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客

中医也做过形态学方面的探索（外一篇：解剖：医学家——尸盗） 

   

       作者：天路客

       我相信读过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管你们《黄帝内经》读的咋样但都听说过这句话，并且被你们的老师重复的你们的耳朵都起了茧子。没错，这句话就是《黄帝内经》的《灵枢·经水》篇：“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这句话事实上也常被“中医”们用来证明中医也讲解剖也讲究形态学的证据，事实上，整部《黄帝内经》也就这一句话而已，那些非要说“黄帝内经也讲解剖”的说辞只不过属于“鸡三足”“卵有毛”之类的坚白之词罢了。 

    不过说后世中医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探索也非公平。中医史上真正脚踏实地做过一些形态学方面的调查研究的应该算是清朝的王清任。

 

    但很可惜，受宋明理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孝经》）的顽固影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身体不可轻易损害，当然也不可损害别人，包括已经死亡了的人体，否则就是极大的不尊重，几千年来这可贵难得的探索萌芽被扼杀了，王清任注定是孤家寡人，不受欢迎，更甚至于成为“异类”。

 

    中医如果按着王清任的路子走下去，或许在解剖学等形态学研究方面会取得相当的成绩。如果更多的人去刨刨坟地，找找被处决的犯人，多检点死人骨头拿回家研究研究，哪怕再多一点人再多杀几只野狗也好，很可惜，整个中医史基本上王清任一人做过这方面的探索而已，但最终还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扼杀了，但最终还是被“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扼杀了，路子断掉了，中医就如此局面了，式微是无可否认的。否则，也许早就融入了现代医学，中国人能够对医学有所发现有所贡献也说不定，而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懂得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爬，对世界医学几无任何贡献。

 

    《医林改错》（王清任）本身固然有很多错误，有的地方甚至感觉可笑，王的贡献在于区别于传统中医方面另开蹊径，探索了一条路子，做了尝试，这无论如何应该属于方法学方面的探索，是难能可贵的，比只会钻故纸堆的书斋式“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中医“大儒”们强得多的多。这部两卷本的书王清任撰刊于道光十年(1830)，是他访验脏腑四十二年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中医史（仅言其解剖方面的探索）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

     

    这本书约有三分之一篇幅为解剖学内容，以其亲眼所见，辨认胸腹内脏器官，与古代解剖作比较，画出他自认为是正确的十三幅解剖图以改错。从一般的解剖形态结构及毗邻关系的大体描述论，王清任所改是十分准确的。他发现了颈总动脉、主动脉、腹腔静脉及全身血管之动静脉区分；描述了大网膜、小网膜、胰腺、胰管、胆总管、肝管、会厌及肝、胆、胃、肠、肾、膀胱等的形态和毗邻关系。这些是很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但是，他对不少器官的命名和功能解释从现代医学观点看是错误的。例如将主要的动脉称为“气总管”、“气门”，并认为动脉内无血而有气，将主要静脉称为“荣总管”，认为血液及营养等靠它供应全身等等。

　　正是生理功能与解剖的新解释使王清任在活血化瘀理论及临床方面作出新的贡献。本书约有一半以上内容即为此而作。所创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补阳还五汤、少腹逐瘀汤等，分治五十余种瘀症及半身不遂、瘫痿、痹症及难产等，实发前人之未发，且多可在临床收到殊效。中医学活血化瘀理论的建立，本书实有肇化之功。此外，书中一再体现出不遵经、不崇古的革新创造精神。例如：他否定天花病因的“胎毒论”、否定“胎在子宫、分经轮养”之论，认为“抽风不是风”，是因气虚而血瘀。他接受“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新“脑髓说”，并作了自己的发挥。《医林改错》体现了中医学家革新的勇气，其错失之处，也是由于时代局限，不能亲自动手解剖以致未有精细观察和进行实验所致。

 

 

解剖：医学家——尸盗
余凤高《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五期

    罗马医生加伦（Galen,129—199）曾写出哲学、数学、文法和法律方面的著述一百二十五卷，医学著作四十三卷，虽然大多已经散失，但如今尚存的医学著作仍有二百五十万字之多。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写过那么多的。人们都对他无比崇敬，喜欢称他克劳狄乌斯·加伦(Claudius Galen )，意思是“英明的加伦”。在加伦之前或从他时起，也还没有一位医生在医学史上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

加伦的解剖学知识表现在他的著作《论人体各部位的用途》(On the Utility of the Parts)和《论解剖程序》（On Anatomical Procedure）中。从这两部著作可以看出，加伦对骨骼、肌肉都作过细致的观察；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没有解剖过人体，他主要是用猴子作外体解剖，用猪作体内解剖，然后把解剖中的发现应用于人体，与人体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一致。可是差不多一千五百年来，生理学界和医学界都把加伦看作是“解剖学之父”，说他的解剖学是一位绝对正确的圣人的完美著作，坚信有他的经典著作在，解剖已经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至于偶尔发现加伦的描述与人体实际有什么不相符，他们相信，那是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在退化，使人体已经起了变化，这完全不是加伦的错。

基督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期望教徒做一个忠于教旨的善人。对基督教来说，地上善人的整个一生，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他们除了最后达到永福的坚贞的德行，尘世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躯体，都不被认为可能有什么价值。而且在基督教看来，灵魂才是将来升到天国之后与神同体的高尚部分，肉体则是尘世的下贱部分，根本不值得思念和注意。因此，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对人体解剖，总的来说是要比以往放松。

活动于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的医学家蒙迪诺(Mondino de Luzzi,1270—1327，)，于一三一五年偶然地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做了一次公开的解剖实验，并于次年写出了一部《解剖学》，但到一四七八年才印出，是生理学史和医学史上的第一本解剖学专著。在波洛尼亚任教授的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 da Carpi,1460—1530)就比较自觉地追随蒙迪诺，把很多时间都贡献给了解剖学，解剖了数百具人体。此后，从事人体解剖的人渐渐多起来了；而且从十四世纪起，在创建于十一世纪、医学系也已有一二百年历史的波洛尼亚大学的公开提倡下，解剖尸体甚至渐渐变成为各所大学的一门课程。但是这样一来，问题也跟着出现了。

意大利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eⅧ,1294—1303在位)总觉得解剖人体是一件并不怎么自然的事，因为它违反上帝的意志。于是他在一次训谕中，便以“ecclesia abhorret a sanguina”（“教会怕血”）为由，禁止人体解剖。他声称，任何人胆敢肢解人体，均将被革除教籍。教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教皇的训谕和警告，甚至使蒙迪诺都害怕了，表示他只好放弃研究某些骨骼，“以免罪孽更为深重”。后来虽然在各方的强烈要求下，禁令又有所放松。但尽管如此，解剖尸体仍旧得要非常小心，甚至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借助黑夜在暗地里进行：毕竟是被教会禁止过的事情。于是人们就常常能够看到一幕幕这样的情景：

在充满神秘气氛，被想象中的魔鬼势力所笼罩的中世纪，在那些建有大学或医学院的城市或市郊的墓地上，经常出现一些神秘的人影。这些人裹一条被单，把身子罩在里面；脸上戴了面具，远远看去，跟幽灵极为相似。他们东窥西视，以防被人发现，偷偷地将刚刚建成的坟墓掘开；或者暗暗潜入墓地附近暂时搁放尸体的小礼拜堂……不要怀疑他们是那些以盗取金银首饰为目的的盗墓者。这些尸盗，是要去盗窃刚刚入埋或者要等到第二天才去埋葬的尸体。他们还在深夜出现在绞刑架前面，去盗窃日里被绞死在架上的罪犯……实际上，这些干出如此可怕行径的“亵渎神圣的人”，都是一些由教授带领而来的大学医学院学生，他们需要尸体来研究人和人的器官，亲身了解人类肌体的构造，检验古罗马医学权威加伦所断言的有关人体结构的正确性。

不错，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医学生都属“尸盗”，但他们却是力图摆脱愚昧和轻信的科学的信徒，是可尊敬的解剖学家。他们是知识、科学和真理的热烈追求者。因为那个时候，解剖实践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不像今日的医学院，学生一开始就有解剖课。那时的医学生要在读过两年别的课程之后才允许参与解剖，而且规定每人在大学期间只可参加两次男尸解剖和一次女尸解剖；而且每次解剖，同时参加的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人。因此，一个怀有上进心的医学生，只要是有志于将来作一名好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的，仅仅依靠在校听这么点儿以动物替代人的“解剖知识”，是十分可怜的，他们非得自己另外再作解剖，尽可能多具有一些亲身参与的解剖实践。可是解剖的材料哪儿来呢？偷盗是被禁止的，偷盗尸体也是盗窃。于是，在意大利北部波洛尼亚那所欧洲最古老、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波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于一四零五年独立成立医学系时，医学生们只好向自己推选出来的校长违心地宣誓，他们一定要以“bona fide et sine Fraude”（“真诚而没有欺骗”）的办法来获得用来进行解剖的尸体。当然一边这样宣誓，一边仍然要继续盗尸：谁能说为科学的目的不“真诚”？但是这样为了科学也是一种冒险：不但要冒被当作盗窃犯之险，还得因宗教信仰的关系而经历灵魂的冒险。

类似的盗尸情景，不仅在波洛尼亚，别处也同样发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地的《新闻报》（The News）就曾报导过，说有一个星期里，“有些小镇和小村子举报，地下纳骨所被砸，尸体被窃。有时靠侦探帮助，亲属也能找到尸体，但多数情况下，尸体都藏起来了，没有上手术台，直到搜查过去。”

实际上，除了医生，还有许多大艺术家也在竭力设法通过盗尸来作解剖实验，因为他们懂得，若是对人体的骨骼、肌肉没有切入的了解，便不可能用画笔和花冈石再现真实的人体。文艺复兴时期伟大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曾经不无骄傲地声言，说他自己曾经解剖过“十具以上人体”：另外，十五世纪最伟大的雕刻家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写实主义创始人多那太罗显然是第一个从事系统解剖学研究的艺术家，安东尼奥·波拉约洛是第一个对人体肌肉公开进行实验研究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还有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丁托列托、提香等，他们的艺术创造，是那么的真实，栩栩如生，无不得益于亲身参加解剖，为了解剖，他们往往亲自去野地里盗尸。所以达·芬奇说，他们这些艺术家和解剖学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有赖于他们的耐心、坚毅，特别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在深夜与可怕的尸体相处的胆识”。人体解剖不但对早期的解剖学，甚至对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可以想象，那些为探究人体自身秘密的解剖学家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苦，科学的解剖学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背景下产生出来。在这些不怕艰辛、不辞劳苦并具有无比勇气的解剖学家中，最需要提出的是安德烈·维萨里。

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生于尼德兰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约翰内斯是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女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一个妻子玛丽的医生；他的祖父埃伯哈特也是一名宫廷御医，写过一篇评述阿拉伯医学家腊泽斯和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文章；他的父亲安德烈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药剂师。

此文于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7:49 am发表于“中医批判”分类下。您可以通过RSS 2.0 feed来跟踪此文的所有评论。您可以留言，或者从您自己的网站track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