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今天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方老师，您好！

08年6月22号的新京报有篇文章叫“误”种起源，里面有些不伦不类的内容，对进化论的理解似是而非。新华网和凤凰网都转载了此文，见：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8-06/22/content_8415920.htm
http://news.ifeng.com/history/2/shidian/200806/0622_2666_610362.shtml

这样的文章对科普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不知道新语丝的各位有无兴趣批判一下该文以及类似的“伪”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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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去看了一下。该文声称：

“近日，《新科学家》杂志组织专家撰写了一组辨析演化论的文章。我们在《新科学家》系列文章的基础上，增损了一些相关案例，同时补充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在本期《新知周刊》的文章中，你将获得上述问题的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或许会引发你的进一步思考，或许会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

该文的一部分即是译自《新科学家》，一部分则是塞进了“许多中国学者”（其中包括中科院首席骂街研究员傅德志和胡扯流“著名科普作家”姬十三）的私货。翻译的部分既不忠实于原文，私货的部分又以胡扯居多，确实是不伦不类。文章甚长，我懒得细看，只举几个快速浏览时发现的例子。

“事实上，你一开始就可能因为‘进化’这个词的隐含意义而误解了它本身。达尔文最初创造它的时候，或许有意体现一种循序渐进、向前发展的隐含意义。而这个词的传播，也让很多人认为，进化纯粹是一种前进的表现，这个过程必然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然而现代生物学正逐渐改变这一认识。事实上，生物的‘进化过程’并不拥有明确的方向性，自然也不可能按照由低到高的序列逐次完成。因此，‘前进’的趋势在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可能并不存在。出于这一原因，这个专题将主要使用‘演化’一词。”

这段就纯属胡扯。第一，“进化”（evolution）这个词并不是达尔文创造的，在达尔文之前早就被广泛使用了，达尔文本人反而不爱用，在《物种起源》的初版一次都没有用过，只在最后一句最后一个词用了其动词形式（evolved）。第二，在达尔文之前，有一些人（例如拉马克）已有“进化”的观念，但是他们的“进化”指的是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过程，恰恰是达尔文改变了这种观念，认为进化并无方向性，无低级、高级之分。现代生物学的“进化”观念正是源自达尔文。

再来看一个乱译的例子。

“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

如果爱因斯坦在临终时宣布放弃相对论，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会有什么不同吗？科学假设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不是提出者的意愿上。”

这段译自《新科学家》的这一段：

“Darwin recanted on his deathbed

If Einstein had recanted his theories on his deathbed, would the universe be any different? Scientific hypotheses stand or fall on the evidence, not on the whims of their proposers. But for the record, this myth, popular among creationists, is not true.”

第一，有一个地方译错了，原文说的是“科学假说的成立与否根据的是证据，而不是其提出者的奇思异想”，即进化论不再只是个假说，已被证据证实，而按《新京报》的译法，让人误以为进化论至今还只是个科学假说。第二，漏掉了关键的一句：“这个在神创论者当中流行的传说并非事实。”《新京报》把这句删掉，难道是想让其读者误以为“达尔文临终时宣布放弃演化论”是事实吗？达尔文临终前是否放弃进化论，虽然与进化论是否成立无关，但与达尔文的人格很有关。如果有人造谣说《新京报》的编辑都在炼发楞功，难道《新京报》发个声明说“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与编辑的专业素质有关，与他们炼什么功无关”就完了？

最后举一个国内“专家”乱塞进去的私货：

“周忠和指出，类似获得性遗传这一说法，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议。达尔文曾在1868年提出泛生论，承认获得性遗传，但现代达尔文主义则否定了获得性遗传，‘不过最近又有研究人员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周忠和举例，比如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获得性遗传不只是被现代达尔文主义否定，而是被现代生物学所否定。这个“提出获得性遗传这个说法也不错”的研究人员是谁？莫非是研究“面对面”的朱海军？周研究员举的获得性遗传的例子，也太上不了台面了吧？“父亲身体壮实，生下来的儿子通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就算真的存在这种现象，那也可能是因为有相似的基因（父亲把先天就有的“身体壮实”基因传给了儿子），也可能是有相似的生活环境，如何能够用来说明后天获得性遗传？难道通过后天的锻炼能够改变精子的基因？这样的现代生物学知识水平，连个高中生都不如，还好意思想要“让你对进化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这样的科普，还真会“让你大吃一惊”！

(XYS20080622)

被称为“学术打假第一人”、贵为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造假成瘾，甚至敢造到新语丝头上。例如，在2005年11月21日，新语丝刊载“一心”《可笑人也，聂资鲁教授！》一文，杨玉圣次日偷偷拿了去登在其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不仅把标题改为《反学术打假的好戏——评聂资鲁教授〈杨玉圣的所谓学术批评文章及我的答辩文章〉》》，还把署名改成“奕欣”，并声称是学术批评网首发。“一心”不得不发文抗议杨玉圣侵犯其著作权，参见“新语丝·立此存照·杨玉圣事件”中的《杨玉圣先生，请尊重本人的著作权》(XYS20051124)一文。

今天接到一名网友来函，告知新语丝6月18日登的李实《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一文，也在学术批评网上以“李施文”的名义发了，内容基本一致，并批评说“同样的内容，不同的署名，分别发在不同的网站，似乎不太好”。我赶紧去核实，才发现这位网友冤枉了李实了，原来杨玉圣又故伎重演侵犯他人著作权，偷新语丝的文章，改作者署名，手法与两年多以前用的一模一样：

一、把作者署名由明显的化名改成杨玉圣喜欢用的“假的真名字”（即看上去像是真名，其实是假名），但是与原署名谐音。所以上次把“一心”改成谐音的“奕欣”，这回则把“李实”改成谐音的“李施文”（即“李实文章”之意），而且为了表明名字的真实性以迷惑读者，还在作者后面注明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学院）”，这显然是根据文章内容猜测作者的单位。其实四川大学并无历史学院，而有历史文化学院。

二、把文章标题《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改成他喜欢用的长标题《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并对正文做了一些表述上的小改动，比如把原文中的“罗”基本都改成“罗志田同志”（大概是为了符合其提倡的“学术规范”），但是又改得不彻底，还是露了马脚：他虽然记得把标题中的“罗志田先生”改成“罗志田同志”，但是开头第一段的两处“罗志田先生”却忘了改，于是罗志田时而是“同志”，时而是“先生”，时而又是“同志”，称谓不一致。还有两个“罗”他又漏改成“罗志田同志”，大概改得眼花了。

三、我在登出前改了一些错别字和病句，这些只有我本人知道的改动都还在剽窃文中，但是，他为了掩饰剽窃而对原文做小改动时，却给新加了新的错别字，例如，他把原文“就包括应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成“续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续”显然是“需”的错别字。他的许多改动都是剽窃者惯用的同义替换，例如把“以后”改成“之后”，“实在”改成“实在是”，“就包括应”改成“是应”之类。如果不是为了掩饰剽窃，去做这样的改动真是有毛病。

四、他给这篇文章写上写作日期“2008年6月18日”，又声称“学术批评网首发 2008年6月18日”，还要“（感谢李施文先生惠寄）”，好像李施文当天急急忙忙写完了就寄给他，他又急急忙忙在当天就登出了，效率不可谓不高。那个“写作日期”显然是杨玉圣从新语丝的发表日期推出来的，根本不是真正的写作日期：我在好几天前就已收到了这篇稿，只不过这几天版面都被与地震有关的文章给占了，所以一直拖到18日才登出。至于那个“学术批评网首发 2008年6月18日”当然也是捏造的，他只能是在19日从新语丝拿了去做了改动再登出的。他倒填发表日期，还让人以为是新语丝偷了他的呢。

新语丝登出的无数批评文章中，为什么杨玉圣如此青睐这一篇，不惜造假剽窃也要在其网站上登出呢？就像上次他偷一心的文章是因为一心批评的聂资鲁教授是杨玉圣的仇人，原来这一次也是因为杨玉圣与罗志田有仇。在2002年12月，罗志田曾经批评过有人盗用其名义给《社会科学报》等杨玉圣把持的报刊投稿。盗用他人名义投稿，本是杨玉圣的另一拿手好戏，新语丝也曾经多次揭露过。因此罗志田当时的批评正触着了杨玉圣的痛处。罗志田还曾经发表过《走火入魔的“学术打假”》，对杨玉圣的同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为此，学术批评网在2003年4月30日登出一篇攻击罗志田的长篇文章《走火入魔的“罗志田”和人鬼共舞的“罗厚立” 》，署名“罗中立”，那也是一个“假的真名字”。有了这段历史恩怨，杨玉圣一见新语丝网站登了批评罗志田的文章，怎能不当成宝贝，非偷了去不可呢？

杨玉圣提倡的“学术规范”，也就是盗用他人名义、侵犯他人著作权、剽窃他人文章。教育部让这种人负责“学风建设”，那才叫“走火入魔”、“人鬼共舞”。有杨玉圣在，“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应该改名“教育部学风破坏委员会”才名副其实，不知葛剑雄副主任以为然否？

附：新语丝李实和学术批评网“李施文”文章

罗志田先生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

李实

近年来，四川大学开始评文科杰出教授，规定评上者在校内享受两院院士待遇。并已评出了两位。日前，四川大学又初评了两位，正在公示。其中一位是罗志田先生（他偶尔以罗厚立的名字发表文章）。我们认为，罗志田先生问题不少，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其理由如下：

一、2003年下半年罗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工作至今。五年来他未对川大做任何贡献，不是川大的教师。

二、1994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罗在川大历史系任教。可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未给本科生上过课。却还在2000年左右被评为教育部系统全国优秀教师。可他又不到研究所工作，不评研究员；而要在系上当教授。实在名不副实。他到北大后不得不给本科生上课，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课业稍增”。其实不止是稍增，而是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业从无到有。

三、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奖，教育部社科成果奖，国家社科成果奖（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类似的奖，但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就包括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杰出教授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四、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就包括应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杰出教授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五、近年来，川大颁布了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目录，规定在上面发表论文，视同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历史/考古类有约200种，绝大多数是英文期刊。罗在美留学八年，至今才在英语期刊一共发了4篇论文，且没有一篇是发在SSCI/A&HCI期刊上。

六、罗的史学博士论文是《北伐战争与中美关系》（1994年通过，英语版，大意。因他从来不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和博士论文题目）。可既没有在美国出英语版，也没有在国内出中文版。他的著述不少，可绝大多数是论文集，和一本人物评传。没有一本代表性专著。

七、罗是治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的史学家。但在历史学中，中国近现代史是比较好搞、不难，容易出成果的的一个二级学科。罗以前搞过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可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他偶尔也写点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可从未登上过这方面的重要期刊《中国史研究》、《文史》、《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栏目。尽管他经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三家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八、罗先生早就是博导了。文科中比博导还高的职衔有：长江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这三个职衔都是在全国评，至少在教育部系统评。罗当过一届（四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后就被免职了。今天，上述三个职衔他连一个都没有。而上述三个职衔的得主其待遇都低于杰出教授。罗现在要一举超过他们，很不合适。

综上所论，罗志田先生不适合评文科杰出教授，不应该享受院士待遇，尽管只是在四川大学校内。

(XYS20080618)

李施文：罗志田同志不宜评上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的八大理由
时间:2008年6月18日 作者：李施文（四川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学术批评网

近年来，四川大学开始评“文科杰出教授”，并规定评上“文科杰出教授”者将在校内享受两院院士待遇（已评出了两位）。日前，四川大学又初评了两位，正在公示。其中一位是罗志田先生（他偶尔也以罗厚立的名字发表文章）。我们认为，罗志田先生断断不宜评上文科杰出教授。其理由如下：

第一，2003年年中，罗志田同志调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工作至今。五年来，他从未对川大做什么贡献，不是川大的教师。他若够格评什么“文科杰出教授”，那么就应该在他目前供职的北大评（北大也评有类似的“文科杰出教授”）。怎么又跑到川大来评呢！

第二，1994年下半年至2003年上半年，罗志田同志在川大历史系任教。可在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从未给本科生上过课，居然还在2000年左右被评为教育部系统的“全国优秀教师”。其实，他充其量可评优秀研究生导师。他又不到研究所工作，不评研究员，却要在系上当教授，实在是名不副实。他到北大后，据说不得不给本科生上课，按他自己的话说是“课业稍增”。其实不止是稍增，而是给本科生上课的课业从无到有。

第三，罗志田同志没有获过省政府（直辖市政府）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教育部社科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没有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发明奖类似的奖，但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川大规定），是应获过省政府、教育部、国家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文科杰出教授”的要求，要远远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却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第四，罗志田同志没有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而正在评选的重点高校正高二级岗（俗称二级教授）的必要条件（同上），续承担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文科杰出教授”自然比二级教授高得多，但他反而不具备这些必要条件。

第五，近年来，川大颁布了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A&HCI(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期刊目录，规定在上面发表论文，视同在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其中历史/考古类有约200 种，绝大多数是英文期刊。罗志田同志尽管在美国留学八年，但至今才在英语期刊一共发了4篇论文，而且没有一篇是发在SSCI/A&HCI期刊上。

第六，罗志田同志的史学博士论文大概是《北伐战争与中美关系》（1994年通过，英语版，大意。因他从来不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是谁和博士论文题目）。但是，这篇论文既没有在美国出英语版，也没有在国内出中文版。他的著述不少，可绝大多数是个人论文集和一本人物评传。至今没有一本代表性专著。

第七，罗志田同志是治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年）的，但众所周知，在历史学中，中国近现代史是比较好搞、而且是最容易出成果的的一个二级学科。罗以前搞过中国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可都没有搞出名堂来。他偶尔也写点中国古代史的论文，可从未登上过这方面的重要期刊（如《中国史研究》《文史》和《历史研究》中的中国古代史栏目），尽管他经常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这三家权威或重要期刊发表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第八，罗志田同志早就是博导了（1996年）。文科中比博导还高的职衔有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这三个职衔都是在全国评的（至少在教育部系统评）。罗志田同志据说当过一届（四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但之后就被免职了。今天，上述三个职衔，他连一个都没有。而上述三个职衔的得主的待遇都低于“文科杰出教授”（校内院士）。罗现在要一举超过他们，不太合适。

综上八大理由，罗志田同志实在是不够格、也绝对不适宜评上四川大学的“文科杰出教授”，更不应该现在就享受院士待遇（尽管只是在四川大学校内管用的“地方粮票”）。

2008年6月18日

（感谢李施文先生惠寄）

(XYS20080619)

有一个网友转来时评家连岳一篇文章，声称今天发生的岩手县地震，日本气象厅早在数月前就已发出了预报，与我所说的日本不做地震预测不符，要我给评论一下。这位时评家原来是给思春的少男少女们煮心灵鸡汤的，汶川地震后自己不知喝错了什么汤，对“地震预测术”春心荡漾，和“国宝”们眉来眼去，要一起问责地震局。我本以为只是因为他没有科学头脑，看了这篇文章，才发现他连语文头脑也没有。他所依据的《环球时报》明明说的是去年10月开始提供“紧急地震快报”（即启用地震预警系统），他能读成在当时就发出了这次地震的预报，这是什么样的阅读理解能力？

日本并无能力提前数个月预测某次大地震的发生，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力。但是日本在去年启用世界上第一个全国地震预警系统，从而有可能在地震在地下发生的瞬间，立即发出紧急地震快报。这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毫无关系，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根据前震来预报主震（像传说中的海城地震预报），而是利用地震发生后不同地震波传播速度的差异产生的时间差而做出预警。

地震发生后，从地下震源发出两种地震波，纵波（P波）破坏性小，但是传播速度快，横波（S波）破坏性大，是造成地震灾害的主要因素，但是传播速度慢。地震预警系统就是利用二者的时间差，在地震仪测得先传到的纵波后，估计出该次地震的强度，赶在横波传到之前发出预警，这个时间差往往只有数秒种，不足以让人员疏散，但可以抢在地震波前头采取关闭燃气、停止发电、停运新干线等措施，避免次生灾害。

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预警地区离震中越远则预警时间越长，但是离震中越远就越不需要预警，最需要预警的震中地区这套系统又起不了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还有其他问题。像《环球时报》所说的，前面几次都不成功，或者低估了震级而没有发出应该发出的快报（1月26日的石川地震），或者快报发得太慢（4月28日冲绳县宫古岛地震首次发布快报，但是在测得纵波约10秒种后才发布，比横波的到达慢了约5秒）。这次在测得纵波4秒后即发出紧急地震速报，算是成功了，但是在震中30-40公里的范围内的地区，都是在横波到达以后才发出的速报，灾害严重的地区基本上都没来得及防范，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过，这是目前人类能想到的最好的地震预警方法。美国地质调查局目前也在加州测试类似的预警系统。

附：
预防灾难的成本有多高？

连岳

仅从这篇新闻来看，一是日本气象厅在做地震预报工作；二是地震预报是在数月前发出，期间日本社会并没有像我们的一些专家所言陷入混乱，“损失不亚于一次真正的地震”，灾难预防可以在社会正常运转下进行，当灾难真正来临之时，有准备，伤亡肯定会小得多，这是显然的。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赵学亮报道 14日上午8点43分左右，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和宫城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在此次地震的主震到来之前成功发布地震预测震级等预报。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气象厅于去年10月1日面向普通市民通过电视等媒介提供“紧急地震快报”，根据观测到的地震初期微震预测主震的震级，然而在今年1月 26日的石川县地震中的预测震级低于实际震级，4月28日发生的冲绳县宫古岛地震和5月8日的关东地区地震中均慢于主震的到来，显示出了这一系统的局限性。

(XYS20080614)

《财经》实习记者 徐超《财经网》 　[2008-06-13]

与其说其成功在临震预报上，倒不如说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识普及以及合理的传统建筑结构，或许再加上少数人的勇敢上

【《财经网》专稿/实习记者 徐超】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除了唐山，还有一个城市的名字反复被媒体和公众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辽宁省海城县（当时是鞍山市下面的一个县，现为县级市）发生7.3级地震。按照地震后到当地进行考察的时任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地震预测部门负责人巴里·瑞利(Barry Raleigh)估计，这样一次地震造成的伤亡“一般来说应超过10万”。而实际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间接死于此次地震的总人数只有2041人。

正是由于此次防震减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内，“海城经验”几乎成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标尺。

然而，“海城经验”到底是什么？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重现历史

衡量一次地震预报是否成功的标准，对政府官员和地震预报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区别。

在地震预报工作者看来，要验证地震前做出的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下称四阶段预报）是否与地震时间、震中和震级相符。同时，地震前和地震后都要验证为四阶段预报提供参考的微观异常和宏观异常，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只有这些都符合或者说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说，死亡数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预报成功的关键因素，甚至说决定性因素。

若以后一个标准为依据的话，海城地震无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预报的大地震。当时，新华社的诸多报道以及当地政府提供的宣传材料，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预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对于这个问题，由于保密原因造成当时诸多档案和文件都被尘封，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一直没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质调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陈棋福、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鋐和辽宁省地震局王安东开始收集资料、走访各方当事人，希望从学术角度来重现这段历史。

这一研究成果，最终以英文论文《Predicting the 1975 Haicheng Earthquake》（《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发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国地震学报》（《Bulletin of the Seism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上。

该论文作者之一、孙士鋐研究员对《财经》记者解释说，自1975年海城地震发生后，他一直搜集关于海城地震预报方面的资料。到了2004年，根据中国的保密法，许多当时的关键资料都已解密。

这些资料，大体被分为七类：1、国家或多省会议的总结材料和授权转发这些材料的政府文件；2、地震工作者给辽宁省政府的各类报告；3、省政府的通告； 4、地方政府的文件；5、高层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或口头指示；6、地震办公室或地震观测台站的值班记录或记事本；7、其他文件。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华北地区发生的三次6级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推动下，1970年，全国首次地震预报工作会议召开。

此后，1971年国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国第一次地震形势会商会在山西临汾召开。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由国家地震局组织，一般每年组织一到两次，对全国或某些地区未来一两年的地震作出预报。当然，在特殊时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5月12日到6月11日），则提高到每天两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地震形势会商会，地震预报区域主要集中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在这次会议上，定出了华北、东北范围内有六个区域，在未来一两年内有发生较大地震的危险，其中包括后来被视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预报”的“渤海北部”。而实际上，也只有这一地区发生了破坏性地震，其余五个区域均没有地震发生，预报成功概率是16.7%。

不过，资料显示，即使这个1/6的中期预报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据《财经》了解，在原总结材料中，这一渤海北部区域指的是指金县-大连地区，距离海城震中实际上还有200公里的距离。

错进错出

在这次地震形势会商会结束后，当时作为国家地震局主管单位的中国科学院认为情况严重，于是把会议总结修改为报告，并上报到国务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时人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听毛主席和党的话”，而国务院则被老百姓视为“毛主席和党的代表”。“既然国务院把这当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文件本身重要的象征意义，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以独特的方式，客观上提高了民众的地震警觉性。

据悉，国务院在收到中科院报告14天后，就于6月29日以第69号文件的形式，向有关省份下发了这一内容。其中，就包括海城县所属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

在这次会议上，被视为海城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根据以下四个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强到弱排列）：1、小震活动频繁；2、海平面数据；3、地磁异常；4、水准变化异常。

但从事后的调查来看，小震活动频繁区域是指辽西傲汉旗的一个震群，现已归属内蒙古自治区，距离海城震中十分遥远。潮汐台记录的海平面明显变化的数据则被证明有误，在会商会结束后就很少再提到。地磁异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与海城地震亦关系不大；至于水准变化异常，则明显没有考虑到附近纺织厂抽取地下水带来的误差。

不过，在会商会结束半年后，1974年12月，辽宁本溪发生了5.2级地震。作为69号文件发出后第一个较大地震，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辽宁省革委会于是要求省地震办每天汇报震情，并布置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不过，根据1975年1月份国家地震局的考察结论来看，这次地震是由水库引起的，属于人为地震/工程地震，与后来的海城地震实际上关系不大。

就在辽宁本溪地震次日，辽宁省革委会发布了由地震办起草的一个通报。这个通报根据辽宁本溪地震，提出了三个短期预报，但随后证实这三次预报都是误报。其中的第三个短期预报称，辽宁本溪地区将再次发生5级左右地震，时间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于预报的地震发生地是同一个，作为当时辽宁省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以及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下令组织震前演习。尽管这次预报后来被证实为误报，但演习和其他应急措施，客观上对一个多月之后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在北京召开，顾浩鼎代表国家地震局沈阳大队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被称为海城地震的“短期预报”。然而，全国会商会并没有完全认可这一预报，大会结论把顾浩鼎的“半年甚至一两个月内，会有6级地震”的估计，改为“一年内会有5至6级地震”。

根据中国的定义，这已经属于中期预报了。而在全国会商会结束后，辽宁省地震办则完全接受全国会商会的结论，没有坚持顾浩鼎的短期预报。

“以革命之名”

直到2月3日傍晚，营口-海城一带小震活动骤然增多，才引起了辽宁省地震办的高度警觉。至2月4日晨8时，当地已先后监测到200多次地震；其中最大的，是4日晨7时50分发生的4.7级地震。

而在另一个记录海城7.3地震前的地震表格中，《财经》记者注意到，自2月3日18时38分到2月4日17时39分，共发生地震33次；其中2级到2.9级地震9次，3级到3.9级地震8次，4级到4.9级地震2次。

辽宁省地震办主任朱凤鸣在2月4日零时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报》第14期中，明言“震级尚在不断加大”和“很可能后面有较大地震”，这些被宣布为海城地震的临震预报。

这份临震报告被称交给革委会副主任华文。华文要比朱鸣凤紧张得多，他立即要求后者“你们最好确定个地点，由我们通知有关县市到那里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实际上，据说在朱凤鸣那里，预计较大地震发生的时间尺度是一两个星期之内，而非“马上”。

但就是华文的行政决定，阴差阳错地实现了海城地震的省级预报。

当天11时，作为辽宁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将军，向下辖市、县发表了四点指示：把地震范围划清楚，包括确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划个戒备区，采取紧急措施，昼夜值班巡逻，不坚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觉；市、县、公社在震中区要值班，坚守岗位，有情况及时报告，采取措施；工厂、矿山建筑物、水库、桥梁、坑口、高压线等要加强戒备，坚守岗位，专人看管，有情况要报告。

而实际上，由于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频繁地震，一些山墙和烟囱已经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个人在没有收到上级要求的时候，已经自行疏散了。

2月4日晚上7点半左右，海城被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击中。钱钢在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称，被地震袭击的六个市、十个县的震区范围内，城镇房屋毁坏五百零八万平方米，农村民房毁坏八十六点七万间，却仅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点六。

造成海城地震伤亡人员较少的原因，据《财经》了解，除了政府官员行为构成的临震预报之外，或许还和另外两个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首先，位于营口县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几年内，曾制作、散发十多万份地震知识宣传资料，并播放了一百多场地震教育电影和幻灯。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民众对于地震知识的启蒙。

其次，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值傍晚，再加上辽宁南部当时遍布木结构房屋，这些也都极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伤亡。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即使在没有组织疏散的地区，实际上死亡人数也很少。

在《预报1975年海城地震》结尾有一段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核实了美国代表团1976年访华时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记，但仍然有着重大差异。

第一，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理想的“长、中、短、临”四阶段预报模式，特别是个别学者提出了短期预报，官方并没有正式发布短期预报。第二，我们注意到美国代表团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实。例如，说省政府于1975年2月4日“得到该日将于海城附近发生强震的预报”与实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诉国际上的预报过程由于可以强调领导作用而偏离事实，有些细节或遭忽略或被夸张。第四，对国际上和公众做的报道，夸大了业余微观异常监测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或许，它更有价值的遗产恰恰在于，如何通过良好的抗震防灾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筑，来最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对临震预报的单一依赖。

从陈一文顾问到李传芳农民

作者：领海涛声

是否真曾有人捕获过汶川地震的前兆？在这个问题上证否可能比证实困难得多。我没有资格做出结论，只能尽量把所看到所知道的内容如实纪录下来。老实说，开始我只是出于好奇，花了些时间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却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否则不知有朝一日，自己的良心将何以面对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灵魂。

正方的声音，最早是由一个名叫陈一文的英籍华人，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现场直播中发出的。这番发言，在灾后民众心理脆弱的关口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并不过分。陈没有地质方面的专业训练的经历，却作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专家接受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采访（http://6.cn/profile/playlist.php?p=58488）。附和陈一文的人里，有些曾是专业地震工作者，如广为流传的“地震专家欲哭无泪”一文中的耿庆国。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书中曾以很大篇幅写及此人。不过钱钢相对客观，特别指出耿曾经漏报误报过多次。这些细节，现在却大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周六打电话回家，问起陈一文这个名字，搞了四十多年地质和环境灾害防护的父亲没听说过。对已经退休的耿庆国，老爷子知道的居然还不如我多。他更没有估计到，这些人关于汶川地震可预报的言论已经对国人心理所造成的影响。主流地震学界认为，地震预报的准确率在目前还不足以抵消虚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这些外行人又如何能想象得到，虚报损害到什么程度能在几十秒钟内夺走数万生命，让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因此不难理解，听够了海城万众欢呼和唐山“枪毙他们”的国家地震局，本应作为反方主力挑战种种所谓汶川地震前兆的可信度，却始终相当的低调。

相比之下，新语丝众人则当仁不让。5月28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一文，对影响最广的几则传言进行了系统的回应（http: //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ingdian/quake.txt），在积极科普地震界主流共识的同时，指出民间和某些专业预报者纯属“伪科学”、“马后炮”。摘录该文点睛的一段：

由于“大师”太多，预测次数太频繁，如果有人碰巧准确预测了某次大地震，也是毫不奇怪的。据地震局工作人员说，他们每年大概收到一百多份预报卡，北京的大地震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都有人在预报。那么，如果哪一天北京真的发生了大地震，肯定有人可以吹嘘他曾经做过准确的预报。

换以统计术语表达，此类地震预测欲保证灵敏度，必须以牺牲正确率作为代价（但对特异性影响不大）。毋庸讳言，新语丝上的相关内容并非全部建立在数据与严密逻辑的基础之上。在另一篇文章中，竟然令人惊讶地出现了这样一番话：

预测，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A事件发生，则B事件一定发生，A事件不发生，则B也不发生，这叫完全预测；A事件发生，则B事件发生，A事件不发生，B也可以发生，这叫不完全预测；A事件的发生，则B事件发生的机率很高，那就叫机率性预测；如果A事件发生，B事件的发生的机率在30－70%晃，那么A事件对B事件则毫无预测价值。

按以上说法，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件，无论关联与否，都可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进行“不完全预测”；而任何可能事件，对任何不可能事件的不可能性既可以“不完全预测”，也可“几率性预测”（难道100%还不够高几率？）。更匪夷所思的是，以A代表耿庆国认定某张彩票中头奖――比方说，一万亿元，四川重建够用了吧――B代表此彩票中奖，要是真的凭耿一句话这张彩票就有30-70%的中奖几率，作者还认为这种预测毫无价值吗？绝对概率与条件概率，先验概率与后验概率，即便对不熟悉概率论的人，生活常识中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说到概率，冥冥之中有过多少巧合，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必然？《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的最后一段写道：

所以，这类地震预测术就像算命术一样，不能因为有人蒙对了一次就真把他当大师，而要具体统计其预测的成功率。验证方法其实很简单。这些“大师”的预测都是闭门造车，无需亲临地震发生地进行勘探，那么也应该可以预测其他国家发生的地震。世界上每年平均大约发生18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地震预测“大师”何不对未来一年内将要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这些大地震一一预测一下，让我们看看能蒙对几个？如果担心预测国内的地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预测国外的地震应该是不犯法的。

不幸被方舟子说中，真有这么一位专注于国外地震预报的人士。不过，与陈一文耿庆国等急于抛头露面的头衔人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位走平民路线的地震预测人，于无声处隐忍数年， 却在汶川地震一声惊雷中被推上了前台。

５月９日，百度贴吧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匿名帖子：

19：15，我在临沂看见大片地震云，不知今明两天哪里要发生6级以上强震。
作者： 222.132.211.* 2008-5-9 19:54

震后几小时消息传开，众人纷纷拜访留名，一天不到已回复近万，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至28日前后帖子被删除时竟然引来了十万多条回复，成为中国互联网有史以来第一热帖。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篇回复在5月10日提供了马里亚纳群岛以南发生6.6级强震的消息，当时帖主还表示了感谢，显然为确实“不知……哪里”作了最好的注脚。

地震当天晚７时许，帖主徐淑彬浮出水面。此人供职于临沂博物馆，是沂源猿人发现人之一，在书画鉴定和徽章收藏方面亦颇有造诣。发帖人的身份被证实后，徐淑彬在新浪博客进一步声称，之所以关心地震预测是受了“地震预报农民”的影响。寥寥数语，却似一石激起千层浪，该ID在百度所发帖子被争相翻阅，读罢令网民皆大呼神奇。原来，这位名叫李传芳的临沂农民，在近两年间对国外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地震时间所作的预报竟几乎十报九中（例如 http://tieba.baidu.com/f?kz=12361372，第六页开始）！不久，中央电视台向徐、李发出参加《对话—当灾难降临》节目的邀请，反映出二人在民间滚雪球般越来越大的影响。

当然，质疑的声音随即出现，先前武汉社集网擅改发帖时间的造假丑闻犹然在耳，难道这次换成百度顶风作案？然而李传芳的预测不仅发于百度，也同步记录在了包括徐淑彬博客在内的其他网站上。那么，预测者所提供的用于检验预测的实际地震信息是否有假？我根据官方新闻报道逐一核实也未发现任何空穴来风的情形。

如此精准的地震预测，让我联想到早前收到的某金融咨询公司关于股市走势的邮件。我不大关心股市，便顺手删掉没当回事，直到听人谈起，他们对某股票涨跌的多次短期预测竟出奇地准确，早知如此应该加入投资云云。一般人轻信也就罢了，不过此言出自一位堂堂名校的物理博士，真印证了林肯那句名言：你可以一时骗过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个别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欺骗的前提是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可以针对性地蒙蔽弱势一方。这种股市骗局大抵也是如此，每次利用垃圾邮件发布预测时，对一半收信人声称股票会涨，而对另一半则说会跌。实际涨跌过后，发信人把预测错误的邮件所发地址从下次发送的列表中删除，逐次重复，不断向余下的收信人强化连续正确预测的假象。只要初始撒饵对象足够多，最终总会有鱼上钩。

偏偏眼下事关地震，愚者尚且千虑，鱼儿乃不自量。为了求证事实，我根据网上公布的电话与李传芳和徐淑彬分别进行了直接交谈。出乎意料，李传芳确实是一位农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徐淑彬大学毕业，受过地理考古方面的专业训练，但坦陈自己数学和物理水平一般。对一个既非传媒又非专家的普通陌生人，两人的耐心与坦诚之至，竟让我一时难以相信是出于自我炒作的需要。徐淑彬显然扮演了一个包装者的角色，虽然他与李传芳本人一样对其预测水平深信不疑。他们毫不掩饰对官方关注和承认的渴望，但这种诉求似乎更多地建立在对地震预测超乎寻常的执著上。据徐淑彬讲，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郑大林曾接到李传芳对2003年10月云南大姚6.1级地震的预报的电话，事后却又矢口否认声称记不得了。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则对徐李二人给与了大力支持，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陈一文。

徐淑彬不经意间还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李传芳时不时到地震局网页上搜索实际地震记录。一位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有如此钻研精神，真令我自愧不如，也提了个醒，不知水深水浅，为什么不自己趟一下呢？中国国家地震局和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网站都提供了方便实用的数据访问功能（例如http://www.csndmc.ac.cn/newweb/data/csn_catalog_p001.jsp），对感兴趣的公众免费开放。附图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以格林威治时间为标准2007年全球地震目录整理的部分印尼地震数据，以及李传芳在百度以北京时间发表的全部33条预测内容。绿色部分是对号入座由其本人证实的地震结果与相应预测，其他则是我所做的匹配。看上去预测时间与事实符合得最好，发震地点稍有偏差，震级和深度则出入较大。也许有人看不见图或者抱怨字太小，那好，原始数据表可以在这里下载：

http://www.fs2you.com/files/6a8724e8-38e2-11dd-94fa-00142218fc6e/

不过这么一来，再也变不出什么花样了，因为真相就隐藏在这不到２兆字节的文件之中。

隐藏，英文作hide，那么unhide对应的中文是什么？真相大白？

印尼西部那一带的地震实在是太多了！与李传芳“测准”的记录类似规模的地震竟多达1174次，平均一天3次都不止――且慢！若是发震时间相对密集于某些日期，李的预测仍可能有一定价值，可惜一眼看去也非如此。从全年随机挑选33天并统计发生地震的天数作为一次模拟，重复10000次后，得到平均值 29.5而标准差为1.8，若计入 “100小时内”的宽限条件则为32.8+/-0.4。也就是说，发震时间确实是高度分散的。因此对陈一文等人地震预报靠牺牲正确率来维持灵敏度的认识，几乎可以反过来套用在李传芳身上，其对印尼地震的预测的“正确率”是以特异性的不可度量为代价。对于类似的印尼、中国台湾、日本、美国加州等地震高度活跃地带，这种预测毫无意义。

拿买彩票打个比方，陈一文是冲着大奖彩票倾囊而出，有多少就买多少；李传芳则只挑中奖面大的买，可是分奖金的人太多，结果收获还是赶不上开销。

联系徐、李之前，我也曾几番致电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组，最后接通了一位很热心的黄姓女士的手机。徐李二人确实曾受邀赴京，原计划作为民间贡献的典型加以宣传。但节目编导简单询问了几句觉得与预期出入太大，最后没有给他们发言的机会。他们只以观众的身份参加了节目录制，而大部分现场观众实际上来自于任何对话题感兴趣者自由报名参与。黄女士还提供了可在线观看的该期节目为证。对此，徐淑彬也承认只是“特约嘉宾”，却强调当时是因为要报道很多外国政府和企业家捐款临时改变了计划，但工作人员的确接受了他们带去的一部书稿。

毕竟，媒体报道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证实主张的真伪，至于中央电视台是否提供地震地质专业作品的审阅出版服务，未经查证也不好妄下断言。与各色民科的几次交道让我早放弃了以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他们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在思考中辨清真相，在我看来是更有意义的结果。但是对徐淑彬和李传芳，两位还不失淳朴的山东老乡，时间也许最终能够洗去执迷。

观念的革新常不在一朝一夕，需要外界的不懈引导与关怀，如同灾区重建，少不了科学技术作为事半功倍的杠杆和加速反应的催化剂。惟有理性的光芒能够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支撑民众的愿望和诉求，在关键时刻坚定决策者的信心。以上凌乱琐记不知所云。只求抛砖引玉，动员更多的人扬其所长，用掌握的科学知识去澄清事实。谁都难免有犯糊涂的时候，即使很多人集体犯糊涂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对此视而不见，或以善小而不为，或草草为之而不善。

2008年6月12日为汶川一月祭

(XYS20080613)

“1950年初以来一直在中国大陆生活[8岁起]、学习[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机械系铸造专业]与工作[从事机械产品进出口]了58年的英籍华人”、“孙中山秘书的孙子”陈一文近日发布了一则声明，披露了他担任顾问，由“国宝”组成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是怎么“预测”了汶川大地震，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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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2006年4月26日、2007年4月23日与2008年4月30日连续三年向中国地震局等单位提交的中期“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摘录）：

1) 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2006年4月26日《2006年全国重大天灾综合预测意见》：

二、对2006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

1、中国大陆西部地区，2006年内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主要危险区为：四川西部杆子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巴塘—马尔康—红原–若尔盖一带地区。对此震情，内部应加强短临监测。

2) 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2007年4月23日《2007年全国重大天灾综合预测意见》：

三、对2007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

2、中国大陆西部地区，2007年内可能发生7.5级左右地震。主要危险区为：四川西部杆子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巴塘—马尔康—红原–若尔盖一带地区。对此震情，内部应加强短临监测。

3) 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2008年4月30日《2008年全国重大天灾综合预测意见》：

三、对2008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

2、中国大陆西部地区，2008年1月9日西藏改则发生了6.9级地震、3月21日新疆于田发生了7.3级强震后，未来一年内即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仍应注意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

注：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2006、2007、2008三个年度均以挂号信寄给中国地震局，2008年度的预测意见报告由汪纬林秘书长于2008年5月2日以挂号信寄给给中国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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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检索可知，该委员会的预测意见是由其副主任耿庆国“国宝”执笔的。原来“国宝”们固定在每年4月底发布一次在当年内西部地区将要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当年没蒙准，第二年就再预测一次，以西部地区之大、地震之频繁，总有蒙准的时候的。但把地区缩小一点，就不太好蒙了。2006、2007年蒙的是“四川西部杆子（应为甘孜）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巴塘—马尔康—红原–若尔盖一带地区”，这个地区也很大，但是点到的四个县这回却没有一个是灾区。不过，有的县与汶川同属阿坝州，算是快沾到边了，本来还可以蒙混过去的，可惜到了2008年，他们不再坚持了，改把震区往北挪到“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去了，越蒙越远，难怪只有朱健国、胡星斗、江迅等大嘴文人以及八卦报刊、邪教网站认他们预测了“汶川地区大地震”，地震局却不认，教训啊！

可见“国宝”的地震预测术还需要改进，我给提两条建议，有请陈“秘孙”转告“国宝”委员会：一、每年预测范围要扩大，对全国所有地震带都做出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也许“国宝”们已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中国大陆西部地区”都列在2007、2008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第二条，至少还有一个第一条，说不定还有第三、第四……条，是预测其他地区的）；二、每年要紧盯住某个地区，不要轻易改变，认准了阿坝州就别再跑兰州，持之以恒，当能成功。如果能做到这两条，用不了几年，只要中国发生了大地震，就都能让“国宝”们的地震预测准确率达到100％，这样大嘴文人们为“国宝”们当吹鼓手时才会吹得更有底气。

【方舟子按：《南方周末》近期登了一篇《美国地质调查局：人类不能预报地震》，是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上的常见问答翻译的。里面有很多错译、漏译，我本来想在其译文的基础上根据原文做些修改，发现错误实在太多，干脆重新翻译。原文见：http://earthquake.usgs.gov/learning/faq.php】

问：你能预测地震吗？

答：不能。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加州理工学院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科学家都不曾预测过一次大地震。他们不知道如何预测地震，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知道。不过，根据科学数据，我们能够计算出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的概率。例如，科学家估计在未来30年内旧金山湾区发生一次大地震的概率是67％，南加州则是60％。

USGS致力于地震灾害的长期减轻，是通过帮助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而不是通过试图实现短期预测。

问：动物能预测地震吗？

答：我们能找到的有关大地震发生前出现动物异常行为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373年的希腊。据称，在一次破坏性地震发生的前几天，老鼠、黄鼠狼、蛇和蜈蚣离开他们的窝巢，逃往安全地带。在某次地震发生前数周到数秒的时间范围内，哺乳动物、鱼、鸟、爬行动物和昆虫表现出异常行为，这类传闻极多，随处可见。然而，我们仍未发现地震发生前有一致和可靠的动物异常行为，也未发现有何机理能够对此做出解释。探索这一神秘现象的科学家多数但并非全部在中国或日本。

问：是否有些人能够感觉到地震即将发生？

答：有些人声称在地震发生前他们出现了症状，但是这并无科学解释，而且大部分时候，在这些症状出现之后并无地震。

问：存在地震天气吗？

答：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斯多德曾提出地震是由关在地下洞穴中的风引起的。他认为小地震是源自空气压迫洞顶，而大地震是源自空气冲破了地表。这个理论导致人们相信存在地震天气，因为有大量的空气被关在地下，那么地震前的天气就会是炎热而平静的。后来有一种理论声称地震发生于平静、多云天气，通常在发生前有强风、火球和流星。

然而，天气和地震无关。地震是地球内部地质活动的结果，能够发生于任何天气和一年的任何时间。地震源于数英里的地下。刮风、降雨、气温和气压的变化只能影响地表和地下浅层。震源所在的位置远超出了天气能影响到的深度，而导致地震的力量也远大于天气力量。有时候，我们被问到：“地震是否会以某种方式改变天气？”地震本身并不导致天气的改变。不过，地震是地球构造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过程通常会改变地高和地貌。构造运动能够导致内陆变成海岸，或者相反。但是，能够改变气候的重大变化要历经数百万年才能发生，而且是在许多次地震之后。

问：月球或行星的位置能否影响地震的活动？

答：月球、太阳和其他行星通过引力场的扰动对地球产生影响。这一影响的相对大小与物体质量成正比，与它和地球的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用大型地震目录并未发现地震发生率与半日潮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不过，在某些火山地带，例如猛犸湖，半日潮与余震的发生率据称存在微弱但显著的相关性。

问：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地震？是否地震的活动程度增加了？这是否意味这就会有一次大地震？或者，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地震了，这是否意味着压力正在累积？

答：虽然看上去似乎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地震，但是一个世纪以来7级或以上的地震的次数相当恒定，而且根据我们的记录，实际上近年来似乎减少了。

（中略）

地震活动的暂时增加并不意味着大地震即将发生。类似的，缺乏地震活动也不意味着大地震即将发生。地震活动率的暂时增加或降低通常只是地震活动的自然变异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次它是否会导致更大的地震。大量的小震，特别是在地热带，是常见的，而中－大地震通常伴随着一系列的余震。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常和预料中的地震活动。

问：一次地震是大地震的前震的概率有多大？

答：在世界范围内，一次地震之后，3天内在其附近发生一次大地震的概率略多于6％。在加利福尼亚，这个概率是大约6％。这意味着任何一次地震都有大约94％的概率不是前震。在加利福尼亚，大约一半的较大地震有前震，另一半则没有。在现在，我们无法分辨某次地震是否是前震，直到在它之后发生了更大的地震……因此只能是事后回顾。

问：两次地震在同一天发生。它们是否有关？

答：人们常常纳闷在阿拉斯加发生的地震是否会引发加州的地震，或智利发生的地震是否与一周后在墨西哥发生的地震有关。就这样的距离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地壳的岩石也没有坚硬到足以把应力场有效地传播数千英里。

问：在早晨、晚上或一个月的某个时候是否有更多的地震？

答：地震在一年、一个月、一天的任何时候发生的机会相等。一年、一个月、一天的不同时间的因素差异并不会影响到地球内部导致地震的力量。

陈明远，你恶心到我了

作者：心止即岸

前几天偶然在网上看到陈明远（根据今天看的他说以后不再称呼余秋雨为先生，我也照葫芦画瓢，不再称呼他为先生）写的文章《质疑所谓神医的神话》，当时心里就感觉像吃了苍蝇，基本上一字不差都是方舟子先生的文章，怎么他剪刀加糨糊再加几个字，遮遮掩掩的说了一下“引用”，就成了他的了？自称学者，知道引用和抄袭的区别不？

后来看到了方舟子先生在新语丝里揭露了他的这一很不光彩的行径，于是他改了文章，但是紧跟着抛出来的批判陈寅恪的文章，关于华佗的名字的，我一看就发现还是别人的旧文，而且他还没看全，批的还不对。然后昨天居然又看到了新浪博文推荐他的《关于〈质疑所谓神医的神话〉致网友们的公开信》，通篇欲盖弥彰，那个关于日本人试验麻沸散的例子我很久以前就看过了，居然变成了他“讨论”的，这样的人居然敢谈“文化人的风骨”，我不得不说：陈明远，你恶心到我了。

昨天为了想要求证一下陈明远的抄袭行为是偶然为之还是一贯如此，就百度了一下。取他文章《评对于苏格拉底的误读:什么是“一无所知”？》，用“苏格拉底 问答使对方纠正”为关键词，搜到了百度侯梦玮吧http://tieba.baidu.com/f?kz=188389000，建于一年多前，还有一个蔚蓝城市吧，建于2005年：http://tieba.baidu.com/f?kz=68885535，接着查到了百度百科的苏格拉底http://baike.baidu.com/view/1091.htm，我不想用恶毒的心理来揣测陈明远是不是个“剽客”，但是看完之后我没有失望，除了开头几句的装模作样抛出一个论点之外，所有其它的东西都是抄来的。

今天看到了他火药味很浓的文章，批余秋雨。虽然我对余秋雨的印象不能算好，也不想去了解陈明远和余秋雨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看他那道貌岸然的样子，还给对手取了个“三伪鱼”的绰号，好似自己真的是如自己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很有风骨”。

于是乎，我今天上午就逃了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了一下，选了他十几天前发表的《同时代两位千古一帝对比：中国秦始皇和印度阿育王》，轻而易举查到一个两年半前的帖子，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Article=31441&strItem=no05，这次倒好，我们的陈明远老先生全盘照抄，然后最后狗尾续貂来了个三百字的狗屁不通的结论，就成了他的文章了。不知道陈明远那些发表的专著是怎么写的，我没有看过，很有可能也是别人的多，自己的少吧……

上午又看到了陈明远反韩寒的文章，不禁让我惊讶，这老家伙原来还是一个老粪青呢，还愤然转帖，用正义的名义……请看这一句：“不是我倚老卖老,而实话实说:作为一个曾经教过高级英语,教过中英翻译,教过几百名外国进修生的教师,恐怕”赛车手韩寒”那点儿英文皮毛的基本功,难以比得上我陈某人吧?”这种丑态简直让我隔夜饭都要吐出来。对于那句…it is interesting…我倒是想问问陈明远，我要是对你说：你他妈的给我闭嘴。你说我是让你闭嘴还是让你妈闭嘴?正义？正义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许久不写文章，最近一直也比较忙，地震中的丑恶见了很多，就先从陈明远老先生这里开始吧。

结语也用陈明远的吧：“希望大家还是一如既往,抱着”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明风度,平和心态,继续展开说理讨论”。

(XYS20080611)

《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著名社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读了才明白，原来地震之前中国是旧的，光有震没有痛，也还是旧的，有震有痛才有新中国，大概震痛越大中国也就越新吧，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真让人巴不得中国天天闹震痛。

文中最著名的是这么一句话：“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至于何谓“普世价值”，文中没有定义，作者大约觉得人尽皆知，不必多说。今天得悉这篇名文原来出自“英明神武”的《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陈敏）之手，而且自称这“普世价值”就是《南方周末》从小报变大报的秘密武器之一，却不由让我对其“普世价值”是什么意思疑惑起来了。

比如说，按常人理解，普世价值应该是包括了自由这么一项的。我揭露学术造假，乃是在行使一名公民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这个价值应该是普世得很。然而《南方周末》却不这么想，在2005年搞了一个批方舟子、反“私人学术打假”的专辑之后，笑蜀意犹未尽，又以《南方周末》评论员的名义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我为什么旗帜鲜明地反对方舟子》、《“科学狂禅”可以休矣》等名文，连篇累牍地批我是“麦卡锡”、“法西斯”、“希特勒”、搞“恐怖统治”、“极权暴政”、“恐怖主义”，其名言曰：“打假，打假，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方舟子的麦卡锡做派现在是愈来愈明显，这样的麦卡锡做派之于学术，远比腐败之于学术要危险得多。”“自由，还是法西斯，取决于方舟子自己的选择！”

看那义正词严的做派，仿佛时光倒流30年，回到一个我只有朦胧记忆的年代，又仿佛方某是“旧中国”学术的最大罪人，非得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不可，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无权无势无官无职甚至连一张能掌控的小报都没有的方某在不那么畅通的网络上行使了一下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所以我怀疑在《南方周末》、笑蜀的“普世价值”辞典里，是没有“自由”这一条的，有之，也该加一个“伪”字。

2008.6.9.

(XYS20080609)

今天去参加一个有关地震预测的电视对话节目的录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首席预报员张女士在节目中说，近年来地震局共收到过声称预测了汶川地震的“旱震理论专家”（未点名指耿庆国）送交的14张地震预报卡。事后核对，即使允许有较大的误差，准确率也为零。

《唐山警世录》的作者张庆洲也被邀请参加该节目，他见现场气氛不对，拒绝对话，并有指责节目组给他设套之意。在主持人一再恳求下，只简单说了几句就一言不发。

场上嘉宾除了张女士，还有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我和地球物理所的邹研究员做为场下嘉宾为其捧场，并连线一位汉语极好的日本地震学家介绍日本的情况。讨论了海城地震预报、动物异常行为、地震局的职责等话题，值得一看。

如果不出意外（如因端午节的特殊节目安排延后），这个节目将在这个星期天晚上10点央视二套“对话”栏目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