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25

  1

  新茶近些日下来了,几位亲友给我送了一些来,有土生土长的“太湖翠竹”、“苦艾”、“茉莉花茶”之类,也有引种进来的“碧螺春”之类。他们原本知我“书写”之中喜欢嗜烟,见我收入寒酸,原本送我一些香烟,去年我戒烟后便改送茶叶了(当然,之前有时也是送茶叶的)。
  锡城的茶虽然清香爽口,但对我而言都淡了些,便喜欢到超市里买密封的存年绿茶,泡时加上诸如红枣、枸杞、冰糖、桂圆等物,一天一杯,也乃乐事一桩。实际上,我这种吃(不说喝)茶方式与青海的盖碗茶相差不多——只是伏茶换成存年绿茶而已。可见,一些习惯是想改也一时半会难以改变的。
  我蛮喜欢名不见经传的“苦艾茶”,那丝丝的苦涩是品尝不尽的,特别是在无所事事时坐在躺椅上品之更是犹如怀上天海之情。三、四年前转赠京城的一位老师两盒“苦艾”,想他会喜欢,不料后来问之却得到“我一般只喝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之语。可见,喜好更是不能强加于人的。

  2

  除了味浓之外,我还喜欢泡开后叶大的茶。这是我当年跑野外时烙下的习惯——在旷原上看着那大大的绿叶,会增添不少力气。那时在外喝茶都是用水果罐头的玻璃瓶泡之,那种直经稍小、个子稍高的瓶子,所以是可以看得见在水中悠悠的绿叶儿的。如今不一样了,人人在外都是高档保温杯,甚至有的还号称是用太空材料做的呢,已基本不大可能产生望绿即春的感觉。
  有一些人喜欢嚼茶叶儿,并且咽进肚里,我有时也嚼茶叶儿,但不会咽下去。
  人都知喝茶后睡上不容易入睡,为改掉失眠的毛病,我从去年六月始喝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那么,要喝什么呢?

  3

  最惬意的品茶自然是二十多年前在西宁的西门尕公园“刮茶”。每到七、八、九月份,约一两知已,半躺在椅子里悠悠然也。记得最多的是与十年前退休后去成都定居的作家建国兄一起在尕公园的茶园里神侃。他比我大不少,俩人恰好观念互补,往往侃得是精彩纷呈。那时候的盖碗茶可是地道,不像如今管子一插让你吸茶。
  最难忘的是在大特区,俩位全国十佳模特请我到当时海口最高档的茶吧喝茶,好像三杯茶最后的价格是好几百元。那茶也说不上好到那里去,只是那“公主”、“少爷”们的服务让你完全感到你就是世上大爷。
  在西宁独身一人过日子,闲时自然常往茶艺里跑。长江路上的“欧典”、北门坡上的“名人”、西门的“建银”是我常出入的地方。久而久之,等人谈事、约人一块到哪去办事,总喜欢约到茶艺里。有一次,电话里想约一位文友去城南找一位文坛前辈,我在新宁花园附近的一个茶吧里等,她却跑到康乐的泰宁花园去了,想想,是习惯性思维在做怪——因我原来的正式单位在康乐附近,她还以为我住在那附近呢。那天,我在那茶艺里买了两次单。

  4

  在大特区闯荡的那些岁月里,有那么几个月与一家高中档的潮州菜馆的老板相熟,除在他那开过几次编前会外(每周一次的编前会分别在餐厅、歌舞厅、茶厅里开,而且都比较有知名度,这样不仅审定了下周报纸的主要内容,而且大家也相聚了一场。报社给提供场地的单位的回报一般是一篇配图片的小文章),有事没事还常去他办公室闲坐。记的他办公室里有一套高档茶具,每每他会用它泡茶给我喝。那是典型的广东人的喝茶风俗,茶叶放的很多,第一泡是烫茶具的,倒掉不喝。那茶杯很小,一口一干,像喝酒。最早时心想广东人咋如此浪费茶呢,后来渐渐入乡随俗,就习以为常了。
  与茶相关的记忆犹新的事还有一件,那是1999年夏季的某一天,无锡八佰伴促销部部长带我和他下面的一位科长去了太湖之畔的一家高级酒店会见商户(当时我做为无锡一家著名广告公司驻八佰伴的负责人专责为八佰伴提供“外力”支持),餐前在茶厅品茗,是地地道道的日式茶道,既端庄又姣丽的茶娘来自日本静冈,所泡之茶亦谓之“静冈茶”,其一招一式甚是“迷尔”,据称其茶是日本三大茶之一。先嗅后品,“和、敬、清、寂”章章精彩,那香味至今难忘。

  5

  宁夏诗人杨梓是我欣赏的一位西部诗人,其“西夏”主题诗歌创作深具价值。我2007年从西宁专程去银川看他,遇上该埠举办“诗歌节”,并一起参加了一些活动。记的开幕当晚大家去了活动出资者之一开办的一家茶楼,楼上楼下蛮有艺术性地摆放着各式茶叶,诸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冻顶乌龙等应有尽有,细观之其以云南普洱为主。据说那茶楼的老板也曾是“诗人”,故为活动出了点资。那次心想即来茶楼,普洱、龙井、毛峰、祁红喝不上,一般的绿茶、花茶之类总是有得喝的,然非也,“老板”硬是没有上一杯茶,而是张罗着写大字的桌子,让与会者留下墨宝!商人就是商人!
  我交往的文朋诗友大都“无产”,但我前往会之他们又大都慷慨招待。说件近期与茶有关的事吧:去年初春,我进京路过涿州,诗人、《中煤地质报》总编辑助理兼新闻部主任鲁晓华在饭馆从傍晚直等到深夜十多点钟,不仅带着美酒,而且还带着好茶!喝着那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你知道吗?做为性情中人,我一直记着何时以什么方式致谢呢。

  6

  西宁的茶艺(茶楼、茶厅、茶吧)这些年可用多如牛毛来加以形容,但说白,它们中大多数是用来“赌”的,纯正的品茗之处还真是不多。与“欧典”是一个老板的“名人”在北门坡上,与“沙力海”是邻居,故我在它那休闲的时候比较多。或许是它空间比较小的缘故吧,去它那“赌”的人不多,而以恋人、商谈、旧聚等为主。特别是下午,它的客人更是不多。在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喜欢去它那坐在靠街的最里的小桌子上要杯“碧螺春”,或翻阅书刊,或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发发短信。去的多了,那的服务员已经知道给我倒茶的时候是先倒半杯开水,过三分钟后再来为我放入“定量”中大约一半的茶叶,我喝掉半杯后她会给我添水,然后再放入一点茶叶,如此三、四次地进行完得一个小时左右吧,“定量”的茶叶都泡过了,我也该起身了。当然,随便说一句,那些地方的“碧螺春”之类往往是隔年的便宜货(普洱茶等别论),产地也很野。
  在做“商务”的那些岁月里,在茶吧、咖啡馆、语茶店和高级宾馆的餐桌上我要的最多的红茶,国内的主要是“滇红”,国外的是“立顿红茶”。我喜欢它那种浓郁的香味,浓烈的颜色,以及可自理调节的蜂蜜的甜味。当然,我还看中它是没有茶末的……干净,而不用提防什么。
  其实,人生如茶,许多的人生不就泡在许多的茶中吗!

(因是临屏写作,且未精校,文中如有错误请予理解)

May 25
  1

  我几乎走遍青海的腹地。八年前,我开始浪迹于网络诗坛,之初在“诗生活”建立的个人专栏名就叫做“行吟在青海腹地”。我想,我一定是在青海腹地行走的最多的作家、诗人。那样寂静地行吟。那样无声无息地走过一个个乡镇。那样毫无目的地与知道名字或者不知道名字者们轻轻对语。……
  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每当我接近一座村庄或者一个蒙古包,常常会有一群孩子或者一位怀抱着孩子的土伯特女人迎望着我。他们自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这汉人是干什么?到这来做什么?早年野外工作时,因为我拉着电线、扛着水平测量仪,他们就会以为我们是在为他们修路、架电线,于是我们就会常礼遇到喷香的一碗酥油茶。近几年,由于我手拿精巧的相机,他们又大都以为我是一位城里来的摄影师,对我更加充满着好奇和幻想。碰到老人,我会慷慨地扔给他们上好的卷烟,要是看到好像有点文化的年轻人就送给他一册诗歌小书,要是上学的娃娃就送一张精致的书签。在我提出与他们合影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任何的顾虑或者猜疑。路过乡村小学,我会进去歇脚,撞上对味的老师我会要下地址,答应回城后寄一些书过去。

  2

  去年在常州,与作家、《翠苑》副主编冯光辉先生聊到青海,他说他去过青海多次,他说曾多次在青海腹地行走,去看大王宫,去看公主庙……。甚至,他说那时就在杨志军那知道我,但最早以为是位女士。这类话我没有多记住多记实,惟有一句话我记牢了记实了:他说在青海深腹行走时,有一次一、二个月没有换衣服。为什么?我清醒地记的大前年暮秋从青海的“南丝绸之路”上赶往贵州开一个笔会,我竟然是穿着已苦苦陪伴我二个月的一身“行头”,包括一只小小的只装着简便生活用具的小包包——那是那次行程我惟一的行李。那个会,我是在开会日的凌晨才赶到的……。记得一位女士当时私下说我穿的衣服脏得该扔了,我能说什么呢,只好说这贵着呢,意大利名牌西服。我翻开胸口的商标给她看。其实,那是我担任“无锡百盛”广告策划部经理时弄到的“处理品”。我的那个狼狈样可想而知。
  在行走中我们就是这样容易忘记时间概念,那是一种大自然的力量逼迫着我们忘记一切的烦恼、一切的不满,一切的悲伤……。在这种情形之下,惟一能够放在心头的便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爱。
  在那一刻,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但我相信,同时,任何人也会感觉到自己的伟大,不会有任何的卑微感。

  3

  每每出发前或者在路上,从未考虑过此行的目的。说是想写些东西,但是自己总在这方面认真不起来。譬如说过想写青海寺庙的大散文,但不会逼迫自己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写作是一种情感、思想的流露,所以必须自然而然。
  在不少的情况下,我会被自己搞乱。不知道自己站在了哪里?自己离自己有多近或者多远了?不知道。一时可能会手足无措,但心志不会溃散。走的路不知是最近的还是最难的,但目的地一定知道。这点,不会错。所以,我的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具有立体感的,我的某些思想也非常独特,是别人一时半会难以下咽的。这不是我的错,我不会在这方面故意为之。这,实在是大自然太厚重了的缘故吧。你走的越多,这层厚重感就辗压得你越多一点。
  所以,有时,我害怕于自己的倔强和毅力。
  虽然,每天又必须行走在路上。

  4

  青海是个地大人稀的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跟随(可能用“追随”两字更准确,因为父亲在这之前就已在青海工作多年——当时我8岁,那年在江南本是要上三年级了,可到了西宁后又重上了二年级,因为当时不会普通话——这使我6岁时“哭来的”早上一年学的光荣一下子消失了)父母入青时,好像青海每平方公里上平摊才一个多人。从这点来看,你也可以认定在青海的许多地方是不适合人生活的。所以,青海有面积庞大的无人区,它被世人称为“最后的净土”。
  对我而言,青海的无人区、“最后的净土”远非只有一个可可西里!
  在无人区生活甚至工作自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如“南八仙”,八位从南方来的如花似玉的女人——我从事地质这行业的前辈,就是在海西的马海地区野外作业时被大自然所吞没了的……
  原本那里没有小名,这八位女人永远地留在那里后,那里就叫做了“南八仙”。
  大自然是那么地残酷啊!
  但是,大自然除了令人敬畏之外,还让我们无限地崇敬他!
  走在大自然上,你会自然而然地觉得你拥有一切。

  5

  行走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运动。在交通、经济欠发达之时,工作往往与行走联系在一起。庄稼人、放牧者这类劳动者不用说,像士兵、石油工人等也与行走系着一时解不开的结。譬如现在的地质勘探,卫星一过就基本知道那地下有什么资源了,而早前不行,必须人工一公里一公里地实地进行勘探。记得1984年在大柴旦,美国总统访华,我们分队的电台不敢用,怕泄密,当时就有一位工程师说:“其实人家的卫星比我们早知道这有啥没啥了”。我们一帮小子都有吃惊,真的?!
  可不是真的吗。现在我们也有了遥感勘测、资源卫星,虽然技术落后许多,但知道当年那位工程师没有“慌”我们。
  那么,我们在新世纪里还得在别人勿需行走的地方好好行走,以期取得与别人基本一样的数据。
  对一位牧诗者而言,行走是必然的一种联系历史、文化与人类的手段,这手段或许过于原始,却不同了其它领域——它对提高创作者的心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我对行走之所以乐而不疲,原因就在这里。

  6

  行走的路多了,你自然会牢记许多有趣的事情。
  拿我来说,每每出发前,我都会准备相当多的清真馒头。那是一元一个的大馒头,顶头开着花,底部直径大约有15厘米(最大的大约直径是25厘米,但不好带,从未买过这么大的),完全的绿色食品。在西宁,我原来老在纸坊街或者大同街买,现在基本上转移到珠玑巷买了。店主人都是回民。在路上走累了,停下来坐在大地上掰块馒馒吃,就点榨菜,如再喝几口带着的保温的伏茶(砖茶),那可是好大的享受啊。以至于到了江南,也经常到超市买白馒,但是,那馒“发”的厉害,连吃四个也未必能吃饱。
  再譬如说寺庙,青海地大物博人稀,但寺庙很多,除了不少著名的外,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寺庙,未名的有的甚至没有大名,小的甚至只有一间小土屋——但是它就是那个地方百姓的藉望所在。走的多了,我还时常撞上人们在寺庙门前举行法会或者文娱活动。早年,1985年在门源,1986年在民和,1990年在拉脊山下……,都曾有过难忘的记忆,并以诗记之。近年,2004年在海晏、刚察,2007年在循化、化隆,2009年在黄南……,也碰上过州上文工团的下乡演出,或者当地的祭祀活动。在互助北山深处、民和南端的大山根下,你都能寻找到一间屋的小小的寺。风风雨雨许多年,这些小寺与供奉它们的当地百姓一样一年年、一代代生长,如今早已经变成了老寺。小寺很小,但里面供奉的圣物往往很老很老。
  我想,真正的写作莫过如此。

(待续)

May 03

叔本华与《生存空虚说》

  德国的的日耳曼民族自视清高,可能与其拥有大量的世界上超一流的哲学家有关。前些日我提到过几位,今天再提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不仅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大人物,相信也是许多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喜爱的外国人之一,那时,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思想类、哲学类书籍,如法国萨特的《理智之年》、奥地利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捷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瑞士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等,曾几何时,这些书店的畅销书弄去了我许多银子。
  叔本华其人其作都是我偏爱的一部分,《生存空虚说》更是爱中之爱。在野外于“空虚”中度日如年时,它是我对话的对象。在回到城市品味不透一些诸如但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时,它也是我求得满足的“思想世界”。曾有一位可能与俺谈过对象的女孩子问我读这类书会不会变得很另类?坦率地讲,当时我并未太懂她所要寻找的具体答案,待我明白后可以回答之时,她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写诗的人大概都懂得“表象”,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可见,叔本华也是诗人,还是大诗人——他把整个世界当做“诗的一体”了,这是需要多么的力量才能掌握的“最初”与“最后”啊!
  当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着自己始终生活着的自己,我想,这是应该在空虚之中生存的最好选择。

 

北岛与《午夜之门》

  前几天在长江之畔的一个城市的书城,买了一本北岛的《午夜之门》,用于旅途中阅读。我知道如今最“经济”的购书方式,是应该在诸如“当当网”、“卓越网”上网购,但人在外,只好在书店购“粮”充饥。
  在人们的认识里,北岛是写诗的,可我以为这种认识已经过时,写诗是他“年幼无知”时的嗜好,如今在各种无法逃避的“岁月之痕”的迫压下,他仿佛已经无诗可诗,只能以“散漫”的态度对待跑至面前的“生活词语”。客居,可以是这些年里对于北岛“行程”的最好注释——到处是别人的土地,而他的土地他却不能自由地抵达!
  北岛这些年里的思考自然多了许多理性,这在他的《午夜之门》乃至之前读过的他的散文集里多有“体面”的发挥。在自己的旅途中阅读它们,更有一种亲身的体验。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虽然我不得不对“客居”也情有独钟,也不得不缄默地将一种自身的感动走近自己,在别人的漠视下更会把身子挺直,以响应陌生的“客居”之地的温暖或者寒冷……
  我想说的其实都会在许多本书中阐述的明明白白,而在更多的书本上不曾阐述过的正是这种寻找答案的过程,一种极容易忽略的生活的过程。

仓央嘉措与他的情诗

  大约在二十年间,与不下十人“正式”地谈及仓央嘉措。其中,有老师,如格桑多杰、朱奇;有朋友,如尕朱、元彪;有省内的诗友,如孔占伟、龙仁青;有省外的诗友,如孙文涛、古马、单永珍;有诗评家,如庄晓明、愚木;也有画家、书法家,如沈羿、白墨……。有时在正式的诗歌研讨活动上,有的仅仅是在一起采风的路上、饭桌上、茶室里……。
  这位活佛活着很不轻松,而我们谈论他却是很轻松的。
  近日,在访问一家年度业务额达七个多亿元的文化传播公司时,我在它开办的书店看到由马辉、苗欣宇译著的《仓央嘉措诗传》,翻了几页后,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装桢方面恰到好处。好像青海人民出版社近年也出过一本此类的书,在西宁的旧书摊上见过……(对了,如西宁市文联办的公开刊物《雪莲》杂志,为什么当月刚出版的就能在旧书摊上见到一叠叠呢?还有省文化馆办的公开刊物《群文天地》——我原以为它早停刊了,不料前不久在曹家寨旧书摊上见到它去年的最后一期,有十几本!好像都是新新的,没人翻过。)
  仓央嘉措自然是令我们崇敬的人物,这不仅他做为大活佛,也做为诗人。
  应该说这个版本给了我不少原本不知或不详的东西,诗也弄得好,至少是可读的,对我而言。
  在这些情诗面前,你会写情诗吗?

庄晓明与《空中之网》

  在我床头,几个月来一直放着一本庄晓明用香港书号出版的新著《空中之网》,是一本寓言式的文章之集,每夜读上一篇,感觉到非常富有诗意!
  我不知道网上能否找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如能,我建议大家都读读,不会错的。
  
自七、八年前认识江都的庄晓明,我就认为他是目前中国诗坛为数不多的真实的诗歌评论家!注意,我不用什么“真正的”之言,而说是“真实的”,其中因缘仿佛也勿需在此多说什么吧。我更深知,即使庄晓明曾荣获过江苏省最高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但他目前仍处在非常边缘的诗歌评论家之内,而不被所谓正统的诗歌评论界所认可、所接受!为什么?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在正统的文科高校任教,也不在正统的文学研究机构之内,如此等等吧,他仅仅是一位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的小老板而已。所以,他的文章在所谓正统的刊物上发表的也很少很少。

卡西尔与《人论》

  又是一位德国大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这几天我与德国的哲学家干上了。
  在可能无聊的日子里重温二十多年前经典的思想类哲学类著作,我想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是不能不选择的。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
  ……
  天,在许多地方我最初读它时划上了着重线,显然,这些“名言”曾让我不得不“痴吃”了许多年。
  《人论》是作者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你想想,连我们中国都“不得不”翻译出版了的“这类书”,能不受到全球文化哲学界的重视和推崇吗?
  为什么这类大哲学家都在德国,都在国外,我们的这类哲学家在哪里?我说,还没有出生呢——因为没有出生这类哲学家的土壤,虽然我们有“另外”的哲学家。
  再细想想,为什么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诗的年代?因为它是“哲学”不得不相对开禁的年代!
  好像无论怎样都应该说声“感谢”!

姚风与《远方之歌》

  获得过葡萄牙总统勋章的澳门诗人姚风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汉诗创作与汉语翻译的优秀人士,在澳门回归祖国前,他一般用葡萄牙语写作。他十年前左右在网络诗坛冲浪,有一定知名度后,与广东诗坛的几位著名人士合编《中西诗歌》,坚持一年出版四期,编辑、印刷的蛮有特色。
  姚风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在三年前于西宁与他见面时只见他颇有绅士风度,文人气甚浓。之所以那年特意在众多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来宾中选择与他见面,是因为他曾寄赠他的双语诗集《远方之歌》于我。这书不厚,收录的他的诗作应该不到五十首,书中配有几幅葛震的油画,给全书增添不少诗味。
  我复写诗之后,很长时间不曾向任何报刊投稿,但2004年吧突然看到《中西诗歌》上有我的诗,后来才知是姚风特意从网络上选了去的。
  《远方之歌》中的诗作大多如书名一样,比较好懂,简洁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风格。所以,这些诗容易正确翻译,这,可能是与姚风精通“外文”的缘故吧!

沈河与《相遇》

  不幸早逝的福建诗人沈河是“诗家园”的常客,从“诗家园”开办论坛,至他去世,他经常过来帖诗。在《相遇》后附的他的创作年表上,他自己写道:“2003年6月,生病出院之后,开始写青印溪这题的诗,《静与动之间的青印溪》(组诗)被诗家园网站列入《2003中国网帖诗歌20家》。”可见,他对“诗家园”也钟爱有加。去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颁“中国地域诗歌奖”纪念大奖给他,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吧。
  《相遇》是沈河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在寄获奖证书于他内人后,他内人寄了好几本《相遇》于我,近一年来,这书我转寄给了一些朋友,但手头上一直留着一、二本。在寄来的每本书的扉页的左下角,盖有沈河的印章,也不知是沈河生前盖好的还是他内人帮他盖上去的。
  在《相遇》的后面还附有许多朋友对沈河诗作的评介,可见他在网络诗坛上跋涉的几年里结识了许多好朋友。从这点来讲,不幸的沈河又是幸运的!

海上与《自由手稿》

  这不是诗集,而是诗人海上的文论集,由《独立》的主编发星寄赠于我,那是2003年的事。
  海上早有耳闻,是一位优秀的先锋诗人。在当今中国号称先锋的诗人众多,但真正的很少,但再少,海上也应该算一位。
  这书比较厚,但老实说我并没有好好地读过它,只读过它的二三篇文章,觉得读了这二三篇文章就基本上知道了全书的所有内容,有点“无非如此”的意思。
  这书是随便编排而成,话题也相对比较随意,故用“自由手稿”做书名。以我的个性,需要在此指出的是,它书中有些地方好像是故做高深,实际上没有必要,朴素地就事论事可能是与人交流的最佳方式。
  这其中也有一个话题,即诗是不能诠释的!特别是作者诠释自己的作品。
  海上的这些文章,自然是诠释着他的不少相关作品,读它们多了,再去读他的诗作就失去了许多“意义”。故尔,我没有太多地读这本书。
  发星在附信中说海上是一位“民间诗人”,这我自然同意。在很大层面上,他也是一位隐逸诗人,这便是我特意在昨天写罢哑默先生之后找出他出来的理由。
  海上好像喜欢漂泊,常在一些地方走来走去,祝他新春平安。

哑默与《墙里化石》

  中国当代隐逸诗人令世人敬佩!
  在文明与信息程度如此“现代”的今天,在中国其实存在着不少隐逸诗人,贵州的哑默便是其中的一位。
  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贵州民间新诗队伍中的主将,至今在中国诗坛知道他的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更是在所谓的权威诗刊、诗选集上几乎无任何的立足之地!
  但是,他的诗在中国非主流领域的诗界确不得不留下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哑默的诗集《墙里化石》由中国致党出版社出版,但大概是安徽诗人何林所为的“盗版书”,即是用假书号出版的读物。何林这事曾做不少,并因此进去了几年。
  这本书错别字及印刷方面的错误相当的多,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来一流的汉语诗作变得不忍卒读!虽然,它毕竟为哑默先生集中了许多他的代表作!
  这本书系我寄赠《诗家园》于哑默先生后他的回赠,在扉页上他写道:“谢谢你们的馈赠……”那是2002年秋天的事情,不久,《诗家园》上还开辟了一次哑默先生的作品小辑。
  曾多次与哑默先生纸信来往,不过,2005年后吧,便不再与他联系!
  因为,我们当下不喜欢并让大家也不喜欢哑默这类纯粹的民间诗人!
  所以,正因为有这种“不喜欢”,当下也一定会有不少像哑默这类的诗人。
  读他们的人,不会再去读别人!

李云枫与《斯卡斯迷宫》

  这是我2002年复写诗后收赠的上百本书中较有特色的一本:画家兼诗人李云枫的抽象画作品集《斯卡斯迷宫》,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记得这些画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但收读此书时还是被集中展示而吃惊不小。
  青海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刘筱青小姐曾热衷于抽象画的创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海南省旅游局主办的《大旅游导报》上曾发表过刘小姐的那些画,而且其中一幅还招来一些读者和领导的批评:这好像是人的屁股吗?
  只是,刘的画是黑白的,而李云枫的这些画多数是彩色的,更加精致。特别是,这些画还配发了李本人或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作,全铜版纸彩印,二百页码,使整本书的份量格外的重,也格外的显得珍贵。
  细读,我觉得这书还是画的价值远大于诗的价值。所配之汉诗几乎清一色是用汉语写成的“洋诗”,在汉语史上应该都不会留下它们的任何痕迹。倒是那些画,闲得无事可做时,细品之,定会获得许多灵感的吧!
  李云枫还年轻,1973年生的。

发星与《地域诗歌》

  封面的风格是抽象的,一张抽象的图片从封面排到书脊,再排到封底,使人看不到它的全部内容。书名也是怪怪的,“地域诗歌”,好像没有一本书名的“主题”词。但发星的这本由香港银河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诗文集就是这样设计的,颇令人称奇。
  因地域意识的影响而左右的诗其实从诗的一开始便大量存在,只不过在我国当代短短的新诗史上还没有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而已。
  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是我们能够容易理解的,诗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可能不易被别人理解,但其充满个性的作品风格正越来越被世人重视。这,又是无误的吧!
  发星在他这书中除收录他的大量地域意识的诗歌外,还收录了他关于“地域诗歌”的一些理论性文章。之所以叫“诗歌”,是书中的的确确收录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可以“唱”的。在特有的“地域之人”吟唱中,书中有些作品可能会发挥出作品的最大功效。
  生活在大凉山中的发星热爱着那片并不为我们熟悉的大地,并长吟不竭。

卡尔与《悲剧的超越》

  在这本小开本的书的扉页上写着我买它的时间和地点: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日,西宁大十字书店。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那阵子很流行这种泊来的思想类书籍。其实,那阵子,那类书在人家那早已经见怪不怪了,而当时的我们把它们当成宝地珍爱十分。
  这书中文名叫《悲剧的超越》,作者是德国的卡尔·雅斯贝尔斯。
  这书写什么的呢?
  它写“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悲剧又是什么”、“生命怎样才能超越其局限而不朽”、“人的生存困境”等等,利用了诸如莎士比亚的几部悲剧作品加以诠释卡尔的思想。记得将它买回家后,在寒阴角我利用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它。它不厚,一百六十余页。
  还记得当时读了大量这样的书,甚至在读了《逃避自由》之后我曾一度想创作一部《毁灭人类》的大书——现在想来还觉可怕!这也是几年前我说过英国的罗琳女士是统率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哈利·波特”军)占领中国当代孩子们的“英雄”——文化的柔性侵略比肉体的血腥侵略更要可怕的多!譬如北岛不就是因有机会读了一些另类书而写出他最早的那批“启蒙诗”的吗?
  你不要误会,我决不反对引进别人的任何思想,我只是想说如果仅仅是引进一、两种思想,那么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假如只抱定一种思想视为惟一的真理,那最为可怕!
  请学会“消化”和“淘汰”吧!更请选择超越“悲剧”的“理论体系”!
  好像,这对我们格外重要,也应该正是时候了。

弗罗姆与《逃避自由》

  我特意从书架里找出这本书来。显然,这又是一本改变我某些认识的泊来之书。
  这是1987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书,在当时属于精装本了。
  《逃避自由》这书名很费解,说“逃避禁锢”之类通啊,而“自由”需要逃避吗?我们不是渴望“自由”吗?作者埃里希·弗罗姆是德国人,号称是上世纪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
  信手翻翻,中间时有我最初读它时的痕迹。最初,自然也无法完全读懂它,甚至大部分读不懂,即使到现在再去读它也一定无法完全弄明白作者到底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与己何干?与他何干?有时间上或“民族”的区别吗?显然,现在再去读它一定比最初读它时“未知”的东西会更多!这恰恰说明我进步了,真的!
  从这点出发,近些天闲下来会再读读它。就不把它放回书架里去了,就放在电脑桌上吧。
  呦,对了,归根到底,这书我认为逃避的是人权以外的一切“法令”,特别是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非自由的“自由”。
  可见,“我”是关键。

常江与《流浪歌》

  我的文学路上的启蒙老师之一常江教授是我五年前通过“央视”的节目重新联系上的——常老师在那节目上做嘉宾。后来,我方知“央视”这些年“春晚”上的对联大都也是出自常老师之手。
  2007年初冬,我在西宁弄一个诗歌朗诵会,曾在青海工作多年的常老师特意从北京寄来他的诗集《流浪歌》,有几十本,但与会的人多,我这个主持人最后也没弄到一本。这事与常老师在贵州的一个诗会上随便一说,不久就又收到常老师特意寄我的《流浪歌》。
  《流浪歌》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常老师早年创作的诗歌作品集,代自序的是一首诗《致帐篷》:“逝去的,依然那样铭心刻骨/健在的,还是这般扯旗扬帆”……常老师那时在中国诗坛上有“帐篷诗人”的雅号,做为地质队的工程师,常老师曾跋涉在大巅地之上多年。集子中的诗作行列排列工整,十多年后常老师成为中国楹联学会主要的创始人之一(曾多年担任它的秘书长,现为它的名誉会长),看来决非是偶然的事。
  一直想好好地写一篇关于常老师的文章,但资料等欠缺,至今也就没有落笔。每每信手翻阅《流浪歌》,除了回忆起常老师和我自己出野外的日子外,也自然会想到其间多多少少的“流浪”成份。常老师的女儿在美国,这些年常老师不就美国、中国,中国、美国地“流浪”吗?细想想,我们谁何尝又不是一个流浪的人呢?
  新春前夕,祝福常老师,祝福每一位“流浪”的人们!

马丽华与《风化成典》

  马丽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是一位中国西部非常著名的女诗人,一首《我的太阳》曾风靡诗坛,甚至有后来更著名的诗人跑上高原向她表白爱心……
  生活在与马丽华相同的大巅地上,我不得不注视她,在她写诗的时候,或者在她不写诗之后。新世纪初,与马丽华多有书信与电话联系,甚至向她为《诗家园》约稿,但不得。她告诉我说她从编辑部(作协)调至大学里工作后心态等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不,短短的年头里,她除了诗集《我的太阳》外,其余出版的全是散文类书籍,《追你到高原》、《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近日,她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散文集《风化成典》,这书名里,分明有诗和宗教的意味。
  老实说,在大巅地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能深入我内心的作家、诗人乃至艺术家(画家、书法家之类)并不多(虽然接触过很多很多),而马丽华肯定是其中一位。每每读到她的书,我就相信自己一次:在中国大陆,马丽华是离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
  马丽华的作品已经明显地将爱植入了自然人文地理之脉的根部,这是一般采风者、投机者所根本无法抵达的位置。或许也少有人这样认为,她是如何抵达这个位置的,她真的抵达了这个位置了吗……,我清楚,我只清楚地自己认为,她做到了,她抵达了那里。
  在这书中,她提到了许多名字,在藏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她娓娓道来,读他们的身世,说他们所处的时代,论他们的得与失……,其立足点都在她自己的“根”上,这个“根”又显然立足于大巅地!
  有灵性的风是有根的!

李小洛与《偏爱》

  这书封面装桢朴素,一张小小的作者照,外加小小的书名,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是空白的。
  诗中有不少以“我”打头,可见写自己人性的成份很大,这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十年左右吧)是很难将这类诗公开出版的。所以,像李小洛这样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诗人是多么地幸运。
  历史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甚至会倒退),但是,又是谁也无法抵挡的!
  李小洛的朴素是到了底的,至少在这本诗集上,譬如没有序,没有跋,只有上百首她“偏爱”的诗。这可能便是她想说的、能够说的全部吧。
  这正是我所偏爱的,故尔收到它后放在枕边已近一月,才慢慢地品至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也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字,不,还有条形码和它的定价——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们是死的,犹如历史之尸!

卡特与《总是估算及其他诗篇》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是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去年的这个奖获得者也是美国总统,可见世人心中自有公认?我不知道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无法去明言,但至少可以这样讲:美国的统治者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所想像的那么“坏”么。
  这决不是某种或多种态度问题。
  回到诗,回到卡特总统的诗。这些诗的写作手法、表现方式、诠释对象等等显然都是属于“洋诗”的,与汉语诗歌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它们在我眼前以汉语的形式呈现,甚至有人会说汉语新诗从“洋诗”学习而来。其实不然吧,至少汉语新诗从“表面”上看循的是“洋诗”的皮,但其“里面”有太多属于汉语的特别“实质”。所以,我已多次说过,我反对目前许多人在用汉语写“洋诗”。
  读卡特总统的诗让我更深地定位“洋诗”的品质,自然,同时也更深地垒构了我心目中的汉诗(汉语新诗)的品质。这两种不同的品质之诗或许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但永远不会融为一体。
  当然,“洋诗”也决不是只有一种“洋诗”,对于我们而言。
  虽然卡特做过总统,但读他的诗,我并不认为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思想是各种品质的诗惟一相通的地方,也正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从技术方面来看,在我了解下的“洋诗”中也非一流,但卡特忠于自己语言文化的“表率”精神值得我们相类的人物们好好学习。

  

翟永明与《最委婉的词》发星先生说翟永明是优秀的诗人,但没有自己的诗学体系。我不知发星兄如此之说到底是何指?但不管他如何解释,我想一位诗人最可爱的地方正是他自然思想的体现吧。如果一位诗人在写作之前或写作之时就已经有什么属于他的诗学体系,我想这要不是地地道道的天才大诗人,要不就是地地道道的疯子,甚至,要不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政客(这三种情形或者更多种情形在中国诗坛上存在不少啊)。而这些都不属于纯净的诗歌,我们本质意义上的诗歌。我想发星兄是指另外一层意思。
  “最委婉的词”是指英语(准确地说应该是美语)中“的Pegime Change”(政权更迭)。这,令我们不可想像。可是,人家就是如此。
  这话题可以说许多话的,但我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对此缄默,甚至反感,因为当你一开口,你所说的一切(甚至许多未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供据。
  这是难以理解与消灭的事情。
  翟永明的这本书好文章并不多,虽然书名不错,但多数文章是读不下去的。
  在我看来,她就是诗人,只是诗人,不是画家或者小说、散文作家,虽然她也画画什么的……甚至,有朝一日,她的画可能比她的诗值钱。

  

伊姆莱与《另一个人》

  匈牙利著名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苏军“解放”他时他仅15岁。16岁那年,他便工作,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报社从事记者生涯,直至七年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年经历使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命运无常》,但这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方才出版。
  我没有阅读过《命运无常》,据说它有电影,但我与这位文学大师毕竟不在一个国度、一个洲,故也没看过。他的日记体文集《另一个人》好像我是在上海购买的,不厚,译者余泽民先生是定居布达佩斯的一家商报主编、记者,故读之感觉上“直译”的层面多些,缺乏一种汉语的文学味——是典型的外文型汉文书。但这样也说不上是好是坏。
  我相信当伊姆莱先生被苏军“解放”的那天起,他已经是个多面人了,或许是活着的,也或许已经死去。生与死,在伊姆莱先生生命间仿佛已经太不重要的。他在尚且活着的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可能早已经是永远的“另一个”,他的实际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的所在。
  我更相信伊姆莱先生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绝对地空灵,因为只有空灵才能将世上所有的苦难归结给自己,而不嫁嫁给别人。这时候,自己当然不是仅仅的自己,别人自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别人。我喜欢阅读这般空灵而涌的文字,在它们的注视下,我才变得真实而让自己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的目光,虽然“任何清晰的目光都徒然无济”(伊姆莱语)。
  人类的智慧真是伟大,它可以使这变成那,使那换成这。
  “另一个人”永远驻守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

毛文凤与《虚脱之墙》

  去年三月在秦淮河畔的一家咖啡店中听周俊说过“可一集团”的首领毛文凤先生原本也是写诗之人,而且在高校读书时还相当狂热。
  由于毕竟在早些时候的、近些年的主流诗歌报刊上从未读过毛先生的大作,故听周俊说后也权当一说而已。不料,前不久拜会毛先生的夫人钱晓征女士,钱女士送我一本毛先生的诗集《虚脱之墙》。这书名蛮有诗味,便翻开读读,诗都不长,读罢几首喝一口钱女士泡好的茶,说:干净。真得干净,诗内书写的干净,诗外表达的干净,我想诗者在写诗的那时刻也是干净的,阅者品诗时自然而然地为诗者的干净而干净。临别时,钱女士又送我几本“可一集团”的杂志,翌日在“和谐号”上翻之,发现毛先生是与佛十分有缘的人,可见我前日曰他谓“干净”并非是无据之言。
  “干净”之一,在诗中我读不出诗者有功利的色彩,诸如什么先锋、另类、煸情、惟我独尊等“功利”色彩在全书中无踪可觅。当然,对一家年业务额达几个亿的集团老板而言,还需要贴什么文学之金!他曾在一年中捐出几千万元,但不是如某某人捐助于诗歌事业,虽然他是写诗之人,而且在我看来,他应该是“有钱人中”写诗绝对是一流的人,比起“专业诗人”来也相差无几吧。
  “干净”之二,是出版发行模式方面的“干净”。它并不因作者是一位大享而弄得贵族味十足,而离诗的真谛相差甚远。在装桢上,它走的是平民的路线,是真诗的路线,虽然其主人完全有能力让它走其它的路线。或许它的叩世对主人来说更多的在于“纪念”,所以它并不需要让别人认可,也就是如此,它是真实的、干净的……
  “干净”之三,是作者情感上的干净。书后附有一文,是写毛先生送别父亲的日日夜夜的事,一片“干净”之心垒构了一座“干净”之城。这城,是毛先生的,也是读者的。
  因旅美诗人施玮的关系,与钱女士已有两次相唔的机会,但与毛先生却还没有见过面,我想,如果日后能与毛先生见面,相信是一定会谈到诗的,谈“干净”的诗。
  当然,我更希望与这样“干净”的人合作,因为毕竟我目前也是做文化传播的。

瓦莱里、纪德与《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

  读别人的书信往往身临其境,那个年代,那个国度,那位写信者与收信者……
  《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是经济日报出版社于新世纪初出版的一本法国文学大师瓦莱里与纪德的通信集,是一套书信集丛书中的一本。
  百年前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对法国和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他的朋友纪德在接受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大为赞颂。阅读这俩人的书信,用什么词可以表述之间的关系呢?!
他俩彼此是多么地幸运!
  书里收灵了瓦莱里绘画的自画像及手稿什么的,甚是珍贵,也看出编者的用心。
  书信里有写如何摆脱孤寂、如何幻想、如何克服空虚之类的问题,有记录酒吧招待、城市之类的轶事,更有关于诸多文学命题的讨论。有告诉对方自己最近的所做所为,也有告诫对方应该注意的生活习惯。等等吧,可以说记录了俩人多年的亲密往来。
  曾几何时,我也喜欢写信。纸信的那种,自然也曾收到过许多纸信。可当电子信流行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仿佛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了,电子信也写得越来越短,短得往往没有台头和落款。
  读俩位文学大师的书信,是一种感受经验的机会,虽然不大会回到大写特写纸信的年代,但对往事进行必要的整理相信也是有意义的事情。

 

 

May 03

海明威与《太阳照常升起》

  地震之后,许多人消失在了那块小小的谷地间,但更多的人活了下去。地震之后,方方面面改变了许多,细究起来,惟一没有改变的便是阳光吧,那照耀在那些活下来的人的眼中,更照耀在这些人心中的阳光,每一天都照常升起在他们的那个世界,以及我们的这个世界。每一天,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架构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在如此心境之下想起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部写于近五十年前的小说中塑造的“大爱之人”杰克·巴恩斯,在战后艰难的岁月里,不仅自己顽强地享受着对人世的爱,而且竭力把这种爱传递给别人,在让自己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同时,还把这种自信带给他所爱的人。……
  “东方”与“西方”的价值观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最基本的准则是绝对一致的!在困难面前,除了失望之外,更多建立起来的应该是希望!我想,这正是玉树的幸存者们眼下应该揪紧的地方。
  海明威的这小说读过已经很长时间了,那田园诗般的行文风格是我所喜欢的。今天再品,我感到他笔下的人物是那样地真实可信,真的“没有幻想”(“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在中外不算少的自杀的作家、诗人中间,海明威是我的最爱。

艾略特与《荒原》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冬天使我们温暖,大地
  给助人遗忘的雪覆盖着,又叫
  

枯干的球根提供少些生命。”

  这是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名篇《荒原》的最初部分《死者葬仪》的前七行。这也是我近些天清晨醒来之际在脑海常浮出的诗句。这首长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西宁组织的诗会上当众朗诵一些片断不止一次,但现在已记得很少了。
  前年汶川,今年玉树,地震之后都出现了许多“抗震救灾诗”,我写汶川的好几首还被诗刊社做为“三甲作品”收进去年的“全国诗库”。近些日我也写了一些玉树的小诗,有的已公开发表,但我本人对这些都不看好,以为都是应景之作,是没有多大的生命力的。(在此省略一些字吧)一句话,与艾略特的这章《死者葬仪》相比,这些诗都太缺少人性了——甭以为你有所“爱”就有了人性。我看好自己已经动笔的必将2000多行的长诗《玉树:薤露之歌》,不急,慢慢写吧。
  我相信艾略特写《荒原》时也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他不会希望因自己的这首长诗而改变自己什么,更不会希望因这首长诗而改变别人什么。虽然,他因它改变了点什么,读者也因它必然会改变点什么。这不是他的错。这是我们良心的错。任何一位有良心的人面对这部人性之作岂能无动于衷呢。
  我很想说的是:艾略特《荒原》中的“荒原”是一块死去的没有生命力的土地,而我们所爱的荒原是有无限生命力的希望之地。他或许有许多罹难者,有许多哭泣和眼泪,有许多夭折的鲜花与幼枝,有许多破碎的心灵与家园,但这些都并不妨碍更多的幸存者追求、拓展他们的希望之路。所以,我要在艾略特代表上帝告诫人类的三个词“给予、同情、克制”后面,再加上一个词:希望。

  “去年你种在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
  ……”

  艾略特这样问我们,你说呢?

祝咸禄与《西海行旅》

  

前几天在我父亲那得到三本均相关青海的老书,其中一本是1996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西海行旅》,也可以说是一部游记的集子,作者是曾任《青海日报》社文艺部副主任的著名作家祝咸禄先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曾经在写王文泸老师的一篇博文中提到过祝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去给邢秀玲老师送稿,时常会在王老师、祝老师的“主任办公室”坐一会。祝老师对我说过他与我父亲(曾经《青海日报》的资深通讯员)相熟,故家里的这本书最有可能是父亲在书店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祝老师送我父亲的。
  《西海行旅》的封面压着亮膜,内文是电脑排版的,这些技术那时在青海应该是刚起步不久,故从整个装桢而言比较落后和原始,如纸张是泛黄的书写纸,好像是30克的(如今一般得用60克),使得这本260多个页码的书与如今四个印张(128个页码)的书差不多一样厚。难得的是前面的作者彩照,拼版拼得上佳,印的很清晰,这在当时应该是比较难做到的。在我印象中祝老师是一位高高大大的帅男,那照片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祝老师的书我之所以从父亲那要过来,是书中的一些篇章吸引了我,如《扎藏寺溯源》、《超群绝伦塔尔寺》、《瞿昙寺揽胜》等,都能给我的大散文充实不少内容。还有《“石堡城”觅古》、《寻访文成公主庙》等更给我不少启迪。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青海有不少作家系统地写过青海的山山水水,以诗为之的有常江、白渔、昌耀、刘宏亮等人,以散文(游记)为之的更多,像朱奇、王立道、钱佩衡、王文泸、李振、邢秀玲及祝老师等人。如今,续写这些山山水水的人士就更多了,特别有了不少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
  或许是报人的缘故走动的地方比较多吧,祝老师是青海作家中对青海的山山水水写的比较多的一位,文中的资料也比较翔实、直接。
  更值的一提的是,这书名是著名书法家朱乃正所书,序由《青海日报》的“老首长”李沙铃所写。前者曾在青海工作、生活多年,目前在北京;后者不仅曾长期担任《青海日报》社总编辑,而且也是一位著名散文作家,目前好像在西安。这使《西海行旅》一书增添了不少意义。
  让我们祝福这些老人们!

老铁与《老铁的诗:2002-2008》

  昆山离我在江南寄居的城市不算远,大约五十公里左右吧。2002年初秋的《诗家园》“无锡笔会”老铁应邀参加,从那时起算是与他结识了。其实在那之前,曾读过他用本名郁建中发表的诗作。他与我一样,是停笔了近十年才在新世纪初重新步上诗坛的。
  老铁为人厚道,2005年7月初我带儿子去昆山的周庄玩,受到他和黄劲松俩位诗友的热情招待,市委宣传部马部长、市文联主席杨守松等高官都来了。一年后我又带几位诗友从上海特意去昆山的淀山湖玩,又受到他和劲松俩位诗友的款待。这些情,看来我是还不了了。
  这几年,老铁和黄劲松这俩位昆山的著名诗人先后出版过一些集子,如黄劲松前年出版了一本专门写西藏的诗集,给我相当深的印象。《老铁诗选:2002-2008》是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老铁的诗集,由著名诗人洛夫题写书名,著名诗评家孙绍振作序,后面还附录了著名诗评家叶橹、著名诗人子川等人的文章,对认识老铁其人其诗的不少帮助。
  老铁近些年的诗作生活味很浓,既写老年歌赛又写拣垃圾的人、既写大潭村又写三山岛,既写他工作的地方柴王弄又写离他很远的汶川……。老铁的写作素材是丰富的,与“当代”与“现在”是紧密关联的,故尔他的作品是有读者的——从书后的近年老铁诗作入选重要选本的统计表上来看,就能知道他的作品所欢迎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记忆中老铁不喜烈酒,但老铁对诗的热爱是浓烈的。这是一定的!

宋晓杰与《宋:诗一百首》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阜新矿院进修财会期间,班里组织过大家去盘锦、鞍山、锦州、沈阳等地玩过,故我也算是到过盘锦的吧。盘锦诗人宋晓杰最初在我印象中是位男诗人,后来看到一些别人评论她的诗,才得悉她是女士。2007年春收到宋晓杰寄赠的《宋:诗一百首》和另一本她的诗集,才比较认真和比较系统地读了她的诗作。
  书名上的“宋”我一度曾将它与宋朝联系上,打开目录一看方才明确此“宋”仍宋晓杰的“宋”之意,别无太多的可揣测之义也。这集子里收录的一百首小诗都是情诗,也就难怪作者在封面打着一行字:献给天下有情人的“圣经”。从此,可以看出作者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度与期望值。

    犹如可爱的小兽——
    因幼小而没有恐惧和罪愆
    我希望微小的事物永远微小
    希望丑恶、浅陋、粗俗在成长中
    逐渐委顿下去……

    让黑夜瞑目!

  这是书中的第六十首情诗,才短短六行,读之却曲折不已。初写情诗的年轻人会感到情诗怎么如此去写呀,中间怎么没有对象、爱呀、恋呀、他呀或她呀之类的东西啊,这便是高超了,是必须写到一定程度、曾多次否定过自己的诗人才能自然而然地如此牧耕的吧。
  宋晓杰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生人,曾参加《诗刊》社的“青春诗会”,是文学体制内的一位幸运者。《宋:诗一百首》由北方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初出版,前面放着作者的靓照。

王强、苏非舒与《大骚动》

  最早知道王强是在黄翔的文章里,说在黄翔们编辑诗歌民刊《大骚动》时,有一个做艺术的、写诗的叫王强的人。
  2003年底吧,突然收到北京来的一个陌生地址的厚厚的信,打开一看竟然是王强主编的《大骚动》第五期。复刊词由王强撰写,他说:“大骚动,10年浓缩成一部书籍,并将像焰火一样领跑。”末了还煸情地说:“大骚动 大骚动/昼夜向世界征稿”。有意思吧。我想他本人应该更有意思。故在去年到北京,曾想寻他一下,但后来考虑还是算了。
  这期《大骚动》王强好像是挂个名(主要是出钱吧),执行主编是诗人苏非舒,我曾在2007年在银川的诗歌节上与他见面,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感觉还是厚的。一个词,另类,对他而言最合适不过了。
  《大骚动》曾经是漂京诗人的一种梦想,老一些的诗人诸如黄翔们会因此叹婉多多,而年轻一些的诗人诸如苏非舒们则在新世纪传承了一种诗的理想,并把它具体化,这除了金钱外,还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忘我精神的!
  ——因为,每当你决定做这类事情之后,你可能就会无法控制自己,无法选择自己安宁的日子。

朵渔与《诗歌现场》

  朵渔获得了今年的《南方都市报》主办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诗人奖,授奖辞说:“朵渔称自己的写作是对羞耻感的某种回应,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切责问。他坚守自由、真实的言说伦理,凝视个体内部的黑暗,尊敬个体与现实、历史之间的精神对决,并试图由此重建诗歌的悲剧意识和现代汉语的尊严。在一个崇尚轻浅、速度的时代,朵渔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量的。他发表于二○○九年度《朵渔的诗》(组诗)、《高启武传》(长诗)等作品,叙事简洁,情感隐忍,在庄重的战斗性背后,不乏将心比心的同情和超然。他把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缝合,深感真相的隐匿才是更内在的现世危机,而个人常被生活大潮卷着走的无力感,又说出现代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困境。正是在这种沉痛、矛盾和紧张感中,朵渔以他纯熟的诗艺,描述出了感官解放之后灵魂粗砺的面影和良知残存的意义。”
  关注朵渔是在收赠到由他主编的《诗歌现场》之后,记得好像它是从黄礼孩处寄来的,应该是黄帮朵在广州排版、设计和印刷的。朵渔,1973生,原名高照亮,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主要作品有诗集《暗街》、《高原上》、《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
  朵渔是“下半身”参与者,但我读他的作品,有些有“下半身”的特点,但多数好像至少可以说与“下半身”无关,可见,诗只要写好了,与某些诗歌观点无关,或者说诗作本身与诗理论是没有多大的关联性的:一个对诗理论几乎不知的好诗人照样能够写出好诗来,反之,一个对诗理论精通的人不一定写出诗来。这也是一个对汉语有很高教养的人大多数成不了作家,而作家不一定对汉语有较高的教养——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成为作家、诗人的大有人在。
  回到朵渔。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是“诗生活网”的得力干将,在《诗生活月刊》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天津有好几位比较独特的年轻诗人,除朵渔处,还有更年轻的宇向等人。对了,天津年轻诗人好像特别与文学奖有缘。这也说明他们的作品有一定的独特性,与众不同是一切艺术存在的首要前提,特别对诗而言。
  “诗歌现场”这刊名起的也有意思,因为一切都只是“现在”才有意义!

萨仁图娅与《尹湛纳希》

  图娅大姐的诗集在我初期牧诗那几年在新华书店里是畅销书,我书架上目前还放着当时购卖的她的两本诗集。1994年我特意邀请她来青海参加由青海棉纺织厂赞助的“首届西海女诗人”,未曾想到,2007年在“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又一次见到她。应该说,她是与我比较有缘的比较少的著名女诗人之一。
  第一次见面时参观当时西宁比较“先进”的青百商城,她怂恿我卖了一身牛仔服,郁梅等其她与会的年轻女诗人说,这身行头方显我“行者”本色。那时,我并没有只身走“南丝”、行“唐蕃”,她们赠我“行者”名号是因为我在地质单位工作的缘故——因为当时我基本上是出野外的“行者”。第二次见面,与大姐只一起吃了个“快餐”,同参加了一场电视晚会,再没有更多的亲密接触。临别时,我也只购卖了一点诸如雪莲之类的青海特产,并没有去飞机场送她。
  后来图娅大姐赠寄给我不止一本书,但其中最有嚼头的是她的人物传记《尹湛纳希》。我想,做为蒙古族人,图娅大姐来写这书最合适不过了。因为,尹湛纳希是蒙古族文学巨匠。他的文学成就,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检索阅读。
  图娅大姐曾长期在辽宁担任一个市的文联领导工作,并主编一本杂志,前几年我突然收到一封信皮上印有“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信,方知她调到沈阳工作了。也难怪,《尹湛纳希》是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想想,图娅大姐与共和国同龄,今年她应该是六十有一了。
  尹湛纳希是蒙古族里的一位文学奇男子,图娅大姐说在古代蒙古族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尹湛纳希也就足够”,那我要说,图娅大姐其实也是蒙古族里的一位文学奇女人,在世界文学上当代蒙古族里只有一个萨仁图娅也就足够了。

江非与《我们柒》

  “我们柒”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里均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七位诗人,分别是刘瑜、白玛、辰水、朱庆和、邰筐、轩辕轼轲和它的选编者江非,其中,只有白玛是女性。这本诗集,应该是他们自己出资完成,交黄礼孩主编的“海上花图文”丛书由华龄出版社出版于2006年。这是我这些年来得赠的上百册图书中比较喜欢的一本书,自然也是这些赠书中不算多的基本上通读过的书之一。
  选编者江非是“70后”诗人中的大将,常在“诗生活网”等处读到他的作品,还有在《诗刊》工作的邰筐,是庞大的“70后”诗群中的姣姣者。其他几位在网络诗坛也时有身影亮相,名字应该是熟悉的。
  从这本书我不得不想到“一个城市的诗群”现象,在临沂这个非省会城市,一下子竟然有如此多的优秀诗人集体亮相,我想重要的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一定与当地的土壤环境密切相关。其中,诗人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在很多城市里,诗人们也不少,水平也不低,但团结问题做得好的不多。一代不服一代,一个不服一个,那些原本不多的利益你争他夺,甚是恶心。而临沂的“70后”诗人似乎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那就是,有事大家出力出钱,唯一的目的只是推出作品,而不是其它与诗无关的利益(也不确,那些看似与诗无关的利益其实也与诗有关,譬如成为专业作家后,就由国家养着他呢)。
  目前,这“柒”人中好像有好几位不在临沂工作……

老剑与《大地红》

  原在东北媒体担任负责人的诗人老剑先生曾担任“诗家园网站”的常务副站长,为“诗家园”出过力。调至浙江宁波担任某学院副院长之后,他仍为“诗家园”出力:去年六月,在他的学校里承办了“中国第二届地域诗歌朗诵会”。
  《大地红》是老剑继《胆战心惊》的第二本诗集。第一本诗集列入“诗家园丛书”,这第二本系“浙东作家文丛”中的一种。
  老剑属龙,本名刘建民,生于1964年,东北人,如今却生活、工作在三江口上。我印象中老剑耿直、爽快、豪放、干练,是我欣赏的那种味道十足的男人。去年见他,一场活动下来,果如所料。老剑喜欢旅游,喜欢自己开着车去想去的地方——这些地方,严格地说大都不太出名,这又合我的口味。那天我到宁波,他便开着新换的爱车到站接我,说之前的车不太好走“野路”,我说,这下子他可以开车去西部走走了。他笑笑,却不语。活动那天,正是高考前夜,他公子即将“出征”,他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却稳坐于评委席,直至活动一结束,他安排好一切后才匆匆回去。好在以后得知,他公子考得不错。
  由东北诗人孙慧锋作序的《大地红》由宁波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收录了老剑2005年至2007年的诗作。孙先生说老剑是“一个优秀的精神越境者”,读之其中的诗,我自然完全同意。

阿角与《阿角的诗》

  阿角是我2006年1月初去上海参加一个诗会时认识的上海诗人,我送给他一些“诗家园”的读物,他送我一本《阿角的诗》。
  阿角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但在上海诗界有相当的知名度,这本书的封底上就列印了诸如上海著名诗人默默、陈东东等人对他做的一些评语。在这本书的里面,还有一些阿角与一些著名诗人的士合影,有屠岸、梁小斌、芒克、傅开虹、张枣、海岸等人。可见,阿角在上海诗界是位活跃人物。这不,后来,我收到几期由阿角主编的一本诗歌民刊。
  《阿角的诗》由当代艺术长廊出版社于2005年在加拿大出版,是名义上的“泊回来”诗集,因为它显然是在中国印刷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诗界已成一个“合法的”惯例。
  阿角对“角”看来大有研究,从诗性方面的研究,他在封面和扉页上都打上了“视角 触角 棱角”这六个字,可见他对“角”情有独钟。读诗集,未读到一首带“角”字的诗,都通读全集,又深感他的每一首诗中都有一个“角”字。
  这便是阿角之诗的魅力。

顾城与《一代人·远和近》

  悲剧诗人顾城叫所有的中国当代诗人感叹不已,虽然他最后的绝唱的那种死亡性质在世界诗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因顾城的小小的诗《一代人》与《远和近》而被人命名了他们那帮诗人的整体代称——朦胧派,他们的诗也被称作“朦胧诗”。现在来看,他们的诗不仅一点也不朦胧,而且大都太直白了。可见,那时,中国对“诗”(人类当代之“诗”)的认识多么短浅啊!为什么?因为在1949年前国内战事不断,谁认真地搞过真正意义上的诗?新中国成立后,运动之后的“无数次”运动,又有谁能够写真正的诗?
  三十年前,诗在中国重新获得新生,但也好景不长……
  因《一代人》、《远和近》使人在朦胧派诗人中格外地关注顾城。那阵子,有许多人引用过《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与上面的两首著名的短诗相比,我喜欢顾城的几首长一点的诗,虽然它们一时不太好懂,譬如《巨门》、《异国的传说》……

杨炼与《幸福鬼魂手记》

  《幸福鬼魂手记》收录了杨炼于1998年至2002年间创作的一些诗歌、散文和文论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在这书的封底,用红字写着:“你必须把杨炼二十年的创作读成一本书,一本从不可能开始的自我完成之书。”在前面,还有杨炼自画的油画像,虽然好似以战场为背景,但眼睛、嘴角等器官都挺有神。
  书名是因其间的一首同名长诗而来,自然是全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我而言,书中还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系列散文《骨灰瓮》和叶辉与杨炼的访谈录《冥思板块的移动》。
  这本书是杨炼继出版诗集《在海停止之处》和散文集《鬼话·智力的空间》之后的又一本重要的作品集,对研究、认识杨炼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综观“朦胧派”的那帮子诗人,至今仍喜欢的只有一个杨炼和半个芒克!喜欢杨炼是喜欢他的死亡意识,这种“死亡意识”,如果说在《诺日朗》里还不够成熟的话,那1998年后的杨炼就老道多了。
  去年3月在“北外”,有幸与杨炼有过短短的对语,并合影留念,在大礼堂内一个偏僻的死角。

希尼与《希尼诗文集》

  爱尔兰诗人西默斯·希尼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年,我在青垦大厦做了“首届西海女诗人节”和“首届西宁郁金香笔会”——前一个出钱的是青海棉纺总厂,当时它的厂长是李平辉,我曾在西宁电视台“借调”期间受命为他编导过一个专题电视片,正赶上有女工告他,那片子好像为他在“官场”上说了好话!后一个是西宁市林业局出钱,下辖人民公园,记的在人工湖的大游船上吃了一餐。在活动上与人谈起希尼,因当时毕竟网络尚不发达,书店也没有希尼的作品集,故聊的极表面化。
  比较系统地认识希尼是到了新世纪初了,2001年作家出版社的唐晓渡策划出了一本《希尼诗文集》,或许是唐先生做为中国诗界资深人士的缘故吧,深谙读者的需要,硬是将此书弄的十分精彩,从作品到装桢,均恰到好处,特别是所配图片,一下子好像让读者对希尼认识颇多。
  这书在当时蛮贵的,近四十元,在书店一发现,惊喜地忘掉了价格。
  吴德安是这书的主要译者,但周瓒、傅浩、黄灿然、马永波等译界知名人士在书中也有贡献,使这书立体感甚强。这在译著中并不多见。

布罗茨基与《文明的孩子》

  这书是我在“卓越网”上购买的,原价12.80元,网购价没有超过10元。记的那次在网上购书,共是五六本书,总体上便宜了30多元。
  这书是“诗与思文丛”中的一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列入这套书的还有纪伯伦、尼采、阿兰、里尔克等人的书,甚至有一本在我国并不著名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基督徒的激情》,也很有一读的必要。
  约瑟夫·布罗茨基自然是不幸的诗人,但又是非常幸运的诗人,做为人类近现代上用“诗歌拯教世界”(阿诺德语)的重要一员,他从“苏联”逃到美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他有责任完成他的使命,完成比他更加不幸者们的嘱托。
  1987年,中国也似乎有那么一点迹象给世人惊喜,虽然最后幸运没有与人民站在一起。但就在这一年,布罗茨基却幸运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只是细想想,这还是全人类的荣幸。
  对于一切的一切,我们永远是一个孩子,对上帝说,让我们能够成为有文明的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