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现象的重新审视
余诞年
1. “余云岫现象”是医学科学的学术之争
自余云岫发表《灵枢商兑》(1917)以来,中西医学术之争已历时八十余年,但这场争论并没有导致在相关学术领域中,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思维,尊重科学以及讲求科学道德的预期结果。在科技迅速发展的现代,该领域一些明确的科学问题,至今结论依然模棱两可,而通过传媒和广告,宣称治愈绝症“超”国际水平之类的宣传,却屡见不鲜,成了我国医药业界特有的现象。余氏发表《商兑》一书之目的,在余云岫《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1928)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从实事求是方面揭示其学说之错误、方法之伪诈”，批判所指是“旧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批判的内容是针对的 “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之妄”,从首开争论的目的和内容来看,显然是一场学术争论。正常情况下,学术之争应该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进行的公平竞争,但在这场争论中,历史却没有按照学术争论正常的途径发展,其中科学的内容被不断地淡化,而与医学科学学术上正确与错误无关的人文内容,却被无限地强化,特别是以“反中医”作为政治划界,最后完全取代了科学的内容,从学术争论蜕变为阶级斗争,并得以纳入当时的社会潮流,对余云岫的片面评价,则藉以长期延续于一言堂式的舆论之中。然而即使如此,至今无人敢于正面承认这场争论就是阶级斗争,仍然不得不用“学术之争”掩饰其偷换争论内涵的实质,这样看来,至少从表面上,争论双方都认为或“承认”是一场学术之争,而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也早就应恢复其学术之争的原貌,这是当前对这场争论的性质,首先应该在认识上和态度上拨乱反正的。
既然是学术争论,那么在2000年所谓“余云岫现象”又被人重新提出时,提出者大可不必如临大敌,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如果真理的确是在你手中,又何惧“余云岫们”的出现呢?再则,既然是学术争论,那么所谓“余云岫现象”仍然是这场中西医之争的延续,是医学科学界对本学科内容,对本学科领域内自然现象规律性的认识的一场正确与谬误之争,而不是以人文学科领域的是非为主的争论。综观争论的历史至少说明,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如何端正学术争论中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用科学的方法、以科学的根据进行论证,讲求科学精神,端正学术争论中之科学道德和风尚,如今依然是把握这场学术争论正确发展必须注意的问题。
2. 中西医之争是自然科学学术之争还是人文科学学术之争
医学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对自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认识的组成部分。鉴于自然规律并无中西差别,因此作为对自然规律客观解释的自然科学理论,同样不存在中西之分,自然科学学术理论之争中只有真理与谬误,先进与落后之分。除了理论之外,中西医的区别在于医疗方法和医疗技术的不同,其中包括用药的方法与技术。而方法和技术可以源自科学理论的指导,也可以得自经验的总结,但基于经验积累形成的方法和技术,与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科学技术不同。前者即使行之有效,甚至精湛奇巧,但没有正确的原理作基础,并不意味着必然形成能正确诠释自然规律的理论。例如,中国两千年来的农业生产活动,累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大量精巧细致的农业技术,但并不代表我国产生了先进的农业科学理论。科技史上,我们的祖先在四大发明以及冶金、纺织、建筑甚至计算等技术领域都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辉煌创造,但千余年来却没有能在罗盘和熏香炉的制造技术基础上发展成现代意义的罗盘仪,也没有在微雕技术基础上发展出精密加工技术，更没有在一度领先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产生先进的现代工程技术科学理论,在此,实践与理论之间脱离的原因,在于缺乏客观理性的科学思维,缺乏技术原理的科学分析。
然而长期以来中西医之争的论点，则集中在理论体系的分歧上,特别是积极反对余云岫观点的一些雄辩之士,极力想论证中医理论是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体系,而且宣称余云岫的观点因“反中医”,先从政治上划界定性其学术观点是“反动的”(令人想起当时反对基因学说的伪科学学派的类似逻辑),似乎余云岫的一切就都可以被否定了。相比之下,中西医在方法和技术上的分歧则成为次要的争论问题,甚至不惜贬低和忽视余云岫一再呼吁并身体力行的,中药药理和毒理学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将其贬之为“废医存药”,一并列入批判内容之中。既然把争论焦点放在理论体系之争上,那么两个理论体系之间究竟存在哪些本质区别呢?
西医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数、理、化、生等一系列现代基础学科理论之上的现代应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认为人体病理、生理的变化和其它生命现象都统一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下,物质的结构与功能是直接相关联的,任何生命现象或运动都是具体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或制约形式,也都有其具体的体现方式,都是物质的,可以探知、可以测量的,也是可以用现代数、理、化等学科中所发现的普遍规律来分析和诠释的,认为自然是无限的,而人类认识则有局限性,学术上是不保守的,提倡理论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这个知识体系,具有一系列严格含义的科学概念,它是一种任何人都可以掌握和理解的知识体系,是便于普及并形成先进生产力的知识体系。这个医学理论体系至少是人类目前技术发展水平上对人体病理、生理等生命现象所达到的最为客观正确的认识,其原理和法则是来自长期的科学实践,是经过严格的实验验证后得以确立的。其理论体系具有科学的严肃性,对未知现象的原因,不容盲目臆断,对未经验证的科学推论,也不容成为公认的科学理论,在技术上更不允许妄言“包治百病”。
中医的理论体系则认为人体病理、生理的变化和其它生命现象,是一种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规律为核心运行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存在“藏府”和“经脉”等结构,任何病理现象都是这个整体中的阴阳或五行生克关系失调所致,如今则解释成一种整体平衡关系的失调,但对整体内具体结构及其功能的描述则是抽象而模糊的。这个体系中理论的来源是我国古代医学典籍,无论是阴阳、五行还是藏府、经脉,其原理和法则之所以之得以成立,是来源于只要识“理”即可掌握万物之奥秘的观念,奉典籍为天经地义,认“圣贤之言”是理论之最高终结,不容反对、不容质疑、不可变更也毋需验证,后生晚辈只有揣摩、理解的份,否则就有“数祖忘典”之嫌。因此理论也就沿着对“先贤哲言”无穷地注疏和考证中发展了下来,长期来既没有出现过尝试对有关理论试验验证的意图,也没有提出过证实其存在的实验验证依据,有的根本无法验证。由于认为其知识体系“玄妙无穷”是深奥莫测的,有些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非常人所能掌握,传授也只能以师徒甚至以父子方式秘传,无法普及,甚至有人对目前中医院校的教学模式也仍有异议。而方法和技术的改进之源,也长期停留在经验积累的水平上,就非“祖传验方”和“秘方”莫属了,经验的总结也只能局限于表面直观的感性阶段,对深层次内在联系的探讨,却不再是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诠释,“病理”成为对症状表征分类的符号,以古代哲理代替了科学,允许臆断、引伸,却不容试验验证,结果在各自经验的基础上,对“理”的引申和理解不同,对同一病理现象产生不同的解释,形成不同派别,又不以试验验证,各说各的理,形不成统一的结论,在方法和技术上则各怀秘笈互不相通,实际上也反映了其理论内在的不确定性和方法的不规范性,对于作为一个已具有上千年发展历史的理论体系,这又意味着什么。
可见两种理论体系在对待如何认识和解释自然规律方面,在治学方法和途径以至思维逻辑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西医的理论体系着眼于解释、探索具体可捉摸的人体和生命的自然规律,遵循的方法和逻辑是,科学实验的方法和以科学实证为依据的唯物辨证逻辑,遵循的判断准则是以自然辩证法为基础的认识论和科学是非观的准则。中医的理论体系则停留在长期的经验积累,着眼于解释和考证“先贤”、“古人”对自然、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识和观点,治学的方法是注释和考证,指导分析思辩的逻辑则基本是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辩证逻辑,并用以作为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遵循的是,我国历代人文科学的治学方法,因循古人的推理和思维逻辑,并以此来总结经验和处理自然科学的理论问题,用古代哲学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而这个古代哲学体系却是以唯心的宇宙观为特征的。后者无论从理论体系的形式还是治学的方法论而言,都找不到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与其说它是自然科学,还不如认为它是人文科学或者是对自然现象的人文解释更合适一些。那么中西医之争之实质,究竟应该归属于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学术之争呢?目的在于发展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呢?这也是这场争论中,必须拨乱反正,并予以澄清的前提。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中医理论虽可以作为历史上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种观点,以文化遗产形式保存下来,但并非就可以肯定它是于中医的医疗经验和技术特别是运用中草药的经验技术之中潜存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结晶,中医技术的保存与现存中医理论的保存,是两种不同含义上的保存。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人类可以通过思维归纳产生不同的理性认识,但只可能有一种理性认识的结论是符合或最接近于客观规律的,中医医疗技术的有效性是长期经验累积的结果,并非是其理论的“科学性”所致,实践检验的是真理,但对实践经验的附会却可导致谬误,二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象雷电可以伤人毁物,是长期经验的事实,但在空气放电现象发现之前,相传千年“天谴神怒”的解释则未必正确;化学反应的存在,并不意味“炼丹术”的理念得以成立。这个体系因其理念之落后,导致其在应对传染病、自然灾害与现代战争所引发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大规模外伤性救治方面内容的贫乏,赶不上现代社会发展的节奏。再则自然科学不是人类社会属性的产物,本无“阶级”或“民族”之类的社会属性,以人文科学的理由,论证自然科学的正误问题,是一种错位现象,人文科学中论证的理由即使再充分,放到自然科学中也未必恰当,特别是举人文的理由反证某种学说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的做法,显然是无力的,爱因斯坦并不是凭藉批判牛顿的“第一推动力”来确立其相对论科学地位的。尤其是学术争论中,一些伪假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观点,往往以宗教习惯或篡改命题手法出现,藉宗教习惯或人文、政治的是非观取代自然科学是非观,而混淆视听,利用人们在老习惯、老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模糊认识,导向错误结论,这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已不是个别现象,如今也依然存在。中医这份民族遗产是否必须以承认其目前状态的理论是“科学理论”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科学理论”为前提,才是保存的唯一途径?
3. 关于整体论和还原论,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中医理论的辩护者往往指出,中医理论以其整体观而优于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也有人企图以此进一步来论证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科学理论中的整体论和还原论之争。自然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客观解释,是人类对客观现实认识的形式,而认识过程有分析有综合,总结归纳的角度或重点不同就有“整体”与“还原”之别,实际上二者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一般而言人类大致先从整体对事物有个认识,然后再识别其细部,再在细部综合的基础上对事物整体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人类的认识就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认识过程的如此往复,人类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化。例如对二项分布概率的认识过程中,杨辉三角可以说只是对其一种特例的规律性现象的认识,无论在认识深度还是应用范围都有其局限性,只有应用因式分解方法以二项式形式展开以后才涉及其本质,知识才可能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同样生物的遗传性,人们从“泛生论”上升到颗粒遗传说就是认识上的一次从整体到部分的突破,从而为正确地认识遗传规律奠定了基础,从基因连锁到基因组概念的形成,则是由分析到综合的一次认识上的提升,从基因到DNA信息单位,是又一次由整体到部分的飞跃,由基因序列分析到基因组序列分析和后基因组研究,则又是一次由分析到综合的深入认识过程。可见在认识过程中,分析与综合二者相辅相成是互为基础的,整体论过度强调综合而贬低了分析的必要性,而还原论只重分析则有见木不见林之嫌,任何单方面强调一种的说法都是片面的,也都可能阻碍认识的发展和深入。每个学科在不同的认识发展阶段对分析或综合有不同的要求,而且整体观也还有原始的整体观和现代的整体观之分,所以整体观未必是“科学性”或“先进性”的标志,企图以“整体观”论证学说的“科学性”,只是一种盲目自尊自欺欺人的做法,在论证中这种论据是无说服力的。
科学并无东西方之分,但文化则是社会的附属物,具有地域或民族的属性,中医理论具有浓厚的人文文化的特征,在科学技术被视为“雕虫小技”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人文文化的形态,是中医理论得以登“大雅之堂”,而取得优于其它技术科学发展条件的原因之一,同时它也因此而受到理学、玄学更严重的污染,甚至相互融合成密不可分的程度,成了中医医治经验的最高理论归纳形式,而处于其理论的核心部位,陷入以唯心宇宙观的哲理归纳总结经验,并用以解释自然的泥潭。这正是这个理论体系与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直接抵触的根本原因,也是余云岫对它进行批判的根本原因。理学的观点认为世界万物只能由“理”派生,所以只要识“理”,善辩能证,即使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即可穷研造物之奥妙,以“理”解释自然,而根本无须实验验证,这也是中医理论在治学方向上与现代自然科学治学方向的根本分歧。欲宏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瑰宝,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必须分清精华与糟粕,不能以“宏扬民族文化”之名,宣扬或维护唯心哲理或者伪假科学之类的历史糟粕,这是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学者所必须自律的。在文化领域的范围内,中西文化并非不能交融,在戏曲、绘画、音乐的领域内,大师们都已作出了出色的范例,而且也并没有出现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西医之争中那种一方剑拔弩张而无所不用其极的状态,再说科学真理是靠实验证据来论证的,真理只能越辩越明,自信真理在手又何须剑拔弩张?争论中声嘶力竭的一方,往往使人想起一则俄罗斯著名的谚语而疑其心虚理亏,争论双方谁更期望剑拔弩张呢?
也有人把中西医之争放在我国近代史中的中西文化之争的背景中来论是非,这显然是一种概念上的错位,医学科学理论之争首先应辨其科学之是非,而不是人文之是非,并非科学的社会实践没有社会或文化的影响,也不是不能讨论,而是在论是非时孰主孰次应该分明,中西医学术争论的中心,究竟以余云岫的“废止旧医案”一时一事为主?还是以中医理论及其哲学理念的科学性为主?是首先应该明确的,回避或摈弃科学内容不谈,而只论人文观点的是非高低,是一种片面的观察方法,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争论双方又是谁更倾向主张这样的论述方法和结论呢?
4. 余云岫对中医的批判体现了五四时期科学启蒙与封建愚昧之争
余云岫出生在中国受尽列强欺凌的时代,切身感受到旧中国落后挨打的严酷现实,他在南浔浔溪公学(校长为杜亚泉,名誉校长为蔡元培)求学和后来出国留日期间,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又结识了章太炎,当时中西双方国力的反差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构成了他科学救国的信念,他在留日学习期间中断学业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救护工作之举,学习科目由习体育健身救国到习医科学救国道路的转变,都说明这一点,他的爱国情节是贯穿始终的,他学成回国后,目睹的却是一个军阀混战的落后局面,他的救国之心无从施展,当时正处于“五四”前夕,科学救国的思潮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在后来1938年他给章太炎夫人的“六十感怀”组诗中有明显的表述:
其一：鹏图夭阏渺南溟
荏苒光阴薄暮龄
济世功名空拟相
藏山著述未传经
愁时命酒心先醉
感旧兴悲涕欲零
莫道如虹气千丈
镜中双鬓已星星。
其二：访道名山十二年
思量烧炼学神仙
已寻幽洞安丹鼎
未坐明堂著赭鞭
岂为通玄无骨相
只缘市药少金钱
南华注就须眉改
垂见空文只自怜。
余云岫自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曾为我国早期的科学教育事业,为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特别是当代医学科学知识的传播,做过大量的工作。早在他留日期间就曾编写了《普通物理讲义》和《物理学教科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留日回国后于1917年出版《灵枢商兑》,向中医理论经典提出了质疑,由此揭开了20世纪前叶,中西医学术论争的序幕,其核心是质疑中医理论体系中的非科学内容；191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又先后编写了《内科全书》、《外科疗法》、《饮食防毒法》、《传染病》、《传染病全书》、《微生物》及《药理学》等科学著作,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他不仅是我国科学启蒙时期医学科学的早期传播者,也是我国早期向社会呼吁重视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宣传者（《社会医报》七十二期,1929年）和将自己遗体供病理解剖的提倡者。如今,对当时中西医之争全貌以及其中被隐匿的科学争论的内容究竟如何?已经很少有人清楚了,因为余云岫批判中医理论的真实面貌被掩盖得太久了,多数人只知有“反中医”的余云岫,而不知有用医学科学知识批判中医理论的余云岫。被中医极力反对的《灵枢商兑》,除了批判中医理论不科学之处以外,本身就是一册当时为数不多的,普及医学科学、讲解医学科学道理的作品。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是从当时自然科学认识水平的基础上,对中医学说的理论中不科学和唯心的部分,进行的批判,内容主要集中在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和气运、六气、脉学等说。一面阐明科学道理,一面批判中医理论的不科学之处,例如余云岫曾在《温热发挥》(《社会医报》第二期,1928)一文中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学识”体系缺乏微生物学知识,所以“不能知热性传染病之各有病原细菌,其知识中所有之物,不过自然界之变化而已,故遂妄意推测,以为疾病之原,皆由风、寒、暑、湿、燥、火,六气而来,…”。又说“…由今言之,所谓伤寒,所谓温热者,无他,皆今日之急性之热性病也,急性之热性病,皆有细菌为之祟…”,并指出即使在中医文献中,对于“冬月受病,春夏始发”的说法,前人也早就批驳过,指出“…吴说(注:指吴又可之说)则独有真理,不可灭也,要其能知伏气温热之绝无其事,则皆卓识也,…”,而且根据亲身经历的事实说“余鬻医沪上十有余年,凡遇旧医方案定为温邪者,取其血验之,多是肠窒扶斯,不但此也,肺炎,流行性感冒等病,旧医方案皆指为温,…故仲景之所谓伤寒,传染病也,后贤之所谓温热,亦传染病也,非细菌之毒为之祟,安得有发热久而且甚,…”。1928年余云岫在《社会医报》第18期上所发表的《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中指出“…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为医学革命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余云岫从科学立场上抨击中医理论中的玄理,当然只能按照自然科学的判断原则,以维护科学的尊严为重,这在学术争论中本来是正常的,如果这样的批评和质疑就是所谓的“反中医”,那么余云岫观点的反对者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当年“五四”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都是反封建陈腐观念的主题,一个是针对当时落后的生产力,一个是针对当时腐朽的生产关系。余云岫曾对当时复古保守派看待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态度进行过抨击,“…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必株守诞妄不根之玄学,时代落伍之国粹而后快,铁路可废也,不妨驽马十驾,军舰宜禁也,何如舳舻千里,…八股、策论、诗赋、歌词,可以得英才,而算数理化为奇伎淫巧之学矣,不识天文,不明地理,不知气象,略识之无,即可高言气化,穷研造物之奥妙,而科学实验,以真本事,实力量从事者,为画蛇添足之举矣,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足以尽病情、瀹药理,而解剖、生理、病理、药物诸学,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学医矣(二语见世补斋医书)…”(《社会医报》五十八期,1929),这是“五四”前后与科学对垒的腐儒理念的典型写照。由于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轻视甚至歧视科学,难怪到了1900年(庚子),鉴于对人体解剖知识的无知,清廷大臣居然还愚蠢到相信洋人不能屈膝,提出用绊倒之法即可抵抗八国联军的谬见,这是不信科学、落后必招挨打极为形象的例子。余云岫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学医归来的余云岫,对十余年前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犹新,面对仍然贫穷落后的旧社会,莫非让他对社会上仍然存在的,诸如医者缺乏解剖知识之类对科学之无知的愚昧落后现象,继续保持容忍沉默的态度,不加抨击甚至“相与为谋”,才是某些人所认为的“民族气节”而非“洋奴”的作为吗?批判余云岫者到底要伸张的是什么精神呢?事实上,当时不仅是余云岫,而且严复、傅斯年、胡适、梁漱溟、周作人、鲁迅、丁文江、郭沫若等学者也都对中医进行过批判,余云岫则是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思潮的代表而已,在人文学领域内,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个时期则更为明显和尖锐,作为包容如此多玄学内容并“人文化”的中医理论,无人批判倒是怪事。
5. 如何正确评价学术争论中的余云岫
对余云岫错位批判的原因,关键在于对余云岫的评价应该放在什么背景上进行,余云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社会学家,他是从科学家的角度提出他的见解,其中包括他对当时社会改革措施的见解。所以对余云岫观点的评价,首先应该放在评价其观点科学性的角度,置他于科学史中中来评价他的科学活动,而不是以政治家或社会学家的标准,置他于文化史中来衡量他。可是奇怪的是,在相当长时期的评论历史中,在医学史论述余云岫的部分,对他的评论并不涉及有关的科学内容,至今对他八十余年前提出的质疑,均未正面回答,对他首创用中药研制发明国产药物的科学实践和中西药合并处方的科学创举,却只字不提,对他第一个向国际医学科学界宣布肯定祖国医学成就的论述,视而不见,对他最先呼吁重视公共卫生、重视环境污染以及提倡遗体解剖等科学灼见,也讳莫如深。相反却充斥了政治和人文的内容,不象是科学史,却更象社会或人文史。即便是政治和人文的内容,也仍然是在他一生的史实中,对他大量正面史实避而不谈,一味只强调他的“反中医”,甚至夸张地认为他的见解的影响面,竟跨越了相反的两个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时代。认为中医之所以不能发展追根寻源都可归结为余云岫,从第三国际到国民党,从孔老二到刘少奇,都成了余云岫“废止旧医案”的“支持者”,不管涂抹在余云岫身上的是什么“色彩”,但肯定都属当时当政者的“反色”,这一点却是惊人的一致,目的也都一致是用以作为“反衬”。如果一个学者的观点,在八十余年的历史时期内“独领风骚”,能成为某个学派发展的主要阻力,其影响之远,竟可超出了近、现代史的一些政治伟人,岂非奇事！决定事物发展的主因是内因还是外因?这种自我辩白之辞是否有点“捉襟见肘”？以考证擅长的学派,不知从何处“考证”出余云岫会有那么多相对立的“社会背景”?难道撰史也允许臆断、附会而无须验证?在这些人笔下的余云岫,犹如人们观察日食,在挡去了强光(史实)以后,还要用一片深色的镜片方能面对。对一个人的学术评价中,竟需要如此多的政治帽子,涂抹了如此斑斓的政治色彩,令人称奇!如此随心所欲编造历史也不怕给子孙后代增添麻烦?至此即使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的客观唯物精神也已荡然无存,批判者的兴趣到底在分析批判余云岫的观点上?还是在诋毁余云岫的人格和名誉上呢?
按政治家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学者显然是不适宜的,凭政治或人文科学的理由来判断自然科学观点的正误也是不正确的,在自然规律尚未揭示之前,即使从经验的角度而言屡试不爽,但对于未经证实的知识领域,宣称某种假设为“科学理论”,仍然是极不严肃的。余云岫对中医典籍的研究并非浅尝辄止,仅根据他遗嘱于1954年捐献给当时中央研究院中医研究所的藏书数量就可说明问题,其中中医中药古籍共520种3416册,遗作手稿《国产药物文献》214册,加上其他古籍文献总计1519种9216册。而且他阅读过的这些文献,都进行过圈点和眉批,可见他阅读之广泛细致,为避免计量标准方面的误用,他在研究中甚至对历代度量衡都作过考究,在他的藏书目录中就有《权衡度量实验考》等书,可见他对中医理论和技术的考证是严肃认真的,是从科学严肃性的角度来对待的。奇怪的是长期来反对余云岫的文章中对这一重要史实,却无丝毫着墨之处,素来精于考证的撰史或评述者,半个世纪来竟留下了如此大的历史事实的盲区,是由于疏忽?还是规避?这种研究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允许吗?更不要说对已知史实的隐瞒和歪曲了。看来反对余云岫者长期来对他的描述,竟是一种肤浅的管窥式印象,不仅背离了一向自夸的“整体观”准则,而且远不如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研究和了解那么深入,那么有分析、有根据。相比之下哪一种结论更具有科学严谨性和客观性呢?长期来反对余云岫者在学术争论中所遵循的逻辑是,竭力论证他在历次政治时期都归属于反当局或“反动”之列,“政治立场”错了,所以学术上也就是错误的了,且不谈这种“结论”有无根据,从学术批判的角度,却从未论证过他的观点存在哪些科学性的错误,错在哪里?也从来没有举出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试验数据,证明被他所批判的理论的正确性。值得指出的是,恰巧是在对余云岫“反中医”的政治性批判的庇护下,掩盖了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批判的内容,完全回避和堵截了人们对其理论科学性的质疑。反余云岫者不能容忍他对中医理论中玄学和唯心内容揭露的历史,却可以容忍不久前借助中医理论行使的“神功”“元气”之类伪诈医术宣传的事实,而且无独有偶,诸如“柳树接骨”、“经络解剖结构”等现代神话,也曾很被一些人宣扬过。这岂不是余云岫的“反中医言论”——“碰着有‘幸中偶合’的例子,就夸张起来以为这是旧医学说的辉煌成果,来欺惑大众,…”——之再现?这种宣扬伪假科学的行径,至今也还没见到有人进行过认真的反省和谴责。通过责人和责己的对比,也大致可以反映出反余云岫者所持观点的“客观性”和一些人的学术道德风尚。
余云岫作为一个爱国学者,对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所进行的研究,得出他自己独立的判断和结论,是正常现象,是学者的自由。在他的研究结果中,并没有忽视民族遗产中所潜在的价值。早在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中就已呼吁重视中药的研究:“……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而且1925年他第一个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指出唐代的《崔氏别录》已发现瘰疬与肺痨同源,比法国的Laennec的发现早1200年,震惊了与会学者。他又撰文批评日本的长井氏虽发现麻黄素,但因忽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竟不知其治喘功能,致使其治喘功能的重新发现被推迟了三十余年。1928年他还曾指出“今旧医之欲保存国粹,恢张本有医学,其志非不可嘉,惜乎知识幼稚,方法错误,…我国医学有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有上工大师所经验之成绩,则金银也,又有巫祝玄学所臆造之虚谈,有末学浅识所穿凿之理论,则沙石也…盖我国医学虽为纯粹之经验学术,然历年已久,更事已多,其中观察颇有精到之处…”。可见他绝非如一些人所极力曲解的,犹如洪水猛兽那样可怕,他不仅从独特的角度呼吁社会重视中医药的研究和应用,极力主张用国产药物代替舶来品,而且他本人就是中西药合用的先驱者和实践者,他不仅首创发明了完全用中药制成的“余氏止痛消炎膏”等西药剂型的中成药,而且他还是当时唯一能在处方中使用中药的西医,“处方”意味着医生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余云岫有能力在处方中加用中药,只能说明他对中药药理的掌握程度,这也是当时他人所不能及的。无论从他的“言”还是“行”来判断,无须提及他在各历史时代政治上所表现的民族气节,仅这些学术领域内的事例,对他的“民族虚无主义”观,似也大可商榷。
余云岫对中医的批判出于爱国,出于振兴中华之大义,并无一私之心,他的批判只对事只对观点从不攻讦个人,在与云铁樵笔战之时,曾致信云铁樵以庄子的“运斤成风”作比喻,表明在争论中自己所持的磊落态度和胸怀,又如当时与他对立论争之陆某,诊治某患痢老人不愈,转至余云岫处后治愈,患者怪罪陆,他则看了陆之处方,向患者解释,陆某处方按中医理论没错,是旧医无特效药之故(《柬陆某》,《新医与社会》一七八期,1931),并无落井下石之举。50多年前余云岫顾全大局,勇于公开声明放弃自己的主张,也显示了他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直至身后留下遗嘱将他收藏丰富的中医古籍献给中央研究院中医研究所,这一切说明他对中医的研究的态度是真诚的,坦荡的,余云岫到死还不忘用自己多年积累的收藏资助新中国中医的研究,足见其赤忱之心。回顾一下他死后一年,批余云岫的第一篇檄文(《中华医史杂志》1955(3):161-163),文章一开始就把余云岫定性为“小集团的领导人物”,这就是所谓“学术争论”的开场白,后面还加上“余云岫所称的科学是魏尔啸氏的,以细胞病理学立论的伪科学,站在机械唯物论的谬误基础上的…”,这种论调与当时国外的一个伪科学学派的论调如出一辙,此文自诩为“辨证唯物主义”,却通篇未涉“阴阳、五行”一丝一毫。仅此即可看出,作者并非着眼学术,连一点科学观念的影子都没有,而是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的命题取代了争论中自然科学的内容,从政治上诋毁对方,把科学争论的焦点转移到科学以外的领域,混淆是非,掩盖其在争论中反科学、反学术民主的行径,也反映了作俑者惟恐真诚地开展学术争论的心态。令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以维护东方文明“道统”、传承民族文化“精髓”为己任的争论一方,对余云岫赤忱之心的回报。一言一行、一正一反的对比,仁乎？义乎?读者自可得出结论,可惜至今没有见到在此领域内有承认甚至正面面对这种错误的气量和卓识者。在这样的“学术争论”氛围下,只能形成与真理和实情差距相当大的偏见,既无助于学术的进展及探讨,也无助于学术争论正气的树立。
6. 中西医之争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氛围
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真理的探求之路是坎坷的,也是严肃的,余云岫对中医理论的批判是严肃认真的,是建立在他博览中医典籍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他对中医药理及中草药的应用的了解也是娴熟的,这在他于医疗实践中能运用中药可以证明,他同时精通中西医理论的学识高度至今无人超越,同时他的实践也至少证明了,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指导下,中药同样可以治病救人。仿且,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被奉为典籍的《黄帝内经》,也只是中华民族中汉民族的医学文献,而藏医、蒙医、维医、苗医等各民族医学,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承的医理和药理,也同样具有治病救人的功效,可见《内经》亦非普天下公认的“医理”,不过只是一家之言而已,不是不可以质疑的“圣经”。昔日藏医尚且能吸纳尼泊尔和伊朗的医学文化形成目前的藏医体系,中医何以就如此容不得西方文明?中医实践的有效性,是来自其理论?还是来自其经验?自批余云岫后,始终无人提出质疑和进行研究,多年来是个讨论的禁区。但无论如何,争论一方是以其实践的“有效性”来论证其理论的正确性的,但作为实践的“效果”,往往仅是以其社会性调查的统计结果和数据来证明的,而不是以通过严密的试验设计所得到的科学实验数据的统计结果,这类数据充其量只能用以证明是否确实有效,却无法针对性地证实某个原理或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种观念是一种对“实践检验真理”认识的误区,科学真理是要严格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科学实践来检验证实的,自然科学十分重视对理论的检验,是自然科学长期发展过程中确立的原则,也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得以发展到目前状态的根本原因,适用于整个自然科学所有学科,是所有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学术讨论所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则,对医学科学理论的检验和讨论同样不能例外,特别是在药理或毒理方面的检验更为谨慎。在科学领域内,猜想就是猜想,在未经证明前是不能成为“定律”或“定理”的,对科学理论的检验是科学精神的体现,是科学的严肃性所决定的,也是科学发展所必需的,这种规则视科学试验的客观结论为唯一的权威性结论,不受学术权威意见的左右,更无“先贤”掣肘,既不妨碍新理论的提出,也不排斥旧理论的扩展,是一种鼓励科学向未知领域探索和拓展的竞争规则,甚至是允许以科学事实向权威挑战的规则,这是科学发展史上,数百年来证明行之有效,并因之证明了大量客观真理的规则,也是导致生产力得以日新月异的规则。唐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既然自信是真理,又为之无所不用其极地辩解了数十年之久,作为中医理论依据的原理,是猜想还是定律?何以迟迟不用此法“决狐疑”呢?
学术争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学术争论是学者之间摆科学事实、讲科学道理的交锋,是学术思想与观点的交锋,所以学术争论双方必须尊重对方,才有可能开展平等的论争,对学术观点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对人的无端诋毁,也不是政治斗争可以替代的。作为学术争论,应该要有论也要有争,这是常识也是认识过程之必然,然而虽称为“争论”,实质不成其为争论的一家“独论”局面,是学术争论中的怪现象,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根本毋需争论的“作秀”,另一种则是惟恐争论的一家之言。学术争论中这种“独论”的局面,特别是惟恐争论的一家之言,所恐者是真相,常常需要倚仗某种社会势力得以维持,而且与伪假科学并存,在进化论之争中惟恐争论的一方仰仗的是宗教习惯势力,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遗传学之争,伪科学一方倚仗的则是哲学口号和政治迫害,更不必说哥白尼和布鲁诺等人的遭遇。这种局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结果都证明是反科学的。其另一个特点是争论双方在人格和社会角色上是不平等的,双方的发言权是不同的,甚至一方是被剥夺发言权的,显然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学术争论的氛围,这种情况下是“辩”不出真理的。历史事实说明,余云岫的观点和实践有许多先进和正确之处,对余云岫历史的评价只夸大其错误而掩盖其先进和正确的一面,只谈人文内容而回避科学内容,一味为崇尚古人之哲理而否定今人之创造,这种偏见且不说贻误后人,本身就属不登 “大雅”之列。可以说否定和曲解余云岫的观点,只能为中医理论搏得一时的同情,却无助于为中医理论赢取所期盼的科学地位,不同的行为方式反映了对科学、对学术争论所持的不同心态,但历史经验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此路不通”。
要创造适宜的学术争论氛围,至少应该恢复到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所达到的和谐状态,首先应该对过去多年形成的不平等争论的局面进行拨乱反正的清理,作为争论双方应该充分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社会名誉,首先就是要还余云岫以真实的历史原貌,表明诚意。解铃尚需系铃人,余云岫的历史并无政治劣迹,“反动派”、“洋奴”之类的称谓从何而来?对他至少要有明确公正的结论和共识,以清理历史的错误,防止谬种流传,死灰复燃。
如何在学术争论中树立正常风尚,涉及参与学者的学识和道德水平以及争论所处的学术风气与社会风尚的氛围,应坚持争论双方平等的原则,相互从人格上尊重对方,只有这种情况下,使学者能自由地阐述他的观点,相互之间以理服人,服从真理,才能有可能出现创新的学术思想。这种以集体讨论和自由探索相结合基础上的研究风格,是物理学家玻尔所倡导的学术风尚,称为哥本哈根精神,面对丰富的民族遗产,我们中西医学术之争的雄辩家是否可以试一试借用这种风尚来探求真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