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标明的成分】

水、白砂糖、仙草、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声称的功效】

清热去火。

【真相】

王老吉凉茶据说是广东鹤山人王泽邦（乳名王吉）于1828年开始销售的产品。目前做为植物饮料销售，但含有多种中草药。

成分中的“蛋花”不是指鸡蛋，而是夹竹桃科植物缅栀的花，因其花瓣颜色内黄外白，类似鸡蛋，故名。缅栀分泌的乳液有毒，其花的毒性不详。

甘草的化学成分有糖皮质激素样和雌激素样作用，可引起假性醛固酮增多症、血压升高、心律失常、过敏反应。具体另文分析。

王老吉凉茶中最值得注意的成分是夏枯草。夏枯草据说在夏至后逐渐枯萎，中医理论因此认为它生来有“纯阳之气”，所以才一遇阴气即枯，所以就可以用它来“补厥阴血脉”。《神农本草经》将夏枯草归为有毒、不可久服的“下品”药，而《本草纲目》则称其“无毒”。

有多项研究表明夏枯草能导致不良反应。夏枯草的乙醇提取液能抑制小鼠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1]。皮下注射可使动物胸腺、脾脏明显萎缩，肾上腺明显增大；腹腔注射可使血浆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少[2][3]。表明夏枯草可能是一种免疫抑制剂，长期或大量服用能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服用夏枯草水提物能使小鼠的血清丙氨酸基移换酶和血清天门冬氨基移换酶的值都明显升高，说明夏枯草有肝脏毒性作用[4]。

临床上，有幼儿因服用含苍耳子、夏枯草和鸡内金的中草药3个月导致急性重症肝炎而死亡的报道[5]。也有报道因服用夏枯草导致过敏，表现为皮肤瘙痒、丘疹[6][7]，甚至因过敏性休克而昏倒[8]。

2005年，职业打假人刘殿林以王老吉凉茶含有夏枯草中药成份、擅自添加《食品卫生法》所明令禁止的药品为由起诉王老吉凉茶的销售商和厂商，被法院以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夏枯草有毒副作用等理由驳回[9]。2007年，重庆市法律工作者况力彬称喝了王老吉凉茶后出现头晕，该凉茶添加了夏枯草，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再次起诉王老吉凉茶的销售商和厂商，被法院以夏枯草能否作为凉茶配料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为由驳回[10]。

被告辩护称：在2005年，卫生部卫监督发（2005）189号《关于王老吉凉茶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关于普通食品添加夏枯草有关问题的请示》，其内容为“在食品卫生法生效以前，传统上把药物作为添加成分加入，不宣传疗效并有30年以上连续生产历史的定型包装食品品种，可以经售。”王老吉凉茶开始于1828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该饮料中添加夏枯草，没有违法[11]。

卫生部的这一决定似乎更多地出于保护商业利益的考虑，并无科学上的依据。很显然，一个药品如果能导致不良反应，并不因为它被一家老字号公司使用就失去了其毒性。例如，雄黄传统上做为酒的添加成分，其历史比王老吉凉茶悠久得多，但是雄黄酒有很强的毒性，那么是否就可以允许某家老字号销售雄黄酒供消费者为了“驱邪”、“解毒”在端午节时饮用？

【文献】

[1] Sun HX et al, J Ethnopharmacol. 2005, 101(1-3):31-6
[2] 马德恩等，山西医药杂志，1983，12(2):67
[3] 蒋岩等，甘肃医药，1988，7(4):4
[4] 张善玉等，时珍国医国药, 2003, 14(11):658
[5] 亚太中医药网，11/10/2003，http://www.aptcm.com/aptcm/RealTime.nsf/ByUNID/D0784E15A233ADC048256DDA0011D764?opendocument
[6] 韩明道，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 17(3):34
[7] 黄永华，河南中医，1985, 5(3):12
[8] 夏时令，四川中医，1992, 10(11):53
[9] 新华网北京2005年5月12日电
[10]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12日
[11] 重庆晚报2007年5月16日

【按：偶见《科学时报》“科学网”编辑重点推荐杨玉圣的同党黄安年教授的博客文章攻击我“浮亏打假出名”，想起2002年写的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拿到现在也还很能说明问题，重贴一下。】

“学术批评”切忌拉帮结派
——答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

我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揭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出于个人恩怨，暗地里乱改转载文章，里面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该系教授黄安年为此写了一篇《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批评我。读完这篇文章，不明白一个如此胡涂的人，何以能在一所名牌大学当教授：

第一，黄教授说我那篇文章是“学术批评”，不知我批评了杨玉圣的什么学术？偷改别人的报道也叫学术？是不是发生在杨玉圣身上的什么鸡毛蒜皮都成了学术，任何对杨玉圣的批评就都成了“学术批评”，必须以学术批评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黄教授指出杨玉圣曾经在1994年、1996年自己揭露过抄袭，据此批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当时国内互联网未起，我远在美国，自然无法看到，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有何不对？我如果见过了而假装没见过，才叫“与事实相悖”，黄教授一口咬定我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莫非我的眼睛是长在他的脑袋上的？

第三，杨玉圣近年来以“学术打假第一人”的面目在学术界内外上窜下跳，当然不是因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以黄教授与杨玉圣关系之亲密，也说不出近年来杨玉圣亲自打过什么假，那么我说我见到的他的所谓打假“都是在别人首先出来揭露后，他再跟在后面耸人听闻地鼓噪，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又有什么不对？

第四，我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揭露杨玉圣本人造假，有根有据，黄教授凭什么教训我“要言而有据”？黄教授是跟在杨玉圣后面大谈学术规范的，那么请问杨玉圣那种偷改别人文章的做法，符不符合黄教授的学术规范？对主要内容视而不见，抓住开头一句话胡搅蛮缠，这是哪门子的“学术批评”？

我查了一下黄教授的发表纪录，发现他也热衷于“学术打假”，不过和杨玉圣一样，也属于跟在别人后面鼓噪的一类，而且是跟在杨玉圣后面鼓噪的。学术打假需要有人发难，也需要有人鼓噪。然而，如果是为了出风头，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对自己人的假不仅不敢打而且还要百般维护，那么，对这类打群架似的打假的真实程度，就值得我们加倍的警惕。

2002.1.15.

附：
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
时间:2002年1月16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学术批评中，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开展与人为善的健康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批评要言而有据，如果没有根据地随意指责甚至上纲上线，对于健康学术批评是不利的。

今天看到一位远在美国加州而从事大陆“学术打假”的先生在网上撰文批判杨玉圣，其中充满情绪化的用语。我觉得文章开头第一段话就与事实相悖。该文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见方舟子：《“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2002.1.15）

何以说该文一开头就言而无据呢？

我清楚地记得杨玉圣先生所著《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时，德高望重的美国史老前辈刘绪贻教授写序，我也曾为该书写序。我在《序》中写道：“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 他力图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实事求是, 即好处说好, 也不讳缺失。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 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严重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 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 只要是与人为善, 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辩是非, 端正学风, 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篇序，曾以《谈〈美国历史散论〉》为题，发表在《博览群书》1994年第7期）

我在《〈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一文中，又再次提到杨玉圣的这篇文章。我在文章中写道：“三十而立的杨玉圣何以被个别人看作‘恶人’或者‘歹人’？这大概与他在书评中的实话实说相关。”“《沉重的思考——评》一文发表于199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学界最早揭露某位学者著作中大规模抄袭、剽窃行为的长文。该书抄袭了南开大学某教授的论著10多处，却居然还请这位教授为他的‘著作’作序，可见何等地肆无忌惮。杨评指出：‘《移民与近代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骇人听闻。如果视作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恐非过甚其辞。这本书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界泛起的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亟待加强，并应认真提高到严肃的学术水准。好书要评，坏书更应评。像《移民与近代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应通过正常的评论加以监督，并及时、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扬是抑非；只有这样，弄虚作假者才能曝光；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本来已够艰难的史学研究健康开展。’

笔者在文章中还说过：“但是抄袭者不因学术上的劣行被曝光而有所收敛，反而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同行则以为内部教育了事，不主张公开曝光，个别的则把杨当成‘闹地震’的专家。现在事情过了快10年，是非曲直已经分明，某些剽窃和抄袭者已经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保护行为也需考虑到可能承担的严重后果而有所收敛，有的曾经犯过这类错误的学者已开始吸取教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积极成效还得感谢当初勇于曝光的‘恶人’或者‘歹人’。然而，迄今抄袭剽窃之风仍未刹住，‘打假’依然任重而道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笔者不解的是，难道1991年《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抄袭案不是杨玉圣“自己亲手”揭发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究竟是谁揭发出来的呢？难道凡是这位海外从事大陆“打假”的先生当初“没有见过”、而且迄今也“没有见过”的事就等于不存在了吗？或者难道他以为《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还不算了抄袭吗？笔者身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对此事 “第一手的资料” 的真实性有着充分的了解。方文 “自己根据第一手的资料”证据何在？有何根据指责杨玉圣“从来没有”“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

此外，据我所知，杨玉圣在《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发表的《“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也曾第一次揭露、明确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山东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现代化的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所存在的抄袭剽窃问题。可能，方先生也“没有见过”罢？

写于2002年1月16日

波格丹诺夫兄弟是法国的一对孪生兄弟，出生于1949年。他们并非科学界人士，而是电视明星，从事电视科普工作和科幻小说写作，拍摄了一些深受欢迎的科普、科幻节目，被法国大众视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兄弟”。1991年他们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上帝与科学》。据说他们在写作这本书时来了灵感，对宇宙创生过程有自己的想法，想到大学进一步深造。但按某些人的猜测，由于这本书的作者介绍中称兄弟俩获得博士学位，波氏兄弟害怕被人揭穿，才急着去拿一个博士学位。

不管怎样，兄弟俩在1990年代初年逾40时先去法国波尔多大学读了两年书，转学去了法国名校布尔戈尼大学一个研究理论物理的著名研究小组。1999年，弟弟以最低等级通过答辩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哥哥则未能通过答辩，但答辩委员会决定，如果他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3篇论文，可以再试一次。在2001～2002年，波氏兄弟在《物理年刊》、《经典与量子引力》、《捷克斯洛伐克物理杂志》、《中国物理学刊》等物理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2002年7月，哥哥也以最低等级通过答辩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

兄弟俩本来也没打算在学术界混下去，仍去干他们的老本行——拍电视。他们的论文多发表在级别不高的学术刊物上，本来也会像绝大多数科学论文一样无人注意。但在2002年10月22日，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一些同行透露了波氏兄弟获得博士学位的内幕。他认为波氏兄弟的论文是有意捏造的伪科学论文，是波氏兄弟为了暴露学术期刊审稿机制的弱点而搞的恶作剧。这封电子邮件被转来转去，迅速成了物理学界的重大新闻。这个“内幕”有一些不实之处（比如说波氏兄弟的论文答辩是同一天在摄影机前进行的），所以该物理学家后来向波氏兄弟公开道歉。

许多人听到传闻后才把波氏兄弟的论文找出来看个究竟。这些论文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状态，属于量子重力论、超弦理论的领域。据专家评论，它们其实是用一些术语拼凑起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论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轰动一时的索卡尔事件。1996年，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向后现代派文化研究著名杂志《社会文本》投了一篇用量子重力论研究社会文化的论文。论文发表后，索卡尔在另一杂志上宣布那是个恶作剧，那篇论文是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拼凑起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目的是为了让这份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喜欢抨击科学的后现代派代表刊物出出丑。

现在理论物理学家们不能不担心，波氏兄弟事件会不会也是个恶作剧，是人文学界人士对索卡尔事件的报复，目的是要出理论物理学的丑？10月23日，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理论物理学教授贝伊兹即以《物理学被逆向索卡尔恶作剧骗了？》为题，在互联网物理研究讨论组公布此事，引起激烈讨论，有数百个跟贴，包括波氏兄弟、索卡尔以及索卡尔的主要论敌之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一个认为科学知识只是文化建构而非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学流派）的头面人物柯林斯都参与了讨论，波氏兄弟并多次以真名和化名答复了对其论文的质疑。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独立报》、《自然》杂志，法国《世界报》等报刊也纷纷报道了这一风波，成了一个社会事件。

从那以后，波氏兄弟未再发表过任何论文。但是他们并未放弃“科学研究”。他们创建了一所“国际数学物理研究所”用以研究其物理理论，并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和出版了一本书介绍其“学术成果”和对该事件的看法，均被批评充斥着低级的科学错误。2004年12月，他们起诉法国天文学会损害其名誉权，因为该学会出版的科普杂志《天空与太空》发表了一篇批评他们的文章。2006年9月，法庭判决波氏兄弟败诉，命令他们承担法国天文学会的诉讼费用，并赔偿2500欧元。

这场风波的焦点是，波氏兄弟是恶作剧还是真诚地在做科研？他们的论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还是虽然有不少错误但是也算正当的论文？这样的论文怎么会通过审稿发表？他们怎么能靠这样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等等。媒体更感兴趣的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是否已玄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连理论物理学家自己都难以分清垃圾论文和正当论文？而后现代派反科学人士却想利用这一事件，为索卡尔事件挽回点面子。柯林斯做为一个人文学者，跑到物理学家扎堆的物理研究讨论组发表高论，用意即在此。但是他歪曲了论敌的观点，被一位物理学家以及索卡尔指出之后，不得不向索卡尔道歉。

国内某些追随柯林斯的人文学者也试图把这两个事件混为一谈，怀疑波氏事件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界反咬一口，暗指这回是轮到科学界出丑，并质问“科学是否与人文一样，发展到了相当深的技术层面，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科学家对科学就天然有判断力吗？部分声称的科学工作者对人文就天然敢说三道四，甚至说人文就是胡说吗？一种持老旧科学观的人仍然始终有权以科学权威自称吗？”

我们必须看到，由波氏兄弟事件而联想到索卡尔事件，只是传闻刚开始、事实真相还不明朗时的一种推测。波氏兄弟断然否认自己是在搞恶作剧并尽职地回答对其论文的学术质疑，他们也没有搞恶作剧的动机。做为以科普为业的公众人物，这项丑闻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损其形象（相反的，索卡尔通过恶作剧而成了科学界的英雄和公众人物）。我读了波氏兄弟与理论物理学家在网上的交流，虽然看不大明白其专业内容，但从措辞看，也可以感觉到兄弟俩是很真诚地相信自己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不屈不挠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专家们则认为其基本概念不清、专业训练缺乏。这和我见过的一些“科学妄想家”很相似。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见多了“假的真文凭”后，并不难理解波氏兄弟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娱乐界名人想拿个博士文凭镀镀金而已。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兄弟俩的学术水平并不够格，只不过或者是觉得不拿报酬读了十年博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现在有个博士学位又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导师的话），或者觉得可以表彰一下兄弟俩对科普的贡献（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解释），就勉勉强强让过了。至于其论文竟能在数家学术刊物上发表，那只能是怪编辑、审稿者太不负责任，没有认真看稿，也许兄弟俩来自著名研究小组这一点让编辑和审稿者有了先入为主的正面看法。不够格的、假的、伪科学的甚至“科学妄想家”的论文出现在正儿八经的学术刊物上，并不是很罕见的事。反正现在学术刊物这么多，一个被拒就换一个，总有刊物标准不高或审稿者看走眼的时候。

真要拿这种不够格的论文和文凭的例子攻击科学界，还有的是。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开始被怀疑是恶作剧。但是即使真是恶作剧，也无法用于证明科学家已失去了对科学的判断能力，毕竟个别科学家无法代表科学界，就像个别人文学者无法代表人文学界。索卡尔也一再声称，他的恶作剧“并没有证明文化研究的整个领域，或对科学的文化研究——更不要说科学社会学——是荒唐的。也没有证明这些领域的学术标准是宽松的。（也许是如此，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其他依据之上。）”他只不过用这个戏剧化的事件吸引大家的注意，随后用“其他依据”证明的确“如此”：出了一本专著《学术欺诈行为》详细揭发了后现代的反科学“大师”们对科学不懂装懂的面目。显然，反科学主义者如果想拿波氏兄弟事件说事，也该去写一本类似的专著揭发科学大师们不学无术的面目才行。

反科学主义者对科学的质问问得实在是本末倒置。科学（特别是前沿科学）已发展到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相当深的技术层面，这应该早就是个共识，也许只有“科学妄想家”才不买这个账。该问的是人文是否已发展到了像科学这样的专业化程度。某些人文学者自以为如此，而索卡尔等人已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他们不过是用欺诈手段故弄玄虚。人文学科由于缺乏自我修正机制，所以欺世盗名者可以横行，不学无术者甚至能被尊为大师——即使是索卡尔等人的揭发，也无损于他们在人文学界的地位。

但是正是因为科学最终必须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有自我修正机制，所以在国际科学界很少有人会因为假论文而成名，即使欺诈成功引起了注意，最终也会被科学界自己的人揭穿而身败名裂。林肯有句名言：“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这只有在科学界才无比正确。即使科学某个领域已发展到只有极少数人才懂的地步，也没有学术骗子横行的空间。波氏兄弟事件由物理学家首先揭发，引起注意后又由多位物理学家加以评议，正是科学有自我修正能力的一个证明。

2008.8.20

2000-2004年间在普林斯顿大学施一公实验室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原实验室做博士后、2007年跟着施一公“裸奔回国”成了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的颜宁为师父保驾，在科学网博客上贴了一张大字报《方舟子是在哗众取宠，还是无间道？》，谩骂我对施一公的批评是“无知”、“以讹传讹”、“自以为是”、“诛心”、“不失时机给自己作广告”、“不懂英文”、“弱智”等等，不论是出于原来的师生关系，还是出于现在的共同利益关系（颜宁声称在清华从事“重要疾病相关的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那是施一公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新立973项目），都不难理解这种举动。最好玩的是要来指导我的英文：

【6. “施一公去年曾给《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写信声称中国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不懂英文的方舟子（democracy in the U.S. style simply does not work in China. Singing high praise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democracy is one matter; advancing a vast country of extreme diversity is another. 翻译过来是美式民主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多元化的中国）】

把美国人常常挂在嘴上的“simply does not work”（绝对行不通）翻译成“不能简单地适用”，应该不是考托福、GRE考出来的，大概是在美籍华人实验室读博士学位时顺便学来的超级英语吧？这样的英文我当然是不懂的，英语过4级的就没人懂了。不禁对这位很懂英文的清华新科教授感到好奇，搜索了一下，原来还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其简历的一大亮点是“获得由 Science 和GE Healthcare评选的2005年“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据《新清华》1729期《颜宁受聘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介绍，“该奖项专门用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只有5人入选。”很吓人吧？

不过这是颜教授用其超级英语翻译出来的。这个奖的原名叫“The GE & Science Prize for Young Life Scientists”，用英语4级的译法，该叫“通用电器和《科学》青年生命科学家奖”，被颜教授超级掉了“通用电器和《科学》”、“生命”，于是这个奖也就成了涵盖所有学科的世界大奖，变得无比超级了。这个奖的目标是表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并奖励他们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the aim of the prize has been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Ph.D. graduate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reward their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molecular biology. http://www.sciencemag.org/feature/data/prizes/ge/index.dtl），被颜教授超级成“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好像它把所有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都挑选了一遍似的，其实想得这个奖是要自己去报名参赛并提交一篇介绍自己的论文工作的千字文和导师的推荐信的，获奖者最多算是参赛者中的最优秀罢了，因为肯定有许许多多更为优秀的博士论文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参赛。这个奖每年只在全球范围内评出一个获奖者，奖金2万5千美元，另外还有4名地区性runner-up（第二名），奖金5千美元。2005年的全球获奖者是伊利诺大学UIUC的Ahmet Yildiz，不是颜宁。来自中国留学生曾在2001年和2003年获得该奖，但都不叫颜宁。中国留学生成为runner-up的就更多了，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两个，颜宁是2005年北美地区的runner-up。能得个奖对研究生来说是一种荣誉，有5千块外快也很不错，但回国吹得跟得了世界科学大奖一样，就得靠颜教授的超级英语水平了。这个奖是5个评委根据递交的材料评出的，能得这个奖恐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导师的人脉，正如颜教授声称已发表了多少多少论文，那都是学生时代的工作，靠的也是导师，回国当教授、弄项目也都要靠导师的栽培，一辈子就吃定一个导师，“要真是这样，太伟大了”。国外避免的是学术近亲繁殖，国内盛行的是学术乱伦，这样的学校也想当世界一流，再等一百年吧。

有网友见识了颜宁的英语水平之后，评论道：“看来施教授回国与其教政治还不如教英语。”有施、颜的共同教授，清华学子想必人人可学成超级英语，不用像美式民主一样担心simply does not work。

颜教授的中文其实也是很超级的，比如她质问我“是在哗众取宠，还是无间道？”，翻译一下，相当于质问我“是在哗众取宠，还是断除烦恼？”（“无间道”为佛教四道之一，指能断所应断障），但现在该断除烦恼的，该是施一公、颜宁师徒吧。有美国人去教育你们该如何爱国，又有英文、中文都如此超级的最年轻教授，真是清华学生的福气。

又，我们其实得感谢颜宁，让我们知道天山童姥说施一公在会议上称今年8月15日参加其博士生Chen Yu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就与普林斯顿大学脱离关系“裸奔回国”是以讹传讹，其实施一公只是又脱掉了一件外套而已（“好一个以讹传讹的方舟子 (原话是：与普林斯顿又撇清了一大块）”），施一公“裸奔回国”的日子看来是遥遥无期了。

参见：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4979
学者颜宁 发表于2008-8-13 11:41:52

方舟子是在哗众取宠，还是无间道？

1. On leave until September 2009 ＝”带薪休假”

好一个无知的方舟子(http://www.molbio.princeton.ed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6&Itemid=244)

2.“施一公在会上说他要到今年8月15日参加其博士生Chen Yu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才与普林斯顿大学脱离关系。”

好一个以讹传讹的方舟子 (原话是：与普林斯顿又撇清了一大块）

3. “如果施一公在申请书中写明其有国外固定受聘单位的事实，那么应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并追究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渎职责任。”

好一个自以为是的方舟子（国内没事找施一公事的人以百计，这种事情怎么会不问？）

4. 该申请人及其依托单位在国内媒体上做“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高调宣传，不仅欺骗公众，而且有利用媒体宣传骗取国家资金的嫌疑，应适用条例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的处理办法。

好一个诛心的方舟子（眼睛始终没有脱开钱，现在人家证明不拿普林的薪水了，你怎么说？）

5. 收到施一公来函，希望和我在电话里谈谈。我不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可以通过电话交谈来解决的。我对施一公的批评和举报，都是公开做出的，如果我的批评和举报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施一公也应该公开地做出澄清。

好一个不失时机给自己作广告的方舟子（施一公该解释的已经向相关单位解释了，不了解XYS的规则，给你发个信，也能被你高调拿来标榜自己）

6. “施一公去年曾给《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写信声称中国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言论自由”

不懂英文的方舟子（democracy in the U.S. style simply does not work in China. Singing high praise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democracy is one matter; advancing a vast country of extreme diversity is another. 翻译过来是美式民主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多元化的中国）

方舟子自以为是个公正的客观的法官，却没注意到他的笔触里已经全是 negative的论调，充满了指控，一副道德上占据制高点的样子。唉，本来想保持我blog的轻松论调，但被气的不轻，看来我的blog净土也将不保了。但是，这样一来，不又给方舟子做广告，他的目的不正好达到了？

慢着，我再仔细想想：方舟子是在玩无间道吗？他这不是明摆着说些弱智的话，竖个靶子让别人攻击自己，从而更敬重一公。要真是这样，太伟大了。

http://news.tsinghua.edu.cn/new/news.php?id=18463
【人才引进】颜宁受聘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新闻中心讯】颜宁 1977年11月生，1996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2000年获学士学位，并被授予“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称号。同年9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学习，2004年12月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攻读博士期间，颜宁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肿瘤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调控机制，由于对线虫及果蝇细胞凋亡通路工作机理的杰出研究成果，获得2005年由Science杂志和GE Healthcare评选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该奖项专门用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只有5人入选。颜宁在博士后期间继续从事结构生物学研究，重点研究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成功解析一个重要膜整合蛋白酶的高分辨率原子结构，揭示了它的作用机理。

近5年来在国际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综述文章17篇，其中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发表综述文章于Annual Reviews、Cell，第一作者文章8篇，包括1篇Nature，4篇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1篇Molecular Cell, 1篇JBC和一篇Cell Cycle。

2007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目前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胆固醇代谢通路的结构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析，以及与重要疾病相关的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转自《新清华》1729期

今天一般人知道胡克（1635-1703）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初中物理学到的胡克定律：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和弹簧的长度变化成正比。其实胡克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首次用显微镜看到并命名细胞，首次观察到火星和木星的自转，发现双星，首次测量恒星的视差，发明了轮形气压计、液体比重计、风速计里程计、现在还在车辆的传动装置中使用的万向节、钟表的游丝、后来用于相机的可变光圈……，并且还是当时有数的建筑设计师，如此多才多艺，难怪后来有人称之为“英国的达芬奇”。但是在胡克死后两百多年间，他几乎被人遗忘了，直到20世纪他做为大科学家的地位才被确认。这主要是由于他惹恼了一个人，一个比他更伟大、更有势力、最不该去惹的人——牛顿。

牛顿其实是胡克的晚辈。早在1662年，胡克已成为英国新成立不久的王家学会的实验主管，负责演示王家学会的实验，并在次年成为学会会员。而此时牛顿还是剑桥的本科生。1669年，牛顿当上剑桥的教授，开始讲授他的光学研究。1672年年初，牛顿被选为王家学会会员，做为见面礼，他给学会寄去一篇证明白光是不同颜色光的混合的论文，提出光是由粒子组成的，遭到了认为光是一种波的胡克的猛烈抨击。牛顿无法忍受，威胁要退出学会。在学会的书记劝说并提出免去牛顿应缴纳的会费的条件下，牛顿留了下来。

但是在1675年，牛顿发表的另一篇光学论文招来了胡克更猛烈的抨击。胡克认为牛顿论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从他在1665年发表的《显微图谱》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中搬来的，只是做了某些发挥。两人进行了一番貌似彬彬有礼其实暗藏讥讽的通信。牛顿在1676年2月5日致胡克的信中，写道：“笛卡儿（的光学研究）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你在一些方面又增添了许多，特别是对薄板颜色进行了哲学考虑。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后面这句话被认为是牛顿的谦虚，后来被许多人当成座右铭，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牛顿其实看重实验和数学计算而蔑视胡克的哲学思考，并且胡克身材不高、驼背得很厉害的话，就可以明白牛顿的这句话并不是在恭维胡克。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牛顿疏远了王家学会，而且决定等胡克死后再发表有关光学的论著，在这部1704年——胡克死后的第二年——出版的著作中，牛顿完全不提胡克对薄板颜色研究的贡献。

但此时牛顿还是个崭露头角的年轻教授，面对前辈的批评他只能忍气吞声。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才确立了牛顿做为英国科学界第一人的地位。这本书是在哈雷的鼓励和资助下出版的。哈雷、胡克和著名建筑师雷恩都在研究万有引力，也都认为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他们都无法从引力反比定律推导出开普勒行星定律。1684年，哈雷为此到剑桥大学拜访牛顿，牛顿告诉他他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开发表。在哈雷的劝说下，牛顿于1686年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专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交给王家学会审阅。

在王家学会的会议上，胡克指出引力反比定律是他告诉牛顿的，牛顿应该在专著的前言中提到他的贡献。胡克早在1674年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引力的论文，提出三条假设：所有天体彼此之间都存在引力；如果没有引力的作用，天体将在惯性作用下做直线运动；物体之间距离越近，则引力越强。这几乎是在定性描述万有引力定律。1679年，胡克写信代表王家学会向牛顿约稿时，进一步提到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没有参加那次王家学会的会议，从哈雷的来信知悉胡克的要求后，牛顿承认胡克曾经在1679年的信中告诉他引力反比定律，但是胡克对这一定律的描述并不准确。他本人早在大约20年前（1666年）就发现了这一定律，并写信告诉了他人，并不需要从胡克那里获悉。从其他资料看，牛顿所说的是事实。他在1665年就已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试图用它计算月球的轨道。可惜当时测定的地球半径是错的，牛顿未能获得满意的计算结果，就暂时放弃了这一研究。1670年之后有了更准确的地球半径数据之后，牛顿才重新研究引力问题。在哈雷的斡旋下，牛顿的态度软化，进一步承认胡克的来信刺激了他重新研究引力问题，并且承认胡克告诉了他一些他不知道的实验结果。做为妥协，牛顿提出在《数学原理》的有关部分加一条注解，说明引力反比定律也被雷恩、胡克和哈雷独立地发现。

《数学原理》的出版给牛顿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越发让胡克觉得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在1689年2月15日的日记评论此事时，抱怨“利益没有良心”。1690年2月在王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他讽刺道：“牛顿帮了我大忙，我本人多年前首先发现并向学会展示的引力性质被他当成自己的发明印刷出版。”他后来又写下一篇未出版的备忘录叙述他与牛顿的争执“真相”。但胡克的抱怨无人理睬。这个事件让他的余生充满了阴影，让他变得越来越抑郁、多疑和忌妒。

1703年，胡克在备受疾病折磨后逝世。几个月后，牛顿当选王家学会会长，并计划给学会找一个新地址。1710年，学会完成搬迁，在这一过程中，胡克的许多收藏和仪器都丢失了。同时丢失的还有胡克的画像。胡克据说长得瘦小、驼背和丑陋，因此不难理解他不喜欢让画家画像。王家学会的画像是唯一的一幅，它的丢失意味着后人再也无法知道胡克究竟长什么样。有人难免要怀疑是牛顿利用职权从中作梗，故意将胡克画像销毁。2003年有一位历史学家声称找到了胡克的画像，但随后被证明是别人的画像。在一份保留至今的文件中有胡克的封印，封印上有一个头像，它是不是胡克的头像？没法确定。

在胡克、牛顿的时代，科学刚刚草创，学术规范还未完善，难免经常出现优先权的争执。胡克不仅和牛顿争，也和荷兰大科学家惠更斯争游丝表的发明权。牛顿与莱布尼兹有关微积分发明权的争执更是出名。若是在现在，许多这类争执都可以避免。现在学术界为了避免争执，也为了鼓励尽早发表成果，奉行的是谁先发表谁就有优先权。虽然牛顿自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既然胡克比他更早发表了有关论文，不管其论文是多么粗糙，牛顿也应该在后发表的论文中提及胡克的成果，明知而不提就有剽窃的嫌疑。

2008.8.3.

（《经济观察报》2008.8.18）

(XYS20080818)

台湾“排毒教父” 坑杀病患监两年半

2008-08-18联合早报

（台北讯）一名根本没有通过中西医考试或受聘医学院系的江湖郎中，声称吃了他的排毒餐和推荐产品后，能够排毒治癌而不必化疗，结果坑杀癌症患者，被法院判刑两年半。

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45岁的林光常自称是美国环球大学医学博士，但该学历台湾和美国都未承认。林光常称自己曾用喝胡萝卜汁治好癌症，并警告“血癌不可做化疗、放疗，不然会误诊”。他从2002年起，更通过广告、出书，向消费者推荐他所经营的酵素等产品，吹嘘能治癌、排毒，搭配他的排毒餐，效果更好。

这名“排毒教父”还以十倍高价贩售成分普通的健康食品赚钱，还用“一根筷子”测量法看诊，至少坑骗57人，其中三人不幸死亡。

病患指控，林光常用一根筷子抵住患者疼痛处，等筷子被弹开落地后，声称肌肉很有抵抗力，要病患者继续吃他的排毒餐和健康食品。

一名叫林雅惠的乳癌患者，看了林光常的书和广告后，拒绝化疗，只吃排毒餐和酵素，癌细胞却继续蔓延。去年9月5日，她在病床上咯血致书报章，控诉林光常赚黑心钱，隔天就病逝了。另一名患鼻咽癌的工程师，只吃林光常的健康食品和排毒餐，结果不到一年就病故，年仅26岁。

林光常因违反《医师法》和《健康食品管理法》，日前被法官依常业诈欺等罪，判刑两年六个月。

有一个自称是我的“学兄”而我不知何时与他同学过的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王鸿飞在其妻子任职的《科学时报》主办的科学网博客上撰文《教授回国不能立即裸奔》，认为我在《也说说施一公究竟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一文中“说了一大堆不太着边际的东西，在这件事上应该算是吹毛求疵。”“因为如果施一公要符合方舟子文章中的那些要求，除了立即裸奔之外怕是没有别的选择。教授回国绝对不要立即裸奔，需要有较长一段时间的过渡。……请一个有成就的年富力强的国际知名的教授回国，大家不问国家给别人提供的条件和补偿够不够，是不是有足够的施展空间和基本的保障，只问人家有没有裸奔回来，泱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对待真正的人才。”

我不知道这位“学兄”从我的文章的哪个地方看到了我要求教授回国必须立即裸奔。我不过是说，你明明是穿着运动服、甚至是西装革履地在奔，却声称是在“裸奔”以吸引眼球，并以“裸奔”的名义申请资助，这样做滑稽得有点无耻，以为路人都瞎了眼。正如施一公做为一个改入美国国籍的人，却希望到清华大学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课“激发学生的爱国共鸣和热情”，一样的滑稽，难道是要激发中国大学生爱美国的共鸣和热情吗？毕竟，在你改入美国国籍时，已宣誓完全放弃对中国的忠诚而必须真诚地效忠美国。“泱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就应该把装奔当成裸奔，就应该让一个美国人来教育下一代如何爱中国？（我并不反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改换国籍，也不认为加入了美国国籍就不能再爱中国或为中国工作。我只不过认为既然改入了美国国籍，就别好意思把自己当成爱中国的典范去教育别人了。）

这位中科院“学兄”还说：“我从来不认为要求方舟子裸奔回国来做学术打假是正当的，所以，方舟子其实也不应该总是理直气壮地去要求别人立即裸奔回国，不管国家给不给钱。”这就奇怪了，我自己裸不裸奔，和别人裸不裸奔，有什么逻辑联系？我又没有声称裸奔，更没有以裸奔的名义去要过钱，你管我有没有裸奔干什么？难道我自己没有裸奔，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指出某个自称裸奔的人其实穿着衣服？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那些获得裸奔资助的人必须裸奔？

这位“学兄”在文中说，《科学时报》那篇宣布施一公已裸奔回国的报道《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是他的妻子王丹红写的。原来他算得上是这一“裸奔”骗局的同谋的亲属，难怪有如此奇特的、与中科院研究员的智力不符的逻辑推理能力。这位“学兄”还声称：“对方舟子的打假事业，我从来都是温和道义派。”但我不知道他曾经对“方舟子的打假事业”给过任何实质性的具体支持（当然我也不稀罕这种人的任何支持），我只看到他对我的攻击和为造假者的辩护，所以他应该算是个帮闲派，帮的是造假者的闲。

又，今天发现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网站对施一公的介绍由“正在学术休假，假期到2009年9月（On sabbatical until September 2009）”改成了“正在休假，假期到2009年9月（On leave until September 2009）”，不管是什么样的休假，不管有何借口和苦衷，都改变不了他仍是普林斯顿大学全职教授，现在并未“裸奔”回国的事实。

王鸿飞的博客文章因其声明不许转载，不附。

(XYS200808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于2008年8月6日发布200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候选人名单公示，候选人中包括施一公：

序号  申请人  性别  国籍  学位  专业技术职务  研究领域  依托单位

3  施一公  男  美国  博士  教授  结构生物学  清华大学

http://www.nsfc.gov.cn/Portal0/InfoModule_396/fj2008-8-5.htm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08年项目指南》，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应具备的条件之一为：“已正式受聘于项目依托单位，申请者提交申请书之前，在国外已没有固定受聘单位，项目依托单位为申请者唯一聘用单位。”

但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介绍，施一公目前仍为该系的全职教授，只是正在学术休假，假期到2009年9月（On sabbatical until September 2009）。

http://www.molbio.princeton.ed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6&Itemid=244#

又据参加今年7月27日至30日在黄山举行的第四届中国晶体学术会议的
人员介绍，施一公在会上说他要到今年8月15日参加其博士生Chen Yu的博士
论文答辩之后才与普林斯顿大学脱离关系。

由此可知，施一公到现在仍是普林斯顿大学全职教授，他在递交200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外籍）申请时（递交时间为3月1日～3月20日），在国外还有固定受聘单位，不符合项目指南规定的申请条件。

如果施一公在申请书中写明其有国外固定受聘单位的事实，那么应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并追究基金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渎职责任。

如果施一公在申请书中隐瞒其仍有国外固定受聘单位的事实，则应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对其伪造申请材料的欺诈行为进行处理，并根据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纵容、包庇申请人弄虚作假的依托单位清华大学进行处罚。鉴于在申请该项资金的同时，该申请人及其依托单位在国内媒体上做“谢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高调宣传，不仅欺骗公众，而且有利用媒体宣传骗取国家资金的嫌疑，应适用条例规定的“情节严重的”的处理办法。

又，在我发出《也说说施一公究竟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后，收到施一公来函，希望和我在电话里谈谈。我不认为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可以通过电话交谈来解决的。我对施一公的批评和举报，都是公开做出的，如果我的批评和举报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施一公也应该公开地做出澄清。施一公去年曾给《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写信声称中国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http://www.princeton.edu/~paw/archive_new/PAW06-07/09-0307/letters.html），也许因此不屑于让中国公众知情，那么至少也应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一个中国式的解释。

(XYS20080812)

冯不二在《陈可冀、程莘农获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究竟是个什么？》（新语丝20080731）一文中注意到，有多位“中医泰斗”在其简历中自称曾经荣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从网上检索，按“获奖”时间顺序，这些“中医泰斗”包括：

198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朱仁康；

198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刘猷枋；

1987年，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研究员余桂清；

1988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唐由之；

1989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谢宗万；

198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可冀；

199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主任医师程莘农。

这个名单还不全，因为根据《中医药大事记》，“1987年11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刘猷枋、屠呦呦教授首批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其后该研究院又有13人相继于四年间获该项奖。”实际上在1985年该研究院的朱仁康已获此奖。这样加起来，共有16名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人员声称获得这个世界大奖。

据目前搜索所得，声称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的中国人全部都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改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以示中医之“科学”）的人，至少有16名之多，其他机构没有人声称获奖；获奖时间集中在1985年～1990年这6年间，有的一年多人获奖，但进入90年代后这个奖就再也没有光临中国大地了。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世界文化理事会如此青睐中医，在那个时期特地为中国“中医泰斗”们，特别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泰斗”们，设了一个以爱因斯坦名字命名的世界科学奖？爱因斯坦又能和中医扯上什么关系呢？这个世界文化理事会是什么野鸡机构，“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又是什么野鸡奖呢？

世界文化理事会是个严肃的国际组织，它于1982年在墨西哥成立，其首任主席为美国杜克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生物化学家Charles Tanford，现任主席为199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著名生物化学家Edmond Fischer。世界文化理事会于1984年开始颁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奖品包括一张证书、一个奖章和一张1万美元支票。这是个著名的世界科学大奖。问题是根据其官方网站（http://www.consejoculturalmundial.org）公布的历届获奖者名单，获奖者全是主流科学家，没有一个是中医这种另类玩意，而且至今也没有华人获奖。以下是1984～1990年世界文化理事会颁发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获得者名单，每年只有一个获奖者：

1984, Ricardo Bressani
1985, Werner Stumm
1986, Monkombu S. Swaminathan
1987, Hugh Huxley
1988, Margaret Burbidge
1989, Martin Kamen
1990, Gustav Nossal

据此可以肯定这些“中医泰斗”并没有获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为避免这些“中医泰斗”跑到武汉法院告我损害其名誉权，然后武汉的“精品法官”再以“获奖者名单中找不到其名字不等于其没有获奖”为由判我败诉，我多费了点功夫，给世界文化理事会写了一封信，求证此事。该理事会秘书长Lillyan Hernández回信说：

“对这一情况肯定存在误解。我已查过了，所有这些人（方按：指‘中医泰斗’）都是分别在提到的年度被提名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获奖。

我已查过我们的记录，发现理事会在当时曾通过邮局给他们寄去一张证书赏识他们参与了相应年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的候选。我想让你知道，获奖者必须亲自在颁奖仪式上接受该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章、一张证书和一张支票。”

（Certainly, there is a mis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his situation. I have already checked, all these people were candidates nominated for the 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the respective mentioned years. But none of them got the Award.

I have checked our records and found that, the Council has sent them by post mail in those days, a diploma recognizing their participation as candidates to the Albert Einstein Award in the respective years.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winners must receive the Award in person at the Award Ceremony, the Award consist of a Medal a diploma and a cheque.）

原来如此！仅仅是有人提名这些“中医泰斗”去竞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他们就敢从此声称获得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难道这些“中医泰斗”连获得提名和获奖的区别都分不清吗？读者也许会觉得，能获得提名也是件了不起的事。其实，根据世界文化理事会网站的介绍，任何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学术组织的负责人、大学校长都可以提名某人去竞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该提名甚至可以在网上提交。根据这个规则，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和国内任何一所中医大学校长都有提名权，有这么多“中医泰斗”被提名，又有什么稀罕的呢？

自吹自擂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法宝，我们自然不必指望中医科学院会纠正这个错误。但是涉及这一欺骗行为的还有一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们希望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能根据其章程惩处这种不端行为。

(XYS20080811)

我们已见惯了许多在国外已有一定的学术地位的华人教授回国从事诈骗活动，明明是美国大学的全职教授，却声称已全职回国，担任要求全时在国内工作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而实际上只是一年回国度假一小段时间，借此骗取中国给予的全职报酬和待遇，国内大学也以其名义骗取国家相应的科研经费。即便如此，当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分别在去年年底和今年2月宣布全职回国担任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时，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因为他们似乎是真正地全职回国的。施一公还在今年3月高调接受媒体的采访，表示自己的爱国之心（《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并以此说明自己的“毅然”：“然而，当清华大学呼唤时，他却毅然放下这一切。普林斯顿大学十分不舍，征询他意见：能否以停薪留职的方法回清华工作两年后再返回普林斯顿？他非常感谢学校给的机会，但在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他说：希望你们支持我，我认为我全职回中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饶毅是真的全职回国，这一点毫无疑问。在他回国任职的同时，他在西北大学的实验室已经关闭，原来的研究生转到其他实验室，在西北大学的人员名单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了。

但是能够接触到美国资料的人们却看不出施一公也如此毅然。6月2日，“广角镜”发现在刚刚公布的2008年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研究员名单中，有普林斯顿大学施一公的名字。该学会只资助全职在美国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如果施一公真的已全职回国，就不可能当选其“研究员”。第2天，“南方”也发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网站上好像一切正常，施一公仍名列其教授名单，仍有对施一公的介绍，而且论文更新到今年5月5日。随后，这一网页链接就失效了，但是已让一些人怀疑施一公是不是真的全职回国。（普林斯顿大学施一公实验室的网页则至今存在，里面没有提到“清华”）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些质疑，据“天山童姥”说，在7月底举行的中国晶体学术会议上，“施一公提到他将于8月份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这个小组其中一个成员Chen Yu的博士论文答辩。Chen Yu毕业后，他将与普林斯顿大学彻底没有关系了。在这样正式的场合，以施一公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当非戏言。”

现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员名单上，仍注明施一公是其分子生物学系的教授。在分子生物学系的教授名单上，也列着施一公的名字，只不过注明其“学术休假到2009年9月（On sabbatical until September 2009）”。

http://www.molbio.princeton.edu/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96&Itemid=244#

这个注明是最近才加上的。美国大学有学术休假制度，教授每隔若干年可到其他大学、研究所从事研究一年，带薪留职。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普林斯顿大学并不认为施一公是辞职回国，而是在学术休假，明年9月后仍会回普林斯顿工作。

Chen Yu的博士论文答辩定于8月15日。也许施一公到时候会实现其在中国晶体学术会议上的诺言，真的与普林斯顿大学脱离一切关系。也许他想等到明年9月学术休假结束之后再从普林斯顿大学辞职。无论如何，都应该等到那时候再来宣布自己已经“毅然”。提前至少半年就在国内媒体上高调宣布自己已经爱国“毅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半年后，施一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普林斯顿大学带薪休假的全职教授和必须在美国全职工作的霍华德·休斯医学学会新当选研究员。

(XYS2008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