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国的科技奖项由申请制变成推荐制
“某科学家正在工作，突然电话铃响了，通知他的成果获了奖，一瞬间他愣住了，这个奖来得太突然，他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然，很多人都知道，这正是中国媒体一直在广泛宣扬过的诺贝尔奖的得奖情景。
因为这个奖的不可预测性，还有过这样一个很好的故事。
某日本学者因为工作出色，是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很有可能得奖，为了抢到第一时间的新闻，每年记者们都长枪短炮地在他家外面或屋里等候，就想等着屋里电话铃响起，然后，老头一脸兴趣地跑到客厅或户外让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
有趣的是，记者们这样连续去了几年，而每年到了那个时候，老头也习惯了多给大家准备些茶和点心，如果一天都等不到电话就再送记者们离开。但是这样几年过后，还是没有电话从瑞典打来，记者们终于没了耐心，不去了。
随后，在他独自的寂寞等待里，老头某天却真得诺贝尔奖了，而记者们只能事后赶去了，于是留下一段有点好笑的科坛佳话。
我们天天盼日日想的诺贝尔“科学”奖就不是如我国的各类国家奖励的申请制，而是推荐制，很多人都拥有推荐资格，可是最后还得由那个显得有点神秘的panel review来最终拍板，瑞典的那群人自信自己有这样的眼光，而事实上，这个奖励的权威性证明他们一直以来的眼光确实好！即便偶有看错的时候。
而我们，连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都是申请的，想着让我国的80岁的可爱老头们和自己的弟子一起写申请书，夸耀自己的影响多么大多么大，做的工作多么好多么好，不知道鹤发童颜下有没有一点羞涩。而当让去答辩的时候，说着其实本质是“我的科研工作值500万，他们的不值”这类话语，真是让人根本无法愉悦起来。国家主席给奖的那一刻确实显得很光荣，TVCC也报道，不过，那无限羞辱的申请过程，只能让人摇头复摇头。
既然这类奖项的申请过程总会有被羞辱的感觉，那么，中国实行当事人不知道的推荐制如何？
我觉得老李的“春天还会远吗”的说法有点过于乐观。真正实施这个制度，也许开始的几年效果尚可（当然也不好说），但是，里面的漏洞会很快被国人利用，要知道，我们钻洞的能力绝对是世界第一，要不隧道公里数怎么那么多呢。
我倾向于相信，在推荐新制度实施后，利益相关者们会纷纷粉墨登场：
一，好朋友推荐。虽然理论上应该到死都不告诉对方“我推荐你了”，实际上还是会暗中告诉一下对方，买个好，也许还能期待下次在其他场合下来个反推荐。甚至因为朋友关系，我推荐时你因为你文章多，我就说你看他文章多么厉害，全是高水平高档次的期刊；而我的文章少，到时候你自然会说“那文章一篇能顶100篇”，三年不鸣一直憋着，突然发篇文章还不是天下第一嘛，也一样有资格得奖。也就是说，不管文章多还是少，“理”都是他们的，气死你没商量。这类朋友真是“好”朋友啊！
二，师生间推荐。老师无限提携学生的事情在我国出现的太多，本文都不必专门提及了，说个反向的。在我国院士制度实行过程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学生先当了院士，而老师水平也还可以，可是一时没当上，一到那个申请期，院士学生每年都主动找人推荐非院士老师，最后，老师终于当上了，皆大欢喜，学生也松了一口气。反向扶持，也很累！
三，同门间推荐。
四，两口子推荐。这个虽然看上去比较过分，不过说不定还就这个模式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如果推荐和水平无关，那就要贻笑大方了，毕竟这个关系使得一点隐蔽性都没有。
五，合作者推荐。因为有过合作，经常换钱（你在甲基金委给我批个项目，我在乙丙部给你个课题），所以，得奖也相互支持支持。这个因为没有直接的亲缘关系，会显得有些隐蔽。
六，其他各类隐秘关系的相互推荐。虽然不认识，但是是校友，当然首先考虑；或者虽然不认识，但是有人会未雨绸缪，事先公关。
因此，在这样的一种实际顾虑之下，我个人认为，只能辅以更多的“但书”来保障公正性，让推荐者和决策者对恶劣推荐的更恶劣效果心存畏惧，心有余悸。这个机制设计在诺贝尔奖评选那里可以是没有的，但是在中国，绝对不可或缺。我们原来就有在长城的砖上刻名字的传统，也充分说明对自己同胞真是没法放心，只能用这等绝招。
具体措施可以是：
1，事先声明与公示。以上各类隐秘关系要在推荐时事先声明并广泛公示（纸媒网络等），尤其是明面上的利益相关性。
2，质疑制度。即便质疑起来中国人也厉害得很，也会扒到对方的祖坟，不过总比不让人质疑强很多。质疑是长期的，如果质疑得以成立，则当时的推荐者要连坐，受多种羞辱！