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之隐匿

　　1

　　新茶近些日下来了，几位亲友给我送了一些来，有土生土长的“太湖翠竹”、“苦艾”、“茉莉花茶”之类，也有引种进来的“碧螺春”之类。他们原本知我“书写”之中喜欢嗜烟，见我收入寒酸，原本送我一些香烟，去年我戒烟后便改送茶叶了（当然，之前有时也是送茶叶的）。
　　锡城的茶虽然清香爽口，但对我而言都淡了些，便喜欢到超市里买密封的存年绿茶，泡时加上诸如红枣、枸杞、冰糖、桂圆等物，一天一杯，也乃乐事一桩。实际上，我这种吃（不说喝）茶方式与青海的盖碗茶相差不多——只是伏茶换成存年绿茶而已。可见，一些习惯是想改也一时半会难以改变的。
　　我蛮喜欢名不见经传的“苦艾茶”，那丝丝的苦涩是品尝不尽的，特别是在无所事事时坐在躺椅上品之更是犹如怀上天海之情。三、四年前转赠京城的一位老师两盒“苦艾”，想他会喜欢，不料后来问之却得到“我一般只喝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之语。可见，喜好更是不能强加于人的。

　　2

　　除了味浓之外，我还喜欢泡开后叶大的茶。这是我当年跑野外时烙下的习惯——在旷原上看着那大大的绿叶，会增添不少力气。那时在外喝茶都是用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泡之，那种直经稍小、个子稍高的瓶子，所以是可以看得见在水中悠悠的绿叶儿的。如今不一样了，人人在外都是高档保温杯，甚至有的还号称是用太空材料做的呢，已基本不大可能产生望绿即春的感觉。
　　有一些人喜欢嚼茶叶儿，并且咽进肚里，我有时也嚼茶叶儿，但不会咽下去。
　　人都知喝茶后睡上不容易入睡，为改掉失眠的毛病，我从去年六月始喝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那么，要喝什么呢？

　　3

　　最惬意的品茶自然是二十多年前在西宁的西门尕公园“刮茶”。每到七、八、九月份，约一两知已，半躺在椅子里悠悠然也。记得最多的是与十年前退休后去成都定居的作家建国兄一起在尕公园的茶园里神侃。他比我大不少，俩人恰好观念互补，往往侃得是精彩纷呈。那时候的盖碗茶可是地道，不像如今管子一插让你吸茶。
　　最难忘的是在大特区，俩位全国十佳模特请我到当时海口最高档的茶吧喝茶，好像三杯茶最后的价格是好几百元。那茶也说不上好到那里去，只是那“公主”、“少爷”们的服务让你完全感到你就是世上大爷。
　　在西宁独身一人过日子，闲时自然常往茶艺里跑。长江路上的“欧典”、北门坡上的“名人”、西门的“建银”是我常出入的地方。久而久之，等人谈事、约人一块到哪去办事，总喜欢约到茶艺里。有一次，电话里想约一位文友去城南找一位文坛前辈，我在新宁花园附近的一个茶吧里等，她却跑到康乐的泰宁花园去了，想想，是习惯性思维在做怪——因我原来的正式单位在康乐附近，她还以为我住在那附近呢。那天，我在那茶艺里买了两次单。

　　4

　　在大特区闯荡的那些岁月里，有那么几个月与一家高中档的潮州菜馆的老板相熟，除在他那开过几次编前会外（每周一次的编前会分别在餐厅、歌舞厅、茶厅里开，而且都比较有知名度，这样不仅审定了下周报纸的主要内容，而且大家也相聚了一场。报社给提供场地的单位的回报一般是一篇配图片的小文章），有事没事还常去他办公室闲坐。记的他办公室里有一套高档茶具，每每他会用它泡茶给我喝。那是典型的广东人的喝茶风俗，茶叶放的很多，第一泡是烫茶具的，倒掉不喝。那茶杯很小，一口一干，像喝酒。最早时心想广东人咋如此浪费茶呢，后来渐渐入乡随俗，就习以为常了。
　　与茶相关的记忆犹新的事还有一件，那是1999年夏季的某一天，无锡八佰伴促销部部长带我和他下面的一位科长去了太湖之畔的一家高级酒店会见商户（当时我做为无锡一家著名广告公司驻八佰伴的负责人专责为八佰伴提供“外力”支持），餐前在茶厅品茗，是地地道道的日式茶道，既端庄又姣丽的茶娘来自日本静冈，所泡之茶亦谓之“静冈茶”，其一招一式甚是“迷尔”，据称其茶是日本三大茶之一。先嗅后品，“和、敬、清、寂”章章精彩，那香味至今难忘。

　　5

　　宁夏诗人杨梓是我欣赏的一位西部诗人，其“西夏”主题诗歌创作深具价值。我2007年从西宁专程去银川看他，遇上该埠举办“诗歌节”，并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记的开幕当晚大家去了活动出资者之一开办的一家茶楼，楼上楼下蛮有艺术性地摆放着各式茶叶，诸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冻顶乌龙等应有尽有，细观之其以云南普洱为主。据说那茶楼的老板也曾是“诗人”，故为活动出了点资。那次心想即来茶楼，普洱、龙井、毛峰、祁红喝不上，一般的绿茶、花茶之类总是有得喝的，然非也，“老板”硬是没有上一杯茶，而是张罗着写大字的桌子，让与会者留下墨宝！商人就是商人！
　　我交往的文朋诗友大都“无产”，但我前往会之他们又大都慷慨招待。说件近期与茶有关的事吧：去年初春，我进京路过涿州，诗人、《中煤地质报》总编辑助理兼新闻部主任鲁晓华在饭馆从傍晚直等到深夜十多点钟，不仅带着美酒，而且还带着好茶！喝着那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你知道吗？做为性情中人，我一直记着何时以什么方式致谢呢。

　　6

　　西宁的茶艺（茶楼、茶厅、茶吧）这些年可用多如牛毛来加以形容，但说白，它们中大多数是用来“赌”的，纯正的品茗之处还真是不多。与“欧典”是一个老板的“名人”在北门坡上，与“沙力海”是邻居，故我在它那休闲的时候比较多。或许是它空间比较小的缘故吧，去它那“赌”的人不多，而以恋人、商谈、旧聚等为主。特别是下午，它的客人更是不多。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它那坐在靠街的最里的小桌子上要杯“碧螺春”，或翻阅书刊，或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发发短信。去的多了，那的服务员已经知道给我倒茶的时候是先倒半杯开水，过三分钟后再来为我放入“定量”中大约一半的茶叶，我喝掉半杯后她会给我添水，然后再放入一点茶叶，如此三、四次地进行完得一个小时左右吧，“定量”的茶叶都泡过了，我也该起身了。当然，随便说一句，那些地方的“碧螺春”之类往往是隔年的便宜货（普洱茶等别论），产地也很野。
　　在做“商务”的那些岁月里，在茶吧、咖啡馆、语茶店和高级宾馆的餐桌上我要的最多的红茶，国内的主要是“滇红”，国外的是“立顿红茶”。我喜欢它那种浓郁的香味，浓烈的颜色，以及可自理调节的蜂蜜的甜味。当然，我还看中它是没有茶末的……干净，而不用提防什么。
　　其实，人生如茶，许多的人生不就泡在许多的茶中吗！

(因是临屏写作，且未精校，文中如有错误请予理解)

　　　　　　　　　　17

　　说到诗的教化，你不认为中国近当代的诗史便是教化的历史吗？汉语新诗无疑从一开始便承载着难以承载的教化的功能——请注意，其它民族的诗歌史自然也承载着教化的功能，但对近当代磨难重重的中华民族而言，这种功能格外深重。远的不说，举个发生在解放后的1967年9月至1969年10月间的广东阳春的事例吧：据《阳春县志》记载，在所谓的清剿“四类分子”运动中，全县20个公社304大队中有264个大队发生了“乱杀”事件，非正常死亡达2600多人……当我从广东著名诗人陈计会的诗作中读到这样的史实时，我除了感激诗人的责任与良心外，竟不能别无它说。
　　我们能够指望什么，对于我们的诗歌！
　　对于诗歌，我们能够指望我们什么！
　　在互助的佑宁寺，在民和的马场垣，在湟源的扎藏寺，等等，在这些曾经激烈的战场上，在曾经的国与国之间，在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在同一个民族之间，等等，那些真真切切地发生过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劫难，难道如同围棋之劫仅仅是楸枰之游戏吗？
　　如果说围棋之劫考验的是弈士的智慧，是一种痛苦的幸福享受，那么，人间之劫难考验人类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把它们视作“前车之鉴”而记载到我们的历史中去吗？
　　我想，在这方面，诗是最好的工具，它在“教育”与“溶化”诸方面有无形胜有形的巨大价值。我相信这一点，因为真正的诗往往比人类更真实！

　　　　　　　　　　18

　　于此，我们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历史”把为数不多的诗人誉为“殉道者”，在整个人类世界，这些“殉道者”虽然为数不多，却也分布了各国各民族。就说我们吧，远有屈原，近有昌耀，他们在书写自己的历史的过程中，其实更是在为他所处的时代立传！对屈原的评述太多了，不谈，就再说说昌耀吧。前年吧，我在《诗家园》上编发了著名诗评家耿占春教授撰写的长篇诗论《作为传记的昌耀诗歌》，文中认为昌耀诗歌是“对人类历史命运的叩询，把人类的命运置于大自然的超越善恶的‘宇宙法则’或无情的‘宇宙正义’之中，并且以期求得解脱”。这百分之百地说到点上了，问题是“宇宙法则”、“宇宙正义”是什么？是谁制定的呢？是谁来执行呢？我想，这，不论是诗人，还是诗评家，甚至读者，都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答案！
　　许多真理是永远不为人所知的！
　　许多问题的答案也是永远不能说给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听！
　　这便是生活，真实的生活充满狡诘，充满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于是，诗，充满诱惑，更生长永恒，如同我走过的与尚未走过但必将走过的道路一样。

（待续）

　　　　　　　　　　15

　　在互助当下首席诗人刘新才等当地文友为我接风的酒宴上，“老报人”王海燕先生唱起了“花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中期，当我在《青海日报》上关注父亲撰写的新闻类作品时，也经常能看到王海燕先生的新闻类作品。据说他目前在为《西海农民报》效力，此报的前身是由曾经是整个海东地区的首席诗人、“共青团人”韩玉成先生主持的《海东报》，而韩诗人老早调任西宁市工商局局长了，离诗仿佛已经很远（他目前主要写散文）。新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西宁上学时，曾撞上我在大十字新华书店签售《纯情男孩》，他买过一本我的这本诗集，然后成为“篝火诗社”的外围人员，因此我看到过不少他寄来的习作，由我手写（我在煤校学过两年机械制图）复印出版的《篝火》也应该发表过他的作品。诗界中就是如此地变化莫测，原本写得非常好的诗人会远离诗，而原本写得极其一般的人又会成为某一地方写得最好的诗人。通过一些博文，我深感新才这些年的努力之艰，而且，他与我一样，至今没有被所谓官方文学组织“招安”，仍在一所学校与人为师，只在工余之时担任县文联的杂志《彩虹》的诗歌编辑。
　　我之所以冗长地叙述这些，是想引出诗人队伍变迁的问题。我想，在当今中国，诗人与非诗人身份的变化司空见惯，似乎也无法深究其根源。简明扼要地说，应该是国情所致吧，如同绝大多数“美女”必须遵守“潜规则”才能“上位”一样吧，否则，你想“出息”难上加难啊！那么，对诗人蜕变成非诗人也就没有多评述的必要了——真正的诗人能把握住自己足也！
　　当然，也不是说诗人不能进入目前的“官方文学组织”工作，为了生计，进入这些单位工作还可能是我们的国情下相当好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保持“健康”的诗人本质。何谓“健康”，恐目前也难以细细评说。
　　如果说目前我们畸型的诗人队伍是因国情所致而自然形成的，那么，“花儿”传承至今不衰的根源在我看来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而然。

　　　　　　　　　　16

　　不错，“花儿”最大的特点或者最大的本质便是“自然”，曲调的自然，词儿的自然，歌手的自然，传播方式的自然，承续手段的自然，等等，仿佛，谁在什么地方稍稍刻意一点便不成为“花儿”似的对“自然”顶礼膜拜。“花儿”常常是天寒地冻之时温暖人们心窝的青稞酒，虽然烈性旺些，但一般不伤身体，醒着时你就品它外面的浅露之瓣，醉了后你就嚼它里面的深重之蕊。
　　互助土乡倡扬“花儿”，还盛产青海最正宗的青稞酒。那天，没有细数新才搬至“农家乐”多少瓶美酒，但，众人除一位司机外都醉得说不上一句连关的话确没有多少上纲上线的成份。即使如此，“老报人”王海燕先生身子东倒西歪，唱起“花儿”却仍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听之我心头一“惊”，醉意一下子醒了不少。这便是他们的“诗”的魅力吧——他们虽然不是土族，却长久地生活于土族人民中间，习性岂有不被教化之理，所谓入乡随俗便是如此这般吧。
　　那么，我们的诗呢，能够教化谁吗？需要教化谁吗？
　　“诗人，以思想改变世界！”这是我几年前所说。如果说我们的诗莫须教化谁，不能够教化谁，那何以改变呢？这是矛盾的吗？然而不然——或许正因为有如此的矛盾，我们的诗，我眼中的诗，才决不是俗而易之的东西，才肯定是少有人附会的东西，才绝对是“提前式”的艺术中的艺术。说不俗，决不能逃避自然而成。说孤芳自赏，你得自己甭把自己当什么诗人对待，你能干吗就干吗去——在干吗的时候，诗跑来了你就把诗写出来，诗没有来你就甭把自己当诗人。说“提前式”，是说真正的诗人多数在他当下注定是苦命的、是无声无息的、是不被“我们”所推崇的，……“他”往往在“当下”之后才能跃上他应坐的位置上。
　　诗的教化——如果说能够教化谁的话，有一点是无误的，那就是首先得教化诗人自己。

　　　　　　　　　　13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揣摸在我们这个世上什么人是最悲观主义的群体。是那些生活在世界底层的人们吗？是那些或苟活或面壁于囚笼者吗？是那些被奴役的英雄还是那些被英雄镇压了的死者？我的经验清楚地告诉我，它们，可能都不是。
　　在如此困惑当中，我把目光转向了仿佛远离我们的那群人，那些寺庙道观中的人们！他们不是最与世无争、最没有感情的一群人吗？他们怎么会是我们这个世上最悲观主义的群体呢？没错，我想就是他们！
　　道一千，说一万，都没大用！我想，只要一个理由就足够了：他们连他们原本的姓名都可以（或许是必须）忘却的一群人，你说吧，他们从骨子里有多么的悲观！在我们的共和国，每年有庞大的自杀群，但他们仅仅是消灭了自己的肉体，其姓其名还是会生存在他们的亲人心中，这姓名还会与那个肉体对上等号，但生活在寺庙道观里的人们却已经与自己原本的姓名划不上等号了，你说，这有多么的悲观！
　　在互助的佑宁寺，我佐证了自己的这个判断。那是一座古老的寺院，依山而建，靠崖而设，几生几灭，几荣几衰，僧侣一茬茬地如过筛子般赓续不断……。与他们聊天，我总觉得是在与空灵的历史甄别辉煌的衰落或者惨淡的繁荣——到处充满着颠倒的修饰，以表达一种天地间与世俱来的最大的永恒点：矛盾！
　　那么，我们的诗的最大的永恒点是什么呢？我想，同样是“矛盾”！只不过“他们”是垒构在共体之上，而诗，垒构在个体之下。如果说那些最悲观主义者的僧侣们是世上潜伏的最大的矛盾者，那么，诗，我们的诗，应该是破解世上形形色色的矛盾的最大的潜伏者，而破解的好坏便是诗的好坏。

　　　　　　　　　　14

　　我坐在佑宁寺之巅观望湟水之北的大片原野。
　　秃山。断崖。老出心脉的古树。擦出皱纹的长溪。
　　鲜有跪拜者虔诚而来，也无灰暗的云彩打心头掠过。
　　号唳之鸟在林间盘旋，驱之不散，虽然司空见惯，却因此时的特殊处境而突显一种亲切与自然；梵净之音在寺院缭绕，拒之不逝，虽然意味深远，却因此时的身临其境而滋长一种挚朴与平凡。
　　……
　　事物会因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叙述不同的故事。
　　我们的诗，我眼中的诗，应该也能够因不同的时间而空间诠释不同的真理。

　　　　　　　　　　11

　　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位悲观主义者，认识问题往往以悲观者的眼光去揣摸去品藻，这就多少意味着我不会蘸着太多的色彩去看待我们眼下的这个世界。世界之所以世界，是因为在世界上面有形形色色的生命，人，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或许也是最无关紧要的）一种。当人享受、消费他们的种种事物时，种种事物往往也在享受、消费他们——他们的那种高深莫测或者通俗平凡，他们的那种歇斯底里或者缄默难言，他们的那种慈祥或者野蛮，他们的那种多愁善感或者冷血心肠，他们的那种狰狞毕露或者侠义之举，他们的嗜杀与残暴，他们的贪婪与肮脏，当然，也有他们的仁慈与友爱，他们的进取之心与开拓之精神，凡此种种，你能够清醒地捕捉其精髓吗？你能够不偏不倚地编织它们成为一幅永世相传的人类之谱吗？于此，你能够乐观地渗入过多的色彩吗？我想是不能的！
　　——当我游走在曾经孕育强大的、然而短命的“吐谷浑”的大地之上时，我深感“我”一路走来之艰辛、之曲折、之漫长、之坎坷……，这可是刚刚才开始啊——是刚刚才开始吗？我分明感觉到其实“我”已经走过了几千年。

　　　　　　　　　　12

　　我自然会行走下去，义无反顾。那么，前面倔强地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同样倔强的地狱吧！

　　萨特说：他人就是地狱。

　　洛厄尔回应道：我就是地狱。

　　萨特不用说什么，而对于洛厄尔我只说一句：他是美国当代诗歌流派“自白派”的开创者。

　　作为悲观主义者，我特别欣赏这两句悲观主义色彩颇为浓郁的“自白”已有多年，在“南丝”之旅的一开始它们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相信，在以后漫漫的行程中，它们会经常跑进我的脑海来。

　　我清楚地记得第二次离开柳湾时，我自言自语道：我装在地狱的心里。

（待续）

　　　　　　　　　　9

　　请先允许我抄录整理出如下的史料：
　　公元640年，唐以弘化公主嫁西域古国吐（tǔ）谷（yù）浑（hún）的可汗诺曷钵为妻，并加封其为“青海王”，这可能是史上能够查到的最早的“青海”出处。那时，正是吐谷浑强盛时期，置有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统治着今青海东部与北部、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663年，逐步更强大起来的、蕃衍今天的藏族同胞的吐蕃攻破吐谷浑首都伏俟城（在今青海湖西面22.5公里处），“青海王”诺曷钵率残部奔逃凉州。670年，吐蕃尽据吐谷浑地。672年，唐迁其部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吐蕃占据灵州后，吐谷浑更东迁朔方、河东。五代时散处蔚州等地。936年燕云地区割属契丹，这部分吐谷浑人便臣役于契丹，后世多同化于汉族或其它民族。许多专家认为，当时留在青海的吐谷浑人便成为今天聚居互助的土族先民。可见，土族也是多灾多难而至今不逝的坚强民族。
　　——游走在这样一块曾经是“荒服之国”的大地上，我怎能不小心翼翼，怎能不怀有敬畏之心，怎能生怕一不注意便错过听见千千万万战死者的哀唳，怎能不怀疑自己消化如此厚重、如此繁杂的文化积淀的能力，怎能不榨取最空灵的词汇去叙述最翔实的史料，怎能不以最平凡的思想去悍卫最伟大的我们的人民！
　　我便在如此感动中寻觅诗境，有意识地不敢涉入过深、过多，只想盘腿坐在“我们的人民”的边缘谛听他们曾经演奏过的小曲短调，或许断断续续地没有一个宏大的主题，但那种虔诚地认识先民的过程，恰是认识自己的最佳途径。
　　而认识了自己，诗一定离得不远了！

　　　　　　　　　　10

　　那么，在土族人民看来，什么是诗呢？答案无疑是：花儿。
　　“花儿”是流行于回族人民中的一种民歌，也深入土族、撒拉族、东乡族等人民心中。这些主要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民，几乎人人会唱“花儿”。如果要问在中国哪里的人民爱好诗的比例最多，我想莫过于青藏雪域高原了——这是许多当代著名诗人高喊过“青海，诗之海”、“西藏，诗的高原”之类宣言的最大溯源吧！
　　问题来了：我们今天的诗会被他们（自然远不局限于土族人民）认做“诗”吗？亲爱的诗人们，敬爱的诗评家们，你们考虑过这些涉及到要死要活的问题吗？
　　当然，在如此大环境下，仿佛也莫须回答什么——只要诗人心中装着“自己”，而“自己”更多的自然是指责任和良心。

（待续）

　　　　　　　　　　7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各地纷纷在“文化”方面大做文章，好像“文化”是一个地方最好的“名片”，什么东西都想往“文化”上靠，但“实质和内容”往往又很薄很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海南大特区当旅游报的记者，对这方面的“情形”应该说了解的比较深刻。
　　青海自然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互助就搞了一个“土族风情园”，想以国内独一无二的“创举”招徕八方宾客。但坦率地讲，它给我的印象远非是“独一无二”的，那种“大而全”的手段实在太过一般，太觉得与其它许多地方相仿——总之在园内走一圈下来，惟一留下点记忆的是“榨油房”，听说它原本属于偏僻的土族之村……
　　回到诗——
　　三十年来，难道我们的诗不也是如此吗：千方百计地想把“人家”的东西仿制过来，好像是将汉语诗歌带到了一个里程碑的高度与广度，但却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了。我并不反对了解“人家”的诗的状态——相反，我认为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但一定不能因此而失去自己。在学习“人家”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至少时常问自己两点：第一，与“人家”相比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注意，不是问我们与“人家”的差距，我想，我们与“人家”应该没有任何差距，九十多年前是这样，九十多年后更是如此。）第二，在“我们”之间相比，我的优势是什么？
　　我相信在我寻找自己的优势的过程中，其实是在垒构自己真正独特的牧诗之“法”的内容，这内容逐渐翔实而接近完美，正是我接近自己的最佳之途。
　　一步步走着，便意味着一步步接近着自己。

　　　　　　　　8

　　这次“南丝”之旅，我计划至少拜谒五十座寺庙，而佑宁寺是第一座。
　　关于游历寺庙的经历与感想我另有计划撰写至少五十篇比较长的“大散文”。
　　在此，我要申明我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朝圣者”，也不可能是，因为，我内心无“圣”！
　　我说过“诗是没有技术的宗教”，但如果硬要说它的“主”是什么，我想只能是“自己”。这并不是说诗只是“自己”，“自己”仅仅是通往诗的一个介质，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介质——离开“自己”的诗我总觉得十分苍白、干枯，虽有诗形，但没有血肉，严惩地缺乏生命力。
　　我现在之所以说“自己”不是“圣”，是强调诗绝对的排它性！“自己”到自己的道路不仅是最便捷的，也是最熟悉的，更是最不与“人家”和别人碰撞的。
　　“诗”无前例的真谛，于是自然地跑到我的面前了。

5

从西宁的东北门韵家口去互助县城威远镇，应该说是特意选择的一条最初的路。这条路我异常地熟悉，不仅1987年野外作业时徒步半米半米地用心走过，而且之前与之后因各种原因多次印过我的足迹。它长31公里，路旁到现在也几乎没有像样的建筑物和企业——在它的东面2、3公里处现在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靠近西宁再往东一些是曹家堡机场——目前青海最大的机场。

我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条平平常常的道路开始“南丝”之旅，道理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甘于一种重复。是重复，有时一个人能够容忍自己重复一些简简单单的事情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勇气和信心，当然，或许还需要智慧与创造力。这就提到了诗——这么多年下来，试问有多少文字已经被我们的祖先写过，有多少词汇已经被我们组合过？但是，我们的祖先还是重复过他们的文字并留下了辉煌的篇章，我们呢，也已经或者正在重复着祖先们的、我们的词汇书写着我们的诗，并必将也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会这样，“抄袭”为什么也会永恒不止！

我曾经说过因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的湮灭与兴起，文字和词汇会因时而变，这便给“我们”始终提供了创造的的源泉。于此，作家与诗人永远存在——只是你对文字与词汇是否怀有计谋与尊重！于此，伟大的篇章永远存在——只是你对作家与诗人是否怀有敬畏和宽容！

计谋、尊重、敬畏、宽容，等等，都是已经、正在用滥的词汇，但我还是必须使用它们，我们还必须使用它们，因为对我对我们而言，此时，它们与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的后人都无关联，此时，它们其中的意义是特殊的，烙着时代的灵魂——此时，它们只属于我，只属于我们。

我知道这一点：重复不是重复的开始，而是重复的结束。

6

互助是土族自治县，这在全国独一无二——闭塞，不仅适合用于描述它的地理概貌，我想，更适合用于表述土族人民在生存方面的心理状态。我曾经在网上检索这个民族的资料，发现，这个民族或许是整个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之发展史的最佳缩影。我不想抄一些网上能够检索到的文字，此时，我只想用自己眼去看，用自己的心去体味。

为什么在周边强族林立的所在能够繁衍下来？

为什么他们只将自己一直放牧在那一片不小也不大的山地间，而且可谓贫寒与荒芜？

为什么他们倔强地坚守着他们的族规，不需要外面的“阳光”照进去，也不希望里面的“月光”流出去？

　　……

　　你能用草昧来指责他们吗？显然不能！

你能用经济落后来扶慰他们吗？显然不能！

你能用“时运如此”来讲述他们吗？显然不能！

　　……
　　那么，有什么是“能”的呢？
　　我想只有“重复”！重复地生与死，难道不是他们历来的主题吗？难道不是我们历来的主题吗？
　　——我们的诗，难道不是历来重复着这些主题吗！

　　　　　　3

　　越想“有诗”越得“无我”！
　　越想“大诗”越得“小我”！
　　——这是我通过生存而获得的体验、阅读而获得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牧诗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此，我得强调，它们是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或许，它们只因我在而在；我逝，或许它们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事物总是希望有传承者？为什么有时就不需要传承者？我突然想到地球上的生物，有多少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呢……但地球仿佛又没有消失什么——因为，在消失的进程中又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于地球。）
　　——这对诗的初级接触者而言可能显得比较深奥，但只有你稍稍进入过诗的内质层，对这两条我的诗的基本原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起码，我不是一个深奥的的人，一般也不会说出深奥的理论出来。寓“深”于“浅”内，我想，是对成语“深入浅出”的最好诠释。在一次次陶醉于语言与思想的光芒之后，我所追求的本质意义上的诗，既因自然而变得平常，也因艰难而变得珍贵——这里就有两条路横在我的前面，一条是凡人之路，一条是圣人之路，我不能选择只走其中的任何一条路，我必须将这两条路在同一时间都走好、走完，倘若我轻视其中任何一条路，我的诗一定是庸俗之作。
　　两条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是我的两条诗之路的最佳“语言综合点”，当然，也一定是最佳的“思想发展点”。

　　　　　　　　4

　　现在，让我们从最初的变化开始。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几重“因缘”，我从一位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位有思有想的悲观主义者。那年开春时节，我独自坐上长途班车，从西宁经德令哈至第一年出野外的驻地大柴旦，扛着用厚帆布扎裹得严严实实的、笨笨重重的行李回到西宁，不久便又独自带着行李经大通转至青石咀寻找分队的驻扎地。说是寻找，是因为队上只告诉我大致的方位，而没有具体的路名，更没有门牌号——青石咀虽然说是海北的重镇，但当时它只有在县际简易公路的两旁有那么些平房而已。之所以独自跋涉，是因为只有我换了一个野外作业分队——只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让我经历了那样漫长的悲观的煎熬。
　　——在德令哈住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因患上一种怪病而客死德令哈的一位“小表哥”。他是随他姐夫从江苏泰兴“走西域”的裁缝，因在我家做过几天活，心善的我母亲让他俩住在我家，好让“老乡”省下旅店费，这一住，便住了一年两载——我与他挤在一张当时医院常见的白色钢丝床上，他姐夫睡地铺……久而久之，自然生出了一些感情。故尔，当他姐夫和姐姐“带”着他从德令哈回泰兴路过西宁时，专程来我家告诉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身体看上去健硕的小伙子，从一里开外的湟水河畔帮我家打泉水总是一手提一桶走的飞快……后来，在我的一首写德令哈的诗中，略微地提到了他——“我只欣赏那轰轰烈烈的牧奔，在诗人或者裁缝的指挥下／那陌生的旋律总是朝着醇香的醉人处而退／那熟悉的意念总是向着清纯的潮湿处而淡”……
　　——车过大板山的时候，正下着雨夹雪，本来路况就不好，一下子就更难行了。在一个急弯处，司机让车上的人下去步行后再缓缓地攀行。我看到，大山下面的谷底里有好几辆跌落的汽车、拖拉机……我得庆幸，那次遇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司机。后来，我写道：“就让那挚纯在那里慢慢地融化吧／虽说深渊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
　　——我的方位感“遗传”的甚好，但在找分队驻地时最先找到的却是一片用矮矮的、残破的土墙圈起来的墓地，那里葬着至少上百位“劳改农场”的逝者——不久我知道，在他们中间多数是“流放者”，并且不乏已经变得无姓无名的“流放者”……在他们的附近，种植着一大片一大片油菜，而芬香的金黄色花朵尚未绽放……后来，在作业时多次路过像这样的墓地；后来，我吟道：“拧开传说的瓶子，没有魔鬼飞出来／簇聚在油菜间的乱坟野莹，没有智者走出来”……
　　浓厚的悲观意识就是如此一丝丝垒构起来的，不需要谁告诉我什么，更不需要去读“我们”传下来的、引进来的“别人”的关于悲观主义的著作。自然地扎根于心底的一些意识不仅属于自己，而且会以一种“标本”的姿态伴随自己一生一世。坦率地说，我的“南丝”之旅便是怀着如此悲观的崇敬感而踏上征程的，对于其间诸多的经验之源、因果之缘、渴望之愿，乃至罪恶之原、诅咒之圆、战争之怨，等等，对这些，我都不求拯救，而只求放弃。
　　无疑，1984年，对我而言是重要的转型之年！那一年，我20岁——此前的我，可以视为不存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