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怎么面对这些现象：中科院院士、卫生部部长为明显是伪科学的中医张目；中科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成了东方神秘主义的信徒和鼓吹者；我们周围那么多吃科学饭的教授研究员无怨无悔条件反射般地从思想到行动支持着中医。在国外，拿了自然科学博士的华人却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和轮子功学员的，不胜枚举。

在精神病中，有一类病，叫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具体例子如自以为是大富豪的乞丐，或是以为自己是老鼠的鸭子（参见动画《老鼠和猫》，也称《汤姆和杰瑞》）。

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人类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是要将其关到精神病院的。许多有轻微症状的，如有双重人格者或是岳不群，仍可参与正常人类社会活动，甚至在某些神奇的国度里兴旺发达。

广而化之，所谓分裂症，就是把本不相容的东西硬放在一处，并有本事让它们和谐相处。

能把科学和中医、藏传佛教、易经、基督教、轮子功等不相容的世界观放在一个脑壳内，并没有因此而进精神病院的，我们可称之为世界观分裂症患者。

世界观分裂症患者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群体中，比例较少，在精英团体如院士或诺贝尔奖得主中更是凤毛麟角。这是有统计数字为证的。

在神奇的中华大地，恐怕在科学家群落中，世界观分裂症患者不在少数，而且分裂得如卫生部长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那般理直气壮，因为背后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等道德及政治力量在撑腰。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科学家中的世界观分裂现象？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和治疗世界观分裂症呢？

中国科学家世界观分裂症的诱因，大致有二。一是中国文化先天理性不足，二是世界性的现代科学体制的缺陷。中国文化先天理性不足、科学精神缺失的问题，已有方家展开论述过了。我在这里主要想讲讲世界性的现代科学体制的缺陷。

现代科学体制培养和鼓励的是领域专家，说得俗气点，就是科学匠人，而不是视界广阔、知识渊博的能将不同领域融会贯通的科学通才。每一个博士生很快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需要啃许多艰深的专著，阅读大量的领域文献，然后马上发一把枪，被派往科研前线的一个小弹坑里作战。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教授或研究员们，迫于基金申请和“不发表，便灭亡”的压力，也只能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一个窄窄的胡同里，无暇跳到空中，俯瞰一下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壮丽的全景和自己领域在其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与其它领域的联系。一个不在某个狭窄领域不停发表科研论文的或是已经靠以前的工作确立了自己学术地位的人，即便对整个科学体系有宏观战略的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也不会被科学共同体承认为自己的一员，给他一顶其实并不很荣耀的“科学家”的帽子。

科研体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也是出于实用和无奈。科学知识体系发展至今日，已经到了浩淼的程度，而且每日都在增大着自己的疆域，没有一个人能在有生之年掌握全局。科学研究的专业化，是不得已的办法。但这科研体制的结果，便是培养了一大批视野狭窄、世界观不完整不自洽、出了自己专业领域便与无科学知识的大众无二的科学专家。

现行科研体制加上中国文化非理性的惰性，一起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从上到下非常普遍的世界观分裂症。

如何去预防和治疗这世界观分裂症呢？

改变中国文化和世界科研体制，有点“蚍蜉撼树谈何易”，恐怕是基本不可完成的任务。

我们还是试试更可行可操作的吧，比如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良成分（如中医、儒学、玄学）的批判，以及——科普。

科普有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二是科学世界观及科学精神的普及。

具体科学知识的普及，比如把生物、物理、计算机等领域的新进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属于局部知识的更新或填空，比较容易得到受众的认可，但对世界观分裂症预防治疗效果有限。

科学世界观及科学精神的普及，属于战略性的甚至颠覆性的，难度要大些，但对世界观分裂症预防治疗效果更好些。这方面，欧美的一些资深科学家们做的很好，比如美国的卡尔·萨根、爱德华·威尔逊，以及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已逝的卡尔·萨根在普及宇宙学和天文学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爱德华·威尔逊在融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整合人类知识体系方面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理查德·道金斯在普及进化论和倡导无神论上无人能出其右。

什么时候，世界观分裂症患者不再被选入中国科学院，科普的任务才能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