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有感于美国“皇帝”与“海螺共和国”》（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28日。我刚好有一篇文章登在同期报纸上，所以注意到）一文约一半的篇幅，即有关美国“皇帝”的部分，基本抄袭自我写于2004年2月、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假做真时——美国皇帝诺顿一世传奇》，插图版见：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2006/05/24/aeaeaoeaeaascoeyaeaeaeczacsaeeaeaaay/。美国“皇帝”的事迹不是我的发现，虽然我是第一个将之介绍到中文世界的，但英文“有关的文章”多得是，别人当然也可以根据“有关的文章”包括我的文章做介绍，但是不能拿着我的介绍文章大段大段地照抄，翻译、表述都是我的，连我文章中的一些特异的幽默语句也照抄不误，这些语句与我全文的调侃风格很和谐，放在孙文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如此大面积的照抄照搬，即使注明了出处也有剽窃之嫌，更何况对原作者、原文只字不提，以“有关的文章”一语带过，让读者以为是他自己根据原始材料综述而成的，这不是剽窃是什么？我花了许多时间看许多资料费心构思写成的文章，就怎么轻松地像无主之物一般粘贴复制过去，最后加一段感想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整个写作过程估计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这样的文章未免太好写，这样的教授未免太好当了吧？孙教授不会不知道我这几年主要在干什么（曾经和我同台一起做过讲座），却连我的文章也不放过，是太糊涂，还是太大胆？

下面是雷同比较：

孙文：1880年1月9日的旧金山主要报纸之一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方文：旧金山主要报纸《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1880年1月9日的头版头条是“Le Roi Est Mort”（法语“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孙文：原来，早在1859年9月 17日，一个叫做约书亚·诺顿（Joshua A. Norton）的乞丐，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他同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 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面的署名是“美国皇帝诺顿一世”。美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方文：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署“美国皇帝诺顿一世”。

孙文：据后来有人查证，诺顿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相当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开始的时候，生意还做得比较顺利，曾经被朋友戏称为“皇帝”。但诺顿后来在一次生意中经营失败，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已经是身无分文。此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方文：现在我们根据教区出生记录，可知他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颇为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诺顿起初在旧金山从事多种生意，……成了旧金山最受尊敬的商人之一，被朋友们戏称为“皇帝”——这大概是他后来自封皇帝的灵感。……诺顿一夜之间破产。接下来的三年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他已身无分文。然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9月17日，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孙文：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惊异地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作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这样小额的钞票，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

方文：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像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做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据说信誉比美元还好。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

孙文：1859年 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当然国会仍然是抗旨在华盛顿开会。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而又幽默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

方文：1859年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1860年1月，他听说议员们抗旨继续在华盛顿开会，……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做为后备力量。

附：
有感于美国“皇帝”与“海螺共和国”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28日

一晚上在网上读到两个有趣的故事，都是美国历史上的。

一个故事是有关美国的一个自封的皇帝的。了解点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皇帝，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帝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皇帝。然而，1880年1月9日的旧金山主要报纸之一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君王驾崩”，宣布“美国皇帝和墨西哥保护者诺顿一世逝世。”

原来，早在1859年9月 17日，一个叫做约书亚·诺顿（Joshua A. Norton）的乞丐，走进《旧金山布告》（San Francisco Bulletin）办公室，递交了一份一句话的诏书，“在美国绝大多数公民的强烈要求下，我宣告自己为美国皇帝”。他同时命令美国各州的议员于明年2月1 日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开会，修改现有的法律。下面的署名是“美国皇帝诺顿一世”。美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皇帝”，就这样诞生了。

据后来有人查证，诺顿于1811年1月17日出生于英国，1820年随父母移民南非。他的父亲在南非经商相当成功，因此在诺顿于1849年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到旧金山闯天下时，口袋里装着父亲给他的4万美元巨款当种子资金。开始的时候，生意还做得比较顺利，曾经被朋友戏称为“皇帝”。但诺顿后来在一次生意中经营失败，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诺顿被债主讨债，官司缠身，到1858年，已经是身无分文。此后，他失踪了大约9个月。1859年夏天，他回到了旧金山，身穿一身破旧的欧式海军元帅服在大街上晃悠，目光分散，看来已经疯了。他决定让世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于是发生了上面的一幕。

一场闹剧能够演得有声有色，必须得有他人的配合。有关的文章介绍说，旧金山的公民们一觉醒来惊异地发现自己成了皇帝的子民，并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当天就有人在街上向诺顿一世行鞠躬屈膝礼。诺顿一世的存在给公众提供了许多饭后谈资，人们津津乐道他的轶事、绯闻。随着时间的推移，诺顿一世越来越受到旧金山人民的爱戴。作为皇帝，诺顿一世享有一些特权，例如他可以在旧金山最好的餐馆免费就餐，这些餐馆也以能挂上“美国皇帝指定餐馆”的牌子为荣。在他真的需要付钱时，他就发行“皇家”钞票，面值大多为50美分这样小额的钞票，也有的为5美元、10美元。这些钞票在旧金山被商店、银行普遍接受。不过诺顿一世并没有因此滥印钞票大发横财，在他驾崩之后，人们在皇宫中发现国库只剩区区数美元。

诺顿的游戏更玩到了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事情上。1859年 10月12日，他发布诏书，以腐败盛行、当今政府不能保护公民生命财产为由，宣布解散美国国会，并再次命令各方代表到旧金山音乐大厅共商国事。当然国会仍然是抗旨在华盛顿开会。在内战爆发后，诺顿一世向林肯总统表示他愿意派御林军援助联邦政府，林肯礼貌而又幽默地答复说，将把他及其队伍作为国家的后备力量。

另一个故事来自《印象》杂志。说的是海螺共和国的独立和“美国的分裂”。

所谓海螺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西屿（Key West），是佛罗里达州的南端的一个小半岛。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西屿常成为加勒比海偷渡客上陆美国的第一站。为了防止偷渡，联邦政府于1982年在西屿通往大陆的公路上设卡盘查。由于该路桥是连接南部小岛与美国大陆的唯一陆地通道，边界巡警的拦路搜查导致了17英里长的大塞车。加上居民们每次通过关卡都要出示身份证明自己不是偷渡客，使他们感觉深受侮辱。在市长丹尼斯·沃德罗（Dennis Wardlow）与佛州当局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西屿的居民愤怒了。“既然他们把我们当外国人，我们就当外国人好了！”在这样的声音中，大家决定建国独立，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海螺共和国的诞生。

据说独立的仪式有声有色。1982年4月23日，在市区广场上，市长沃德罗在市民的簇拥下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宣布海螺共和国成立，并自任总理。然后立即宣布向美国宣战。当然了，战争是游戏性质的，就是用一条古巴面包敲打人群中一个身着美国海军制服的男子。1 分钟后，沃德罗总理就自动向该名男子宣布投降，作为战败国，他要求美国给予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重建家园。这场闹剧立刻在美国各大媒体轮番播出，在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同时，海螺共和国的目的也达到了，联邦政府悄没声息的撤除了设在西屿公路上的关卡。

可海螺人玩得还不过瘾，他们要继续胡闹下去。 1996年，海螺共和国就遭到美国“入侵”。这当然不是我们很容易想象的那样是美国要镇压海螺共和国的独立，而是美军第478营的一次例行海岛攻击演习，只不过地点恰好选在西屿。得知整整一个营美军“来袭”的消息后，海螺共和国出动了陆军（用传统武器古巴面包投掷美军）和海军（乘坐小艇用水枪射击美军）进行抵抗，并向五角大楼提出抗议。“海军司令”哈维向478营的穆勒少校宣读了海螺的交涉条目，最后大声质问美军是否同意所有条款并寻求“海螺共和国”许可入岛？“是的，正确，”少校答道。全场顿时掌声雷动，螺号齐鸣，海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军也顺利完成了演习，结局是皆大欢喜。此后，“1995年反美战争”的胜利被当作海螺共和国史上最大的事件来纪念，每年国庆时民众都要模拟这场战争，玩水枪战和扔面包。

这两个故事当然是最适合茶余饭后来读的，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当作奇闻轶事。但过后想一想，还是会引起人思考一些东西。首先，对于一件事情如何去进行理解？如果就事情的表面来看，“称帝”、“解散国会”、“独立”、“分裂”、“宣战”，都是严重的不能再严重的字眼，就此，将其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这些字眼都是当事者自己明确无误地宣称的。而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不是完全没有发生过的，在文革的时候，因为紧张喊错一句口号，因为不小心打破一件“圣物”，由此被打成反革命而饱受折磨的故事，现在人们还经常会回忆起来。而在上述两个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人们或社会是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对待了这样的事情，不就是一个神经可能稍微有些毛病的人的恶作剧吗？不就是一场用滑稽的闹剧方式进行的利益抗争吗？其次，如果当时的社会用一种相反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处理这个问题，比如给那位 “皇帝”判个颠覆政权罪，给海螺共和国判个叛国罪，也许也无不可，也很难说马上会带来什么副作用，但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慢慢变成一个没有幽默感的社会，一个缺乏智慧的社会，甚至会变成一个僵硬的社会。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一个社会为什么能够以一种轻松和宽容的方式对待这样的事情？这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想最简单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一个社会根基的稳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信。

学术造假有多种形式，比较常见的是抄袭别人的论文和重复发表内容相同的论文。它们也是最容易鉴定的，一般来说只要把两篇论文一比较，根据常识就可以判断是否抄袭或重复发表。因此它们也是被曝光最多的学术造假。但是被曝光的事件都是偶尔被发现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不过，现在的论文都电子化了，而且有了论文数据库，就可以用计算机程序对论文的相似性进行比较，自动搜索、发现有抄袭和重复发表嫌疑的论文。最近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两名研究人员对最重要的生物医学论文数据库Medline用计算机程序做了抽查。Medline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建立的，收录了世界各国出版的5000多种生物医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信息，到现在已收录了1700多万篇论文，其中有700多篇因为有人举报，被标明了是重复的论文，但是没有被发现的抄袭、重复发表的论文还有多少呢？他们对Medline中的700多万篇论文的摘要用计算机进行比较，发现7万多篇有嫌疑。之后他们用人工对有嫌疑论文的全文进行比较。这个工作量巨大，现在也只比较了不到3000篇论文。根据已完成的比较估算，误报率不到30％，即7万多篇嫌疑论文中可能有5万多篇是真正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由此又可估计Medline全部论文中有20多万篇是抄袭或重复发表，占了论文总数的大约1％，抄袭的论文比例大约占0.04％。

这个估计低于以前其他人的研究。他们先比较论文摘要，无疑会漏掉那些从摘要看不出来、只在正文中抄袭或有重复内容的论文。2006年，对投到物理论文预印本数据库arXiv的28万多篇论文进行全文比较，发现10.5％涉嫌重复发表，0.2％涉嫌抄袭。不过，这些论文还未经过审稿，正式发表前可能会有一部分涉嫌抄袭或重复发表的论文被退稿。2002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对3247名生物医学研究者做了匿名调查，有4.7％的人承认重复发表过论文，1.4％的人承认有过抄袭行为。

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还从Medline抽查了8个主要国家的抄袭或重复发表的比例，发现中国和日本的比例最高，是“国际水平”的两倍，中国又比日本略高一些。

他们只是抽查了中国科研人员发表在国际英文期刊上的论文，并不能反映出中国科研人员的全貌。如果有人也对中文学术期刊做类似的抽查，我相信抄袭、重复发表的比例一定要高得多。而且这种现象在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例如，一篇论文先在某个学校的学报上发表，再拿到档次更高的期刊上发表，这种重复发表行为几乎成了惯例。常见的做法还有把已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翻译成英文拿到国际期刊发表，或者反过来，把已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在国内期刊发表。更恶劣的是，把国外研究者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当成自己的论文在国内期刊发表，这种翻译式的抄袭也不少见。更有的人把重复发表论文当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同一篇论文反反复复一再发表，我们发现的纪录是把同一篇论文在12年内重复发表了30次！

为什么抄袭、重复发表现象在中国如此泛滥，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严重？大概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文化的因素。“知识产权”的观念本是舶来品，中国历史上盛行的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我们从小就在老师指导下学习如何背下范文应付作文考试，养成了抄袭的习惯。尊重他人的知识成果还没有成为社会的共识。每一起论文抄袭事件在媒体上被曝光，总能见到有人振振有辞地为抄袭行为辩护，不觉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

由于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导致有些人抄袭了别人论文还不知道那是抄袭。例如，国内有不少人误以为只有剽窃他人的观点（包括实验数据、结果）才算剽窃，而照抄别人的语句则不算剽窃。或者误以为只要注明了文献出处，就可以直接照抄他人的语句。因此犯下了文字性抄袭。虽然对科研论文来说，抄袭文字的严重性比不上抄袭实验数据和结果，但是同样是一种抄袭行为。

许多国内期刊对来稿的处理不负责任，不做即时的处理或通知投稿者处理意见，甚至连收到来稿、准备发稿的通知都不给，这也是刺激一稿多投、重复发表的一个因素。有的期刊只管收版面费，不对论文做必要的审核，更纵容了抄袭和重复发表。

抄袭和重复发表更主要地是被只看重数量不看重质量的评价机制刺激出来的。可能很难再找到还有别的国家像当今中国这样对论文的数量有如此狂热的追求，研究生毕业要有多少篇论文，评职称又要有多少篇论文，都是定死的。甚至连临床医生、行政人员、中小学教师等与学术研究无关的行业的晋升都有论文数量的要求。至于交上去的是什么论文，不会有什么人在乎。于是通过抄袭、重复发表增加论文数量来应付这些要求，就成了很现实的一种选择。

监督机制的失灵，是抄袭、重复发表在国内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既然抄袭、重复发表在国内已见怪不怪，而且学术官员、学界领袖自身就不干净，那么即使被揭露出来，也很少会受到追究，不会像国外那样搞得灰溜溜地从此没法在学术界混。学术地位越高，就越保险。学生抄袭还可能被开除，教授抄袭就会被学校保下来了，校长、院士抄袭更是安然无恙。近年来政府管理部门制定的有关学术规范条例不算少了，何曾见过真正被实施了？学术造假获利很大，而风险又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么好的生意没有庞大的市场才怪呢。

2008.2.2.

（《经济观察报》2008.02.18）

(XYS20080218)

1983年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国内权威媒体转载英国著名科学杂志《新科学家》的报道称，德国汉堡大学的科学家麦当劳把牛细胞和西红柿细胞杂交，培育出一个新品种“牛西红柿”，长出的西红柿吃起来有牛肉的味道，既富含维生素C又富含动物蛋白质，以后做汉堡包用不着用牛肉饼蘸番茄酱了，直接用牛西红柿即可云云。读得我心潮彭湃，深信20世纪果然是生物技术的世纪。可惜后来又有报道称，那是愚人节的笑话。

去年《新科学家》的一名记者来采访我，我把这当笑话讲给他听，他难以相信，以为我真是在讲笑话。其实当时国门初开，国人对西方文化习俗还很陌生，读不出恶搞文章中的微言大义，闹出笑话倒也情有可原。现在愚人节这一习俗在中国也广为人知了，甚至有的国内媒体在愚人节这一天也会制造搞笑的假新闻娱乐读者。但是即便如此，国外愚人节笑话以及国外搞笑小报编造的愚人节似的假新闻，仍时不时会被国内的媒体当真，什么“美国国会将搬到孟菲斯”、“埃及金字塔里发现彩电”、“博物馆管理员把木乃伊搞怀孕”之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最近有关部门宣布，我国科学家创造性研制出十进制网络域名解析系统，我国十进制网络安全地址正式投入使用。这一消息在网上引起了一片质疑声，被认为是一个闹剧，甚至是“汉芯”第二。该技术是上海一家民营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合作研制的，其发明人声称，这个技术依据的是美国互联网标准组织IETF发布的互联网协议第9版（简称IPv9）RFC编号1606的文件。目前互联网采用的是IPv4，正在推广的是IPv6，这个IPv9看来比IPv6先进多了，但是美国人实现不了，被中国的发明家给实现了。

那么这个被中国发明家拿来当依据的IPv9是什么玩意儿呢？原来它是互联网标准组织IETF在1994年4月1日发布的愚人节笑话。读一下提出IPv9的RFC编号1606的文件，就不难明白其恶搞的意思，比如它说互联网IP地址面临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发现了其他太阳系的智慧生命以及超光速堆栈”，要推广“把IPv9可寻址组件注射到血流中”，以及充斥着“平行宇宙”、“纳米机器人”、“夸克-夸克晶体管”之类的科幻用语。

自1989年起，IETF几乎每年都要在愚人节发布一个搞笑文件，现在看来只有1994年发布的这一个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影响就发生在中国。这可真是个国际笑话了。但这样一个笑话却成了重大科研项目，获得部委的支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加以推广，就让人笑不起来了。把愚人节笑话当真本来是很可笑的事，但是政府部门也把它当真，恶搞成了官搞，就很可悲了。

2008.2.14.

(XYS20080217)

问：您如何看待“本草物质组计划”？您认为这个计划与中药发展之间的关系？

答：从报道看，这个计划是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生物技术分析中药物质组成、结构和功能，前提是承认中医对某种中药的疗效的传统说法的正确性，只不过是试图用现代科学来证明。而我认为这个前提恰恰是值得怀疑的，应该首先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只有其有效性被证明了，用现代生物学技术阐明其作用机理才有必要。政府的科研资金不应该浪费在用来证明中医的所谓科学性，而应该抛弃中医理论，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用于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问：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公众对于中国传统医药的接受程度，以及对中国传统医药的信任程度？中医药已经有悠久的历史，许多中国公众仍然非常相信中医。您认为这个应该如何解释？

答：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当前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尽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在中国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大多数人有病时首先会去现代医院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而所谓的中医院也基本采用现代医学技术做诊断、大部分都开化学药物，这就说明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通过自身的体验实际上知道中医药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已逐渐将其抛弃。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又都对中医药抱有幻想，宣称自己相信、支持中医。我想后者主要是由于政府、媒体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长期对中医药的虚假宣传导致的。另外，由于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患了绝症的病人或其家属不得已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药上面；而现代化医院、医生在给病人用现代医学方法治疗的同时为了收取回扣而给病人开疗效和副作用都未经严格验证的中成药，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则纯属经济利益的驱动，所以利用中医药进行欺诈有着深厚的土壤，在中国非常盛行。

问：您如何看待张功耀老师那封反对中医的公开信？

答：它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认为近期内想让政府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系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医还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且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当前应该做的是呼吁政府加强对中医药的监督，做好科普工作，让一般公众对中医药有个更正确的看法，不要迷信中医，抵制任何未经严格验证、副作用不明的药物。

一位名叫“戴征清”的益生菌托儿在《益生菌能否益生？》一文后面贴了一堆“专业”评论：

【By 戴征清 on Feb 15, 2008

不能因为痛恨药贩子和把益生菌按照药物思路去卖的商家，就失去科学的理智。
我没有否定方先生的智慧的意思，只是觉得慷慨激昂打假的人，都是正义感太强，有时候难免有失偏颇，被人抓住辫子。
王海，就是个例子。
所以，我用了不理智一词。
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语文语言逻辑来讲，方先生对益生菌和益生话题的这个文章，是有欠考虑的地方的。】

看在他敢用真名的份上，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位托儿多么具有“科学的理智”、“正义感”、不“偏颇”、“专业”、“语文语言逻辑”。其他匿名的托儿就算了。

【By 戴征清 on Feb 15, 2008

死菌，效果是差一些，但是菌体破裂之后，会释放一些其线粒体中的酶什么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酵母片，基本就是死菌，不是一样助消化。】

请问这位“专业人士”：细菌是原核生物，哪里来的线粒体？连菌体都破裂了，酶居然还能不被消化掉，还能起作用？酶比细胞壁还能抗消化？你这是什么超级酶？酵母菌不是细菌，酵母片也不能助消化。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都会有许多文章告诉你酵母片助消化是误传。

【By 戴征清 on Feb 15, 2008

“如果非要吃益生菌产品不可的话，不妨喝酸奶，那样，即使益生菌没用，酸奶本身至少还有营养价值。”
此言也不妥呀。经过发酵之后的酸奶，大多营养成分该被益生菌（乳酸菌）吃光了吧。吃酸奶就是为了吃益菌，既然益生菌不管用，还吃掉奶里面的营养，方先生应该建议大家喝纯奶比较好才是。
保健品行业是很恶心，但是益生菌是人类不得不走，也是一条极佳的健康之道，请方先生慎重唱衰之。
农业的沼气，工业的微生物治污，酒醋酱面，哪里不是微生物在做贡献呀，方先生，作为生物学专家，不该对微生物与人类的意义视而不见吧？】

乳酸菌只是把许多人消化不了的乳糖转化成了乳酸，对牛奶的主要营养成分例如蛋白质、钙都无影响。这位“专业人士”发明了什么超级乳酸菌，居然能把牛奶的营养成分都吃光？

我质疑所谓益生菌的保健作用，就等于是在否定所有微生物与人类的意义？这就是这位“专业人士”的“语文语言逻辑”？

【By 戴征清 on Feb 15, 2008

窃以为，方先生作为生物学专家，对益生菌能否益生居然提出了如此大的质疑，并递进式地给予读者一个最终的恐怖质疑，是欠理智的。
荷兰的消息，完全是个案，其采用的益生菌是个案，胰腺炎患者是高危病人，肠饲的方式也有别于常食。
用荷兰的报道作为结尾，我以为，有断章取义的诱导和暗示的强烈作用。欠妥呀！】

荷兰的案例是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的结果，而不是个案。何况对不良反应来说，个案具有意义。“专业人士”不要学了个“个案”一词就乱套用。

肠饲是为了保证益生菌不会被消化掉，而能做为活菌发挥作用，不正是益生菌的托儿想要的吗？怎么反而批评肠饲了？

我作为“生物学专家”，才能戳穿你们这些连基本的生物学概念都没有却以专家面目骗人的托儿的“断章取义的诱导和暗示的强烈作用”。

问：我们在做一期关于已经过去的“金猪年”婴儿扎堆的报导，许多人被“金猪”的说法影响，认为“猪”宝宝在传统文化中比较幸运，也有许多夫妇生子后特殊年份的根据生辰八字起名，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迷信现象。因此，我们想了解一下，作为一名反伪科学斗士，您对“迷信”问题是怎么理解的？

答：说猪年或某一生肖年生的小孩比较幸运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是一种迷信。生肖配年份本来是主观匹配的，它的含义是想像出来的。试想，2007年全世界有几千万人出生，难道他们就比其他年份出生的人幸运？生肖每12年轮一次，难道去年12岁、24岁、36岁、48岁、60岁、72岁……的人人生就比其他岁数的人幸运？有统计证明这一点吗？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民俗的东西，做为一种娱乐，玩一玩未尝不可，没有必要去深究。但是如果真相信了它，用来指导生活，一窝蜂去生“金猪宝宝”，那就不妥了，甚至会造成社会问题。

问：您认为“金猪年”婴儿扎堆现象，是否反映出迷信思想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

答：是的。

问：相信十二生肖说是否等同于迷信？根据您的经验，迷信思想在什么样的人群中影响力最大？

答：生肖说本身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文化风俗。但是如果相信生肖能影响或决定人的性格、命运，那就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思想在乡镇、农村的人群中影响比较大，比如还有许多人相信某两种生肖会相克不能结婚（例如有“龙虎必相斗”，“鸡狗不到头”的说法）。

3问：您认为为什么年轻人依然会被“算命”等思想影响？

答：许多迷信思想在现在都被当成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媒体上宣扬，甚至还被称为有科学依据。传统迷信与现代伪科学相结合，这样对年轻人就会有不小的影响。

问：您自己是什么星座和属相的？他们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答：我是天秤座和属羊的，他们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人们的心目中，沙漠是没有生机的。其实并非如此。在美国亚利桑那的沙漠，光是生活在那里的蚂蚁就有100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以采集种子为生的红色收获蚁。夏天雨季是它们的繁殖季节。每个夏天，一旦开始下雨，长着翅的年轻蚁后和雄蚁就试图飞出巢寻偶，但通常被工蚁给硬拽了回去。突然有一天，一般是在第二或第三场雨之后第一个晴朗的下午，各个巢中的年轻蚁后和雄蚁似乎不约而同地都被放了出来，开始了它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的飞翔。成千上万只年轻蚁后和雄蚁密密麻麻地飞到同一块地方交配。

交配之后雄蚁继续聚在一起等死，它们只能再活一两天。蚁后则分散飞走，独自找个合适的地点降落下来，脱掉翅，开始挖巢。在这个过程中，绝大部分蚁后都被鸟、蜥蜴吃掉，或被同种、异种的工蚁杀死了。只有不到1％的年轻蚁后设法挖好巢躲起来开始产卵，等到工蚁孵化出来，日子就开始好过了。这些劫后余生的蚁后能够活上15～20年，最多的时候一个蚁巢能够同时有上万只工蚁忙进忙出。

年轻的工蚁只在巢内活动，负责照看蚁后、幼蚁和储存食物。年纪大一些了才开始参与外部事务。与外部有关的活动分为四种：每天早晨几只工蚁先出去侦察周围的情况；然后负责采集的工蚁再成群结队地到侦察蚁指定的地点搬运食物；另有一些工蚁负责巢的建造、维修工作，把挖出的土搬到洞口倒掉；还有一些则是清洁工，负责把巢里的垃圾清理出去。

哪一只工蚁干哪一项工作是不是天生就决定了？或者虽然不是天生的，但是一旦选择了做哪项工作就终身不变呢？在通常情况下工蚁选择了干哪一行似乎就一直干下去，但是长期研究收获蚁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黛博拉·戈登用一系列实验证明工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按一定的规律变换工种。

戈登给不同工种的工蚁用不同颜色的涂料标记，以便追踪它们。她在蚂蚁的采集地点放上许多种子，让蚂蚁知道有了新的食物来源。这时，侦察兵、维修工和清洁工都纷纷改变角色，参与抢运这些食物。在另一个实验中，戈登从附近抓来10只与收获蚁竞争食物的另一种蚂蚁，放在收获蚁巢的周围。收获蚁发现这些竞争者后，派出更多的侦察兵，其中有的是维修工和清洁工变来的。戈登做的第三个实验是在蚁巢洞口放一些牙签，增加维修工的工作量。为此参与维修工作的蚂蚁增多了，但是新增加的维修工都是没有被标记的，它们是从本来只负责洞内事务的年轻工蚁转变来的。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工蚁是会变换工种的，但是不同工种的级别不一样：维修工的级别最低，只能从年轻工蚁那里获得补充，维修工一旦改而从事其他工种，就不会再回头去做维修工了；而采集工的级别最高，采集工是不会再改而从事其他工种的，即使其他工作有需要，它们宁愿闲着也不去帮忙。采集食物是蚁巢的头等大事，也是最辛苦的工作，采集工要摆这样的架子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由谁来决定哪只工蚁从事什么工种或变换工种呢？你可能会想到蚁后。其实蚁后的“后”是人类所赋予的，她并非蚁巢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生育机器，除了进食和产卵，几乎不会干其他任何事情。她不可能了解蚁巢和周围环境发生的变化，也不可能对工蚁发号施令。事实上，大部分工蚁在出生后就与蚁后失去了联系，特别是在成为采集工之后，就只待在洞穴靠外的部分，连洞穴深处都不去了。

不可能有哪一只蚂蚁能够管理一万大军。在蚁巢中没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每只工蚁要从事什么工作，是它自己决定的。那么它如何决定是继续现在的工作、闲着还是改换工种？这可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环境因素（发现新的食物来源、竞争对手等等）的直接刺激，另一个是间接从其他工蚁那里得来的信息。观察过蚂蚁的人都会注意到，蚂蚁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是互相碰触角打招呼，这实际上是在闻对方身上的味道，从中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同一个巢的、在从事什么工作、是否成功等信息。

一只闲着的工蚁其实并没有完全闲着，还在不停地和经过的工蚁打招呼。它可以根据它接触到的某个工种工蚁的数量、接触频率和它们的状况来决定自己是继续闲着等待从事同一工作，还是立即改变工种。比如说，我们可以设想，一只闲着的维修工如果接连碰到5只成功运回食物的采集工，它就知道采集工作很繁忙，自己有必要也参与进去。计算机模拟表明，每只工蚁都遵守类似的简单规则，就会出现人们观察到的有序变化。

只要每个成员都自觉地严格遵守同一套规则，那么不需要有统治者，整个社会也可以有序地运行，甚至比有统治者的社会还和谐。这也许让人羡慕，可惜人不是蚂蚁：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2008.1.31.

（《中国青年报》2008.2.13）

(XYS200080213)

记者：Richard Stone
美国《科学》2008年2月8日
（翻译：方舟子）

大连，中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本草组学？做为揭开大自然的生物化学秘密的最近一次进攻，位于这个海滨城市的一个中国团队正开始一项15年计划，试图鉴定出在中国用了数百年的草药药方的成分。

本草物质组计划是最新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试图让中药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这些古老的药方——多达40万个方剂、用了1万种草药和动物酊剂——是中国许多人选择的治疗方法，常常是唯一的方法。在1970年代，在中药的启发下研究人员从青蒿中发现了青蒿素做为抗疟疾的良药。但是中药的名声由于其不可靠的疗效和严重的副作用而大受损害，导致批评者抨击它是过时的民间医术。“中药不是建立在科学，而是建立在玄学、巫术和传闻的基础之上，”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说，他以方舟子为笔名自任中国科学警察。他认为本草物质组计划只是“浪费科研经费”。

为了反击中药的批评者，本草物质组计划将采用高通量筛选、毒性检验和临床试验以鉴定出常用药方中的活性成分和毒性污染物。“我们需要确保中药是安全的，并且显示它不止是青蒿素，”在上海药物所负责中医药现代化项目但未参与本草物质组计划的果德安说。最初的目标是癌症，肝脏和肾脏疾病，以及用西药难以治疗的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和抑郁症。

中国科学院最大和科研资金最充足的研究所之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得了一笔5百万美元的启动基金用以研发纯化方法；科技部正在审核这个计划，打算把它划入自2010年开始的下个5年计划的一项7千5百万美元的创新规划中。今年春天北京香山会议——相当于中国的戈登学术会议——将为此举行一个规划会议。

中药界的几名权势人物已支持这项规划。“开始这个项目正是时候，”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化学家陈凯先说。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理事长惠永正说，制药公司应该会对本草物质组计划感兴趣，因为它能够鉴定出许多候选药物。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传统医学药方是通过口述代代相传的。但是在中国，2千多年前的医生已开始编写药典。虽然在大城市西医已大体上取代了中医，但是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中医药做为预防药物和治疗慢性病很有效，而在乡村的中国人还在依赖它。“我们大多数人在感到身体不适时，就吃中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梁鑫淼说。

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在强烈支持中医药，部分原因是因为没钱向大众提供西医药。中国媒体至今还忌讳把中医称为伪科学。“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批评中医药是无法想像的，几乎就像是犯了叛国罪，”方舟子说。

支持者坚持认为中医药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但是伴随着每一项中药成功的宣称，都有不良反应的报告，有的来自天然毒性成分，有的来自杀虫剂之类的污染物。中药剂量也难以确定，因为药方的效力根据草药产地和采集时间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厂家和不同的批次的药物质量能够出现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不信任中药，”果德安说。在中药现代化进程时，质量控制是一个首要关注的问题。

本草物质组计划打算把现代化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这项计划是梁鑫淼首先提出的，他相信许多中药是有效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他说。主要的障碍是药方很复杂。做为一个例子，梁鑫淼展示了一种用以外涂消除肌肉疼痛的药方“红花油”的色谱图。梁鑫淼说，在化学家处理的许多样品中，一个峰通常代表一种化合物。但是对红花油来说，一个峰是许多化合物，将之分馏产生了更多的多化合物峰，就像俄罗斯套偶。梁鑫淼说，红花油至少由1万种化合物组成：“我们只知道100种。”

面对这种复杂性，“我们必须发明新的方法学，”梁鑫淼说。“这是本草物质组计划的战场。”首先，他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45人团队正在研发新的分离介质。草药将被分解成“多组分”：相似的成分为一组。为了确定哪种物质是有益的或有毒性的，他的研究组计划设计本草组芯片，其中的化合物将根据它们与关键多肽的结合能力进行筛选。扩大后的本草物质组计划将会有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的人员参与。

本草物质组计划有隐藏的危险性。其中之一是担心西方制药公司会通过改造该计划鉴定出的化合物研发出销量巨大的药物，掠走战利品。为了对抗这种可能性，果德安说：“我们鼓励科学家不要急于发表论文，并先（对鉴定出的候选药物）做结构改造。”然后团队会对一组相似结构的化合物申请专利。

并不是所有的中医业者都接受对中医药去神秘化。“有些人担心传统会丧失掉，”陈凯先说。但是惠永正说“为了调和西医知识导向的演绎法和中医经验导向的归纳法”，现代化是必要的。方舟子另有看法：“你能够结合占星术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吗？它从来就行不通。”

惠永正坚持认为中医能与西医共处。梁鑫淼希望他的本草物质组计划将会证明惠永正是对的。

Science 8 February 2008:
Vol. 319. no. 5864, pp. 709 - 710
DOI: 10.1126/science.319.5864.709

BIOCHEMISTRY:
Lifting the Veil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ichard Stone*

DALIAN, CHINA–Genome, proteome, metabolome … herbalome? In the latest industrial assault on nature’s biochemical secrets, a Chinese team in this seaside city is about to embark on a 15-year effort to identify the constituents of herbal preparations used as medications for centuries in China.

The Herbalome Project is the latest–and most ambitious–attempt to modernize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venerable concoctions–as many as 400,000 preparations using 10,000 herbs and animal tinctures–are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and often the only recourse for many in China. In the 1970s, TCM tipped off researchers to qinghaosu, a compound in sweet wormwood whose derivatives are potent antimalaria drugs. But TCM’s reputation has been blackened by uneven efficacy and harsh side effects, prompting critics to assail it as outmoded folklore. “TCM is not based on science but based on mysticism, magic, and anecdote,” asserts biochemist Fang Shi-min, who as China’s self-appointed science cop goes by the name Fang Zhouzi. He calls the Herbalome Project “a waste of research funds.”

Hoping to rebut TCM critics, Herbalome will use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toxicity testing, and clinical trials to identify active compounds and toxic contaminants in popular recipes.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CM is safe and also show that it is not just qinghaosu,” says Guo De-an, who leads TCM modernization efforts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and is not involved in Herbalome. Initial targets are cancer, liver and kidney diseases, and illnesse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Western medicine to treat, such as diabetes and depression.

The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DICP), one of the biggest and best-funded institut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on a $5 million start-up grant to develop purification methods;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reviewing the project with a view to including it as a $70 million initiative in the next 5-year plan to start in 2010. A planning meeting will be held at a Xiangshan Science Conference–China’s equivalent of a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in Beijing this spring.

Several TCM power players have thrown their weight behind the initiative. “It’s the right time to start this project,” says chemist Chen Kai-xia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ome should appeal to pharmaceutical firms, as it could identify scores of drug candidates, says Hui Yongzheng, chair of the Shanghai Innov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medicine recipes are handed down orall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But in China, practitioner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began to compile formulations in compendia. Although in major cities Western medicine has largely supplanted TCM, many Chinese still believe in TCM’s power as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as a cure for chronic ailments, and rural Chinese depend on it. “For most of us, when we feel unwell, we want to take TCM,” says chemist Liang Xinmiao of DICP.

Since the Mao Zedong era, the government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CM, in part because it was too expensive to offer Western medicine to the masses. It remains taboo for Chinese media to label TCM as pseudoscience. “Criticizing TCM is unthinkable to many Chinese and almost like committing a traitorous act,” says Fang.

Proponents insist that TCM has much to offer. But for every claimed TCM success, there are reports of adverse effects from natural toxins and contaminants such as pesticides. Dosages are hard to pin down, as preparations vary in potency according to where and when herbs are harvested. Quality can vary from manufacturer to manufacturer and from batch to batch. “That’s why many people don’t trust TCM,” says Guo.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quality control is a paramount concern.

Herbalome intends to take modernization to a whole new level. The initiative is the brainchild of Liang, who believes many TCM recipes are effective. “The problem is, we don’t know why it works,” he says. The main hurdle i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eparations. As an example, Liang shows a chromatograph of Hong Hua, or “red flower,” a preparation applied externally for muscle pain. In many samples chemists deal with, one peak usually represents one compound, Liang says. But for Hong Hua, each peak is many compounds, and fractionating these yields more multicompound peaks like nested matryoshka dolls. Hong Hua is composed of at least 10,000 compounds, says Liang: “We know only 100.”

Faced with such complexity, “we must invent new methodologies,” says Liang. “This is the battleground of the Herbalome project.” For starters, his 45-person team at DICP is developing new separation media. Herbs will be parsed into “multi-components”: groups of similar constituents. To determine which substances are beneficial or toxic, his group plans to devise Herbalome chips in which arrays of compounds are screened for their binding to key peptides. The expanded Herbalome project would involve researchers at many institutes in China and abroad.

Herbalome has potential pitfalls. One is a concern that Western companies will develop blockbuster drugs–and walk away with the spoils–by modifying compounds identified by the project. To counter this possibility, says Guo, “we’re encouraging scientists not to rush to publish and do structure modifications [to identify drug candidates] first.” Teams would then apply for patents on groups of similar structures.

Not all practitioners embrace TCM’s demystification. “Some are afraid that the traditions will be lost,” says Chen. But Hui says that modernization is necessary “to reconcile the knowledge-oriented, deductive process of Western medicine with the experience-oriented, inductive process of TCM.” Fang has a different take: “Can you marry astrology and astronomy, alchemy and chemistry? It never works.”

Hui insists that TCM can coexist wi th Western medicine. Liang hopes his Herbalome project will prove Hui right.

With reporting by Li Jiao in Beijing.

“李敖在一集节目里，播放了胡适一段演讲录音，说鲁迅出道时多么没用，多么无能，有一次出版了一本书，只卖出了二十一本（在‘二十本’和‘二十一本’之间犯口吃，口吃了近十秒），其中一本是自己跑到书店买的（说到这里，底下听众放声狂笑）。这就是胡适的‘宽容’。”（无敌法王在新语丝读者网博客的留言）

这说的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候的事。1909年两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第一册卖出21本，第二册卖出20本，都是在东京卖出的，第一册多卖出的一本是他们的朋友许寿裳担心寄售处不遵守定价，去试买的，不是鲁迅本人去买的。1920年《域外小说集》在国内再版，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的序言中已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鲁迅传记一般都会提及，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闻，也不必扛胡适来吓唬人，胡适还不是从鲁迅的自述那里看来的？把鲁迅说的“一位极熟的友人”试买了一本说成鲁迅自己跑到书店买的，是记错了，还是故意说错让听众发笑（说是朋友买的不会有人觉得好笑吧）？不管怎样，李敖、胡适添油加醋拿这事嘲笑鲁迅很无聊。鲁迅在《呐喊》之后出的每一本书都很畅销，当时的销量应该是胡适难以比拟的。

下面是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在1920年写的新序和1909年写的旧序。（按：据周作人在1936年11月为纪念鲁迅写的《关于鲁迅之二》一文（收入《瓜豆集》），两篇序都是鲁迅写的）

域外小说集序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于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诎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记于北京。

旧序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仆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已酉正月十五日

１． 中国是不是正在成为一个科技大国？在哪些领域特别突出？

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科技大国，不过近年来在某些技术领域，例如生物技术、航天技术领域，有很大的进步，正在拉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仍然相当落后。

２． 为什么发展得快起来了？是得到了更多的政府基金帮助？还是有了更多的好的研究员？

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政府投入的科研基金的绝对数目增长了许多，虽然很多都被滥用、浪费掉了，但是由于基数比以前的大，所以用在实际科研的资金还是增加了。近年来有许多留学人员归国，其中包括一些已在国外成名，有了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他们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科研的实力，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式和理念。

３． 成为科技大国有着怎样的重要性？

只有成为科技大国，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再只是发达国家的加工厂。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完成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