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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想“有诗”越得“无我”！
越想“大诗”越得“小我”！
——这是我通过生存而获得的体验、阅读而获得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牧诗的两条基本原则。在此，我得强调，它们是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或许，它们只因我在而在；我逝，或许它们也就不存在了。（为什么事物总是希望有传承者？为什么有时就不需要传承者？我突然想到地球上的生物，有多少已经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呢……但地球仿佛又没有消失什么——因为，在消失的进程中又有许多“新的生命”诞生于地球。）
——这对诗的初级接触者而言可能显得比较深奥，但只有你稍稍进入过诗的内质层，对这两条我的诗的基本原则还是比较好理解的——起码，我不是一个深奥的的人，一般也不会说出深奥的理论出来。寓“深”于“浅”内，我想，是对成语“深入浅出”的最好诠释。在一次次陶醉于语言与思想的光芒之后，我所追求的本质意义上的诗，既因自然而变得平常，也因艰难而变得珍贵——这里就有两条路横在我的前面，一条是凡人之路，一条是圣人之路，我不能选择只走其中的任何一条路，我必须将这两条路在同一时间都走好、走完，倘若我轻视其中任何一条路，我的诗一定是庸俗之作。
两条我牧诗的基本原则，是我的两条诗之路的最佳“语言综合点”，当然，也一定是最佳的“思想发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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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最初的变化开始。
1984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因几重“因缘”，我从一位无忧无虑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位有思有想的悲观主义者。那年开春时节，我独自坐上长途班车，从西宁经德令哈至第一年出野外的驻地大柴旦，扛着用厚帆布扎裹得严严实实的、笨笨重重的行李回到西宁，不久便又独自带着行李经大通转至青石咀寻找分队的驻扎地。说是寻找，是因为队上只告诉我大致的方位，而没有具体的路名，更没有门牌号——青石咀虽然说是海北的重镇，但当时它只有在县际简易公路的两旁有那么些平房而已。之所以独自跋涉，是因为只有我换了一个野外作业分队——只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让我经历了那样漫长的悲观的煎熬。
——在德令哈住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因患上一种怪病而客死德令哈的一位“小表哥”。他是随他姐夫从江苏泰兴“走西域”的裁缝，因在我家做过几天活，心善的我母亲让他俩住在我家，好让“老乡”省下旅店费，这一住，便住了一年两载——我与他挤在一张当时医院常见的白色钢丝床上，他姐夫睡地铺……久而久之，自然生出了一些感情。故尔，当他姐夫和姐姐“带”着他从德令哈回泰兴路过西宁时，专程来我家告诉了他的不幸。他是一位身体看上去健硕的小伙子，从一里开外的湟水河畔帮我家打泉水总是一手提一桶走的飞快……后来，在我的一首写德令哈的诗中，略微地提到了他——“我只欣赏那轰轰烈烈的牧奔，在诗人或者裁缝的指挥下／那陌生的旋律总是朝着醇香的醉人处而退／那熟悉的意念总是向着清纯的潮湿处而淡”……
——车过大板山的时候，正下着雨夹雪，本来路况就不好，一下子就更难行了。在一个急弯处，司机让车上的人下去步行后再缓缓地攀行。我看到，大山下面的谷底里有好几辆跌落的汽车、拖拉机……我得庆幸，那次遇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司机。后来，我写道：“就让那挚纯在那里慢慢地融化吧／虽说深渊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我们”……
——我的方位感“遗传”的甚好，但在找分队驻地时最先找到的却是一片用矮矮的、残破的土墙圈起来的墓地，那里葬着至少上百位“劳改农场”的逝者——不久我知道，在他们中间多数是“流放者”，并且不乏已经变得无姓无名的“流放者”……在他们的附近，种植着一大片一大片油菜，而芬香的金黄色花朵尚未绽放……后来，在作业时多次路过像这样的墓地；后来，我吟道：“拧开传说的瓶子，没有魔鬼飞出来／簇聚在油菜间的乱坟野莹，没有智者走出来”……
浓厚的悲观意识就是如此一丝丝垒构起来的，不需要谁告诉我什么，更不需要去读“我们”传下来的、引进来的“别人”的关于悲观主义的著作。自然地扎根于心底的一些意识不仅属于自己，而且会以一种“标本”的姿态伴随自己一生一世。坦率地说，我的“南丝”之旅便是怀着如此悲观的崇敬感而踏上征程的，对于其间诸多的经验之源、因果之缘、渴望之愿，乃至罪恶之原、诅咒之圆、战争之怨，等等，对这些，我都不求拯救，而只求放弃。
无疑，1984年，对我而言是重要的转型之年！那一年，我20岁——此前的我，可以视为不存在。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