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敖、胡适嘲笑鲁迅“无能”
11 02 2008年“李敖在一集节目里，播放了胡适一段演讲录音，说鲁迅出道时多么没用，多么无能，有一次出版了一本书，只卖出了二十一本（在‘二十本’和‘二十一本’之间犯口吃，口吃了近十秒），其中一本是自己跑到书店买的（说到这里，底下听众放声狂笑）。这就是胡适的‘宽容’。”（无敌法王在新语丝读者网博客的留言）
这说的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候的事。1909年两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第一册卖出21本，第二册卖出20本，都是在东京卖出的，第一册多卖出的一本是他们的朋友许寿裳担心寄售处不遵守定价，去试买的，不是鲁迅本人去买的。1920年《域外小说集》在国内再版，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的序言中已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鲁迅传记一般都会提及，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闻，也不必扛胡适来吓唬人，胡适还不是从鲁迅的自述那里看来的？把鲁迅说的“一位极熟的友人”试买了一本说成鲁迅自己跑到书店买的，是记错了，还是故意说错让听众发笑（说是朋友买的不会有人觉得好笑吧）？不管怎样，李敖、胡适添油加醋拿这事嘲笑鲁迅很无聊。鲁迅在《呐喊》之后出的每一本书都很畅销，当时的销量应该是胡适难以比拟的。
下面是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在1920年写的新序和1909年写的旧序。（按：据周作人在1936年11月为纪念鲁迅写的《关于鲁迅之二》一文（收入《瓜豆集》），两篇序都是鲁迅写的）
域外小说集序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于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诎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记于北京。
旧序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仆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已酉正月十五日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是这么说的：
“但能读这类古文小说的人，实在是很少的。林纾的名声大了，他的小说每部平均能销几百本，在当时要算销行最广的了，但当时一切书籍(除小学教科书外)的销路都是绝可怜的小! 后来周树人、周作人两先生合译《域外小说集》，他们都能直接从外国文字译书，他们的古文也比林纾更通畅细密，然而他们的书在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
这个故事可以使我们明白，用古文译小说，也是一样劳而无功的死路，因为能读古文小说的人实在太少了。至于古文不能翻译外国近代文学的复杂文句和细致描写，这是能读外国原书的人都知道的，更不用说了。”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卷，第1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文中，胡适肯定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古文“通畅细密”。在《提倡白话文的起因》中，胡适也基本肯定了鲁迅、周作人白话文作的好：
座谈会上有人问我：“有人说白话文要做的好，应该先从古文下手，比方像胡适之，像鲁迅，像周作人，他们作白话文作的好，都是因为他们从旧文学来的，他们作旧诗、作古文，都作通了，作好了，才改行做白话，因为他们有旧文学作底子，作白话文才作得好”。因此有人问我，要想作好白话文，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还是像胡适之先生从“之乎者也”下手？今天我答复现在的文艺青年作家或中年作家，作白话文要做的好，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应该从白话文下手。不要轻易相信这种瞎说，说某人作白话文作的好，因为他读古文读得多，这都是骗你们的。
《胡适文集》第12卷，pp51，北京大学出版社。
我这次对记忆的可靠性还是有点信心的。那口吃，那笑声，我印象很深。我有点怀疑的是胡适究竟说鲁迅自己叫人跑到书店买一本，还是鲁迅自己跑到书店去买。两种说法差别不很大，都会让听众发笑。 我没看鲁迅的序，也没看胡适文章，肯定编不出这样的故事。
这篇网文先供参考，仅做旁证：
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也是演讲辞，于１９５８年“五四”运动３９周年作的。我刚在网上搜索这篇文章，竟然有一个当年他演讲的原声录音ＣＤ可以下载，可惜试过不行。不过知道了是“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附赠1958年胡适演讲原音CD:《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张)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机会要买来听听。
也还算幸运，文字的也搜索到一篇，可惜也是ＰＤＦ格式转成ＨＴＭＬ格式的，支离破碎的，而且一般人肯定搜不到的，我是在百度搜索的“叫做周豫才”－－哈，你可以试一下－－不过，总可以省点劲引用。
我的领导说，自从有了网络，感觉写文章厚重许多，我感觉，实在是因为此前自己怵头做的从而偷工减料的地方而今天网络都帮着做了。
几篇文章读下来，就可以明显感觉胡适与鲁迅的不同了，至于具体如何不同，我辈这水平实在还是不要大言不惭如何如何。正好在这演讲辞里胡适自己说得很清楚，他说自己于新文学白话文学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提倡有心也不能说提倡有功。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这一班人,都不完全是弄文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提倡有心.可是我们没有东西,比如那个时候我写了几首诗,现在我觉得我写诗的时代过去了。我一生只写两个短篇小说．．．到后来走上了考据的路,文学这一条路就放弃了.戏剧是写了一个短篇的独幕剧,叫做「终身大事」,现在看来也是幼稚得很．．．＂
最后，他仿佛是挺不情愿的提到鲁迅，也当是因为新文学之于鲁迅实在绕不开，他说＂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诸位看看,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般人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叫做《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然而周作人先生翻的,印出来之后总共销了二十一本,内中一本是他自己跑到书店买的。结果,他们觉悟了,古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 —— 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一段话里爱恨交集揶揄挖苦酸劲十足。
也是说鲁迅无能，没认清方向，只是后来参加了“我们出来提倡”的“新文艺”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才“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
这个是ＰＤＦ版
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03/3-4/voice1-19590504.pdf
“而周作人先生翻的,印出来之后总共销了二十一本,内中一本是他自己跑到书店买的。”
整段讲的是鲁迅，结合语境理解“他”应当是鲁迅，而“周作人”或为口误。
李敖总是声东击西醉翁之意不在酒，常常指东打西
说鲁迅文章写得好不能说明什么。那些骂鲁迅骂得最凶的，例如梁实秋、苏雪林，也都承认鲁迅文章写得好，一则显得自己很公正，二则说鲁迅文章写得不好未免太傻了。“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这该算是胡适批鲁迅了吧，而且批得很没水平，说鲁迅“变质”是因为喜欢人家捧他，纯粹就是诛心之论嘛。
某个伟人曾经说过，有的伟人越是深入的研究越是觉得他的伟大，而有的伟人就未必，前者的伟大是他本身的伟大，后者的伟大或许是因为时势。前者如林肯，后者如拿破伦。（大意如此）
鲁迅无疑也是属于前者。那些屑小之辈的攻击，都往往反映了先生的伟大。
就中国的历史人物而言，能经得起这样考验的伟大人物并不多。
法王：
“整段讲的是鲁迅，结合语境理解“他”应当是鲁迅，而“周作人”或为口误。”
你能钻到别人脑子里去，替别人说话，包括替鲁迅说话。
方舟子，
说鲁迅“变质”当然是攻击鲁迅的了。我以前跟法王说的是，我以前没有看到过胡适攻击鲁迅的材料。
用书的销量来评价鲁迅作品的价值，也不完全合适吧。如果用销量评价书的价值，也许首推毛选吧！
我认为胡适文中的原意是鼓吹他的“白话文”，用书的销量批判的是古文的无能，而不是周氏兄弟。胡适和周作人的关系不错，思想也相近。如果说胡适在攻击《域外小说》和鲁迅兄弟，不太合乎常理吧！
但是用这次演讲说胡适在嘲笑鲁迅“出道时多么没用、多么无能”，却有失公允；即便李敖借题发挥，也不应怪罪到胡适头上。
即便胡适是个坏蛋，也不应把本不属于他的罪名加到他头上，就像上海的周正毅案一样。
在我印象中，胡适和周作人思想接近，私人关系也不错，所以说胡适攻击周作人《域外小说》，不太合乎常理。
“次年(七年)1 2月里，《新青年》(五卷六号)发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他开篇就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新的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文学。
他解释这个“人”字如下：“.…..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 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 谓之“人的文学”。”
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一切“非人的文学’’(他列举了十大类)，来提倡“人的文学”。他所谓“人的文学”，说来极平常，只是那些主张“人情以内，人力以内”的“人的道德”的文学。
在周作人先生所排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学”之中，有《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等。这是很可注意的。我们一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用这个新标准去评估中国古今的文学，真正站得住脚的作品就很少了。所以周先生的结论是：“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一卷，第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3] By duanhaixin on Feb 12, 2008 | Reply
我认为胡适文中的原意是鼓吹他的“白话文”，用书的销量批判的是古文的无能，而不是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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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这样认为！
以下文字来自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02/07/content_5708191.htm， 我不作任何评论：
胡适与《鲁迅全集》
文/高信
从书摊上买到一本杂志，其中有位王先生在文中说：“我忽然想起了白话文与新诗的倡导者胡适，鲁迅生前可没少写文章‘骂’他，而胡适呢，却在鲁迅过世后第一个站出来自己掏腰包为鲁迅出全集，且将鲁‘骂’他的全部文章悉数收入，这器量可就大了去了。”王先生显然对胡适崇仰备至，但崇仰归崇仰，史实归史实，万万不能为了崇仰而信口开河。不虞之誉是智者所不受的。胡适先生是何等人？他泉下有知，恐怕也要摇头三叹的吧。
胡适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有无关系？答曰：既有关亦无关。先说“有关”：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之后，同年11月初成立了由蔡元培、许寿裳、台静农、马裕藻、沈兼士、周作人、茅盾等七人组成的鲁迅全集编辑委员会。但这委员会只是虚设，真正为全集出版而奔走的仅许广平一人。开初，打算不靠任何书局而自行印制，后来考虑到耗资巨大发行不畅，许广平与委员会同人反复磋商，还是希望商务印书馆出版，因为商务毕竟历史悠久，资金雄厚，印刷精良，发行通畅。那时办事，也还要靠私人关系。谁与商务渊源深，影响力大且能从中疏通呢？自然非胡适先生莫属。而谁找到胡适委托其为《鲁迅全集》出版说项？是许寿裳拜托马裕藻(即马幼渔)出马的。胡适很干脆地表示：愿意帮忙。所以1937年3月30日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就说到：“与商务馆商印全集事，马幼渔兄已与胡适之面洽，胡适表示愿意帮忙。惟问及其中有无版权曾经售出事，马一时不便作肯定语，裳告马决无此事，想马已转告胡矣。商务回音，俟后再告。”看来，胡适之表示愿意帮忙，确非虚与委蛇，更非碍于请托者的面子随便允诺。从问及“有无版权曾经出售事”，可见他是很认真的。许寿裳又于5月3日致信许广平，建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增补胡适为委员：“昨与幼渔兄谈及，渠谓大先生与胡适并无恶感，胡此番表示极愿帮忙，似可请其为委员，未知弟意以为如何？希示及。”四天后的5月7日，许广平即复信许寿裳，同意许、马二位的建议，请他们先征询胡适的意见。这次，胡适同样干脆，也是立即同意。5月17日许寿裳赶紧复许广平信：“胡适之为委员事已得其同意。拟请弟直接致胡一函(其地址为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说明得马幼渔、许季茀信，知先生已允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表示谢意，并请其鼎力帮忙，全集事与商务馆接洽事经过如何？亦可提到。”5月21日，许广平即致函胡适，信中按许寿裳的建议，先说：“昨奉马幼渔、许季茀两先生函，知先生已允为‘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将来会务进行，得先生领导指引，俾收良效，盍胜感幸。”再说：“环顾国内，以绍介全国文化最早，能力最大的商务印书馆，最为适当。闻马、许两先生，曾请先生鼎力设法，已蒙先生慨予俯允，如能有成，受赐者当非一人”，最后又有一请求：“伏乞便中草下数行，示以商务接洽情况，以慰翘盼，无任感荷之至！”信发出第二日，许广平即致函许寿裳，告知致胡适信已发出，一切皆按许先生上次信中所示进行。次月7日，许寿裳函许广平，并附来胡适按许广平要求而写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的介绍信一通。许寿裳函云：“胡适之来绍介函，特奉上，请阅毕转至王云五，或先送蔡先生(指蔡元培先生——笔者注)，请其亦作一函绍介。双管齐下，较为有力，未知尊意如何？胡君并允直接另致云五一信，日内即可寄出云。”如果说，许寿裳致许广平信中所附胡适给王云五的信是应许广平之请托而写，胡另写一信直寄王云五，就是胡适主动为之了，其热诚周到令人动容。三天之后，许广平如约拜会王云五，谈得颇为顺利，许广平并有备忘录一纸留存下来，开头特别记下“六月九日收到许先生信，附适之先生致王云五函”云云。谈判圆满结束，目的已达，许广平即把洽谈情况函告胡适：“六月九日奉到马、许两位先生转来先生亲笔致王云五先生函，尝于十一日到商务印书馆拜谒，王先生捧诵尊函后，即表示极愿尽力……得先生鼎力促成，将使全集能得早日呈现于读者之前，嘉惠士林，裨益文化，真所谓功德无量。惟先生实利赖之。岂徒私人歌颂铭佩而已。”
胡适与鲁迅早年为战友，后来成陌路，如此种种，胡适当然不健忘，不糊涂。但他没有还之以牙眼，特别是鲁迅已成故人，他大可借机洗刷一番之时，胡适更没有，他依然如在鲁迅生前一样，一无辩白。让帮忙，则倾心帮忙；让当委员，则绝不推辞，只要《鲁迅全集》顺利出版，胡适先生乐于无私奉献自己之所能,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据以上所述，我才说《鲁迅全集》的出版与胡适大为“有关”。
但《鲁迅全集》的出版又与胡适无关：正当《鲁迅全集》事与商务印书馆反复磋商交涉具体事宜之际，“七七”事变爆发，三个月后的11月12日上海沦陷。而在此之前，胡适先生远赴美国，商务印书馆内迁。《鲁迅全集》出版一事偏离正常运作轨道。直到1938年初，在上海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决定自印。其时，上海的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在胡愈之的倡议下，由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张宗麟、冯宾符、胡仲持等，组织了一个出版机构复社。复社有社员二十人，社费每人二十元，二十个人共一千元。用一千元印一本书也不够，遑论印一套《鲁迅全集》？也是适逢其会，复社刚刚出版的《西行漫记》大为畅销，资金多少有了点积累，再加上发行方面设法办理全集出版预约，胡愈之、茅盾、邵力子、沈钧儒、巴金等人奔走号召，中共和有关办事机构又支持协助，使出版经费问题得以缓解。三个多月以后，六百余万字，皇皇二十巨册的第一部《鲁迅全集》以三种装帧版本形式一次推出。在这一实质性的运作阶段，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自然无力帮忙，也没有人向他提出帮忙的要求。所以，说胡适先生“器量”大与不大是一回事，但他与《鲁迅全集》的实际编辑工作却确实没有关系。
顺便说一句，当年给他的那个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委员的虚衔，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完也就拉倒了。但似乎胡适也没介意，从中也仿佛可见胡适先生的真器量。
要说李敖攻击鲁迅“出道时多么没用”我可以相信的，
我不觉得胡适也是这个意思。
难得法王找到这个材料，我的确以前没有见过胡适攻击鲁迅的文章。
但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随意发挥，不太令人信服。
原来“胡适先生乐于无私奉献自己之所能,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就是写了两封介绍信（只有一封是在中间人多次穿针引线后“主动为之”的，也不知信里的内容是什么。），并口头答应一个虚衔。这种于声名大有好处、只赚不赔、举手之劳的生意，还顺便送了几个人情（许寿裳、马幼渔等），谁不“有求必应”呢？
求商务印刷厂印书一事，事实了除了许广平外，最辛苦的就是许、马这几位中间人而已，胡适倒没什么费神打理。
难道商务印刷厂印出的书都与胡适有关，大不然吧。胡适如不帮忙，通过其他途径，商务印书厂未必也不会出书。
我再小人一下，这么一点没有实现的小恩小惠（何况获益的还有胡适本人），挺胡者就要大赞胡适的“大器”和骂某人因虚荣而变质的“一无辩白”的“宽容”了。如果商务印刷厂真的印出书了，那么对挺胡者来说，岂不是又多了一个鲁迅无能的证据：你看，鲁迅多无能，多么没人捧场，要不是胡适帮忙，《鲁迅全集》还出不了书呢！
李敖嘲笑鲁迅先生无能？！看来我压根就对李敖没好感的直觉是对的——一个地道的文化流氓外加小气鬼（因胡茵梦发他几句牢骚而立马就对这个自己昔日的女人反唇相讥）。
他也就是在台湾“胡作非为”，换个地方一准会让他把牢底坐穿！
李敖之所以能在大陆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他敢骂国民党，如果他骂的是共党，早就被封杀了！
不过，我觉得他骂的没啥水平。学术上也没见有啥成就，没法跟柏杨比！
李敖的表演和他对某个党的极力吹捧说明他别有用心。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言行总是有与提升良好感觉相违背的地方。正面的良好感觉总是直接的，负面的东西总是要处心积虑拐弯抹角的达到它的目的。
[14] By 南风 on Feb 12, 2008 | Reply
[13] By duanhaixin on Feb 12, 2008 | Reply
我认为胡适文中的原意是鼓吹他的“白话文”，用书的销量批判的是古文的无能，而不是周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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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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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李敖的表演和他对某个党的极力吹捧说明他别有用心。”
“别有用心”这个词，已经被你所指的“某个党”用烂了，
看看李敖在北大的演讲，你就知道李敖是不是对某个党极力吹捧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于当局，通常是举起鞭子，而不是拿起刀枪。
同意duanhaixin的主张和认识，对上面的言语表示歉意。
自由要么是全部，要么是没有。
支持自由主义，支持全盘西化。
李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类的文人，有强烈的逆反心态，效仿魏晋风骨，谁是老大骂谁，对胡适则是报恩。
文人不是圣人，用不着太认真一一纠察对错。
至于胡适与鲁迅，我很推崇的是鲁迅，思想深刻、骂人到位而且很理性，打破了中国旧文化的虚伪礼数，开拓了以现代科学直面中国社会问题的先河。白话文是中国文学工具的变革，鲁迅则是中国文学思想和表达方式的革命。至于他老人家私生活如何，我一概不介意，那是妇联和民间财富嫉妒与道德评判者关心的事情。
李敖其实更类似鲁迅，所以对鲁迅讨伐得更厉害。因为，这是师门老大席位之争。其实还是落了俗套。
至于胡适，则代表了现代大多数中国文人：满口新词，以西方皮毛修正中国主流的另类，现代乡间小牧师加小师爷，温和的小资文化传播大师。
特别是胡适，越到后来越圆滑了。估计是家庭生活影响，能长时间容忍无知悍妻，脾气、为人不可能不悄然改变。
所以，辜鸿鸣把胡适骂得体无完肤，胡适还没脾气。这遗老遗少的外国文化底蕴（包括外语能力）让胡适类的人物洋招牌只能当猫皮，恣意自我的行为更是割剁其虚伪的刀子。
中国文学左派巨匠是鲁迅，右翼大师是辜鸿鸣，中间小文人派的领袖是胡适。作为当权者，最能容忍和利用的则是最大多数的小文人派。蚊子叮两下还总哼哼唧唧固然讨厌，可一边是狮子，一边是鳄鱼。
蚊子有了话语权，狮子和鳄鱼当然逐渐寂寞。
况且蚊子的繁衍能力比狮子和鳄鱼强。
最要命的是蚊子还要指责狮子身上有跳蚤，自己身上没虱子－－它到想有！
老毛对此很明白，所以说了，如果狮子不进动物园，立刻关进监狱，连被参观权都要剥夺。他到不担心鳄鱼，那家伙没水就完蛋了，而49年前中国早就干旱了。至于蚊子，57年来个社会“清四害”的反右，也都不敢乱飞了。
玩狮子、蚊子的当然最明白狮子、蚊子的讨厌。
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得水汪汪的，蚊子有了孳生的条件，可鳄鱼和狮子早已经属于灭绝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