improper citation of the copied paper.

Internet, as a public window, seems the only solution that might help putting these facts on the public and allow for personal actions to be taken (for instance, colleagues might decide not to cite Zhang et al., 2008).
Meantime, the usefulness of publishing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for protecting scientific material is seriously questionable: why the journals ask us to sign a copyright letter if they allow others to copy our material?

thanks for your effort and for your consideration in case you reach the end of this letter.
best regards

Simone Libralato

PS: I attach my original paper (Libralato et al., 2006) and the copied paper (Zhang et al., 2007): in both I highlighted some text just to show the high degree of …. cut and paste operated. I atteched also the retraction statement published.
 

– Simone Libralato
Ecology and Computational Hydrodynamics in Oceanography Istituto Nazionale di Oceanografia e di Geofisica Sperimentale - OGS Borgo Grotta Gigante - Brisciki 42/c 34010 Sgonico - Zgonik (TS) ITALY
Phone: +39 040 2140376
Fax: +39 040 2140266

终于等来了第四台。商家声称是经过多日反复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才送来的。到了我手里，还来不及装任何软件，也没有改设置（除了设成无声），只是运行IE浏览器想去下载火狐浏览器，结果隔几分钟就蓝屏死机一次，也不知是怎么测试的。不知要换多少次才能换来一台没有毛病的惠普上网本。我真服了。

谎言揭露者

在大陆一些最富盛名的学者中广泛流行的腐败已经损坏了这个国家的科学界，但一个人决心要尽其一己之力揭露造假、净化学术环境。

记者：Paul Mooney
香港《南华早报》2010年1月31日

（Eddie翻译，经方舟子修改）

一月十六日，方是民以概述其二零零九年十大新闻来迎接这个新年。在他为人熟知的《新语丝》博客上，作为大陆自命的“科学警察”而同时被人尊敬和愤恨的方是民回顾了一系列惊人的指控：十二位大学校长和副校长被指抄袭；一位大学校长把一个并不属于他的科学大奖据为己有；两位教授因为在国际期刊上伪造科研结果被查出；一位医生为其新的手术方法夸大成功率，有可能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医疗后果。

方是民列举的这些无赖行径让人觉得每一次当一位真正的天才灵机一动时就会有一位大陆科学家顺手偷窃其主意，获取不应有的荣誉。而这些案例对他博客的读者来说却又丝毫不令人惊讶。近十年来，以笔名方舟子创作的方是民一直用这个网站在与学术腐败作战。有些人认为，学术腐败在大陆如此猖獗，已经构成了对国家发展的威胁。

一九九五年在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方舟子是在二零零年时开始关心这一现象的。那时候他开始在互联网和印刷媒体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术造假的报道。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方舟子已经有一个叫做《新语丝》的文学网站。他从那时起便把这个网站用来揭露学术欺诈。

“我关心中国的科学，”他坐在北京的一间咖啡厅里说道。“我希望看到它取得成就。（学术欺诈）在（这里）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普遍，比中国历史上其它任何时期都更普遍。”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做的一个调查发现他们联系的科学家中超出一半的人说他们亲身接触过学术不当行为事例。然而，只有极少数造假者受到惩罚。这是最令方舟子愤怒的地方。他在美国受到的训练使他了解到一种制度，那里很少有抄袭，而如果有的话，抄袭者会得到严厉的惩罚。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一位副教授沈阳率先开发了在大学论文里发现抄袭的软件。但使用这个新产品的决心还没有出现。

方舟子说在他揭露的九百多起学术腐败案例中，只有大约二十件受到了惩罚，而被惩罚者大多数是学生。

《新语丝》每星期有大约十万个点击。过去九年内有接近一千六百万人访问过这个网站，大多数是学术界人士和学生，也有记者。【译者注：原文如此。方舟子自己估计的是每星期十万位读者来访问。】政府有时候会屏蔽这个网站，迫使读者通过镜像站访问。

“《新语丝》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科学记者的新闻资源，”《科学新闻》的记者方玄昌（与方是民无亲戚关系）说道，“实际上，最近几年媒体曝光的学术腐败事例中绝大多数都是最先由《新语丝》的供稿者揭露的。”这位记者把《新语丝》称作“深喉”，就像美国“水门事件”里那位告密者一样。

方舟子说他每天收到二十多件揭露学术腐败的电子邮件，他平均每天花四个小时时间处理这些事例。他说他处理时采用严格的标准：揭露者必须提供他们的真名实姓（很多人因为害怕报复而拒绝）；必须提供具体证据；揭露的事例必须有意义。方舟子经常自己做调查，有时候会请教他不熟悉领域里的专家。

从自吹自擂获得冒牌的国际奖项到对知识产权的剽窃，学术腐败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不下十六位中国学者声称他们赢得过一九八四年开始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有些年度，不止一个大陆科学家声称获得该奖，尽管这个奖每年只给一个人。在颁发该奖项的世界文化委员会的网站上搜索获奖者名单时却看不到一个中国人名字。

二零零六年，方舟子在得到一个线索后检查了清华大学医学院新任助理院长贴在网站上的简历，他注意到其列出的科研论文中有一篇是关于艾滋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那并不是这位院长的专业。开始怀疑的方舟子追踪下去，发现那篇论文出自在美国的一位与这位院长有着同样的姓和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中国科学家。他还发现这位教授对他的工作经历撒了谎。

方舟子指出华中科技大学的泌尿科教授肖传国关于其获得过美国泌尿协会大奖的说法是谎言。他质疑肖传国鼓吹的一个新手术的成功率。这位医生两次尝试成为地位崇高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均告失败，学者们把这归于《新语丝》的功劳。

方舟子说，在1990年代以前，政府对科学和研究有着强有力的控制，它能够把作弊的盖子捂住。

“改革开放以后，控制没那么严了。那是好事情。”他说道，“我们不希望政府控制所有的事情。但副作用是腐败和不正当行为都冒出来了。”

评论家说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化的努力让问题更加恶化。教育部和大学在学术上施加压力，要求在收录进“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学校的排名、资助和奖金经常与这样的标准挂钩。

方舟子说，一位博士候选人必须发表至少三篇论文才能毕业，许多硕士研究生也被要求发表文章。“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尤其是对学生物学或医学的学生。”方舟子说道。

这个不发表就毁灭的现象甚至已经延伸到在小学院和中学教书的老师那里。但在需要发表的论文数目超出这个国家的主要刊物能够刊载的数量时（这是一个每年接近五十万的数字），新的趋势便是出现了一系列低质量的“非法刊物”，在那上面作者可以付钱来发表自己的文章。

“这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方舟子指出，“没有人相信这种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那只是为了评职称。”

发表文章的压力使得学者们大量制造论文，经常顾及不到科研的质量或甚至不加注明地直接从其它资料里照搬材料。在许多情况下，教授让他们的研究生自己做科研。如果学生抄袭，教授便可以宣称不知情。

在方舟子看来，问题之一在于不用害怕被抓到。

“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卷入了不当行为，没人在乎了，”他说，“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的。你无需要担心会被抓住或受到惩罚。”

方舟子说官方也有责任。

“官员有着发放研究经费的权力，却对科学一无所知。”他说，“他们只知道数一个人发表的学术论文的数目。你只需去抄他人的论文，他们说，‘干得好，给你经费。’”

大学和政府通常不愿意惩罚造假者，尤其是那些高级科学家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人，也就是几乎所有的高级学术官员。

“政府官员不愿意调查和惩处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因为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方舟子指出。

大学通常会掩盖这样的行为来保护学校的声誉。方舟子说科学院的院士能为他们的学校带来大量的资金。他说，他的网站揭露了几十位院士的不当行为却没有一个被正式调查或惩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何士刚是方舟子的支持者，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归结于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腐败，就没办法让其它事情有一个清洁的环境。”

“（虽然造假数量在增加），媒体上报道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方玄昌说，“记者得考虑报道这些事时是否有风险。结果许多案例就没有被报道。”

中国的学术作弊源远流长。在清朝（1644-1911），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取有油水的官僚位置的考生使用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偷带进微型书籍、指甲大小的作弊材料，甚至穿着写有相关材料的内衣内裤。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竟然为了批评僵硬的教育系统和其对考试的重视而鼓吹作弊。他宣布说：“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时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

作弊在学生中间也很普遍。近年来，“枪手”被雇佣来代考。在大陆可以找到枪手参加任何考试，包括英语考试。一个现在已被关闭的网站提供三种服务：两千元可以获得一个枪手，四千元可以事先得到答案，或者只花一千二百元，考试的答案可以通过一个不比指甲大的进口的“卫星接收器”传递进考场。

方舟子说他不通过网站获得任何收入，他通过写作科普书籍谋生。

已经有十一件案件起诉这位斗士：法院在三个案件上判决对他不利，驳回了五个，另外三个还在等待判决。

肖传国在他任教的湖北省武汉的地方法院上起诉方舟子诽谤，他赢了该官司和上诉案。方舟子对判决不予理睬。去年，法院从他妻子的银行账户里取走了40763元。

有些案例看起来近乎荒唐。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学者刘子华的家属控告方舟子诽谤。在三十年代，刘子华认为他已经用中国古代哲学的八卦理论发现了太阳系第十颗行星。方舟子把它称为“伪科学”。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判方舟子输了，对他罚款两万元，尽管刘子华已经在十四年前离世。

何士刚认为方舟子在法庭上的失败是政治、地方保护主义和不健全的法制系统的结果。“我觉得他的工作做得非常仔细。这是我非常尊重他的原因。”

支持者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资金来帮助他支付法庭费用和支持另一个反驳他的批评者的网站。

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学术作弊可能会对大陆的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形成威胁。方舟子说国际学术刊物现在对接受来自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很犹豫。这个问题在上个月得以凸显：科学刊物《晶体学报》E分卷发表社论宣布由江西省井冈山大学两位科学家在二零零七年提交的七十篇晶体结构论文是捏造的。

纽约州立大学列文国际关系贸易研究所的一位高级研究员曹聪在这个月撰文介绍说这个同行评议的刊物现在已经充斥了来自中国的论文，主要是因为这只是一个晶体结构的数据库，文章长度通常只有一页纸，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评议程序。曹聪写道，黑龙江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在过去五年里在《晶体学报》发表了297篇论文。

这个事件引起了医学刊物《柳叶刀》主编理查德·豪顿的注意。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根据中国学者发表文章的数目进行奖励的制度。

“不幸的是，在中国存在着造假的巨大动力，”他在《柳叶刀》的网站上写道，“当你把有名声的工作位置和大量的金钱同发表数目紧密地联系起来时，便会创造出造假的条件。

“问题是中国的科学在一些领域是否还值得信任，这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

“学术腐败对纳税人的钱的浪费骇人听闻，”方玄昌说，“而且，学术界的腐败趋势会降低科学研究效率，严重地阻碍中国的国际化梦想。”

尽管表面上看来《新语丝》只得到了有限的成功，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指出，“如果没有方是民，中国的学术腐败会更严重。”

“方舟子与学术不当行为的斗争效果不应该只用受到惩罚的人数来衡量，”方玄昌说，“更重要的是让那些可能作弊的人害怕，这已经导致减少了学术界这种现象的发生。”

方舟子说虽然教育部和科技部都颁布了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条例，但他怀疑是否会被执行。他说科技部在二零零七年成立了一个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但他从没听说这个办公室调查过一个案例。他还认为科技部的一些官员自身腐败，在分发科研资金时接受回扣。

“至少那里有一个办公室，”他乐观地说，“政府现在认识到这是个问题，虽然它还没有做什么事，我也觉得这是个进步。”

Lie Detector

Widespread corruption among some of the mainland’s most ambitious academics has undermined the country’s scientific community but one man has made it his mission to expose the culprits and clean up the system 

Paul Mooney
Jan 31, 2010,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gazine
      
On January 16, Fang Shimin kicked off the new year with a recap of his top 10 news items of 2009. On his popular New Threads blog (www.xys.org), Fang, both respected and hated as the mainland’s self-appointed “science cop”, revisited a string of startling allegations: 12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vice-presidents accused of plagiarism; a university president who claimed a leading scientific prize that was not rightfully his; two professors caught faking research results i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and a medical doctor who distorted the success rate for a new surgical procedure, which could have had serious health implications.
Fang’s rogue’s gallery made it seem like every time a light bulb goes on in the head of a genuine genius, there’s a mainland scientist at hand to steal the idea and bask in the illicit glory, but the list came as no surprise to followers of the blog. For close to a decade, Fang, who goes by the pen name Fang Zhouzi, has been using the site to battle academic corruption, which, some say, has become so endemic on the mainland, it poses a threat to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Fang, who earned a PhD in biochemistry fro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5, became concerned about the phenomenon in 2000, when he started to see an increase in reports of academic cheating on the internet and in the print media. A fan of literature, Fang had a literary website called New Threads, which he has since employed to expose academic fraud.
“I care about science in China,” he says, sitting in a Beijing cafe. “I want to see it go somewhere. [Academic fraud] is more common [here]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and more common than in any other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wed more than half of the scientists contacted said they were personally familiar with case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However, few of the guilty parties are punished and that’s what irks Fang, whose training in the US exposed him to a system in which plagiarism is rare and, when it does occur, is severely punished.
Shen Yang,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pioneered software that detects plagiarism in university papers, but the will to implement such innovation has yet to surface.
Fang says that out of the more than 900 cases of academic corruption he has exposed only 20 have resulted in punishment - and the majority of those involved students.
New Threads receives about 100,000 hits a week, with close to 16 million people - academics and students primarily but also journalists - having visited it during the past nine years. The government occasionally blocks access, forcing users to reach it via mirror sites.
“New Threads is the news sourc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science journalists in China, including myself,” says Fang Xuanchang (no relation to Fang Shimin), a reporter with Science News. “Actuall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ases of academic corruption that were brought to light by the media in recent years were originally exposed by contributors to the New Threads blog,” says the journalist, who calls the site the “New Threads deep throat”, in reference to the informant in the US’ Watergate scandal.
Fang Shimin says he gets more than 20 e-mails a day reporting academic corruption and he spends an average of four hours following up on the claims. He says he applies strict criteria in handling reports: accusers must provide their name - many decline to do this out of fear of retribution; concrete evidence must be provided; and the case must be relevant. Fang often does his own research, sometimes consulting with experts in fields he is less familiar with.
Academic corruption runs the gamut from false claims about international awards to outright intellectual-property theft. No less than 16 Chinese scholars have claimed to have won the prestigious Albert Einstein World Award of Science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 1984. For some years, more than one mainland scientist has claimed the award, despite that fact that it is given to only to one person a year. A search of the recipients list on the website of the World Cultural Council - the body that bestows the honour - yields not one Chinese name.
In 2006, when Fang, acting on a tip, pored over the online resume of the new assistant dean of Tsinghua University’s medical school, he became suspicious when he noticed that one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t listed was about the molecular biology of HIV - a subject not related to the dean’s speciality: surgery. Fang dug a bit further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paper had been written by a Chinese scientist in the US with the same family name and first initial. He also discovered the professor had lied about his work experience.
Fang argued that Xiao Chuanguo, professor of urology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d lied about winning a major award given by the American Ur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questioned the success rate of a new surgical procedure being touted by Xiao. The doctor failed in two attempts to be appointed to the prestigiou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and scholars credit New Threads for this.
Fang says that prior to the 1990s, the government had tight control on science and research and managed to keep a lid on cheating.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the controls were relaxed, and that was a good thing,” he says. “We don’t want the government controlling everything. But the side effect was that corruption and misconduct emerged.”
Critics say government efforts to modernise the higher-education system are exacerbating the proble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put pressure on academics to publish in journals catalogued by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hool rankings, funding and monetary rewards are often based on such results.
A PhD candidate has to publish at least three papers before he can graduate, says Fang, and many graduate students are also required to publish. “That’s huge, particularly for someone in biology or medicine,” says Fang.
The publish-or-perish phenomenon has even extended to people teaching at junior colleges and high schools. But as more papers need to be published than can be accommodated by the country’s key journals - the numbers run close to 500,000 per year - the trend has spawned a raft of low-quality “black journals”, in which people pay to have their papers published.
“It’s become a huge industry,” says Fang. “And no one trusts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this kind of journal. It’s just for promotion.”
The pressure to publish has meant scholars churn out papers, often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or even lifting inform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without giving attribution. In many cases, professors allow their graduate students to do their research. If the student plagiarises, the professor pleads ignorance.
One of the problems, as Fang sees it, is that the fear of being caught is no disincentive.
“No one cares because the majority of scientists are involved in misconduct,” he says. “So they don’t think it’s a big deal.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being caught or punished.”
Officials bear some of the blame, too, says Fang.
“The officials who have the power to distribute funding for research know nothing about science,” he says. “They only know how to count the number of academic papers one has published. You only have to copy other peoples’ papers and they say, `You’ve done a good job, here’s your funding.’”
Univers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often reluctant to punish cheaters, especially high-level scientists or someone who has Communist Party connections, which means just about any senior academic official.
“Government officials don’t want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a vice-president or a president of a university because there’s nothing in it for them,” says Fang.
Universities will usually try to cover up such behaviour to protect the reput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CAS members bring in large amounts of funding for their universities, Fang says. His website has exposed the misdeeds of about 20 members of the academy but none has been officially investigated or punished, he says.
He Shigang, of the CAS’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and a supporter of Fang, says: “Everything boils down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If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corrupted you can’t have a clean environment for anything.”
“[Although the number is rising slightly] what appears in the media is a very small minority of the cases,” says Fang Xuanchang. “Journalists have to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re’s a risk in reporting something. As a result, many cases go unreported.”
There’s a long history of scholarly chea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scholars taking the rigorous imperial exam, to win coveted positions in the civil service, resorted to all sorts of tricks, including smuggling in miniature books, cheat sheets the size of a fingernail and even undershirts covered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In 1964, Mao Zedong went so far as to endorse cheating during a speech in which he criticised the staid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emphasis on exams.
“At examinations, whispering into each other’s ears and taking other people’s places ought to be allowed,” he declared. “If your answer is good and I copy it, then mine should be counted as good.”
Cheating is also rampant among students. In recent years, qiangshou, or “hired guns”, have been employed to take exams. Their services can be retained for just about any test on the mainland, including English language exams. One now-defunct website offered three options: a hired gun for 2,000 yuan (HK$2,275), answers in advance for 4,000 yuan or, for 1,200 yuan, answers provided during the test via a wireless device described as an imported “satellite receiver” no bigger than a thumbnail.
Fang says he makes no money from his blog, relying instead on the popular science books he writes to earn a living.
Eleven lawsuits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the crusader: courts ruled against him in three cases and dismissed five, while three are pending.
Xiao sued Fang for libel in a local court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where he teaches, winning the case and an appeal. Fang ignored the ruling and, last year, the court deducted 40,763 yuan from his wife’s bank account.
Some of the legal cases have bordered on the absurd. In November 2006, the family of scholar Liu Zihua sued Fang for libel. In the 30s, Liu argued that he had used the Eight Diagrams theory - from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 to discover a 10th planet in the solar system, a claim Fang labelled “pseudoscience”. The No 2 Beijing Intermediary Court ruled against Fang, fining him 20,000 yuan - despite the fact that Liu had passed away 14 years earlier.
Fang’s legal setbacks are the result of politics, local cronyism and a flawed legal system, claims He. “I think he does his homework very carefully. That’s the reason I respect him so much.”
Supporters have set up a legal defence fund to defray his court costs as well as another website to fight his detractors.
Meanwhile,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that academic cheating c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 on the mainland. Fang say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are now reluctant to accept submissions from Chinese scholars, a problem that was highlighted last month when scientific journal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s E published an editorial announcing that some 70 crystal structures submitted by two scientists from Jinggangshan University, in Jiangxi, in 2007, had been faked.
Cao Cong, a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the Neil D Lev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merce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wrote this month that the peer-reviewed journal had been flooded with Chinese papers, ostensibly because it’s just a database of crystal structures in which articles are usually one page long and go through a less-than-vigorous review process. Cao wrote that one chemistry professor a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d submitted 297 papers to Acta Crystallographica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 inciden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ichard Horton, editor-in-chief of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who wrote that rewarding Chinese scholars for being prolific publishers was creating problems.
“In China, unfortunately, there are great incentives to commit fraud,” he wrote on The Lancet’s website. “When you make prestigious jobs and large amounts of money closely tied to publication, that creates conditions for fraud.
“The concern is if science in China cannot be trusted in certain areas, that undermine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corruption is an incredible waste of taxpayer money,” says Fang Xuanchang. “Furthermore, this general trend of corruption in scholarly circles will lead to a decline in the efficac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eriously obstruct China’s dream of internationalising.”
While on the surface it appears New Threads has had limited success, “without Fang Shimin, academic corruption in China would have been worse”, says Rao Yi, dean of the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at Peking University.
“Fang’s goal of fighting academic misconduct should not be simply reduced to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are punished,” says Fang Xuanchang.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making those potential cheaters afraid, which has resulted in reducing the emergence of this phenomenon within the academic world.”
Fang Shimin say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have both laid down guidelines for dealing with academic misconduct but he doubts they will be enforced. MoST set up 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in 2007, he says, but he’s not heard of the office investigating a single case. He also contends that some MoST officials are corrupt and accept kickbacks for handing out research funding.
“There’s an office at least,” he says, optimistically. “The government now recognises that it’s a problem - and although it hasn’t done anything, I think that’s progress.”

http://sourcedb.kiz.cas.cn/zw/zjrc/200908/t20090825_2446593.html

简历：

博士，研究员。美国籍。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英国东安格理亚大学生命科学院(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K) Lecturer, indefinite appointment (=tenured)，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生态与环境保护中心（ECEC）首席科学家。

    主要工作简历

2008年－至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2000年－至今：英国东安格理亚大学生命科学院(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UK)副教授；
1999－2000年：英国帝国大学（Imperial College）NERC种群生态学中心（NERC Centre for Population Biology）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1999年：美国哈佛大学种群和群落生态学讲师；

    专家类别：

    百人计划；研究员

我不清楚经济学的情况，但是此人或其弟子显然善于吹牛。他的确得过威尔士奖（David P. Wells Prize in Economics），但是那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奖金$500），根本不是什么哈佛大学最高奖、经济学大奖。这是当年其获奖的报道，和他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

Faculty Awards Two $500 Economics Prizes NO WRITER ATTRIBUTED
Published: Thursday, April 17, 1947

George Jaszi and Pei-Kang Chang, who received Ph.D.s in 1946, each won a $500 David P. Wells Prize in Economics yesterday for a thesis in the field.

Jaszi’s prize-winning thesis discussed the subject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come and National Produc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overnment Transactions,” while Chang wrote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Ordinarily only one prize of $500 is given each year, but awarding of two prizes became possible because no thesis meriting a prize was presented in 1945-46.

像下面这篇由同济大学理论经济学系主任撰写的文章《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85岁当博导》说什么哈佛大学系主任去竞争该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全是胡扯。（原文给读者的印象是陈岱孙和哈佛系主任竞争，才没得奖。系主任当然不可能去竞争只给学生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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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 Samuelson)。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年获奖的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仑。“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http://news.sina.com.cn/c/2006-07-21/1644104980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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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有一门“新发展经济学”，但是和张培刚没有关系。Googl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有189,000结果，但是googl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Pei-Kang Chang”，结果是0。说明介绍“新发展经济学”的国外文章没有一个提到此人。

至于说他是“发展经济学之父”，google一下”Pei-kang Chang” “Development Economics”就知道了。除了国内的网页，以及一些图书馆和网上书店收录其著作的网页，有谁提他？

谁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呢？Google一下”father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可知，Arthur Lewis （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通常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在国外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还有这些人：

Paul Rosenstein-Rodan
Friedrich List
William Petty
Peter Baur

没人提张培刚。

附：
张培刚:一个”反动学术权威”消失的30年

010-01-31 南都周刊

张培刚：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他是首个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科最高奖——威尔士论文奖的中国人。有人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是第一部以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为主题的专著。1952年，他被调离教学岗位，10年动乱中，他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直到1978年才重返经济学界进行研究工作。

当萨缪尔森拿到哈佛大学最佳论文威尔士奖的时候，另外一位获奖人不久后却在大洋彼岸当着一个大学的基建“工头”；当刘易斯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更早涉足这一领域的他，迟暮之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多数时间，他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像一面旗帜供人膜拜。

终于，97岁的张培刚答应见客。深陷在沙发里的这个瘦小的老者，伸出苍白的右手和来访者轻握一下，以示“接见”，便不再多话。他的妻子，比他小17岁的谭慧则负责做起了他的“传声筒”。

他的膝盖上盖着一条印花毛毯，毛毯一角露出挂在腰间的尿袋。诸多老年病困扰着他。腊月的武汉，正是难捱的阴冷冬季，在华中科技大学招待所一号楼的一间客房，23摄氏度的恒温，可以帮助老人抵御南方没有供暖的冬季。作为学校的一项特殊照顾，20年前，从住所搬到招待所后，张培刚夫妇就一直住在这里。

阳光穿过窗棂的投影，落在老人略显“不耐烦”的脸上。原因是来访者打断了午后清梦。他浓重的红安口音一字一板：“还有3年我就满100岁了！”似乎在暗示来访者：他不光没有精力，也不甚有兴趣应对来访。

这已是破例了。张培刚的学生，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建华教授记得，自打两年前取消了最后一个外出习惯：每周六去麦当劳吃一个麦香鱼汉堡，近两年张培刚已甚少出门。

张培刚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06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首届张培刚奖颁奖论坛，何炼成、林毅夫、史晋川等名家获奖。张培刚这个长期不为公众所知的“隐居”老人，在暮年以一种众星捧月的姿态高调亮相，奇迹般赢得了人生的最高声名。

1945年，哈佛博士生张培刚完成了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他应该没有想到，时隔40年后的上个世纪80年代，这篇尘封的论文被他在中国的追随者发掘出来，称之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篇开山之作。他也戴上了“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乃至“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光环。

一个经常挂在追随者口中的说法是，同样从事此项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潜台词在于：比刘易斯涉足这一领域更早的张培刚，假如继续做研究的话，那么诺奖似不该旁落他人。

历史无法靠假设演进。现实是，张培刚走红学术庙堂不过短短20年的时间。此前他的大部分人生沉潜于被人遗忘的江湖。从江湖到庙堂的一落一起，尽显光怪陆离时代的戏剧性变迁。

走红哈佛

97岁老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上午醒来，夫人谭慧为他记录心跳、大小便数值。午饭时他看一下自己喜欢的《参考消息》，中午小睡片刻。大多数时间里，精力不济的“发展经济学之父”就这么坐在沙发上，沉浸在回忆中。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张培刚的记忆很容易又回到青年时代，准确说，是哈佛求学的时光。那是他得到如今全部名声的起点。

“我在哈佛的时候，住在Cambridge。因为英国也有一个Cambridge，翻译成剑桥，所以我就把哈佛的Cambridge叫做康桥。”说到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整个身子几乎不动的他，才显得兴奋起来，从毯子底下伸出手，迅速整理下头上戴的鸭舌帽，眼神中流露出这个年纪的老人惯有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得意神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谭崇台对哈佛时期的张培刚有过一段颇为传奇的描述：谭1944年冬天到了哈佛，遇到一位风度翩翩的胡博士，得知谭崇台来自武汉大学，胡博士立马问：“那你们可知道张培刚？他在这里很有名气。”事后谭崇台得知，胡博士就是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

张培刚1945年完成论文，1947年博士论文才获奖。而谭崇台遇到胡适是1944年冬，彼时张培刚来到哈佛不过3年。在谭崇台眼里，“土气、质朴”的张培刚当时不知道凭什么赢得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青睐。出自张培刚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几乎没有，只简略提及，在美国曾经和赵元任、胡适等交往。谭崇台比张培刚小7岁，后来他的妹妹谭慧成为张培刚的妻子。

张培刚是清华庚款哈佛留学生的一员。赴美前，1934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他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了6年，先后撰写了《清苑的农家经济》、《广西的粮食问题》、《浙江省粮食之运销》等著作。

对于张培刚的这几本早期著作，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仍然记得自己当年初读后的惊喜：张培刚专门把粮食的“运输成本”与“交易费”——也就是单纯的市场费用分开考察，并且极见功夫地总结出，市场交易费的减少，可视为交易机构有了改进的标志。

“交易费”概念的清晰提出，让后来者惊异于张培刚的学养。科斯举世闻名的“交易费用”概念最早发表于1937年，张培刚在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不但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还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张培刚的早年研究及哈佛论文中已初见端倪。

今天，人们对张培刚194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给予了不吝笔墨的赞美，却忽略了此前张培刚已经具备了6年的学术实践功底。

写《农业与工业化》花费了半年多时间，最终通过博士答辩，获得了1946－1947年度威尔士奖。如今国内不少报道称之为“小诺贝尔奖”、“为诺贝尔奖设立之前的经济最高奖”。不过，新语丝网站方舟子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检索到当年的报道显示，威尔士奖是哈佛经济学系奖励当年度本系最佳博士论文的，是给学生的奖励。一份当年的报道显示，和张培刚同时获奖的还有一个学生George Jaszi，每人得到了500美金。

刨去名头的争议，当代国内活跃的经济学者对于这篇论文的含金量不乏溢美之词。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说：“张先生提出的观点远远超过当时与他同时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正确的。”

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也曾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他总结的张培刚的三个命题是：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何者是必要条件？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是否平衡发展？农业国与工业国的经济关系如何？

经济学家的上述观点，均发布于1990年。彼时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瓶颈。张培刚的这篇旧文刚好为研究者提供了新鲜灵感。

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张培刚模式”，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这种农业与工业兼顾的经济学理论模式，在50年代后逐渐自成一派，称作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自己评价说：“论文的意义，在于为落后国家，农业国家，如何走向工业化农业化，起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张培刚在美国待了5年。哈佛岁月给这个湖北红安农家子弟的精神世界投下的影响细致入微。至今他仍然喜欢交响乐，而不喜欢京戏。“我喜欢听贝多芬。星期天上午10点到中午，学生半票。在夏天，乐团还在广场加演。你知道，哈佛一年的学费要400美金，我的生活费是90美金，但是我每周都会省出5毛钱去听古典音乐会。”望着窗外日渐暗淡的天际，张培刚喃喃自语。

1946年，哈佛岁月戛然而止。张培刚和吴于廑、韩德培等同窗好友相约回到武汉大学任教，三人后来有珞珈“哈佛三剑客”之称。1949年，张培刚担任经济学系主任，同时担任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这是中国新旧时代交替的前夜。无数张培刚们期盼学以致用施展经世之才，时代却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

消失30年

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礽曾经说：“1946年我考进武汉大学经济系，结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位重要导师张培刚教授，但是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在苏小和眼里，张培刚的成绩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事情，“以后他就没研究，活着而已。”

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农业与工业化》之后，张培刚再也没能写出比博士论文更值得称道的文章。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你远离经济学研究？”张培刚努力回忆。但是记忆似乎在1952年后出现了惊人的空白。长达30余年。

夫人谭慧在一旁挡驾：“请不要问那些让他伤心的事情。”

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实践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论的张培刚，有着两次回国创业的经历。为了更好的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1948年元月，他曾应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前往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当经历战争创伤的中国硝烟淡去的时候，1949年，他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国家决定在武汉建立一所工学院。1952年，张培刚被任命担任华中工学院第三校建设规划办公室主任。“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40岁的张培刚和23岁的谭慧组建了家庭。

“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谭慧说。张培刚从写论文到搞基建，经济学研究自此画上了休止符。

华中工学院的前址是三个村庄，一片农田和无数坟场。作为“工头”，张培刚的首要工作就是劝农民搬家迁坟，几乎一天到晚在工地上。

张引以为豪的是，1957年修长江大桥投资是6000万，华中工学院第一期工程就有1400多万，这么多钱都由他统筹，“在这方面他们是信任我的。觉得我不会贪污。”

因为和西方的隔绝，很长时间张培刚并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在国外悄然兴起。1956年，两位智利学者来到北京，要求见Pei kang Chang(张培刚)。接待者不知道谁叫“背钢枪”，辗转找到武汉，才知道工地上这个灰头土脸的基建主任便是。领导碍于面子，把张培刚一家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装点门面。而担心被安上间谍的罪名，张培刚只应酬了几句就把智利粉丝打发走了。此时他才知道，《农业与工业化》刚出了西班牙文版本。

日后经济学家张五常听说了这段历史，大发感慨：被委任校园建筑管理，说来好听，其实下等。大才何止小用，浪费了一个顶级人材。

此后的历史更是一段谜。见诸资料的介绍一概都统一明了：1957年，张培刚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0年。“文革”期间在咸宁劳动，被批斗。此外别无他话。

在一本《学海扁舟》的论文集中，张培刚的一段自白多少剖析了当时的心迹：“我自己也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50年代、60年代来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介过西方经济理论。”

张培刚显然具有随遇而安的生存能力。当时，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展示了微妙的处世哲学。上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下联：看透，岂可全看透，要有所作为。

回望张培刚坎坷的人生经历，苏小和认为，当时除了读书人希望立志报效国家这个情怀外，也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风头无量，而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经济危机后的萧条，连罗素、胡适都曾经犹豫过，何况是一个张培刚。所以有人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体迷失的时代。

“面对那些死去的人，张培刚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了。”谭慧感慨说，“那是个悲剧的年代。每个人的遭遇都和张培刚差不多。怎么可能没有苦恼？可是有什么办法？”

迟暮的光环

1978年，张培刚即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在站了30多年之后，张培刚感慨，终于有个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

80年代中期，中国正就对外开放方面的问题展开大论战。经济领域的著作在沉寂了多年之后逐渐引起了重视。张培刚的经历开始为人所知。

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教授回忆，大概在80年代中后期，关于张培刚的各种介绍多了起来。他在1985年前后看到上海社科院杨建文的一篇专题报道，称张培刚是经济发展学创始人之一，才知道自己就读的大学原来有此等高人，由此萌生了报考张培刚研究生的想法。

成为师生之后，张建华发现张培刚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老师：“对于学生每一篇论文的细节、文法都要求和讲究之极。”

张培刚试图用苛刻的要求找回曾经的灵气，又不免困扰于日渐衰退的身体和智识。张建华记得恩师为了写一篇回忆录花费了3个月，熬得十分辛苦。

戏剧性一幕就此展开。国内的一流经济学人忽然发现国内还有这么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于是纷纷去攀亲戚，学校也开始重视了，门庭冷落多年之后，突然热闹起来了。

更多的学者也借着反思张培刚的命运，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走过的弯路。

在一篇文章中，周其仁就写道：张培刚如果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因为他在张的书中发现，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已经全面登堂入室。

胡鞍钢多次讲，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事实是，过去老师没有机会做到的，学生已经实现。张培刚的三个学生巴曙松、张燕生、张军扩，都曾到中南海讲课。

2006年，张培刚基金会顺势而生。门生和追随者们为张培刚营造了一个学术殿堂，他频频出现在各类学术活动中。

20多年前，当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发展经济学陷入衰落，张培刚曾在各种场合为发展经济学振臂一呼，倡导建立“新发展经济学”。当时，国际学术界并没有更多的认可，主流却是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理论与政策。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机构开始开始反思发展理论。首届张培刚奖得主林毅夫被任命为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就是一个例证。

张培刚也曾经公开承认：我一共写了10多本书和多篇文章，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一本书《农业与工业化》和一篇论文《发展经济学该往何处去》。

“你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能出大师吗？”

“很难。”这个曾经游历中西的老者摇摇头，他认真地盯着记者说，“学术风气很不好，当官的如果不带头克服掉浮躁和功利之风，很难！没个三五十年不行。”在夫人的暗示下，他又更正说，“那就再等个20年吧。”

窗外的太阳彻底下山了。家人暗示采访时间到了，他很听话地打住，表情恢复了初始的和气，双目微闭，从盖着的毯子里伸出右手和记者握别。

出门前，记者终于决定问出最后一个困扰自己的问题，或许这刺痛了老人的内心。

“张老，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您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呢？”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凝固了片刻。张培刚显然完全听清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并不打算回答。他一动不动陷在沙发里，保持了一种平和的笑容。

     节目导视：

    两名大学讲师疯狂炮制７０篇“造假”论文被曝光（同期声：有种失去理智一样的，练气功练得有点走火入魔一样的）；

    高校学术不端行为愈演愈烈根源何在（同期声：整个价值观完全发生移位和扭曲）。　

    敬请关注《新华视点》－－《“疯狂”论文造假背后》。

    【演播室主持人】新华视点，带您走向新闻制高点。您好，我是董千齐，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学术造假事件。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７０篇论文，井冈山大学钟华和刘涛两位年轻老师的“科研成果”曾让同事望尘莫及。直到前不久他们的造假行为被揭穿，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不过是学术界的又一大丑闻。

    【解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认为江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从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０８年在这一刊物发表的７０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并作出一次性撤销的决定。如此大规模地论文造假，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副校长　曾建平：

        立即成立了相关的调查小组，从学院、学科层面开始调查，然后学校也有一个调查小组，学院和学校两级层面的调查小组开展工作。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方小牛：

    我们错误分为３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他是真正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这种真实的数据，论文也是真实的；第二种呢，就是他有意伪造的一些数据；第三种呢，就是说由于实验不严谨、记录不完善，可能无意当中产生的一些错误，导致的结果也是错误，大概分这么三种情况。

    【解说】经过将近１０天的调查，调查组得出结论，钟华和刘涛二人的“涉假”论文属于三种情况中最坏的一种，即有意伪造数据。也就是说，７０篇登在国外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根本没有通过实验室进行严谨的科学论证，而是篡改和伪造实验数据拼凑而成。那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些造假论文是怎样被大量炮制出来的呢？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方小牛：

    因为这个杂志它是一个网络版，容量大，因为它是一个网络版呢，发表周期也快，这是一个。另外一点呢这个《晶体学报》上的文章，它不是一种ｆｕｌｌ　ｐａｐｅｒ，它是一种结构报告，只要数据准确，数据完整，并且能够通过系统的一套严格的自检程序的检查和审稿人的审稿，所以发表周期快，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在一两年内做这么几十篇的文章还是可信的。

    【解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８日，井冈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对钟华、刘涛作出“撤销造假学术成果、追回奖金、解聘专业技术职务、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等”严厉处罚。然而，事情并没有随着两位老师被逐出校门而划上句号。人们普通的疑问是，作为这样一所并不知名的普通高校里的大学讲师，为什么要在短时间内伪造大量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呢？

    【同期】全国政协委员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东林：

    所有在研究机构、在大学工作的老师，都有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呢？它每年都要对这个老师进行考评。你到了年终的时候要填很多的表格，你今年完成了多少课题，你发表了多少文章，出了多少著作等等等等，而且这些东西是通过指标固定下来的。

    【解说】对压力一说，井冈山大学校予以否定。校方认为，２００７年井冈山大学从原先的学院扩建为大学，学校本身并没有承担重要的科研项目，况且钟华、刘涛均为普通讲师，考核任务也不重。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副校长　曾建平：

    （考核方面）讲师是３２０个标准课时，科研工作分的话是１分。这１分的话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学校规定的最低档次Ｄ类刊物上面就可以完成，只要一篇（论文）就可以完成。

    【解说】对于他们疯狂造假的原因，校方归结为个人原因。记者试图多次联系钟华和刘涛本人，但都没能联系上。

    【实况】记者拨打电话，忙音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方小牛：

    有种失去理智一样的，练气功练得有点走火入魔一样的。

    【解说】尽管校方否认教师有考核压力，但记者注意到，从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执行的《井冈山学院科研工作奖励办法（试行）》中规定，凡被ＳＣＩ收录的学术论文每篇奖励５０００元，同时附加奖励１０００元。ＳＣＩ为“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是美国科学家创建的一个科学论文资料数据库，而钟华和刘涛发表造假论文的《晶体学报》，恰恰就属于ＳＣＩ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

    【同期】电话采访著名学术打假人　方舟子：

    以前还排过名次的，就是各个学校ＳＣＩ论文的排名榜，哪个学校是第一，或者哪个老师是ＳＣＩ论文的冠军。这就是学校它本身有这种的需求，能够表示出自己做出了很大的政绩。所以为了刺激老师尽量多地发表论文，就制定出奖励的政策。

    【同期】全国政协委员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东林：

    金钱至上，金钱万能，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这就是我们的管理方式。

    【解说】更为荒唐的是，当学术论文已不单纯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而变为换取金钱的砝码，打着“论文”旗号的人情交易也上演了。在这起造假事件中，２９篇以刘涛为第一作者的文章竟然全部是钟华代写的。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工学院院长　肖冠云：

    起因是他们两个人的爱人是同乡，他们两家交往比较多一些。从主观上呢他（刘涛）当时是希望他（钟华）帮忙写个一两篇就行，但是到２００８年大概３月份左右，钟华就把２８（２９）篇以刘涛的名义发表的论文的复印件，就交给了刘涛。

    【解说】就这样，工学院的讲师刘涛发表了和自己专业毫无关系的２０多篇化学领域的论文。而在以刘涛的名义发表的部分文章中，还署有第二、第三作者的名字。

    【同期】江西井冈山大学工学院院长　肖冠云：

    他是在发表之前呢，钟华问刘涛，他说你要不要再挂什么第二或者第三作者，刘涛他就想当然地觉得哪几个人是他同学啦，或者关系好一点啊，他就擅自做主张，把人家的名字挂上去，一直到论文出来以后呢，人家本人都不知道。

    【解说】在井冈山大学的宣传网页上，至今还赫然写着学校已有多少篇论文入选ＳＣＩ等国际学术刊物。而这种以论文为考核、奖励导向的量化考评机制在其他高校也并不少见。

    【同期】全国政协委员　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王东林：

    这种制度带来的个体价值观的崩溃，整个价值观完全发生移位和扭曲，因为你有这样的制度导向，急功近利，功利心的导向，导致了价值观的偏离。也就是说，我文章写得多，第一可以评职称，我可以不断地评职称；第二我可以获得名望，因为还有什么学者，什么千百万人才工程等等等等，而且所有的这些称号都和利结合起来了，名和利紧密结合在一块。

    【同期】江西省政协委员民革江西省委会秘书长　许小欢：

    一个是从道德层面上面，另一个还要从法律层面，现在我们有知识产权法，依据法律对学术论文的写作发表应该立法，发现造假的应该从法律层面追究责任。

    【演播室主持人】井冈山大学教师论文造假事件不是第一起，可能也不会是最后一起。当沉重的科研压力遇到形同虚设的监管网络，当学术的良知和尊严让位于世俗的功名和利禄，无论是高校还是其他科研机构，都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名利场。正如这些专家所说，只有量化考评的科研体制彻底改变，学术造假的不端行为才有望消除。好，感谢收看本期《新华视点》，再见！

2010.1.25.

（《中国青年报》2010.1.27）

“88岁那年，萨默维尔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两部著作。其中一部是《分子和显微科学》，插图的制作者是后来因提出进化论而大名鼎鼎的达尔文。”

萨默维尔主要是翻译、编写了几本很流行的教材和科普著作，为科学普及做出了贡献，但是本人并没有做出什么学术成就，称之为“科学女王”是言过其实了。《分子和显微科学》就是一本科普著作，出版于1869年，而达尔文早在10年前就出版《物种起源》，已大名鼎鼎，学术地位比萨默维尔高多了，不可能去为她（或别人）的书制作插图。事实是，1866年，萨默维尔通过莱尔夫人（莱尔是达尔文的老师）转告，希望能在《分子和显微科学》中使用达尔文1862年出版的研究兰花的著作（这本书的书名很长，通常简称《兰花的传粉》或《兰花》）中的插图，达尔文说他本人会很高兴让她使用插图，但是萨默维尔应该找《兰花》一书的出版商获得许可。后来《分子和显微科学》用了《兰花》的14幅插图，萨默维尔在书中鸣谢达尔文，如此而已。下面是1866年达尔文答复莱尔夫人的信。

Darwin, C. R. to Lyell, M. E., [19? Oct 1866]

Friday

My dear Lady Lyell

I should be delighted & honoured by Mrs Somerville’s using any of the diagrams in my Orchid book. But it is more Mr Murray’s affair than mine. If this note were shown to him I have no doubt he would give permission & do what is necessary.

Pray believe me yours sincerely
Ch. Darwin

附：
19世纪的科学女王

本报记者 王波
中国青年报 2010-01-27

    家里供应的蜡烛明明已经够多，女仆却一再抱怨不够用。威廉·乔治·萨默维尔决定调查个究竟。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问题出在女儿玛丽·费尔法克斯·萨默维尔（Mary Fairfax Somerville）身上。这个13岁的孩子，每晚点着蜡烛在卧室里看书。这让她的父母非常愤怒，因为她手里捧的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在那个年代不可接受。

    1789年，9岁的萨默维尔被送进女子贵族学校，接受一年的正式教育。父母希望她能学会豪门女子应有的姿态和礼仪，毕竟他们家世显赫，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家是他家的亲戚之一。

    她最终没有令父母失望。不过，也正是这一年的教育，培养了小女孩持续一生的阅读兴趣。此后，萨默维尔每年都要参加女子学校。除了缝纫、弹钢琴和画画等上层女子应具备的技能，她也喜欢上了社交活动。

    一本女性时尚杂志上的智力游戏题，则让她的兴趣开始转移。这个被朋友们称为“耶德堡玫瑰”的女子，竟然喜欢上了数学。

    可惜女子学校没有数学课，萨默维尔便找到哥哥的导师，请他解释一些基本概念。

    一次绘画课上，老师建议一个男生去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便深入了解透视理论。萨默维尔无意间听到了，便把书名悄悄地记在了心里。但她很清楚，自己亲自去买这样的书，肯定不大合适。她再次想到了哥哥的导师。

    只是到手的《几何原本》她还没来及看完，家人便发现了一切。在母亲看来，一个女孩子竟然对数学感兴趣，“这是一种耻辱”。父亲则担心女儿会因此患上精神疾病。

    他们不仅没收了《几何原本》，也不许萨默维尔接触任何与数学有关的书籍。

    在萨默维尔即将20岁那年，双亲把她嫁给了她的远方表兄。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并不希望妻子学习数学。在他眼里，妇女根本就没必要接受教育。萨默维尔只能遵从丈夫的意愿。

    4年之后，如丈夫所愿，萨默维尔生下两个儿子。然而，丈夫却不幸去世。

    他留下的丰厚遗产，足以令萨默维尔衣食无忧。她决定开始继续专心学习数学。由于亲友反对，她只能与一些数学家悄悄通信。

    再婚则为她带来转机，新任丈夫非常支持她在数学和科学上的兴趣。他们举家搬到伦敦，经常参加皇家学会的科学讲座，并与欧洲众多科学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萨默维尔也不需要再遮遮掩掩。在自家花园里，她做了一系列实验，并将发现写成论文。丈夫参加皇家学会的会议时，欣喜地向人宣读妻子的论文。这让人们认识到，萨默维尔可以娴熟地写作科学论文。

    机会很快来临。1827年，萨默维尔收到朋友亨利勋爵的信。勋爵询问她是否愿意将拉普拉斯的法文著作《天体力学》翻译成英文，但所有的工作必须以她丈夫的名义进行，以免在社会上引起非议。

    萨默维尔接受了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要求翻译工作秘密进行。因为她害怕译本不能被读者接受。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失败。

    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完全多余。萨默维尔用3年时间完成的工作，质量远超出勋爵的预期。即便是拉普拉斯本人也赞不绝口，认为这个女人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他那些精确而深奥的理论。这本1831年出版的书，不仅很快销售一空，还成为剑桥大学的标准教科书。

    英国皇家学会也被这个女人的工作所震惊。他们请来一位雕刻家，为萨默维尔雕刻了半身像，放在皇家学会的荣誉室里。3年之后，她完成了《物理学的关联》一书，这被后人视为“比翻译《天体力学》更大的成功”。

    1835 年，萨默维尔被选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第一批女性会员。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她已是知名人物。但在意大利罗马学院访问时，主人却没给她面子。这个学院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处于欧洲顶尖水平。萨默维尔请求用望远镜观测哈雷彗星时，遭到拒绝。天文台称，这里只训练男性观测员，所有仪器禁止女性使用。

    这或许激发了萨默维尔支持女权和妇女教育的热情。当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向议会提交请愿书，争取妇女的选举权时，萨默维尔第一个签名支持。

    不过，这个女人把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了科学上。88岁那年，萨默维尔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两部著作。其中一部是《分子和显微科学》，插图的制作者是后来因提出进化论而大名鼎鼎的达尔文。至此，萨默维尔的研究领域，也由从前的天文、物理和地理，拓展到显微结构。

    3年后，她去世的消息传来，伦敦的报纸毫不吝惜地将“19世纪科学女王”的称谓，送给了这个享年91岁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