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而平和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因为提出相对论而大出其名，但同时也因此增添了许多烦恼。相对论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其中狭义相对论先被提出，主要用来解释高速运动（接近光速）时物质的运动现象。因为接近光速的运动超出了人类的日常经验，所以狭义相对论本身及其预言的一些现象（如接近光速时物体变重，时间变慢和尺子变短）令人匪夷所思。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好奇和追星，以及一有机会就向老爱掷去问题。爱因斯坦当然无法用那些常人几乎无法穿透的数学语言来向粉丝们解释相对论。据传说，为了应付这些无法应付的众多粉丝，他祭出了这个著名的比喻：“把你的手放到热火炉上烤一分钟，那感觉就像一小时；和一位养眼的美女共度一小时，那感觉就像一分钟。这，就是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比喻当然离狭义相对论甚远，因为狭义相对论预言的现象是客观的，而火炉美女的相对时间感觉是主观的。但爱因斯坦比喻的后一半，也即美女的那一半，却道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的心理——美好的感觉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短暂的。

短暂到什么程度？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都知道，短暂到“快”乐的程度。我们的老祖宗没有用“慢”乐描述这种感觉，是很有“科学”根据的——至少符合爱因斯坦的通俗版火炉美女狭义相对论。

其实，快乐里的“快”字，与“乐”字是并列且同义的，并不是用来修饰“乐”的。汉代的权威字典《说文解字》这样解道，“快，喜也”。在古语里，“快”字也往往以“喜”的意思单独出现，如“文信侯去而不快。”（《战国策·秦策》）、“心不快。”（《史记·魏公子列传》）、“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堂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金圣叹）、“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郭沫若）。

今天，我们单独用“快”字时，往往指的是短暂或高速的意思。比如，一个80后美女向男友发出“快！”的指令时，肯定不是“喜”的意思，而是“马上给我买个巨无霸或新奥尔良烤翅套餐来！否则……”、“马上来接我！否则……”之类。古时，“快”除了高兴欢喜的意思，也有急速的意思，如“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晋书·王湛传》）、“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古乐府《折杨柳歌辞》）晚明时的字书《正字通》里也载有“俗谓急速曰快。”

到底是高兴时感觉时间短造成急速的错觉，还是急速能带来愉悦的感觉，这是个蛋和鸡的问题。不论如何，“快乐”和“飞快”就这样连在了一起。

快乐是种很切实的的感觉。人类为了获得快乐，也将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饮食男女带来的快乐是漫长的进化过程烙印到基因中的对生存和繁殖本能的奖赏的话，那么饮酒、吸烟、嗑毒、赌博、看好莱坞动作大片、蹦极、冲浪、高山速降滑雪、高空跳伞等活动，就是在纯粹追求各种快乐的刺激——那一股股某些特定的化学分子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冲击波。

没错，还原到自然科学层面，快乐就是发生在生物体内的一系列物理化学过程。

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激励系统。我们感受到的所有快乐，都从这里来。激励系统主要由在大脑中央的腹侧被盖区、稍靠外靠前的伏隔核和掌管理性的前额叶皮层组成，工作机理大致如下：食或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视、味、嗅、听、触觉被激发，产生的神经信号传送到大脑皮层，皮层经过处理（比如向大脑海马区处搜寻记忆）发现这是好东西，于是发信号给腹侧被盖区；腹侧被盖区收到信号后，开始合成多巴胺——所谓的“快乐分子”，并将多巴胺经过神经突触释放给伏隔核和前额叶皮质；伏隔核接到多巴胺后，开始调动人体运动功能，为进食或性行为做准备（比如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呼吸变快）；前额叶皮质接到多巴胺后，则行动起来，令食色当前的这架生存机器集中注意力，心无旁骛地完成这些对生命至关重要的任务。

当大脑里多巴胺浓度升高、在激励通道里肆意游走时，人就有了所谓“快乐”的感觉。

除了食色，其它一些对生命延续至关重要的活动，也在激励系统里注了册，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纽带的建立与维系、游戏与学习、友谊与合作、（对男人而言）杀伐及其现代的表现形式——运动。养过或正在养狗的朋友，对这些活动以及它们能够带来的快乐，应该不陌生。狗儿进食时的激动，欢迎主人以及和主人玩耍的兴奋，出去遛弯时的迫不及待……这一切，大多都是多巴胺在作怪。

本来，以多巴胺及建立在其上的大脑激励系统为主要物质基础的快乐，是自然进化出来为了提高生命生存和繁殖成功率的手段，不是目的。但自然这个盲目的钟表匠没有料到，在聪明的人类面前，手段也可以成为目的。我们对人类用避孕措施将生育与性快乐分开这个伟大成就并不陌生。在寻求纯快感的道路上，我们人类已经比无生育的性快乐走得更远——除了武侠、言情，我们还有众多绑架了多巴胺激励系统的毒品。可能不为一般人所能接受的是，酒精也是一种毒品——醉酒后那踉跄的步伐、模糊的意识和泛红的脸膛，就是不同程度酒精中毒的症状。酒精能使大脑中的多巴胺浓度升高。烟草中的尼古丁也是如此。可卡因、安非他命、海洛因、吗啡、大麻……这些我们并不陌生但每次听到都会心惊的毒品，或者冒充多巴胺欺骗大脑，或者促进多巴胺的非正常过量分泌，在给服用者带来暂短欣快（当然，在适量控制时可以有医疗效果）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的苦难——以快乐的名义。

让我们回到正当的快乐上来吧。自然选择出来的生命机制用快乐引导着我们完成生物体的使命。如果以前我们还得用一些超验的哲学来笼罩我们追求快乐的天性，在自然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可以把对快乐的追求踏实地建立在我们的生物本性上了。

借此机会，就快乐这个话题，我想向启蒙运动的一位先辈表达一下我的敬意。这位先辈，就是效用主义的创始人、英国的边沁。在他那个时代，关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知识远远没有今天这样系统与细致入微，但这并不妨碍启蒙运动先贤们把理性的触手向包括人性在内的四面八方延展。1789年，41岁的边沁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在其中，他毫无保留地以启蒙运动精神写道：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它们是痛苦和快乐。它们两个完全充分地指明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必须做什么……效用原理认可这一点，并把它当成整个效用原理体系的基石；效用原理的目标，是用理性和法律的双手托起快乐的经纬。”

没有满足于泛泛的定性描述，边沁祭起分析的法宝，把任何一项活动的快乐因素用数学公式作了定量的评估。他的快乐评估体系中有七个指标：

1. 强度
2. 长度——持久性
3. 确定性——概率
4. 疏近性——获得的难易程度，唾手可得还是水月镜花
5.
可放大性——是否像原子弹核裂变的链式反应，或是滚雪球，越滚越大
6. 纯度——会不会有毒副作用，引起痛苦
7. 范围——此快乐因素影响多少人

边沁认为，人们应该把这种评估方法应用在生活中任何一件快乐的事情上。他把这个理论体系称作“快乐微积分”，并认为这种数学练习应该成为人们的本能。

今天，我们可以继承并发展边沁的思想，把快乐还原到分子水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