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的博客

　　现在，国家也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突发事件和相应的应急管理了。好事！

　　不过，从研究的角度上说，必须先解决农村突发事件分类问题，也就是说，究竟那些才算得农村突发事件？具备哪些和城市突发事件不同的特征？

　　这里，简单地做一分析。

　　一，最好的分类是类别相互间是无交集的，且最好是按照一个原则分下来的，比如性别分男、女等。当然，这个很难，但是值得学者追求。

　　二，如果是和城市突发事件类似，是否需要关注？这个区分究竟在何等程度才算得恰当？

　　先对我所知道的农村突发事件做一简单列举——

　　1，动物疫情。一般地，即便城市会规模化饲养家禽家畜，相对于农村也是高阶无穷小，可以忽略。那么，这可算得一件，我的朋友，华中农业大学的陶建平教授恰好有一部分研究工作放在这一领域。

　　2，农田病虫害。城市里的花园里也有类似问题，但是不影响吃饭穿衣，所以问题不大，而农村的农业病虫害一旦发作，那可了不得，轻则作物减产，重则绝收，农民一年就白忙乎了，严重者还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饥荒。

　　3，家族纠纷、区划矛盾、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社会冲突等群体事件。这在城市里也属于不多见的，当然，利益分配不公城市里是有的，不过，因为城市管理相比农村明显要现代化一点（就是不是强很多），总还是比农村多些解决渠道。而家族内或间的纠纷，农村就非常明显了，区划的改变也多在农村出现，我自己的家乡就在1987年出现过一次跨县的区划，当时打起来的事情也是有的，即使没有暴力冲突。

　　4，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与城市间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交换，交错过度期内出现的诸多问题，会造成农村“包围”城市，或者城市“侵扰”农村的问题。

　　刚写了一篇文章，论及如何设计一个机制使得上班不迟到（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6136）。

　　有朋友在另外一个新语丝博客留言说：如果大家都没迟到的话，30个员工你才设计25个停车位，是不是有问题啊？！

　　妙哉，确实是有问题的。

　　这也就涉及到机制目标的选择，我们一般设计一个机制，都会想到一个通过这个机制而达到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有时候和你所面对的问题相连，有时候则和你开始的初衷相连。

　　我讲的这个笑话其实着意要说明的问题在于现在存在迟到现象，而这一现象还没有严重到要开掉员工的地步。那么，如果转变一种机制，使得大家积极准时上班呢，抑或，这些上班的全是爷，哪个也惹不起，如何设计一种机制，使得这些爷上起班来还算主动呢？

　　将停车位减少到不足员工车数就是一个明显可以立刻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甚至，你原来可能有35个车位，可是你要租出去10个也要这样干。

　　这一措施能否解决上班迟到问题呢？我觉得基本可以，除非有的人依然愿意继续迟到，且迟到他本人一点都不在乎（这样的人还是很罕见的）。毕竟，找一个车位还是相对困难的，尤其对于某些大城市，我一直都听说过这样的笑谈，说某人开车去赴宴，结果直到宴会结束也没有找到停车位，或者找得到停车位，可是还得打车到饭店，还不如不开车呢。这样的现状如果存在，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机制设计策略，使得大家不敢迟到。

　　但是，其他问题必然伴生，如果大家都准时到来，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于是，只保留或租用25个车位的机制设计是不尽完善的。

　　我提出了机制设计所需要的一个有序7元组（主体、客体、介质、关系定义、时间规制、空间规制、能量），在这个有序7元组中，最简单的机制设计其实之需要其中的2元就足够了，那就是主体与客体，主体直接对客体作用，那么一定可以直接达到目标，奴隶社会的机制基本就是如此简单化的。

　　可是，这样做一定不是最好的，于是，可以通过介质，还可以通过改变空间规制，关于25个车位的机制就是通过改变空间规制来解决主体希望客体能够做到而客体现在却无法做到的一个困境。

　　聪明的你一定知道，我们还可以作用于时间规制啊，改变它也应该可以解决上班迟到问题。恭喜你答对了。

　　最好的机制我把它叫做完美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和谐的，员工自己就愿意准时上班，老板愿意给员工提供所需的各种服务，如此等等，一切获得解决。

　　当然，设计出完美机制来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今后还将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世界上是存在完美机制这个东西的，而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冒出另外一个问题。

　　关于机制设计理论，我们有一套完整的东西，而且保证有趣，因为生活和工作、政治与管理中全部存在机制设计这个东西。

　　It is a must for you and for me!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写得非常精彩的一段。

　　可是，我今天重看了《三国》中的那一节，发现诸葛亮似乎没有必要舌战群儒。

　　事实上，他只需要说服孙权一个人就足够了。

　　而说服孙权一个人，只要举一个案例就够了。

　　这个案例就是：刘琮和他的母亲蔡氏夫人（蔡瑁的姐姐）在投降曹操后被封为青州刺史，然后在赴任的路上被曹操部将所杀。

　　这都是在刘琮率荆州部队和百姓投降之后很快就做出来的一件事情，而随后的赤壁之战却是在数月后的战役，刘琮之死肯定已经传遍全世界了，即使当时并没有网络，可是这类惊天的消息却从来不会传得稍慢一点。

　　这样，在孙权那里，肯定已经知道投降的唯一后果，除非他还不会使用基于案例的推理这一技术方法。

　　实际上，大家还知道的是，鲁肃劝说孙权“其他任何人都可以投降，包括我自己，但是主公您不能投降。”这正是出于同一个类型的考虑。

　　《三国演义》里这一点忽略了，我觉得应该改一下前面的内容，将杀刘琮改到赤壁之战之后，就逻辑比较恰当了。

　　有朋友认为其实孙权是用诸葛亮来说服自己的臣下，这些人自己太年轻，压不住；鲁肃们的口才也不足以把他们全放翻。当然，如果真是如此，吴侯必须得靠外来的和尚，我的分析大概也就不对了。

　　以下是那段文字的原文：那本

　　却说蔡瑁、张允归见刘琮，具言：“曹操许保奏将军永镇荆襄。”琮大喜！次日，与母蔡夫人赍捧印缓兵符，亲自渡江拜迎曹操。操抚慰毕，即引随征军将，进屯襄阳城外。蔡瑁、张允令襄阳百姓焚香拜接。曹操俱用好言抚谕。入城至府中坐定，即召蒯越近前，抚慰曰：“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也。”遂封蒯越为江陵太守樊城侯；傅巽、王粲等皆为关内侯；而以刘琮为青州刺史，便教起程。琮闻命大惊，辞曰：“琮不愿为官，愿守父母乡土。”操曰：“青州近帝都，教你随朝为官，免在荆襄被人图害。”琮再三推辞，曹操不准。琮只得与母蔡夫人同赴青州。只有故将王威相随，其余官员俱送至江口而回。操唤于禁嘱咐曰：“你可引轻骑追刘琮母子杀子，以绝后患。”于禁得令，领众赶上，大喝曰：“我奉丞相令，教来杀汝母子！可早纳下首级！”蔡夫人抱刘琮而大哭。于禁喝令军士下手。王威忿怒，奋力相斗，竟被众军所杀。军士杀死刘琮及蔡夫人，于禁回报曹操，操重赏于禁。

　　飞机不幸失事，老总、秘书和另外一个乘客都双手抓住了悬崖上的一棵树。

　　但是树只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

　　老总说：这个大公司离不开我。

　　另外那个乘客问秘书：你们老总说的好不好？

　　秘书：太好了!

　　乘客说：那你还不赶快鼓掌？

　　俺们认为，三言诗比四言诗难写，四言诗比五言诗难写，以此类推，N言诗比N+1言诗难写。

　　不过，这个怕是不能用数学归纳法来推导。

　　三个字的游戏却常见，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说”、“算”、“了”。

　　党：说了算

　　政府：算了说

　　人大：说算了

　　政协：算说了

　　再如另外一个：

　　领导：你对领导有什么意见？

　　部下：不好说。

　　领导：尽管说。

　　部下：不说好！

　　领导：不必顾虑，坦诚说。

　　部下：说不好。

　　还有其他类似三个字的游戏，您知道的话，请务必告诉我——

　　法国是个浪漫的民族，甚至语言都很浪漫。

　　这样的观念我很久之前就有，也不知道从哪些书里面得到的印象。

　　去年在葡萄牙，和实验室的姑娘米切尔聊天，她自己学过很多语言，英文自不必说，她还说西班牙语根本不需要说就会，有点类似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分别是对方的方言的感觉，而她同时也学过法语和德语，而且，是比我地道得多的那种真“学”——谁让这些语言基本都属拉丁语系呢。

　　在和她聊天期间，不知道怎么就说起法语的浪漫来，我问她，法语的“我爱你”怎么说，她轻启朱唇，温柔浪漫地说了一句，我不禁莞尔，因为我自己知道德语的我爱你是“Ich Liebe Dich”，说起来颇需要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的样子，不过没等得我炫耀一下德语，她就自行把这句说了一遍，果然正襟危坐的样子，如我所预料。于是，大家笑笑。

　　这样，法国的文学艺术就理应要比德国的更加让人心动了，而德国虽然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给我的感觉是德国科学家和音乐家理应更多一些。

　　法国天才的作家就很多，且不说我最喜欢的罗曼罗兰，还有那很有争议的大仲马小仲马爷俩，以及巨作传世的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我总觉得在巴黎胡乱拉出一个作家来，都有着一颗对文学艺术敏感的心和天才的组织文字的能力。

　　比如，波德莱尔。

　　他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让我发现人居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认知世界，那么奇妙和不可思议。

　　我不时会引用以下这个小故事中的最后一个结论：给公众的最好是精选的垃圾。

　　八，狗和香水瓶

　　“我美丽的小狗，我的好小狗，我可爱的杜杜，快过来！来闻一闻这极好的香水，这从城里最好的香水店里买来的！”
　　狗来了。这可怜的动物摇着尾巴，大概是和人一样表示微笑吧！它好奇地把湿滑的鼻子放在打开盖的香水瓶口上。它惊恐地向后一跳，并冲着我尖叫着，发出一种责备的声音。
　　“啊！该死的狗！如果我拿给你一包粪便，你会狂喜地去闻它，可能还会把它吞掉。你呀！我的忧郁人生的可鄙的伙伴，你多么象公众啊；对他们，从来不能拿出最美的香水，因为这会激怒他们，而应该拿出精心选择的垃圾。”

　　他《巴黎的忧郁》一书中几乎每一篇小文中都有类似的绝妙的句子，让人或感慨、或莞尔、或沉思。

　　对于该书的第一篇文章——《陌生人》来说，更是让人体会到忧郁的本真含义，那忧郁来自无所依托的漂泊。

——喂！你这位猜不透的人，你说说你最爱谁呢？父亲还是母亲？姐妹还是兄弟？
——哦……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姐妹也没有兄弟。
——那朋友呢？
——这……您说出了一个我至今还一无所知的词儿。
——祖国呢？
——我甚至不知道她坐落在什么方位。
——美呢？
——这我会倾心地爱，美是女神和不朽的……
——金子呢？
——我恨它，就象您恨上帝一样。
——哎呀！你究竟爱什么呀？你这个不同寻常的陌生人！
——我爱云……过往的浮云……那边……那边……美妙的云！

　　因为过段时间要去巴黎开会，想到巴黎，就一下子想到了波尔莱尔这个天才的作家、诗人，想到这本我珍藏了很久的小书，特此写一段展望一下我的巴黎之行。

　　在论述观点之前，还是先把那个老故事讲一下，是我从IBM的郑妙勤女士那里听来的，她也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

　　因为IBM开发的数据库管理系统DBII的9i版本要上市，召开了很多会议，其中一个会议就是把很久很久之前研发DBII甚至最初版本的人全部召回来追忆追忆当年。

　　于是，最初提出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架构的伙计们都回来了，很多人已经在Oracle(甲骨文)等等几个著名的数据库软件产品公司是头号技术骨干了，也有去后来拥有SQL Server的微软的开发人员，大家把酒言欢，谈及当年的辛苦和努力，都说“兄弟，咱不容易啊！”

　　每个人都感慨过之后，有个家伙说话了：“你们说，咱哥儿几个怎么也得算DBII之父了吧？”大家相互看看，都笑言道：是啊，是啊！

　　只有一个那批人中最后留在IBM的人没说话，等大家感慨完了，他说：“你们都算DBII之父，而我，则算DBII之母。”他顿了顿，接着说，“你们哥儿几个，当年是一起提出了DBII的核心架构，可是，一夜情之后，你们全走了啊，只有我留下了，含辛茹苦地怀胎十月，然后又一把屎一把尿地把DBII开发出来，我更不容易。”

　　说完，做老泪纵横状，大家齐声道：“是啊是啊，我们充其量只是算它爹，而你是不折不扣的它妈！兄弟，亏了你啊！”

　　当然，我对这个故事进行了陈氏夸张，不过大意是不差的。

　　这事情让我思想了很久，在科学上，或者在科学领域的很多学科上，提出想法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提出问题有时候则更容易。有些人说：有Idea才是最要紧的，有时候还引用爱因斯坦先生的“想象力比知识更丰富”这句名言为Idea优先来做辩解，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学科方向上，Idea并不重要，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很多Idea，而把这些Idea验证或者实现却是非常困难的。

　　产生想法(Idea)或者提出问题（数学很多方向就是问题驱动的）就可以做“之父”，而实现、验证、证伪这个想法(Idea)或者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才更重要，完成这个任务的人才有资格成为“之母”。

　　在数学界，就有很多问题的提出者很有名，对于中国人来说，哥德巴赫几乎是最有名的，他提出了让陈景润先生解决到1+2程度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他和另外一个也提出著名“费马大定理”问题的费马水平就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费马不仅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他还解决了不少数学问题，而哥德巴赫，对数学的贡献也就仅限于以他命名的那个猜想了。

　　我在报章上似乎读到过神经所的蒲慕明教授的一个论点，那就是他认为神经生物学中，实现的价值远胜于提出一个想法，我当时猜测，也许对于一个资深的研究人员来说，脑子里每天会徘徊很多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哪些有意义哪些基本没有什么意义，自己都可能很难判断，对于一个饱读了该领域文献的研究生来说，也有类似的问题，想法每天象云一样飘来飘去，可是如何证实或证伪这些想法，却是非常艰难的，实验就可能需要做Ｎ多次，而且也不见得能做出结果。

　　科学家，尤其是大科学家的某些偶然说出的话很容易误导大众，象“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象“兴趣引领”之类，让人会把重点放在一个灵机上，而真正的科研，灵机闪现之后，刻苦实现才是更重要的，而后者正是“十月怀胎”的过程加上“一把屎一把尿”的培育，充满了痛苦和烦恼的不断重复。

　　我们有时候会说高斯这样的数学天才是多个学科之父，高斯定理比比皆是，包括数学或者物理中，连数论里的中国剩余定理也原来被称作高斯定理的，后来数学家们想着高斯反正定理已经很多了，不在乎少１０个８个的，中国人又有过这个方面的思考，什么“除百得五便得知”之类的口诀。甚至，搞数学史的人还喜欢讲高斯的很多神奇之处，如：在高斯去世后发现了他的不少手稿，其中的一页他生前觉得意义不大，没好意思拿出去发表，可是那竟然是奠定复变函数论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云云。

　　我倒是宁肯认为在这样的天才表现之后，是高斯的勤奋和对问题的全面把握，然后才能剥茧一般地把最核心的东西用了一页进行表示，也如法国天才数学家伽罗瓦和挪威天才阿贝尔一般，他们最初的想法确实不错，可是，实现它或者完善它的人是同时乃至更加值得尊重的——后者是把前者的一个梦想画出来摆到你面前的科学家。

　　如果你的智力和机会让你能够进行选择，那么，请问你愿意选择当“之母”还是“之父”？

　　这再次让我想起爱伦-坡和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两位侦探小说家来，对于前者的天才，我非常佩服；而对于后者在侦探小说方面的集大成，我佩服之余还会由衷地从心里“爱”。

　　这种情感，也许可以对“之父”和“之母”看法的区别吧。

　　【此外，当“之母”或“之父”都相当困难，也所以，99.9%的科学家只能算作科学家伙，是永远不用企及做“之X”这种微小可能性的，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在本文讨论。】

　　一次杨乐院士在研究生院讲座，有学生问到“您怎么看丘成桐先生的直言和得罪北大？”

　　杨院士回答道（大意）：丘先生从小是神童，少年就成就大业，解决若干数学难题，获得多个著名大奖，科研之路一向顺利，资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也因此他说起话来会少些顾忌。

　　我没有在现场，所以对这个回答只能根据转述来介绍大意，杨乐院士说得比较委婉，不过意思还是清楚的，那就是丘先生讲话不太顾忌情面，而原因其实是他拥有那批评的“底气”。

　　实际上，按照更深的道理来说，不管是不是“牛人”，批评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都具备的，而“牛人”们因为影响力大，批评起来会更为大众关注和接受。但是，但是……要知道，这毕竟是在中国啊，你再牛还能牛得过毛主席去！当年，可是连二号人物刘主席都不敢随便批评呢！

　　丘与北大之争，动静很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先生就亲自站出来接受记者采访，用尽了力气来反驳丘先生，其大意是认为丘先生所以批评北大就是因为北大在数学方面请了田刚而没有请丘成桐。当时的北大数学学院还专门组织一个批丘大会，请了美国大学退休且和丘有些过节的中国籍教授来揭露丘先生的缺点和他认为不好的行为（比如丘曾经大拍导师陈省身的马屁之类），这真让我这般喜欢看热闹的人开了“天”眼了。俺们觉得，作为学生拍拍导师的马屁其实没啥，我们总不能猛批导师吧。甚至，即便你的导师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渣，那也是别人可以随便批，但是作为学生不能跳出来狠批。你可以使劲放大自己导师微小的优点（也就是拍马屁），但是，缺点再大你也不能缩小了来批。

　　当了学生之后，就直接被放入了批评的禁区！不幸的学生们！好在所有人都必然地会当学生，这个规则也就对所有人都相对公平了。而你当学生的历史越长，不能批评的人也就越多。所以，博士在这个问题上是最不幸的，如果您念了俩博士，那就1.2倍的不幸了。

　　闲话少叙。这次，丘先生再出江湖斗志未减，而且依然是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这次他老人家批评的是院士兼职现象（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6/233433.shtm）。

　　其实，关于兼职现象，每个在某些领域有点影响的人都会有这类现象，或名誉教授、或名誉院长、或客座研究员、或兼职教授、或其他头衔，在科学网的这条消息发布之后，有人直愣愣地提到丘先生也有兼职，我看到后笑了笑——知道这确实是有的。

　　不过，这里的“兼职”和丘先生自己那段话语境里的“兼职”意思不太一样。我一直认为，有些兼职是值得鼓励的，比如，一分钱不拿还往里贴钱的兼职，为什么不能有呢？！

　　事实上，丘先生在国内的有些兼职就是自己向里贴钱的。如果我们国家的很多兼职也是完全免费甚至倒贴钱，我觉得非但不应该取消，还应该更加鼓励才是。

　　也就是说，凡事都不可一概而论。我认为，现在丘先生批评的现象其实是“兼多职、不干活、拿多钱、误学生”的情况，而不是兼职本身。

　　而我们中国，为什么弄着弄着就弄成“兼多职、不干活、还拿钱、误学生”了呢？其实，说穿了，大家眼睛里盯的还是那点可见利益。

　　这样的利益包括“项目”、“名号”、“上面的拨款”、甚至“吸引生源”等等，如果我们拉了谁过来兼职，则自然就会收获这些好处之一或之几，然后再把这些好处分一点给来兼职的人，从机构的角度上说总体还是赚钱的，自然也就会更加促进这种局面的形成、稳定与发展。

　　如果在“兼职”时，兼职的人没有任何可见的好处，却只有付出，比如培养学生，比如自掏路费到兼职处来往，等等，那就是真正兼“职”而不是兼“钱”了，这是一个矫枉过正但是却值得推广的“兼职”方式。

　　比如，对于中国科学院的部分科研人员来说，和高校比起来普遍存在“缺学生”的问题，那么，为了能够在团队里聚集更多的学生，即便自己多掏钱也愿意到大学里去做兼职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我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如果哪所大学愿意让我兼职当研究生导师，请不要给我一分钱，也不需要报销我来往的路费，我乐于去兼这个无实际经济利益但是却有更多其他利益的职。

　　至于您说我得了学生也就相当于得了实际利益，也有您老的道理吧，不过作为学生自己，在导师的问题上还是有选择权利的呀——

　　不过，糟糕的是，我除了带出几个学生来，给机构却带不来项目、带不来拨款，所以即便我积极地想免费去兼，人家还不干呢！！

　　带陈热闹去理发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一说理发她就抓紧声称自己好要扎小辫呢。

　　可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终于做到了，那次从口腔医院回来，就奔了理发馆，三个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陪着她去，一看进入理发馆没有哭闹，奶奶先撤了，留下陈热闹的爸爸和妈妈，当然，爸爸就是我。

　　刚好轮到她，就把她搁到了椅子上，也是听话的很，也许是对理发有点好奇的缘故，我后来猜测到。

　　老老实实地理完发回家，一点问题都没出。让我们意外的同时又有些欣喜。

　　一周前，我去理发，那次爸爸妈妈出门看戏，我只好带了陈热闹出门去理，开始一说理发她还以为是给她理，不太乐意。我告诉她是爸爸理发后，她乐颠颠地就跟我去了。

　　我也洗头结束后颇等候了一阵子，和陈热闹玩起了新玩具——一只一按手掌就开始随着音乐摇头晃脑的小狮子。

　　轮到我后，我老老实实地戴上理发布，这次新装修的地方换了新老板，有点手艺生疏，明显感觉得到。刚才听着另外一位理发师牛气冲天地说自己的手艺，我不禁怀疑起来。

　　头发就这样不断地落到了理发布上，陈热闹看到了，觉得需要自己出手了，就直接过来拿手把头发茬子胡噜了下来，可是，一推子过去就又是一把头发茬子，陈热闹就觉得手有点不够用了，就准备围着我转一圈，执行完她的任务。

　　旁边的理发师助理不干了，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呢！这不是耽误理发师工作吗，就轻轻地把她拉回到长凳上，她也还老实，顺从地回去了。

　　理完发，交钱，告诉我说15元，我一惊——原来我理发可是一直都是8元的呀，而且今天这个理发师明显不如原来那个，而似乎这家的头牌理发师还挺牛气，让我纳罕。

　　就嘟囔了一句，牛气的那位听见了，果断地收了10元。

　　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不过，人一般不能就自己的头讨价还价太多——不管咋说，咱还是希望自己的头更值钱的嘛！

　　牵了陈热闹的手回家，她说：都不认识爸爸了！这样的话在我摘掉眼镜的时候她也说过。

　　看来，这次改头换面还是很有效的。

　　越来越让人看不懂的是——政界的各位官员也都有了发表论文的压力。当然，对于官稍微大点的，要写得论文是不需要自己执笔的，顺带也就苦了秘书们。

　　其实，可怜的秘书们也并不拥有写作论文的能力，但是他们有写作能力，知道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基本道理。所以，会抄是没有问题的，很多抄得还挺有水平，一般看不出来。

　　可是，有勤快的秘书（王益不知道算不算），也有懒秘书，碰到后面这等角色，领导就很不幸了，如果哪天领导被人盯上，就好好去埋怨一下自己挑选秘书的眼光吧。

　　因为秘书们写论文也不是正经职业，就想问上一句：这年头，咋论文成了人人必写的一种文体了呢？以前不是得由占人群数十万分之一的学者们来干的事情吗——

　　就想起当年的赛诗会，中国人民被发动的情况很多，看《千里挺进大别山》这样的电视剧，都会发现里面发动的所谓贫雇农，其实里面不少干脆就是天天惹是生非的地痞流氓。可是一旦开始发动，自动出来的基本都是脸皮比较厚的角色，敢说敢干敢为，敢于承担责任，只是这些人的基本素质，也只能很一般了，不过正经人不会一发动就跳出来，又需要有人跳出来，不依赖这些人又能依赖谁呢？！

　　诗，尽管白居易是写完之后会找些老太太来给把把关的，可是，真要当白居易，那还真相当不容易——全中国都没几个达到这个水准的。

　　可是，我们竟然就能够弄出好几十万位诗人来，有些诗人竟然就是不识字的人。这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创举了。

　　写论文也是如此。到了今天，在中国上下，但凡认识几个字的人，都觉得自己应该写几篇论文，且似乎都写得。

　　原来出几个所谓民科，都是科学界群体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现在看来，民科们真是要专业得多了，至少相对于那些论文很多的官员们，他们应该至少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