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幼儿园生涯是在徽州岩寺小镇上开始的。那时住在外婆家，每天要走相当一段乡间小径上下学。只记得学校是街头的一间大厅子，里面众多的孩子整天跟着老师朗读《老三篇》。如果往学校的另一方向再走上差不多的一段路是舅舅的家，那里除了舅舅、舅妈，还有三个表哥可以一起玩。

小学时离开了岩寺，到休宁县城跟奶奶住。每年暑假还会去岩寺外婆家。刚开始是父亲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上一块洗衣板加长后载姐姐和我两人来回，稍后便是我们两个孩子自己坐长途汽车。那时的人胆大，这边把我们两个七八岁的孩子送上车，叮嘱一句留神看到岩寺车站记住下车便不管了。到了岩寺下车，多半是舅舅带着某个表哥来接站，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大人之间是如何联络的我至今也不明白。

外婆去世后，假期再去岩寺便是直接去舅舅家了。

虽然从小就浪得了一个“书呆子”的虚名，1970年代却是一个没有书读的荒唐时代。告别小人书之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当地图书馆，都很难找到可读的书。小学期间读到的稍微厚一点的只有一本没头没尾的《红岩》。初中则把《欧阳海之歌》翻烂了——那比学校里统一购买的《雷锋的故事》强多了。记得小学实在无聊的时候几乎每天翻阅邻居的《参考消息》，还曾饥不择食地拜读过《哥德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这样的巨著。以至于做作业造句时便带上了今天网上愤青的风格，动辄以国际大事论述形势，害得老师都不敢轻易批改，唯恐着了小屁孩的道而犯上立场错误。

在那样的一片沙漠中，舅舅的家便是稀有的世外桃源。那时只知道舅舅是岩寺乡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居住的农房后面便是自己的菜园和猪圈。但楼上有一间光线昏暗的“书房”，里面堆积着他的藏书和报刊，绝大多数是文革前出版的。他曾经订阅了大量刊物，按年份用棉线装订成册，竟比图书馆还专业。也许是因为荒乡僻野的缘故，这些藏书经历“破四旧”和文革依然完璧。

只有在舅舅家里我才得以成为真正的书呆子。不知道有多少个暑假炎热的日子里，我一个人躲在阁楼里漫无目的地翻看各种书籍，只在舅妈的大嗓门呼唤中才出来吃饭。那些文革前的小说和散文打开了一个与当时主旋律写作风格截然不同的文学世界。

初中时舅舅家翻修了新房子，有了水泥地板，楼上的书房明亮多了，也有了书架陈列新书。那时我的读书兴趣也与时俱进，开始跟随《物理世界奇遇记》里的汤普金斯先生似懂非懂地接触到相对论和量子世界。

至少我在的时候，舅舅自己从来不进书房，他也许出门在外，也许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黄昏降临不再能读书时（那时候没有电灯，煤油灯也不怎么点），一家人晚饭后会聚集在大厅或小院里乘凉聊天。这时候舅舅会询问看了哪些书，然后凭记忆对书的内容做些许点评。似乎所有的藏书他自己都是读过的。

也是初中时有一年我在岩寺度寒假，正月里有很多天跟随舅舅四处走亲戚拜年。徽州乡下过年的传统是春节前准备好大量食物，主要是炸肉圆、烧肉之类。正月里不怎么再烹调，有亲戚上门便把这些年菜下锅一热就好。那些天来回拜访，到各家吃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菜肴，见的则是只有舅舅才明白的一些远房关系。这些记忆中早已淡漠了，只剩下那没完没了地走在乡间小道上的感觉。不知为什么舅舅只是带着我一个人去各地拜年，我们俩似乎走遍了岩寺附近的乡邻，经过无数徽州所特有的民居、牌坊和祠堂。

那时候没有旅游业，徽州浓郁的人文历史还属于“四旧”的范畴。还没有破败或被拆毁的古建筑像孤儿一样自生自灭，没有任何保护或铭牌介绍。我们不经意间就会走过棠樾牌坊群或者独一无二的女祠堂。只有舅舅能够随口讲出这些古迹的历史渊源和背后蕴藏的家族历史，不过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他也多是点到则止。

一路上讲得更多的是文字。舅舅津津乐道诸如“此木是柴山山出，因火起烟夕夕多”等文字游戏般的对联。还有“矮”与“射”两字是否被用反了的历史典故。都是当时课堂上绝对不会涉及的趣味知识。

我们很少遇到过客。四周总是空旷的田野，衬以皖南冬天云雾缭绕的绿水青山。现在想来，我们两人走在那乡间小道上的情形在城里有闲情的人看来恐怕很有诗情画意。那却不是少年的我所能体会的，记得的只是寒冷和寂静，伴随着舅舅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娓娓道来的声音。

从舅舅家后门出去沿着一条小径走不远就到了一条河边。当年那里没有桥，过河靠的是撑篙的渡船。当年也没有污染，河水清澈，正是夏天洗澡的所在，偶尔还可以搭上渡船来回玩耍。舅舅是从来不参与这些户外活动的。或许是因为他有作为一家中唯一吃商品粮的资本，或许他秉承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高，他也从来不作农活，不怎么帮忙家务，只是有时半得意、半自嘲地吟诵几句“君子远庖厨”的古话。舅妈没有什么文化，自己读不了那些藏书，却豪爽大气，农活、家务一手包揽，井井有条。两人相濡以沫，我从未见过他们红脸、吵架。

那个年代，但凡有点知识的人多半都怀着各种冤屈。即使是在乡村，我在亲戚邻居中也见过不少因各种缘由怀才不遇的、牢骚满腹的、借酒浇愁的，甚至动辄打骂家人孩子出气的。我至今不知道舅舅是否受到过任何冲击，因为他永远是那样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他也不像那时有些大人一样热衷传播街头的“奇谈怪论”或针砭时弊。我记得他说过唯一有点“出格”的话是十大元帅中好几个人不够格，只有林彪最能统帅云云。

历史是在我上初中时开始变迁的。高考恢复了，有知识的人开始重新吃香。我上高中时有一次舅舅来到县城看我，告知他被临时聘请到徽州师范学校（当地的中专）为那里一名教授做研究助手。虽然这个位置实在微不足道，但我却体会到他那平静外表之下所深藏的喜悦。

之后不久我就离开家乡上大学、出国留学了。三十多年间与舅舅只见过非常难得的几面。我知道他后来被正式聘请到徽州师范教学，再后来便退休了。又听说他退休后积极参与家乡后来兴起的收集民粹、修地方史活动，还热衷于书法、拉胡琴唱京戏，得到颇多的奖项。而他这些艺术才能我当年竟是一无所知，大概还是因为那时的政治形势被他深藏不露了。

几年前回国再见到舅舅时他已深受糖尿病折磨，但一如既往地乐观、温和。他最得意的不是那些奖状，而是他的大孙子，曾经也像我一样整天躲在书房里翻阅他的藏书。

再后来，听说他们那房子也被拆迁了，老两口搬进小区楼房做了寓公。舅妈说搬家时他们的书籍便有700斤。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拥有一间书房，那么多的宝贝藏书是否还有自己的天地。

舅舅方志远，徽州师范退休教师，于2014年2月22日辞世。

笔者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在名望和历史上虽然无法与“常青藤”那些私立院校相比，但在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主力军的州立大学里也算赫赫有名，尤其在历史渊源上。早在1855年2月，州议会便决定用一位前国会议员捐献的土地建立一所“农民高中”，后来逐步发展成一农业和技术为主的高等学院，成为19世纪中期美国利用私人捐献土地大举兴办公立大学的先驱。

这些公立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接受大量由政府资助的退伍军人入学以及其后跟随而来的婴儿潮中得到大规模扩展。宾州的这所学院也在1953年正式改名为宾州州大（当时的校长艾森豪威尔正是二战联军首领、美国总统的弟弟），成为一所规模庞大、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今天的宾州州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接近10万之众，年度预算25亿美元，是州内影响力占据第二的经济实体——尽管这是一所非营利机构。同时，学校的预算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来自州政府的拨款，其余部分来自私人捐款、学费和政府及企业机构的科研投资。因此该校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州立大学”，与私立学校的差别越来越小。

宾州的地理形状几乎是一个规规矩矩的长方形，该州的两个大城市费城和匹兹堡分别处于两个下角。而拥有4万多学生的宾州州大主校园位于中心附近，远离大都市。所在的小镇也只有4万人口，大多直接间接地为学校提供各种服务。这里人心古朴，生活安逸。校园和镇中心几条街之外便是由山丘和树林为主的田园，颇有世外桃源风采。附近的人都把那里昵称为“快乐谷”。

然而，最近大半年来快乐谷不再快乐。

乔帕

宾州州大在江湖上最为出名的还是她那支美式足球（橄榄球）队和该队的老教练。早在1950年，年仅24岁的乔·帕特诺受其原教练之邀来到那时还寂寂无名的山野之处担任球队助理教练，1966年接任主教练。很快，他就把球队带进一流强队的行列，在1980年代两度赢得全国冠军。

美国的大学橄榄球是一个万众着迷、竞争异常激烈的小世界。绝大多数教练在一个学校呆不上几年就或者另谋高就或者被解雇。像帕特诺这样在同一所学校里执教61年（担任主教练45年）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帕特诺自己又确实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教练。他从一开始就明言要在宾州州大实践一场“大试验”，以学业、品格、作风等为主——而不是一味追求身体素质和打球的天赋——选择球员，来证明品质好、重学习的球队同样也能赢球。

的确，几十年来，宾州州大的球队不仅在球场上称雄，在毕业率上也一直名列前茅（美国大学里相当多球员上学只是为了打球，很少上课学习以致无法毕业）。球队的比赛制服是几十年一贯的蓝、白色球衣，没有任何花哨装饰，上面只有号码没有球员大名。球员很少惹是生非，出了事便立刻会遭到降级、停赛甚至被开除的惩罚。1986年赛季末宾州州大与迈阿密大学之间的冠军赛是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上最精彩的赛事之一。那场比赛之吸引人不仅在于场上争抢之激烈，更表现于两只球队风格的鲜明对比。迈阿密那支队伍里有很多后来的职业明星，球艺精湛，但动作粗野犯规不断。该队在比赛前的各种场合就屡屡挑起事端。相比之下，实力很逊一筹的宾州州大球员则处处表现出中西部稳重、保守的传统。结果，宾州州大以其坚韧的防守挫败了迈阿密狂野的进攻，赢得了冠军。那场胜利奠定了帕特诺的历史地位，并为学校挣来无价的声望。

帕特诺本人也以身作则。他领取的工资与同类教练相比少得可怜，还将其相当一部分捐回给学校建设图书馆等设施。虽然早已是百万富翁，他们一家几十年一直住在镇上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养育了众多的子孙。帕特诺为人低调，从来没有绯闻轶事。而他的成就也是无以伦比的。在两次全国冠军之外，他是唯一一个赢过4个最主要的季后杯赛的教练（近似于网球或高尔夫中的全满贯）。在主要的大学球队里，他是赢球场次最多的教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所大学的学生和校友都习惯地使用起“乔帕”的昵称，教练的真名便只在正式的报道中才出现了。近年来，因为乔帕的威望是如此可敬、可靠，大学和其它机构都开始将传统上是等人退休若干年之后才颁发的荣誉“提前”颁发于他。2006年，他成为入选大学橄榄球名人堂的唯一现任教练。国会和白宫也开始讨论授予他平民最高荣誉的自由奖章。而在宾州州大，为他树立的塑像从2001年起就屹立在校园体育场的一侧。他的名字更是随处可见，包括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和“全国闻名”的校园冰淇淋店里的一款冰淇淋。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连乔帕这样的圣人背后也藏有秘密。

桑达斯基

2002年3月1日晚上，球队以前的四分卫、后来留校当助理教练的迈克·麦奎瑞独自来到应该是空无一人的球队更衣室，意外地听到淋浴间里传出不寻常的声响。他过去查看时发现已退休的原助理教练杰瑞·桑达斯基和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在里面，两人均赤身裸体，似乎正在进行同性性行为。依照法律，成年人与儿童之间性行为均属于成年人强奸儿童的暴力犯罪。当时26岁的麦奎瑞大为震惊不知所措，没有及时报警而是第2天才向主教练乔帕做了口头汇报。因为没有记录，至今无法确认麦奎瑞当时汇报的是包括强奸的细节还是乔帕后来所称的只是“与性有关的不恰当行为”。但事实是乔帕也没有报警，而是两天之后向他的上级——大学体育总管提姆·克雷和副校长盖瑞·舒尔兹做了报告。两位领导查问后决定取消桑达斯基使用学校体育设施的特权，却对其涉嫌犯罪行为不了了之。那个禁令其实也形同虚设，桑达斯基后来还常常带孩子进更衣室等设施。

这位桑达斯基在当地也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可以说声望仅次于乔帕。他是1960年代初期的球员，后留校任助理教练。从1977年起，他一直主持球队的防守，是宾州州大以坚韧的防守傲立于世的第一功臣。1986年那场冠军赛便是他防守设计的巅峰之作。几十年来，他一直被公认为乔帕的首席接班人。但他却在1999年出乎意料地突然宣布退休，而他比毫无退休意愿的乔帕要年轻18年。

桑达斯基在任职教练之外还热衷于慈善活动。他在1977年还创立了一个叫做“第二英里”的组织，自己捐款和筹款为当地贫穷家庭的孩子提供读书、上进，尤其是参与橄榄球训练的机会。他经常带这些孩子参加校园内外的训练和比赛活动，还把一些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居住，甚至领养了其中几位。从学校退休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这一慈善事业，也因此获得学校的支持，得以继续使用学校的体育设施。

危机爆发

麦奎瑞、乔帕等人对2002年那一事件一直守口如瓶，外界毫无知晓。直到10年后的2011年11月4日，州府的总检察长突然宣布以侵犯儿童为主的多项罪名逮捕桑达斯基并同时以伪证罪逮捕克雷和舒尔兹。原来州检察院在2008年初接到一位遭受桑达斯基伤害的男孩母亲报案后组织了大陪审团调查。历时3年的调查发现在1994到2009那15年间，至少有8名男孩遭到桑达斯基性侵犯，包括麦奎瑞亲眼目睹的那一起。正是在调查那一起案件过程中，乔帕、克雷和舒尔兹均否认麦奎瑞曾告诉他们所看到的性行为的性质。大陪审团的结论认为克雷和舒尔兹没说实话，因此犯了伪证罪。而对乔帕网开一面，没有发现他直接违反法律要求的行为。

宾州州大校方对这起轰动新闻的第一反应显得异常迟钝。当时的校长格雷姆·斯伯尼尔当天还声明他对下属克雷和舒尔兹“有完全的信心”，认为他们的工作极其诚实，却对案件中的受难者遭遇只字未提。这一声明立刻激起反对的声浪，大学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联署要求立即罢免校长。几天之后，校董事会宣布斯波尼尔辞去校长职务。

乔帕的形势则比较微妙。他在球队赛季中的例行记者会被取消后便三缄其口，埋头于教练工作。也是在几天之后，他看到丑闻正在滚雪球般扩大，便发了一个低调的声明希望大家耐心等待法庭调查结果，并表示他本人将在该赛季结束后退休以期平息事态。然而，校董事会却没有给他这样一个体面离别的机会，就在校长辞职的同时也宣布立即解雇乔帕的教练职务。他们的理由是作为球队主教练，乔帕应该能在阻止桑达斯基犯罪上负起更大的责任却未能采取应有的行动。

这个决定一宣布，当晚几千大学生便聚集在小镇中心骚乱发泄，抗议董事会，支持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老教练。警察不得不使用催泪喷雾驱散人群。但两天后，比较清醒的学生开始组织为受害儿童守夜和募捐等活动。很快，该校学生便为一个反性暴力的组织募集到50多万美元捐款。

调查

这时，宾州州大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桑达斯基矢口否认所有指控，坚持自己无辜，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自辩。但乔帕和学校其他领导在该案件中的角色却疑点重重。从联邦政府、州政府以降的各种与大学有关的组织都声言要来调查学校涉及的失职甚至犯罪行为。各界媒体更是在那小镇上安营扎寨，快乐谷一时鸡犬不宁。

不幸的是，被解雇的乔帕很快被诊断出癌症住院治疗，仅两个月后于2012年1月22日撒手人寰，终年85岁。他逝世前没有对这万众瞩目的案件发表任何详细谈话，只是强调相信法庭程序和对自己人格的自信。他没能等到法庭结论，可能也使某些真相再也无法澄清。

宾州州大也不可能等待旷日持久的法庭程序。学校董事会和新任的校长都急于尽快摆脱危机中的被动局面，卸下这个沉重的负担。于是他们决定由学校自己出重金聘请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联邦法官路易斯·弗利组建特别委员会对此案进行独立、完全、彻底的调查。学校则保证全面合作，不隐瞒任何资料。

于是，一方面是警方对桑达斯基性暴力和两位校领导伪证罪的侦查，一方面是弗利的人马在学校的文件档案里大海捞针式的搜索，而关心这一案件真相的人都焦虑地等待着结果。

惩罚

半年过后，结果开始揭晓。首先，该案的主犯桑达斯基被检察官以50多起性侵、对少儿暴力案起诉。法庭审判极为顺利：坚持自己无辜的被告方没能提供有力的辩护，陪审团很快便做出绝大多数罪行成立的判决。法官将在几月份做出刑事判决，毫无疑问桑达斯基的整个余生将在监狱里度过。

弗利的调查报告于7月12日正式对外发布。在记者会上，弗利毫不留情地抨击乔帕、克雷、舒尔兹和斯帕尼尔四人在得悉桑达斯基犯罪行为之后仍然为其百般掩盖，完全未能顾及受害者的福祉，因而导致桑达斯基持续犯罪十几年之久，得以残害更多的未成年少年。最为严重的是，弗利发现乔帕早在1998年就知悉桑达斯基因为虐童被警察调查的案件（这可能与后者那时突然退休有关）。他们还找出了文字证据：斯波尼尔、舒尔兹和克雷之间的几封电子信件表明他们在麦奎瑞报信后曾一度决定报警，却在与乔帕商谈后改变了决定（乔帕本人一辈子都没使用过电子信件，因此没有其直接笔证）。这一证据如果被法庭认可，不仅坐实了舒尔兹和克雷两人的伪证罪，也足以将斯波尼尔和乔帕送上同样的审判席——只是乔帕此时已经离世。

虽然名义上还只是宾州州大出资的内部调查，弗利的报告因其权威性很强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记者会后，舆论再度大哗。原来对乔帕仍然信心十足、认为他不过是在对桑达斯基罪行实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了不够重视的过错的大多数人很快转变了态度。虽然斯人已逝，要求剥夺他所获得的各种名誉的呼声甚嚣尘上。在此之前，一些以乔帕命名的奖杯、赛事已经除去了他的名字。现在，新校长很快决定拆除校园里乔帕的塑像，但保留以他命名的图书馆名称。一个周末早晨，工人将塑像移走时，现场只有寥寥无几的旁观者在场告别。当初为了乔帕被解雇而骚乱的学生群体没有再度出现。

当事人在接受法律制裁的同时，涉嫌包庇、纵容的学校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却很难界定。倒是专门管辖大学院校间体育比赛的美国大学体育联盟以该案出现在橄榄球队为由介入。他们经过极其短暂的讨论便宣布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惩罚措施，主要包括

• 橄榄球队在1998至2012年间的全部赢球记录被从历史记录本中删除，乔帕因此失去赢球最多的教练称号而在排名中“屈居”第12位。
• 橄榄球队在未来4年内被禁止参与赛季后优秀队参与的各种杯赛，也就完全无缘任何冠军赛事。
• 橄榄球队在未来4年中可以为学生球员提供的奖学金数目遭到大幅度削减。
• 学校将交纳高达6千万美元的罚款，贡献给保障儿童安全和福利的慈善事业。（这个数额差不多是橄榄球项目一年的总收入。）

为了让宾州州大尽快接受这样的惩罚，联盟还采取了非常手段，以强迫解散该校橄榄球队相威胁。学校的新校长在别无选择之下接受了这个相当于庭外和解的苛刻条款。他解释说无论多严酷的惩罚都胜于橄榄球队的解散，那样不仅对球员和学校是一个沉重打击，也会对学校、小镇甚至整个州的经济带来灾难性打击。毕竟橄榄球赛事早已不是单纯的体育竞赛，也是举足轻重的商业运作。

争议

弗利的调查和体育联盟的惩罚虽然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却也不是没有争议。弗利的人员得到学校方面的全面合作，因此发现了新的证据。但他们似乎采用了“有罪认定”的态度，没有在“被告方”花时间精力。乔帕的家人对此尤其不满，认为他们没有能够得到任何辩解机会，甚至无法看到弗利赖于做结论的证据本身。最遗憾的当然是乔帕本人已经离世，再也不可能为自己做出任何辩护或说明。

大学体育联盟是一个管理体育竞赛的组织，管辖范围原本是训练和比赛中的可能违规现象。宾州州大姑息职员性犯罪行为虽然严重，但并不属于体育范畴。联盟在宣布惩罚措施时，援引了其章程中抽象的“道德行为”条款（这与奥运会上羽联援引“体育精神”同出一格），认为宾州州大发生这一事件的根源在于橄榄球队在学校中地位过高，违反了大学体育以教书育人为主的宗旨。这恰恰是很有讽刺意义的：宾州州大的球队一直是以球员品格和学业为重的正面典型，这并不因为某些教练和校领导在单一案件上的作为而改变。而球队高于学业在拥有一流球队的大学里其实很普遍，联盟却一直束手无策或听之任之。

针对橄榄球队的惩罚措施将在未来多年内极大地降低宾州州大的竞争力，奖学金的削减和季后赛机会的剥夺会导致该校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中学选手加盟，因此可以预料地很快将降格为二流甚至更差的球队。受此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球队的现任队员，尤其是低年级球员，他们的竞争环境突然恶化。而这些球员完全是无辜的。大学体育联盟虽然试图补救，再开先例允许宾州州大的球员转学它校而不必按要求停赛一年，但转学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

宾州州大被迫接受惩罚后，乔帕家人、校董事会部分成员以及一些比赛成绩被莫名其妙地剥夺的前球员已经开始投诉，试图重新审理。投诉本身希望不大，但可能是诉诸法庭的前奏。与此同时，案件中的一些受害者也着手起诉学校要求赔偿。因此，这一事件虽然在大众媒体上已经趋于平息，实际上还远远没有风平浪静。

与此同时，遭受严惩的橄榄球队在新教练的努力之下重新站住了脚跟，只有少数球员选择转学。球队决定打破百年老传统，在球衣上印出球员的名字以表彰留下来的学生对这个集体的支持。很快，新的赛季便要开始了。

乔帕轶事

乔帕一生教练几十年，留下不少令人难忘之事，略摘一二：

• 乔帕所带领的宾州州大球队以防守见长，进攻时也以保守的持球跑阵为主，较少采用观众喜爱的传球进攻。几十年来，记者一直追问教练什么时候会“开放”，打一些精彩的传球。乔帕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等到苏联垮台以后吧。”——意即这辈子不会有指望。后来，苏联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1994年秋，乔帕突然推出一支令人耳目一新的球队，满场传球全面开花，经常是不到半场就领先对方三四十分。该球队整个赛季获得全胜战绩，只因为在后来的投票中失利未能获得全国冠军称号。但众多主力进攻队员毕业后获选职业队，在宾州州大历史上很少见。
• 乔帕老夫妇感情甚笃，是少有的模范夫妻。即便如此，有一次在输了一场球之后教练被问及心情时脱口来了一句，“我觉得我要回家揍我老婆一顿！”这句难得的粗话被女权人士抓住大作文章，要求他为姑息家庭暴力道歉。乔帕拒绝回应，但后来又一次输球面临同样问题时，他回答，“我觉得我要回家揍我……弟弟一顿！”
• 历史有着惊人的巧合。宾州州大1998年以后的赢球被取消之后，正式记录里中乔帕的最后一场胜利发生于1997年11月22日。那场比赛的四分卫和队长便是后来揭开了整个丑闻的迈克·麦奎瑞。
• 乔帕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你永远不会是像赢球时看起来的那么强，你也永远不会是像输球时看起来的那么弱。You are never as good as you look when you win; You are never as bad as you look when you lose.”

人到中年以后的物理学家埃里克·康奈尔的夙愿是让自己的万米长跑成绩（以分钟计算）低于自己的年龄数字。他任职的科罗拉多大学所在的伯德市每年春天举行著名的“大胆伯德”（Bolder Boulder）万米竞赛，他一年不拉地参加。2004年，42岁的他跑出了50分47秒的成绩。那时他的体质还在增强，速度在加快，而年龄也在增长，可以说达到他的目标是指年可待了。然而，就在那年十月份，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我认识康奈尔的时候大约是19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物理学界做博士后，有机会到意大利参加一次别致的学术会议。之所以别致，是因为其人员组成很有意思。会议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人，却涵盖了物理学家几乎所有领域。从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到凝聚态，应有尽有。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哪一个领域可以率先直接观察到这个奇特的物理现象。

还是在量子力学初具规模的1920年代初期，印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教师玻色写了一篇论文，认为量子论中的光子与经典概念中的粒子不同，如果多个光子处在同样的量子态上，它们之间没有区别、不可分辨。因此它们遵从一种不同的统计分布。虽然玻色用他的新统计成功地推导出当时令所有人头疼的普朗克辐射定律，他的论据是如此地离经叛道以至于其论文被所有的科学期刊拒绝。无可奈何的玻色把论文直接寄给了爱因斯坦，希望能得到支持。爱因斯坦如获至宝，不仅亲自将玻色的论文从英文翻译成德文，推荐给当时最权威的德国物理杂志，而且自己还写了一篇论文要求同时发表。爱因斯坦认为玻色的新统计不仅适用于光子，而且适用于原子，是量子力学中所有粒子都应该遵从的统计规律。（后来又发现了自旋和泡利不相容定律。量子世界中的粒子最终被分成两类：符合上述统计的——自旋为零或整数的——粒子被命名为玻色子；另一类自旋为分数值的则被称作费米子，遵从与玻色统计不同的费米统计。）

玻色统计最有意思的便是粒子的不可分辨特性。如果有大量的粒子处在同一个量子态上，这些粒子将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粒子，而成为一个怪异的整体。有人把这个整体称作是“超原子”，但一般就直接称作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在通常条件下，原子只有在气体状态时才可以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进行统计分析。但气体温度很高，原子按照其动能分布在不同的能量态上，并不能实现玻爱凝聚。而一旦降温，气体变成液体乃至固体，便失去了统计的前提。因此，玻色和爱因斯坦的这个预言提出70多年间虽然一直被高度重视，却也无法直接验证。

间接的证据很多。大家最为熟悉的是超导体：某些金属在一定温度之下可以在传导电流时没有任何阻抗。电流是通过电子的运动传导的，但电子自旋是分数，属于费米子，本来与波爱凝聚扯不上关系。但两个电子可以通过金属体内原子排成的晶格作用构成一个“电子对”。这样的电子对的总体自旋或者为零（两个电子的自旋相互抵消）或者为一（相互叠加）都是整数，因此为玻色子。在低温下，大量的电子对进入波爱凝聚状态成为一个整体，便是实现无阻尼的超导现象的内在根源。但这样的电子对并不是能够直接观测的实体，形成电子对的两个电子之间的实际距离往往比金属内电子之间的平均距离大很多，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数学模型，无法对波爱凝聚态做直接的观察研究。

与超导相类似的是液氦的超流现象。我们知道的所有元素在温度从高到低的降温过程中都会经历气态到液态到固态的状态变化，只有氦除外。氦原子之间的吸引力非常小，原子本身又非常轻，即使把温度降到接近物理上可能的最低温度——绝对零度（摄氏零下273度）——氦仍然呈现于液态。只有在这样的极低温时再施加很强的压力才能使得氦冻成固态。就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下，液氦会突然进入超流状态——其液体流动时没有任何粘滞阻力。通常所说的氦是原子数为4（氦-4）的玻色子，其超流相变的确很可能就是波爱凝聚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液态的氦显然不是统计力学里喜欢采用的“理想气体”。虽然氦原子之间作用力极弱，但还远远不是没有相互作用，不能直接应用波爱统计理论。的确，对超流状态下的液氦做中子散射实验时发现其中处于波爱凝聚态的原子大概只占全部原子的百分之十左右，而这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液体都已经处于超流状态。（氦还有一种原子数为3的同位素，是费米子。氦-3也会进入超流状态，但需要比氦-4更低得多的温度。作为费米子的氦-3也是通过类似超导中的电子对那样的“配对”机制实现这个相变的。）

还有众多的更为间接的波爱凝聚范例。那个会议上最热门的是一位教授对半导体材料中某种激发子的测量，认为他观测到了激发子的波爱凝聚。激发子不是真正的物理实体，也属于数学模型。因此虽然其结果很有意思，却也没有被完全认可为对波爱凝聚的直接观察。而其他专家们更是百花齐放，从物理学各个领域阐述对这一神秘现象的探测。最有意思的一位宇宙学家，上来就说不明白你们这些人费这么大功夫在这里干啥。他们早就明确知道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波爱凝聚体。

但无论如何，对波爱凝聚最理想的观测状态还是近似于理想气体的稀薄气体状态，也就是需要在保持气态的情况下将气体降温到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激光制冷便是为此设计的一个实验手段。

康奈尔那时和我一样是博士后，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不久到科罗拉多大学工作。我们会上会下经常在一起。他个子不是很高，但瘦长清秀，非常健谈。在大学期间，他曾经花了近一年时间到中国大陆和台湾教英语并借机学习中文，试图以此为业。但所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物理学领域。因为是小字辈，会议没有安排他发言。他所从事的激光制冷领域是由他原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介绍的。大会上的介绍比较抽象化，我不是太懂。于是一次吃饭时间，康奈尔坐下来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个简图，给我开了个小灶。

在通常情况下，热量是通过传导、对流、蒸发和辐射等手段传输。让一个物体降温便需要将其所含有的热量传输出来。当物体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这些手段都会逐渐失去效用。对流是流体内部的热量传递，与降温关系不大。低温的物体几乎没有热辐射。蒸发虽然总是存在的，但蒸发在带走热量的同时会失去一部分已经降温的材料，因此不能作为降温的主要手段。传导更是不可能。在极低温的情况下，实验材料的温度比外围容器要低得多。传导只能导致其温度升高，因此需要避免或减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激光制冷几乎成为唯一的途径。

激光是因为频率同一而聚集性能非常好的光束，可以将强大的能量集中在很小的地方。因此激光在工业界有很多应用途径，甚至可以制成武器摧毁敌方的导弹等目标。用激光来制冷似乎与其概念背道而驰，但其原理也正在于激光传输能量的定向性和可调性——激光可以提供大量步调一致、特定频率的光子。

早先，波尔在构造其原子结构的经典模型时曾假设原子只能吸收和发射特定频率的光。爱因斯坦更进了一步，认为那是原子与带有特定能量的单个光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据此奠定了量子世界中原子与光相互作用的机理：原子通过不断地吸收和发射光子与周围的电磁环境达到平衡。但能够与原子实现相互作用的只是那些频率与原子能级跃迁共振的光子。也就是说，光子的频率必须与原子的两个状态之间能量差相同时才能被原子吸收或发射，其它频率的光子则只能与该原子“擦肩而过”。

也还是爱因斯坦首先指出，光子虽然质量为零，却仍然具有动量，其动量大小与能量一样取决于其频率。当原子吸收光子时，除了得到光子的能量，还得到光子的动量。动量与能量不同的是它有方向性，因此不是简单相加。原子本身也在运动，如果光子从后面追上原子，被吸收后就像从后面推了原子一下，原子本身的速度会稍微增大一点。反之，如果光子迎面撞上原子，原子受到阻碍，速度便会减低一点。因为原子的质量很大，从光子那里获得的动量几乎微不足道，所以速度的改变是微小的。然而集腋成裘，如果一个原子屡屡被光子迎面相撞而吸收，原子的速度便会逐步减小。原子的速度正是其热运动的表现，速度的降低便意味着温度的下降。

不过原子本身的热运动是四面八方的，如果光子来自一个方向，有的原子会被迎面相撞，有点则就被从后面推上一把，并不能达到整体的降温效果——除非原子只能吸收迎面来的光子而对后面追上来的光子置之不理。

恰巧的是，这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知道多普勒效应。这个效应有一个非常日常的表述：如果一辆火车鸣笛开行，其到来时汽笛声会比较尖利，离去时汽笛声却会比较低沉。当然火车的汽笛本身并没有改变，但站台上的人听到的汽笛声音的频率却因为相对运动而改变了。光和声音一样具有波动性，也会产生多普勒效应。当原子与发光的光源有相对运动时，原子所“看到”的光子频率并不是光子的固有频率，而是因为原子与光源之间的相对运动而改变了的频率。原子“看到”的迎面而来的光子会因为原子朝向光源运动频率提高。反之，后面追来的光子频率则降低。这样，如果把作为光源的激光调整一下，使发出的光子的频率并不与原子共振，而是比共振频率略低一些，但恰恰在与原子迎面相撞时因为多普勒效应正好与原子共振。这样原子就会只吸收迎面而来的光子了。

当然，以上描述的是理想状况。实际上，原子本身的速度和光子的频率都有一定的分布，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的是否能吸收，而是吸收的可能性大小不同。通过微调激光的频率，可以做到原子吸收迎面而来的光子的几率远大于吸收后面追来的光子的几率。这样，原子每吸收光子一次，便因为撞击而减速一次。长期积累，其速度越来越小，也就是温度越来越低。

原子吸收光子后会自发或受激发射出光子回到基态，这样才可能再度吸收光子。原子发射光子时会因为动量守恒而反弹，也会改变速度。如果发射的光子方向与原子运动方向一致，反弹的效果也是减速。反之则会令原子加速（变热）。因为发射光子时方向是随机的，其效果平均下来相互抵消，并不影响整体的降温效果。

在1990年代初期，激光制冷的技术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这时候物理学家不仅能使用激光把原子的速度降得很低，还能“锁定”单个原子，用激光束控制它的运动，随心所欲地牵着其鼻子转悠。但同时在稀薄气体状态降温大量的原子令其发生波爱凝聚还是一个新课题。

康奈尔这时正在设计这样的一个装置。他准备用电磁场将大量铷原子以稀薄气体状态悬浮在空中，不与任何容器接触。然后用多束激光同时以计算好的角度照射，在各个方向都有光子去撞击中间的原子。这样，一个个原子的热运动速度被逐渐减慢。他的设计还可以在最后时刻“打开盖子”，让比较热的原子蒸发出去，这样剩下的原子便都是极低温的气体，正是实现玻爱凝聚的理想材料。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自由发言，与会者济济一堂，争先谈论会议中提出的一些热门话题。我注意到在我旁边的康奈尔坐立不安。他一会儿在纸上写着画着，一会儿低头默默地念念有词，跃跃欲试地想举手发言。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通过激光制冷原子气体来达到波爱凝聚的想法也没有人再提及。

那次会议过去几年之后，我已经告别了学界开始IT打工生涯，与物理学渐行渐远了。1995年，康奈尔的大名上了新闻，他设计的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把铷原子冷却到了170纳度以下。那是人类所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低温，距离绝对零度只有1.7/10000000度的距离。在那个温度以下，他们观测到处于零动量附近的铷原子数目突然大幅增加，形成一个醒目的团体——正是人们等待了70来年的波爱凝聚体。当时，康奈尔年仅33岁，正值新婚燕尔。

这一成就是如此辉煌，仅仅6年以后，康奈尔和他的合作者卡尔·威曼以及另一位同期实现了波爱凝聚的物理学家就荣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之前，朱棣文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已经于1997年因为激光制冷技术上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

康奈尔获得诺贝尔奖时才刚刚人到中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他不久却厄运临头。

三年后——也就是他在万米竞赛中跑出最好成绩的2004年——的一天，康奈尔突然觉得左肩膀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医务室检查。那里的医生没发现什么问题，给了他一点止痛药和一个吊带，让他自己挂起胳膊、冰敷了事。第二天他痛得晕了过去，被送进急救室。找不到病因的医生不得不实施手术切开他的肩膀，意外地发现里面大片的肌肉已经死亡。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食肉细菌的杰作。对这种细菌的侵蚀没有治疗手段，唯一的办法是切除已经感染的部分以阻止进一步恶化。医生切除了他的左手臂，又进一步切除了肩关节，然后是锁骨和肩胛骨，直到看见健康的肌肉为止。最后，他们还不得不从腿上切下健康的皮肤来缝合失去了整个肩膀的巨大伤口。但幸运的是，他的命保住了。

康奈尔手术后两个半星期才从昏迷中醒来。他几乎无法自主呼吸，不得不施行气管切开术。更不能自己坐起来。但他保持了乐观和坚强的精神，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康复的道路。

虽则九死一生，康奈尔还是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实验室，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的左臂不见了，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而不得不很别扭地向右倾斜。但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梦想。手术后才七个月，他便再一次出现在“大胆伯德”的跑步者行列里。只是这时他没能真的跑，而是陪同他当时8岁的女孩一起走下了那一万米的征途。他们总共花了2个小时之久。三年之后，已经46岁的他又跑出了53分35秒的好成绩。下一年——2009年——他进步到52分43秒，再次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

但希望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也许因为他的跑步姿势过于怪异——他说，如果我跑步的样子把别人吓着，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他的膝盖和脚跟陆续出现伤痛，成绩开始下降。2010年他的成绩是1小时5分51秒。

然而，就在今年（2011）五月，他还是跑出了50分5秒的好成绩，超越了过去的最好成绩。这时他49岁，离实现那个梦寐以求的目标已经只差1分5秒的时间。

也许，2012年5月28日将是他最终取得成功的时刻。

同时，物理学界对波爱凝聚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进展。凝聚体不再局限于康奈尔的那少得可怜的铷原子气体。科学家们陆续用多种不同的原子气体实现了波爱凝聚。1999年，光子的波爱凝聚——玻色最初研究的粒子——也被观察到。2003年又实现了分子气体的波爱凝聚。其后不久，在由费米子构成的气体里也观测到了（通过“配对”机制实现的）波爱凝聚。这一历史悠久的理论预测已经成为物理世界的普遍现实。

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要孩子出生在美国领土上，就会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获得永久的、不可被剥夺的公民权。不少外国家庭千方百计地安排在美国生孩子，包括采用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手段。非法移民更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至少为自己的下一代提供追求幸福生活的最佳条件。

美国的国父们最初修订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对公民权下太大的功夫，宪法文本中使用公民一词时也没有多加解释，似乎默认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尽管当时有“自由人”和“其他人”的区别和对选举权的限制）。但这样常识性的公民权的认识与当时在美国南方实行的奴隶制并不合拍。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是奴隶主拥有的财产而不是自由公民。在美国正式废除奴隶制和内战之前，许多奴隶曾经诉诸法庭争取他们的权益。1857年，最高法院在对这样的一个案例判决时确定所有被作为奴隶带进美国的非洲裔人和他们的后代不受美国宪法保护，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这一判决加剧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南方蓄奴州和北方自由州之间的矛盾，是内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残酷的内战结束后，新政府立即着手保护南方被解放的奴隶的法制工作。国会在1866年通过第一个民权法案，确定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两年以后，宪法第14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是对公民平等权益的一个综合，更开宗明义地第一次为公民权作出定义：“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并接受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

和几乎所有法律条文一样，这个定义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那个插在中间的“并接受美国管辖”，其含义便比较模糊。一般认为，当时加进这个句子是为了排除两类人：生存在美国领土上但拒绝美国政府管辖的印第安人和外国外交使节或者入侵的部队。后者显然不受美国管辖，美国也绝不能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都当作美国公民看待和保护。按照这个理解，外国人正常来到美国，无论是访问还是工作，只要不是官派的外交官，其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但“接受美国管辖”也不是那么简单。非法移民接受美国管辖吗？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在美国也是以“黑户”的方式生活，很难说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接受了或能接受美国的管辖。的确，即使是那些不愿意把他们称之为“非法”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把他们叫做“缺乏文件”的人。缺乏什么样的文件呢？当然就是接受美国管辖的文件证明了！另一方面，近年很多政客开始在这上面做文章，认为目前对第14修正案的诠释——即依此自动授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公民权的政策——过于宽松，违背了条文的原意。有些人干脆就把来自墨西哥的大规模非法移民比作入侵的部队。

这样的争议也不是没有历史先例。早在19世纪末，就在第14修正案通过后的20多年里，就有过一次划时代的判决。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不再允许华人来美。当时已经在美国的华人一旦离开美国，便不被允许返回。他们也被永久禁止成为美国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华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永久回国或者在美国坚持但不得回国探亲。然而，这时在美国的华人中也不尽是第一代移民（其实他们算不上移民，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打工），也有一些是在当地出生并因为第14修正案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的人。

黄金德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他是加州的唐人街里的一位厨师，但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也许因为《排华法案》的影响，在1890年就离开美国回国了，但当时大约17岁的黄金德自己留了下来。那年，他还独自到中国去探望父母，然后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回美。1894年，他再度去中国探亲，但这次回来是被海关拘留在天使岛，拒绝其入境。加州的官员认为黄金德的父母来自中国，接受的是中国皇帝的管辖。因此，即使是出生在加州的黄金德也是接受中国皇帝的管辖，不符合第14修正案的条件。

网上能查到的黄金德的资料并不多，不清楚他本人具体是如何应付这一变故的。但从法庭资料来看，他有律师帮忙，把官司从加州法庭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关键之处便是黄金德的父母和他本人究竟是“接受中国皇帝的管辖”还是“接受美国的管辖”，也就是第14修正案留下的那个模糊之处。

最高法院的6位大法官站到了黄金德一边，他们把应该被排除的特例（印第安人、入侵部队、外交官再加上出生在外国船只上的孩子）以外的所有情况都理解为“接受美国的管辖”，因此黄金德拥有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并不受《排华法案》的限制。另两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则作为少数派提出异议。他们的反对意见却并不是来自对修正案的诠释本身。

黄金德不仅赢得了他自己的权益，他还为他之后100多年来的所有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后代确认了公民身份。1982年，最高法院在另一桩案例中援引了黄金德的案例作出判决，即使是非法移民的在美国出生的后代仍然符合“接受美国的管辖”的条件而是美国的自然出生的公民。最高法院的决定由一言九鼎的威力。现在想改变这一判定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打新的官司迫使最高法院作出相反的判案，推翻过去的决定；二是修改宪法，明确规定非法移民后代不能因为出生在美国而自动获取美国国籍。这两者都绝非易事。

黄金德的曾孙女现在生活在美国。

今天是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今日物理》杂志在最新一期发表了几篇回忆文章。惠勒不算是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大家知道他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号称是“黑洞”这个名字的发明人（其实他不是，那是在他的一次讲座中一个听众即兴提出而被他认可的），再一个便是他是总所周知的费曼的导师。

惠勒拿到博士学位时还不到二十二岁。那是1933年的事。与那时几乎所有的年轻物理学家一样，他不久便远走欧洲，拜师于哥本哈根的波尔手下。在那里他做了好几个很像样的工作，但都被波尔觉得“只是有意思”而压下没有发表，只有一篇论文侥幸过关面世。惠勒回国后开始了他漫长而硕果累累的教学生涯。但战争也随之而至。

1939年1月，波尔乘船远赴美国访问，在哥本哈根的码头上，弗里希赶来送行，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许多天以后，波尔在纽约的码头上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费米和惠勒，便又分别地同他们耳语了几句，实现原子核裂变的消息就这样飘洋过海了。（《今日物理》上另一篇文章说当时波尔并未透露这个新闻，而是他一个学生擅自传给惠勒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波尔和惠勒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合作，奠定了原子核裂变的液滴模型，为后来研制原子弹打下了先期的理论基础。

费曼也就是在这期间成为惠勒在普林斯顿的学生的。惠勒当时着迷于正电子，因为突然醒悟到正电子不过是在时间里倒着跑的电子而激动不已，半夜三更跑到费曼宿舍把他叫起来神侃。若干年后，费曼把这个图像用箭头画出来，成了量子电动力学中不可或缺的费曼图。费曼的毕业论文也是惠勒当时的一个怪想法，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粒子，而把场的效应归结成“远程作用” （action at a distance）。即使是在拉斯阿拉莫斯造原子弹的期间，这师徒两人仍然忙里偷闲的发展这一怪异的东西，但没什么结果。又是若干年后，费曼终于看出奥妙，把这个原来是作为经典物理研究的东西套在量子世界，发展出一套叫做路径积分的对量子物理的一个新表象。

二战打完后，惠勒又跑到欧洲游学，以巴黎为基地并不时跑哥本哈根拜会波尔。每每作出成果便巴巴地献给波尔审阅，却又一如既往地被波尔压下。1949年的秋天，惠勒作出了对原子核非对称形状的解释，寄送波尔后长达一年未见回音。在这个期间，惠勒收到了一个预印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雨水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理论。在若干年后的1975年，雨水因这一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波尔的儿子也在那年分享了这个荣誉。

素有绅士风度的惠勒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抱怨过波尔一句，也未曾自我哀怜什么“擦肩而过”的伤感，只是偶尔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如果他们作出重要的发现应该立即发表，不要消极等待更多的成果。惠勒也没有太多时间反思，苏联的原子弹爆炸了，他赶回美国投入到老朋友泰勒主持的氢弹研究工作。

惠勒是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去世的，他的本子上还留有九十五岁时写下的物理研究笔记。与其他著名物理学家相比，惠勒最突出的是他那些群星灿烂的学生们。《今日物理》做了一个统计，在普林斯顿施教期间，惠勒无论研究生学位，其他学生对他的致谢，还是辅导本科生论文的数目上都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教授。他曾经说过，大学之所以有学生存在，纯粹是为了教授们能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