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中美之间

17 08 2010年

    2000年我由于路见不平开始所谓的“学术打假”,到现在恰好十年。在这期间接受了许多中美媒体的访谈,内容大同小异,无非都是: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揭露中国的学术造假?怎么发现了造假的?怎么核实的?有没有受到什么压力?中国的学术造假为什么这么泛滥?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不过中国的记者有时会对我这个人更感兴趣,要追问一下:你是不是在炒作?是不是为了出名?为什么这么极端这么不厚道呢?不能用心平气和的讨论方式吗?为什么非要把造假者一棍子打死呢?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什么缺陷吗?小时候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提这些问题的记者,有的是抱着恶意,有泄露出来的采访策划书为证。有的则不过是当了传声筒,因为在网上这类质疑之声也不少。正如有人义务抓了骗子,围观的人们对骗子干了什么坏事未必都感兴趣,反而纷纷议论起抓骗子的人为何要多管闲事,是否抱着什么不良动机。

    鲁迅曾说他“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其实许多中国人都是如此,这是在中国社会的生存之道。所以偶尔见到有人义务做了什么好事,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习惯于往坏的方面想。如果没有发现有什么猫腻,就成了多么了不起的传奇人物,虽然做的事情其实很平常。国内媒体曾经报过“西点军校学雷锋”的假新闻,却不知在美国人看来,雷锋的那些好人好事实在是不值一提,许多美国人做得更多更好。

    初到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往往觉得美国人很傻很天真,没有那么多小聪明。一般美国人对陌生人往往显得过于友善,因此也容易被人利用。这种对他人的信任不是由于美国人天生就比较善良,也不是由于像某些人说的他们有“信仰”,而是有符合博弈论的严厉反击为基础的:如果有谁辜负了这种信任,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此很难再获得人们的信任。这个时候美国人又显得非常不厚道。

    这才是一个社会能有诚信的原因。一个诚信的社会不是没有不诚信的人,但是不诚信的人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中国社会虽然自古以来也在讲诚信,但是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现实中,不诚信的人很容易得到宽容,甚至让人羡慕。如果有人上当受骗,很多人会怪罪乃至嘲笑受骗的人太傻,而不是谴责骗子太可恶。很多人痛恨造假,不过是在遗憾自己没有获得靠造假发财的机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造假的泛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现在大家关注的假文凭问题,有些学者将其原因归咎于中国现在太看重文凭,这种逻辑和将假货的泛滥归咎于大家太喜欢真货一样。其实发达国家更看重文凭,但是没有多少人敢用假文凭,因为一旦被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从此身败名裂且不说,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国则不然,不仅假文凭很容易买到,而且使用假文凭的人容易蒙混过关,即使暴露了也基本上不会受到处罚,还会有很多人替他辩护说:文凭不重要,能力更重要。

    在诚信社会中做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生活得很轻松很快活,也可以很成功。坏处是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警戒能力会退化,缺乏戒备心,到了一个不那么诚信的社会,就会显得很傻很天真,经常要受骗挨宰,当了骗子“成功”的垫脚石。就像我这种人称“打假斗士”的,回到中国生活,也时不时地会上点小当,让亲友戏称“在美国学傻了”。

    在现在的中国大都市,物质生活与美国的差距已很小。大到住房私家车,小到日常用品,都没有什么不同。美国电影、电视、音乐、报刊都能在网上看到。时髦的高科技产品(例如iphone,ipad)在美国上市后,在中国也能很快买到。连在美国用惯的洗漱用品、吃惯的小吃零食,在中国商场也能买到相同的品牌,而不必再从美国带来。但是精神生活的差距仍然很大。让一个留学归国人员怀念美国的,不再是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清洁的空气,以及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单纯的人际关系。人说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不知诚信体系的建设何时动工?

2010.7.27

(《SOHO小报》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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