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方舟子·

   
对文人来说，早逝有时乃是一成名捷径。海子倘若不在八九年去山海关卧轨，不过是“一片树叶掉下来就能砸到一名诗人头上”的京城中无数自命的先锋诗人中普普通通的一位，现在呢，据说已成了百年来新诗的第一人，要是不死，这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非他莫属了。最近一名叫王小波的青年作家（四十四岁，在作家中仍属“青年”）病逝，海内外文坛又热闹、唏嘘了一番，使得我等不由得惭愧自己的孤陋寡闻，在其生前对这位据说最有潜力问鼎诺贝尔奖的大作家竟是闻所未闻－－看来得联名上书诺委会请他们改改不颁奖给死人的陋习，否则咱中国作家只有死了才有望得奖，要等到猴年马月？所幸这一回《华夏文摘》与《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异常地步调一致，也跟着出了一期《纪念著名作家王小波逝世》的增刊，让我们这些使别人的著名为无名的读者也能领教一下这位大作家的风采。读完了那三篇妙文，有几句话不吐不快。虽说褒贬死者实在算不上厚道，不过死者生前也并不是厚道人家，简直可以说是刻薄之至，倘九泉之下有知，在一片肉麻的吹捧文章之中，说不定对我的褒贬反而会惺惺相惜。

   
那三篇文章都在《读书》上登过，我作为一名《读书》的固定读者，按理不该陌生。不过对《读书》上面的文章我并非每篇都看，那些重点推出、居高临下教训读者的大作我向来毫不犹豫地跳过，王小波的大名、大作大概也就这么给跳过了。这回由于好奇，硬着头皮读完，发现王小波颇有点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意思，或者竟是要当中国文化的导师的，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代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军代表要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王导师所指引的却是：中国文化乃是低能弱智的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充满智慧的。把中国文化视为他阿姨家的傻大姐，如此恶毒的比喻，说“哀其不幸”也许还说得过去，“怒其不争”却是扯不上的，对于弱智白痴你还能指望能有什么争？最多是可怜、可鄙而已。一种批判的用心的爱与憎的分野即在于此，王小波辈与鲁迅的差别也在于此。

   
一个惊世骇俗的的立论，如果能够自圆其说讲得头头是道，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可惜，王小波显然更关心的是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立论的严谨。从一句罗素的语录和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谚语就可以推导出西方文化视求学为乐，而中国文化视求学为苦，按同样的逻辑，从大陆学生耳熟能详的马克思语录“科学的研究并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崎岖、不怕艰险的人们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和“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们岂不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王小波又读过几车古书，竟然可以如此斩钉截铁地下全称判断：“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王小波对格言情有独钟，行文几乎只是格言的堆砌和诠释，但我看他是只读西方格言书的，如果翻翻中国古代格言书，就会发现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比如清人所编的《围炉夜话》，就把读书乐和田园乐视为人生两大敬业的乐事。再古一点，明人编的《菜根谭》－－此书现在很流行，王小波的书架上大概有，读不读就不知道了－－就干脆这么教导：“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要在“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对求学的苦与乐的认识，又何尝比西人低能。

   
滑稽的是，王小波是被封为爱国志士的，证据是他在美国拿了文学硕士后回国当作家了。王小波自称回国是因为不习惯国外的生活，恐怕更近于事实。文学毕业生在美国的饭碗如何如果大家都清楚，何况一个人既然自视为傻大姐的传人，那么与其在西方聪明人当中当傻子，实在不如回去在傻子当中当导师来得过瘾。

1997.7.15.

                        
评王说鲁　牛头马嘴

                            
·方舟子·

   
上一期《枫华园》上马悲鸣和力刀的大作，据称是因我一篇评王小波之死的短文而作，却实在跟我毫不相干。马悲鸣花了那么长的篇幅来论证王小波的回国动机，那些话，该是对那些宣称王小波因爱国而回国的人去讲才对。马悲鸣作为王小波的同窗好友，或许比谁都更清楚王小波的回国动机，我因为随口一句“文学硕士在美国的饭碗如何大家都清楚”，还没说王是因此回国的呢，就成了“识见不及，妄揣人意”，那么说王小波因爱国而回国的王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又是什么样的识见，妄不妄呢？马悲鸣能从王小波之死扯到“西方对待敌方首领的逝世”“西方对待敌方士兵的死亡”，固然是联想力丰富，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相及的该是如何评价死人而不是开不开战，放不放国歌。邓小平过世时，西方的媒介也并不因此就不乘机揭揭他的短，对死人又何尝比“方舟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心存仁厚”。诸葛亮吊周瑜不代表中国文化，方舟子评王小波就代表了中国文化，马悲鸣对中国文化的仲裁可谓慧眼独具，方某不胜荣幸。但不管如何，既然要盖棺定论，那么该赞就赞，该批就批，倘以为只许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唱颂歌，却不许路人听着刺耳说几句风凉话，则世上并无此理。马文说我批王小波是在享受美国的言论自由，意思该不是说，倘在国内，有王小波的亲朋好友、同窗同事、军大院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儿在各报把关，就可以把方舟子的嘴堵得严严实实？身前以谩骂中国文化闻名、死后享受《人民日报》出纪念专辑待遇的王小波据马文说“至死也没有享受完全的言论自由”，则方某这点批评死人的言论自由又何足挂齿。

   
其实我那篇文章批评的是“对有些文人来说，早逝有时是一条成名捷径”（不是说“对所有的人来说，早逝一定是一条成名捷径”，所以别来叫我试试看），对王小波的文学水平如何，是否有问鼎诺贝尔奖的能力，没有任何评论，遑论“生物化学界的评论”。马文认为王的杂文直追鲁迅，因此能够问鼎诺贝尔奖，这又是什么
“界”的评论呢？我那篇文章不过是指出了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缺乏常识、逻辑不通、比喻恶毒，至于中国文化是好是坏、该不该批、能不能批，我未置一辞，二位要对着我声泪俱下控诉中国文化的罪恶，乃是找错了人。这种表演自五四以来八十年间从未断过，毫无新意，最多，是想出“傻大姐”之类的新奇比喻让力刀发现自己原来是傻老弟，或是闹点“孟子之后就再也没有哪个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之类的笑话博人一粲而已。一方是“罗列事实”，另一方则只会挥舞“见识不及”“丧失血性”的大棒，无知无畏，这样的群架，不打也罢。

   
不知“在北美以杂文闻名”的马悲鸣先生在王小波身前是否就利用他在美国享受到的言论自由评赞过贵同窗直追鲁迅乃至有鲁迅所无，如果没有，则我只好拉来作
“人之既死，其名也盛”的又一例。既然因为我的一句话把鲁老爷子牵涉了进来，我不妨就此说几句。鲁迅所说的“僵尸”，明明白白特指的是“中国书中劝人入世的话”，并非如马文所言涵盖中国文化。鲁迅之建议青年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乃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为特定的目的针对特定的人所言，或者竟可以说是冲着胡适而发，对此他后来有一个说明：

   
“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而已集·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可见也并不反对“弄旧的”，还要指导中学生该怎么摸旧的门径。一九三零年时，他本人也给老友许寿裳的儿子开过一个必读书书目：《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满满地写了一纸，也可以让人怀疑是不是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的。其实老爷子自己就大读特读中国书，读得不亦乐乎，校《稽康集》，辑《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所读中国书之多，罕有其匹。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九三四年鲁迅就已转而批评那些鄙弃传统的青年：“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有几位青年以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们将‘采用’与‘模仿’并为一谈了”（《致魏猛克》），要是现在起鲁迅于地下，见到有的青年音韵不协、文理不通、自告奋勇要“更染猎猎鲁迅旗”，恐怕要主张想写旧体诗的青年人还是该读点中国书的吧。至于力刀义愤填膺的一连串问题：“看看近几百年来我们的文化里可曾产生过那种对着入侵者的砍刀头也不抬并平静地说‘别踏坏了我的三角形！’的大学士？可有为了坚持‘地球就是围绕太阳转’而从容成灰的学者？何曾有心甘情愿地以为进化理论当斗犬并引以自豪的知识分子？”，则不必起鲁迅于地下，在六十年前他就已做了回答：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且介亭杂文·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199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