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厚颜无耻杨玉圣  栽赃陷害一声吼

作者：一声吼

方舟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术造假教授杨玉圣的嗅功果然了得》(XYS20080708)中说的不错，杨玉圣这厮认定的所谓“法大才子”“一声吼”，就是陈夏红。我在《杨玉圣这厮想借刀杀人吗？》(XYS20080707)中已经猜到可能是他，但是考虑到还不能十分确定，同时也想看看杨玉圣这厮下一步的表演，所以只提到一句“不知道他的姓氏是不是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这十二个大姓之中的朋友”。没想到杨玉圣这厮很快就自曝他与“法大才子”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几乎指明了他所认定的“一声吼”就是陈夏红。

本来，杨玉圣这厮和陈夏红之间有什么恩怨，与我毫无关系。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他自曝内幕还激起了我围观看热闹的兴趣。但是，由于这厮在文章中描绘的所谓“一声吼”显得人格十分卑劣，并且已有两声吼同志在《也来说说杨玉圣与“一声吼”》 (XYS20080708)中把我误作杨玉圣这厮口中的“一声吼”（实际上是被迫当“李鬼”的陈夏红），我就只好再出来多说几句，希望能洗掉杨玉圣这厮泼在“一声吼”身上的污名。我还想继续用一声吼这个假名字在新语丝上露面，可不能让杨玉圣这厮糟蹋掉这个好名字！

至于杨玉圣这厮，既然已经一口咬定“一声吼”就是陈夏红，估计我再说什么也没有用，就是方舟子出面作证，这厮也不会相信的。一个造假成性但又以打假第一人自居的伪君子，怎么可能会相信他的对头以及别人批评他造假的话呢！

一、杨玉圣这厮认定一声吼就是陈夏红的证据何在？

杨玉圣这厮最早怀疑一声吼就是陈夏红，在《就沈木珠教授夫妇案答客问（之十）》中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蛛丝马迹：“据知情人告知，‘一声吼’是一位法大的同事，因此颇关心学术批评网、法大学术网和沧海云帆论坛。”由于这厮造假成性，所以不知道这厮口里的“知情人”是否存在，就象沈木珠不知道他的“答客问”系列中的客人是否存在一样。不过，我猜测，这厮怀疑一声吼是陈夏红的证据之一，可能是因为我在批评他的文章中分别提到了这三个网站，而“法大才子”陈夏红对这三个网站都很熟悉。

杨玉圣这厮怀疑一声吼是陈夏红的第二个证据，是这厮和陈夏红之间不知道是该按兄弟关系还是按父子关系对待的先热后冷的让我觉得恶心的交往关系，证明陈夏红有落井下石的动机。有了动机，别的就好解释了！

杨玉圣这厮怀疑一声吼是陈夏红的第三个证据，可能要归功于他强大的“嗅觉”：“嗅文识人”的功能。这厮在《我在法大这五年——兼答沧海新手“RUCHIER”先生》中就说：“看看‘一声吼’的两篇‘充满火药味’的檄文——《飘忽不定的杨玉圣，能不能讲究些‘规范’？——兼评中国政法大学引进的人才（一）》和《杨玉圣这厮忒无耻 强拉‘一声吼’做朋友》以及此公最近发表在新语丝上的《杨玉圣这厮想借刀杀人吗？》，再去看看某‘法大才子’的‘广播台’里的大作，看看这三篇檄文的内容，连屁股也知道谁是‘一声吼’。这难道还需要我把窗户纸捅破吗？”我一声吼一方面要感谢杨玉圣这厮竟然认为我的文字与“法大才子”陈夏红的文字很像，使我平生第一次与“才子”这个称号有了点关系，另一方面又只能告诉这厮：屁股，只有屁股才能不需要动脑子就可以认定一声吼的文风与别人的文风相同。杨玉圣这厮，你的好朋友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保生不是兼任着学校的证据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吗，你找他去鉴定了没有？

就凭这几个证据，杨玉圣这厮就敢认定一声吼的真实面目了？看来，这厮应该改行去做警犬，在中国政法大学当着那个不伦不类的教授太可惜了！

二、陈夏红要站出来澄清你不是一声吼

就象我不认识杨玉圣这厮一样，我也不认识陈夏红。印象中，陈夏红好像是中国政法大学校报（不是学报！）的一个编辑，曾写过一篇《书生意气 学人侠客——杨玉圣印象》的文章吹捧过杨玉圣，登载在杨玉圣这厮的学术造假网上。搜出来这篇文章看了两眼，让我直想呕吐。在杨玉圣这厮的学术造假网上，也曾经登过不少吹捧陈夏红写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的文字，里面也有杨玉圣这厮。既然现在杨玉圣这厮说陈夏红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的编辑，又说陈夏红恩将仇报，我猜测大概是杨玉圣这厮一手把本科毕业的陈夏红调到学报编辑部的吧。

杨玉圣这厮详细描述的他和陈夏红决裂的过程，如果情节大致真实的话，我只能得出下面几个结论：第一，杨玉圣这厮还是个玩弄权术的小人。这从他对刊物发稿权的把持、对评选先进等事情上的描述就可见一斑。第二，陈夏红这个家伙也不是什么好鸟，竟然要写什么《送杨玉圣南行》，把杨玉圣这厮比作钱端升，真是对钱端升的极大侮辱。真可谓物以类聚！第三，《中国政法大学学报》也不是什么好鸟。作为学报副主编的杨玉圣这厮，把刊物的大量版面留给自己的熟人朋友换取人情，作为学报编辑的陈夏红硬在学报里塞进自己的熟人朋友的文章，该学报的征稿启事中竟然还有脸说什么“本刊采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本刊谢绝作者对本刊编辑工作人员的吃请、送礼等，同时严禁编辑工作人员向作者索取或收受钱物”（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8985&type=1011），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

从杨玉圣这厮的介绍看，陈夏红在得知杨玉圣这厮认定他就是一声吼的消息后，只是对杨玉圣这厮的另一个喜欢通风报信的友人发了个“一言难尽，问心无愧”的短信，而没有站出来澄清。本来，澄清不澄清是陈夏红自己的事，与我无关。但是，鉴于杨玉圣这厮所描述的假“李鬼”陈夏红看起来实在不是什么好鸟，你吹捧杨玉圣这厮的文字又暴露了你的御用文人的一面，所以我劝陈夏红还是不要冒领我一声吼在新语丝上混得的这个虚名，尽快站出来澄清你并不是一声吼。另外，我的文章我还是享有著作权的，如果将来杨玉圣这厮让你主编这厮与沈木珠一案的评论集，你把一声吼的文章收进去并改成你陈夏红的名字，那可就构成剽窃了！虽然我不敢站出来告你剽窃，但是要当心到时候杨玉圣这厮说你剽窃！

最后，我劝陈夏红千万别学大闹警察局的杨佳，你是学法律的哦！也许你可以考虑找贺卫方教授主持查证这件事，贺教授曾经被人诬蔑说包二奶，他一定清楚被人栽赃的感受，大概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XYS20080711)

《自然》杂志7月10日论文是地震预报的重要进展吗？——兼谈利用地应力预报地震

作者：Amsel

据BBC网站7月9日报导，《自然》杂志说，科学家们对地震预报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个美国研究小组在圣安德烈斯断层的两次小震的数小时之前检测到了岩石中应力引起的变化”；这个小组说，“距离实现例行的地震预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但是最近的发现却带来了希望：这样的服务，或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可能。” (注1)

这个新成果真的会这么神奇吗？地震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即使地震预报真的可行，在可预期的将来也难以实现。而BBC上次吹捧过NASA的地震预报卫星，可信度不那么高。顺藤摸瓜查了一下《自然》杂志网站，原来这篇文章将发表在7月10日。五位作者来自Rice大学、卡耐基研究所和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均不是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工作人员。通读之后发现，就地震预测预报而言，这篇文章压根儿算不上什么重要进展，无非是用了个新方法来测地应力；而地应力本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地震台站都在监测。并且利用地应力来预报地震，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也极其有限。

《自然》杂志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从帕克菲尔德SAFOD钻井地点的模拟活动震源所观测到的震前速度变化”(Preseismic velocity changes observed from active source monitoring at the Parkfield SAFOD drill site)(注2) 。“帕克菲尔德”这个地方在地震预报研究中很出名，原本发现那里每22年发生一次地震，但是90年代摆好装置准备验证这个周期的时候却扑了个空。方舟子在 “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中提到过那次著名的落空了的地震预测(注3)。此外，这个地区2004年发生地震的时候，测量地电的仪器在震前没有测到丝毫的异常，让地震学家们对地震预报更加失望。SAFOD的全称是“圣安德烈斯断层深部观测(San Andreas Fault Observatory at Depth”，由“国际大陆钻探计划”(ICDP)组织，在帕克菲尔德有一口2200米深的科学钻井。自然杂志文章作者的研究小组，就是利用这口井进行的实验。

他们的实验是在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进行的。两年前的数据现在能够发在Nature上，不知是不是沾了这次四川地震的光儿。他们当时在井深1000米的地方放了一个仪器，能够模拟地震波，然后在地面记录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同时他们记录了地下应力的变化，这样就得到了应力和地震波速度的关系，证明有可能通过地震波速度的变化来求得地震波的变化。而且，观测过程中遇到两次异常的速度变化，他们认为其中一次可以对应到10小时之后的3级地震，另一次可以对应到2.5小时之后的1级地震。

那么，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地震预报取得重要进展了？显然不是。翻一下国内地震方面的杂志，前兆研究的文章多如牛毛，每篇文章都可以给出这样的例子，说明震前测到的某项指标对应的是事后的某次地震。地震之后找出的对应关系，在下一次地震来临的时候，基本经不起检验。《自然》杂志这篇文章也是如此：从文中图1可以看到，在他们试验的时间段，圣安德烈斯断层在那口井附近发生几十次地震，为什么只有这两次能够反映在他们测到的数据上？作者也诚实地承认，1级地震有反应，但是近处的一次2.6级地震却没有观测到。

至于由地震波速度来得到地应力大小，这是一种间接换算的方法；而地应力的直接测量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中美日等国都有大量的地应力监测站点（注4），看不出这种方法对现在的应力测量有多大实用意义。因此，《自然》杂志这篇文章，是一篇很常规的学术文章，无论从前兆测量方法还是对应关系上看，都算不上地震预报的“重要进展”。

顺便说一下地应力测量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地层应力和应变是地震最直接的原因，所以观测研究地应力，是地震预报的最直接的方法。但是把应力变化准确对应到地震预报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例如，根据蒋靖祥2004年提供的新疆地区观测的例子(注5)，地应力异常后，能对应的发震时间从11天到10个月不等，震中可以远到七百公里开外（乌鲁木齐的台站能够“反映”若羌的前兆），震级更无规律，说明地应力的测量远远没有达到预报地震的要求。

虽然用地应力来预报地震在原理上很直接，但是在中国自从60年代后期开始应用后，很大程度上仍然沦为一种“地震预测术”。原因是，从提出人李四光开始，对地下的科学问题信马由缰，粗线条的胡乱联系和经验为主，忽视机理研究（构造地质学专业的都听说过“大构造胡说八道、小构造小打小闹”这句俏皮话）。例如，李四光1968年提到，广东新丰江地应力测量值的下降，可以是日本地震的前兆（注6）。另一个例子则是近年出彩的1997年伽师地震预报。当时地震局奖励数人，除了前年在凤凰卫视上参加伪科学论战的任振球，还包括一直在搞地应力分析的黄相宁(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国宝”之一)。四川地震后，任振球曾经抱怨当初奖金分配不公。其实关于这次地震预报，黄相宁的功力一点不比任振球差，任振球是拿“三星一线”法报出来的，而黄相宁靠的是北京市北苑的压磁应力结果。李四光在天有灵，都不会明白自己身后这位鼓吹者，是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翻过无数断裂、多个大小地块、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横贯五千公里，从华北一角的应力变化，硬是能够端详出葱岭脚下的六级震群。所谓“上天容易入地难”，任振球还是应该心悦诚服。我们只怪地震局奖励得太少了，而且地震局只顾奖励，却没有把这种惊天理论昭告于世并发扬光大，实在有买椟还珠之嫌。

注：

(1) “岩石中见到的震前变化”(Pre-quake changes seen in rocks)，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7497672.stm
(2) Nature 2008年第454卷204页
(3) 方舟子，“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28日
(4) 谢富仁等，我国地应力观测与地震预报，《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第15卷第5期
(5) 蒋靖祥等，新疆分量式钻孔应变阶变异常的统计特征及其在地震预测中的应用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4年23卷23期
(6) 黄相宁，我所经历的地应力分析预测地震之发展，《地壳构造与地壳应力》 2006年2期

(XYS20080710)

《自然》杂志7月10日论文是地震预报的重要进展吗？——兼谈利用地应力预报地震

　　作者：Amsel

　　据BBC网站7月9日报导，《自然》杂志说，科学家们对地震预报取得了重要进展，“一个美国研究小组在圣安德烈斯断层的两次小震的数小时之前检测到了岩石中应力引起的变化”；这个小组说，“距离实现例行的地震预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但是最近的发现却带来了希望：这样的服务，或许会在某一天成为可能。”
(注1)

　　这个新成果真的会这么神奇吗？地震学界的普遍认识是，即使地震预报真的可行，在可预期的将来也难以实现。而BBC上次吹捧过NASA的地震预报卫星，可信度不那么高。顺藤摸瓜查了一下《自然》杂志网站，原来这篇文章将发表在7月10日。五位作者来自Rice大学、卡耐基研究所和伯克利劳伦斯实验室，均不是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工作人员。通读之后发现，就地震预测预报而言，这篇文章压根儿算不上什么重要进展，无非是用了个新方法来测地应力；而地应力本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地震台站都在监测。并且利用地应力来预报地震，几十年来取得的进展也极其有限。

　　《自然》杂志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从帕克菲尔德SAFOD钻井地点的模拟活动震源所观测到的震前速度变化”(Preseismic
velocity changes observed from active source monitoring at the
Parkfield SAFOD drill site)(注2)
。“帕克菲尔德”这个地方在地震预报研究中很出名，原本发现那里每22年发生一次地震，但是90年代摆好装置准备验证这个周期的时候却扑了个空。方舟子在
“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中提到过那次著名的落空了的地震预测(注3)。此外，这个地区2004年发生地震的时候，测量地电的仪器在震前没有测到丝毫的异常，让地震学家们对地震预报更加失望。SAFOD的全称是“圣安德烈斯断层深部观测(San
Andreas Fault Observatory at
Depth”，由“国际大陆钻探计划”(ICDP)组织，在帕克菲尔德有一口2200米深的科学钻井。自然杂志文章作者的研究小组，就是利用这口井进行的实验。

　　他们的实验是在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进行的。两年前的数据现在能够发在Nature上，不知是不是沾了这次四川地震的光儿。他们当时在井深1000米的地方放了一个仪器，能够模拟地震波，然后在地面记录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同时他们记录了地下应力的变化，这样就得到了应力和地震波速度的关系，证明有可能通过地震波速度的变化来求得地震波的变化。而且，观测过程中遇到两次异常的速度变化，他们认为其中一次可以对应到10小时之后的3级地震，另一次可以对应到2.5小时之后的1级地震。

　　那么，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不是意味着地震预报取得重要进展了？显然不是。翻一下国内地震方面的杂志，前兆研究的文章多如牛毛，每篇文章都可以给出这样的例子，说明震前测到的某项指标对应的是事后的某次地震。地震之后找出的对应关系，在下一次地震来临的时候，基本经不起检验。《自然》杂志这篇文章也是如此：从文中图1可以看到，在他们试验的时间段，圣安德烈斯断层在那口井附近发生几十次地震，为什么只有这两次能够反映在他们测到的数据上？作者也诚实地承认，1级地震有反应，但是近处的一次2.6级地震却没有观测到。

　　至于由地震波速度来得到地应力大小，这是一种间接换算的方法；而地应力的直接测量方法已经相当成熟，中美日等国都有大量的地应力监测站点（注4），看不出这种方法对现在的应力测量有多大实用意义。因此，《自然》杂志这篇文章，是一篇很常规的学术文章，无论从前兆测量方法还是对应关系上看，都算不上地震预报的“重要进展”。

　　顺便说一下地应力测量在地震预报中的作用。地层应力和应变是地震最直接的原因，所以观测研究地应力，是地震预报的最直接的方法。但是把应力变化准确对应到地震预报的时间、地点和震级，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例如，根据蒋靖祥2004年提供的新疆地区观测的例子(注5)，地应力异常后，能对应的发震时间从11天到10个月不等，震中可以远到七百公里开外（乌鲁木齐的台站能够“反映”若羌的前兆），震级更无规律，说明地应力的测量远远没有达到预报地震的要求。

　　虽然用地应力来预报地震在原理上很直接，但是在中国自从60年代后期开始应用后，很大程度上仍然沦为一种“地震预测术”。原因是，从提出人李四光开始，对地下的科学问题信马由缰，粗线条的胡乱联系和经验为主，忽视机理研究（构造地质学专业的都听说过“大构造胡说八道、小构造小打小闹”这句俏皮话）。例如，李四光1968年提到，广东新丰江地应力测量值的下降，可以是日本地震的前兆（注6）。另一个例子则是近年出彩的1997年伽师地震预报。当时地震局奖励数人，除了前年在凤凰卫视上参加伪科学论战的任振球，还包括一直在搞地应力分析的黄相宁(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
“国宝”之一)。四川地震后，任振球曾经抱怨当初奖金分配不公。其实关于这次地震预报，黄相宁的功力一点不比任振球差，任振球是拿“三星一线”法报出来的，而黄相宁靠的是北京市北苑的压磁应力结果。李四光在天有灵，都不会明白自己身后这位鼓吹者，是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翻过无数断裂、多个大小地块、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横贯五千公里，从华北一角的应力变化，硬是能够端详出葱岭脚下的六级震群。所谓“上天容易入地难”，任振球还是应该心悦诚服。我们只怪地震局奖励得太少了，而且地震局只顾奖励，却没有把这种惊天理论昭告于世并发扬光大，实在有买椟还珠之嫌。

　　注：

　　(1) “岩石中见到的震前变化”(Pre-quake changes seen in rocks)，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7497672.stm

　　(2) Nature 2008年第454卷204页
　　(3) 方舟子，“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28日
　　(4) 谢富仁等，我国地应力观测与地震预报，《国际地震动态》2005年第15卷第5期
　　(5)
蒋靖祥等，新疆分量式钻孔应变阶变异常的统计特征及其在地震预测中的应用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4年23卷23期
　　(6) 黄相宁，我所经历的地应力分析预测地震之发展，《地壳构造与地壳应力》 2006年2期

(XYS20080710)

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学术造假教授杨玉圣看来真成了山大王了，新语丝网站上的一举一动，都有“北大、武大的两位教授”当其喽啰，即时给他通风报信，让他守住“从不看新语丝”的贞洁。在新发表的《我与“法大才子”“一声吼”——不得不说的故事》一文中，他把我派去当“美籍华人”，把“小媳妇”派去当“《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我对这种乾坤大挪移功夫不感兴趣，对其“如虎似狼”、见人就想“玩”的“变态”功夫我更无兴趣，感兴趣的还是他的嗅文辨人功夫。

他这回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他嗅出“一声吼”是谁，但也提供了足够多的信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法大才子”、“研究钱端升”、“80后人”、“小我18岁”（27岁），我用这些关键词做了检索，搜出新浪博客上一篇吹捧“贺卫方、龙卫球、杨玉圣等名师”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11607d0100057z.html，里面介绍说：“陈夏红老师，2000级法大本科生，原校报记者、编辑，法大才子，研究中国法律人颇有心得，熟捻于钱端升、杨兆龙等等名家之史实轶闻，屡有佳作发表于各大媒体。”与杨委员所指完全相符。

由此可见，杨委员嗅出了“一声吼”就是陈夏红。但是“一声吼”并不姓陈，未能有幸与杨委员同事过，陈夏红也从未以任何名义在新语丝上发表过文章，所以杨玉圣虽然自以为嗅功了得，还是咬错了人。如果陈夏红因此要和杨委员打官司，我愿意为之做证。另外，也敬请贺卫方等“名师”陪杨委员去医院治治鼻子，免得他“逢人必咬”。

附：
杨玉圣：我与“法大才子”“一声吼”——不得不说的故事

时间:2008年7月8日 作者：杨玉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从昨天开始，北大、武大的两位教授分别打电话告诉我，说方舟子博士又在他的“信誉死”网站发文章批评我了，据说其主题是关于“一声吼”的身份问题。其实，舟子完全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也再次证明了我的一个命题：美籍华人、网络流氓舟子和他的网站“逢杨必咬”！

前些日子，舟子被中老年妇女木珠前院长和他的丈夫乔生教授玩了一把，很郁闷，很不爽，但又找不到发泄的渠道（因为舟子常住加州，而他的小媳妇——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常住北京）。舟子也是如虎似狼的年龄，精力过剩，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因此，他拿我出出火，说明他的变态还不是特别严重。

至于“一声吼”，我和他认识的时间不长（三年左右），但感情很深。我原本认为他是一个好读书、爱写作、而且有独立思想的年轻人，尽管小我18岁，连做我侄子的资历都不够，但我还是一直按兄弟的感情对待他（有人说我对这个小子的感情，甚至超过我儿子）。可是，为什么他忘乎所以地跑到“信誉死”想搞倒搞臭我呢？

具体说来，有以下原因：

第一，我在做《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主编的时候，发稿权完全在我手里（主编有用人权、财政权、最终发稿签字权），我在喝了酒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得意忘形地说：做刊物，最重要的是发稿权。这实际上是泄露了天机，结果“一声吼”就向主编献计献策，主编是明白人，故决定把发稿权也要拿到自己的手里，踏实。

第二，为什么“一声吼”要向主编嫌此计策呢？有两个具体的原因：（一）主编承诺提拔他做“主编助理”；（二）在2007年12月10日上午评年终“先进”时，我提名了另外一位大“一声吼”20岁的同事，结果“一声吼”只能排名第二（一共两位候选人），结果他在怀恨在心的同时，对主编感激涕零（当时曾一口气儿连续说了四次“感谢领导”，一副媚态）。

第三，“一声吼”通过平时的聊天，得知我将在服务满五年期（2008年5月）后将要换一个新单位，也就知道我这个“副主编”靠不住，于是转而投奔主编这棵“大树”。

平时，这位“一声吼”起码每天要给我发五到十个短信，事无巨细，“早请示，晚汇报”。可是，从2007年12月10日到12月23日我到南京、上海、杭州的这半个月的时间内，仅只是发了两个短信给我（一是问我何时返京，二是问他的一个朋友的稿子能用否）。我即感到苗头不对。但是，我想他只是在评 “先进”问题上对我有点儿意见而已，事后我向他解释一下，第二年不就是“先进”了吗？但是，我错了。

“一声吼”号称是“法大才子”，以研究钱端升先生为荣。据他说，民国时代，钱先生曾到南京打官司，有人即写了一篇《送钱先生南行》，因此他说他也要写一篇《送杨玉圣南行》，为我壮行；我则表示待沈木珠教授夫妇案结案后，由李世洞教授和他共同主编该案评论文集。可是，《送杨玉圣南行》杳无音信，但等来的是他想借“信誉死”杀我而不见血的两篇“灭杨檄文”——《飘忽不定的杨玉圣，能不能讲究些“规范”？——兼评中国政法大学引进的人才（一）》和《杨玉圣这厮忒无耻 强拉“一声吼”做朋友》。

去年12月25日，主编在找我谈话时，曾特别叮嘱我不要跟“一声吼”过不去。当主编得知“一声吼”就是小我18岁、小他36岁的某同事时，目瞪口呆。当天晚上，主编将有关信息通报给“一声吼”，后者在发给我的一位友人的短信中说：“一言难尽，问心无愧”。可是，“一声吼”真的是“问心无愧”吗？

第一，“一声吼”通过“信誉死”，企图落井下石，置我于死地而后快。请问“一声吼”：你能“问心无愧”吗？

第二，“一声吼”是沧海云帆上“学者在线”的斑竹（网名“马致远”），不仅在第一时间转发《飘忽不定的杨玉圣，能不能讲究些“规范”？——兼评中国政法大学引进的人才（一）》，而且还发布了许多木珠乔生夫妇的弟子的谩骂网文。请问“一声吼”：你能“问心无愧”吗？

第三，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工作会议上（2007年12月24日），“一声吼”通过忽悠主编的方式，不仅拿下了许章润、张绪山等五位朋友的文章（已出一校样），而且还硬塞了3篇“一声吼”的朋友的文章（其中两篇是我以副主编的身份已经明确否决过、要求他按退稿的）。这也是我后来最终跟主编决裂的导火线。“一声吼”的表演，据与会的同事讲，“一声吼”一副小人得意、忘乎所以的模样。请问“一声吼”：你能“问心无愧”吗？

如上所说，“一声吼”小我18岁，他虽然自封为“法大才子”，而且自我感觉良好，但他毕竟是80后人。他对我的情况固然有所了解，但他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对他同样是了如指掌。而且，他完全是当初对付宣传部的领导的方式对付得我，他自以为得计，想借舟子灭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木珠夫妇狠狠地玩了一把舟子一样，聪明如舟子还是被“一声吼”又玩了一把。这就叫“恶有恶报”！）

无论如何，在45年的前半生人生经验中，我确乎应该吸取教训，用一句俗话讲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至少，防小人之心，是断断不可没有的。

杨玉圣这厮想借刀杀人吗？

作者：一声吼

看到方舟子写的《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委员杨玉圣的特异功能》，赶紧到杨玉圣这厮的网上看了看。果然，这厮把我半年多前写的一篇批评他不讲规范、一篇痛骂他强拉我做朋友的文章搬到了他的学术造假网站上，并给我捏造了一个我不曾工作过的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看来，这厮认定了一声吼就是他曾经施过恩的、现在却恩将仇报的朋友。

杨玉圣这厮，你竖起耳朵听好了，我从未在你给我捏造的那个单位工作过，奉劝你把给我捏造的那个单位去掉！我说过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干吗非要无耻地把我当成你施过恩的朋友？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假话满天飞吗？

杨玉圣这厮，你时隔半年又把我写的两篇东西贴在你的网站上，是想显示你的大度吗？不太可能！是想为你和沈木珠的案子造舆论吗？更不可能！

我想了又想，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你这厮想借刀杀人！想借我一声吼的名义这把刀，去杀你那位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的、你认为“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卖友求荣”的朋友！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声吼在新语丝上不只发文批评杨玉圣这厮，还发文批评了中国政法大学官方一手捧红的许传玺“院士”。校领导和许“院士”要是知道一声吼的真实面目，不想方设法给一声吼穿小鞋才怪。杨玉圣这厮给一声吼捏造一个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的身份后，校方要想在该编辑部的几个专职编辑中，尤其是杨玉圣还自认为有恩于他的人中找到这个人，还不容易吗？

杨玉圣这厮，你敢肯定一声吼就是你那位“落井下石，恩将仇报，卖友求荣”的朋友吗？看来你这厮到现在也没有胆量去跟他核实。你那可怜的朋友可能还被蒙在鼓里，替我背着黑锅呢。交友不慎，只能如此了。

最后，我要对被杨玉圣这厮冤枉的那位朋友，那位不知道他的姓氏是不是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这十二个大姓之中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没有勇气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害得你为我背了黑锅，可能还会遭受打击报复。你要骂的话，千万别骂我，就骂杨玉圣这厮太无耻吧，非要让你替我背黑锅。

贵为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委员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术批评教授杨玉圣曾经从新语丝转载过许多文章到其把持的“学术批评网”，为了证明其“从不看新语丝”，从不注明从新语丝转载，这倒也罢了，还要偷改署名，篡改文章内容，以符合其“学术规范”，我们以前已多次揭露过。今天偶尔发现“学术批评网”在7月4日又从新语丝转载了两篇文章，分别是“一声吼”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发在新语丝上的《飘忽不定的杨玉圣，能不能讲究些“规范”？——兼评中国政法大学引进的人才（一）》、《杨玉圣这厮忒无耻 强拉“一声吼”做朋友》，我对照了一下，这回杨玉圣破天荒地没有把作者署名改成“假的真名字”，破天荒地没有篡改文章内容，而且破天荒地注明“来源:新语丝”……

不对，狗改不了吃屎，杨委员改不了造假，怎么在“一声吼”署名的后面冒出了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在新语丝的原文中并没有注明作者单位，从文章内容也看不出作者单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一声吼想必不会向除了我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透露其真实身份，而我又不曾向任何人透露过一声吼的真实身份，那么杨委员敢于断定一声吼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的人，靠的当然是他不知何时炼成的嗅文辨人的特异功能了，我本来还以为只有狗才有这样的本事呢。

这也不是杨委员第一次展示其特异功能。2005年年底杨委员在《我与方舟子先生的本质区别》一文中，不就一口咬定在新语丝上批评他的brainzhou是“南水，原书评周刊编辑”、子橘是“原四川大学教授、今北大教授罗志田”吗？靠的就是其特异功能，而且能够特异到硬是把留美学人子橘派回国到北大当教授。不过杨委员这回学乖了点，只点出了单位，不指名道姓了，大概是怕被告上法庭吧。

要炼成这种特异功能其实不难。杨委员以己度人，不相信会有人出于公心打假，凡是批评他的必定是以前和他有“过结”的，从其仇家名单中挑选一个出来按上去即可，只要作者不敢以真实身份出来澄清，被按者就百口莫辩。由此我们也可知，原来杨委员曾经当过副主编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是和他有仇的，难怪他要疑神疑鬼了。

只要不篡改，杨委员尽可以转新语丝的文章，尤其欢迎他把新语丝“立此存照·杨玉圣专辑”上几十篇揭露他如何盗用他人名义签名和投稿、造假、剽窃、不学无术、辱骂师长的文章原封不动转过去，不要像他喜欢做的那样在引用时关键地方就偏以省略号代替。

至于“学术批评网”首发的文章，我们是不会转的，即使是原作者自己寄来也不登，原因我在2006年年初《评杨玉圣〈答“学术打假斗士”方舟子〉》一文中就声明过了：因为我认为一个学者会主动去给杨委员这种劣迹累累的学术流氓捧场，即说明其没有是非观念，不值得信赖。

同样，贺卫方等“学界大老”会跟杨委员这种劣迹累累的学术流氓同流合污，把我们对杨委员造假的揭露说成是“个人恩怨”、“误解”（由此可推知贺卫方对周叶中的打假也是出于“个人恩怨”、“误解”），竟还希望我们与杨委员有“更多的合作，而不是敌对”（一起合作造假骗人吗？），也说明其只顾个人交情和小圈子利益，没有是非观念，不值得信赖，不管其顶着“学界大老”还是别的什么的桂冠。

(XYS20080706)

【方舟子按：这位王晋康的同仁是不是把评论文章也当成科幻小说来写了，居然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科普作家的名气赶得上方舟子。因为方的文字涉及的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许多人可以骂他。他从不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全部文章都是投入可以争议的问题中。但许多人可以骂方舟子，却无法骂一个标准的科普作家。因为标准的科普作品写的都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知识。”从我在1997年2月写的《生命的三原色》一直到近年来在《中国青年报》“一言堂”专栏上的文章，算不算是在“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我被转载最多的一些文章——《萤火虫的战争》、《达尔文的兰花》、《性与死的统一》、《向日葵究竟向不向日》、《植物中的神秘数字》、《我们为什么想要吃饭》等等等等，算不算是在“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在浮想联翩之前不会先去我的博客“科普文章”专辑，或买一本《长生的幻灭》、《寻找生命的逻辑》、《方舟子带你走近科学》看看？当然，即使是这些“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的文章，网上也有人骂，那是因为“涉及的都是有争议的问题”，还是因为冲着我这个人来的？自己写不出让人关注的科普作品，就断言“科普作品注定乏人关注”，从而否认让人关注的作品是科普作品，这样的逻辑，大概只能属于科幻。至于把科学幻想和伪科学妄想混为一谈，那更是科幻逻辑，不过这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一些科幻作家，和伪科学妄想家是同一个阵营的，甚而一人身兼两种角色，王晋康在萨斯流行时的表演，并非特例。】

科幻作品有没有科普功能

郑军
发表于《大众科技报》2008、4、29、A3版

科学幻想是在正式的科学研究程序之外，运用科学知识来思考问题所产生的系统活动。科幻的出现让人们重新审视什么是科普，因为它明显是一个与科普不同的文类。

有情节，有人物，这些都是科幻作品与科普作品表面上的不同。深层次的不同大家都还没注意到：科普作品是不能参与的，无法争论的。科普的原则就是我这里有正确的知识，科普对象那里缺乏它们。所以我把正确知识灌输给他们。无论科普创作怎么变化，怎么趣味化，这个基本原则不可能变。但科幻是可以争议的，可以参与的，科学幻想本身并不是已经确定的无争议的知识，完全写已知的知识根本构不成科幻。

正因为这个原则，科普作品的读者几乎不对它们评头论足。如果一篇科普文章内容无误，那就全盘接受。如果有误，那么引经据典指出其中的错误就行，也没有什么必要去争议。正是由于科普作品这种无法参与的特点，科普是缺乏“粉丝”的。许多大学里都有科幻迷，有科幻社团，但不会有科普迷，也没有科普爱好者协会。当然，那里会有一些单项科技的兴趣爱好者协会，比如电脑爱好者协会，但他们是去搞实际操作，而不是写科普文字，看科普文章。单就文字作品而言，科普作品的参与度永远无法赶上科幻作品。

在这里还可以举个反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科普作家的名气赶得上方舟子。因为方的文字涉及的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许多人可以骂他。他从不正面地讲解一种科学知识，全部文章都是投入可以争议的问题中。但许多人可以骂方舟子，却无法骂一个标准的科普作家。因为标准的科普作品写的都是已经确定无疑的知识。

结果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为了宣传无争议的知识，人们才写科普作品。但正因为写了无争议的知识，所以科普作品注定乏人关注。现在科普报刊都是在这个悖论里挣扎着。但科幻作品不一样，既然写的是没有实现的科学幻想，那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科幻的热闹恰恰是因为其内容可以争议。而科普界的冷寂就是因为它们太象是中小学教材的补充读物了。

这样就引出了两个结论。要么把科幻完全剔除在科普之外，因为它没有写确定的知识。但事实上许多科普刊物都有科幻专栏，并且这类专栏恰好是读者反馈最多的。删除它们，该杂志的发行量更会受影响。要么就把科普定义的外延扩大，允许写有争议的东西。但科普现在的定义已经很明确，甚至有《科普法》来约束。所以，这两种理论上存在的结论，现实中运作起来都困难。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科幻是不是科普，有没有科普功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幻能够唤起公众对科学的参与热情。当教师在课堂上讲那些千锤百练过的知识时，我们除了认真听讲，作好笔记之外，什么也作不了。但科幻就不同了。

随着现代科学教育的普及，拥有科学知识的人成倍增加。他们绝大部分不能进入科学共同体，无法从事职业科学研究。他们用来释放科学热情的方式就是纸上谈兵，即全凭思维，运用一定的科学知识对某个领域进行思考活动。

根据进行科学幻想的人的不同，我们可以把科学幻想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儿童青少年的科学幻想。所有青少年都没有进入科学共同体，但你也不要指望他们只去死记硬背老师教给的科学知识。他们中许多人在思考科学问题。在小学五年级《科学》课本里就有一个科学幻想短文：假如没有磨擦力，世界将会怎样？这说明科幻已经深入到儿童教育中去了。

二是非科学共同体中的科学爱好者。现在普遍存在的民科就是其中的典型。不管科学界人士如何批判，民科对科学的热情始终不减。今年11月28日，成都那里还召开了“全国民科大会”。

三是科学共同体里面的人，他们也会对非本专业，或者目前没有能力研究的问题进行纯粹的思考活动。对于一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他们也会从科学角度提出设想。比如某位美国记者就拟定了一个题目：假如人类突然消失，世界将会怎样。他用了三年时间去询问各门学科的专家，大家提供了许多有趣的答案。

科幻文艺的题材基本上都来自科学幻想，而绝非真正的科学研究。认为科幻作品在写真实的科学研究，进而有科普价值是错误的观念。但没有知识宣传的价值，不等于科幻文艺对科学就完全没有帮助。深入一步来说，这根本不是科幻文艺对科学有没有帮助的问题，而是科学界如何看待科学幻想这种活动的问题。科学幻想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青少年的异想天开了。许多成年人正在用自费出书、办讲座，甚至自费拍电视片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科学幻想。一些人联名要求在《科普法》中删除“伪科学”概念。这些都说明科学幻想早已经成为一种群众运动。

世界上每年平均要发生18次7级以上大地震，但像汶川大地震那样惨烈的则很罕见。同样罕见的是，在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国地震局就成了悲痛的人们的泄愤对象，虽经一个月的科普、辩解、澄清，对其无能、失职、瞒报的指责仍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众多自称能准确预测地震、乃至早已预测出汶川大地震的退休科研人员和民间人士也纷纷亮相，控诉地震局对他们的打压，不仅受到许多公众的热捧，而且国内时评家和海外异议媒体也跟着炒作，将它做为批评当局的一个政治武器。

在其他地震频发的国家，例如日本、美国，就见不到这样的怪像。在那里，一次大地震之后，似乎并无人想到要去追究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的漏报责任，因为他们的公众虽然有地震预测的需求，却也知道科学目前无法做到准确预测地震（指精确预测出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从而发出临震预报、疏散通知）。那么伪科学就会来争夺市场。“里氏震级”的发明人里克特曾经讲过一段名言：“记者和一般公众冲向任何有关地震预测的建议，就像猪冲向满槽的猪食……地震预测为业余人士、狂人和欺世盗名的骗子提供了一个狩猎乐土。”中国从事这一狩猎的人数之多，算得上世界第一。所以，有意思然而不那么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公众普遍相信地震能被也应该被准确预测？为什么中国有如此多的地震预测“大师”？

中国的地震预测曾经是一大政治任务，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在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周总理不仅给地震预测工作定了性——“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且也指明了方向——“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走群众路线，“因为真正有本事是群众，其次是专家”（周恩来《加强地震科学研究》）。于是中国的地震预测不再是单纯的科研，而是政治运动、群众运动。1975年海城地震据称预报成功，一度被夸大为未死一人（实际上死了一千多人），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补拍的群众疏散场面个个喜气洋洋，仿佛不是在逃生，而是去赶集。地震能够通过“群策群防”成功预测的信念从此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人们不知道海城地震预报只是众多误报中的一个偶然例子，即使次年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也无法动摇中国已掌握地震预测技术的信念，反而要怪罪为地震局的失职和打压人才。

当时国际上也在寻找预测地震的方法，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当前国际地震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根据现有的知识无法预测地震，有一派甚至认为地震在本质上就无法预测。美国地质调查局明确表示他们不预测地震，在可预见的将来人类也不会知道如何预测地震。但是中国地震局继承了文革时代的遗产。当年政治家定下的基调似乎无可置疑。几乎没有哪个中国地震专家敢于公开否认地震可以预测，最多只是承认很难预测。在汶川地震之前，中国地震局乐于高调宣传我国地震预测预报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先后对20余次中强以上地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汶川大地震之后地震局才来强调地震预测的难度，那么人们以地震局以前的宣传资料反过来指责地震局的失职，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纳税人养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研究地震预测的队伍，他们发表了无数预测地震的论文、递交了无数地震预报材料，把各种可能性都预测了个遍，甚至年年发预报，所以每次大地震之后回头去找，总能发现有人曾经“不同程度”预测到了——当然，每次预测到的人都不同，而预测的“程度”实际上也是模棱两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采用的是伪科学方法，例如中国地震局某个研究所的前所长竟是根据“古人穴位论和经络学说”来预测地震，意图给地球把脉。中国地震局还专设“老专家预报专项基金”资助那些搞伪科学研究的退休人员，给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短临预测预报的群众颁发奖金。地震局的理由是地震预测还是个难题，所以要鼓励各种各样的探索，于是连伪科学、迷信也被宽容。这也是国际地震学界绝无仅有的怪像。这些退休人员还要指责中国地震局打压他们，可谓恩将仇报了。

这些自称能预测地震的退休人员以及相当一部分民间人士乃是历史的遗物，是文革时代鄙视专家、权威，搞“群策群防”、“土法上马”，以及文革刚结束时号召全民“攻关”，发动群众“向科学进军”的产物。特殊的历史时期造就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伪科学狂人，他们不仅热衷于预测地震，也热衷于预测其他天灾、制造永动机、推翻相对论、破解哥德巴赫猜想，总之，热衷从事一切与主流科学对立或主流科学无法做到的重大“科学发现”。他们不相信科学研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是相信只要“悟道”，就可找到解决难题的捷径。于是，在他们看来，不必采用尖端仪器深入细致地研究地震机理，甚至不必做任何野外勘探工作，只要发现了窍门，用简单的“地震预测术”就能让自己成为“预测大师”，坐在家中就可以预测世界各地的地震。

这一现象也夹杂了民族主义的因素。在他们看来，既然“西方科学”对地震预测无能为力，那么就给“东方科学”的兴起带来了契机。因此他们的地震预测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易经、太极、天象、穴位等等都派上了用场，而他们的批评者则被视为“科学主义”、“崇洋媚外”、“西方科学的代理人”，乃至被骂为“汉奸”、“美国走狗”。

这一现象的产生也是由于它能迎合许多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如果真有“大师”能够准确预测地震，那么等着临震时逃生就是了，平时用不着费心费力费钱预防地震了，这是多么美妙的事。但是，把赌注压在地震预测而不是预防上，几乎总是会输的，成本似乎很低，代价却极大。

2008.6.13.

（美国《新闻周刊》中文版2008年7月）

(XYS20080704)

达尔文是丑陋的“剽窃”者？

本报记者李文、江粤军
2008-06-13广州日报

威尔士BBC前执行策划主管出书称达尔文的进化论抄袭华莱士

著名学者方舟子认为华莱士只是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立者之一，且与达尔文的观点有差异，达尔文并没有“剽窃”

威尔士BBC前执行策划主管经过12年的研究，出书力图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抄袭威尔士科学家华莱士，证据是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前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就此事著名学者方舟子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术界历来把华莱士当成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建者。但是，达尔文在收到华莱士的信之前，已研究了20 年的物种起源问题，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看法，与达尔文有相似之处，但是过于简略，也不准确。指责达尔文剽窃华莱士，是在欺骗不了解事情经过的普通读者。”

罗伊·戴维斯，威尔士BBC的前执行策划主管，最近获得了新证据，证明查尔斯·达尔文从一位曾经工作在印度尼西亚的威尔士科学家那里窃取了进化理论。

据澳大利亚《北部新闻》报道，戴维斯作品的出版商正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市推动一场投票活动，旨在讨论是否该把“达尔文市”更名为“华莱士市”。不过,达尔文市现任市长却表示：“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更改这座城市名字的计划。”

戴维斯在新书《达尔文阴谋:一起科学犯罪的起源》里指控达尔文从华莱士的信件中整合出了进化论观念，写进自己的书里，并且声称这些观念是他自己的发现。出版社网站将这本书描绘成“一个关于谎言与欺骗的真实故事，适者生存理论的精彩隐喻”。

历史学家早已经知道华莱士与达尔文之间的通信，不过通常都认同达尔文的陈述，即达尔文出版了他著名的理论之后，才收到来自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的信件。

然而戴维斯新近调查的航运记录证明，华莱士所写的两封至关重要的信件——自己饱受疟疾困扰和写给同僚达尔文解释自己观念的信件——事实上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以前寄到的。而达尔文引发科学革命的进化论论文是在华莱士写信后15个月才出版的。

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32年出生在威尔士，他是探险家、收藏家、博物学家、地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他曾经研究亚马逊河与马来群岛的自然生态，也正是在马来群岛，他写信给达尔文。专家们一般认为他独立于达尔文，创造出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但他却在历史里湮没无闻。

实际上，1858年，两人在伦敦都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但是，随着第二年达尔文《物种起源》手稿出版，达尔文的声名鹊起，而华莱士则逐渐被遗忘了。

“这对华莱士而言很不公平。”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纪念基金”创始人乔治·白科隆尼说，“实际的情况是，他俩在《物种起源》出版前15个月，在1858年，同时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但是每个人都误以为《物种起源》第一个提出了进化理论。华莱士本来应享有一半的功劳。历史学家们理当回应这些疑问。”白科隆尼说。戴维斯相信自己回答了这些历史疑问，并且质疑了达尔文作为科学家的诚实性。

罗伊·戴维斯：

纪录片启发丹·布朗创作《达芬奇密码》

在BBC的30年职业生涯中，罗伊·戴维斯从普普通通的新手，变身成为BBC历史考古系列节目《编年史》的编剧、制片以及导演在上世纪70年代早期，戴维斯参加到《编年史》摄制组以后，他与亨利·林肯合作了两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位传奇的法国牧师的故事，他在教堂圣坛的梁柱间找到了羊皮纸卷宗，这些卷宗逐渐牵引出了一大笔珍宝。两部纪录片分别是《牧师，画家和魔鬼》（1974年）和《圣骑士的阴影》（1979年）。纪录片引发了《圣血》、《圣杯》等书的创作，也启发了后来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戴维斯拍摄的纪录片还有反映二战的《D-DAY》以及《珍珠港的牺牲》。

方舟子答复采访原文：

我没有看到这本书，如果其证据仅仅是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前收到华莱士的来信，那是荒唐可笑的。达尔文是在1858年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后才在次年出版《物种起源》，这是一百多年来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生物学教科书中都有介绍，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达尔文从未说过他是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后才收到华莱士的来信。学术界历来也把华莱士当成自然选择学说的共同创建者。但是，达尔文在收到华莱士的信之前，已研究了20年的物种起源问题，早已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并在小范围内寄给了一些专家阅读，这有他留下的大量的手稿、通信为证。华莱士只是在信中概述了他对自然选择的看法，与达尔文此前在手稿中描述的有相似之处，但是过于简略，也不准确。达尔文一直没有出版他长期准备的进化论专著的打算，甚至想在死后出版，华莱士的来信所起到的作用不过是促使达尔文出版该专著而已。指责达尔文剽窃华莱士，是在欺骗不了解事情经过的普通读者。

英国《自然》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告说，根据对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每年每100名科学家中能发现1.5起涉嫌学术不端的案例，其中58％会报告给所在的机构。据此推算，在美国生物医学领域每年应能发现2300多起涉嫌学术不端的案例，其中应有1300多起报告给了所在科研机构，但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负责处理生物医学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的部门——科研诚信办公室每年平均只收到24件来自科研机构的报告。因此该文章认为发生在美国的学术不端行为有相当一部分都没有被报告，而科研诚信办公室见到的更只是冰山一角。

国内媒体以“美国学术造假瞒报现象严重”为题报道了此事。所谓瞒报，是为了掩盖真相、带欺骗性质的隐瞒，但是这个调查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只不过是说有很多事件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发现者没有充分证据）未被报告而已。把“没有报告”称为“瞒报”是严重的误导，难怪有人感慨：原来美国学术界也不怎么的，和中国学术界也差不多嘛。

其实和这个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学术界还是差得很多的。科研人员如果发现有人有学术不端行为，有义务向有关机构报告，但是由于没有证据、不愿浪费时间、怕受到报复等原因，并不是每个科研人员都这么做。主持这次问卷调查的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发现有近40％的科研人员在发现涉嫌学术不端的行为时没有报告，这让他们很不满。但是反过来，大部分（近60％）的美国科研人员都有责任感、有勇气报告他们发现的不端行为，这在中国是难以想像的。由于科研环境更恶劣，也由于更无责任感，或者自己就不干净，我估计绝大部分中国科研人员在见到学术不端时都会一声不吭的，至多在网上化名发个揭露帖子，极少会有人愿意向有关机构正式报告。

科研机构怕被学术造假事件败坏了名声，不愿主动调查或向主管部门报告，国内外可能都如此。但是一旦学术造假事件被捅到了媒体、网上，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还没有哪个美国科研机构敢于不进行调查、处理的。相反的，网上揭露的国内学术造假事件每年大约有100起，科研机构因此进行调查、处理的则寥寥无几，即使有传统媒体介入做跟踪调查，最后往往也不了了之。任你舆论沸反盈天，我自不理不睬，国内科研机构就有这样的定力。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虽然抱怨有很多学术造假事件没有被报上来，但他们毕竟平均每年还能收到24起报告，大约有10起完成调查后受到处理。中国科技部在去年年初宣布成立了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似乎要借鉴美国的做法。但一年半过去了，就没了下文，我们至今不知道它究竟接受了多少起报告，更不知道有哪一起受到了处理。

中国学术造假瞒报现象有多严重？没人知道。但是只要对中国学术界的现状有点了解，就可以知道一定比美国的严重得多。在中国发现了学术造假，即使愿意报告也没有可靠的官方渠道。美国的“瞒报”主要是个人因素，而中国的“瞒报”更多的是制度因素。嘲笑美国学术界也不怎么的，乃是千步笑百步。

2008.6.22.

(XYS2008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