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的Blog

   
收到《SOHO小报》今年第1期，其中有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泳的一篇短文《英国旧书店给张申府的一封信》，里面有一段话让我觉得奇怪：

   
“从信中的日期可以判断，这封旧书店的回函恰好在信发出的一个月内，虽然张申府要的书没有了，但他们很快为张申府复制副本寄回，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个速度应当说不慢，今天中国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个人要在英国旧书店里买几本自己想要的书，不敢说在一个月内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后面还有一些今不如昔的感慨，不抄了。为什么这段话让我觉得奇怪呢？因为那是1932年2月啊，可不像现在有复印机可用，要复制一本书得用影印，成本该有多高！英国旧书店就为了一个中国教授专门影印旧书，而且不只一本，而是三本，真是不可思议。

   
幸而谢教授在文中抄录了信件的原文。一读之下，才知道原来谢教授没有看懂这封简单的英文信件，导致整篇文章从标题一直错到底。
   
首先，那不是一家旧书店，从信笺抬头看，是“时报（通译泰晤士报）图书俱乐部”（The Times Book
Club），通过邮购，卖新书给世界各地的读者的。谢教授将其误会为旧书店，是因为张申府买的书：“张申府向这家旧书店买三本书，那三本书中有两本我知道，一本是帕斯卡的《思想录》，还有一本是奥格登的《意义之意义》，都是现代哲学界很有名的书，还有一本我不懂，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传记，作者也没有听说过。”《思想录》和《意义之意义》（出版于1923年）虽然不是新著，但不能因此认定是旧书，因为它们是名著，一直在出新版本。至于第三本，的确是一本传记，谢教授没有听说过作者Bowman，却肯定听说过传主——《查理·卓别林》是也！只不过谢教授不知道卓别林名字的英文写法。那是一本刚出的新书，是1931年才出版的卓别林传记。这本传记很出名，现在还可以买到它的再版新书。

   
其次，从信的内容，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图书俱乐部获悉张申府没有收到他购买的这三本书，于是就给补寄了。服务固然周到，但也很平常，不像谢教授想像的那么夸张。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强调学生、学者必须掌握英语，有时未免矫枉过正，引起了反弹：搞自然科学研究的要能看懂国外论文，固然要懂英语，但一些文科研究是国内关起门来搞的，也要懂英语干什么呢？几年前还闹过清华美术教授陈丹青因为抗议校方要求其画家研究生考英语，愤而辞职。要求画家必须懂英语，似乎有些过分，但是再细看，陈丹青招的研究生原来是要研究西方现代派美术理论的，如果不懂英语就说不过去了。

   
即使研究的课题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说不定什么时候需要用到英语。谢教授研究的是民国文人掌故，似乎不需要去读英语文献。即便如此，还是应该懂点英语的，否则连一封英语短信都没看懂，依据错误的理解大作文章，那就闹笑话了。

   
谢教授声称他看三十年代的杂志《新月》和《学文》，常有关于西方读书界的情况介绍，主要由当时清华的学生钱钟书等人完成，“所介绍的西方新学术书，确实非常及时，好像多数是在一两个月内，这个速度，应当说比今天快。今天我们缺乏的不是交流的技术，而是一种自由交流的习惯。”也是极尽夸张之能事。在上个世纪30年代，没有空邮，没有互联网，信件、图书的邮寄要靠海邮、陆邮，从收到图书信息、去函邮购、收到书、把书读完写介绍、杂志编辑出版，这一切是一两个月内能完成的吗？现在国内研究民国学界、文人，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把那个时代当成了过去好时光，把那些文人当成了高不可攀的高人，缺乏起码的客观、严谨，夸大其词，借昔讽今，做政治文章倒也罢了，能算什么学术研究呢？

附信件原文：

Dear Sir,

    We have
your letter of 22nd January, for which we thank you. We greatly
regret to hear that the three books you mention, PENSEES, Pascal,
CHARLIE CHAPLIN, Bowman and MEANING OF MEANING, Ogden, have failed
to reach you.
    Duplicate
copies have at once been dispatched, and we trust that these will
arrive in safety.
    The rest of
your order is having our careful attention.

Your faithfully,
ASSISTANT 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