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按：偶见《科学时报》“科学网”编辑重点推荐杨玉圣的同党黄安年教授的博客文章攻击我“浮亏打假出名”，想起2002年写的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拿到现在也还很能说明问题，重贴一下。】

“学术批评”切忌拉帮结派
——答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

我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揭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出于个人恩怨，暗地里乱改转载文章，里面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该系教授黄安年为此写了一篇《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批评我。读完这篇文章，不明白一个如此胡涂的人，何以能在一所名牌大学当教授：

第一，黄教授说我那篇文章是“学术批评”，不知我批评了杨玉圣的什么学术？偷改别人的报道也叫学术？是不是发生在杨玉圣身上的什么鸡毛蒜皮都成了学术，任何对杨玉圣的批评就都成了“学术批评”，必须以学术批评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黄教授指出杨玉圣曾经在1994年、1996年自己揭露过抄袭，据此批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当时国内互联网未起，我远在美国，自然无法看到，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有何不对？我如果见过了而假装没见过，才叫“与事实相悖”，黄教授一口咬定我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莫非我的眼睛是长在他的脑袋上的？

第三，杨玉圣近年来以“学术打假第一人”的面目在学术界内外上窜下跳，当然不是因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以黄教授与杨玉圣关系之亲密，也说不出近年来杨玉圣亲自打过什么假，那么我说我见到的他的所谓打假“都是在别人首先出来揭露后，他再跟在后面耸人听闻地鼓噪，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又有什么不对？

第四，我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揭露杨玉圣本人造假，有根有据，黄教授凭什么教训我“要言而有据”？黄教授是跟在杨玉圣后面大谈学术规范的，那么请问杨玉圣那种偷改别人文章的做法，符不符合黄教授的学术规范？对主要内容视而不见，抓住开头一句话胡搅蛮缠，这是哪门子的“学术批评”？

我查了一下黄教授的发表纪录，发现他也热衷于“学术打假”，不过和杨玉圣一样，也属于跟在别人后面鼓噪的一类，而且是跟在杨玉圣后面鼓噪的。学术打假需要有人发难，也需要有人鼓噪。然而，如果是为了出风头，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对自己人的假不仅不敢打而且还要百般维护，那么，对这类打群架似的打假的真实程度，就值得我们加倍的警惕。

2002.1.15.

附：
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
时间:2002年1月16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学术批评中，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开展与人为善的健康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批评要言而有据，如果没有根据地随意指责甚至上纲上线，对于健康学术批评是不利的。

今天看到一位远在美国加州而从事大陆“学术打假”的先生在网上撰文批判杨玉圣，其中充满情绪化的用语。我觉得文章开头第一段话就与事实相悖。该文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见方舟子：《“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2002.1.15）

何以说该文一开头就言而无据呢？

我清楚地记得杨玉圣先生所著《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时，德高望重的美国史老前辈刘绪贻教授写序，我也曾为该书写序。我在《序》中写道：“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 他力图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实事求是, 即好处说好, 也不讳缺失。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 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严重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 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 只要是与人为善, 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辩是非, 端正学风, 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篇序，曾以《谈〈美国历史散论〉》为题，发表在《博览群书》1994年第7期）

我在《〈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一文中，又再次提到杨玉圣的这篇文章。我在文章中写道：“三十而立的杨玉圣何以被个别人看作‘恶人’或者‘歹人’？这大概与他在书评中的实话实说相关。”“《沉重的思考——评》一文发表于199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学界最早揭露某位学者著作中大规模抄袭、剽窃行为的长文。该书抄袭了南开大学某教授的论著10多处，却居然还请这位教授为他的‘著作’作序，可见何等地肆无忌惮。杨评指出：‘《移民与近代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骇人听闻。如果视作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恐非过甚其辞。这本书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界泛起的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亟待加强，并应认真提高到严肃的学术水准。好书要评，坏书更应评。像《移民与近代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应通过正常的评论加以监督，并及时、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扬是抑非；只有这样，弄虚作假者才能曝光；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本来已够艰难的史学研究健康开展。’

笔者在文章中还说过：“但是抄袭者不因学术上的劣行被曝光而有所收敛，反而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同行则以为内部教育了事，不主张公开曝光，个别的则把杨当成‘闹地震’的专家。现在事情过了快10年，是非曲直已经分明，某些剽窃和抄袭者已经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保护行为也需考虑到可能承担的严重后果而有所收敛，有的曾经犯过这类错误的学者已开始吸取教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积极成效还得感谢当初勇于曝光的‘恶人’或者‘歹人’。然而，迄今抄袭剽窃之风仍未刹住，‘打假’依然任重而道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笔者不解的是，难道1991年《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抄袭案不是杨玉圣“自己亲手”揭发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究竟是谁揭发出来的呢？难道凡是这位海外从事大陆“打假”的先生当初“没有见过”、而且迄今也“没有见过”的事就等于不存在了吗？或者难道他以为《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还不算了抄袭吗？笔者身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对此事 “第一手的资料” 的真实性有着充分的了解。方文 “自己根据第一手的资料”证据何在？有何根据指责杨玉圣“从来没有”“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

此外，据我所知，杨玉圣在《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发表的《“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也曾第一次揭露、明确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山东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现代化的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所存在的抄袭剽窃问题。可能，方先生也“没有见过”罢？

写于200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