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一位青年小说写手和一位中年画家近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上对话，谈到老舍、茅盾、巴金、冰心等经典作家的文笔都很差，这些人的很多作品“自己一点都不能读下去”云云，引起一阵声讨。一位不知是青年还是中年的时评家教训他们说，“对文学大师的批评总得让人服气”，特别要求他们向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闻名的美国学者夏志清学习治学之风，做到对文学大师的评价“读来可信，不显粗暴和武断”，不要“随意、随便、随性而发”。

要别人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点感想也像写学术著作一样谨严，这个标准未免太苛刻。被时评家当成榜样的夏志清自己就做不到。去年夏志清接受国内媒体访谈时，不也大谈“鲁迅（文学地位）还是很低”，“鲁迅学问并不好”，鲁迅“作为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能力和创造能力是没有的”，老舍、郭沫若写剧本是“发疯了”、“瞎写”，“中国的《红楼梦》你不看也没有关系，中国没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看”，“其实唐诗也不好的，诗太短了”吗？难道不是更“粗暴和武断”吗？难道不是更“随意、随便、随性而发”吗？能“让人服气”吗？

当然，接受媒体访谈也不能信口开河，尤其是做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李敖曾经在电视节目中大批特批鲁迅的思想、人格和学识，用的都是捏造或歪曲的论据，我就很赞成反过来批批他。文学大师不是不可以批，只是不要乱批。但是如果李敖只是泛泛地说他觉得鲁迅文笔不如他，鲁迅的作品他一点都不能读下去，那是他个人的文学品位，并无客观标准，就没有必要去和他计较。难道要逼着他说鲁迅的好话不成？你完全可以反唇相讥说李敖的文笔很差嘛。

文学欣赏是很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的文学趣味不一定都一样，有人喜欢典雅，有人喜欢自然；有人喜欢俏皮，有人喜欢正经；有人喜欢平实，有人喜欢怪异；有人喜欢隐晦含蓄，有人喜欢酣畅淋漓……再大的文学大师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也就应该允许不合口味的人说出自己的感想。说说感想而已，又何必一定要让人服气？茅盾、巴金等人的小说我没读过几页，不好说什么。周作人的文章倒读了不少，他读书很多，又喜欢掉书袋，读他的文章可以长知识，不过我并没有欣赏到它们在文学上有何妙处。虽然大家都说周作人是散文大师，有人甚至说他比其兄的文学水平还高，但我还是觉得他没什么文采。你当然可以鄙视我的文学欣赏能力，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那是一种罪过吧？

其实很多人对所谓文学大师的推崇和维护不过是人云亦云，并无自己的真实感受，甚至连其代表作也没有认真读过。与其这样，还真不如读了以后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欣赏不了呢。

2008.06.23.

(XYS20080626)

有些网友说，美国学校规定地震时教师不能独自跑掉，是因为美国房子坚固不跑也死不了，如果是更极端的情形呢？比如说碰到校园枪击案，难道教师也不能逃，要去堵枪眼啊？他们认为在中国发生大地震就跟在美国发生枪击一样，教师可以当跑跑。还有人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学校没办法对枪击案这类恐怖事件时的教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规定，因为在任何人都可以瞬间死亡的时刻，绝大多数人的理性不会起支配作用，起支配作用的是人的本能。”

美国学校恰恰对枪击案等恐怖事件中教师的责任都做了规定。当然，它没要求教师必须去堵枪眼，但是也规定教师不能离开学生独自逃生。我上次提到的加州圣荷塞Oak Grove高中的2007－2008年度安全计划，就有很详细的规定。在“歹徒入侵、枪击和劫持人质”这一节的开头，它规定：“在全校范围的紧急状况时，所有的员工都被要求与他们的学生在一起。任何情况下员工都不能离开学生不管。如果决定学生和员工要前往集合地点，那么员工必须伴随他们的学生前往预定的集合地点。”后面对此还有更详细的一些规定和指南，不赘。

它还规定，在遇到恐怖主义袭击时，如果员工正在上班，那么必须留在其工作地点，直到上司让其下班；如果员工在回家的路上而且学生已解散，他应回家，在家中等待电话指示；如果员工在回家的路上而学生还没有解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应立即回到工作地点；如果员工在上班的路上，道路能通就继续前往工作地点，不通则应与工作地点联系告知自己所在的位置；如果发生在员工下班时间，员工到了上班时间时应照常上班，除非另有通知。

该安全计划对火灾、洪水、停电、化学药品泄露、爆炸、炸弹威胁、骚乱甚至飞机坠落等等各种能想到的紧急情况都有规定，总的原则就是：教师必须对学生负责，不能扔下学生不管。这些规定只是对教师责任的具体化以便教师照办，如果遇到没有具体规定的特殊情形，不等于教师就可以不对学生责任，就可以独自逃生。有无规定并不是有无责任的条件。正如国内许多大学都没有有关学术规范的具体规定，不等于你就可以剽窃、造假。如果不愿或不能对学生负责，就不要当教师。

(XYS20080621)

【方舟子按：美国学校都制定有详细的安全计划，对面临地震等灾害时各方的责任做出具体的规定。下面摘译自加州圣荷塞Oak Grove高中的2007－2008年度安全计划（原文共121页，见：http://og.ca.campusgrid.net/home/2007_08+safety+plan.pdf），供宣称“我曾经为自己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痛不欲生！”的范跑跑及其伪自由主义拥趸们学习。】

（第19页，关于教师的责任的规定）

教师、助教和其他正规员工应当负责：

a. 根据信号、警报、书面通知、对讲机的命令或对情况的自我判断，指导他们负责的学生直接进入或离开集合区域。

b. 根据情况发出“卧倒”、“躲藏”、“离开大楼/区域”的命令。

c. 在教室被重新安置在外面/里面的集合区域或其他地点时，携带花名册。花名册必须放在教师桌附近可被拿到的地方，以便在紧急情况时它能被容易地发现并带走。

d. 向管理团队/被指定者报告失踪的学生。

e. 指引需要急救的学生去找卫生员或其他指定的急救区域。为他们的学生提供健康和安全保障。

f. 维护他们负责的学生的秩序、纪律和士气。

g. 遵循与紧急情况有关的学区指南。

h. 助理教师应当协助他们的教室教师，除非负责人另有指示。

i. 教师将负责管理他们负责的学生，直到负责人允许教师下班。

j. 所有其他不直接管理学生的正规员工将向其负责人报告以分配任务。

（第34页，地震时，师生在学校大楼里的情况）

学生必须听从教师的命令，并且：

a. 立即躲藏到书桌、桌台下面，并远离窗口。

b. 保持躲藏姿势至少60秒。

c. 保持沉默，并听从指挥。

d. 在地震时，教师应当：

——躲藏
——平静地与学生交谈
——等60秒，然后从教室疏散

最近一个在四川大地震刚发生时丢下满班学生以最快速度独自逃到足球场的中学教师很出名。这位被戏称为“范跑跑”的教师先是在网上自我曝光、辩护，引起一番争论，然后又被传统媒体注意到，又是接受报纸采访，又是上电视台参加辩论，俨然成了红人。

不过，这事如果发生在范跑跑以及他的某些支持者所向往的“自由、公正”的美国，没什么可争的，他铁定会被学校开除，而且这辈子别想再当教师了。原因很简单：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不具有professionalism。

这个词在汉语中没有恰如其分的对应词，翻译成“专业精神”、“职业道德”、“敬业态度”都不太准确。它其实是某些特殊行业的业者所必须达到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干这一行就要有这一行的样子。这些特殊行业对公共事业至关重要，不是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其业者必须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有自己的行业组织，社会地位崇高，因而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有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更高的道德要求，讲求行业自律，才对得起公众的信任和尊敬。一旦违反了行业准则，就会被清除出那个行业，即使道歉也未必能被原谅。

像医生、护士、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以及教师都属于这样的行业。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有了特殊的责任，需要对学生和公众做出一定的承诺，而不能特立独行。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制定的《教育行业道德准则》规定，教育者为了满足对学生的义务，“必须尽合理的努力保护学生避免有害学习、健康、安全的情况”。在灾难来临时，教师不一定要舍己救人当英雄，但是采取保护学生的必要措施，例如组织学生疏散，是根本要求。抛下学生不管独自逃生肯定是不行的，虽然那也许是人的本能，也不犯法，但是对不起社会和学生的信任，不像个教师的样子，也就不配再当教师。当然，他可以去从事其他行业。范跑跑的校长不仅不开除他，还替他辩护，同样也不像个校长的样子。

范跑跑能成为媒体红人，还有那么多人为他辩护，也正说明许多国人还没有意识到教师这一行业的特殊性，或者意识到了也不以为然。其实当前中国的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教育腐败等等，都可以归结为特殊行业人士没有特殊行业人士的样子：科学家不像科学家，工程师不像工程师，医生不像医生，护士不像护士……只是将行业当成谋生手段，而不承当相应责任，没有行业自律，还被公众容忍，岂止是教师这个行业。

2008.6.14.

(XYS20080616)

◆　　　　　　　　　　　　　不动声色的变迁
——从《心中有话向党说》到《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在一九八五年七月考完高考语文后，我以为就跟命题作文永别了，没料到现在又接到命题作文谈命题作文。不过，这个命题甚合我意，题目也出得好，既“不动声色”又“变迁”，一听就透着深沉，是考大学生的题目。虽然主编给了两周的期限，我还是重温一下旧梦，按作文考试的规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写完交差。今年的语文试题一公布，我就从头做了一遍，只漏了作文没写，现在算是补上了。

提起高考语文，就像谈起旧日恋人，内心不由就涌起一股柔情。各门高考科目中，只有语文这一门考的是技能，跟教材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用特地去准备（准备了也没用），既不必像数理化那样做大量的练习题，也不必像政治、英语、生物那样死记硬背，在我完全是置之度外，只要到时候去考试就行了。结果还顺手考了一个全省第一，俗称状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一有机会我总爱提一下此事让我的祖宗风光风光，这回摆显起来更是名正言顺。做完了今年的高考语文题，跟标准答案对了一下，发现只错了三道，这把宝刀过了十四年，还是一点没老。看来如果再去参加高考，再拿个语文状元还是可能的。对别的科目我就绝不敢夸这样的海口。

这么好的考试，却有许多人视之如寇仇，而且还都是胡子一大把，语文考试再坏也坏不到他们身上的人。自去年高考以来，我看过的控诉高考语文的文章就不下十篇，个个声泪俱下，“与学生为敌”啦，“学术霸权主义”啦，乃至上纲上线到“祸国殃民”的高度。前文化部长也凑热闹抱怨说让他考去年的考题他考不及格。钱理群先生更是做鲁迅状，对着考卷大喝一声“往哪里去？！”也许正是在大家的口诛笔伐之下今年的出题者才对语文试卷做了“改革”，到现在除了听到中学语文老师叫苦连天说“出题不规范”、“像这么考以后没法教学了”，以及有名作家说他写不了那个作文题之外，倒也没听到什么骂声。不过据研究过高考试题的出题趋势的专家说，高考试题就像文武之道，历来是一年紧一年松，明年又复辟了也说不定。既是“变迁”，也就难免会有“反动”。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的作文命题按时间顺序排一排，从最早的《心中有话向党说》（湖南卷）到我参考那一年的“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再到今年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那么，确实也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从政治化到社会化再到自由化，与中国从集权社会向自由社会的转型恰好合拍。

民间把高考第一名称为状元，那是因为把高考比做了过去的科举，而高考作文更是科举的嫡传。中国的科举考试，本来有两个传统，即偏于政治的策问和偏于文学的诗赋。应帖诗赋虽然也有一大堆框框，但毕竟还算是比较个性化的，也就只有在科举初创、专制也不那么严厉的隋唐才能盛行一时，甚至还导致了唐诗的繁荣。但从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创制经义文取代诗赋考进士科开始，到了明清，又成了八股文的天下，科举考试也就完全政治化、程序化了。科举考试的宗旨，是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向皇帝献策，也就是“心中有话向皇上说”，在现代自然就是“心中有话向党说”。但是这“心中话”，却不能是考生自己的“心中话”，而只能是出题者、批卷者所愿意听到的官话、套话表忠心。如果有哪个考生愚蠢到真把心中话说出来，写几句怨语、微言，如果不因此获罪而只是吃个鸭蛋，已是万幸了。而事实上在集权社会中生活的人，也早被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教育教育得习惯在考试时说假话了，学校的作文也就起着这种作用。我在中学时曾在一篇命题作文中露出了那么一丁点儿离经叛道的思想，就让老师们大为紧张，从此也就明白了不能在作文中畅所欲言。张铁生一定是没有受过作文课的管教，才胆敢在考卷上造反。集权社会得以稳固的基础，就是臣民们对威权的顺从，即使仅仅是表面上如此，所以也就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这种要求是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考试也不例外。

随着集权社会的逐渐解体，政治已经不再无所不在，而演变成了对社会责任感的重视。这一点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统一思想”仍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公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要由社会权威所划定。作文成了代权威立言，向社会献策，“心中有话向权威说”，考生依旧被要求按出题者的意图发言，还是难免要说假话。比如，“向报社写信反映学校小河受污染”，这是强求每一位考生都充当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角色，即使他所在的地方山清水秀与环境污染无缘，即使他本人对环境污染漠不关心，也必须慷慨激昂地演一出“救救小河”的戏。一直到去年的高考，考生还在被要求写《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个个必须以强者自居，连以“弱者”为名的女性也不得赦免。

所以，今年高考作文的自由化倾向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不仅仅是由于文体的选择是自由的（可以用除了诗歌以外的任何文体），更重要的是思想是自由的，考生不再被要求按某种划定的思想思考，而有权利最大限度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说假话的权利。当然，反社会的思想、过于古怪的思想仍然不会被绝大多数改卷者所容忍，但那已不是出题者的责任。

像这样让考生得以充分发挥其个性的考试是会被考生欢迎的，也是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自由化的一个体现。但是，教育乃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意味着对受教育者的自由的或多或少的剥夺。受教育者自由得过分对教育者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种难堪。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一些语文老师对这次高考作文的不满。考虑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仍然过于压抑学生的个性，中学作文成了一种新的八股文；再考虑到高考对中学教育的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该如此但事实如此，恐怕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影响也难以消除），那么，对这次高考语文的出奇，虽然矫枉过正，我们还是应该为之喝彩。

但是，从考试的功用来看，让考生得以自由发挥的考试却是一种失败，一些中学老师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出题“不规范”，也有其道理。现代化的教育不应该压抑学生的个性，但是，公正的考试却又不能不压抑考生的个性，这就是为什么具有最自由的教育制度的发达国家却又普遍采用最无个性的规范化、标准化考试。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传授语文的实用技能，而不是培养文学家，写作文也不是文学创作，相对应的，作文考试不应该允许文学创作。但是，这一次的高考作文却允许考生写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是见仁见智的，并无确定的标准，必然会使改卷者无所适从。试想，一篇构思奇特的“移植记忆”的小说，在一位改卷者看来可能欣赏其“想象力丰富”而给予高分，在另一位改卷者看来却又可能讨厌其“胡思乱想”而给予低分，这是文学鉴赏的合理现象，跟改卷者的修养没什么关系。答卷的个性化必然导致了改卷的不确定性，这对考生是不公平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思想自由和标准化考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实行放羊式的教育方式又采用最严格的标准化考试的美国经验值得借鉴。不妨看一道美国大学入学考试（ＳＡＴ）写作专项的典型作文题：“‘每一个困难都是一个机会’，请举个人生活、时事、历史或文学中的一个例子，支持或反对这个说法。”在这里，考生的思想是绝对自由的，即使作文题目是至理名言，考生也被允许加以反驳，不必担心因为“论点不正确”而得零分，也就不必说违心话。但是，思想的内容和作文的方式却又是确定的，评分结果也就较少有异议（由两人评分，如果结果差别较大，再由第三人评）。它考的是实实在在的作文能力，也就是表达、说理的能力，而不是想象力（那没法考），更不是政治、社会思想是否正确。

既非政治，也非文学，只是纯粹的语文——还作文以本来面目，这应该成为作文考试的变迁的结局。

（载《书屋》1999年第6期，《新语丝》1999年第11期）

最近一段时间，在国内新闻网站上到处看到有关“皇马”的标题，看得我一头雾水，还以为那是什么马或什么轿车，看了内容才知道原来是西班牙足球队“皇家马德里”的简称。这家球队名称的原文是Real Madrid，其中Real在西班牙文的意思是“属于国王的”，这是1920年西班牙国王赐给这个球队的名称，所以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王家马德里”。西班牙君主的头衔是国王而非皇帝，当然也就只有王家，没有皇家。

这种在翻译时拔高外国君主的风气，大约是从翻译英文开始的。英国国王虽然建立了“不列颠帝国”(British Empire，常被不准确地译成大英帝国)，但是从未登基当这个帝国的皇帝，而是身兼帝国中各个国家的国王(如果殖民地原为帝国–例如印度–那么也身兼该国的皇帝，但并非不列颠帝国的皇帝)。但是中国人在翻译与英国国王有关的东西时，不把王室叫皇室，不把王宫叫皇宫，却把王家叫皇家，从而有了“皇家学会”、“皇家空军”、“皇家海军”等等错误的译名，让同一个家庭，时而是皇，时而是王，让英王时而登基，时而逊位，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影响所及，欧洲的其他王国，也跟着冒出了皇家，虽然他们连帝国也没有。这些冒牌“皇家”对应的英文Royal本来只有“王”的意思，和皇帝并不沾边。英文并非王、皇不分，表示“皇家”另有一个词叫Imperial。

这种误译算是长了他人的威风，而有的误译则是为了长自己的志气。例如我们经常见到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当上“终身教授”这种说法。此处的“终身”是对英文“tenure”的翻译，而tenure的意思不过是“职务固定，不必再定期签合同”之意，因此所谓“终身教职”、“终身教授”其实是“固定教职”、“固定教授”，并不是让你一辈子当教授。大多数固定教授在退休后，就不能再保有教授的头衔，只有少数杰出的教授，学校允许他们在退休后仍然可算该校教授，一直到死，叫做Emeritus，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终身教授”。因为“固定教授”被当成了“终身教授”，推而广之，有人把美国的固定职务都称作终身教授，比如有一位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该银行雇佣的数百名“固定经济师”中的一员。他回国后，就自称是美联储“终身经济学家”，乃至“首席经济学家”，成了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类似的一个有意的误译是“院士”。“院士”在中国是个无比崇高的头衔，是academician的翻译。但在英美，反而很少用academician一词，美国科学院 “院士”叫做member(成员)，英国王家学会“院士”叫做fellow(专业会员)，都不是特别的称呼。英美还有无数专业学会、甚至是只要交了会费就可以加入的群众性协会的会员也叫member或fellow，于是就有许多中国人在加入这些组织之后，自称是外国院士了，最常见的是“纽约科学院院士”、 “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由于在中国“院士”只指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成员，其他专业学会、群众性组织的成员并不被叫做“院士”，因此如果不是外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的成员而称“院士”，都应该算是有意拔高自己的误译。

有的误译，则是错得有些莫名其妙。大家都知道英国伦敦有一条河叫泰晤士河，有一份老牌报纸叫《泰晤士报》。一般人大概会以为这份报纸是用这条河取的名字。其实，它的英文原名为Times，意思是《时报》，和泰晤士河(Thames)没有任何关系，拼法不同，读音也有异。《时报》成了《泰晤士报》，大概是某个老眼昏花、发音又不准的早期译者张冠李戴所致。《时报》本是英文报纸常用的名字，著名的还有《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时报》等等，幸亏这些城市没有泰晤士河，这些报纸才没有被改了名称。纽约市中心有个Times Square，以庆祝新年的聚会闻名世界，译成“时代广场”似乎名正言顺。中国各地也跟着冒出了许多“时代广场”。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人云亦云跟着叫“时代广场”。后来才知道，该广场的得名，乃是因为1904年《纽约时报》在这里建总部大楼，和新年聚会没有关系，准确的译名该是“时报广场”。

还有的误译，则是由于缺乏专业知识而想当然，在科技翻译中最为常见。

例如，近年来“基因学”、“基因学家”之类的用语时见报端，这显然是对英文genetics(遗传学)一词的误译。genetics的前半部分包含了 gene，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地误以为它是从“gene”(基因)一词演变而来的，而事实上它和“gene”毫无关系。“genetics”一词是在 1902年由英国遗传学家贝特森发明的，其词根是希腊文genesis，原意为“起源”，引申为“出生、传代”，也即遗传。而“gene”(基因)一词则是7年后(1909年)才由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发明的，其词根是希腊文gen，为表示“产生”的后缀。从学科范围看，也不能把“genetics”译成基因学，因为遗传学并不仅仅研究基因，特别是在分子水平上，有大量的研究与基因没有关系。

这些常见的名词误译，有的沿用已久，成了历史遗留问题，改起来很不容易，采用正确的译名，反而会让人误以为是无知。对新出现不久的误译，还是应该尽量加以改正的好，免得以讹传讹，成了新的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对那些为了拔高自己误导读者而有意误译的，更应该加以揭露。

2003.8.6.

【按：由于明星政协委员的“在小学教繁体字”的提案，网上有关繁体字简体字之争又热了起来。这个争论和中医的争论一样，也是自有中文网以来就吵个没完没了的话题。我在1994年间曾编写过几篇关于汉字简化的常识介绍，无非是要澄清一些对简化字的常见误解，其实是资料汇编，并无新意，却在网上传播很广，还多次被人照抄过去当成自己的东西，比如“百度百科”。】

汉字简化和字源

一、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未免太抬举了共产党。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两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台湾、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香港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二、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汉字简化常识

这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台胞、老外跳出来攻击简体字，“简体字是共产党的发明”啦、“共产党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啦、“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啦”、“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啦，他们这些贻笑大方的攻击洽洽暴露了他们对简化字、甚至是繁体字的无知。为帮助这些人了解汉字简化，参照有关资料，特编写这个常识。欢迎翻译成英文贴到英文组去。

一、汉字简化简史

简体字是汉字演变的逻辑结果。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变为篆书，再变为隶书、楷书，其总趋势就是从繁到简。隶书是篆书的简化，草书、行书又是隶书的简化，而简体字正是楷书的简化。楷书在魏晋时开始出现，而简体字已见于南北朝（４－６世纪）的碑刻，到隋唐时代简化字逐渐增多，在民间相当普遍，被称为“俗体字”。我们今天使用的许多简化字，在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例如“营”、“寿”、“尽”、“敌”、“继”、“烛”、“壮”、“齐”、“渊”、“娄”、“顾”、“献”、“变”、“灯”、“坟”、“驴”，等等。唐代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和王仁［日句］著《刊谬补缺切韵》，都收了极多的俗体字。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简体字的流行范围，数量大大增多。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１２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６２４０个，合为繁体字共１６０４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３．９个不同的简化字，与今天使用的简体字完全相同的有“实”、“宝”、“听”、“万”、“礼”、“旧”、“与”、“庄”、“梦”、“虽”、“医”、“阳”、“凤”、“声”、“义”、“乱”、“台”、“党”、“归”、“办”、“辞”、“断”、“罗”、“会”、“怜”、“怀”等等共达３３０多个。

１９０９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１９２２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１９２２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１９２８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３００多个。

１９３０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１９３２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１９３４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３５３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５５０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１９３５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２４００多个。同年８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３２４个，虽然在第二年的２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４４４５，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１１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３１５０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１９３７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１７００个。

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

１９５１年，在上表的基础上，根据“述而不作”的原则，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５５５个。

１９５２年２月５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

１９５４年底，文改委在《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基础上，拟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收字７９８个，简化偏旁５６个，并废除４００个异体字。

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把其中的２６１个字分３批在全国５０多种报刊上试用。同年７月１３日，国务院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同年１０月，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收字减少为５１５个，简化偏旁减少为５４个。

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汉字简化方案》经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２３次会议通过，３１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以后这个方案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１９６４年５月，文改委出版了《简化字总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３５２个不作偏旁用的简化字，第二表是１３２个可作偏旁用的简化字和１４个简化偏旁，第三表是经过偏旁类推而成的１７５４个简化字；共２２３８字（因“签”、“须”两字重见，实际为２２３６字），这就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

而在其他使用汉字的国家，同样也在简化汉字。

新加坡：１９６９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５０２个，除了６７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１９７４年，又公布《简体字总表》，收简体字２２４８个，包括了中国公布的所有简化字，以及１０个中国尚未简化的，如“要”、“窗”。１９７６年５月，颁布《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删除这１０个简化字和异体简体字，从而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马来西亚：１９７２年成立“马来西亚简化汉字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出版《简化汉字总表》，与中国的《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

泰国：本来规定华文学校一律不准用简体字教学，在联合国以简体字为汉字标准后，宣布取消原来的限制，于１９８３年底同意所有的华文学校都可教学简体字，发行简繁对照表手册，并在小学课本上附加简繁对照表。

日本：日本使用汉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在民间也长期流行一些简体字。１９４６年日本内阁公布《当用汉字表》，收字１８５０个，其中有１３１个是简体字，与中国简体字相同的有５３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９个。

南朝鲜：１９８３年《朝鲜日报》公布第一批简体字９０个，在《朝鲜日报》上使用，与中国相同的有２９个，差不多相同的有４个。

二、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说尽量采用已经在民间长期流行的简体字，只作收集整理和必要的修改，不擅自造字。那种“简体字是共产党发明的”、“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来的”的笑谈，不过是国民党的宣传。

汉字简化的方法是以钱玄同在１９２２年提出的方法为基础的，共有七种：

１、采用比画简单的古字。如“从”、“众”、“礼”、“无”、“尘”、“云”等等，这些字都见于《说文解字》，比繁体字更符合“六书”，有的繁体字反而是写错了的（参见方舟子《字源和汉字简化》一文）。

２、草书楷化。如“专”、“东”、“汤”、“乐”、“当”、“买”、“农”、“孙”、“为”等。

３、用简单的符号代替复杂的偏旁。如“鸡”、“观”、“戏”、“邓”、“难”、“欢”、“区”、“岁”、“罗”、“刘”、“齐”等。

４、仅保留原字的有特征的部份。如“声”、“习”、“县”、“医”、“务”、“广”、“条”、“凿”等。

５、原来的形声字改换简单的声旁。如“辽”、“迁”、“邮”、“阶”、“运”、“远”、“扰”、“犹”、“惊”、“护”等。

６、保留原字轮廓。比如“龟”、“虑”、“爱”等。

７、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同音字合并为简单的那个字。比如“里程”的“里”和“里面”的“里”合并，“面孔”的“面”和“面条”的“面”合并，“皇后”的“后”和“以后”的“后”合并，“忧郁”的“郁”和“郁郁葱葱”的“郁”合并。这些合并在现代文中不会引起词义的混乱，简化字的使用者从未感到不便，反而是些从未用过简化字的人在那里想当然地杞人忧天。

有几个常用字特别值得一提：“龟”字，繁体近二十笔，简直是一笔一画在画一只龟，难写（我至今不知其正确笔顺、笔画），难记（经常阅读繁体字书籍的我尚且认得写不得，何况小学生），简化后保留其轮廓，仅剩七笔。“忧郁”的“郁”，繁体多达二十九笔！写法极其复杂，也很难记（据说有一次汉学会议上有人靠写出这个字赢得一片掌声），简化后以“葱郁”的“郁”代替，仅八笔。“吁”繁体字多达三十一笔，也极难记住写法，简化后改为“口”形“于”声的形声字，好记得很，且不过六笔。“衅”的繁体字二十六笔，写法也相当古怪，明白了其字源也未必能记得其写法，简化后仅十一笔。这些都是人人必须记得的常用字，想当初学繁体字的小学生光记这几个字就不知花了多少精力，而用简体字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记住，难怪有人对简体字大为不满－－他当初的心血简直是白费了。繁体字动则十几、二十几笔，而简体字平均七、八笔，不仅书写快速，对于计算机用字也极其方便。要把一大堆二十几笔的字一个个都塞进十六针的字型而又不相混淆恐怕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现在大家使用的免费字体，简体是漂亮的宋体，而繁体却什么体也不是，就象小孩描出来的。

以后有兴趣再回答“共产党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简体字丑陋”、“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简体字使中国人变笨”、“简体字不能提高学字速度”等等这类极其可笑而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的指责。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再谈简化字

有个台胞去了趟大陆，看到有用繁体字写的招牌，便欣然叹道：“大陆人民正在抛弃简体字。”有位港胞接到中国新闻社新设的万维网，发现用的是繁体字，也赞叹主持人心胸好宽广。他们都不知道，在大陆，凡是与港澳台同胞有关的场合，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成为文盲，使用繁体字是个沿用了十几、二十年的惯例，《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也发行了好几年的繁体版后来因为大陆留学生去提意见才改成简体的吗？这是跟“抛弃简体字”、“心胸好宽广”毫无关系的，倒可以说反映了简体字使用者的自信，该用繁体时就用繁体，不害怕被繁体取代。反观台湾，可曾有过这样的自信？可曾在与大陆同胞有关的场合用过简体字？从前我捡到的从金门漂过来的宣传品，也都是用繁体字写的呢。

这也可以说明在大陆并不强迫使用简体字。华国锋当主席后曾经推行试用第二套简体字方案，也仅仅是试行，并非强行。这一套方案也是从民间收集来的，有许多字从前和现在都在民间流行，民意基础是有的，但试行了几个月后就收回了，原因无非是：一、第一套方案已在大陆通行二十年，大家已经习惯，再创新不容易；二、简得太厉害，的确会造成识别上的混乱，如一个方框写小了是“口”，写大了是“国”，印刷体还好，手写可就不容易分辨了，想把常用的几千个汉字全简化成六笔以下是不实际的。这套方案的失败反衬了第一套方案（即今天大陆的用字标准）的合理，它的被收回也证明了简化字的推行从来不是强制的。

有台胞说，他不反对简化字，但是反对共产党“裁剪”简化字。我不知道他所谓的“裁剪”是什么意思。本来一个字可能有几种简化写法，共产党组织专家对它们进行归纳整理，确定一种写法为标准在全国通行，如果这就是“裁剪”的话，我支持这样的裁剪，因为为了便于阅读，文字必须有一个通用标准，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在制定词法、句法的标准，在大陆这个机构就是“文字改革委员会”，它不仅简化汉字，而且废除异体字，从而使中国大陆有了用字标准。常用汉字不过五六千，但以前几乎每个字都有两种以上的写法（比如大家熟知的“回”有四种写法），有的写法差别极大，相当于要记几万字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常用汉字，徒然增加识字负担。我看台湾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委员会。台胞说台湾民间也用简体字，但是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制定简化标准，学校又不统一教，必然是各写各的，各行其是，那才叫混乱。有人说“让市场来决定一切”，需知市场并非万能的，在文字上更是如此，一个字有几种写法，有时很难使所有的人都逐渐采用同一种写法，因此标准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形成的，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更需要有权威的整理。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统一了汉字字体，共产党简化汉字、消灭异体字，统一了汉字写法，这种“统一”都必须靠强有力的专制政权来完成，也都是造福后代子孙的功德无量的大事。

还有的台胞说，现在电脑普及了，使用简体繁体对于电脑都一样了。且不说现在中文打字速度仍然赶不上手写，即使有一天赶上了，电脑也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手写的。英文打字可谓迅速，美国的笔记型电脑也可谓普及，但我还没见过有谁是用电脑作笔记的。难道为了保存繁体字，就必须剥夺汉字的手写功能？

还有的说，简体字破坏中华文化，因为古籍没法简化，用简体字就看不了古文了。这种论调，反映了某些繁体字使用者的无知的狂妄自大。古籍是可以转成简体字出版的，而且一般不会引起阅读上的困难。中国大陆用简体字出版了大量的古籍，中学语文课本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古文，也用简体字印刷，并没有因此就看不懂、没法教学了。更不必说为了保存古籍原貌，大陆还有一些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类的出版社专门出版繁体字版古籍，而会简化字的人，几乎都无师自通看得懂繁体字。

简体字引起混乱吗？

简化字在大陆通行了三十多年，并没有人觉得引起了阅读上的混乱，却总有不用简化字的人来替我们担心，说是把“以后”的“后”和“皇后”的“后”并成一字就会乱套，在我指出这是杞人忧天之后，还有人举例说明的确引起混乱，但是他举的这些例子，只要放到具体的句子中，就不会有歧义。脱离了句子，许多词组，不管是写成繁体字还是简体字，都可以有多重意思。

“立皇后”，不论是现代文还是古文，这种说法都是指“册立皇后”，没有人会把它读成“站在皇帝的后面”，古文中极少用“皇”表示“皇帝”，一般用“上”、“帝”，习惯的表达法应是“立于上后”、“立上之后”。

“后生”，毫无疑问只能是“晚辈”的意思，在现代文和古文中都不会用这两个字表示“皇后所生”或“皇后生产”。

“后爹”、“后娘”，也绝不会有“皇后的爹”、“皇后的娘”的意思，后一种意思的表达法是“后之父”、“后之母”。

至于“面条”的“面”和“面孔”的“面”合并，也不会引起混乱，不赘述。

简化字反对者挖空心思想出的例子是如此不济，所以我才敢说这纯属杞人忧天。如果有谁能想出一个繁体字和简体字能读出不同意思的合乎习惯用法的现代文句子来，我愿意收回我的话。

用简体字写现代文是不会引起混乱的，写古文一般也不会混乱。“新语丝文库”中的古文甚至古诗词都是以简体字为标准的，难道就跟繁体字版的读起来不一样？

中国的小学生也真够可怜的，他们不仅有着世界上最沉重的学业负担，还必须承担拯救那些日益衰落的传统文化的重任。先有教育部要求小学生学“革命样板戏”，后有毛委员提出提案要在小学设置中医药课程，现在又有21位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联名提出提案，建议在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将中国文化的根传承下去。

我不知道这些文艺明星自己是如何地“知晓繁体字”，以我对某些明星的了解，他们恐怕是连简体字都不怎么知晓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想要当小学生的导师，说不定他们正是想要吸取自己不知晓中国文化的教训，归咎于自己小学时没有学繁体字呢。据他们的提案说，“繁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知晓繁体字，就是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知晓中国文化的由来。”其实学了繁体字也是难以知晓中国汉字的由来的，为此应该在小学增设甲骨文教育才对，起码也得学学小篆。

认为汉字的简化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隔断纯属多虑。普通人该读的中国文化典籍早就都有了简体字版本，并不需要认识繁体字才能掌握。电子版的繁体字读物可以很方便地自动转化成简体字阅读。即使需要读繁体字的纸质读物，连蒙带猜也都读得通，个别字不认得还可以查字典，哪里用得着特地去学繁体字？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都难免要阅读繁体字的读物（比如当地出版的中文报纸），但是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位觉得阅读起来有困难，虽然没有哪一位特地去学过繁体字。反倒是台胞们抱怨阅读简体字的读物有困难，而把简体字电子读物自动转换成繁体字又不能像繁转简那样准确无误。

明星们建议设置繁体字教育的另一条理由是“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都有好处”，这大概指的是港台都还在使用繁体字。但是港台也都在使用粤语、闽南语呢，是不是也要在小学增设粤语、闽南语教育？为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应该是在这些地区推广简体字、普通话才对，而不是相反。

推广简体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简体字易学，如果小学生同时还要学繁体字，反而比只学繁体字多了一重识字负担，那样的话还要简体字干什么？还怎么能假惺惺地说“汉字的简化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2008.3.13.

(XYS20080316)

“李敖在一集节目里，播放了胡适一段演讲录音，说鲁迅出道时多么没用，多么无能，有一次出版了一本书，只卖出了二十一本（在‘二十本’和‘二十一本’之间犯口吃，口吃了近十秒），其中一本是自己跑到书店买的（说到这里，底下听众放声狂笑）。这就是胡适的‘宽容’。”（无敌法王在新语丝读者网博客的留言）

这说的是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候的事。1909年两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第一册卖出21本，第二册卖出20本，都是在东京卖出的，第一册多卖出的一本是他们的朋友许寿裳担心寄售处不遵守定价，去试买的，不是鲁迅本人去买的。1920年《域外小说集》在国内再版，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写的序言中已把这件事说得很清楚，鲁迅传记一般都会提及，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闻，也不必扛胡适来吓唬人，胡适还不是从鲁迅的自述那里看来的？把鲁迅说的“一位极熟的友人”试买了一本说成鲁迅自己跑到书店买的，是记错了，还是故意说错让听众发笑（说是朋友买的不会有人觉得好笑吧）？不管怎样，李敖、胡适添油加醋拿这事嘲笑鲁迅很无聊。鲁迅在《呐喊》之后出的每一本书都很畅销，当时的销量应该是胡适难以比拟的。

下面是鲁迅以周作人的名义在1920年写的新序和1909年写的旧序。（按：据周作人在1936年11月为纪念鲁迅写的《关于鲁迅之二》一文（收入《瓜豆集》），两篇序都是鲁迅写的）

域外小说集序

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

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于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于是准备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册，到六月间，又印出第二册。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

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到近年，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但《域外小说集》却早烧了，没有法子呈教。几个友人，因此很有劝告重印，以及想法张罗的。为了这机会，我也就从久不开封的纸裹里，寻出自己留下的两本书来。

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诎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委实配不上再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他尤其通行。可惜我没有这一大段工夫，——只有《酋长》这一篇，曾用白话译了，登在《新青年》上，——所以只好姑且重印了文言的旧译，暂时塞责了。但从别一方面看来，这书的再来，或者也不是无意义。

当初的译本，只有两册，所以各国作家，偏而不全；现在重行编定，也愈见得有畸重畸轻的弊病。我归国之后，偶然也还替乡僻的日报，以及不流行的杂志上，译些小品，只要草稿在身边的，也都趁便添上；一总三十七篇，我的文言译的短篇，可以说全在里面了。只是其中的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这三篇，是我的大哥翻译的。

当初的译文里，很用几个偏僻的字，现在都改去了，省得印刷局特地铸造；至于费解的处所，也仍旧用些小注，略略说明；作家的略传，便附在卷末——我对于所译短篇，偶然有一点意见的，也就在略传里说了。

《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我所忘不掉的，是曾见一种杂志上，也登载一篇显克微支的《乐人扬珂》，和我的译本只差了几个字，上面却加上两行小字道“滑稽小说！”这事使我到现在，还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但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真会差异到这地步。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

倘使这《域外小说集》不因为我的译文，却因为他本来的实质，能使读者得到一点东西，我就自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

一九二○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记于北京。

旧序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仆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犂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已酉正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