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一九九零年四月五日，清明节，我在北京作毕业论文。这一天北京各大学
放假，郊游疏散。我所在的科大研究生院，便组织大家去游刚刚修好的慕田裕
长城。

    我便在这一天，在无数中国人“欲断魂”的日子，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中华
民族举世闻名的象征，看着那蜿蜒起伏在山巅上延伸至无穷无尽的远方的褐色
城墙，想到的是我们祖先的图腾－－龙。我本来对这个拼凑出来的凶猛的怪兽
毫无好感，那一刻，面对着这悲壮地挣扎着的身躯，却被感动了。脚下的砖块
是崭新的，这是现代长城，不是我朝思暮想的明长城。我在城墙上向西往前走，
钻过了铁丝网，是一片残砖断垣，这才是真正的未加修饰的明长城。这时候已
经无法走了，而必须手足并用往上爬，爬到了最高峰，放眼望着塞外，想起了
《明史》上的那段话：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二面近塞。
        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
        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

    说起长城，大家马上想到的是秦始皇。但是秦长城虽说是遗址犹存，真的
让你去看那些遗址，不说你很难想象那是长城。我们今天的所谓长城，都是明
人修的。清时塞外归附，没有必要修长城，就让明长城历经几百年风风雨雨，
破破烂烂地以原貌保留到了今天。

    明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想到修长城。在洪武、永乐、宣德的时候，大明国力
强盛，在与北元的作战中处于绝对优势，采取的是扩张的姿势，不会想到去修
长城把自己围起来。徐达、邓愈他们，只是加固一下边塞各城的城墙而已。

    到了英宗正统元年，明朝的国势开始衰落，才有一个叫朱纯的给事中上疏
请修塞垣。土木之变之后，大明与北元的对抗从攻势转为守势，修长城－－明
人称之为边墙，才变得十分迫切。但是边墙的真正开始修筑，却一直拖到了宪
宗成化十年，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部共筑了一千七百七十里。

    这时候，辽东的局势也变得危急了。成化十三年，开始在辽东增修墙堡。
弘治六年，御史李善请筑辽东边墙，从山海关一直筑到了鸭绿江，虽然工程简
陋，不可与山海关内相比，但是在明人的眼中，那的的确确是边墙，也就是我
们今天之所谓长城。这样，“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就有了绵绵
不绝的屏障！

    说起长城，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戚继光。他在清除了倭
患之后，又带着三千英勇善战的浙江兵，北上当蓟辽都督同知，为国家守边了。
他的主要功绩，就是在其治内大修特修边墙。我在慕田裕看到的那段长城，大
概就是当年戚爷监修的。起初，戚继光管的是蓟州。俺答汗入贡之后，蓟门安
然无恙了，而辽东边患又起。图门汗率辽东土蛮袭击锦州、义州、沈阳等地，
屡败明军，甚至一直打到了山海关。已升为左都督的戚继光这时候就屡屡到辽
东作战，与李成梁（朝鲜族）配合，击退了蒙古兵的一次次进攻。辽东那些简
陋的长城，在这些战斗中自然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什么要大修特修长城？这个问题恐怕就跟问当时的城市为什么要修城墙，
大户为什么要修院墙一样的简单。而长城真的有用吗？自以为高明的今人也许
要嘲笑长城不过是座废物，何尝抵挡得住外族的入侵。就连鲁爷也这么说：“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但最后的抵挡不
住并不等于在此前长城就毫无用处，至少使得敌人的入侵会困难得多，就象大
户的院墙抵挡不了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却可以令一般的小偷望而却步。明人
对长城的重要性的体会，一定要比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今人深刻得多。就说明末
吧，清兵虽然三次入寇打到北京城下，每回却都要绕着长城兜一大圈寻找薄弱
环节，到真地打入内地，早已人困马乏，不敢久留，抢掠一番就又退了回去。
直到吴三桂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长城才真正成为了废物。至今还有人对吴三
桂咬牙切齿骂之为大汉奸，正可以说明长城在防守中的重要性。

    然而在当时，当我站在明长城的顶端，却并没有心思去想长城的这些是是
非非。我想到的是死于长城下的亿万冤魂：

      古长城
           
曾经有过那样的时候
招魂的骷髅旗痉挛地升起
这一具用泪痕血迹涂抹的木乃伊啊
据说因此将要复活
那些殉葬的人们
垂死的呻吟也成罪恶的谎言
只有祭神的欢歌和暴君的虐笑
忽远忽近　绵绵不绝
绵绵不绝的围墙
挡不住还是绵绵不绝的风

再也没有塞外风光
大纛无存　旗杆依旧在
炮筒死死盯着的
早已是汉家的天空
只有山锋依然如利刃
曾被割破的天空啊
宁静如六月的一个夜晚
纷纷扬扬地洒落是一地的断砖碎瓦
究竟要捡起哪一块
才算是我们的天

清明时节
秦时的太阳灿烂然而贫血
桃花在坚硬的尸骸上开放
冤魂们　或新或久　一起歌唱

（1995.10.24.）
 

    神州五号胜利返航，中央电视台白岩松采访中国第一名太空人杨利伟时有这么段
对话：

　　白岩松：还有一点是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的，你在整个飞行的20多个小时的过程
中，看地球的感受是怎样的，有没有看到大家都在说的长城？

　　杨利伟：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

    白岩松之所以有此问，是因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认为万里长城是太空中唯
一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人工建筑。例如，2000年语文高考试卷要求阅读理解鲍昌《长城》
一文，其结语就是：

　　“哦，长城！我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你那虽然古老但仍坚固的躯体，愿意接待
异域殊方的杂色人流吗？你能承受住历史的再冲荡和新世纪的胎动吗？

　　“你不语。你扎根的纠墨。群山不语，并晴洁气爽的长天也不语。

　　“但人们告诉我：外层空间能看到的地球上惟一的人工痕迹，就是你呵，长城！”

    这种说法在国外也颇流行。美国出的麦片包装盒上经常写一些给小孩看的小知识，
我就见过有一种写着“你知道中国的长城是太空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物吗？”还有一
个更离奇的说法，说长城是月球上唯一肉眼可见的人造物，这后一种说法可能是更早
的说法。有人计算过，人眼在月球上绝对无法分辨出地球上的长城。不过更有说服力
的是登过月球的宇航员的证词。曾乘阿波罗12号登月的阿兰·彼恩（Alan Bean）说：

    “在月球上你能看到只是一个美丽的圆球，大多部分是白色的（云），部分是
蓝色的（海洋），点缀着黄色（沙漠），以及偶尔有些绿色的植被。在这个尺度上没
有人造物是可见的。事实上，在首次离开地球轨道，仅几千英里之遥时，就见不到任
何人造物了。”（月球离地球约23万7千英里，即38万4千公里。引文见Tom Burnam’s
More Misinformation（1980））

    另一位宇航员威廉·博格（William Pogue）曾在1973至1974年间在太空站工作，
他所在的高度约300英里。他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书《在太空中如何盥洗》中指出，
在那样的高度上已无法用肉眼看到长城，而需要用到望远镜才能看到。

    那么，在较低的太空，例如航天飞机飞行的轨道上（离地球约160到350英里），
能否看到长城呢？能看到，但是很难看到，而且还有许多人造物比长城更容易看到。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996年11月号报道航天飞机宇航员杰·埃普特（Jay Apt）
的话说：

    “我们寻找中国的长城。虽然我们能够看到象飞机场跑道这么小的东西，但是长
城看来主要是由与周围的土壤同一颜色的材料建成的。尽管一直有故事说它能在月亮
上看到，长城在只有180英里的上空就已经几乎不可见了。”

    航天飞机宇航员在这个高度上能看到许多人造物，包括高速公路、飞机场、大坝、
城市、麦田、桥梁等等。在太空站工作的华裔太空人卢杰（Ed Lu）指出：“从太空
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能够看到金字塔，特别是用望远镜更容易看到。用肉眼看起来
有点困难。”他说，你能看到长城，但是它比许多其他物体更不容易看到，而且你必
须知道朝哪里看。（引文见SPACE.com今年10月6日的报道）

    这个有关长城的神话早在人类征服太空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没有人确切地知
道它是谁炮制出来的。有人估计是在美国首次载人飞船升天之前，美国航空航天局的
某位大腕的随口猜测，后来被误传成了实有其事。也有人发现，在1938年，美国著
名探险家理查德·哈里伯敦（Richard Halliburton）在一本畅销书中就声称“天文
学家说长城地球上唯一一个可以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到的人造物”（见www.snopes.com/
science/greatwal.htm）。最近网友潘忠伟在翻看《胡适日记全编》时，发现早在
1931年3月3日的《北平晨报》刊载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的演说就有这样一句话：

　　“兄弟又见法国一本书上说，假如人能到月亮里面去，俯视地球上的建筑，只有
万里长城，此亦可见我们民族秦始皇的文化精神。”（引自《胡适日记全编》（1931-
1937），曹伯言整理，7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如此看来，这个神话很可能是某个法国人的天才想象，又很快被我们中国人发扬
光大了。这个神话很让某些虚荣的国人骄傲一番，可惜的是那不过是误传，要使他们
失落一回了吧。根据高考语文的标准答案，鲍昌文章之所以要感慨长城是“外层空间
能看到的地球上惟一的人工痕迹”是为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能
承受改革开放的冲荡”，难道一个民族的伟大、自豪和自信，竟是要建立在这么一个
子虚乌有的谣言之上的吗？

2003.10.30.

(XYS2003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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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见老罗在其blog上谈崔健，想起十余年前写的一篇旧作，贴一下。】

　　　　今天是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４日
　　　　我们共同面对同样的现实
　　　　这里是世界，美国的卡拉马祖
　　　　我们共同高唱着一首歌
　　　　啦啦啦……

　　崔健，这位中国大陆第一位自写自谱、自弹自唱的行吟歌手，终于行吟到了新大陆。在从旧金山前往纽约、波士顿的巡回演出中，他特地在他的女友的故乡，密
歇根州的卡拉马祖小城，停了一下，向父老乡亲们汇报演出。在观众中，有当地的美国人，更多的是从各地赶来的中国留学生，还有他两岁的小女儿，戴着耳塞安静
地坐在外祖母怀中，好奇地看着激动的人们。要再过许多年，她才可能明白她的父亲为什么能有如此的魅力；而其中深层的因素，也许是她永远无法理解的。

　　崔健斜背吉他，手提小号，穿着一件我只在抗战电影中见过游击队员穿过的那种小褂，使他显得比实际身材要矮小，与那些舞台形象高大的演唱者相比，让人多了一份亲切感。他说了一声“大家还是都站着吧”，然后就以那首据说是纪念他与密歇根的女子的初遇的《解决》开始了演唱：

　　　　眼前的问题很多，无法解决
　　　　可总是没什么机会，是更大的问题
　　　　我忽然碰见了你，正看着我
　　　　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先把你解决

　　他的经理对我说，他们这回之所以选择在一个只能容纳两三百人的露天酒吧表演，是为了达到一种演员与观众水乳交融的气氛，以后有机会他们也会以这种形式
在美国各地的酒吧巡回演出。但是观众们最初的反映显然令他们失望。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推出最新专辑《红旗下的蛋》，这些曲调陌生歌词含糊的新歌，并未
能引起观众们的共鸣。许多人赶了几百里路而来，不过是想亲耳听一下崔健演唱那几首他们不知已听了多少遍，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唱到底的旧歌，因此崔健每
唱完一首新歌，便可以听到一片“老崔，来首老的！”“《一无所有》！”“《一块红布》！”的喊声，在美中国人的怀旧情绪之浓之烈，一定让崔健深有感触吧。
崔健象完成汇报任务似地唱完了新作，紧接着的一曲《一无所有》便使全场为之沸腾。到了第二场，他干脆就以演唱老歌为主，一句“大家都到前面来吧！”使大家
一拥而上，台上台下，这回的确是水乳交融了，而我就在崔爷的眼皮底下随着他且歌且舞。大功率的音响使我的耳朵整整嗡鸣了两天，一遍一遍地，好象在睡眠中也
在为我哼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曲……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十年前，当大哥大姐们还在回味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当全国百名歌星象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一起呼唤“让世界充满爱”的时候，崔健却石破天惊地以这一声
高亢苍凉的呐喊震撼了无数同龄人的心。我的一个朋友，当初也是挤在北大食堂里听崔健演唱的一位，一听崔健唱出了这一句，立马就哭了。仿佛一记当头棒喝，我
们两眼睁开发现自己的的确确是一无所有，不仅仅是“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的物质上的贫乏，更是“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张开眼只有我自己”的精神上的苍
白。然而，正如一张白纸可以描绘最好最美的图画，一无所有同样使我们有了“我的自由属于天和地，我的勇气属于我自己”的无牵无挂的洒脱，使我们可以无所顾
忌地宣告“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使我们可以“出走”走向“大海的方向”，去寻找“所有”。崔健的歌中，深深打动我的不是“一无所有”的揭示，也不是
“莫非你正要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的自我慰藉，而是这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我已经不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感想又是如何了，但我
永远记得在离校出国前的那些夜晚，与几位同学到校门口的小酒馆喝得有七八分醉意，蹒跚而归，一路上唱着《假行僧》，不成曲调却有情，悲凉的声音久久回荡在
中国科大深夜寂寞的校园里：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道我是谁

　　人们总爱把王朔和崔健视为京城民间文化的两个代表而相提并论，这实在是一个误解。王朔轻松而崔健沉重，王朔油滑而崔健执着，崔健之深刻在此，悲壮也在
此。我们并非真地完全没有过去，即使远走高飞怀念仍然跟着我们，而“我的怀念将永远是记忆”。这种记忆是太容易唤醒了，刻骨铭心的是故乡和爱人，所以即使
是仅仅“看到了野菊花”，也会“想起了我的家”，甚而至于开始逃避爱情，“我怕你说，说你爱我”。我们便始终在这种出走与怀念、逃避与执着的矛盾中挣扎
着，对此实在是无路可逃。两年前，我是早已从东走到西，躺在朋友的床上，听着录音机传来回旋反复、低沉无奈的倾诉，想起永别在即，不由潸然泪下：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哦哦哦姑娘

　　《解决》专辑出版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了，辗转买来ＣＤ，才发现是国内的盗版。与盗版一事一样庸俗的是，《解决》中的崔健也变得世俗了许多，他终于发
现原来“真理总是在远方，姑娘总是在身旁”，想的只是怎样才能把身旁的姑娘首先解决。真解决了又怎么样呢？也不过是“谁知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边的空虚”。
他也迷惑于“不知生活真地需要手段还是生活就该苦干”，而赞扬起“投机分子”来。虽然明明白白地宣告“可我身上的权利就象一把刀子，它要牢牢地插进这块土
地”，但那也只是对现实的宣言而已。只有《一块红布》依然残存着当初的形而上的悲壮，也许正是因此，使它成为继《一无所有》之后最流行的曲子：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
　　　　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
　　　　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嘟……

　　然而只要跟《假行僧》的“要爱上我你就别怕后悔，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的豪言壮语相比，这一切又是显得多么地无奈！

　　在观众“《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喊声中，崔健唱起了它，然而却低了八度来唱开头的那声探寻。本来是高亢苍凉的，却显得如此平庸疲惫，就象一
位朋友所调侃的：“女儿都有了，还唱什么《一无所有》？”玩笑毕竟是玩笑，但《红旗下的蛋》专辑中的平庸与疲惫是随处可见的，他仿佛在其中反思着自己的过
去，发现当初的追求实际上并不那么崇高，“记得那一天，我的心并不纯洁”；也发现自己梦想变成一只与众不同的“英雄的鸟儿”，却不过是一出闹剧，最后是一
声“我飞不起来了”的长长的叹息。虽然这其中也许有政治的因素，有记者绘声绘色地推测崔健这次始终不唱《南泥湾》是因为“上头”有命令，这也许不过是空穴
来风，他的经理倒也告诉我《红旗下的蛋》已在国内被禁止发行，乐队中的古筝弹奏手这次也莫名其妙地被挡在海关不让出来；但当初崔爷连个演唱会都开不了也未
能使他怎样，何况是这么点挫折？也许他已经老了，毕竟岁数不饶人，“二十多年来我只学会了忍耐”这回就改唱成了“三十多年来……”，二十多岁的人其实只是
开始在学忍耐，而立之后是连学也不用学了。万幸的是，在一片疲惫声中，我们仍然能听到不那么和谐的挣扎。毕竟，他虽然“想唱首歌来宽容周围的一切，嘴里却
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问着“我的理想在哪里？我的身体在这里”，他信誓旦旦要“回去砸了那些破盒子，回去撕破那个烂旗子。告诉那个胜利
者他弄错了，世界早就开始变化了”，面对着狂风，他反复坚持着“迎着风向前”。正是这种挣扎，使我们仍然能一睹崔健当年的风采，使我们知道在现今京城多如
牛毛的摇滚歌星中，崔健仍然是鹤立鸡群，“以歌为旗”，用世俗的形式向世俗做着并未完全退缩的挑战。

　　正是这种执着，使我深深感动。因此，在“再来一个，《一无所有》！”“再来一个，《不是我不明白》！”的喊声中，我孤独地喊出了“再来一个，《从头再来》！”，虽然这一声呼喊马上就被淹没了：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
　　　　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
　　　　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

1995.9.

    拙文《东方文化“统治”世界？》在8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后，据说反
馈不少，有一未署名读者更是对之逐条“指摘”（见9月22日《南方周末》）。
文章能引起反馈，是作者所乐见的，如果原文有不妥之处，也欢迎读者指正。但
该读者的“指摘”却使人更生“疑惑”，多属于对拙文的误读和对西方文化的误
解所导致，现亦逐条答复如下。

    第一，季羡林先生是否可称为“国学大师”，其实是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拙
文写完、寄出后，我读到葛剑雄《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才知
道自己的确“孤陋寡闻”，学术界原来也早有人对季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持
有异议，乃至有“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
了‘国学’大师呀？”之讥。该读者并不否认季先生偏重印度研究，但是认为该
研究“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而佛教文化亦是中国文化的一
部分，因此认定季老先生对国学有重大贡献。按照这种兜圈子的逻辑，国内外其
他研究印度文化、南传佛教文化、日本佛教文化卓有成就者，也都“对我们了解、
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岂不是也都应该称之为“国学大师”？“佛学大师”
岂不个个更是“国学大师”？国学本来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大师应
该指的是对国学有直接的重大贡献的学者，岂能为了季先生一人就随意扩大国学、
国学大师的含义？

    第二，季先生所谓“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
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在中国学过政治课、哲学课的
人都听说过的老生常谈。拙文并没有想否定这一老生常谈，无非是指出唯物、辩
证法在西方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东方人的专利，因此西方人要学唯物辩证法，也
就无需非得来找东方人不可。该读者却说我“想证明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
我们自己没有”，真不知从何说起？你说咱家有几个钱，我说别人家并不穷、不
必找咱家借钱，你就认为是在否定咱家有钱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
界仍称显学，信奉、提倡唯物辩证法的西方学者并不少见，只不过西方国家没有
将其定为官方哲学依靠政治力量来推行而已，所以该读者所言“唯物辩证法作为
‘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
用”，并不是什么怪事。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多矣，在崇尚自由、多元
的西方社会未必都能“得其所用”，反过来，如果一种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
文化都不能在西方社会“得其所用”，却寄希望于东方思维、东方文化，那才叫
怪事。

    第三，西方文化中的环保理念，也是古已有之，据西方学者研究，可以一直
追溯到古希腊，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参见”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西方环保运动便是这一传统理念的发展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并
没有受到“东方思维”、“东方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然本来就是西方思潮中的
一支重要流派，其中有的名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被介绍到了中国。该读者质
问“要不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
在西方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便是因为只读了介绍到中国来的个别名著，便以
为它们代表了西方思潮的全部。以美国为例，与梭罗同时代还有George Catlin、
John James Audubon、George Perkins Marsh、Frederick Law Olmsted等众多
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在提倡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并影响到美国
政府的决策，在世界上首创国家公园系统。该读者为了夸大东方文化的影响，声
称“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
东方文化：天人合一。”则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在网上检索“天人合一”的
几种常见英文译法，都各只有区区几十个网页，而且大多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不
知西方国家光明正大地引进“天人合一”的现象体现在何处？我并不否认可能有
个别汉学家在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时会谈到“天人合一”，或某些西方环保人士到
中国来推行环保运动时为了迎合中国听众也会谈到“天人合一”，但是这怎么能
算成“西方国家”行为？“天人合一”的本义，是指“天道”与“人道”相通、
相类，和环保理念毫不相干，它从来没有因此阻止过中国历史上对自然环境的肆
意破坏，也没有使中国人对环境比西方人更有保护意识。现在有人在西方环保运
动的影响下，古词新用，赋予“天人合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类的现
代含义，让环保在中国带点中国特色，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以为拥有了
拯救世界的秘密武器，则未免自大得可以。

    第四，如果像该读者那样，把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怪罪为“比西方还西方”，
把西方国家的环保成绩归功于“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坏的算别人的，好的算
自己的，到了这种乾坤大挪移的境界，当然是丝毫看不出季先生是在“把自己的
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国学大师”
追随者胸怀东方、放眼世界的信念坚定到连“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
也可以做为东方文化将要统治世界的证据，按此逻辑，中国全民学英语，岂不表
明中国早就被英美文化所统治了？我等凡人没有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也没有异乎
寻常的坚定信念，在聆听了“国学大师”的预言及其追随者的“指摘”之后，还
是看不明白：东方文化要凭什么去统治世界？

2005.9.23.

附：
答方舟子先生

南方周末　  　2005-09-22 15:36:48

　　答方舟子先生
　　□读者回音
　　8月18日本版方舟子《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发表后，反馈不少。
现从中择一未署名文章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
　　　　
　　读到方舟子先生《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疑惑颇多，现指摘如下：
　　第一，方先生坦言自己孤陋寡闻，佩服！众所周知，正如方先生所言，季老
先生偏重印度研究，可问题关键不在这里。季老先生的印度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
对印度中世纪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梵文文学的研究均做出重大贡献。其
研究成果及译著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佛教自汉入中土以来，
其影响可谓大矣。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其相互摩擦、融合过程中，佛教文化逐渐本
土化，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自此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并与之水乳交融，和中国
本土文化一起共同推动和构筑中国文化的繁荣灿烂。即此，季老先生对国学有无
重大贡献，问题本身已够荒谬。
　　第二，文中提到东西方基本思维模式的问题，方先生引述了季老之言“东方
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
物辩证法”，由此结论“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
我以为方先生在这里混淆了实践层面上的思维和哲学意义上的思维二者之间的区
别，也即是行为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区别。与综合、整体相对应的是分析、部分，
季老先生在文中分析得很清楚。况且，唯物辩证法是到了马克思这里才有了合法
的身份，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学者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只是未曾有人将二者联
姻，整合为系统理论。我想说的是，方先生绕那么大弯子追到古希腊，是想证明
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我们自己没有吗？！戏剧性的是，唯物辩证法作为
“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用，
怪事！？
　　第三，第三段谈到文化拯救，我们姑且不论谁是谁的救世主。历史证明，文
化都有一个反噬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其达到鼎盛而至盛极而衰之时，它必然
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以求得生存，西方的经济主义也概莫能外，环保理念也就应运
而生。中国的经济主义群体起步较晚，现在正拼命追赶，几乎是在复制着西方的
经济主义者们曾经走过的路，乐此不疲。如是，当今环境的罪魁不是中国的文化
比西方还西方，而是中国的经济主义者们比西方还西方。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东方文化：天人合一。要不
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在西方
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
　　第四，“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
西方文化”。我毫不怀疑方先生的学养，但在季老先生的文章中我丝毫看不出
“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
试问方先生是何居心？
　　今年7月底，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会上反映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汉语热，全
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难道这能说跟中国文化毫无干系吗？语言是一个
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具。当然，汉语热现象的出现跟中
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世界各地有更多的人
知道了中国，并愿意去了解和认识中国。我以为，只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之间能持续实现良性互动，只要中国文化能够传承，人心能够维系，东方文化的
复兴是可以预期的。

(XYS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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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知识”本来是差不多的。但
近来却经常见到有人将它和“知识”对立起来用，不时会有人文学者出来
批评中国科技工作者、理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这里的“文化”，
其实是文化素养的意思，而根据这些学者的论述，又是特指人文修养。

现在讲人文精神、人文教育成了时髦，要求一个知识分子要有这样的
“文化”，自然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由人文学者出来专门对着科学
家、理工科学生这么说，总让人忍不住要怀疑其动机是否是出于职业的偏
见和傲慢，是否因为实实在在的“知识”方面比不过人家，所以就占领虚
虚实实的“文化”高地呢？有的人文学者认定科技工作者都是“科学主义
者”，需要接受他们的教育，由他们来树立对科学的正确认识，指导科学
发展的总方向，设定科学发展的禁区，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

这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形成，当然是由于觉得自己从事人文研究，
比常人掌握了更多人文学科的知识，所以就有了高于常人的人文修养，比
别人更有“文化”了。但是有了人文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人文修养，人文
学界难道就不存在“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比如说吧，剽窃之风，在中
国人文学界远盛于科学界，这能说是有人文修养、有“文化”吗？有位著
名的人文学者，几年前就有人揭露过其专著大肆剽窃国外的著作，但事情
败露后他并没有受到处理，也不影响其著名学者的地位，最近还做大师状
在人文论坛上抨击“人文教育危机重重”、呼吁大学教育要重视人格的培
养和修养的提高。讲者道貌岸然，听者毕恭毕敬，人文学界对剽窃行为宽
容到这种程度，由这样的人来提倡人文教育，能说是有“文化”吗？

正如“知识”分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文化”除了人文修养，也应
该包括科学修养，不应该只顾提倡人文精神，却忘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和科学精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套用爱因斯坦的话，没有人文的科
学是跛脚的，而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在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方面，
现在的人文学者更是乏善可陈，有的人甚至破罐破摔，干脆拒绝科学精神，
把发扬科学精神当成了“科学主义”来批判，这更是没“文化”的表现。

总之，人文学者、文科学生中同样普遍存在“有知识没文化”，甚至
“没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比起科技工作者、理工科学生还要有过之而无
不及。人文学者不先反躬自省，不敢清理门户，却高高在上地一味教训科
技工作者、理工科学生，严以律人，宽以待己，这也是很没“文化”的。

2005.9.20

（载《青年时报》）

(XYS200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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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上接连攻击鲁迅，据说是要证明“鲁迅不是
神”。世上本无神，所以鲁迅不是神，本来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李敖的用心，
却在于证明鲁迅连做为伟人也不够格的。大家都说鲁迅的文章好，他偏说鲁迅
的文章不好，岂止不好，连文句都不通。鲁迅的文章写于七八十年前现代白话
文草创之时，在今天要挑出其中文句不规范之处本非难事。但李敖可真会挑，
把《战士和苍蝇》挑出来“营营”，大概是这篇名文刺激了他吧：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
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请问这是什么话啊？……
‘营营地叫着’，苍蝇是营营描写的吗？……你看，‘去罢，苍蝇们！虽然生
着翅子，还能营营’，看到没有，又来了，你看营营，营营地叫，‘还能营营，
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你们不觉得这个句子念起来非常地不
舒服吗？这是什么中文啊？你告诉我什么中文？用营营来描写苍蝇，苍蝇用营
营来描写吗？大家看《红楼梦》好了，《红楼梦》里面，看到没有，薛蟠，薛
蟠，最后‘两个苍蝇嗡嗡嗡’，为什么不用嗡嗡嗡叫描写苍蝇呢，为什么用营
营来描写苍蝇呢？《红楼梦》这个例子摆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呢？”

    李敖的意思是既然能用“嗡嗡”描写苍蝇，就不能再用“营营”，这种逻
辑，倒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一句“请问这是什么话啊？”况且，用“营营”描写
苍蝇，并非鲁迅的发明，其源头要比《红楼梦》古老得多，也权威得多：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
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诗经·小雅·青
蝇》）据朱熹的说法：“营营，往来飞声，乱人听也。……诗人以王好听谗言
故，以青蝇飞声比之，而戒王以勿听也。”鲁迅在文中用“营营”描写讨厌
的苍蝇，真是贴切不过了。李敖如果没有读过《诗经》的这首名篇，难道连
“蝇营狗苟”这句成语也没有听说过吗？

    李敖自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
李敖。”自大成狂，自然容不得别人的文章比他好。对这种狂人妄语，本来也
不必当真。但是李敖自诩国学渊博，还真被不少人当成了国学大师，岂料这一
“营营”，倒泄了底，让人知道这位“国学大师”原来是连最基本的国学著作
也没有通读过的。

    其实鲁迅文章之好，主要倒不在于文句，而在于思想的深刻让人常有百读
常新之感。比如李敖现在对着鲁迅“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
士更英雄”，不正是恰恰印证着鲁迅这篇写于80年前的文章之不朽？

（青年时报2005.8.15.）

(XYS200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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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季羡林老先生现在是被尊为国学大师的，虽然我只知道他的专长
在于印度研究，不知道他对国学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这大概是我的孤陋
寡闻。不过，我也知道季先生近来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大力提倡国学、东方
文化，主张“东学西渐”、“东化”西方，发起、签署中华文化复兴宣言，
中华文化一统世界俨然指日可待，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扬扬自得。近日读
到季先生为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的《东学西
渐与东化》一文，却让我看不明白季先生何以能断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
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

    季先生在文中声称西方文化的弊端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即
西方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而东方文化之所以能济西方之穷，是因为：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
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接近唯物辨证法，也就是不及唯物辩证法。但
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众所周知，唯物辩
证法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其源头又可以
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恰恰是最为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如果所
谓“综合思维”真的是拯救西方文化的良药，那么西方自己就有唯物辩
证法可用，为什么非得绕那么大一个弯子找东方引进连他们自己的唯物辩
证法都不如的东方思维呢？

    为什么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在等待东方文化的拯救呢？据说，是：
“因为，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
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
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
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
展甚至生存。”但是季先生所列举的这些“荦荦大者”的西方文化弊端，
却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恰恰相反，在东方世界，比如咱们中国，这些弊
端要严重得多，反倒是西方国家不仅自己注意保护环境，还要满世界推销
其环保理念。在环保问题上，东、西哪一方做得更好，是任何一位在西方
国家生活、甚至旅游过的中国人都可以亲身感受到的。莫非破坏当今中国
环境的罪魁祸首乃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比西方还西方，而西方国家对环境的
保护却是因为他们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果真如此的话，还是先用东方文
化拯救中国自己的环境，再来向西方国家推销吧。

    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
而丑化西方文化。然而，中国人从来不缺自作多情的预言家。上个世纪有
许多人宣布过20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新世
纪才开始没几年，季先生又来宣布“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
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如何，我们是看不到的。不
过我相信，即便季先生的客观规律终究成了主观愿望，到下个世纪还是会
有人宣布22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毕竟，井底之蛙的自我感觉是很好
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绝种的。

2005.8.9.

（南方周末2005.08.18）

(XYS200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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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围墙的大学”，这种说法以前指大百科全书，现在又用来指远
程教育、网络大学，总之，与真正的大学相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学
就应该是壁垒森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合肥“南七技校”（中国科
大）上学，整座校园被用红砖墙包围了起来，墙头上还插满了有中国特色
的碎玻璃以防翻越。只有两个大门供出入，一到晚上11点就关上了。看完
夜场电影回来，不想露宿街头，就必须施展轻功登门而入，穿裙子的女同
学未免不太方便。后来有壮士发功拉弯了铁门上的栏杆，从此过完夜生活
回来的绅士、小姐们都可以优雅地侧身鱼贯而入，不必再当梁上君子了。

    90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中国时，我躲在美国大学读书，听说母
校的围墙被拆掉了。这时候，有了时空的间隔，这座丑陋的围墙变得美丽、
高尚起来。有校友喟然感叹道，没了围墙，以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之士都
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大学不再是象牙塔了。不久，又听说，拆掉围墙是为
了卖地皮，在围墙原址临街建起了一长排商业大楼、店铺，组成一道新的
围墙，仍然把整个校园围得水泄不通。而大门也新建了，而且坚固无比，
纵有神力，也不能再劈开一条通道。

    但是校园里的治安，据说却是一天坏似一天了。门卫当然相应地加强
了。近年来我也去过几次中国的名牌大学晃悠，看到穿着类似军装的制服
的门卫威风凛凛地站岗，虎视耽耽地盯着每一个出入的人，总让我感到有
些心虚，因为身上并不习惯带可以证明我的合法身份的证件。幸好，大概
我长得不像个非法分子，迄今还没有被门卫拦截下来盘查的记录。

    可见再警惕的门卫也是靠不住的。大概正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貌似忠
厚却心怀鬼胎的人混进校园，有些大学又想出了新的高招。我看到一则报
道说，清华大学东校门和西校门都已经安装上了刷卡机，将要实行进门刷
卡制度，没有卡的要登记。原因据说是“由于现在出入清华大学的人太多，
学校里也经常有自行车丢失”。这么一来清华大学自行车似乎就万无一失
了，除非校内人员互相偷。

    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兴起过一场办社区教育的全国性运动，运
动名称叫“University without Walls”。可见“没有围墙的大学”这种
说法并非国粹。但是奇怪的是，我学习过、访问过的北美大学有三十来所，
却没有见过有哪一所是有围墙的，也没有大门，当然更没有门卫。有时在
校园内碰上执勤的校警，笑眯眯地和你打招呼，并没有警戒地拿你当贼看
待。美国有的大学连校园都没有，学校建筑与校外建筑混杂在一起。有的
有很大的校园，但将校园内外分隔开的，不过是一条马路。人人可以大摇
大摆地走进去，不用担心会有人把你拦下来要证件。大学图书馆之类的公
共建筑也可以自由出入、查阅。北美大学有的在当地属于名胜，校园内游
客如云，也从未听说校方乘机卖门票赚一笔，像有的中国名牌大学一样。
事实上，北美大学欢迎游客参观，这显然有助于争取到社会支持和好的生
源。

    但是美国大学的“外来人口”那么多，治安却是出奇地好。偶尔见到
校园犯罪的报道，也多是学生所为。似乎三教九流一进了校园，也暂时变
得纯洁、高尚起来。在那样的校园内生活、学习、工作、参观乃至游玩，
的确有一种身处象牙塔的感觉。而过去的中国大学，给我的感觉像是集中
营，现在的中国大学，则更像是公司。世俗的喧嚣，不是靠一堵围墙能够
挡住的。

2005.5.30.

(XYS200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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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北大一时成为海峡两岸的焦点。
有一家台湾媒体介绍说：“北京大学不只是在大陆名号响亮，在全球大学的
综合评比也名列第17，学术声望无庸置疑。”一位网友将这则报道转发给我，
怀疑这个排名是类似“西安翻译学院名列全国最受尊敬的大学”一样的闹剧，
希望我能查一查。

    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倒是真的，评比者也非野鸡机构，而是英国《时报》
（旧译《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在去年11月份评出的，当时国内
媒体曾广泛报道，引起一片质疑和冷嘲热讽。北大这几年来一直在说要争
当世界一流大学，万没想到洋人已经主动为之打造好了世界一流的桂冠。面
对这从天而降的崇高荣誉，北大校方的心情大概只能说是受宠若惊，用北大
党委书记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说，叫做：“我们把这一排名作为一种对自己
的激励。”“我从始至终都坚信北大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潜在品质。北大与
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具有一些相似性。”其中一个相似性是：“我们虽然没
有那么多在职的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往这方面努力
——仅2004年一年，来北大进行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就超过20人。”

    这样的比较难免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其实闵书记大可理直气壮地说，北
大在某些文科领域，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领域，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
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的，例如汉语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事
实上，也的确有人从这个角度为北大名列全球大学排名第17辩护，教训国人
不要妄自菲薄。

    一个月后，《时报》又出了一期“高等教育增刊”，公布全球大学理科
和工科排行榜。与一个月前的热闹相反，这一次国内媒体几乎是一片沉默。
据我的检索，国内媒体只有《解放日报》简要报道了这个理科排行榜，而且
只提到排行榜的前十名，没有报道中国各大学的排名情况。不是因为中国各
大学排名太差，而是好得出奇：北京大学在全球大学理科排名中竟排在第11
名。原来在评选者的心目中，北大的理科竟是好过文科的。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工科排行榜。对该排行榜国内媒体没有一家报道，原
因很简单：北大竟被排在了第10名，北大的工科被认为好过了理科。北大招
生网在转发《解放日报》的上述关于理科排名的报道时，还补充了一句“北
京大学排名世界第11位”，而对工科排名第10一事，却不好意思提了。

    北大的文、理、工科在世界大学的地位如何且不去说他，恐怕没有哪个
中国人会认为北大的工科胜过理科和文科。《时报》是根据什么样的评比
标准得出了一个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荒唐的结果，我没有仔细研究，
也不觉得有研究的必要。不管那个标准是如何的“严格”、“客观”，只
要得出了荒唐的结论，就说明其中有猫腻。如果我们注意到在理科类排行榜
中第一、二名都是英国大学（分别是剑桥和牛津），就难免要怀疑北大其实
是沾光陪座而已。

    给大学排座次，大概起源于美国，其中搞得最成功的是《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每年给美国各大学的排名，成为许多美国学生申请入学的参考，因
此也被一些美国大学所看重。这个排行榜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其
结果大体符合人们的共识，让人觉得可信。其实，让大学声誉定量化本来就
是一件荒唐的事，排行榜每年都有所变动，而大学的教育质量怎么可能在一
年之间就有显著的变化呢？然而，如果今年的排行榜与去年的一样的话，又
如何卖得出去？

    近年来国内也有机构每年给大学排座次了，而每次结果一公布，都会引
起争议，乃至骂战。给大学排名虽属舶来品，但如此看重排名，却是国粹，
其渊源大概可以一直追溯到《水浒》中的梁山泊英雄座次、《说唐》中的天
下好汉排名，曾让我们在少儿时代津津乐道。至于没有明确排名的《三国》
大将，也会让小男孩为谁的武艺最高而争论不休。我总怀疑那些看重母校排
名高低、为之争得脸红耳赤的人，还没有长大。

2005.5.7.

(XYS200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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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4月29日，鲁迅在《坟·灯下漫笔》这一名篇中，针对那些赞颂
“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有这么一段精辟的分析：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
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
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
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
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

    从前被称为“固有文明”的东西，现在则换了个时髦的说法，叫做“文化
多样性”，赞颂“中国固有文明”，也改叫保护“中国文化多样性”了。名号
变了，但是其心态，仍然不出鲁迅先生在整整80年前归纳出来的这四种。

    许多在大城市养尊处优、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中国人也跟着大喊保护文化
多样性，当然并不是要学外国人去保护他国的文化多样性，他们还没有那么高
的“道德”去插手他国的事情。他们的道德高度表现在要去保护中国其他地方，
特别是落后、闭塞的地方的文化多样性。

    比如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众多“民间环保组织”，其主要精力并不是用于帮
助治理北京市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或弘扬北京的文
化传统，却是高高在上地要去保护边陲地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和少数民族的文化
多样性。其心态，也不出鲁迅先生为外国人归纳出的那四种，只要把鲁迅原话
中的个别词语做个替换，例如把“外国人”换成“北京人”，把“中国人”换
成“少数民族”，再拿来形容这些“环保人士”，惟妙惟肖。

    “环保人士”反对开发云南怒江水电的一大理由，便是开发怒江将会改变
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破坏文化多样性。我最近有机会去怒江走马观花体验了一
下那里的生活方式。与怒江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的，
是那里的贫困。当地政府安排我们慰问的贫苦人家，与我们无意中闯入的人家
相比，竟还算是殷实的了。后者的贫苦程度超过了30年前我在福建山区之所见，
可谓家徒四壁——不，连墙壁也没有，只是四面透风的木头而已，当地之所谓
杈杈房、木楞房，需要用火塘取暖。“环保人士”称开发怒江实际上会让原住
民变得更贫困，也难怪同行的司马南质问：我不知道像这样全部家当用一根扁
担就能挑走的生活，还能再贫困到哪里去？

    我曾听过一个著名“环保人士”的讲座，在放了一张怒江原住民小孩崭露
好客的笑颜的照片之后，她感叹说：“怒江人民虽然很穷，但是过得很幸福，
他们愿意祖祖辈辈一直这么过下去。”有的人以前可能连怒江都没有听说过，
一听到怒江要开发，眨眼之间就这么成了怒江人民的民意代表了。而且据说还
有采访为证。有一则报道说：

    “望着窗外的绵绵细雨，普大益心事重重。‘我们是最小的世界(注：怒
族村)，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侵扰谁，平平淡淡地生活，吃得饱穿得暖，我
们能说得清什么时间下雨，什么时间天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风俗、节日，
搬了怎么办呢？’”

    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一名怒族乡村医生会如此矫情，用“小资”文学女
青年的语气说话。我倒是知道这么一件令“环保人士”尴尬的事：去年5月16
日，三名来自怒江的大学生应邀参加北京“环保组织”举办的讨论会，“环保
人士”预计他们会反对开发怒江才发出邀请，没想到他们在会上反而支持开发怒
江，令“环保人士”感到吃惊甚至失望。怒江傈僳族姑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系学生和玲在会上发言说：“我了解的多数怒江人的想法，就是能过上好
日子。而移民补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应该说搬迁问题不会遇
到太大阻力。”的确，每人几万元的移民补偿，对人均年收入不到1千元的怒江
农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山民搬迁后的生活，无论如何会比原来的好。”
和玲说。

    怒江人民的贫困生活以前从来没有获得北京那些“环保”老爷、小姐们的
垂青，等到听说怒江人民想要破坏“原生态”脱贫了，他们才来为怒江人民指
明道路。有的说怒江不应开发水电，而应该开发“生态旅游”。我就不明白，
如果“生态旅游”真的得到了大规模开发，生态还会存在吗？最有趣的一个脱
贫替代方案是，把计划用于开发怒江水电的数百亿元投资改做为生态补偿救济
金把怒江人民世世代代养起来。且不说投资者并不是慈善家，不会把投资资金
当善款，即使这个梦想得以实现，怒江人民就愿意被永远养着，不能谋求自身
的发展？怒江一位环保官员愤怒地说：“怒江人民又不是猪！”

    自己安贫乐道是美德，希望别人安贫乐道却是缺德。那些口口声声说怒江
原住民过惯了幸福的贫困生活并且愿意一直这么过下去的“环保”老爷、小姐
们，自己愿不愿意去过过这种“原生态”的生活？从史料记载看，怒江各族人
民也并不是天生就喜欢过这种生活，由于民族压迫，经历了多次大迁徙，被迫
上山栖息。近年来为了保护山林，当地政府一直在对山民进行搬迁，用一位官
员的话说：“即使怒江不开发水电，生态移民也不会停止。”只不过移民补偿
金要少得多。

    贫困不是文化。民族文化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既然我们早就告别了汉代的
生活方式，历经了多个朝代的演变，剪下了辫子，拆掉了裹脚布，脱下了长衫
马褂，融入了现代文明的洪流，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少数民族继续保留其“原生
态”，做为博物馆的展品供我们研究、欣赏呢？

    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引申而来的，其实大谬不然。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文化的主体是有尊严有意识的
人，而不是动植物，外人对他人的文化应该尊重，却不应该自以为高人一等，
要当他人的保护人，只许自己变，却不准他人也变。

2005.4.15.

（《环球》半月刊2005年第9期）

(XYS200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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