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读到《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到一种新式的民主操作模式，还说在中国的试点做得不错。于是上网查了查，发现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引起过太多注意。

当今之世，自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新思想。文中介绍的模式来源于古希腊的民主实践方式。在古代的雅典，人们用一种叫做kleroterion的机器做随机抽签，把当地每一个家庭的代号放在这个机器的格子里，然后像摇奖一般挑选出其中一部分。这部分人便充当了诸如“议员”或“人民代表”的角色，集中开会，代表所有人进行议事和决策。显然，这一民主实践方式与现代民主的根本差别在于代表的产生过程。在古代，代表是完全随机的。我们现在则普遍要求代表通过选民的选票产生。

今天，通过选举产生民意代表已经成为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公开、公平的选举便不会被承认为民主制度。即使是对西方“虚伪民主”嗤之以鼻的中国，也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套选举制度，以此层层产生人民代表。但对这一实践的“虚伪性”的质疑也并不仅仅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人们对随着竞选而来的金钱政治和腐败一直保持着警惕，或无奈地自嘲选举不过是在“两害之中择其轻”（“the lessor of two evils”）。思想倾向更加自由化的美国“学院左派”教授们更是时刻在探讨取而代之的方式，于是便有人试图回归到古希腊的随机选择模式上。

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费什金（James Fishkin）教授，他把已经有了很多年历史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概念付诸实践，在全世界各地搞试点。他的基本做法是在一个社区随机遴选一组“协商代表”，然后让他们按部就班：

1. 对需要做决策的问题做第一次问卷调查

2. 所有人召集到一起开会，由对这些问题有过研究的专家做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咨询和讨论

3. 代表们自己分小组讨论，准备出自己需要进一步向专家咨询的问题

4. 再一次召集开大会，由专家做进一步的论证和咨询

5. 重复一轮以上3和4部分

6. 重复1，对同样的问题再度填写问卷调查

最后一步的问卷调查实际上便是决策投票，其结果便是最后的决定。整个过程可以在三天之内完成。

中国的试点是在浙江温岭市的泽国镇进行的。这是一个有12万人口的沿海小镇，大部分民众是所谓的“农民”，文化教育程度并不高。泽国镇进行“协商民主”的试点从2005年就开始了，并一年一度地进行着。每年，随机选取的175位左右的代表举行“民主恳谈会”，为当地做各种重大决策。

泽国人把这种随机选代表的方式称作为“乒乓球摇号”，名额按照1000人以上每村4人，1000人以下每村2人的原则分配，把每户人家的号码写在乒乓球上“摇奖”，抽中的就可以参与恳谈会。最初，他们只是讨论和决策比较小的问题，如在投资修建新的污物处理站和修建公路中选择了前者。到2008年，基本上整个镇的财政预算都是在恳谈会上讨论和决策了。

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把当地的人大代表请来旁听，“旨在让原本就是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能够更多地、更真实地和更有实感地听取民意、吸纳民意”。而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期间也邀请了一些恳谈会的“民意代表”参与与镇主要领导的民主对话，旁听人大代表的辩论。遗憾的是，现有的材料只表明了这些互动增强了民意的表达和被尊重，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两套“代表”制度之间的权限分配。

“协商民主”的始作俑者认为民主就是让人民做决定，也就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y）胜过“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而用随机产生代表的办法可以避免政客阶层对民意的扭曲和糊弄，更可以避免竞选过程的极大浪费和腐败。他们同时也强调民众做决定应该是在确切掌握背景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才有上面所列的严格的“协商”步骤。费什金在世界各地的试点中都发现对同一问题的两次问卷调查结果都相差很多。第一次问卷调查的结果往往比较情绪化、任性，而第二次——也就是决定性的那次——则是在了解、协商的基础上作出，更富于理性。

《时代周刊》的文章还表明中国政府已经着手把这一试点扩展到其它乡镇。也许，古希腊的民主会在现代的中国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