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的存档

靖国神社对于外国人来说只是个旅游的地方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美国鬼子纪念自己牺牲的先烈们,是用刻名的方式。

 

  据说越战和朝鲜战争都如此,在华盛顿的某处躺这样这样的纪念碑,虽然可以是没多少高度的,不雄伟,但是一定保证找得到牺牲者名字的。

 

  俺们2008年去韩国的时候看了在那次战争中死亡的联合国军士兵的纪念碑,是铜碑,几百年都坏不了。有的名字刻有点高,需仰视才见。

 

  中国的烈士纪念也有立碑立庙的,也有用县的名字或者城市路名来纪念的,比如北京的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每当看到这样的名字,就会让人想起1937年中日卢沟桥战役的惨烈。而左权县也主要是因为左权是在抗日的过程中牺牲的。

 

  除了这些好的做法,我们的很多纪念碑其实篆刻的是一笔糊涂账,一个名字都没有,大约相当于无名英雄墓吧。全代表了,俄罗斯也有这样的墓碑。

 

  日本的靖国神社里面就放了日本历次战争的牺牲者,东条英机这样的二战战犯的牌位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也正是日本人每每向受二战之苦的各国解释的一个角度——他们不是参拜战犯,而是参拜其他各色人等。

 

  对于外国人来说,靖国神社其实只能算得一个旅游景点,虽然在日本人心中很郑重。

 

  日本在类似的纪念性建筑外面,都有大量的“开”字形杆子,有水泥的,也有木头的,纪念明治和他老婆的神宫,就是大木头的,很有些气势。

一个尼加拉瓜女研究生通过应急系列国际会议得到的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我们创办的国际会议系列是有自身特色的,一方面促进了中、日、美、韩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不同研究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而且还有后续更为深度的交流。

 

  实际上,我第一次带学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就是在这个会议系列上(第三届),开始时韩国那边还有点不那么乐意让我带学生过去,因为会议是不需要交会务费的,就算是白吃白喝了。不过双方意见最后还是取得了一致,于是我得以第一次将学生带出了国门。

 

  不说会议本身,其间有个花絮是这样的,去韩国前我一再叮嘱学生,尽量注意不要把带洞的袜子在开会的时间穿上,因为中午或晚上吃韩餐的时候要脱鞋。学生开始还点头,后来就不禁笑道:“陈老师,我从来都没有带洞的袜子。”让俺听后特羞愧,因为至今俺们还是会穿带洞的袜子呢。

 

  不过,尽管我参加了多次这个系列的会议,还把这个会议在2010年带回了中国,当时组织还算得力,好像有14个国家的学者前来,甚至包括了南美和中东的学者(伊朗和伊拉克的学者差点在会场上因为领土的说法吵起来,俺就真要应急管理一把了),但是我自己的研究生却没有什么主动精神,除了似乎多认识了几个外国人,并没有利用好这个会议系列本应给与的更多机会。

 

  而这次来美国参加“危机与应急管理”国际会议,我在刚到会场时就发现了去年在日本见过的一个尼加拉瓜姑娘Cuadra(音读为“苦啊得啦”),很诧异——你怎么也来了?莫非京都大学的教授给出钱了不成?

 

  就多问了一句,结果她说:因为去年在京都大学参加了这个会议系列,就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选择了到美国再读,而所以有这个机会正是通过从美国前往参加会议的几位联系好的,而且在佛罗里达读书时也在她们指导下,这次则作为会议参加者和服务员的双重身份参与本次会议。

 

  我有点“泪奔”了,作为一个还算有点国际视野的老师,我一再告诉自己的学生:不要只把眼光聚集在国内,要充分利用陈老师和陈老师提供的机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年轻时就有机会走遍世界的人,等过了三十岁再出国,就没太大意义了,至少意义不如更年轻时出来读书更好。尤其是,陈老师自己每次出门,都总会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更加觉得不可以继续在神州大地做井底之蛙,每每对自己最后留在国内完成了所有的教育而略觉遗憾。

 

  但是,大家终于还是不愿意出远门了,这和我们1980年代出国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候我们更多的可以认为是没饭吃而不是有追求),同时,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本质文明化起来,而是和西方的距离保留依然如故的模样。那么,继续西行依然是需要的一个过程。

 

  推测一下原因,大概我们总是小富即安、缺乏持续性改进的动力吧,从古代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仅仅满足于吃饱饭,但是糟糕的是,如果没点远大的革命理想,我们就会始终纠缠于“吃饱饭——饿肚子——吃饱饭——饿肚子”的死循环之中,而现在刚好处于“吃饱饭”阶段,甚至还可以施舍给那些美籍华人一些呢(即便知道他们是来骗吃骗喝的,可也算咱们能表现出富裕的样子了不是),于是大家就已经欢天喜地、谢天谢地的,再不做他想了。

 

  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法国,在日本,在韩国,在意大利,在即使是东欧穷国的罗马尼亚,感觉到的文明程度和个人修养都要比我们国家强上不只一个数量级,虽然这么说很多民族主义者又不高兴了,他们会反驳说连洋人都把清华大学排到了前几十位了,GDP我们都第二了,难道我就真的近视或干脆视而不见呢?!可是,我还是想不好意思地坚持说:我们比别人差得依然很远很远。

  

  还记得我的两个研究生有机会去欧洲的那次,回来后她们说:“欧洲去过了,可算以后就不用去了。”我的本意是希望她们在开了眼后,能够理解我们和人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通过自己的深入敌穴体验来验证这种差距、甚至有机会回国通过自己的努力推进一点点的进步以缩小这样的差距。

 

  可是,终于还是“小富即安”了,我在雾里深深地叹息了一下,把失望深藏在KTV吟唱出的雅歌里

 

  在美国遇到的这个尼加拉瓜姑娘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不止她,还有一个再次见到的奥地利小伙子也是如此,他在林肯大学读了硕士,现在则在维也纳大学读博士,而去年我在京都大学见到他时,他正在冈田宪夫教授那里学习。

 

  尼加拉瓜姑娘对于这样的机会把握很好,而据她自己的说法,其实尼加拉瓜各个方面都还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样子,生活很舒适,很多方面很现代,当然,GDP肯定比我们中国差远里去了。不过,她还是觉得做研究需要有更多样化的环境,最后选择了不断地更换国家,以求找到更好的方式。

 

  【多余的话:我之前觉得一个国家的理想和利益之间有很大冲突,比如,美国日本如果希望能够控制中国,就不应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正是这些率先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为孙中山,为更多的中国志士仁人们提供了庇佑和机会。而对于一个先进国家而言,保留一个很弱的能够随时奴役的国家,也许利益是更大的。

 

  但是,还是有国家理想的追求了,就有了诸多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国家间合作案例,而很多本就疲弱的国家间,当没有了什么远大理想,往往就是“一拖一一对黑”的结果了。】

西哈努克:一错50年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西哈努克先生可谓中国政府的老朋友。
 
  看他老人家的简历,发现还为他心目中最最闪亮的伟大领袖写过歌词(曲是谁谱的?),推测他老人家的中文硬是要得。
 
  只是,难道他老人家不知道中国人把他的名字翻译错了吗?难道他老人家不是叫“西哈努”吗?为什么非要把那个多余的“克”音放进来呢?
 
  莫非在得到中国政府的不合适的翻译“赐名”的时候,翻译当时不懂最后那个是不发音的,而直接按照英文的读法给翻译了?而当时的“西哈努”同学看到有天朝赐名,就干脆将错就错地认了下来,并从此感恩戴德地使用了五十年吗?
 
  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和一个柬埔塞来的小伙子聊天,除了洪森(后来他自己改名为云升)之外,肯定还会说到“西哈努”此人,听到这个发音俺开始有点二乎,怎么和我知道的那个著名柬埔塞人的名字如此相似啊,但却又不太一样?最后思前想后才发现原来是咱们中国的翻译给人家另外“赐名”而不自知。
 
  但是,如此一错五十年的情况还真不多,加之“西哈努”同学本人是懂汉语的,所以俺们估计他是乐得接受天朝赐名的,正如当年我们的周边藩属国被赐姓和赐名时的兴奋劲也挺大一样。
 
  当然,隋文帝杨坚在五胡乱华的时候也曾经被宇文氏赐姓为“普六茹”,所以很多历史文献上又有“普六茹坚”的说法,一不小心就会认为是说的俩不同的人呢。
 
  西哈努,在中国虽然有王宫或者单独的行宫,但是真实的存在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关于教授收入调查的结果基本不可信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调查显示高校相同职称收入相差数十倍》(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10/270936.shtm)引来了一堆惊叹。

  其实,教授们收入的基尼系数可怕着呢,同一职称最高和最低之间哪里可能才十几倍的差距呀。

  俺们宁愿相信,稍微有点判断力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调查结果之严重不可信,甚或根本不可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不可以毫厘计,也许用得上“天文”数字呢,嘿嘿。

  调查称;“如果不做分组而直接对个人进行比较,则同一职称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其中,教授2010年的年总收入最低者只有4.95万元,最高者为79.7万元。”

  千人计划已经实施多年,年薪(请注意,这个还不是年收入)一开始定的就是100万元,而且这个是明码标价、全国统一标准的,加之很多大学在实际操作中非但不减,还会加码,所以,据我了解,教授年收入最高者早就超过了200万元(如果再考虑到一些特殊教授,比如拥有几家公司那种,收入数字更是可怕)。而你的调查告诉我“最高者为79.7万元”,而且,调查还包括了7所部属(部属哎,兄弟,北大清华在里面不?)高校,如此结果怎么让人相信。

  这样的调查,如果你没提个体也就糊弄过去了,非要提到个人最高,于是,一个全国科学人民人尽皆知的反例就完全可以证明调查结果的荒谬性,更何况这样的反例绝对不止一个,海了去了。

  此外,调查还说“在承担课题所得收入方面,北京地区高校教授2010年最低者课题费为0元,最高者为56万元。”

  首先,这句话有点不严谨,三句里的第一句是“所得收入”,第二句是“最低者课题费”,俺们理解,是写调研报告的研究生不太懂这个差异何在,后面说的其实是课题费,而不是课题费所得收入,和前面那句不匹配。
  其次,各位同学,这样的数据您信吗?当然,0课题费完全是有可能的,但是调查报告里面最高者的课题费才56万元,这个数字是拿来糊弄鬼呢吧?
 
  你难道不会去财务处找一个北京地区(非部属)教授院长的课题费看一眼嘛!反正俺们知道不少教授院长很轻松地就可以得到500万元以上的课题费数额,而这样的数字在某所北京市属院校都算不上多的,如果和部属的教授院长比(你不妨去问问科学网上的几个大牛千人院长),几百万这样的小数字基本就不好意思跟人提。

  这到底算神马调查呀?!猜测调查者也许是想抚慰一下低收入教授们的心,似乎看上去是好心,可是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吧?!

  【附注:俺们又发现是“问卷调查”和“座谈会调查”,哦,恍然大悟了,大概“被问卷”、“被访谈”的教授、副教授们都是闲得无聊且穷极的那一批吧?!其代表性大有值得怀疑之处。】
 
  【陈氏疑问:再追问一句调查报告的作者们,你们对问卷结果真的信吗?如果真信,请随便问下大学的财务处长,俺怕他们见到这样的结果会笑掉后槽牙。其实,非但知情者,就是很多有点脑子的看客见到如此违背常识的调查结果,也会彻底举手投降!】

应急管理中的关键基础设施保护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我们在研究应急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时,经常会涉及到“城市生命线”这一概念,当然,这是在我们特别关注大规模城市应急时无法避开的,但是,如果不考虑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把这一特有概念中的“城市”这个修饰词去掉,理论上也一样是成立的。而实际上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线”还不多,很多地方连“水管”这一最基本的“生命线”都没有建成,依然依靠水井支撑生活用水的需求。

  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地区而言,生命线其实是繁多的,经学者们的整理发现,可列入城市生命线的有至少12种形式或明或暗的“线”,明线如水管、电线、燃气管线、汽油柴油、有线电视、电话等;暗线则可以是无线通讯线路、食品供应线、煤炭供应线等。

  其实,这些“线”就是关键基础设施中与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部分,加之一些站、馆、所及其附带的设备等,就构成了整个的关键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如果在应急状态下这些设施无法正常运转,则会直接影响到受灾者的生活和工作,甚至生命和财产安全。

  于是,在应急管理和风险控制中,必须率先考虑这些关键设施具备较强鲁棒性的安全运转问题和被破坏后的恢复问题,他们标志着应急能力水平的高低。这是容易理解的,例如,在大规模地震中,如果医院的电源无法保证持续供电,则很可能会给依赖电的病人或需要暖箱的新生婴儿带来致命的危害,也所以,地震后的重中之重是保持电力在医院这样的关键部门的供应。

    

  关键设施的英文可用Critical Infrastructure,但是它事实上并不只是物的设施,还可以包括“关键人”,例如紧急状态下一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一位记者来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德军轰炸伦敦时用以躲避的厚厚的地下掩体参观时,他嘲讽地想到——这应该就是丘吉尔当年在广播里大声号召伦敦市民“勇敢地走到街上、站到房顶上”的具体地点吧。

   

  本期的《应急管理汇刊》是“第五届中韩危机与应急管理双边论坛”中部分论文的汇集,第一篇论文我们选取了韩国忠北国立大学的李在恩教授的《Partnership for Protecting th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Typology, Property, and Programs》,文中详细地对各种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分析。他认为: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四大类十七小类的内容,这四大类是公共设施、公共系统、政府功能和生活保障体系,能够对一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造成巨大的影响,在应急状态下尤其如此。

  而公共设施又可以具体包括:核电、交通设施、水库、能源、大工业中心、政府设施。

  公共系统则包括:财政与银行、电力、通信。

  政府功能的细化分类有:公共健康保障、公共秩序维护、关键资产、重要人物安全保障。

  而最后一部分——生活保障体系——则更加繁杂一些,包括以下四类:商务设施与技术、生命线、危险物资、心理恐慌。

  我想,相对于前面提到的生命线,这是另外一套的分类体系,角度稍有不同,别有意味,也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维度。

  事实上,对于这类分划,还可以基于各种“流”,如物流、人员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这又是另外一个也有一定意义与价值的角度。在企业管理中,常会提到这样的划分方式,而在应急管理中,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也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当然,仅仅分成这四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做更进一步地细分,比如“物流”可以包括救援设备(如挖掘机)、救生药品和医疗器具、避难用具(如帐篷)、生存与生活物品(如水和食物)等。

  在李教授的这篇论文中,有着对于关键基础设施比较宽泛的探讨,也提出了保护这些设施的基本策略,那就是题目中的关键词“Partnership”,由于这些不同类别的关键基础设施在平时运作过程中并不相互统属,可以认为在关系上并不密切,即使其中的一两项之间相关性很强。那么,在大规模突发事件出现后,如何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协调这些设施的保护、恢复和运行,对于应急管理者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论文提出了三个基本的协同策略:开发基于应急运作机构的协同架构,建设以实施为核心的框架,以及应急管理的能力建设。

  但是,论文到这里戛然而止,让我颇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在这里,我愿意多说几句关于不同学科进行同一个主题研究的问题。

  在社会管理的研究中,最先体悟到问题出现或者存在的往往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他们的触角会比较灵敏,当意识到问题出现或存在的状态是,他们一般会在第一时间奋笔疾书,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份报告或著述,告知大家这一问题存在的由来、历史演变、形式、状态、影响等,当然也还会包括其他相似领域或区域是否曾经存在过类似问题,然后会提出一系列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比如要“以人为本”,要“建立机构”、“机构之间要协同”,等等。但是,这样的策略给出后,接下来具体怎么办的问题则往往很难再插上手。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原则性的一些说法,正如美国大选,开始起草美国宪法的人先意识到的就是选举一定要公正公平公开,但是怎么保持“三公”,则需要更多其他背景的学者和科学家来给出具体方案、流程和做法。

  而面对同一主题的研究,理科背景的学者则会侧重于理清问题与解决方案之间的逻辑线路,究竟问题是怎么出现的,什么原因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什么样的环境使得这一问题可以持续存在,丧失了这样的环境是否就能够使问题消弭,等等。而数学家除了考虑逻辑关系外,还会对是否具备唯一性作出论证,或者能够找得到反例。

  到了以技术为研究方向的学者那里,同一主题的研究则成了我们希望的目标实践中能否实现,怎么试验才能够取得我们希望的效果,如果当前的试验无法达到目标,那么,为什么?换个方案是否可行?而具体到应急状态下保护关键人物的问题,“技术人”考虑的可能就是长安街能否在关键时候起降波音747飞机的问题,街面得保证怎样的硬度才能够满足飞机起降的要求,当前街面的硬度是多少?等等。和“人文人”、“科学人”考虑的问题就不是一个路数。

  而以“工程”为研究方向的学者考虑的则是如果要做到技术上的目标,怎么设计施工和工作流程才可以,怎么节约成本效益最大化。

   

  应急管理的研究和应用实践也正是经由这样的一个逻辑逐渐发展起来的,也正是因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特点和擅长点入手,才使得最近几年应急管理的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了。

  本期的汇刊还汇集了关于韩国国际运动会安全措施的文章,以及李教授的弟子就基础设施建设应对新灾害的文章,一篇关于校园暴力的论文,以及手足口病防止的论文,可以说是各具特点,各有贡献,我们都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当然,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人文、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从其他几个学科的学者那里获得营养,丰富自己研究的方式和内容,如此,则是科研的至高境界了。

关于管理机制失效分析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

我们给东南亚某国提供应急救灾食品的时候遇到了尴尬,因为灾民拿到中国来的食品时,一看生产线上打印的日期,却发现是过期的。于是,中国的信用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究竟怎么回事?稍作调查就发现了真相何在。原来,中国的食品包装上打印的那个日期往往是生产日期,而在食品的包装袋上早就标注出来的则会有“保质期:1年”的字样,当然,不同食品保质期不同,这样,就需要大家自行计算失效究竟是哪天。而当我来到欧洲、美国,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看人家食品包装袋上标注时却发现上面的日期全部是请在XXXXX X 日食用的意思,也就是说,最后打印上去的那个日期是到期不能再食用的时间。

中国人太冤枉了,但是这又是我们使用自家的产品标注标准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不按照国家标准做事,做了好事也被抱怨,被冤枉倒是有理由的,不能完全怪对方国家的灾民们。

食品从一开始生产出来的那一天起,每一天的效用都会逐次降低,也就是说,其食品效用完全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递降的函数,越接近失效日期,食品的新鲜程度越差。对于食用者来说,吃得越早就越能最大限度地利用食品的功效。

 

如果我们把食品的过期看做是“失效”的话,怎样想办法防止它的失效呢?事实上,在食品的包装袋上,也会明确地标准清楚保存的方式,当然,这种保存方式是和包装袋上打印出来的过期时间相对应的。如果我们在更加严格的条件下保存,比如无菌、超低温,其实完全可以比规定的过期时间要再延长一些。而如果保存条件还没有达到包装袋上给定的,则过期时间还会提前。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失效与否会部分地取决于外界条件。

食品如此,其他材料也是这样,当你买回某个电子设备时,它会高质量高效能地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状态是一个下滑的曲线,尽管在开始的时候看不出来下降的明显趋势。或者我们用数学语言说,尽管是下降的曲线,但是开始的下降是凸函数,下降的速度很慢;而后来经过一个拐点后,变成一个凹函数,会快速奔着最终完全失效的状态过去。

而还有物质其效用函数则类似于抛物线或正态分布函数,开始是逐渐上升的,然后经过一个极值点,再逐渐下降,汽车从新车状态要经过磨合达到最佳运转状态再逐渐变老就是一个例子。

从古典的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从某种程度上介入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经济学中关于失效以及失效应对的案例。

材料的失效我们很难去防止,尽管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去延缓,而材料失效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桥梁到设计期后失效了我们可以再建,电子设备可以再生产,旧的就当做垃圾处理掉就可以了。但是经济学中的失效则会给公众带来极大的冲击,所以,每每遇到失效,我们只能继续寻找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管理,罗斯福总统用凯恩斯主义拯救了1929年后的美国就是这样。

管理和经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几乎无法相互分开来分析,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的紧密关系。那么,类似于经济机制的失灵,管理机制也一样会存在失效的现象,如果失效了,作为管理者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很难将过去的机制完全扔掉,另起炉灶。只能找到之前机制所以无法再适应当前现状的问题之所在,然后寻找改进、完善、变化之前的管理机制为新的机制,并继续使用。

 

那么,怎么来设计一套管理机制,又如何分析其有效与失效问题呢?有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对管理机制的失效进行准确分析,并给出机制改进、修正、完善与变化的策略与方法呢?

本期刊载的唯一一篇论文就希望能够从根本上说清楚这一问题,论文从机械、电子、生物、经济的失效或失灵现象出发,然后将这一概念引申到管理机制失效中去,并考虑到其间存在的相同与差异,给管理机制失效一个符合实际的定义,刻划其基本特征,探讨管理机制失效的原因、过程、逻辑、后果以及影响,并基于失效物理中的基本分析方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和Failure Mode Effect and Criticality Analysis (FMECA),提出我们认为更适合管理机制失效的分析策略与方法,那就是包括参与人分析(Stakeholder Analysis),规制分析(Regulation Analysis)和关系分析(Relationship Analysis),希望能够从一个全新是的视角对管理机制的失效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并解救那些困扰于管理机制失效的人员于水火之中。

我们在管理机制失效分析的应用战场依然是应急管理,毕竟,应急管理不同与日常管理,现代应急又迥异于传统应急,机制往往在这种新的状态下是失效的,而且由于时间的紧迫性,更需要我们快速提出更好的失效分析方法,将已经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机制一转而成为能够进行高效应急的新机制,它对于机制失效提出的需求更加迫切与紧急,而一旦无法快速转变应急管理机制,则很可能造成雪上加霜的结果。

我经常会举关于排队的例子,大规模的地震之后,排队机制往往是失效的,尤其是面对帐篷、食品这类生存必需品的时候,争抢几乎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人群中都会出现的现象,海地当时就是乱象纷呈,甚至逼得大家动用了所谓“私刑”来维持秩序,所谓“私刑”,就是民间自行组织一个行刑队,对于不按秩序排队者直接殴打(甚至至死)。

而这,必定又是悲剧以上的另外一层悲剧了。

当然,除了应急管理的机制失效问题需要特别地进行探讨外,日常管理中,很多机制也是会日久失效,甚至包括美国宪法这种很原则性的管理机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不断变化,用了很多的修正案来对失效情形进行弥补,更不要说某些本来就试图达到某个短期目的而设置的机制了,在一个简单的目标未达成前可能就需要调整机制,以使其不至很快失效。

我们希望本期汇刊的这篇论文能够成为管理机制失效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加入到管理机制失效的研究中来,为未来公共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公平性作出基础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