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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助当下首席诗人刘新才等当地文友为我接风的酒宴上，“老报人”王海燕先生唱起了“花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和九十年代初中期，当我在《青海日报》上关注父亲撰写的新闻类作品时，也经常能看到王海燕先生的新闻类作品。据说他目前在为《西海农民报》效力，此报的前身是由曾经是整个海东地区的首席诗人、“共青团人”韩玉成先生主持的《海东报》，而韩诗人老早调任西宁市工商局局长了，离诗仿佛已经很远（他目前主要写散文）。新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于西宁上学时，曾撞上我在大十字新华书店签售《纯情男孩》，他买过一本我的这本诗集，然后成为“篝火诗社”的外围人员，因此我看到过不少他寄来的习作，由我手写（我在煤校学过两年机械制图）复印出版的《篝火》也应该发表过他的作品。诗界中就是如此地变化莫测，原本写得非常好的诗人会远离诗，而原本写得极其一般的人又会成为某一地方写得最好的诗人。通过一些博文，我深感新才这些年的努力之艰，而且，他与我一样，至今没有被所谓官方文学组织“招安”，仍在一所学校与人为师，只在工余之时担任县文联的杂志《彩虹》的诗歌编辑。
我之所以冗长地叙述这些，是想引出诗人队伍变迁的问题。我想，在当今中国，诗人与非诗人身份的变化司空见惯，似乎也无法深究其根源。简明扼要地说，应该是国情所致吧，如同绝大多数“美女”必须遵守“潜规则”才能“上位”一样吧，否则，你想“出息”难上加难啊！那么，对诗人蜕变成非诗人也就没有多评述的必要了——真正的诗人能把握住自己足也！
当然，也不是说诗人不能进入目前的“官方文学组织”工作，为了生计，进入这些单位工作还可能是我们的国情下相当好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保持“健康”的诗人本质。何谓“健康”，恐目前也难以细细评说。
如果说目前我们畸型的诗人队伍是因国情所致而自然形成的，那么，“花儿”传承至今不衰的根源在我看来也正是因为它的“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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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花儿”最大的特点或者最大的本质便是“自然”，曲调的自然，词儿的自然，歌手的自然，传播方式的自然，承续手段的自然，等等，仿佛，谁在什么地方稍稍刻意一点便不成为“花儿”似的对“自然”顶礼膜拜。“花儿”常常是天寒地冻之时温暖人们心窝的青稞酒，虽然烈性旺些，但一般不伤身体，醒着时你就品它外面的浅露之瓣，醉了后你就嚼它里面的深重之蕊。
互助土乡倡扬“花儿”，还盛产青海最正宗的青稞酒。那天，没有细数新才搬至“农家乐”多少瓶美酒，但，众人除一位司机外都醉得说不上一句连关的话确没有多少上纲上线的成份。即使如此，“老报人”王海燕先生身子东倒西歪，唱起“花儿”却仍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听之我心头一“惊”，醉意一下子醒了不少。这便是他们的“诗”的魅力吧——他们虽然不是土族，却长久地生活于土族人民中间，习性岂有不被教化之理，所谓入乡随俗便是如此这般吧。
那么，我们的诗呢，能够教化谁吗？需要教化谁吗？
“诗人，以思想改变世界！”这是我几年前所说。如果说我们的诗莫须教化谁，不能够教化谁，那何以改变呢？这是矛盾的吗？然而不然——或许正因为有如此的矛盾，我们的诗，我眼中的诗，才决不是俗而易之的东西，才肯定是少有人附会的东西，才绝对是“提前式”的艺术中的艺术。说不俗，决不能逃避自然而成。说孤芳自赏，你得自己甭把自己当什么诗人对待，你能干吗就干吗去——在干吗的时候，诗跑来了你就把诗写出来，诗没有来你就甭把自己当诗人。说“提前式”，是说真正的诗人多数在他当下注定是苦命的、是无声无息的、是不被“我们”所推崇的，……“他”往往在“当下”之后才能跃上他应坐的位置上。
诗的教化——如果说能够教化谁的话，有一点是无误的，那就是首先得教化诗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