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兴奋剂的中成药岂能只让“运动员慎用”

29 03 2008年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关于公布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名单的通知》,列出1227种含兴奋剂的中成药品种,其中1种含代血浆(右旋糖苷),6种含克仑特罗,9种含氢氯噻嗪,104种含吗啡,174种含士的宁,400种含麻黄碱,533种含普拉雄酮。

这些兴奋剂成分,有的是配方中的草药本身所具有的,例如士的宁源自马钱子,麻黄碱源自麻黄,吗啡源自罂粟壳。但是有的则是人工合成的化学药物,例如克仑特罗、氢氯噻嗪、普拉雄酮,它们不可能来自“天然成分”,只能是添加的化学成分。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被用得最多的普拉雄酮,它是一种甾体激素,进入体内后将转化成性激素。居然有533种中成药被检测出了含有这种激素!这些并不是什么伪劣假冒或新研发的中成药,其中不乏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川贝枇杷糖浆等著名的传统中成药,但是在其成分中并没有标出添加了普拉雄酮。被查出添加了普拉雄酮的还有多种是传统儿科药物,同样没有标明,让婴幼儿稀里糊涂地吃下了性激素的前体。

国家药监局发这个通知的目的显然是为即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着想,担心他们因为服了中成药而通不过兴奋剂检测,要求这些中成药标明“运动员慎用”。但是这却无意中权威地证实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当前市场上的大部分中成药都添加了西药成分,有的在成分表中标明(往往放在最后),更多的则是不标明,属于非法添加。

这也说明中成药的厂商们其实自己也对中成药的功效没有信心,所以才会采取“药效不够,西药来凑”的作法,一方面利用国人对中药的信任赚钱,一方面又利用西药的效果来欺骗国人。实际起作用的是西药成分,但是用中药包装的西药的价格却远远高于西药本身的价格,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

消费者浪费了钱倒还罢了,如此“中西医结合”还有很多危害。添加的西药有的是会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的处方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服用。如果没有在中药中标明西药成分,患者不知不觉地吃了西药,就无法预防、处理这些西药的副作用,也会干扰疾病的治疗。另一方面,吃药并非多多益善,中、西药一起吃,中药有可能妨碍西药发挥效用,甚至由于药物相互反应而出现毒副作用。人体摄入不必要的药物也增加了肝、肾解毒的负担。在儿科用药中添加激素更是有害儿童的发育。

因此,药监局既然已经检测出了这些中成药非法添加了西药成分,那就应该发出通报、召回药品、处置厂商,起码也得要求在说明书中标明真实成分让消费者知情,岂能仅仅以“运动员慎用”就了事?难道广大患者的健康还比不上某位运动员能否通过药检?

2008.3.26.

(XYS20080328)



奇哉怪也,鲁迅的儿子说鲁迅一直相信中医

19 03 2008年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的这句名言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在国内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令“国粹”的支持者很是难堪。一个常见的辩解是:鲁迅晚年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对此我曾经撰文批驳过。现在又出现一种新说法:鲁迅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鲁迅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提出这个离奇观点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是他近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3月13日)。

幸而语文能力并不遗传,儿子未必比别人更能理解其父的文章。鲁迅对中医的看法自有其文章在,对其引用是否断章取义,有正常阅读理解能力的人都不难做出判断。事实上,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在新学堂接触到西方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逐渐悟出的。这显然是对中医所作的总体评价。如果鲁迅真的只反庸医不反中医的话,那么应该以中医中的良医为参照,而不是拿中医和西方医学做对比。

鲁迅的儿子不仅曲解了鲁迅原意,而且看来对鲁迅文集也很不熟悉。在鲁迅文章中,处处可见对中医进行总体上的批评、否定,有的说得极为明白,不可能有歧义。例如,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一文中,鲁迅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称“只相信西医”。

鲁迅明明白白地说了他总是不相信中医只相信西医,但是他的儿子却偏要说他一直很相信中医,还要指责认为鲁迅反对中医的人“没有调查研究,拿鲁迅‘说话’,是不公正、不科学的”。莫非鲁迅言行不一,公开反对中医,私下却相信中医?如果鲁迅真的相信中医的话,在病重时按常理应该试试中医吧,然而没有,在西医宣布不治之后,鲁迅并没有去找中医碰碰运气。

周先生认为鲁迅相信中医,证据不过是鲁迅曾经买过中成药“乌鸡白凤丸”给许广平服用。但是,使用某种中成药,不等于是相信中医。在当时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中医的人士,也主张保存中药,承认中药有其治疗价值,也就是所谓“废医存药”。

这个在当时很激进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有其不足,那就是过于相信中药。某些中药当然有可能有治疗价值,但是是否真的有治疗价值还必须用科学实验加以检验才行。然而,真正相信中医的周先生却认为中药已“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医药的实验比西医的实验时间更长,数量更多,而且可靠性更强。”他不知道,有的西药(例如阿司匹林)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经受考验的时间绝对不会比中药短。但是还有许多“久经考验”的西方药物被抛弃了,因为没能通过科学检验。长期医疗实践摸索出来的经验固然有一定价值,但是很不可靠。药物的疗效是必须经过严密设计的科学检验才能确定的。周先生不仅对鲁迅的认识有误,对医学的了解也很肤浅,相信民间经验甚于科学实验,这才是“不科学的”。

批评中医的人依据的是医学科学,而不是拿鲁迅“说话”。鲁迅对中医持什么观点,并无科学价值,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鲁迅明明不信中医,却偏要说他相信中医,厚诬伟人总是不好的,即使是伟人的儿子所为。

2008.3.17.

附:

周海婴: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是断章取义

2008年3月13日中国中医药报

《中国中医药报》讯(记者柴玉 巨锋)“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这是鲁迅之子、全国政协委员周海婴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一次会议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的“开场白”。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等文章里,通过切身的感受和比较,对当时少数中医的医道和医风予以尖锐的抨击,“取消中医论者”借此“说话”,说鲁迅先生是反对中医的。

周海婴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这种做法是不准确的。中医药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有精华也有糟粕,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给予批判和否定,他反对的是中医学里的糟粕。

“鲁迅反对的是庸医,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家里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比如说,我母亲(许广平)身体不好,当时因过度劳累,患有妇科病,我父亲买来‘乌鸡白凤丸’给母亲服用,很快见效。这种中药丸,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至患了妇科疾病,结果也治愈了。说鲁迅反对中医药,实际并不是如此。那些反对中医的人没有调查研究,拿鲁迅‘说话’,是不公正、不科学的。”周海婴还提到,他幼年患有过敏性哮喘,在三伏天里往背部的穴位贴中药,连续三年,痊愈了,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中医疗法。他的慢性胆囊炎也是吃中药治好的。 “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

说到传统的中药时,周海婴如数家珍,他说,藿香正气、保济丸等这些中成药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考验,中医药是科学的。虽然,中医药不像西医有自己的实验室,但是中医药是在“大”实验室里做实验,它的结果是“社会淘汰”,比如流传至今的“同仁堂”等老字号药铺和一些“祖传秘方”,都是经过考验和淘汰留下来的。实际上,中医药的实验比西医的实验时间更长,数量更多,而且可靠性更强。

(XYS20080318)



再说新华社假新闻:“中药复方治疗机理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肯定”

14 03 2008年

今天读到了这篇号称“中药复方治疗机理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肯定”的论文预印本(还未在《美国科学院院报》的网站上登出,可能登在下一期),下面是一些发现:

一、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陈竺、陈赛娟夫妇,为陈竺以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身份供稿。《美国科学院院报》对院士来稿(每人每年限4篇)或推荐稿(每人每年限2篇)授予特权:无需像其他学术期刊一样在收到来稿后经过同行审稿再决定是否发表,而只要求在投稿的同时附上由院士自己找来的两名专家的意见。这项特权实际上保证了所有院士来稿或推荐稿都会被发表,因此一名院士在该刊上发表论文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吹嘘的事,当然更与“国际医学界的肯定”毫无关系。

二、该论文的内容是研究一种用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中药配方(据中文报道,该中药叫“复方黄黛片”)中的三种化学成分对小鼠的作用,声称三种化学成分同时使用能发挥协同作用,一种为主要成分,两种为辅助成分(西方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也讲究药物的协同作用,并非中医的发明)。论文中并没有使用中文报道所声称的“君臣佐使”、“正邪”、“阴阳”等中医术语,也没有上海瑞金医院报道中所附的那张搞笑的插图(见http://www.rjh.com.cn/docpage/c338/200803/0310_338_17107.htm )。

三、该论文并不研究中药的疗效,它声称中药配方能有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时,引用的是三篇中文文献,并无国外文献,不知国内记者从哪里发现了“美国科学界承认中药复方黄黛片治白血病”。

四、该论文作者在论文脚注中按规定声明无利益冲突,但是看到如此迫不及待地同一天在多家中文媒体上以夸大不实之辞推销“复方黄黛片”,让人不能不怀疑那个声明是个谎言。

(XYS20080313)



新华社假新闻:“中药复方治疗机理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肯定”

13 03 2008年

新华社刊发的报道明显是一篇推销中药“复方黄黛片”的关系稿、假新闻。在最新一期(3月1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院院报》以及3月10日提前在其网络发布的论文中都找不到这篇“我国首次用现代方法阐明中药复方治疗机理”论文或评论。能够检索到的陈赛娟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最新论文登在2月12日出版的这一期,是一篇研究白血病的基因突变的论文,内容与中药毫无关系。近年来陈赛娟刊登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论文都是由其丈夫、卫生部部长陈竺推荐发表的。陈竺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被接受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而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特权之一就是能够推荐自己或他人的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无需经过审稿。所以假如陈赛娟真的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过宣传中药的论文,并非就像她所说的“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肯定”,其实不过是获得了其丈夫的肯定,和国际医学界有什么关系?东方卫视的报道更离谱,不仅说最新一期的《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了该中医“成果”,还胡说它“高度评价”该成果。同一天的《解放日报》、《新闻晨报》都刊登内容大同小异的软性广告。这些报道中一个叫“汪敏”的通讯员都是共同作者,显然此人是这则假新闻的提供者。

先有《人民日报》,后有新华社,莫非中医只能靠在官方媒体上捏造欺骗国人的假新闻来走向世界?

附:
我国首次用现代方法阐明中药复方治疗机理

新华社上海3月11日电(仇逸、汪敏)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等的研究人员第一次用生物化学的方法,从分子水平阐明了中医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作用机理,说明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不仅是科学的,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研究成果被权威杂志《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在当地时间3月10日发布。

主持这项研究的陈赛娟院士表示:这是我国首次用现代研究方法阐明了中药复方治疗机理,并获得了国际医学界的肯定。

我国多个研究小组的科研人员整合力量研究了复方黄黛片的作用机理。他们发现,对于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的小鼠模型,单独应用硫化砷可延长小鼠的生存期,而三药联合可取得明显强于单独或两药联合产生的治疗效果。在白血病细胞模型中,硫化砷、丹参酮单独应用时可引起白血病细胞一定程度的分化,而三药联合可使白血病细胞“改邪归正”、分化成熟。在分子水平上,三药联合可显著增强由硫化砷引起的对PML-RARα癌蛋白的降解破坏,因此具有“去邪”的作用,其中硫化砷是“君药”。

在正常情况下,造血细胞由幼稚到成熟的分化过程中,促进细胞分化的基因、属“正”的因素必须逐渐增高,而抑制细胞分化的基因、属“邪”的因素必须相应减少;在细胞周期的调控方面,促进细胞周期的蛋白“阳”与抑制细胞周期的因子“阴”必须维持平衡。患白血病,“正”往往受到压制而“邪”盛, “阳亢”而“阴虚”。在药物作用下,促进细胞分化的基因表达明显增高,抑制细胞分化的基因显著降低,丹参酮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促进细胞周期的蛋白明显得到压制,而抑制细胞周期的蛋白显著增多,其中靛玉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药复方可以扶正去邪,调整阴阳,并且研究证实丹参酮是“臣药”、靛玉红是“佐药”。

研究还发现,丹参酮与靛玉红通过增加负责运输硫化砷的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含量,促使进入白血病细胞的硫化砷明显增多,因此二者都起到“使药”的作用。复方黄黛片通过联合应用,产生协同效应。

近年来西医正逐渐认识到联合治疗方法的益处,而中医通过近10万种复方倡导联合疗法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中医复方常包括“君、臣、佐、使”4种成分,其中“君”是针对主病、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臣”是协助主药或针对兼病、兼证发挥治疗作用,“佐”可协助主药治疗兼证或消减主药烈性、毒性,“使”则引导各药到达疾病场所或调和各药的作用。

中药复方虽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一定疗效,但是大多数复方的有效成分尚不明了,作用机理也不清楚,造成推广应用受到限制,现代生物医学的主流对中医的关注也十分有限。利用现代的研究手段探究中医理论与方药应用原则,成为促进中医创新发展并实现现代化、国际化的迫切需要。

白血病是40岁以下男性、20岁以下女性最常见的肿瘤“杀手”,其中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是恶性程度最高的白血病。早在分子医学尚未问世的上世纪80年代,解放军大连210医院的中医专家黄世林教授在辩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基础上,设计了由雄黄、青黛、丹参、太子参组成的复方黄黛片。此后,安徽天康药业有限公司按照严格的现代工艺批量生产。近年来一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血液病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辽宁中医学院附院、苏州大学附一院、南京医科大学附一院等开展的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了复方黄黛片的疗效。研究还发现,雄黄、青黛、丹参的有效成分分别为四硫化四砷、靛玉红与丹参酮IIA。不过,复方黄黛片在分子水平的作用机理一直未被揭示。

一位药理学国际权威专家认为,该研究“是一项十分令人感兴趣、具有高度科学意义的研究,开启了用中药复方原理设计联合治疗方案的范例,势必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另一位专家认为,这一研究必将激起学术界用现代研究手段探究传统医学奥秘的热潮。

复方黄黛片可治白血病

2008-3-11新闻晨报

□记者陈里予 通讯员汪敏

晨报讯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与健康研究院等组成的研究小组第一次用生物化学的研究方法,在分子水平阐明中医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机理,说明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是科学的。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主持下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国际药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一位药理学国际权威专家认为,该研究开启了用中药复方原理设计联合治疗方案的范例。

研究发现,单独应用硫化砷可延长患病小鼠的生存期。在分子水平上,三药联合可显著增强由硫化砷引起的对PML-RARα癌蛋白的降解破坏,起到了“去邪”的作用。

在这一复方中,硫化砷是“君”药。复方黄黛片中的丹参酮促进细胞“成长”的基因表达明显增高,阻碍“成长”的基因显著降低。而靛玉红则是对细胞周期的“阴”和“阳”起到了调和作用。至此,研究人员证实丹参酮是“臣”药,靛玉红是“佐”药。

该研究还发现,丹参酮与靛玉红通过增加负责运输硫化砷的水甘油通道蛋白9的含量,促使进入白血病细胞的硫化砷明显增多,因此二者又都起到“使药”的作用。

“让中药在国际上不再因神秘而被拒绝。”陈竺院士指出,我国有很多类似的复方,在确定其临床疗效的基础上开展机理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医国际化,还可以为优化方药配伍提供依据。

我国科学家首次阐明中医复方作用机理治疗血癌

2008年03月11日解放日报

我科学家首次阐明中医复方作用机理

“君臣佐使”配伍治血癌

研究成果将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新一期

本报讯 (记者 孙刚 通讯员 汪敏)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昨天透露,我国科学家第一次用生物化学研究方法,在分子水平阐明了中医复方黄黛片治疗白血病的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机理,由此证明了中药方剂“君、臣、佐、使”配伍原则的科学性。研究成果将发表在权威的《美国科学院院报》新一期上。

中医复方通常包括“君、臣、佐、使”4种成分:“君”针对主病、主症起主要治疗作用;“臣”协助主药,或针对兼病、兼症发挥作用;“佐”可协助主药治疗兼症,或消减主药烈性、毒性;“使”则引导各药到达疾病场所。在2500年的发展历史中,中医复方有近10万种,虽有疗效,但大多数复方的有效成分不明、作用机理不清,限制了进一步推广应用,也难以融入现代生物医学的主流。

复方黄黛片问世于上世纪80年代,由雄黄、青黛、丹参、太子参组成,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效果明显,其有效成分为四硫化四砷、靛玉红与丹参酮IIA。在陈竺、陈赛娟院士的带领下,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及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肿瘤分子靶向疗法研究室、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等联合攻关,终于揭示了复方黄黛片的作用机理———

APL以大量幼稚的白血病细胞在体内堆积、严重出血并产生PML-RAR癌基因为特征,硫化砷能引起对PML-RAR癌蛋白的降解破坏,是“君药”;丹参酮“扶正去邪”,促进细胞分化基因(“正”)表达明显增高,抑制细胞分化的基因(“邪”)显著降低,是“臣药”;靛玉红“调整阴阳”,促进细胞周期的蛋白(“阳”)明显得到压制,抑制细胞周期的蛋白(“阴”)显著增多,是“佐药”。丹参酮与靛玉红还可促使进入白血病细胞的硫化砷明显增多,因此二者都起到“使药”的作用。包含三种成分的复方黄黛片的疗效,明显大于仅包含单独成分的对照组。

国际药理学权威专家认为,该研究“具有高度科学意义,开启了用中药复方原理设计联合治疗方案的范例”。陈竺院士指出,“我国有很多类似的复方,在确定其临床疗效的基础上开展机理研究,不仅有利于中医的现代化、国际化,还可以为优化方药配伍提供依据。”

视频:美国科学界承认 中药复方黄黛片治白血病
上传时间:
2008年03月11日19:47
来  源:
东方卫视
http://tv.sohu.com/20080311/n255652364.shtml



关于眼保健操问题方舟子答记者问

22 02 2008年

1.2007年4月,您撰文对已经在中小学生中推行10多年的眼保健操提出质疑,这一论点引起了教育界、医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对此,许多专家的分析是,“眼保健操与近视率无关,关键在保健而非治疗”,对于这一论点,您是否认可,有何看法?

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眼保健操能起到保健或治疗作用。如果哪位专家认为眼保健操能起保健作用,就请他出示能经得起推敲的证据。

2.您认为“眼保健操是伪科学”,主要因为目前并没有什么科学的理论、临床试验或调查统计证明做眼保健操确实能够预防近视。现在您是否还坚持这一观点,请说明原因。

答:这个我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眼保健操所依据的所谓经络理论不是一个科学理论,是不被现代医学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临床试验或调查统计证明通过眼部按摩或按“穴位”能够预防近视。我的文章发表后虽然产生一定的反响,特别是让一些中医信徒很不满,但是没有人能出示确凿的证据加以反驳。文革期间由于对“祖国传统医学”的迷信未经严格论证就在全国盲目推广眼保健操,早就该纠正这个错误了。

3.既然您认为眼保健操甚至是有害的,那么依您的观点,现在的中小学生是否还有必要每天坚持做?

答: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反而可能增加眼睛感染的几率。

4.您认为“近视主要源于遗传”,但眼保操又不能减少近视发病率,那么中小学生的视力保护难道只能听天由命?

答:如果不做眼保健操就是听天由命,那么外国人从不做眼保健操,不都是在听天由命吗? “听天由命”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我举个例子,色盲是遗传的,那么色盲患者不也只能“听天由命”吗?色盲没法校正,近视还可以通过戴眼镜、做手术校正,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对遗传而来的疾病不愿接受事实,老想着去改变它,最后除了受骗上当损失时间和金钱,还可能反而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5.2008年全国中小学生卫生健康工作要点中,将“降低青少年近视率”列为重中之重,在您看来,有没有比做眼保健操更好的方法减少青少年近视率?

答:目前没有任何可信可靠的办法能够预防近视。市场上所有声称能够预防近视的方法、仪器等等全都是骗人的。



关于“本草物质组计划”方舟子答记者问

16 02 2008年

问:您如何看待“本草物质组计划”?您认为这个计划与中药发展之间的关系?

答:从报道看,这个计划是要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用生物技术分析中药物质组成、结构和功能,前提是承认中医对某种中药的疗效的传统说法的正确性,只不过是试图用现代科学来证明。而我认为这个前提恰恰是值得怀疑的,应该首先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只有其有效性被证明了,用现代生物学技术阐明其作用机理才有必要。政府的科研资金不应该浪费在用来证明中医的所谓科学性,而应该抛弃中医理论,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用于检验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问: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公众对于中国传统医药的接受程度,以及对中国传统医药的信任程度?中医药已经有悠久的历史,许多中国公众仍然非常相信中医。您认为这个应该如何解释?

答: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当前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尽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医药在中国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大多数人有病时首先会去现代医院接受现代医学的治疗,而所谓的中医院也基本采用现代医学技术做诊断、大部分都开化学药物,这就说明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都通过自身的体验实际上知道中医药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已逐渐将其抛弃。但是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又都对中医药抱有幻想,宣称自己相信、支持中医。我想后者主要是由于政府、媒体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长期对中医药的虚假宣传导致的。另外,由于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还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患了绝症的病人或其家属不得已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中医药上面;而现代化医院、医生在给病人用现代医学方法治疗的同时为了收取回扣而给病人开疗效和副作用都未经严格验证的中成药,还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则纯属经济利益的驱动,所以利用中医药进行欺诈有着深厚的土壤,在中国非常盛行。

问:您如何看待张功耀老师那封反对中医的公开信?

答:它的基本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我认为近期内想让政府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系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医还有广泛的民众基础,而且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当前应该做的是呼吁政府加强对中医药的监督,做好科普工作,让一般公众对中医药有个更正确的看法,不要迷信中医,抵制任何未经严格验证、副作用不明的药物。



美国《科学》报道:揭开中药的面纱

11 02 2008年

记者:Richard Stone
美国《科学》2008年2月8日
(翻译:方舟子)

大连,中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本草组学?做为揭开大自然的生物化学秘密的最近一次进攻,位于这个海滨城市的一个中国团队正开始一项15年计划,试图鉴定出在中国用了数百年的草药药方的成分。

本草物质组计划是最新的——也是最雄心勃勃的——试图让中药现代化的一次尝试。这些古老的药方——多达40万个方剂、用了1万种草药和动物酊剂——是中国许多人选择的治疗方法,常常是唯一的方法。在1970年代,在中药的启发下研究人员从青蒿中发现了青蒿素做为抗疟疾的良药。但是中药的名声由于其不可靠的疗效和严重的副作用而大受损害,导致批评者抨击它是过时的民间医术。“中药不是建立在科学,而是建立在玄学、巫术和传闻的基础之上,”生物化学学者方是民说,他以方舟子为笔名自任中国科学警察。他认为本草物质组计划只是“浪费科研经费”。

为了反击中药的批评者,本草物质组计划将采用高通量筛选、毒性检验和临床试验以鉴定出常用药方中的活性成分和毒性污染物。“我们需要确保中药是安全的,并且显示它不止是青蒿素,”在上海药物所负责中医药现代化项目但未参与本草物质组计划的果德安说。最初的目标是癌症,肝脏和肾脏疾病,以及用西药难以治疗的其他疾病,例如糖尿病和抑郁症。

中国科学院最大和科研资金最充足的研究所之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得了一笔5百万美元的启动基金用以研发纯化方法;科技部正在审核这个计划,打算把它划入自2010年开始的下个5年计划的一项7千5百万美元的创新规划中。今年春天北京香山会议——相当于中国的戈登学术会议——将为此举行一个规划会议。

中药界的几名权势人物已支持这项规划。“开始这个项目正是时候,”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化学家陈凯先说。上海中药创新研究中心理事长惠永正说,制药公司应该会对本草物质组计划感兴趣,因为它能够鉴定出许多候选药物。

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传统医学药方是通过口述代代相传的。但是在中国,2千多年前的医生已开始编写药典。虽然在大城市西医已大体上取代了中医,但是许多中国人仍然相信中医药做为预防药物和治疗慢性病很有效,而在乡村的中国人还在依赖它。“我们大多数人在感到身体不适时,就吃中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梁鑫淼说。

自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政府就在强烈支持中医药,部分原因是因为没钱向大众提供西医药。中国媒体至今还忌讳把中医称为伪科学。“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批评中医药是无法想像的,几乎就像是犯了叛国罪,”方舟子说。

支持者坚持认为中医药可以提供很多东西。但是伴随着每一项中药成功的宣称,都有不良反应的报告,有的来自天然毒性成分,有的来自杀虫剂之类的污染物。中药剂量也难以确定,因为药方的效力根据草药产地和采集时间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厂家和不同的批次的药物质量能够出现差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不信任中药,”果德安说。在中药现代化进程时,质量控制是一个首要关注的问题。

本草物质组计划打算把现代化带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这项计划是梁鑫淼首先提出的,他相信许多中药是有效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有效,”他说。主要的障碍是药方很复杂。做为一个例子,梁鑫淼展示了一种用以外涂消除肌肉疼痛的药方“红花油”的色谱图。梁鑫淼说,在化学家处理的许多样品中,一个峰通常代表一种化合物。但是对红花油来说,一个峰是许多化合物,将之分馏产生了更多的多化合物峰,就像俄罗斯套偶。梁鑫淼说,红花油至少由1万种化合物组成:“我们只知道100种。”

面对这种复杂性,“我们必须发明新的方法学,”梁鑫淼说。“这是本草物质组计划的战场。”首先,他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45人团队正在研发新的分离介质。草药将被分解成“多组分”:相似的成分为一组。为了确定哪种物质是有益的或有毒性的,他的研究组计划设计本草组芯片,其中的化合物将根据它们与关键多肽的结合能力进行筛选。扩大后的本草物质组计划将会有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的人员参与。

本草物质组计划有隐藏的危险性。其中之一是担心西方制药公司会通过改造该计划鉴定出的化合物研发出销量巨大的药物,掠走战利品。为了对抗这种可能性,果德安说:“我们鼓励科学家不要急于发表论文,并先(对鉴定出的候选药物)做结构改造。”然后团队会对一组相似结构的化合物申请专利。

并不是所有的中医业者都接受对中医药去神秘化。“有些人担心传统会丧失掉,”陈凯先说。但是惠永正说“为了调和西医知识导向的演绎法和中医经验导向的归纳法”,现代化是必要的。方舟子另有看法:“你能够结合占星术和天文学,炼金术和化学吗?它从来就行不通。”

惠永正坚持认为中医能与西医共处。梁鑫淼希望他的本草物质组计划将会证明惠永正是对的。

Science 8 February 2008:
Vol. 319. no. 5864, pp. 709 - 710
DOI: 10.1126/science.319.5864.709

BIOCHEMISTRY:
Lifting the Veil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ichard Stone*

DALIAN, CHINA–Genome, proteome, metabolome … herbalome? In the latest industrial assault on nature’s biochemical secrets, a Chinese team in this seaside city is about to embark on a 15-year effort to identify the constituents of herbal preparations used as medications for centuries in China.

The Herbalome Project is the latest–and most ambitious–attempt to modernize t 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he venerable concoctions–as many as 400,000 preparations using 10,000 herbs and animal tinctures–are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and often the only recourse for many in China. In the 1970s, TCM tipped off researchers to qinghaosu, a compound in sweet wormwood whose derivatives are potent antimalaria drugs. But TCM’s reputation has been blackened by uneven efficacy and harsh side effects, prompting critics to assail it as outmoded folklore. “TCM is not based on science but based on mysticism, magic, and anecdote,” asserts biochemist Fang Shi-min, who as China’s self-appointed science cop goes by the name Fang Zhouzi. He calls the Herbalome Project “a waste of research funds.”

Hoping to rebut TCM critics, Herbalome will use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toxicity testing, and clinical trials to identify active compounds and toxic contaminants in popular recipes. “We need to ensure that TCM is safe and also show that it is not just qinghaosu,” says Guo De-an, who leads TCM modernization efforts at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and is not involved in Herbalome. Initial targets are cancer, liver and kidney diseases, and illnesses that are difficult for Western medicine to treat, such as diabetes and depression.

The Dali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Physics (DICP), one of the biggest and best-funded institut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on a $5 million start-up grant to develop purification methods;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reviewing the project with a view to including it as a $70 million initiative in the next 5-year plan to start in 2010. A planning meeting will be held at a Xiangshan Science Conference–China’s equivalent of a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in Beijing this spring.

Several TCM power players have thrown their weight behind the initiative. “It’s the right time to start this project,” says chemist Chen Kai-xian, president of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ome should appeal to pharmaceutical firms, as it could identify scores of drug candidates, says Hui Yongzheng, chair of the Shanghai Innovative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medicine recipes are handed down orally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But in China, practitioners more than 2000 years ago began to compile formulations in compendia. Although in major cities Western medicine has largely supplanted TCM, many Chinese still believe in TCM’s power as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as a cure for chronic ailments, and rural Chinese depend on it. “For most of us, when we feel unwell, we want to take TCM,” says chemist Liang Xinmiao of DICP.

Since the Mao Zedong era, the government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CM, in part because it was too expensive to offer Western medicine to the masses. It remains taboo for Chinese media to label TCM as pseudoscience. “Criticizing TCM is unthinkable to many Chinese and almost like committing a traitorous act,” says Fang.

Proponents insist that TCM has much to offer. But for every claimed TCM success, there are reports of adverse effects from natural toxins and contaminants such as pesticides. Dosages are hard to pin down, as preparations vary in potency according to where and when herbs are harvested. Quality can vary from manufacturer to manufacturer and from batch to batch. “That’s why many people don’t trust TCM,” says Guo. In the modernization drive, quality control is a paramount concern.

Herbalome intends to take modernization to a whole new level. The initiative is the brainchild of Liang, who believes many TCM recipes are effective. “The problem is, we don’t know why it works,” he says. The main hurdle i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eparations. As an example, Liang shows a chromatograph of Hong Hua, or “red flower,” a preparation applied externally for muscle pain. In many samples chemists deal with, one peak usually represents one compound, Liang says. But for Hong Hua, each peak is many compounds, and fractionating these yields more multicompound peaks like nested matryoshka dolls. Hong Hua is composed of at least 10,000 compounds, says Liang: “We know only 100.”

Faced with such complexity, “we must invent new methodologies,” says Liang. “This is the battleground of the Herbalome project.” For starters, his 45-person team at DICP is developing new separation media. Herbs will be parsed into “multi-components”: groups of similar constituents. To determine which substances are beneficial or toxic, his group plans to devise Herbalome chips in which arrays of compounds are screened for their binding to key peptides. The expanded Herbalome project would involve researchers at many institutes in China and abroad.

Herbalome has potential pitfalls. One is a concern that Western companies will develop blockbuster drugs–and walk away with the spoils–by modifying compounds identified by the project. To counter this possibility, says Guo, “we’re encouraging scientists not to rush to publish and do structure modifications [to identify drug candidates] first.” Teams would then apply for patents on groups of similar structures.

Not all practitioners embrace TCM’s demystification. “Some are afraid that the traditions will be lost,” says Chen. But Hui says that modernization is necessary “to reconcile the knowledge-oriented, deductive process of Western medicine with the experience-oriented, inductive process of TCM.” Fang has a different take: “Can you marry astrology and astronomy, alchemy and chemistry? It never works.”

Hui insists that TCM can coexist wi th Western medicine. Liang hopes his Herbalome project will prove Hui right.

With reporting by Li Jiao in Beijing.



伪中药“血脂康”

29 01 2008年

市场上那些有显著疗效的“中成药”,其实是伪中药。它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开(标明)或偷偷地添加了西药成分,常见的有降血糖的“中成药”添加格列本脲(即优降糖)、感冒药添加对乙酰氨基酚(即扑热息痛)、失眠药添加艾司唑仑(即舒乐安定)、壮阳药添加西地那非(即伟哥),起作用的实际上是西药成分。另一种则是把用来提取西药的原料粗提一下当作中成药卖,起作用的实际上还是里面原有的西药成分。北大维信生产的在1996年上市的调血脂药“血脂康”就属于后者。

“血脂康”的宣传资料声称它是“纯中药制剂”,是“目前我国已被证实的高效国产调脂药”,是“从传统中药红曲中精炼而成的生物制剂”,其说明书写其功能为“健脾消食,除湿化痰,活血化瘀”,俨然是中医口吻。然而,红曲虽然是“传统中药”(有什么食物不曾被中医当药用?),但是中医从来不曾用它来调血脂,当然,中医也不知道血脂是什么东西,怎么去调?

曲霉含有能调血脂的成分是日本三共制药公司的科学家在生物化学理论的指导下,于1971年发现的。1978年美国默克公司的科学家与三共公司合作,从中提取出了洛伐他汀。经过临床试验后,于1987年被FDA批准上市。该药调血脂的效果极好,引发了很多仿制药、改造药,有的是从曲霉提取的,有的是合成的,包括辉瑞公司生产的号称药物史上销售额最大的药物力普妥,都属于这类所谓他汀类调血脂药。这整个过程有中医中药什么事吗?一点也没有。

中国的公司没有本事去发明、改造已有的药物,但是骗患者的本事倒是比国外的公司大得多。因为红曲里头含有他汀,原料便宜,提取简单,疗效又佳,所以在中国就冒出了许多以红曲为成分的用以调血脂的保健品、中药。我以前揭露过的保健品“天曲”就是如此,“纯中药制剂”“血脂康”也是如此。

既然已经有了疗效很好的提纯或合成的化学药,还有必要再用其原料搞什么中成药吗?是因为“天然药物”比化学药疗效更好吗?不是,即使是“血脂康”的宣传资料也承认它的疗效与洛伐他汀、辛伐他汀、普伐他汀、氟伐他汀、阿托伐他汀等他汀类药物对比没有统计学差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寇文镕《血脂康临床应用研究概述》)。是“天然药物”比化学药更便宜吗?也不是。第一种他汀类药物洛伐他汀非常便宜。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国内药店的零售价,一盒(10mg*12)洛伐他汀的售价为11.3元,用量为一天10~20mg,即一天的花费为一、两元钱。而一盒(0.3g*12粒)血脂康胶囊的售价为14.9元,用量为一天2~4粒,即一天的花费为2.5~5元钱,比直接服用洛伐他汀还贵了1倍。洛伐他汀是纯化物,血脂康只是粗提物,粗提物居然卖得比纯化物还贵,什么世道?

两相比较,主要成分相同,疗效没有更好,售价反而更贵,而且由于只是粗提物,质量很难控制,推出这样的“纯中药制剂”,除了利用国人对“中药”、“天然药物”的迷信牟取暴利外,还有别的意义吗?

国家药监局连这样的“新药”都批准,我们完全可以如法炮制弄出一大堆由西药反推回去的疗效显著的“纯中药制剂”向国家药监局要批号,例如用橘子(含维生素C)生产纯中药制剂“坏血康”,用柳树皮(含阿司匹林成分)生产纯中药制剂“头痛康”、用猪血(含铁)生产纯中药制剂“贫血康”……

2008.1.29.

(XYS20080129)



“治未病”也要靠科学

28 01 2008年

报载,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工作是加快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已在上海、浙江等地正式启动了“治未病健康工程”。据称“治未病”是中医的独特优势,在“治未病”中,中医的服务对象将由病人为主拓展为病人、亚健康人和健康人,服务范围由医疗为主拓展到医疗、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各领域。

“治未病”一语出自《黄帝内经》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原文是:“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圣人不治疗已发生的疾病,只治疗未发生的疾病,如果等疾病发作了再治疗就太晚了。只防不治,这可算是在治不好病时的一个很好的借口。现在的中医把“不治已病治未病”去头留尾,只剩了个“治未病”,不知还想不想“治已病”?如果还“治已病”,按《黄帝内经》的说法,层次太低了,算不上圣人的。

现在的中医不说“不治已病”,把“治未病”解释成防重于治,这可算不上中医的独特优势。西方早有谚语:“预防胜于治疗。”(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一分预防相当于十分治疗”(An ounce of prevention is a pound of cure.)都是这个意思,其实是现在中医根据西方医学思想改造中医经典,把“只防不治”改成了“防重于治”,倒也称得上与时俱进。

西方医学是历来强调“治未病”的。西医的祖师爷、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非常重视“治未病”。他注意到气候、食物、职业这些外界因素能引起疾病,因此提倡通过恰当的饮食、休息和锻炼让疾病自然痊愈并保持健康,尽量少用药物。“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疾病的医生。”“如果我们给每个人恰如其分的营养和锻炼,不太少也不太多,那么我们就发现了最保险的健康方法。”“走路是最好的药。”“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让药物成为你的食物。”这些论述收集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其成书时间比《黄帝内经》早了三、四百年。

在现代医学创立之前,许多药物都有未知的毒性,许多治疗技术都无益而且非常危险,希波克拉底强调预防和自愈的行医原则和方法就显得很合理。现代医学对许多疾病都有了有效而且安全的治疗方法,但是并没有因此就不重视预防了。恰恰相反,“预防为主”乃是现代医学的主要思想,而预防医学也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由于对疾病的起因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预防才能行之有效,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

事实上,现代医学在疾病的预防方面做得极为出色,特别是在预防传染病和营养不良方面最为成功。通过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措施,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乃至被消灭。由于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发现,使得许多营养缺乏导致的疾病,例如坏血病、佝偻病、脚气病、糙皮病和许多种贫血,都能被简单地预防。对污染物、环境毒素的研究,让我们知道如何通过保持健康环境预防疾病。对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病,现代医学也提倡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例如不吸烟、少喝酒、均衡的饮食、适当的锻炼、放松的心态。由于有了准确的诊断技术,对这些慢性病能够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提高了治愈率或避免进一步的恶化。

在理论上,预防医学也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例如,对疾病的预防被分成三个层次,以心脏病为例,一级预防指防止健康人患上心脏病,二级预防指防止心脏病患者的心脏病发作,三级预防指在心脏病发作时防止患者残废或死亡。

现代医学具有如此系统、全面、有效的疾病预防理论和方法,绝不是传统医学简单的一句“治未病”或几句空泛的论述所能相提并论的。“治未病”做为一种治疗思想是可取的,但是有这样的思想是一回事,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首先要知道真正的病因何在,才能真正去预防。而只有现代医学才能做到这一点。传统医学对真正的病因几乎都一无所知,如何能够做到“治未病”?不了解疾病的机理,不经过科学的检验,不仅不能真正做到“治未病”,而且还可能把“未病”给治成了“已病”。例如许多号称能“有病治病,没病强身”的传统补药,都含有毒副作用较大的重金属、草药,服用它们不仅不能强身,反而能引起慢性中毒。

有些人提倡“治未病”,则是因为知道没法再用“治已病”糊弄人了,所以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明明你是健康人,非说你是“亚健康”(这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新名词),需要他来给治治,反正没一个客观标准,难以验证,有病没病、健不健康、治疗的效果如何由他说了算。这种动机和手段与推销假保健品没什么区别。这样的“治未病”,其实该叫“骗未病”。

2008.1.13.

(《经济观察报》2008.1.28.)

(XYS20080128)



评“中医药缘何成不了某些人眼里的“科学”?”

24 10 2007年

【方舟子按:侯宁智商不足80,是已经被多次证明过了的,在这里无需再证明一次。但是造谣、污蔑我卷“2万元善款”而逃,那就不止是智商低下,而是用心恶毒了。如果我对中国法庭的公正性还有点信心的话,肯定要告其诽谤。我本以为这种货色也就是在网上混混,没有料到居然也可以在“中科院《高科技与产业化》杂志”上露脸。会去刊登这种造谣、骂街文章的编辑,其智商一定不会比侯宁高,其用心也一定一样恶毒,真是对不起“中科院”这块牌子。(经查,该文的确登于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高科技与产业化》2007 (8): 40-41,标题改为《中医药到底算何人类”科学”?》,内容未改。)】

中医药缘何成不了某些人眼里的“科学”?

侯宁

刊登于中科院《高科技与产业化》杂志八月刊

自成立了他那个不知合法与否的“基金”且收到2万元善款后,方舟子似乎便归于沉寂了。或许是忙于“充电”学中医?或许,是因为这2万块巨款还是需要方先生费脑子打理?或许,我关注方先生少了?总之,公众从那儿起便很少听到他的声音了。

但我想,执着如方先生,应该是不会改弦更张的,不打中医药,“科学打假”总还是要搞的嘛,否则如何凸显其自我实现的价值?

果不其然,最近,寂寞多时的方舟子又出山了,而且出手便把矛头再度指向可怜的中医药。为何?因为最近,有位“英语水平太差没看懂美国药监局文件原文”或是“另有用意而制造出来”的中医科学院院士,竟然让堂堂第一党报发了一条“美国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的文章!

是可忍孰不可忍!科学如美利坚合纵国怎么会承认中医药学为“独立科学体系”呢?纯属忽悠嘛!方先生果然挺身而出。

总之,这件事让方舟子感觉很不爽,因为在这位“斗士”看来,中医中药基本等同于巫术,实在比本山大叔的“卖拐术”高明不了多少,而且,数千年来,愚蠢的中国人便被这些巫术迷魂毒害,想来真是让人痛心疾首:中国人啊,你们怎么这么没“科学”头脑呢,连中医药能不能治好你们的病都不知道?

于是,方博士愤然提笔,以“事实”为依据痛驳了一番那些“不过是以外表的自傲掩盖内心的自卑”的“中医业者”,明确指出,“可惜这不过是一则假新闻”,言外之意,这简直太荒诞了,和北京台某些无良编导炮制出的“纸馅包子”没什么两样。

他指出,“美国药监局并不认可中医是一个科学体系,而是把它当成许多种‘补充与另类医学’中的一种,属于其中的一个类别——完整医药体系”,而如果大家知道了“完整医药体系”中除了中医,还包括印度草医、藏医、、西方民间巫术以及印第安、非洲、中东、中美和南美等地的土医,方舟子便认为“没有几个中医业者会觉得高兴”。因为“在美国官方机构看来,中医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和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的地位一样,并不特别看重它,当然更不会认可它”。

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方博士对美国大人们“并不特别看重”中医的崇敬,但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方舟子却道出了问题的真章,即美方“不管理这些‘完整医药体系’,但却“会管理这些‘完整医药体系’所使用的具体药物,这些药物如果想在美国作为药物上市,就必须用科学方法检验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我们看到,事情陈述在这儿的时候方舟子才真正说了一句废话和实话,废话是美国“不管理这些完整医药体系”,实话是相关药物如果在美上市便需“用科学方法检验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试想,作为一种“完整医药体系”,美国药监局管得了么?且不说他们对中医的理解力往往形同幼稚,再者说,他们又如何在管理这些一种完整的“体系”呢,为中医画蛇添足么?

所以,问题的核心倒在于后者,即美方管不了我们的“体系”,却能管得了我们的药。因为谁都知道,即便撇开中医药的科学性,单单作为一种保护西药的贸易壁垒,美方也是轻易不会承认中药的。当然,这并不排斥他们在私下请中医看病或者吃中药养身。

可以看出,在中医药“赴美”这件事上,“科学”首先便成为一种最好的贸易保护工具,因为这种“科学”是不注重实践结果、只注重“科学方法”的,而 “科学方法”又是由美方等“西方科学标准制造局”制定的。按照方舟子的话便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只在一个国家自得其乐的东西肯定不是科学。”然而,问题是,方博士又如何知道中医药便一定是“有国界”的呢?中医药难道只有中国人在“自得其乐”?而即便现在她还有国界,那么将来呢?方先生又如何得知她便不会被美国药监局承认?

凡有历史记忆的中国人都知道,早在70多年前,在全上海只有一台x光诊断仪的时候,因为我国积弱挨打多年,因为“德先生”、“赛先生”被作为“新文化”顶礼膜拜的年代,中医药便被“科学”压得抬不起头来,以至于当时的政府曾几度要废除中医,以至于后来的医学标准、医师考核都统统以西医为标准制定和执行。只在中国广大的民间,中医药依然顽强地生存并缓慢地发展着,直到解放后她被部分恢复了真面。

为什么?因为她有用,因为她能治病救人,因为她能治得了许多西医根本治不了的“癌症”。在“非典”蔓延的恐怖日子里,中医药显露神威,在艾滋病治疗的过程中,中医药技高一筹,即便在老年人群中最流行的帕金森顽症治疗方面,中医药的神奇也远远超越了“科学”的西医。被台湾报刊誉为国内帕金森“首席顾问”的赵国华大夫在老年人帕金森症治疗方面独创的中医药综合治疗术独步天下,病情缓解率达到90%,又有哪位国外的西医西药堪与之媲美!

在奥运会上,我们曾看到过令人尊重但晚年全身哆嗦的拳王阿里,他长期生活在“科学”畅行的美国,但他的顽症却让美国大夫蒙羞,因为,没人能治得了他的病。但我们可以设想的是,让拳王阿里来中国,让拳王阿里来做赵国华大夫的病人,结果又会如何呢?答案是,很可能减轻病症并有可能治愈!这样的结果又岂是一句简单的“不科学”所能掩盖?

我想,“英语水平不差”的方舟子先生在这方面是否可以做一些牵线搭桥工作呢?治愈一位举世瞩目且德高望重的拳王,难道不比方博士整日拿中医药开涮意义更大?用你的英语水平把中西医间的沟通桥梁搭建得更好,难道不比你拿自己的英语水平嘲讽那位“中医科学院院士”强过百倍?作为一个中国人,方博士理应做得更多。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的两句“名言”:一是“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二是“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言之凿凿,这番言论当时也算是轰动一时的,他出自一位科学院士之口,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我们要问的是,何院士在此间遵循了他本该恪守的“科学原则”了么?而众所周知,何先生和方博士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吧。如此,面对何院士的“大嘴行径”,方博士又作何感想呢?“阴阳五行理论是伪科学”如何证明?“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又如何被何院士跟踪发现?何院士莫非“科学”地跟踪了陈晓旭女士的整个治疗过程?

没有。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在尚不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确定中医药便是“伪科学”,从而主张“废医验药”呢?须知,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便是“实用主义”,在“实用”的苛刻要求下我国的文化瑰宝中医药尚能生存千年而不衰,乃至在近代西医药的强势“压迫”下依旧能焕发青春,其中又有怎样的“死亡抗体” 呢?

或许,这理当是本世纪人类应该攻克的一大难题吧。因为科学昌明至今我们才知道,人类所知甚少,“科学”的西医药所能值得好的人类疾病,也不过占各色病例的一小部分罢了。

所以,还是让中医去“补充”美国的医学体系,让中医去证明其在中国的“正宗”地位吧。美国人都允许中医药去“补充”,作为发祥地的中国又有何理由去妄自菲薄搞什么“废除中医案”呢?现任科技部“国家中医发展基础研究”课题组组长的贾谦先生曾起草过一个报告,主张“中医现代化”,但懂得反省的他后来认识到:中医不能“现代化”。

为什么?因为中医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她必须走自己的路,而西医,倒可以作为她不错的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