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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神往的修道院：由外而内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一
　　在西方国家，宗教是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要场所，同时，宗教建筑往往也是一个城市或地区最显著的形象，类似于我们的大庙或者天安门这样的皇家建筑。
　　而属于基督教天主教们的重要专业科研场所——修道院——则是一类听上去就显得很神奇的地方，和印度中国的和尚庙有得一拼，据说里面的修士或修女是一辈子不能结婚的。
　　也所以才有那个笑话出来，医生问病人，你有钱吗？病人答：没有。医生又问：你的家属都是做什么的？病人答：我姐姐是修女。医生戏谑道：那应该有钱，你姐姐嫁给上帝了嘛。病人说也是，那就治疗吧。最后，医生让付款，病人严肃地说：请把账单寄给我姐夫。
二
　　我去年在一部小说里读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意大利一个位于海岛上的修道院，有一个孤儿从小就被遗弃在那里被修士们收养，最后自然也只能成为修士，他到死都没有离开这个小岛，而又因为这个小岛不让女人进入，所以他竟然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女人。
　　这个故事传奇得有点象电影《1900》（我们将其翻译成《海上钢琴家》）里那个被生在船上且在船上度过一生从未下船的天才钢琴家一般，不过，对于钢琴家来说，在船上当然是见过女人的，而且一度还爱上了一位，看着她舷窗里的身影，钢琴家手下还流淌过一首浪漫的钢琴曲，对于无师自通的天才来说，自然是即兴演奏的。
三
　　在我的印象里，修士和修女与和尚与尼姑类似，好像是不可以谈婚姻的。这又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宗教中一个很传奇的真实故事，也拍成了电影。电影里，一个小姑娘（好像也是孤儿）从小长大在修道院，这是个很活泼率性的姑娘，从小就不循规蹈矩。她大约在七、八岁的时候，很好奇地问院长嬷嬷：上帝的生殖器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这恰好是一个宽容的嬷嬷，笑道：我也不知道啊。
　　看上去这样的小姑娘是不可能成为修女的，可是，就和鲁智深有佛缘最后还是得出家一样，这也刚好是一个有上帝缘的小姑娘。因为随后继任的嬷嬷是个不苟言笑的老修女，上帝生殖器这类话是绝对不许出口的，一旦出口就是巨大的惩罚。
四
　　在严肃的让人透不过气的空气中，爱情依然会生根发芽，这就是人性，女人是老虎就会爱上老虎，反之亦然。
　　对于爱情，只有一个机会就够了，这个天性活泼的小姑娘终于遇到了一位年青且知识超群的修士，爱情之花瞬间绽放。
　　男的身份是不戒，女的身份就一定是仪琳的妈妈。只是糟糕的是，有人嫉妒，或者说有人要维护正统，这个故事里比较惨烈的是，男修士被修士们阉割了。
　　所以，即便看上去天性都不会让她成为修女，却恰恰因为对于爱情的忠贞（只爱这一个可是不能爱），她只能做了修女，并最后成长为新的院长嬷嬷。而她的爱人则成为另外一个男修道院的院长。
五
　　记得看很多关于文艺复兴的介绍，说那并非是复兴，而是西方人性的觉醒。所谓复兴，借了一个原来的名字罢了。实质则并无一致。
　　但是，复兴却依然披着宗教的外衣，只是那宗教也是已经人性化了的新宗教。教堂依然存在，修士修女们也许也一样存在，大家每周末也去教堂礼拜，只是教堂也许成了一个周末和老朋友聚会的场所了。而修士修女们，也开始和人间烟火靠近。
七
　　为什么修道院要显得庄严？为什么佛教的大庙也要显得庄严？我想是为了让人先产生敬畏之心，然后在这样的场所里再说些什么，也就自然会显得权威些。
　　在庙里，佛像的头顶处往往是最高的地方，从佛像到门槛之间的距离很近，仿佛佛祖触手可及，进得门来就可以叩拜。而教堂则不同，人们进来后，那头上就是最高的地方，而十字架或者耶稣形象往往贴在教堂进深的内面，从遥远的那岸看这岸的世人进来仰望。
　　不用镜头的拉近功能，那修道院的穹顶你只能感觉遥不可及。而当年，米开朗基罗就是站在那穹顶的下方绘制上帝圣母们的形象，所以，眼睛渐渐瞎了，说明自己生产出来的上帝也是不可以亵渎的，而凑近迹近渎神。也或者，我们乐观一点看这个事情，也许离上帝很近的人不需要世俗的眼睛，他能看见一切。
八
　　哦，死亡，来，对我低语吧。
　　泰戈尔如是说。
　　那是佛教熏陶下的浪漫之死，把死亡当做回到了永久的家乡。
　　可是，修道院里的死亡又是怎样的气息呢？
　　看汤姆汉克斯出演的《达芬奇密码》，最后的镜头是卢浮宫下面的下面隐藏的圣母灵柩，恰恰也是宗教石棺中的最高层次，石棺上雕有人的形象，也许是按照棺中人的模样雕刻而成，也许是个统一的形象。
　　唉，谁知道他是何人？
　　眼眸中，只见他依稀的泪影。
　　我们未曾谋面，他只是随风飘洒，把衷曲深藏我心里。
　　那石棺中的人也这样双手合十吗？在心里隐藏了一首难和的雅歌？
九
　　可是，在另一侧，为什么还要保留佩剑呢？
　　尊严？或者恐惧？
 
　　又想起那个著名的故事，我1990年在合肥看过的那部永远不会忘记的电影。
　　当院长嬷嬷因为修道院因灾不得不搬家的途中偶遇当年的恋人，泥泞中的修士们帮完修女们的忙，院长嬷嬷的坚毅因为爱立刻显得柔和下来，当四目相对时，她说：“在我的心里，你永远在和我做爱。”
　　这是宗教里的人性，或者人性的宗教？抑或都是？
　　在修道院彩色玻璃投射的阳光下
　　道一声珍重，说一句再见
　　把叹息深藏我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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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湖水里同时落下石头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在罗马——
啜一口阳光下的咖啡
在伦敦——
品一杯悠闲的下午茶
或者，在肯尼亚的Kisumu——
以一口矿泉水作为刷牙的清饮
就够了呀，真的就足够了吗？
 
还是把我扔到世界上最大的湖泊一侧吧
我愿意看那一块石头
从空中落下，直入湖底
想象着世界上的所有湖水也有石头同时落下
那一层层的碧波
缓缓地在我的眼眸里绽放，逐次绽放
就醉了呀，真的就迷醉了吗？
              
还是让你去那理性的他方吧
让你感性的心不断纠结
纠结于离开或者依然留下那略显平静的眼光
让你因爱生恨，再从恨回到爱
让你在不忍忘记的每一瞬
还想结伴去彼岸漂流
而此岸，已无路可走
          
匆匆总是游客的标签
——我走过了
——我没有留下
就这样道别吧
任那被荡漾起的全世界的湖水
继续弥散，弥散在广袤的宇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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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同然后是创新——先从不创新的工作开始做起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看曾红的文章《做科研的中美差异》（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05978&do=blog&id=417000&from=space），觉得很有意思。
　　曾红觉得自己在耶鲁做的研究，在国内即便得到资助也会是那类小额的，因为里面没有创新性的内容，分析验证60年代发明出来的药的作用，看上去真是不怎么创新啊。
　　 
　　而咱们国家的项目啊高级人才培养啊什么的，第一强调的就是创新，一个教授博士工作没啥创新哪里好意思在科学圈里混呀。
　　
　　想起我跟硕士生们说起论文撰写的问题时，开始他们一个一个都很兴奋，说“老师我们知道，一定要创新。”
　　我笑道：创新？作为中国最高学术大佬的院士们很多都没啥创新性的贡献，老师我本人也不敢说已经创了啥“新”了，你们都还小毛孩子一个，书都没读几本，20岁出头也没有什么阅历，不要老是强调创新，会闪了舌头的。
　　当然，我接着教诲道：创新是件难事，不过你们要写的论文还是要体现出不同。这个不同不见得是和以前相比有了多大进步本质差别，也许仅仅是角度不同而已。但是一定得体现于自己的思维与别人的思维在这一问题上有所差异。
　　
　　我们国家每年毕业好几万博士，几十万硕士，还有很多在职的各类名头硕士，早已世界第一，而如果每篇论文都创新，也肯定早就是创新国家了。即便在论文的创新比例比不上人家，创新总量总还是能抢个世界第一第二的吧。
　　
　　而糟糕的就是，大家却都有这样的清醒认知，在所有大国里面，我们恰恰是最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尤其是科学创新方面，至少目前还是。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喊啥不来啥”，比精细鬼伶俐虫的宝贝葫芦差远了。
　　
　　还记得以前一个笑话，我们有段时间国家提倡要“以德治国”，我的老同学高福一冷笑道：“一看就知道目前‘缺德’缺得很厉害。”好在国家领导很快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刻停掉了这个建设目标。
　　
　　而创新也一样，我们缺得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和“德”之缺不同（缺德太难听咱们倒换一下顺序），“新”之缺却无所谓，顶多就是被说成“没心(新)没肺”罢了。而“没心没肺”的人也只是科学家们，与领导们无干。
 
　　当特别急着要某件东西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失去判断力，对于创新的需求也会造成对什么是创新搞不清楚。也所以，每年几十万论文似乎都在创新，但是和大家平素的感觉却无法协调起来——我们依然没有啥新玩意儿。
 
　　也许，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确实就没有建立起过创新的氛围，更从来没有过科学精神，经常把改进改善当成创新，正如我们经常把技术误当做科学一样。
　　或者，我们还经常把自然科学的东西直接一步上升到哲学层面，玩空中楼阁，然后宣称那就是创新，有时候也会把一些哲学上的新思考洋洋自得地当成创新，而那实际上仅仅是概念游戏罢了。尤其是在传统士大夫阶层中，把斗嘴当成创新的时候也很多，于是，长久以来，思辨的东西似乎很多，可是逻辑的东西一丝无有，正如现在的大学从来不想从三流开始做，而是直接就想一步进入一流一般，在是不是成为一流或者一流的标准上争执个不休，却不去考虑如何长久积累能够先从三流进步到二流。
 
　　真正创新的工作也必须积累在很多不那么有创新意义的工作上，德国人很有趣，他们的技工都很扎实，而且学校培训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去向就是合适的技工，而技工这个培养目标，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显得太不创新喽。
 
　　也所以，在职研究生培养中，应该首先强调的是做好技工式的改进改善改良类的工作，不要强调创新，而是先进行“做作业式的科研”。而在教授和全职的研究生那里，一定让他们弄明白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做作业式的科研”，这个清楚了，再做上几年几十年的“作业”，也许下一步就可以进行真创新了，而不是将“作业”包装成“创新”，让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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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看望的次数作为衡量科学家水平的标准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每次看到大科学家们的一生事迹，都有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看望或者接见等事件列举。
　　其实，就大科学家的评级问题，应该出台一个规定，按照看望或接见的次数作为区分科学家“大”与“小”的标准。
　　当然，看望的权重应该更大些，毕竟是自己不需要动，而被接见的权重可以是看望的一半左右，毕竟是自己要舟车劳顿的。
　　 
　　另外，还应该减去申请被接见而被拒绝的次数（计算上权重），当然，被拒绝的人很多不出来声明，这个稍微有点操作性上的问题。
　　
　　现在，小科学家们数论文比较高下，大科学家都不得了，发论文（金声玉振）和不发论文（三年不鸣）贡献都很大，所以很不适合用数论文的方式进行比较，我开发的这个新方法具备很大的创新性，且一旦出现这类情况，科学家们都在第一时间就乐颠颠地出来声明，所在单位也会随即发报道在网站上，找个网络爬虫一下子就找到了，所以，在操作性方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这里只列举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属于“正”国级的干部。省级科学家可参照该标准执行，省长和书记以及过往的“正”部长前来看望，得分多少，如果是超过“正”省级干部的中央大员，则权重再根据情况显著增加。权重最大的则为非京畿大科学家受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看望，建议比在京籍大科学家被看望的权重设置得更大一些，具体多少，搞评价的学者可以立个500万的项目研究一下。
　　
　　我想这个idea一举解决了中国大科学家评级评价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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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那一个又一个去世的消息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过年是一个和家人就熟人的近况进行信息交流的过程。
在这样的过程中，会有熟人去世的消息传来。
 
——就那谁谁谁，你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上个月，癌症去世了
——还有谁，被自家的狗咬了裤腿一口，没当回事，结果狂犬病，去世了
——那谁，去年不是刚结婚吗，今年离了，受不了，吞了一把安眠药走了
 
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
我的朋友们回家，最感慨的就是这类去世的消息，说来声音里都有叹息的味道，让我这个无关人也不禁伤感起来。
 
人生，不过如此，可是离开它的过程又是多么不同。
但是，尽管有如此多的不同，结果却完全一致。因为这些不同与相同，又会格外地让人长太息，乃至无法掩涕。
 
前几年我回老家，也会不间断地听到这样的消息：
——你舅舅去世了
——你大表哥去世了，尿毒症
——大姨偏瘫十年，终于去世了
——我们老家的前邻居，小时候老拖着鼻涕的那个小河，开山打炮，石头给崩死了
 
过年本来是团园团聚的时刻，却每每一个消息就能把你砸得直不起腰来，刚刚的笑容就会凝固成尴尬。
 
在龙珠兄的博客后留言，说人人最后都要驾鹤西去，鹤的需求量还真是挺大的，人也幸福，最后还能给发只鹤骑骑，享受一下迎风飞扬的感觉。
 
只是，死亡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史铁生先生因为早早地就经历了几乎致命的病痛，所以，对于死亡的感觉非常敏锐又显得格外钝。他那句著名的关于死亡的格言也如此深入人心。
 
不同民族，不同宗教都有对于死亡的固定看法，藏族的佛教尤其从容些，似乎从来没有把死亡看成是痛苦的离开，而是下一次再生的开始。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看法，所以会有天葬这样的做法。
 
但是很多其他民族就不然了，汶川地震后存在很大的心理抚慰的工作空间正是因为大家对于死亡是避免接受，无法接受的一种态度，淡然看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使得心理维度的灾后辅导工作显得任重而艰难。
 
而玉树地震就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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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宝宝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谁谁家的小宝宝问了很多问题，陈热闹也即将问这些问题，以下是我初拟的回答——
　　
　　问1：人是怎么来的？
　　答：爸爸妈妈的生产线造出来的
  
　　问2：太阳、地球是怎么来的?
　　答：它们也都有爸爸妈妈
  
　　问3：树是怎么长起来的？
　　答：吃饭喝水，再吃饭喝水，不吃垃圾食品
  
　　问4：恐龙是怎么没有了的?
　　答：它们的肉太好吃了，尤其是烤着吃，对了，太阳嘴馋，最喜欢吃烤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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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住房交通把北京全堵死，然后就有办法了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北京关于购房的15条规矩出台后，一片哗然，仔细想想，这个政策究竟谁会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利益呢？
　　也就是说，在如此的重重限制之下，谁有资格买北京的房子？
　　第一类人是目前有北京户口且还没有2套房子或1套房子，有资格去买。
　　第二类人是目前在北京却没有户口且已经有了5年的纳税记录，可以买房子。但是，第二类人数量还真不好说，那些很需要房子的人，不见得有这套劳什子玩意儿，尤其是早晨出来摆油条煎饼摊的人，更是如此，也许已经在北京干了10年，不断地给城管什么的交这钱那费，却竟然是没有一次纳税记录的。而这样的状况究竟怪谁呢？怪这些人不懂？还是怪我们的纳税管理部门，没有那设备、能力、和心？
　　
　　而北京市的政策（当然，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化）则是先限制身份，这一点倒是和我们的博士生导师资格遴选有得一拼，先弄身份的槛，再说别的，用身份截住大批人，然后被截住的人就好好回家抱怨自己爹娘生自己生的不对去吧。而那些过了身份门槛的人呢，就好好庆幸您和主流如此一致吧，弹冠相庆，不亦乐乎。
 
　　当然，肯定有管理者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确实有点这意思，我也承认，我也知道中国人的农民式狡猾，教育系统就有个现成的例子，海淀区本来说要用公立学校解决所有农民工孩子的上学问题，结果，风声传出，很多在北京工作的农民工抓紧电话告知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说你们家的娃娃，本来在村里学校上的好好的，别上了，来北京上好小学吧，都免费，于是，恨不得把全国的孩子都挪到北京来。
　　应该说，这事就是农民工的不对了。本来因为你家孩子在这里读农民工子弟学校，确实委屈，应该和所谓拥有北京户口的孩子一起读公立学校，但是，呼朋唤友这个就有点夸张了。最后，这个政策只好胎死腹中，无法执行下去。
 
　　在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本性现状的基础上，再来理解一下管理者，我发现我还是无法理解，毕竟，人究竟都哪些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虽然说中国的宪法是写着浪费纸张的，但是，理论上的生来平等总还是大家都理解的。
　　也因此，即便是把北京堵死，都去买个3万块钱的汽车开开，或者家家都去买个房子来住住，都属于基本权利的一部分，你可以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也还可以用点管理措施，比如在北京整个区域内不再建设任何新房子，不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吗？但是，直接不让部分人群买，那就从根本上错了。
 
　　如果北京的道路上行驶1500万辆车，不堵死都不可能，不过真的堵死了，我倒是相信会重生，要不彻底迁都（哪怕迁到延庆去），北京的道路也会立刻空下来，房子，贵到20万一平米，不也就到头了嘛！还能到100万一平米去？
 
　　如果不堵死北京，还想优化，还要讨巧，我看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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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为一流大学，先从常识性做法开始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作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就是不要本着为谁谁服务的宗旨去培养学生。即便是“为整个人类服务”这样高尚的说法，也显得有点强人所难，毕竟，应该允许有的人上完大学后自得其乐，不去积极实现其社会“正”价值。而“听话、出活”这类奴才培养思路，是连教育是什么都还不知道的人才会说的话。
　　
　　在俺看来，能够具备“健全之人格（学生的基本素质）、独立之思维（先进思想的孕育）、自由之探索（科学研究本身）”的三个基本特征，方是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常识。
　　
　　当然，这三个东西显得“虚”了一些，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操作性的常识，那就是究竟用什么样的人来培养学历最高的人？再具体一点，那就是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者应该具备什么身份？
　　
　　据我所知，在博士生指导者的身份问题上，那些所谓“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反而没有一个与我国大学这般设置了一套复杂的高门槛规定，必须得首先是“正”教授且还得单独认定资格后才能指导博士生，人家是只要受过完整的科学训练，自身有博士学位或者有自己的研究方向，有学生愿意来读博士，这笔“买卖”就做成了。当然，今天有些大学还会要求教授有研究项目和经费，不过这个实在并非是必须，因为学生可以通过申请大学的奖学金或者教学助理来完成学业，甚至，那些有钱玩研究又有兴趣做下去的“X二代”学生，还可能让老爹老娘帮着出钱来读这个博士。
　　
　　说到资格和身份，象牙塔的大学当然也无法避免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差别（比如大学里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之分，管理层还有校长、教务长、系主任这样的上下级差异），但是，能够减少的等级还是应该尽量减少的，这个如同奥卡姆剃刀原则一般，“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大学则应“如无必要，勿增等级”。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大家都是教授，不过前面多个前缀而已，或助理（assistant）或副(associate)，但是都是教授，省略掉前缀直接说教授也没什么不对，也因此，指导博士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资格上的门槛，凡叫做教授的人都可以。
　　事实上，西方大学有前缀和没前缀的教授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资上，有些年头长的则可能有一个tenured的不同。
　　
　　而我们国家的大学，则从一开始入校当老师就会在你面前设立N多的门槛，当你进入一个新门槛，立刻就多了一份待遇（不仅仅是涨了工资和各类补贴这么简单），这些门槛的实质难道不是在前进道路上设置的绊子，且都是高高的绊子，让人一迈一个跟头，不小心都不行。而如果你只是副教授，别人偶尔喊你教授，却还有别人在场诧异着，你还得抓紧做羞涩状，说“俺们还只是副高，不是正高，您老高看了”，如此等等，把森严的等级嵌入到每个人的脑子深处和骨髓里，让你随心所欲怎么做都不会出圈多远。
 
　　在这样的等级森严、待遇层次多样的环境下，自由之思想，即便是在自然科学这个与社会并无什么直接联系的领域，也很难做到。
　　
　　也所以，今天的中国有第一所大学——清华大学——最近取消了副教授不能作为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禁令”，对于中国来说竟然是破天荒的，而实际上，这仅仅是在“常识”路上走出了第一步而已。而即便这样简单的常识，我们的大学不知道的还有很多，而糟糕的是，我们中国的大学似乎都还不想去掌握，更不会主动使用。
　　
　　清华大学过几周就变成世界一流自然是笑谈（估计顾校长在做报告谈到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时都会羞赧地笑笑，他自己的心里话也许是“我其实指的是70年前的清华，相对论说时间可以推移，昨天就是今天，今天也是明天”），不过，清华大学敢于向大家展示自己开始学习并使用第一个关于大学的常识，并果断推进下去，还是有勇气的，这样的勇气之下，清华大学还会真正学到手关于大学的第二个第三个常识，并日积月累地将所有常识慢慢学到手里，为真正向世界一流迈进打下基础。
　　
　　当我国大学的领导者们掌握了大学的基本常识，才算是往正常大学的路上蹒跚了最开始的一步，而从正常到卓越的距离比从不正常到正常还要容易。我家陈热闹开始稳稳当当地走路是在2岁时才完全学会的，而回忆起她从不会走路到迈出艰难的第一步，那也确实让我这个当爹的异常感慨和惊喜，而从第一步到走遍世界则相比要简单。
　　也因此，尽管原来我对清华大学的一些不符合常识的做法不时冷嘲热讽一下，今天我却开始看好清华大学，并乐观地做如下猜测：就象这样走下去，经过20-30年左右的时间，清华大学能够引进所有的大学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在此基础上再次起步，再经过30-50年的时间有希望进入世界一流。
　　
　　而其他大学，不是我看不起它们，就目前这些能耐，连身为大学的最基本常识都还没学会呢，距离真正实施更是云里雾里，基本还属于我们家陈热闹1岁这个阶段，奢谈什么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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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一句清华大学，继续好好地搞！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70年前的清华大学就已经是国际一流大学，后来当然也还可以，至少位于宝岛台湾的清华大学也还国际着，只是大陆的这个距离一流渐行渐远，直到成为三流以下。而今天的清华则马上就要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了，扳着指头算日子，好像离宣布成为世界一流的那一天差不几周了。
　　 
　　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确实能当世界一流，清华大学又有一则消息从教育部（为啥去教育部发布？费解）的发布会上传来，那就是彻底取消博士生导师评聘制度（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2/244319.shtm），所有副教授都可以直接招博士。
　　
　　应该说，尽管副教授（乃至助理教授）带博士生在海外发达国家的大学里都是常事、常识，但是，中国的大学却屡屡在这个问题上欲说还羞，即便校长的博士学位都是跟海外的副教授拿到的，国内的大学也只有少数乃至极个别的副教授经过学校的层层特批才能有带博士的资格，即便如此，很多也只是副导师罢了，而99%以上有博士点的大学则把这个资格当成一个未出嫁的大姑娘一般，宝贝得很，就差象山西人一样把她拴到楼上了（山西人可别生气）。
　　
　　可以这么说，大学不让副教授（乃至助理教授）指导博士，简直是愚蠢透顶！愚不可及！
　　
　　更加糟糕的另外一面在于全国范围内一直在大批扩招博士，于是使得原来的博士生导师不堪重负，一个导师带70个硕士生博士生的情况屡见报道，现实中俺们也认识几个这样的牛人。
　　
　　对于副教授可以带博士这个常识的认知，清华大学还特别给了理由：“近年来学校副教授的水平越来越高，学术思维活跃、创新能力突出，其中很多人都具备了指导博士的能力。很多年轻学者处在年富力强，最能出成就的阶段，但因为博导评聘制度的束缚却迟迟不能带博士。”
　　
　　依我看，这个理由给得都多余。因为那些话也是常识，还以为大家真不知道呀！
　　
　　好在清华大学的人知道这样的现状且愿意采取行动让副教授招博士了，虽然对于我们沉疴多年的教育系统来说，即便是回归常识，改变也还需要时间，不过，迟来也比迟迟不来要好得多。
　　
　　其实，师多生少可以促进弱势学生群体的自主选择，这更是大好事，我相信有些学生可能会奔了钱去（跟这个老师发的补贴多，跟那个穷导师不给钱），但是，更多愿意有个更光明学术未来的学生会奔了有学术希望的导师去。
　　
　　博士招生的总量是教育部确定，而在内部的分配则由学校决定，下一步也许会产生冷门学科的招生困难。研究学问这个东西，如果完全由市场决定也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怎么保证在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确保一些冷门学科的持续发展，是下一步值得考虑的问题，应该会有机制保障。而学术一流却无钱的导师招生问题，也可能会使招生矛盾更加突出。
　　
　　今天的中国教育界还有很多常识需要补习，不过我相信未来，只是期待着美好的未来能够再早一点降临这个多灾多难又满怀希望的领域。
 
　　【“好好地搞！”是李鸿章那句著名合肥土话口头禅的缩略版，俺们在合肥待过几年，知道这话很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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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国的科技奖项由申请制变成推荐制

2011年2月27日星期日

“某科学家正在工作，突然电话铃响了，通知他的成果获了奖，一瞬间他愣住了，这个奖来得太突然，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正是中国媒体一直在广泛宣扬过的诺贝尔奖的得奖情景。
　　因为这个奖的不可预测性，还有过这样一个很好的故事。
　　某日本学者因为工作出色，是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很有可能得奖，为了抢到第一时间的新闻，每年记者们都长枪短炮地在他家外面或屋里等候，就想等着屋里电话铃响起，然后，老头一脸兴趣地跑到客厅或户外让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
　　有趣的是，记者们这样连续去了几年，而每年到了那个时候，老头也习惯了多给大家准备些茶和点心，如果一天都等不到电话就再送记者们离开。但是这样几年过后，还是没有电话从瑞典打来，记者们终于没了耐心，不去了。
　　随后，在他独自的寂寞等待里，老头某天却真得诺贝尔奖了，而记者们只能事后赶去了，于是留下一段有点好笑的科坛佳话。
　　  
　　我们天天盼日日想的诺贝尔“科学”奖就不是如我国的各类国家奖励的申请制，而是推荐制，很多人都拥有推荐资格，可是最后还得由那个显得有点神秘的panel review来最终拍板，瑞典的那群人自信自己有这样的眼光，而事实上，这个奖励的权威性证明他们一直以来的眼光确实好！即便偶有看错的时候。
　　而我们，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都是申请的，想着让我国的80岁的可爱老头们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写申请书，夸耀自己的影响多么大多么大，做的工作多么好多么好，不知道鹤发童颜下有没有一点羞涩。而当让去答辩的时候，说着其实本质是“我的科研工作值500万，他们的不值”这类话语，真是让人根本无法愉悦起来。国家主席给奖的那一刻确实显得很光荣，TVCC也报道，不过，那无限羞辱的申请过程，只能让人摇头复摇头。
　　 
　　既然这类奖项的申请过程总会有被羞辱的感觉，那么，中国实行当事人不知道的推荐制如何？
　　我觉得老李的“春天还会远吗”的说法有点过于乐观。真正实施这个制度，也许开始的几年效果尚可（当然也不好说），但是，里面的漏洞会很快被国人利用，要知道，我们钻洞的能力绝对是世界第一，要不隧道公里数怎么那么多呢。
 
　　我倾向于相信，在推荐新制度实施后，利益相关者们会纷纷粉墨登场：
 
　　一，好朋友推荐。虽然理论上应该到死都不告诉对方“我推荐你了”，实际上还是会暗中告诉一下对方，买个好，也许还能期待下次在其他场合下来个反推荐。甚至因为朋友关系，我推荐时你因为你文章多，我就说你看他文章多么厉害，全是高水平高档次的期刊；而我的文章少，到时候你自然会说“那文章一篇能顶100篇”，三年不鸣一直憋着，突然发篇文章还不是天下第一嘛，也一样有资格得奖。也就是说，不管文章多还是少，“理”都是他们的，气死你没商量。这类朋友真是“好”朋友啊！
　　
　　二，师生间推荐。老师无限提携学生的事情在我国出现的太多，本文都不必专门提及了，说个反向的。在我国院士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学生先当了院士，而老师水平也还可以，可是一时没当上，一到那个申请期，院士学生每年都主动找人推荐非院士老师，最后，老师终于当上了，皆大欢喜，学生也松了一口气。反向扶持，也很累！
　　
　　三，同门间推荐。
　　
　　四，两口子推荐。这个虽然看上去比较过分，不过说不定还就这个模式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如果推荐和水平无关，那就要贻笑大方了，毕竟这个关系使得一点隐蔽性都没有。
　　
　　五，合作者推荐。因为有过合作，经常换钱（你在甲基金委给我批个项目，我在乙丙部给你个课题），所以，得奖也相互支持支持。这个因为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会显得有些隐蔽。
 
　　六，其他各类隐秘关系的相互推荐。虽然不认识，但是是校友，当然首先考虑；或者虽然不认识，但是有人会未雨绸缪，事先公关。
　　
　　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实际顾虑之下，我个人认为，只能辅以更多的“但书”来保障公正性，让推荐者和决策者对恶劣推荐的更恶劣效果心存畏惧，心有余悸。这个机制设计在诺贝尔奖评选那里可以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国，绝对不可或缺。我们原来就有在长城的砖上刻名字的传统，也充分说明对自己同胞真是没法放心，只能用这等绝招。
　　具体措施可以是：
　　1，事先声明与公示。以上各类隐秘关系要在推荐时事先声明并广泛公示（纸媒网络等），尤其是明面上的利益相关性。
　　2，质疑制度。即便质疑起来中国人也厉害得很，也会扒到对方的祖坟，不过总比不让人质疑强很多。质疑是长期的，如果质疑得以成立，则当时的推荐者要连坐，受多种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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