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国的科技奖项由申请制变成推荐制

“某科学家正在工作,突然电话铃响了,通知他的成果获了奖,一瞬间他愣住了,这个奖来得太突然,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正是中国媒体一直在广泛宣扬过的诺贝尔奖的得奖情景。
  因为这个奖的不可预测性,还有过这样一个很好的故事。
  某日本学者因为工作出色,是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很有可能得奖,为了抢到第一时间的新闻,每年记者们都长枪短炮地在他家外面或屋里等候,就想等着屋里电话铃响起,然后,老头一脸兴趣地跑到客厅或户外让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
  有趣的是,记者们这样连续去了几年,而每年到了那个时候,老头也习惯了多给大家准备些茶和点心,如果一天都等不到电话就再送记者们离开。但是这样几年过后,还是没有电话从瑞典打来,记者们终于没了耐心,不去了。
  随后,在他独自的寂寞等待里,老头某天却真得诺贝尔奖了,而记者们只能事后赶去了,于是留下一段有点好笑的科坛佳话。
    
  我们天天盼日日想的诺贝尔“科学”奖就不是如我国的各类国家奖励的申请制,而是推荐制,很多人都拥有推荐资格,可是最后还得由那个显得有点神秘的panel review来最终拍板,瑞典的那群人自信自己有这样的眼光,而事实上,这个奖励的权威性证明他们一直以来的眼光确实好!即便偶有看错的时候。
  而我们,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都是申请的,想着让我国的80岁的可爱老头们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写申请书,夸耀自己的影响多么大多么大,做的工作多么好多么好,不知道鹤发童颜下有没有一点羞涩。而当让去答辩的时候,说着其实本质是“我的科研工作值500万,他们的不值”这类话语,真是让人根本无法愉悦起来。国家主席给奖的那一刻确实显得很光荣,TVCC也报道,不过,那无限羞辱的申请过程,只能让人摇头复摇头。
   
  既然这类奖项的申请过程总会有被羞辱的感觉,那么,中国实行当事人不知道的推荐制如何?
  我觉得老李的“春天还会远吗”的说法有点过于乐观。真正实施这个制度,也许开始的几年效果尚可(当然也不好说),但是,里面的漏洞会很快被国人利用,要知道,我们钻洞的能力绝对是世界第一,要不隧道公里数怎么那么多呢。
 
  我倾向于相信,在推荐新制度实施后,利益相关者们会纷纷粉墨登场:
 
  一,好朋友推荐。虽然理论上应该到死都不告诉对方“我推荐你了”,实际上还是会暗中告诉一下对方,买个好,也许还能期待下次在其他场合下来个反推荐。甚至因为朋友关系,我推荐时你因为你文章多,我就说你看他文章多么厉害,全是高水平高档次的期刊;而我的文章少,到时候你自然会说“那文章一篇能顶100篇”,三年不鸣一直憋着,突然发篇文章还不是天下第一嘛,也一样有资格得奖。也就是说,不管文章多还是少,“理”都是他们的,气死你没商量。这类朋友真是“好”朋友啊!
  
  二,师生间推荐。老师无限提携学生的事情在我国出现的太多,本文都不必专门提及了,说个反向的。在我国院士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学生先当了院士,而老师水平也还可以,可是一时没当上,一到那个申请期,院士学生每年都主动找人推荐非院士老师,最后,老师终于当上了,皆大欢喜,学生也松了一口气。反向扶持,也很累!
  
  三,同门间推荐。
  
  四,两口子推荐。这个虽然看上去比较过分,不过说不定还就这个模式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如果推荐和水平无关,那就要贻笑大方了,毕竟这个关系使得一点隐蔽性都没有。
  
  五,合作者推荐。因为有过合作,经常换钱(你在甲基金委给我批个项目,我在乙丙部给你个课题),所以,得奖也相互支持支持。这个因为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会显得有些隐蔽。
 
  六,其他各类隐秘关系的相互推荐。虽然不认识,但是是校友,当然首先考虑;或者虽然不认识,但是有人会未雨绸缪,事先公关。
  
  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实际顾虑之下,我个人认为,只能辅以更多的“但书”来保障公正性,让推荐者和决策者对恶劣推荐的更恶劣效果心存畏惧,心有余悸。这个机制设计在诺贝尔奖评选那里可以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国,绝对不可或缺。我们原来就有在长城的砖上刻名字的传统,也充分说明对自己同胞真是没法放心,只能用这等绝招。
  具体措施可以是:
  1,事先声明与公示。以上各类隐秘关系要在推荐时事先声明并广泛公示(纸媒网络等),尤其是明面上的利益相关性。
  2,质疑制度。即便质疑起来中国人也厉害得很,也会扒到对方的祖坟,不过总比不让人质疑强很多。质疑是长期的,如果质疑得以成立,则当时的推荐者要连坐,受多种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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