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拙文《东方文化“统治”世界？》在8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后，据说反
馈不少，有一未署名读者更是对之逐条“指摘”（见9月22日《南方周末》）。
文章能引起反馈，是作者所乐见的，如果原文有不妥之处，也欢迎读者指正。但
该读者的“指摘”却使人更生“疑惑”，多属于对拙文的误读和对西方文化的误
解所导致，现亦逐条答复如下。

    第一，季羡林先生是否可称为“国学大师”，其实是个无关宏旨的问题。拙
文写完、寄出后，我读到葛剑雄《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吗？》一文，才知
道自己的确“孤陋寡闻”，学术界原来也早有人对季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持
有异议，乃至有“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要不，专门研究印度学的季老怎么成
了‘国学’大师呀？”之讥。该读者并不否认季先生偏重印度研究，但是认为该
研究“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而佛教文化亦是中国文化的一
部分，因此认定季老先生对国学有重大贡献。按照这种兜圈子的逻辑，国内外其
他研究印度文化、南传佛教文化、日本佛教文化卓有成就者，也都“对我们了解、
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岂不是也都应该称之为“国学大师”？“佛学大师”
岂不个个更是“国学大师”？国学本来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国学大师应
该指的是对国学有直接的重大贡献的学者，岂能为了季先生一人就随意扩大国学、
国学大师的含义？

    第二，季先生所谓“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
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不过是在中国学过政治课、哲学课的
人都听说过的老生常谈。拙文并没有想否定这一老生常谈，无非是指出唯物、辩
证法在西方也是古已有之，并非东方人的专利，因此西方人要学唯物辩证法，也
就无需非得来找东方人不可。该读者却说我“想证明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
我们自己没有”，真不知从何说起？你说咱家有几个钱，我说别人家并不穷、不
必找咱家借钱，你就认为是在否定咱家有钱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
界仍称显学，信奉、提倡唯物辩证法的西方学者并不少见，只不过西方国家没有
将其定为官方哲学依靠政治力量来推行而已，所以该读者所言“唯物辩证法作为
‘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
用”，并不是什么怪事。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多矣，在崇尚自由、多元
的西方社会未必都能“得其所用”，反过来，如果一种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
文化都不能在西方社会“得其所用”，却寄希望于东方思维、东方文化，那才叫
怪事。

    第三，西方文化中的环保理念，也是古已有之，据西方学者研究，可以一直
追溯到古希腊，其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参见”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edited by Philip P. Wien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西方环保运动便是这一传统理念的发展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并
没有受到“东方思维”、“东方文化”的影响。崇尚自然本来就是西方思潮中的
一支重要流派，其中有的名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被介绍到了中国。该读者质
问“要不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
在西方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便是因为只读了介绍到中国来的个别名著，便以
为它们代表了西方思潮的全部。以美国为例，与梭罗同时代还有George Catlin、
John James Audubon、George Perkins Marsh、Frederick Law Olmsted等众多
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在提倡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并影响到美国
政府的决策，在世界上首创国家公园系统。该读者为了夸大东方文化的影响，声
称“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
东方文化：天人合一。”则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在网上检索“天人合一”的
几种常见英文译法，都各只有区区几十个网页，而且大多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不
知西方国家光明正大地引进“天人合一”的现象体现在何处？我并不否认可能有
个别汉学家在介绍中国古代哲学时会谈到“天人合一”，或某些西方环保人士到
中国来推行环保运动时为了迎合中国听众也会谈到“天人合一”，但是这怎么能
算成“西方国家”行为？“天人合一”的本义，是指“天道”与“人道”相通、
相类，和环保理念毫不相干，它从来没有因此阻止过中国历史上对自然环境的肆
意破坏，也没有使中国人对环境比西方人更有保护意识。现在有人在西方环保运
动的影响下，古词新用，赋予“天人合一”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类的现
代含义，让环保在中国带点中国特色，本来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因此以为拥有了
拯救世界的秘密武器，则未免自大得可以。

    第四，如果像该读者那样，把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怪罪为“比西方还西方”，
把西方国家的环保成绩归功于“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坏的算别人的，好的算
自己的，到了这种乾坤大挪移的境界，当然是丝毫看不出季先生是在“把自己的
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国学大师”
追随者胸怀东方、放眼世界的信念坚定到连“全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
也可以做为东方文化将要统治世界的证据，按此逻辑，中国全民学英语，岂不表
明中国早就被英美文化所统治了？我等凡人没有乾坤大挪移的功夫，也没有异乎
寻常的坚定信念，在聆听了“国学大师”的预言及其追随者的“指摘”之后，还
是看不明白：东方文化要凭什么去统治世界？

2005.9.23.

附：
答方舟子先生

南方周末　  　2005-09-22 15:36:48

　　答方舟子先生
　　□读者回音
　　8月18日本版方舟子《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发表后，反馈不少。
现从中择一未署名文章发表，以飨读者。
　　———编者
　　　　
　　读到方舟子先生《东方文化“统治”世界》一文疑惑颇多，现指摘如下：
　　第一，方先生坦言自己孤陋寡闻，佩服！众所周知，正如方先生所言，季老
先生偏重印度研究，可问题关键不在这里。季老先生的印度研究是从语言开始的，
对印度中世纪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梵文文学的研究均做出重大贡献。其
研究成果及译著对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佛教弥足珍贵。佛教自汉入中土以来，
其影响可谓大矣。在中国本土文化与其相互摩擦、融合过程中，佛教文化逐渐本
土化，并获得新的生命力，自此渗透人们生活方方面面并与之水乳交融，和中国
本土文化一起共同推动和构筑中国文化的繁荣灿烂。即此，季老先生对国学有无
重大贡献，问题本身已够荒谬。
　　第二，文中提到东西方基本思维模式的问题，方先生引述了季老之言“东方
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
物辩证法”，由此结论“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
我以为方先生在这里混淆了实践层面上的思维和哲学意义上的思维二者之间的区
别，也即是行为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区别。与综合、整体相对应的是分析、部分，
季老先生在文中分析得很清楚。况且，唯物辩证法是到了马克思这里才有了合法
的身份，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学者的唯物和辩证思想，只是未曾有人将二者联
姻，整合为系统理论。我想说的是，方先生绕那么大弯子追到古希腊，是想证明
唯物辩证是西方人的专利吧，我们自己没有吗？！戏剧性的是，唯物辩证法作为
“最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在西方却不能开疆拓土，倒是在中国得其所用，
怪事！？
　　第三，第三段谈到文化拯救，我们姑且不论谁是谁的救世主。历史证明，文
化都有一个反噬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当其达到鼎盛而至盛极而衰之时，它必然
要寻求新的突破口以求得生存，西方的经济主义也概莫能外，环保理念也就应运
而生。中国的经济主义群体起步较晚，现在正拼命追赶，几乎是在复制着西方的
经济主义者们曾经走过的路，乐此不疲。如是，当今环境的罪魁不是中国的文化
比西方还西方，而是中国的经济主义者们比西方还西方。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的今天，西方国家不是悄悄而是光明正大地引进了东方文化：天人合一。要不
然像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思想》在西方
社会怎会被视为罕见。
　　第四，“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
西方文化”。我毫不怀疑方先生的学养，但在季老先生的文章中我丝毫看不出
“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而丑化西方文化”，
试问方先生是何居心？
　　今年7月底，世界汉语大会召开，会上反映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汉语热，全
球学汉语的人数已超过3000万，难道这能说跟中国文化毫无干系吗？语言是一个
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具。当然，汉语热现象的出现跟中
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世界各地有更多的人
知道了中国，并愿意去了解和认识中国。我以为，只要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之间能持续实现良性互动，只要中国文化能够传承，人心能够维系，东方文化的
复兴是可以预期的。

(XYS2005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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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和“知识”本来是差不多的。但
近来却经常见到有人将它和“知识”对立起来用，不时会有人文学者出来
批评中国科技工作者、理工科学生“有知识没文化”。这里的“文化”，
其实是文化素养的意思，而根据这些学者的论述，又是特指人文修养。

现在讲人文精神、人文教育成了时髦，要求一个知识分子要有这样的
“文化”，自然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由人文学者出来专门对着科学
家、理工科学生这么说，总让人忍不住要怀疑其动机是否是出于职业的偏
见和傲慢，是否因为实实在在的“知识”方面比不过人家，所以就占领虚
虚实实的“文化”高地呢？有的人文学者认定科技工作者都是“科学主义
者”，需要接受他们的教育，由他们来树立对科学的正确认识，指导科学
发展的总方向，设定科学发展的禁区，就是出于这样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

这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形成，当然是由于觉得自己从事人文研究，
比常人掌握了更多人文学科的知识，所以就有了高于常人的人文修养，比
别人更有“文化”了。但是有了人文知识并不等于就有了人文修养，人文
学界难道就不存在“有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比如说吧，剽窃之风，在中
国人文学界远盛于科学界，这能说是有人文修养、有“文化”吗？有位著
名的人文学者，几年前就有人揭露过其专著大肆剽窃国外的著作，但事情
败露后他并没有受到处理，也不影响其著名学者的地位，最近还做大师状
在人文论坛上抨击“人文教育危机重重”、呼吁大学教育要重视人格的培
养和修养的提高。讲者道貌岸然，听者毕恭毕敬，人文学界对剽窃行为宽
容到这种程度，由这样的人来提倡人文教育，能说是有“文化”吗？

正如“知识”分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文化”除了人文修养，也应
该包括科学修养，不应该只顾提倡人文精神，却忘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和科学精神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套用爱因斯坦的话，没有人文的科
学是跛脚的，而没有科学的人文是盲目的。在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方面，
现在的人文学者更是乏善可陈，有的人甚至破罐破摔，干脆拒绝科学精神，
把发扬科学精神当成了“科学主义”来批判，这更是没“文化”的表现。

总之，人文学者、文科学生中同样普遍存在“有知识没文化”，甚至
“没知识没文化”的现象，比起科技工作者、理工科学生还要有过之而无
不及。人文学者不先反躬自省，不敢清理门户，却高高在上地一味教训科
技工作者、理工科学生，严以律人，宽以待己，这也是很没“文化”的。

2005.9.20

（载《青年时报》）

(XYS200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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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台湾作家李敖在凤凰卫视上接连攻击鲁迅，据说是要证明“鲁迅不是
神”。世上本无神，所以鲁迅不是神，本来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李敖的用心，
却在于证明鲁迅连做为伟人也不够格的。大家都说鲁迅的文章好，他偏说鲁迅
的文章不好，岂止不好，连文句都不通。鲁迅的文章写于七八十年前现代白话
文草创之时，在今天要挑出其中文句不规范之处本非难事。但李敖可真会挑，
把《战士和苍蝇》挑出来“营营”，大概是这篇名文刺激了他吧：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
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请问这是什么话啊？……
‘营营地叫着’，苍蝇是营营描写的吗？……你看，‘去罢，苍蝇们！虽然生
着翅子，还能营营’，看到没有，又来了，你看营营，营营地叫，‘还能营营，
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你们不觉得这个句子念起来非常地不
舒服吗？这是什么中文啊？你告诉我什么中文？用营营来描写苍蝇，苍蝇用营
营来描写吗？大家看《红楼梦》好了，《红楼梦》里面，看到没有，薛蟠，薛
蟠，最后‘两个苍蝇嗡嗡嗡’，为什么不用嗡嗡嗡叫描写苍蝇呢，为什么用营
营来描写苍蝇呢？《红楼梦》这个例子摆在那里，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呢？”

    李敖的意思是既然能用“嗡嗡”描写苍蝇，就不能再用“营营”，这种逻
辑，倒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一句“请问这是什么话啊？”况且，用“营营”描写
苍蝇，并非鲁迅的发明，其源头要比《红楼梦》古老得多，也权威得多：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
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诗经·小雅·青
蝇》）据朱熹的说法：“营营，往来飞声，乱人听也。……诗人以王好听谗言
故，以青蝇飞声比之，而戒王以勿听也。”鲁迅在文中用“营营”描写讨厌
的苍蝇，真是贴切不过了。李敖如果没有读过《诗经》的这首名篇，难道连
“蝇营狗苟”这句成语也没有听说过吗？

    李敖自谓“五十年来，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
李敖。”自大成狂，自然容不得别人的文章比他好。对这种狂人妄语，本来也
不必当真。但是李敖自诩国学渊博，还真被不少人当成了国学大师，岂料这一
“营营”，倒泄了底，让人知道这位“国学大师”原来是连最基本的国学著作
也没有通读过的。

    其实鲁迅文章之好，主要倒不在于文句，而在于思想的深刻让人常有百读
常新之感。比如李敖现在对着鲁迅“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
士更英雄”，不正是恰恰印证着鲁迅这篇写于80年前的文章之不朽？

（青年时报2005.8.15.）

(XYS2005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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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季羡林老先生现在是被尊为国学大师的，虽然我只知道他的专长
在于印度研究，不知道他对国学做出了什么重大贡献，这大概是我的孤陋
寡闻。不过，我也知道季先生近来以国学大师的身份大力提倡国学、东方
文化，主张“东学西渐”、“东化”西方，发起、签署中华文化复兴宣言，
中华文化一统世界俨然指日可待，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扬扬自得。近日读
到季先生为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的《东学西
渐与东化》一文，却让我看不明白季先生何以能断言“21世纪是东方文化
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

    季先生在文中声称西方文化的弊端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即
西方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的，而东方文化之所以能济西方之穷，是因为：
“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
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接近唯物辨证法，也就是不及唯物辩证法。但
季先生似乎忘了，唯物辩证法并非国粹，而是舶来品。众所周知，唯物辩
证法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源自德国古典哲学，其源头又可以
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恰恰是最为纯粹的西方思维、西方文化。如果所
谓“综合思维”真的是拯救西方文化的良药，那么西方自己就有唯物辩
证法可用，为什么非得绕那么大一个弯子找东方引进连他们自己的唯物辩
证法都不如的东方思维呢？

    为什么季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在等待东方文化的拯救呢？据说，是：
“因为，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
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
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
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
展甚至生存。”但是季先生所列举的这些“荦荦大者”的西方文化弊端，
却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恰恰相反，在东方世界，比如咱们中国，这些弊
端要严重得多，反倒是西方国家不仅自己注意保护环境，还要满世界推销
其环保理念。在环保问题上，东、西哪一方做得更好，是任何一位在西方
国家生活、甚至旅游过的中国人都可以亲身感受到的。莫非破坏当今中国
环境的罪魁祸首乃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比西方还西方，而西方国家对环境的
保护却是因为他们悄悄引进了东方文化？果真如此的话，还是先用东方文
化拯救中国自己的环境，再来向西方国家推销吧。

    我毫不怀疑东方文化、中华文化有值得继承、发扬、乃至推广之处，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短处当成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来宣扬，甚至为此
而丑化西方文化。然而，中国人从来不缺自作多情的预言家。上个世纪有
许多人宣布过20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结果如何，大家都看到了。新世
纪才开始没几年，季先生又来宣布“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
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如何，我们是看不到的。不
过我相信，即便季先生的客观规律终究成了主观愿望，到下个世纪还是会
有人宣布22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毕竟，井底之蛙的自我感觉是很好
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绝种的。

2005.8.9.

（南方周末2005.08.18）

(XYS2005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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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围墙的大学”，这种说法以前指大百科全书，现在又用来指远
程教育、网络大学，总之，与真正的大学相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学
就应该是壁垒森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合肥“南七技校”（中国科
大）上学，整座校园被用红砖墙包围了起来，墙头上还插满了有中国特色
的碎玻璃以防翻越。只有两个大门供出入，一到晚上11点就关上了。看完
夜场电影回来，不想露宿街头，就必须施展轻功登门而入，穿裙子的女同
学未免不太方便。后来有壮士发功拉弯了铁门上的栏杆，从此过完夜生活
回来的绅士、小姐们都可以优雅地侧身鱼贯而入，不必再当梁上君子了。

    90年代，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中国时，我躲在美国大学读书，听说母
校的围墙被拆掉了。这时候，有了时空的间隔，这座丑陋的围墙变得美丽、
高尚起来。有校友喟然感叹道，没了围墙，以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之士都
可以自由出入校园，大学不再是象牙塔了。不久，又听说，拆掉围墙是为
了卖地皮，在围墙原址临街建起了一长排商业大楼、店铺，组成一道新的
围墙，仍然把整个校园围得水泄不通。而大门也新建了，而且坚固无比，
纵有神力，也不能再劈开一条通道。

    但是校园里的治安，据说却是一天坏似一天了。门卫当然相应地加强
了。近年来我也去过几次中国的名牌大学晃悠，看到穿着类似军装的制服
的门卫威风凛凛地站岗，虎视耽耽地盯着每一个出入的人，总让我感到有
些心虚，因为身上并不习惯带可以证明我的合法身份的证件。幸好，大概
我长得不像个非法分子，迄今还没有被门卫拦截下来盘查的记录。

    可见再警惕的门卫也是靠不住的。大概正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貌似忠
厚却心怀鬼胎的人混进校园，有些大学又想出了新的高招。我看到一则报
道说，清华大学东校门和西校门都已经安装上了刷卡机，将要实行进门刷
卡制度，没有卡的要登记。原因据说是“由于现在出入清华大学的人太多，
学校里也经常有自行车丢失”。这么一来清华大学自行车似乎就万无一失
了，除非校内人员互相偷。

    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兴起过一场办社区教育的全国性运动，运
动名称叫“University without Walls”。可见“没有围墙的大学”这种
说法并非国粹。但是奇怪的是，我学习过、访问过的北美大学有三十来所，
却没有见过有哪一所是有围墙的，也没有大门，当然更没有门卫。有时在
校园内碰上执勤的校警，笑眯眯地和你打招呼，并没有警戒地拿你当贼看
待。美国有的大学连校园都没有，学校建筑与校外建筑混杂在一起。有的
有很大的校园，但将校园内外分隔开的，不过是一条马路。人人可以大摇
大摆地走进去，不用担心会有人把你拦下来要证件。大学图书馆之类的公
共建筑也可以自由出入、查阅。北美大学有的在当地属于名胜，校园内游
客如云，也从未听说校方乘机卖门票赚一笔，像有的中国名牌大学一样。
事实上，北美大学欢迎游客参观，这显然有助于争取到社会支持和好的生
源。

    但是美国大学的“外来人口”那么多，治安却是出奇地好。偶尔见到
校园犯罪的报道，也多是学生所为。似乎三教九流一进了校园，也暂时变
得纯洁、高尚起来。在那样的校园内生活、学习、工作、参观乃至游玩，
的确有一种身处象牙塔的感觉。而过去的中国大学，给我的感觉像是集中
营，现在的中国大学，则更像是公司。世俗的喧嚣，不是靠一堵围墙能够
挡住的。

2005.5.30.

(XYS2005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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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北大一时成为海峡两岸的焦点。
有一家台湾媒体介绍说：“北京大学不只是在大陆名号响亮，在全球大学的
综合评比也名列第17，学术声望无庸置疑。”一位网友将这则报道转发给我，
怀疑这个排名是类似“西安翻译学院名列全国最受尊敬的大学”一样的闹剧，
希望我能查一查。

    这个全球大学排名倒是真的，评比者也非野鸡机构，而是英国《时报》
（旧译《泰晤士报》）的“高等教育增刊”在去年11月份评出的，当时国内
媒体曾广泛报道，引起一片质疑和冷嘲热讽。北大这几年来一直在说要争
当世界一流大学，万没想到洋人已经主动为之打造好了世界一流的桂冠。面
对这从天而降的崇高荣誉，北大校方的心情大概只能说是受宠若惊，用北大
党委书记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话说，叫做：“我们把这一排名作为一种对自己
的激励。”“我从始至终都坚信北大具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潜在品质。北大与
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具有一些相似性。”其中一个相似性是：“我们虽然没
有那么多在职的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教授，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往这方面努力
——仅2004年一年，来北大进行演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就超过20人。”

    这样的比较难免让人觉得有点滑稽。其实闵书记大可理直气壮地说，北
大在某些文科领域，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科领域，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
超过世界一流大学的，例如汉语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事
实上，也的确有人从这个角度为北大名列全球大学排名第17辩护，教训国人
不要妄自菲薄。

    一个月后，《时报》又出了一期“高等教育增刊”，公布全球大学理科
和工科排行榜。与一个月前的热闹相反，这一次国内媒体几乎是一片沉默。
据我的检索，国内媒体只有《解放日报》简要报道了这个理科排行榜，而且
只提到排行榜的前十名，没有报道中国各大学的排名情况。不是因为中国各
大学排名太差，而是好得出奇：北京大学在全球大学理科排名中竟排在第11
名。原来在评选者的心目中，北大的理科竟是好过文科的。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工科排行榜。对该排行榜国内媒体没有一家报道，原
因很简单：北大竟被排在了第10名，北大的工科被认为好过了理科。北大招
生网在转发《解放日报》的上述关于理科排名的报道时，还补充了一句“北
京大学排名世界第11位”，而对工科排名第10一事，却不好意思提了。

    北大的文、理、工科在世界大学的地位如何且不去说他，恐怕没有哪个
中国人会认为北大的工科胜过理科和文科。《时报》是根据什么样的评比
标准得出了一个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觉得荒唐的结果，我没有仔细研究，
也不觉得有研究的必要。不管那个标准是如何的“严格”、“客观”，只
要得出了荒唐的结论，就说明其中有猫腻。如果我们注意到在理科类排行榜
中第一、二名都是英国大学（分别是剑桥和牛津），就难免要怀疑北大其实
是沾光陪座而已。

    给大学排座次，大概起源于美国，其中搞得最成功的是《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每年给美国各大学的排名，成为许多美国学生申请入学的参考，因
此也被一些美国大学所看重。这个排行榜之所以具有“权威性”，是因为其
结果大体符合人们的共识，让人觉得可信。其实，让大学声誉定量化本来就
是一件荒唐的事，排行榜每年都有所变动，而大学的教育质量怎么可能在一
年之间就有显著的变化呢？然而，如果今年的排行榜与去年的一样的话，又
如何卖得出去？

    近年来国内也有机构每年给大学排座次了，而每次结果一公布，都会引
起争议，乃至骂战。给大学排名虽属舶来品，但如此看重排名，却是国粹，
其渊源大概可以一直追溯到《水浒》中的梁山泊英雄座次、《说唐》中的天
下好汉排名，曾让我们在少儿时代津津乐道。至于没有明确排名的《三国》
大将，也会让小男孩为谁的武艺最高而争论不休。我总怀疑那些看重母校排
名高低、为之争得脸红耳赤的人，还没有长大。

2005.5.7.

(XYS200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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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4月29日，鲁迅在《坟·灯下漫笔》这一名篇中，针对那些赞颂
“中国固有文明”的外国人，有这么一段精辟的分析：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
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
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
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
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

    从前被称为“固有文明”的东西，现在则换了个时髦的说法，叫做“文化
多样性”，赞颂“中国固有文明”，也改叫保护“中国文化多样性”了。名号
变了，但是其心态，仍然不出鲁迅先生在整整80年前归纳出来的这四种。

    许多在大城市养尊处优、享受着现代化生活的中国人也跟着大喊保护文化
多样性，当然并不是要学外国人去保护他国的文化多样性，他们还没有那么高
的“道德”去插手他国的事情。他们的道德高度表现在要去保护中国其他地方，
特别是落后、闭塞的地方的文化多样性。

    比如近年来北京出现的众多“民间环保组织”，其主要精力并不是用于帮
助治理北京市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污染、保护北京的生态环境或弘扬北京的文
化传统，却是高高在上地要去保护边陲地区的生态旅游环境和少数民族的文化
多样性。其心态，也不出鲁迅先生为外国人归纳出的那四种，只要把鲁迅原话
中的个别词语做个替换，例如把“外国人”换成“北京人”，把“中国人”换
成“少数民族”，再拿来形容这些“环保人士”，惟妙惟肖。

    “环保人士”反对开发云南怒江水电的一大理由，便是开发怒江将会改变
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破坏文化多样性。我最近有机会去怒江走马观花体验了一
下那里的生活方式。与怒江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的，
是那里的贫困。当地政府安排我们慰问的贫苦人家，与我们无意中闯入的人家
相比，竟还算是殷实的了。后者的贫苦程度超过了30年前我在福建山区之所见，
可谓家徒四壁——不，连墙壁也没有，只是四面透风的木头而已，当地之所谓
杈杈房、木楞房，需要用火塘取暖。“环保人士”称开发怒江实际上会让原住
民变得更贫困，也难怪同行的司马南质问：我不知道像这样全部家当用一根扁
担就能挑走的生活，还能再贫困到哪里去？

    我曾听过一个著名“环保人士”的讲座，在放了一张怒江原住民小孩崭露
好客的笑颜的照片之后，她感叹说：“怒江人民虽然很穷，但是过得很幸福，
他们愿意祖祖辈辈一直这么过下去。”有的人以前可能连怒江都没有听说过，
一听到怒江要开发，眨眼之间就这么成了怒江人民的民意代表了。而且据说还
有采访为证。有一则报道说：

    “望着窗外的绵绵细雨，普大益心事重重。‘我们是最小的世界(注：怒
族村)，谁也不妨碍谁，谁也不侵扰谁，平平淡淡地生活，吃得饱穿得暖，我
们能说得清什么时间下雨，什么时间天晴，我们有自己的生活、风俗、节日，
搬了怎么办呢？’”

    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一名怒族乡村医生会如此矫情，用“小资”文学女
青年的语气说话。我倒是知道这么一件令“环保人士”尴尬的事：去年5月16
日，三名来自怒江的大学生应邀参加北京“环保组织”举办的讨论会，“环保
人士”预计他们会反对开发怒江才发出邀请，没想到他们在会上反而支持开发怒
江，令“环保人士”感到吃惊甚至失望。怒江傈僳族姑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新闻系学生和玲在会上发言说：“我了解的多数怒江人的想法，就是能过上好
日子。而移民补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应该说搬迁问题不会遇
到太大阻力。”的确，每人几万元的移民补偿，对人均年收入不到1千元的怒江
农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山民搬迁后的生活，无论如何会比原来的好。”
和玲说。

    怒江人民的贫困生活以前从来没有获得北京那些“环保”老爷、小姐们的
垂青，等到听说怒江人民想要破坏“原生态”脱贫了，他们才来为怒江人民指
明道路。有的说怒江不应开发水电，而应该开发“生态旅游”。我就不明白，
如果“生态旅游”真的得到了大规模开发，生态还会存在吗？最有趣的一个脱
贫替代方案是，把计划用于开发怒江水电的数百亿元投资改做为生态补偿救济
金把怒江人民世世代代养起来。且不说投资者并不是慈善家，不会把投资资金
当善款，即使这个梦想得以实现，怒江人民就愿意被永远养着，不能谋求自身
的发展？怒江一位环保官员愤怒地说：“怒江人民又不是猪！”

    自己安贫乐道是美德，希望别人安贫乐道却是缺德。那些口口声声说怒江
原住民过惯了幸福的贫困生活并且愿意一直这么过下去的“环保”老爷、小姐
们，自己愿不愿意去过过这种“原生态”的生活？从史料记载看，怒江各族人
民也并不是天生就喜欢过这种生活，由于民族压迫，经历了多次大迁徙，被迫
上山栖息。近年来为了保护山林，当地政府一直在对山民进行搬迁，用一位官
员的话说：“即使怒江不开发水电，生态移民也不会停止。”只不过移民补偿
金要少得多。

    贫困不是文化。民族文化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既然我们早就告别了汉代的
生活方式，历经了多个朝代的演变，剪下了辫子，拆掉了裹脚布，脱下了长衫
马褂，融入了现代文明的洪流，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少数民族继续保留其“原生
态”，做为博物馆的展品供我们研究、欣赏呢？

    保护文化多样性是从保护生物多样性引申而来的，其实大谬不然。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相对应的，应该是尊重文化多样性。文化的主体是有尊严有意识的
人，而不是动植物，外人对他人的文化应该尊重，却不应该自以为高人一等，
要当他人的保护人，只许自己变，却不准他人也变。

2005.4.15.

（《环球》半月刊2005年第9期）

(XYS200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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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像当时许多留学生一样，需要克服口语障碍。
在领到第一笔奖学金后，马上就买了一台电视机做为学习工具。全美三大
电视网当时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黄金时段（晚上8－10点）都播放情景喜剧，
正是学习口语的好教材，顺便也可以借此了解美国的生活。这么一路看下
来，竟喜欢上了这个美国国粹。当时最喜欢的是描写纽约四个朋友的日常
生活的《森菲尔德》（Seinfeld），星期四晚上9点在NBC播出，我几乎一
集不落，后来改在其他台重播时又反复看了许多遍。这部情景喜剧在当时
也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可见我在这方面的口味实在是俗得很。1998
年该剧播出最后一集的当晚，我从实验室赶回家收看时，一路上街道冷冷
清清，仿佛全城的人都呆在家中收看，令我想起了小时候《霍元甲》连续
剧在国内播出时的情景。

    之后我又喜欢上了《人人都爱雷蒙德》，看着它逐渐地爬上了收视率最
高的宝座。该剧将在今年5月份低调落幕，没有像《森菲尔德》的落幕那样
大肆炒作。今年春节期间我人在国内，意外地发现央视电视剧频道的“海外
剧场”栏目在播放《人人都爱雷蒙德》。据说央视已买下了该剧的全集并正
在加紧翻译、配音，这次先试播十几集，随后的调查发现收视率极低，远
低于“海外剧场”的其他节目，制片人将原因归于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把
美国人逗得哈哈大笑的事，中国人未必觉得可笑。

    但是像我这样对美国文化背景并不陌生，可以被原版《雷蒙德》的几乎
每一句话都逗乐的人，为什么会觉得中文版《雷蒙德》并不那么可笑呢？这
显然是不能以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来解释的。中文版《雷蒙德》效果不佳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翻译质量有问题，由于错译、漏译，让原来好笑的话变得不
好玩了。我举一个例子。在某一集雷蒙德夫妇为了学习如何与子女沟通，去
参加一个培训班。年轻的女教师叫雷蒙德上前和她一起表演他是如何与女儿
对话的：

    雷蒙德：晚上我们到奶奶家去参加她的生日晚会。
    女教师（扮演雷蒙德的女儿）：我不想去。
    雷蒙德：你必须去。
    女教师（扮演雷蒙德的女儿）：为什么？
    雷蒙德：因为奶奶没有几个生日剩下了。
    女教师（叫停表演）：现在不是讨论奶奶终有一死的时候。

    最后一个对话很有喜剧效果，但是中文版却把它们翻译成了“因为奶奶
很少过生日。”“现在不是讨论奶奶人怎么样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好玩
了。其实光是听配音演员如何读“雷蒙德”就可知其翻译态度如何了。像其
他译制片，配音演员在读人名时偏要拿腔作势学原文发音，却又没发好，一
律把重音放在“蒙”字上，让我这种看过原版的怎么听怎么别扭。导演如果
看过原版，就该知道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其实即使对翻译精益求精，确保准确无误，也不能完全重现原来的喜剧
效果。美国情景喜剧追求的是妙语连珠，其喜剧效果很多是靠谐音、双关语
来体现的，一经翻译就消失了。这是翻译本身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情
景喜剧就像诗歌，是难以在翻译中保存其原有的韵味的。

    就像翻译既有直译也有意译乃至改编，参照美国情景喜剧编写中国情景
喜剧，不失为让情景喜剧本土化的一个窍门。曾经留美学戏剧的英达在90年
代初便开始走上了这条捷径，并且很受欢迎。他并不讳言他编导的每一部片
子都是有国外成功的案例作为范本，比如《我爱我家》的摹本是美国同名剧
《All in Family》，《中国餐馆》是《Cheers》、《闲人马大姐》是《Rosanne》、
《欢乐青春》是《老友记》……我看过其中的几集，发现表面上倒是模仿得
惟妙惟肖，连背景笑声都学着加上，只不过美国情景喜剧的背景笑声是现场
拍摄时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声，而英达情景喜剧的背景笑声却是在后期制作时
人为加上的，不管对白可不可乐，都硬加上一声笑，透出了“掌声鼓励”般
的虚假，可谓“南桔北枳”。

    英达最新的情景喜剧是去年推出的《带着孩子结婚》，讲述的是一对离
异的夫妻各自带着一儿一女重新结合，一起生活的故事。英达坦诚“这部戏
也是有一部同名情景喜剧《Married with Children》在先”、“原版本是
把这两个合二为一的家庭怎么乱怎么写，比如母亲是个色情狂，父亲在外面
也经常拈花惹草，这些带动着两个孩子也不务正业，把个家庭搞得一团糟”
云云。《Married with Children》恰好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部美国情景喜
剧，主人公Al和Peggy是已结婚十几年的结发夫妻，女儿Kelly和儿子Bud都
是他们亲生，怎么成了两个合二为一的家庭？

    显然，英达把片名《Married with Children》错误地理解成了“带着孩
子结婚”（正确的意思是“结婚了，并有孩子”，即“拉家带口”之意），
导致错误地理解了剧情。由于对片名的误读，竟能在中国派生出一部情景喜
剧出来，这事本身恐怕比剧情还要搞笑。

2005.3.20.

(XYS200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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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我们的精神家园”栏目主持人要我和读者谈谈成功标准，
大概把我当成了“成功人士”。按世俗的观念，我算不上“成功”，既不是
高官，也不是富豪，专业上并无重大成就，虽然出了点名，在许多人眼里，
却属于“恶名”，何足道哉！

    但是如果以为我会对自己的不“成功”而懊悔，却也未必。在我确定自
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就决定了要做一名“自由人”，首先是追求心灵的自
由，其次是达到生活的自由。去美国留学之前觉得在美国当教授搞科研最自
由，等到在美国大学读完了博士学位，才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光是得为科
研资金而奔波这一点就够烦的了，所以还不如当一名作家最自由，特别是当
没有人能管得着的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最自由。经常有人问我最理想的生
活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也经常有人问我，在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科学教育和训练后最终放弃专
业，不觉得是一种浪费，不感到可惜吗？我并不这么想。不管最终从事什
么职业，长期接受科学训练而形成的素养和能力，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不会没有用武之地。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没有完全脱离生物学老
本行，在普及科学、揭露伪科学、打击学术腐败时，我的专业背景仍然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仍然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如果非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讲讲成功的标准的话，那么，第一，是能
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必追求升官发财，也不必非得成名成家。升官发财、
成名成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成功的标志，但大可不必将其等同于成功。
如果为了追求这样的成功而迷失自我、丧失自尊，乃至不择手段，干出不道
德、违法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在打击学术腐败时，剥下了许多“成功人士”
的外衣。那样的“成功”并不值得我们的羡慕。第二，是能回报社会，对社
会的发展有所贡献。当一名消遥自在、自得其乐的“隐士”并不足取。正如
爱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

    不要被“成功”的光环所迷惑，也不要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约束。
是否“成功”是由自己来判定的，别人的评价最多具有参考的价值。尽管每
个人所具有的天赋、所受到的教育各不相同，但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理想，在
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都能够成功。

2005.3.1

（载《中国青年》2005年3月（下））

(XYS200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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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年终特刊登有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一文，一半的篇幅是在批评杨振宁，“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
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说的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
扬的老少恋，而是批评杨振宁一方面参与签署呼吁弘扬中华文化的《甲
申文化宣言》，另一方面又抨击源自《易经》的中国传统思维妨碍了近
代科学在中国的萌芽，感叹道：“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
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
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能够单独发现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的思维在一个月之内就出现
自相矛盾，的确值得自豪。不过我怀疑朱学勤还没有细读《甲申文化宣
言》就大发感叹了。该《宣言》只是推崇“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
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这
些它认为是优秀的内涵，并没有涵盖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对“思维”、
“科学”提都没提。它虽然呼吁弘扬中华文化，却并不认为中华文化是
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反而声称：“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
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
化。”杨振宁参照西方逻辑体系对中国传统思维所做的批评，正属于
“反思”、“学习”、“吸收”、“发展”，哪里有矛盾？

    朱学勤推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对杨振宁观
点的批评“平实而中肯”，认为不应该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把欧洲产生而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
据说有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的结果，
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
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
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

    这个论证恰恰是牛头不对马嘴。古希腊文化被视为近代科学的源头
之一，在于其思想观念、思想方法，而不在于其具体的科学体系。这个
思想方法就是理性，具体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体系。近代科学推
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却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根据爱
因斯坦的说法，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古希腊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
期发展出来的实验验证方法之上的，也正因此才能推翻旧的知识体系而
不断进步。

    《易经》是否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源泉且不论，但中国传统的说理方
式不具有逻辑性（甚至连“逻辑”一词都是舶来的音译），是中外许多
学者都早已指出了的一个事实。中国文人墨客只讲究如何以势压人、以
情感人，极少有人考虑过思维是否严密。所以虽然把文章写得如花似锦，
却往往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影响至今，在中国人文学者中仍是个普遍现
象，只不过他们比古人多知道了“逻辑”一词，会反过来说人不合逻辑
罢了，虽然自己的思维才是混乱得一塌糊涂。主要的原因倒不在于如朱
学勤所说的“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而在于还没有受过恰当
的学术训练就变成夸夸其谈的学者了。

2005.1.4.

（新京报2005.1.10）

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朱学勤

2004-12-30南方周末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
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
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
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
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
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
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
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
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
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
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
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
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
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
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
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
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
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
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
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
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
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
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
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
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
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
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
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
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
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
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
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
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
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
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
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
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
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
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
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
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
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
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
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
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 “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
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
“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
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
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
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
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
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
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
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
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
西文明 “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
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
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
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
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
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
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
《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
“《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
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
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
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
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
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
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
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
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
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
《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
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
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
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
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
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
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
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
“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
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
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
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
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
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
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
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
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
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
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
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
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
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
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
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
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
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
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
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
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
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
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
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
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
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
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
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
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
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
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
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
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
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
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
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
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
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XYS200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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