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之隐匿

叔本华与《生存空虚说》

　　德国的的日耳曼民族自视清高，可能与其拥有大量的世界上超一流的哲学家有关。前些日我提到过几位，今天再提一位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叔本华。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不仅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大人物，相信也是许多中国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喜爱的外国人之一，那时，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来自国外的思想类、哲学类书籍，如法国萨特的《理智之年》、奥地利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捷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瑞士荣格的《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等，曾几何时，这些书店的畅销书弄去了我许多银子。
　　叔本华其人其作都是我偏爱的一部分，《生存空虚说》更是爱中之爱。在野外于“空虚”中度日如年时，它是我对话的对象。在回到城市品味不透一些诸如但丁、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时，它也是我求得满足的“思想世界”。曾有一位可能与俺谈过对象的女孩子问我读这类书会不会变得很另类？坦率地讲，当时我并未太懂她所要寻找的具体答案，待我明白后可以回答之时，她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写诗的人大概都懂得“表象”，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可见，叔本华也是诗人，还是大诗人——他把整个世界当做“诗的一体”了，这是需要多么的力量才能掌握的“最初”与“最后”啊！
　　当一个人能够清醒地看着自己始终生活着的自己，我想，这是应该在空虚之中生存的最好选择。

卡西尔与《人论》

　　又是一位德国大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这几天我与德国的哲学家干上了。
　　在可能无聊的日子里重温二十多年前经典的思想类哲学类著作，我想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是不能不选择的。
　　“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
　　……
　　天，在许多地方我最初读它时划上了着重线，显然，这些“名言”曾让我不得不“痴吃”了许多年。
　　《人论》是作者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全面阐述了作者的人类文化哲学体系，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你想想，连我们中国都“不得不”翻译出版了的“这类书”，能不受到全球文化哲学界的重视和推崇吗？
　　为什么这类大哲学家都在德国，都在国外，我们的这类哲学家在哪里？我说，还没有出生呢——因为没有出生这类哲学家的土壤，虽然我们有“另外”的哲学家。
　　再细想想，为什么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诗的年代？因为它是“哲学”不得不相对开禁的年代！
　　好像无论怎样都应该说声“感谢”！

姚风与《远方之歌》

　　获得过葡萄牙总统勋章的澳门诗人姚风是新世纪涌现出来的汉诗创作与汉语翻译的优秀人士，在澳门回归祖国前，他一般用葡萄牙语写作。他十年前左右在网络诗坛冲浪，有一定知名度后，与广东诗坛的几位著名人士合编《中西诗歌》，坚持一年出版四期，编辑、印刷的蛮有特色。
　　姚风的本职工作是在大学里教书，在三年前于西宁与他见面时只见他颇有绅士风度，文人气甚浓。之所以那年特意在众多的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来宾中选择与他见面，是因为他曾寄赠他的双语诗集《远方之歌》于我。这书不厚，收录的他的诗作应该不到五十首，书中配有几幅葛震的油画，给全书增添不少诗味。
　　我复写诗之后，很长时间不曾向任何报刊投稿，但2004年吧突然看到《中西诗歌》上有我的诗，后来才知是姚风特意从网络上选了去的。
　　《远方之歌》中的诗作大多如书名一样，比较好懂，简洁可能是它们最大的风格。所以，这些诗容易正确翻译，这，可能是与姚风精通“外文”的缘故吧！

沈河与《相遇》

　　不幸早逝的福建诗人沈河是“诗家园”的常客，从“诗家园”开办论坛，至他去世，他经常过来帖诗。在《相遇》后附的他的创作年表上，他自己写道：“2003年6月，生病出院之后，开始写青印溪这题的诗，《静与动之间的青印溪》（组诗）被诗家园网站列入《2003中国网帖诗歌20家》。”可见，他对“诗家园”也钟爱有加。去年，我们在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颁“中国地域诗歌奖”纪念大奖给他，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吧。
　　《相遇》是沈河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集，在寄获奖证书于他内人后，他内人寄了好几本《相遇》于我，近一年来，这书我转寄给了一些朋友，但手头上一直留着一、二本。在寄来的每本书的扉页的左下角，盖有沈河的印章，也不知是沈河生前盖好的还是他内人帮他盖上去的。
　　在《相遇》的后面还附有许多朋友对沈河诗作的评介，可见他在网络诗坛上跋涉的几年里结识了许多好朋友。从这点来讲，不幸的沈河又是幸运的！

海上与《自由手稿》

　　这不是诗集，而是诗人海上的文论集，由《独立》的主编发星寄赠于我，那是2003年的事。
　　海上早有耳闻，是一位优秀的先锋诗人。在当今中国号称先锋的诗人众多，但真正的很少，但再少，海上也应该算一位。
　　这书比较厚，但老实说我并没有好好地读过它，只读过它的二三篇文章，觉得读了这二三篇文章就基本上知道了全书的所有内容，有点“无非如此”的意思。
　　这书是随便编排而成，话题也相对比较随意，故用“自由手稿”做书名。以我的个性，需要在此指出的是，它书中有些地方好像是故做高深，实际上没有必要，朴素地就事论事可能是与人交流的最佳方式。
　　这其中也有一个话题，即诗是不能诠释的！特别是作者诠释自己的作品。
　　海上的这些文章，自然是诠释着他的不少相关作品，读它们多了，再去读他的诗作就失去了许多“意义”。故尔，我没有太多地读这本书。
　　发星在附信中说海上是一位“民间诗人”，这我自然同意。在很大层面上，他也是一位隐逸诗人，这便是我特意在昨天写罢哑默先生之后找出他出来的理由。
　　海上好像喜欢漂泊，常在一些地方走来走去，祝他新春平安。

哑默与《墙里化石》

　　中国当代隐逸诗人令世人敬佩！
　　在文明与信息程度如此“现代”的今天，在中国其实存在着不少隐逸诗人，贵州的哑默便是其中的一位。
　　这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贵州民间新诗队伍中的主将，至今在中国诗坛知道他的少之又少，他的作品更是在所谓的权威诗刊、诗选集上几乎无任何的立足之地！
　　但是，他的诗在中国非主流领域的诗界确不得不留下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哑默的诗集《墙里化石》由中国致党出版社出版，但大概是安徽诗人何林所为的“盗版书”，即是用假书号出版的读物。何林这事曾做不少，并因此进去了几年。
　　这本书错别字及印刷方面的错误相当的多，在很大程度上使本来一流的汉语诗作变得不忍卒读！虽然，它毕竟为哑默先生集中了许多他的代表作！
　　这本书系我寄赠《诗家园》于哑默先生后他的回赠，在扉页上他写道：“谢谢你们的馈赠……”那是2002年秋天的事情，不久，《诗家园》上还开辟了一次哑默先生的作品小辑。
　　曾多次与哑默先生纸信来往，不过，2005年后吧，便不再与他联系！
　　因为，我们当下不喜欢并让大家也不喜欢哑默这类纯粹的民间诗人！
　　所以，正因为有这种“不喜欢”，当下也一定会有不少像哑默这类的诗人。
　　读他们的人，不会再去读别人！

李云枫与《斯卡斯迷宫》

　　这是我2002年复写诗后收赠的上百本书中较有特色的一本：画家兼诗人李云枫的抽象画作品集《斯卡斯迷宫》，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于2005年。记得这些画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但收读此书时还是被集中展示而吃惊不小。
　　青海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刘筱青小姐曾热衷于抽象画的创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海南省旅游局主办的《大旅游导报》上曾发表过刘小姐的那些画，而且其中一幅还招来一些读者和领导的批评：这好像是人的屁股吗？
　　只是，刘的画是黑白的，而李云枫的这些画多数是彩色的，更加精致。特别是，这些画还配发了李本人或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作，全铜版纸彩印，二百页码，使整本书的份量格外的重，也格外的显得珍贵。
　　细读，我觉得这书还是画的价值远大于诗的价值。所配之汉诗几乎清一色是用汉语写成的“洋诗”，在汉语史上应该都不会留下它们的任何痕迹。倒是那些画，闲得无事可做时，细品之，定会获得许多灵感的吧！
　　李云枫还年轻，1973年生的。

发星与《地域诗歌》

　　封面的风格是抽象的，一张抽象的图片从封面排到书脊，再排到封底，使人看不到它的全部内容。书名也是怪怪的，“地域诗歌”，好像没有一本书名的“主题”词。但发星的这本由香港银河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诗文集就是这样设计的，颇令人称奇。
　　因地域意识的影响而左右的诗其实从诗的一开始便大量存在，只不过在我国当代短短的新诗史上还没有呈现出它的独特魅力而已。
　　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是我们能够容易理解的，诗人的所在对他的影响可能不易被别人理解，但其充满个性的作品风格正越来越被世人重视。这，又是无误的吧！
　　发星在他这书中除收录他的大量地域意识的诗歌外，还收录了他关于“地域诗歌”的一些理论性文章。之所以叫“诗歌”，是书中的的确确收录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可以“唱”的。在特有的“地域之人”吟唱中，书中有些作品可能会发挥出作品的最大功效。
　　生活在大凉山中的发星热爱着那片并不为我们熟悉的大地，并长吟不竭。

卡尔与《悲剧的超越》

马丽华与《风化成典》

　　马丽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是一位中国西部非常著名的女诗人，一首《我的太阳》曾风靡诗坛，甚至有后来更著名的诗人跑上高原向她表白爱心……
　　生活在与马丽华相同的大巅地上，我不得不注视她，在她写诗的时候，或者在她不写诗之后。新世纪初，与马丽华多有书信与电话联系，甚至向她为《诗家园》约稿，但不得。她告诉我说她从编辑部（作协）调至大学里工作后心态等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不，短短的年头里，她除了诗集《我的太阳》外，其余出版的全是散文类书籍，《追你到高原》、《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近日，她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的散文集《风化成典》，这书名里，分明有诗和宗教的意味。
　　老实说，在大巅地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能深入我内心的作家、诗人乃至艺术家（画家、书法家之类）并不多（虽然接触过很多很多），而马丽华肯定是其中一位。每每读到她的书，我就相信自己一次：在中国大陆，马丽华是离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一位。
　　马丽华的作品已经明显地将爱植入了自然人文地理之脉的根部，这是一般采风者、投机者所根本无法抵达的位置。或许也少有人这样认为，她是如何抵达这个位置的，她真的抵达了这个位置了吗……，我清楚，我只清楚地自己认为，她做到了，她抵达了那里。
　　在这书中，她提到了许多名字，在藏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她娓娓道来，读他们的身世，说他们所处的时代，论他们的得与失……，其立足点都在她自己的“根”上，这个“根”又显然立足于大巅地！
　　有灵性的风是有根的！

李小洛与《偏爱》

　　这书封面装桢朴素，一张小小的作者照，外加小小的书名，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是空白的。
　　诗中有不少以“我”打头，可见写自己人性的成份很大，这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十年左右吧）是很难将这类诗公开出版的。所以，像李小洛这样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的诗人是多么地幸运。
　　历史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甚至会倒退），但是，又是谁也无法抵挡的！
　　李小洛的朴素是到了底的，至少在这本诗集上，譬如没有序，没有跋，只有上百首她“偏爱”的诗。这可能便是她想说的、能够说的全部吧。
　　这正是我所偏爱的，故尔收到它后放在枕边已近一月，才慢慢地品至最后一页。最后一页也是空白的，没有一个字，不，还有条形码和它的定价——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它们是死的，犹如历史之尸！

卡特与《总是估算及其他诗篇》

　　美国第39任总统卡特是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去年的这个奖获得者也是美国总统，可见世人心中自有公认？我不知道这到底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无法去明言，但至少可以这样讲：美国的统治者其实没有“我们”原来所想像的那么“坏”么。
　　这决不是某种或多种态度问题。
　　回到诗，回到卡特总统的诗。这些诗的写作手法、表现方式、诠释对象等等显然都是属于“洋诗”的，与汉语诗歌没有任何关联，虽然它们在我眼前以汉语的形式呈现，甚至有人会说汉语新诗从“洋诗”学习而来。其实不然吧，至少汉语新诗从“表面”上看循的是“洋诗”的皮，但其“里面”有太多属于汉语的特别“实质”。所以，我已多次说过，我反对目前许多人在用汉语写“洋诗”。
　　读卡特总统的诗让我更深地定位“洋诗”的品质，自然，同时也更深地垒构了我心目中的汉诗（汉语新诗）的品质。这两种不同的品质之诗或许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但永远不会融为一体。
　　当然，“洋诗”也决不是只有一种“洋诗”，对于我们而言。
　　虽然卡特做过总统，但读他的诗，我并不认为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思想是各种品质的诗惟一相通的地方，也正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地方——从技术方面来看，在我了解下的“洋诗”中也非一流，但卡特忠于自己语言文化的“表率”精神值得我们相类的人物们好好学习。

翟永明与《最委婉的词》发星先生说翟永明是优秀的诗人，但没有自己的诗学体系。我不知发星兄如此之说到底是何指？但不管他如何解释，我想一位诗人最可爱的地方正是他自然思想的体现吧。如果一位诗人在写作之前或写作之时就已经有什么属于他的诗学体系，我想这要不是地地道道的天才大诗人，要不就是地地道道的疯子，甚至，要不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政客（这三种情形或者更多种情形在中国诗坛上存在不少啊）。而这些都不属于纯净的诗歌，我们本质意义上的诗歌。我想发星兄是指另外一层意思。
　　“最委婉的词”是指英语（准确地说应该是美语）中“的Pegime Change”（政权更迭）。这，令我们不可想像。可是，人家就是如此。
　　这话题可以说许多话的，但我必须一如既往地保持对此缄默，甚至反感，因为当你一开口，你所说的一切（甚至许多未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供据。
　　这是难以理解与消灭的事情。
　　翟永明的这本书好文章并不多，虽然书名不错，但多数文章是读不下去的。
　　在我看来，她就是诗人，只是诗人，不是画家或者小说、散文作家，虽然她也画画什么的……甚至，有朝一日，她的画可能比她的诗值钱。

伊姆莱与《另一个人》

　　匈牙利著名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苏军“解放”他时他仅15岁。16岁那年，他便工作，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报社从事记者生涯，直至七年后成为自由撰稿人。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年经历使他创作了自传体小说、也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命运无常》，但这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方才出版。
　　我没有阅读过《命运无常》，据说它有电影，但我与这位文学大师毕竟不在一个国度、一个洲，故也没看过。他的日记体文集《另一个人》好像我是在上海购买的，不厚，译者余泽民先生是定居布达佩斯的一家商报主编、记者，故读之感觉上“直译”的层面多些，缺乏一种汉语的文学味——是典型的外文型汉文书。但这样也说不上是好是坏。
　　我相信当伊姆莱先生被苏军“解放”的那天起，他已经是个多面人了，或许是活着的，也或许已经死去。生与死，在伊姆莱先生生命间仿佛已经太不重要的。他在尚且活着的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可能早已经是永远的“另一个”，他的实际的灵魂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他的所在。
　　我更相信伊姆莱先生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绝对地空灵，因为只有空灵才能将世上所有的苦难归结给自己，而不嫁嫁给别人。这时候，自己当然不是仅仅的自己，别人自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别人。我喜欢阅读这般空灵而涌的文字，在它们的注视下，我才变得真实而让自己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的目光，虽然“任何清晰的目光都徒然无济”（伊姆莱语）。
　　人类的智慧真是伟大，它可以使这变成那，使那换成这。
　　“另一个人”永远驻守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
毛文凤与《虚脱之墙》

　　去年三月在秦淮河畔的一家咖啡店中听周俊说过“可一集团”的首领毛文凤先生原本也是写诗之人，而且在高校读书时还相当狂热。
　　由于毕竟在早些时候的、近些年的主流诗歌报刊上从未读过毛先生的大作，故听周俊说后也权当一说而已。不料，前不久拜会毛先生的夫人钱晓征女士，钱女士送我一本毛先生的诗集《虚脱之墙》。这书名蛮有诗味，便翻开读读，诗都不长，读罢几首喝一口钱女士泡好的茶，说：干净。真得干净，诗内书写的干净，诗外表达的干净，我想诗者在写诗的那时刻也是干净的，阅者品诗时自然而然地为诗者的干净而干净。临别时，钱女士又送我几本“可一集团”的杂志，翌日在“和谐号”上翻之，发现毛先生是与佛十分有缘的人，可见我前日曰他谓“干净”并非是无据之言。
　　“干净”之一，在诗中我读不出诗者有功利的色彩，诸如什么先锋、另类、煸情、惟我独尊等“功利”色彩在全书中无踪可觅。当然，对一家年业务额达几个亿的集团老板而言，还需要贴什么文学之金！他曾在一年中捐出几千万元，但不是如某某人捐助于诗歌事业，虽然他是写诗之人，而且在我看来，他应该是“有钱人中”写诗绝对是一流的人，比起“专业诗人”来也相差无几吧。
　　“干净”之二，是出版发行模式方面的“干净”。它并不因作者是一位大享而弄得贵族味十足，而离诗的真谛相差甚远。在装桢上，它走的是平民的路线，是真诗的路线，虽然其主人完全有能力让它走其它的路线。或许它的叩世对主人来说更多的在于“纪念”，所以它并不需要让别人认可，也就是如此，它是真实的、干净的……
　　“干净”之三，是作者情感上的干净。书后附有一文，是写毛先生送别父亲的日日夜夜的事，一片“干净”之心垒构了一座“干净”之城。这城，是毛先生的，也是读者的。
　　因旅美诗人施玮的关系，与钱女士已有两次相唔的机会，但与毛先生却还没有见过面，我想，如果日后能与毛先生见面，相信是一定会谈到诗的，谈“干净”的诗。
　　当然，我更希望与这样“干净”的人合作，因为毕竟我目前也是做文化传播的。

瓦莱里、纪德与《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

　　读别人的书信往往身临其境，那个年代，那个国度，那位写信者与收信者……
　　《嚼着玫瑰花瓣的夜晚》是经济日报出版社于新世纪初出版的一本法国文学大师瓦莱里与纪德的通信集，是一套书信集丛书中的一本。
　　百年前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对法国和人类文化所作的贡献，他的朋友纪德在接受194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曾大为赞颂。阅读这俩人的书信，用什么词可以表述之间的关系呢？！
他俩彼此是多么地幸运！
　　书里收灵了瓦莱里绘画的自画像及手稿什么的，甚是珍贵，也看出编者的用心。
　　书信里有写如何摆脱孤寂、如何幻想、如何克服空虚之类的问题，有记录酒吧招待、城市之类的轶事，更有关于诸多文学命题的讨论。有告诉对方自己最近的所做所为，也有告诫对方应该注意的生活习惯。等等吧，可以说记录了俩人多年的亲密往来。
　　曾几何时，我也喜欢写信。纸信的那种，自然也曾收到过许多纸信。可当电子信流行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仿佛已经不会用笔写字了，电子信也写得越来越短，短得往往没有台头和落款。
　　读俩位文学大师的书信，是一种感受经验的机会，虽然不大会回到大写特写纸信的年代，但对往事进行必要的整理相信也是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