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客

      良医与良将

       作者：天路客

      中国人大概都听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样的话，但是它的出处就不见得都知道了。这句话的“版权”应该归北宋的范文正公，范仲淹。话是不错，但可惜的是，现在良相已经太少了，更多是是良将。

      记得在某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解放前，上海一“名医”把某闻人的家眷看坏了病，该某人送了该名医一副牌匾，上书“功同良将”几个大字，其意为“善杀人者也”，该名医怯于某闻人的黑帮势力，不得不悬挂于高堂之上，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看来，医生与良相相提并论当为赞美之词，与良将比那就未必了，可能比骂他还要厉害的多了。

      现代中国社会，善杀人的”名医”、“名医院”又何其少呢？不但功同良将，还善于劫财，劫国家劫病人，一个失去监督的群体，一个失去公信力的职业，就像一群饥饿的乞丐,且贪得无厌，与病人抢食吃，一旦堕落如此，那么，人格上就并不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多少了，本质上是一样的，不知是谁更可悲些呢？

天路客

人氣（《綱目》）

【主治】

     下元虛冷，日令童男女，以時隔衣進氣臍中，甚良。凡人身體骨節痺痛，令人更互呵熨，久久經絡通透。又鼻衄金瘡，噓之能令血斷（時珍）。

【發明】

      時珍曰︰醫家所謂元氣相火，仙家所謂元陽真火，一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老人、虛人，與二七以前少陰同寢，借其熏蒸，最為有益。杜甫詩云“暖老須燕玉”，正此意也。但不可行淫，以喪寶促生耳。近時術家，令童女以氣進入鼻竅、臍中、精門，以通三田，謂之接補。此亦小法，不得其道者，反以致疾。按謝承《續漢書云︰太醫史循宿禁中，寒疝病發，求火不得。眾人以口更噓其背，至旦遂愈。劉敬叔《異苑》云︰孫家奚奴治虎傷蛇噬垂死者，以氣禁之，皆安。又葛洪《抱朴子》云︰人在氣中，氣在人中。天地萬物，無不須氣以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然行之有法，從子至巳為生氣之時，從午至亥為死氣之時。常以生氣時，鼻中引氣，入多出少，閉而數之，從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乃微吐之，勿令耳聞。習之既熟，增至千數，此為胎息。或春食東方青氣，夏食南方赤氣，秋食西方白氣，冬食北方黑氣，四季食中央黃氣，亦大有效。

      故善行氣者，可以避飢渴，可以延年命；可以行水上，可以居水中；可以治百病，可以入瘟疫。以氣噓水則水逆流，噓火則火遙滅；噓沸湯則手可探物，噓金瘡則血即自止；噓兵刃則刺不能入，噓箭矢則矢反自射；噓犬則不吠，噓虎野狼則伏退，噓蛇蜂則不動。吳越有禁咒行氣之法，遇有大疫，可與同床，不相傳染。遇有精魅，或聞聲，或現形，擲石放火，以氣禁之，皆自絕。或毒蛇所傷，噓之即愈。若在百裡之外，遙以我手噓咒，男左女右，亦即可安。
夫氣出於無形，用之其效至此，而況絕穀延年乎？時珍按︰此即吾內養浩然靈氣也。符篆家取祖氣即此，但彼徒皆氣餒，庸人依仿，安得驗哉？

                                                     （ 摘自《本草纲目·人部》）

原来《本草纲目》的药物分类符合进化论的观点比林奈的《自然系统》还牛还早

     天路客

                              决定倒退着走路。

                                         ——卢克莱修

    “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肩负时代的使命，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参考了800多部医药著作，对古本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总结。他边采访调查，边搜集标本，边临床实践，经过长期的考查、研究、历时27年，三易其稿，终于在公元1578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中医药科学巨著《本草纲目》。该书共52卷，载药1892种，改绘药图1160幅，附方11096首，新增药物374种，其中既收载了醉鱼草、半边莲、紫花地丁等一些民间药物，又吸收了番木鳖、番红花、曼陀罗等外来药物，大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本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在文前编辑了序例，介绍历代诸家本草，证经史百家书目、七方、十剂、气味阴阳、升降浮沉、引经报使、配伍、禁忌、治法、治则等内容，全面总结了明以前药性理论内容，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其百病主治药，既是临床用药经验介绍，又是药物按功效主治病证分类的楷模。本书按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 2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这种按“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它比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要早170多年。

      “由于本书不仅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的药物学知识，而且还广泛介绍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学科知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自1596年在南京印行后，很快风行全国，十七世纪即流传到国外，先后被译成朝、日、拉丁、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成为不朽的科学巨著，是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的范本，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在世界科技史永放光辉。

   （以上引自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规划教材《中药学》 主编高学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  2002年9月第1版第7页总论部分）

参考阅读：天路客《中医放弃了最后一点道德底线》(XYS20090924)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10/zhongyi2559.txt

       应试教育体制只能塑造畸型人格的国民

       作者：天路客
       
      接《再谈国内医生的公信力》（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medicine/yiyuan445.txt）再说两句，“裸考的越来越少，加分的越来越多，加分状元是货真价实还是山寨版。”（中国青年报《谁是真的“状元”》XYS20090902）
       
      今年的高考经过一番沸沸扬扬后终于尘埃落定，现在有必要检讨总结一番，就从刚刚过去的两则旧闻说起。  

      我不是就事论事不要误会但我确实不同情这两位位同学，一个孩子的父亲是县招办主任母亲也算个小领导，一个孩子的父母也许算农民（他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乡村教师算不算农民我不知道，也算教书育人者吧！）他们干的事情惊人的相似，思维方式惊人的雷同，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被这个社会阉割了的人，什么事情从根子里坏从土壤里坏就没有办法了，不要希冀贫瘠的土地劣质的种子会长出好庄稼，我不太相信这些孩子农村出来的也好城里出来的也好会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假如将来当了所谓的官（这其实正式这些人所孜孜追求的，事实上这些人并不一定喜欢读书，但是没办法）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是清廉的人。

      “父亲（天路客按：其父当地招生办公室主任，其母也算个小领导）的确错了，但这是出于对我的爱，我原谅他。”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其父违规把他的民族成分改为少数民族，以便在高考享受20分优惠，东窗事发后，北大、港大相继弃他而去后如是说。

      这就是所谓高考状元的逻辑。殊不知爱了他自己的儿子就害了别人的儿子，难道这真的是可原谅的？08年北大在重庆招了22个文科，17个人都是运动员或者少数民族加了分的，状元没有加分，本来要落榜的，结果北大增加了名额才录取了的。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古人之言，无耻者富善言者显”，好像是《庄子》里说的吧？看来早就不新鲜。但是我就此事说了些话，就有网友说：“我觉得因父亲惩罚儿子对儿子有点不公平。儿子说这话也没什么错，为父亲的错愿意承担后果。很多家长出于对孩子的爱都会挖空心思。只是这个人权力大了些。要说德育，欠缺的多得是。 ”这话简直是李泽厚所说的“情理结构的二律背反”活脱脱的注脚。但这话我部分表示理解因为我们处的环境已经被阉割了，这环境当然也包括了已经习惯了这环境的人们。

      北京大学接到第二例民族造假重庆考生举报。经查证，这位名叫田中的考生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部，且正是重庆31名民族造假考生之一。北大随后紧急磋商，可能再次宣布弃录该考生。记者也联系重庆有关方面，得到确证：田中确系重庆31名被查出的修改民族成分违规考生之一。此外，记者还了解到，田中出生在乡镇，父亲系巫山县双庙乡的一位乡村教师。

      看看是不是烂在根子里了？乡村教师也不都是高尚令人敬佩的，还有可恨的，他们也在为这个越来越败坏的社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一方面呼吁着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且苦大仇深状一方面自己就不负责任的制造着不公正，起码是想了或者说动了坏心眼儿。切不可，嘴里说一套，做起来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口头对造假深恶痛绝，私底下乐此不疲，为那点所谓好处放弃良心置别人的利益于不顾做损人利己的勾当，这太自私低劣了，就像住在蜗牛角上的那两个国家叫什么来着？哦，触国和蛮国，没什么意思的，长远看来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李仁》） “忠”与“恕”实只“一”道，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若把“忠”与“恕”割裂开来，则“吾道”成为两道矣。在孔子的“一”道中，包含着“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而深刻的意涵，“忠恕之道”讲了不少，到头来既没忠也没恕。

       ”义者，宜也”（《中庸》），便是”适宜”的意思，后来则代指人类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中应当尊循的最高原则和应当追求的最高道德；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这概念出现得很早。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道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对它进行了反复讨论。诸子中，法家提出了”贵利轻义”主张；道家以既超道义有超功利的态度来看待义利；而墨子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而是义利合一，志功双规；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思想。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义利之辩辩了几千年，有用吗？

      讲一个小故事：”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复生？，三年可得二十五牛。？所生者，又复生？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特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明江盈科《雪涛小说》)。

      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有些所谓穷人，穷则穷矣，却并不一定老实。就像一些人骂贪官污吏，岂不知他自己有了机会说不定还不如他们骂的那些人亦未可知，我在这里只是指出，就像有的网友说的，“制度是马桶,谁都可以不屑,却回避制度臭的原因”这些人只是一味骂厕所臭不会去意识臭的原因。

      作为目前唯一有效的考试形式高考，录取学生要看重人品也很要紧，北大就曾经出台了一个政策，不孝敬父母者不予录取（虽然可操作性值得怀疑，但我支持。），虽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但是干的事情性质是一样的，现在的窃钩者也许就是将来的窃国者只是现在还没有机会（阿扁就有了），现在的窃国者们也许曾经就是窃钩者。

      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按照游戏规则办事，都喜欢走偏门，一些人同情他无非是认为他起码也是个状元，而且是个未成年人，但说他不知情父母造假那也他无知了，谁不知道我们从小到大填过多少表格，里面都有民族一栏。收起那点可怜的同情心吧，践踏规则的人就应该收到处罚，现在想想明朝时比现在都民主，相比现在的诸多状元，唐伯虎才是真正名满天下的大才子，涉嫌作弊就被直接打发回了家，主考官罢官，其实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少一个人才不可怕，但决不能破坏提拔人才的途径。
     

       最后，我有个建议，建议多高考分数实行加权计算，对理学农医类考生计算分数时适当提高其理科成绩的权重（weight），对文科考生，适当提高其文史类成绩的权重，免的不同专业的考生所有科目的成绩分支权重都一样，当然，这可能得改变填报志愿的顺序，像以前一样，先填志愿在考试，而不是相反。

      只要不想办法改革，只要现在局面乱下去：贪官会越来越多，医疗环境会越来越乱，教育环境会越来越恶劣，科研环境会越来越糟糕。

     有脑子的自己去思考。

都是小时候买的，只找到了一部分呵呵

《三国演义》、《水浒传》、《兴唐传》、《说唐》、《岳飞传》、《西汉演义》。

中医也做过形态学方面的探索（外一篇：解剖：医学家——尸盗） 

       作者：天路客

       我相信读过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管你们《黄帝内经》读的咋样但都听说过这句话，并且被你们的老师重复的你们的耳朵都起了茧子。没错，这句话就是《黄帝内经》的《灵枢·经水》篇：“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这句话事实上也常被“中医”们用来证明中医也讲解剖也讲究形态学的证据，事实上，整部《黄帝内经》也就这一句话而已，那些非要说“黄帝内经也讲解剖”的说辞只不过属于“鸡三足”“卵有毛”之类的坚白之词罢了。 

    不过说后世中医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探索也非公平。中医史上真正脚踏实地做过一些形态学方面的调查研究的应该算是清朝的王清任。

    但很可惜，受宋明理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孝经》）的顽固影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身体不可轻易损害，当然也不可损害别人，包括已经死亡了的人体，否则就是极大的不尊重，几千年来这可贵难得的探索萌芽被扼杀了，王清任注定是孤家寡人，不受欢迎，更甚至于成为“异类”。

    中医如果按着王清任的路子走下去，或许在解剖学等形态学研究方面会取得相当的成绩。如果更多的人去刨刨坟地，找找被处决的犯人，多检点死人骨头拿回家研究研究，哪怕再多一点人再多杀几只野狗也好，很可惜，整个中医史基本上王清任一人做过这方面的探索而已，但最终还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扼杀了，但最终还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扼杀了，路子断掉了，中医就如此局面了，式微是无可否认的。否则，也许早就融入了现代医学，中国人能够对医学有所发现有所贡献也说不定，而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懂得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对世界医学几无任何贡献。

    《医林改错》（王清任）本身固然有很多错误，有的地方甚至感觉可笑，王的贡献在于区别于传统中医方面另开蹊径，探索了一条路子，做了尝试，这无论如何应该属于方法学方面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比只会钻故纸堆的书斋式“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中医“大儒”们强得多的多。这部两卷本的书王清任撰刊于道光十年(1830)，是他访验脏腑四十二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中医史（仅言其解剖方面的探索）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

    这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十三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论，王清任所改是十分准确的。他发现了颈总动脉、主动脉、腹腔静脉及全身血管之动静脉区分；描述了大网膜、小网膜、胰腺、胰管、胆总管、肝管、会厌及肝、胆、胃、肠、肾、膀胱等的形态和毗邻关系。这些是很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对不少器官的命名和功能解释从现代医学观点看是错误的。例如将主要的动脉称为“气总管”、“气门”，并认为动脉内无血而有气，将主要静脉称为“荣总管”，认为血液及营养等靠它供应全身等等。

　　正是生理功能与解剖的新解释使王清任在活血化瘀理论及临床方面作出新的贡献。本书约有一半以上内容即为此而作。所创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补阳还五汤、少腹逐瘀汤等，分治五十余种瘀症及半身不遂、瘫痿、痹症及难产等，实发前人之未发，且多可在临床收到殊效。中医学活血化瘀理论的建立，本书实有肇化之功。此外，书中一再体现出不遵经、不崇古的革新创造精神。例如：他否定天花病因的“胎毒论”、否定“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之论，认为“抽风不是风”，是因气虚而血瘀。他接受“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新“脑髓说”，并作了自己的发挥。《医林改错》体现了中医学家革新的勇气，其错失之处，也是由于时代局限，不能亲自动手解剖以致未有精细观察和进行实验所致。

解剖：医学家——尸盗
余凤高《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五期

    罗马医生加伦（Galen,129—199）曾写出哲学、数学、文法和法律方面的著述一百二十五卷，医学著作四十三卷，虽然大多已经散失，但如今尚存的医学著作仍有二百五十万字之多。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写过那么多的。人们都对他无比崇敬，喜欢称他克劳狄乌斯·加伦(Claudius Galen )，意思是“英明的加伦”。在加伦之前或从他时起，也还没有一位医生在医学史上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

加伦的解剖学知识表现在他的著作《论人体各部位的用途》(On the Utility of the Parts)和《论解剖程序》（On Anatomical Procedure）中。从这两部著作可以看出，加伦对骨骼、肌肉都作过细致的观察；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没有解剖过人体，他主要是用猴子作外体解剖，用猪作体内解剖，然后把解剖中的发现应用于人体，与人体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一致。可是差不多一千五百年来，生理学界和医学界都把加伦看作是“解剖学之父”，说他的解剖学是一位绝对正确的圣人的完美著作，坚信有他的经典著作在，解剖已经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至于偶尔发现加伦的描述与人体实际有什么不相符，他们相信，那是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在退化，使人体已经起了变化，这完全不是加伦的错。

基督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期望教徒做一个忠于教旨的善人。对基督教来说，地上善人的整个一生，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他们除了最后达到永福的坚贞的德行，尘世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躯体，都不被认为可能有什么价值。而且在基督教看来，灵魂才是将来升到天国之后与神同体的高尚部分，肉体则是尘世的下贱部分，根本不值得思念和注意。因此，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对人体解剖，总的来说是要比以往放松。

活动于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的医学家蒙迪诺(Mondino de Luzzi,1270—1327，)，于一三一五年偶然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做了一次公开的解剖实验，并于次年写出了一部《解剖学》，但到一四七八年才印出，是生理学史和医学史上的第一本解剖学专著。在波洛尼亚任教授的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就比较自觉地追随蒙迪诺，把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解剖学，解剖了数百具人体。此后，从事人体解剖的人渐渐多起来了；而且从十四世纪起，在创建于十一世纪、医学系也已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波洛尼亚大学的公开提倡下，解剖尸体甚至渐渐变成为各所大学的一门课程。但是这样一来，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意大利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1294—1303在位)总觉得解剖人体是一件并不怎么自然的事，因为它违反上帝的意志。于是他在一次训谕中，便以“ecclesia abhorret a sanguina”（“教会怕血”）为由，禁止人体解剖。他声称，任何人胆敢肢解人体，均将被革除教籍。教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教皇的训谕和警告，甚至使蒙迪诺都害怕了，表示他只好放弃研究某些骨骼，“以免罪孽更为深重”。后来虽然在各方的强烈要求下，禁令又有所放松。但尽管如此，解剖尸体仍旧得要非常小心，甚至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借助黑夜在暗地里进行：毕竟是被教会禁止过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常常能够看到一幕幕这样的情景：

在充满神秘气氛，被想象中的魔鬼势力所笼罩的中世纪，在那些建有大学或医学院的城市或市郊的墓地上，经常出现一些神秘的人影。这些人裹一条被单，把身子罩在里面；脸上戴了面具，远远看去，跟幽灵极为相似。他们东窥西视，以防被人发现，偷偷地将刚刚建成的坟墓掘开；或者暗暗潜入墓地附近暂时搁放尸体的小礼拜堂……不要怀疑他们是那些以盗取金银首饰为目的的盗墓者。这些尸盗，是要去盗窃刚刚入埋或者要等到第二天才去埋葬的尸体。他们还在深夜出现在绞刑架前面，去盗窃日里被绞死在架上的罪犯……实际上，这些干出如此可怕行径的“亵渎神圣的人”，都是一些由教授带领而来的大学医学院学生，他们需要尸体来研究人和人的器官，亲身了解人类肌体的构造，检验古罗马医学权威加伦所断言的有关人体结构的正确性。

不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医学生都属“尸盗”，但他们却是力图摆脱愚昧和轻信的科学的信徒，是可尊敬的解剖学家。他们是知识、科学和真理的热烈追求者。因为那个时候，解剖实践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不像今日的医学院，学生一开始就有解剖课。那时的医学生要在读过两年别的课程之后才允许参与解剖，而且规定每人在大学期间只可参加两次男尸解剖和一次女尸解剖；而且每次解剖，同时参加的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人。因此，一个怀有上进心的医学生，只要是有志于将来作一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的，仅仅依靠在校听这么点儿以动物替代人的“解剖知识”，是十分可怜的，他们非得自己另外再作解剖，尽可能多具有一些亲身参与的解剖实践。可是解剖的材料哪儿来呢？偷盗是被禁止的，偷盗尸体也是盗窃。于是，在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那所欧洲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波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于一四零五年独立成立医学系时，医学生们只好向自己推选出来的校长违心地宣誓，他们一定要以“bona fide et sine Fraude”（“真诚而没有欺骗”）的办法来获得用来进行解剖的尸体。当然一边这样宣誓，一边仍然要继续盗尸：谁能说为科学的目的不“真诚”？但是这样为了科学也是一种冒险：不但要冒被当作盗窃犯之险，还得因宗教信仰的关系而经历灵魂的冒险。

类似的盗尸情景，不仅在波洛尼亚，别处也同样发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地的《新闻报》（The News）就曾报导过，说有一个星期里，“有些小镇和小村子举报，地下纳骨所被砸，尸体被窃。有时靠侦探帮助，亲属也能找到尸体，但多数情况下，尸体都藏起来了，没有上手术台，直到搜查过去。”

实际上，除了医生，还有许多大艺术家也在竭力设法通过盗尸来作解剖实验，因为他们懂得，若是对人体的骨骼、肌肉没有切入的了解，便不可能用画笔和花冈石再现真实的人体。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不无骄傲地声言，说他自己曾经解剖过“十具以上人体”：另外，十五世纪最伟大的雕刻家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写实主义创始人多那太罗显然是第一个从事系统解剖学研究的艺术家，安东尼奥·波拉约洛是第一个对人体肌肉公开进行实验研究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还有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丁托列托、提香等，他们的艺术创造，是那么的真实，栩栩如生，无不得益于亲身参加解剖，为了解剖，他们往往亲自去野地里盗尸。所以达·芬奇说，他们这些艺术家和解剖学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有赖于他们的耐心、坚毅，特别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在深夜与可怕的尸体相处的胆识”。人体解剖不但对早期的解剖学，甚至对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以想象，那些为探究人体自身秘密的解剖学家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苦，科学的解剖学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背景下产生出来。在这些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并具有无比勇气的解剖学家中，最需要提出的是安德烈·维萨里。

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生于尼德兰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约翰内斯是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一个妻子玛丽的医生；他的祖父埃伯哈特也是一名宫廷御医，写过一篇评述阿拉伯医学家腊泽斯和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文章；他的父亲安德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药剂师。

能唬人只是一方面，还得看是否有人买账。

——“中医 （空格）治疗爱滋病”

天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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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阅读：方舟子《中医药能治艾滋病吗？》XYS20091211 科学新闻09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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