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14年前我刚到美国时，像当时许多留学生一样，需要克服口语障碍。
在领到第一笔奖学金后，马上就买了一台电视机做为学习工具。全美三大
电视网当时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黄金时段（晚上8－10点）都播放情景喜剧，
正是学习口语的好教材，顺便也可以借此了解美国的生活。这么一路看下
来，竟喜欢上了这个美国国粹。当时最喜欢的是描写纽约四个朋友的日常
生活的《森菲尔德》（Seinfeld），星期四晚上9点在NBC播出，我几乎一
集不落，后来改在其他台重播时又反复看了许多遍。这部情景喜剧在当时
也是全美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可见我在这方面的口味实在是俗得很。1998
年该剧播出最后一集的当晚，我从实验室赶回家收看时，一路上街道冷冷
清清，仿佛全城的人都呆在家中收看，令我想起了小时候《霍元甲》连续
剧在国内播出时的情景。

    之后我又喜欢上了《人人都爱雷蒙德》，看着它逐渐地爬上了收视率最
高的宝座。该剧将在今年5月份低调落幕，没有像《森菲尔德》的落幕那样
大肆炒作。今年春节期间我人在国内，意外地发现央视电视剧频道的“海外
剧场”栏目在播放《人人都爱雷蒙德》。据说央视已买下了该剧的全集并正
在加紧翻译、配音，这次先试播十几集，随后的调查发现收视率极低，远
低于“海外剧场”的其他节目，制片人将原因归于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把
美国人逗得哈哈大笑的事，中国人未必觉得可笑。

    但是像我这样对美国文化背景并不陌生，可以被原版《雷蒙德》的几乎
每一句话都逗乐的人，为什么会觉得中文版《雷蒙德》并不那么可笑呢？这
显然是不能以中美文化背景的不同来解释的。中文版《雷蒙德》效果不佳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翻译质量有问题，由于错译、漏译，让原来好笑的话变得不
好玩了。我举一个例子。在某一集雷蒙德夫妇为了学习如何与子女沟通，去
参加一个培训班。年轻的女教师叫雷蒙德上前和她一起表演他是如何与女儿
对话的：

    雷蒙德：晚上我们到奶奶家去参加她的生日晚会。
    女教师（扮演雷蒙德的女儿）：我不想去。
    雷蒙德：你必须去。
    女教师（扮演雷蒙德的女儿）：为什么？
    雷蒙德：因为奶奶没有几个生日剩下了。
    女教师（叫停表演）：现在不是讨论奶奶终有一死的时候。

    最后一个对话很有喜剧效果，但是中文版却把它们翻译成了“因为奶奶
很少过生日。”“现在不是讨论奶奶人怎么样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好玩
了。其实光是听配音演员如何读“雷蒙德”就可知其翻译态度如何了。像其
他译制片，配音演员在读人名时偏要拿腔作势学原文发音，却又没发好，一
律把重音放在“蒙”字上，让我这种看过原版的怎么听怎么别扭。导演如果
看过原版，就该知道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其实即使对翻译精益求精，确保准确无误，也不能完全重现原来的喜剧
效果。美国情景喜剧追求的是妙语连珠，其喜剧效果很多是靠谐音、双关语
来体现的，一经翻译就消失了。这是翻译本身的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情
景喜剧就像诗歌，是难以在翻译中保存其原有的韵味的。

    就像翻译既有直译也有意译乃至改编，参照美国情景喜剧编写中国情景
喜剧，不失为让情景喜剧本土化的一个窍门。曾经留美学戏剧的英达在90年
代初便开始走上了这条捷径，并且很受欢迎。他并不讳言他编导的每一部片
子都是有国外成功的案例作为范本，比如《我爱我家》的摹本是美国同名剧
《All in Family》，《中国餐馆》是《Cheers》、《闲人马大姐》是《Rosanne》、
《欢乐青春》是《老友记》……我看过其中的几集，发现表面上倒是模仿得
惟妙惟肖，连背景笑声都学着加上，只不过美国情景喜剧的背景笑声是现场
拍摄时观众发自内心的笑声，而英达情景喜剧的背景笑声却是在后期制作时
人为加上的，不管对白可不可乐，都硬加上一声笑，透出了“掌声鼓励”般
的虚假，可谓“南桔北枳”。

    英达最新的情景喜剧是去年推出的《带着孩子结婚》，讲述的是一对离
异的夫妻各自带着一儿一女重新结合，一起生活的故事。英达坦诚“这部戏
也是有一部同名情景喜剧《Married with Children》在先”、“原版本是
把这两个合二为一的家庭怎么乱怎么写，比如母亲是个色情狂，父亲在外面
也经常拈花惹草，这些带动着两个孩子也不务正业，把个家庭搞得一团糟”
云云。《Married with Children》恰好也是我比较熟悉的一部美国情景喜
剧，主人公Al和Peggy是已结婚十几年的结发夫妻，女儿Kelly和儿子Bud都
是他们亲生，怎么成了两个合二为一的家庭？

    显然，英达把片名《Married with Children》错误地理解成了“带着孩
子结婚”（正确的意思是“结婚了，并有孩子”，即“拉家带口”之意），
导致错误地理解了剧情。由于对片名的误读，竟能在中国派生出一部情景喜
剧出来，这事本身恐怕比剧情还要搞笑。

2005.3.20.

(XYS200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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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我们的精神家园”栏目主持人要我和读者谈谈成功标准，
大概把我当成了“成功人士”。按世俗的观念，我算不上“成功”，既不是
高官，也不是富豪，专业上并无重大成就，虽然出了点名，在许多人眼里，
却属于“恶名”，何足道哉！

    但是如果以为我会对自己的不“成功”而懊悔，却也未必。在我确定自
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就决定了要做一名“自由人”，首先是追求心灵的自
由，其次是达到生活的自由。去美国留学之前觉得在美国当教授搞科研最自
由，等到在美国大学读完了博士学位，才发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光是得为科
研资金而奔波这一点就够烦的了，所以还不如当一名作家最自由，特别是当
没有人能管得着的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最自由。经常有人问我最理想的生
活方式是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也经常有人问我，在接受了这么长时间的科学教育和训练后最终放弃专
业，不觉得是一种浪费，不感到可惜吗？我并不这么想。不管最终从事什
么职业，长期接受科学训练而形成的素养和能力，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不会没有用武之地。而且，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也没有完全脱离生物学老
本行，在普及科学、揭露伪科学、打击学术腐败时，我的专业背景仍然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仍然在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

    如果非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来讲讲成功的标准的话，那么，第一，是能
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不必追求升官发财，也不必非得成名成家。升官发财、
成名成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成功的标志，但大可不必将其等同于成功。
如果为了追求这样的成功而迷失自我、丧失自尊，乃至不择手段，干出不道
德、违法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在打击学术腐败时，剥下了许多“成功人士”
的外衣。那样的“成功”并不值得我们的羡慕。第二，是能回报社会，对社
会的发展有所贡献。当一名消遥自在、自得其乐的“隐士”并不足取。正如
爱因斯坦所言：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到那短暂而充满风险的一生的意义。

    不要被“成功”的光环所迷惑，也不要被世俗的“成功”标准所约束。
是否“成功”是由自己来判定的，别人的评价最多具有参考的价值。尽管每
个人所具有的天赋、所受到的教育各不相同，但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理想，在
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都能够成功。

2005.3.1

（载《中国青年》2005年3月（下））

(XYS200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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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年终特刊登有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一文，一半的篇幅是在批评杨振宁，“引杨振宁先生偶一失误为戒，智
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说的不是最近闹得沸沸扬
扬的老少恋，而是批评杨振宁一方面参与签署呼吁弘扬中华文化的《甲
申文化宣言》，另一方面又抨击源自《易经》的中国传统思维妨碍了近
代科学在中国的萌芽，感叹道：“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
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国人逻辑思维不过
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能够单独发现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的思维在一个月之内就出现
自相矛盾，的确值得自豪。不过我怀疑朱学勤还没有细读《甲申文化宣
言》就大发感叹了。该《宣言》只是推崇“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
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这
些它认为是优秀的内涵，并没有涵盖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对“思维”、
“科学”提都没提。它虽然呼吁弘扬中华文化，却并不认为中华文化是
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反而声称：“当是时也，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
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
化。”杨振宁参照西方逻辑体系对中国传统思维所做的批评，正属于
“反思”、“学习”、“吸收”、“发展”，哪里有矛盾？

    朱学勤推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对杨振宁观
点的批评“平实而中肯”，认为不应该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把欧洲产生而
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
据说有相反的论证：“近代科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的结果，
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
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
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

    这个论证恰恰是牛头不对马嘴。古希腊文化被视为近代科学的源头
之一，在于其思想观念、思想方法，而不在于其具体的科学体系。这个
思想方法就是理性，具体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体系。近代科学推
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却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根据爱
因斯坦的说法，近代科学正是建立在古希腊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
期发展出来的实验验证方法之上的，也正因此才能推翻旧的知识体系而
不断进步。

    《易经》是否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源泉且不论，但中国传统的说理方
式不具有逻辑性（甚至连“逻辑”一词都是舶来的音译），是中外许多
学者都早已指出了的一个事实。中国文人墨客只讲究如何以势压人、以
情感人，极少有人考虑过思维是否严密。所以虽然把文章写得如花似锦，
却往往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影响至今，在中国人文学者中仍是个普遍现
象，只不过他们比古人多知道了“逻辑”一词，会反过来说人不合逻辑
罢了，虽然自己的思维才是混乱得一塌糊涂。主要的原因倒不在于如朱
学勤所说的“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过早”，而在于还没有受过恰当
的学术训练就变成夸夸其谈的学者了。

2005.1.4.

（新京报2005.1.10）

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

朱学勤

2004-12-30南方周末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
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
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

　　一
　　岁末天寒，回顾这一年思想文化事件，可圈可点处不少，能说能论者不多。
笔者拟集中论述这一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事件。
　　先说事件和趋势。
　　1.蒋庆读经与龙场会讲蒋庆本为深圳行政学院教师，2001年提前退休，于贵
阳龙场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7月10日至17日，蒋庆邀请盛洪、
康晓光等文化保守主义人士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
　　2.”公祭”孔子孔子诞辰2555年，作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内容，祭孔
大典首次由民间活动转为官方主导，即所谓”公祭”。9月28日，曲阜市市长颂读
祭文，献花篮，之后孔、孟、颜、曾后人及教师、海外华人、境外人士等代表团
分别向孔子敬献花篮，拜祭”万世师表”。此前曲阜祭孔，都由民间承办，当地政
府介入，则为建国后第一次。此举由新华社报道后，立刻引来舆论不安与尖锐批
评。
　　3.北京文化峰会及甲申文化宣言9月3日至5日，以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
任继愈、王蒙五位的名义发起，由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办，共有72位名流参加
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闭幕会上通过
和公开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向海内外同胞，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
化主张”。目前可见的批评，可能以袁伟时先生最为尖锐。他针对此事撰文指陈：
要创造中国文化新的辉煌，传承固有的优秀文化成果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创
造一个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尊重知识的环境，让具有原创力的当代优秀思想家、
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能够脱颖而出，这才是中国文化惟一的出路。
　　4.读经论辨另据报道，民间悄然兴起读”经”
　　之风，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
诵读儒家经典行列。蒋庆则主持编辑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系统地
提出以背诵为主的教学方法。旅美华人学者薛涌发表文章，激烈批评上述现象，
题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场以‘文化保守主义’为旗帜的愚民运动
似乎正在开始”。7月22日，《南方周末》刊出薛涌、朱国华、秋风和刘海波的四
篇文章，讨论蔓延到网络论坛，反对者众，支持者也并不微弱。
　　5.在读经争论中，一批原来被认为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比如刘海波、秋
风、王怡、范亚峰，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的学
理依据与蒋庆及北京文化峰会不同，并不是来自儒家圣贤，而是来自哈耶克和苏
格兰道德哲学，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在他们看来，建立
宪政制度，与保守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之间，并无矛盾之处。法学界也出现一批
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持同情的理解：夏勇从民本思想发展出民权思想，武
树臣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杜钢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
萧瀚提出科举宪政主义，并主张恢复繁体字。

　　二
　　蒋庆读经非今日始。但今年能闹出这样大的动静，则恐非蒋庆一人能料及。
1994年我去深圳开会结识这位朋友，那时他已经开始穿中式大褂。十年来他行装
不改，主旨不变，应该得到众人尊重。我以为，民间活动不涉国有资产流失，确
实应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态度，无论是《易经》、《圣经》，或是《可兰
经》，都可以读。即使那批中青年朋友要从儒家、老子那里寻找传统资源，我也
不反对，尽管也有保留。但所有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取向，是否也应有两条共识：
对内不能强制，倘若只可背诵，不许质疑，则确实与现代蒙昧无异；对外则不能
借行政力量以壮威，像曲阜地方政府所为，引起不必要的历史记忆，理应批评，
甚至谴责。若以这两条共识衡量，蒋庆关于读经只能背诵不可质疑的说法，确实
过火；但他的对外原则却处理得较好，远走贵州龙场，可谓洁身自好；群贤毕至
的北京峰会则反而不如这位”文化个体户”，无论是聚会场所，还是发表宣言的地
方，取舍之间欠思量，出处辞让乃儒者大节，似不应那么随便。
　　就内容而言，蒋庆的政治儒学和《甲申文化宣言》如出一辙。只是前者不绕
圈子，坦白直露；后者要多说几个”但是”，在”但是”后面做文章。那些说法作为
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反弹，也不是不可理解。就历史后果而言，”五四”扭转
此前五十年的历史走向，导引此后几代知识分子”以俄为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内
在反省，不能不从五四始。就文化本身而言，”五四 “使中华民族的注意力从具
体的政体改制转向文化改造。
　　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
“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
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
今日中国已经没有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外部危机，改革25年曲折经历也历历可数，
阻碍中国进步者，不是”外部影响”，也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吾土吾民每日每时
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着的非文化问题。在这种时候，可以”研究”文化，也可以”
比较”文化，但最好不要强调文化，更不要把所谓的”文化误区”再一次归结为外
部影响。倘如是，就不是反拨”五四”之失误了，而是重蹈”五四”之误区。
　　中国人文学者好谈文化、侈谈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另外两个民族可
以”比较研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法国。十八世纪德国初起，在文化上有后起
民族之自卑，于是发明出”文化”优于”文明”的概念，证明”日尔曼文化”比”法兰
西文明 “高级。内里却反映出德国知识界的卑琐，以致马克思反讽自己的祖国，
是”头足倒置”，”只敢在头脑中完成邻国在政治上完成的变革”。法国自十八世纪
末叶衰落，从此也以”文化”自慰，对外夸大自己的”文化优越”，只是二等国不甘
人后却又不思进取的怨妇心态；知识界对内高唱”文化革命”，则反衬出这个阶层
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失败与无奈。

　　三
　　在这场文化复古主义流变中，比蒋庆值得评论的个案是杨振宁先生，并不是
因为后者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而是因为他参与此次”文化热”爆出了猛料，以
及前后文化立场出现了逻辑矛盾。杨先生是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的，并发起签署了
《甲申文化宣言》。谁也没有料到，不出一个月，杨先生在同一个地方发表题为
“《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讲演，直捣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杨先生初衷，显然是在追索学术史上人人皆知的”李约瑟问题”，却落入五四
以来的文化决定论：此前的西化论者仅仅把民族病弱的责任推及到孔孟之道，而
他走得更远，把这一责任推到更为遥远的《易经》。对这一类思路，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席泽宗先生发表不同看法，平实而中肯，值得转录于下：
　　问题不是出在中国人的思维、文化上，而是出在后来具体时代的社会政治原
因。通常看法认为，欧洲人继承了希腊文化、而中国人则此前没有产生希腊文化，
故而欧洲产生而中国则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席先生则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近代科
学在欧洲是反对古希腊科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物理体系、托勒密天体体系）的结
果，正是摆脱古希腊体系的束缚，才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伽利略物理体系和哥
白尼天体体系。近代数学的标志微积分，也是摆脱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结果。牛顿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形式上按照《几何原理》而写，但在内容上却突破
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牛顿自己说过，读了《几何原本》对他没有多大帮助。后来
反对微积分者正是那些受到欧几里得几何学束缚的人。席先生也反对盲目夸大
《易经》作用的观点，更不能赞同有些学者把现在发现的遗传密码、量子力学等
等独用《易经》来解释。
　　杨振宁先生将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易经》，是
否也是从反面夸大了《易经》的作用呢？席先生没有说。但是他接下来提出对”
李约瑟问题”的解答，则比杨氏切近：
　　1644年是个转折点，此前70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已经产生了《本草纲目》、
《天工开物》、《算法统宗》、《农政全书》、《瘟疫论》、《律学新说》等世
界水平的著作，但在此之后，中国和英国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议会军队打
败了王军，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1688年光荣革命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
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打断了上述进程。此后到康熙
时代，国内外环境都不错，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失去了可以与欧洲
“同步起跑”的机会，双方以此为起点，差距开始拉大；到乾隆时代，”复古”运动
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统治政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发展也说明了一些问题。建国初期，科技工作者没有条件全身
心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以后的”文革”时期，更谈不上社会为科技发展提供怎样的
条件。而当时欧美科技工作者在研究钻研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社会条件的差异，
是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中国人，但都是外籍华人的一个原因。所谓”李约
瑟问题”，不必到1400年以前的希腊去寻找，也不必追着孔子、孟子。自16世纪
以来，中国科学开始落后，要从当时、当地去找原因。
　　上述谈话发表在最近一期《科技中国》，其历史纵深与文化含量，并不亚于
北京文化峰会及其《甲申文化宣言》。只是因为人文学界多半不读非人文杂志，
这篇谈话没有得到应有注意。
　　回到杨振宁先生这里来。他出席北京文化峰会，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这
一立场似乎证明他应该是中国文化本位者，坚决反对文化上的普世主义的？而他
又在同一个地方发表演说，抨击中国传统思维不合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此次演
说以及此后在清华大学再次重申，岂不证明他也是挖古根的西化论者，只是”挖”
得更深，是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到目前为止，杨氏演说引起轰动甚多，但谁也没
有注意到，他的文化立场已经出现首尾不一，如此逻辑矛盾，出现在一个批评中
国人逻辑思维不过关的著名学者身上，是说不过去的。
　　杨振宁先生的文化立场矛盾，可能来自他所受的西方科学训练与本土民族主
义情绪的冲突？杨先生是个杰出而成功的物理学家，他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人类
思维逻辑具有普世性，只要遵循普遍规则，套用民族主义者最常用的语式：西方
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可以做到。在思维方式这一最为核心的文化问题上，他不
可能不是一个坚定的普世主义者，否则，无法解释他在西方的成功，也无法解释
他为何那样强烈地批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哪怕是寻错了方向，也不给中国的文
化相对主义者留下可以逃避的余地。对于这一点，我是欣赏的。可惜他的局限在
于，他被民族主义情绪拖住了另一条腿，使他思维逻辑的另一面倒向文化相对主
义，前后矛盾而不自知：出席北京文化峰会并签署《甲申文化宣言》，能满足他
民族主义情绪；回过头批判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又使他回到了一个科学家本来应
有的普世主义。
　　像杨振宁这样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此次抨击《易经》，有些说法不无可取之
处，如他强烈批评中国士人对技术的轻视，以及逻辑思维欠缺，这些缺陷客观存
在，并不是此前没有人这么说，而是因为中国知识界、传媒界到现在还没有摆脱
崇拜国际名人的庸俗习性，同样的话只有出自他这样的国际名人之口，方能收振
聋发聩之效。
　　此外，此次文化复古浪潮在整体上没有跳出五四以来窠臼，但因为杨氏参与，
也带来一些新鲜气息。以前的文化讨论总是人文学界在那里自说自话，很少看到
科学家参与。在中国，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斯诺所言”两种文化”的隔阂，还有一层
不能说破的因素：包括我在内的大陆中青年人文学者，受害于中学教育文理分科
过早，一些朋友因数理成绩不理想，才被动转向文科班；进入大学后继续受害于
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尚未及时矫正，却已经开口发言，进入了文化热讨论。在这
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科学家保持距离，以沉默而自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一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方兴未艾，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我本人乐观
其成。但对可能出现的逻辑矛盾，如普世主义与相对主义，确实不容易警觉，多
说几句，也许能相互提醒？本文不是专为杨振宁先生发，只是引杨振宁先生偶一
失误为戒，智者千虑，亦有一失，既为己戒，亦为友戒。

(XYS200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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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青年》“精神家园·名人谈自己的偶像”而作）

    我早已过了崇拜偶像的年纪了。我在青少年时代，也没有当过追星族，但对
我的成长影响特别大，以之为楷模，类似于美国人所说的“my hero”的人物，
当然是有的。我在文章中从不掩饰我对鲁迅的推崇，某些作风、经历也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鲁迅，例如疾恶如仇的性格、不留情面的文风、组织鲁迅著作电子化工
程、建立第一个鲁迅网页乃至最终由学科学出身变成自由撰稿人，都能让支持我
的人赞我有鲁迅遗风，让反对我的人骂我是鲁迅遗孽。现在鲁迅已不像十几、二
十年前那么神圣，且大有被人打倒再踏上几脚永世不得翻身之势，被人说像鲁迅
未必都是恭维，有时倒是嘲笑乃至鄙夷了。但是如果说我是在有意学鲁迅，却也
不是，无非是因为自小喜读鲁迅文章，以后也不曾远离过，第一次上美国大学图
书馆，借回来的是几本鲁迅作品集，到现在身边也少不了一张鲁迅文集的光盘，
如此熏陶之下，难免潜移默化受其影响。我几年前写的《我的经典》一文中，对
此已总结得很好：“对这套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初中、高中、大学时代和
现在不同的时候读，总能有新的感受；在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来读，滋味也
不会相同，所以也就可以时时、不停地读下去。先生所教给我的，并非人生观—
—我觉得人生观是应该靠自己去领悟的，无人可教──而是更为实际的东西，教
我为人，教我处世，教我作文，甚至也教我写诗。我对现代诗歌的最初的感悟，
就是在把《野草》反反复复读了无数遍、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其中的每一句话所以
不必再读以后所得来的。”

    在此只简单说说我的一些新感受。鲁迅文章的矛头所指，向来被认为是针对
中国的所谓国民劣根性，他本人也如此认为，但我在国外生活多年之后所获得的
感想却是，鲁迅所深刻揭露的，其实是一些人性的普遍弱点，并非中国人所特有，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读了《阿Q正传》之后曾说过法国大革命时也有阿Q，就是
这个意思。在这样的解读下，使鲁迅的作品具有了“世界性”。我从前更喜欢鲁
迅早期那些批判中国历史和国民劣根性的杂文，现在却更喜欢他晚期那些抨击现
实中具体的人和事，却又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时评”了，因为据我的体会，
发一些高论做所谓“宏大叙述”要比做点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揭露容易得多，有
的人可以把全体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却决不敢去具体得罪某个人。现在捧胡适、
骂鲁迅已成时髦，对那些没有读过几篇鲁迅文章就敢对鲁迅说三道四的人，我已
不再像从前那么愤怒，有点“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了，但对那些借骂鲁迅抬高
自己的“青年导师”们，我仍然喜欢狠狠剥下其画皮，对这些人，我有一句话相
赠：“捧胡多为伪君子，骂鲁必是真小人。”

    我的性格早已成熟，文风也已定型，所以在为人处世、作文写诗方面，鲁迅
已不可能对我产生新的影响。不过从鲁迅那里，我仍然能够吸取力量。几年来
由于打击伪科学、揭露学术腐败，我天天都遭受攻击、谩骂，有时便如此自嘲：
伟大如鲁迅者尚且难免生前死后都饱受诬蔑，何况我等凡人？既然被人当成是鲁
迅遗孽，那么如此享受鲁迅待遇也算是“罪有应得”，何须多虑？用鲁迅年轻时
候的话说，是：“内既坚实，则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种恶口，当亦如秋风一吹，
青蝇绝响。”经常有人问我：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的揭露又收效甚
微，感不感到绝望呢？我的回答是：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想
想鲁迅已如此深刻地看透了中国社会，却又在绝望中作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
么我不抱希望的战斗却又轻松得多了。

    这种力量，并不仅仅来自于鲁迅的文章。如果在中国有哪个地方能称得上我
的圣地的话，那就是上海的鲁迅墓。从1986年初夏到今年晚春，我去拜谒过五
次，每次去时自身的处境不同，内心则一。在寂寥之中与先生相对，能最强烈地
感受到什么叫薪尽火传，精神不死。2001年第四次去拜谒时，诌了一首诗，就拿
来做为结尾吧：

    魔怪千年吞赤子，
    先生至死舞青锋。
    遗言一个无饶恕，
    扼腕坟前誓叩钟！

2004.10.22.

（《中国青年》2004年11期下）

(XYS200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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